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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天下”
假如以中国式的眼光来观察欧洲，可能会得出一个比较“雷人”的结论——一直以来，欧洲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状态。
简单概述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就是在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疆域之内包含了若干完全独立的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大伙都是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国人基于利益、族群对国君、对国家都有一定的归属感，但大伙又都遵从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相同的文化体系。东周时代的洛邑（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的都城所在之地），论“硬实力”早已可以忽略不计，但作为文化象征的周天子，依然让天下人在心理上存在归属感，无论各诸侯国的君主打心眼里如何轻视周王室，这个精神层面的影响力都是不能忽视。即便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后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周的使者频繁出现在诸侯会盟之类的典礼场合——有他们也许没有什么用，但没有也肯定不行。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概念中，在“国”之外还有“天下”这个更大的概念存在，而所谓“天下”，某种程度上就是指中华文明可以涵盖之地。或者也可以这样来说，人的归属感从来都存在两条疆界：一条是现实中的，基于利益和权力，另一条则是存在于精神上的，前一条非常清晰，后一条则是模糊的。
其实这颗星球上的大部分地方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譬如之后出现的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从中亚到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圈，不考虑文化本身，从架构上说其实大伙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和其他文明圈子彻底“分道扬镳”——秦最终统一了六国，华夏至此归于大一统，我们的政治疆界与文明疆界至此基本上是重合的。
大一统的好处显而易见：“天下”一统首先意味着不再有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战火主要集中在北方蛮族交界的地带，大部分老百姓不再会受到战乱的袭扰；大一统还意味着只需存在一套国家管理机构，而无需“重复建设”——中央皇权客观上大大抑制了地方豪强的产生，到1800年时，全欧洲2/3的人口是完全的无产者，而同时期即清嘉庆五年时的中国，这样的无产者只占到总人口的10%，其余则是拥有土地或是土地长期租用权的自耕农，这意味着当时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要小于同时期的欧洲。
不止是中国，大一统同样是其他文化圈的诉求，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以统一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为目的战争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历史，直到如今，欧盟的建立以及欧元的发行，本质上依然是法、德试图以一种低烈度的模式逐步实现欧洲的统一——一件东西也许因为你早已习以为常而常常对它报以轻视和不屑，但当你看到别人为了得到它付出了何等的艰辛之时，就该明白这件被你轻视的东西其实是何等的珍贵。
“螃蟹效应”
从历史来看，中国绝对是个幸运的“另类”，在经历了东周大致四百年的“大争之世”之后，中国就从骨架层面完成了统一，而欧洲历经千年战乱，却依然是当初什么样如今基本还什么样——这一点看看地图便一目了然。东亚地区的格局是以大一统的中国为核心，周边散落着众多体量较小的国家——它们是中华文明辐射下的“模糊地带”；而欧洲则是一副“四分五裂”的态势，根本看不出“核心”在哪。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们暂且放下别的问题，只从地缘角度来看，为何两个文明圈子会有这样的不同。首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历史中统一基本都是“征服”的产物，再直白点说，统一是“打”出来的（比如美国，她不止是独立战争的产物，更是南北战争的产物）。就好比雨滴的形成有赖于尘埃作为内核来聚集水汽一样，一个文明圈子的统一，必然有赖于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征服、兼并直至统合其他力量，譬如战国时代的秦、秦末的刘邦集团、隋末的李唐关陇集团等。
而这样一支力量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其间除了其自身的经营外，也离不开对地利的依托。再打个比方，鸡蛋能够孵出小鸡，首先需要蛋壳保护里面的胚胎，其次蛋壳里要有足够的空间和养分供胚胎发育，再次，这个蛋壳还不能过厚，否则在胚胎最终成型的幼雏就不能破壳而出，憋死在蛋里。
放大到一统天下的层面来看，你会发现如此理想的“蛋壳”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好找。要形成一支足以荡涤天下的力量，从地利上而言它的根据地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可守——必须有足够的地理屏障，可以依托地势靠少部分资源就足已抵御外部入侵，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精力以及人力、物力资源来经营根据地，为未来积蓄力量；第二是能养——在地理屏障的后面，你的根据地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它不能过分地被割裂开，足够的土地、人口、资源，是蓄积力量的根本，而交通上的便利则有利于形成统一规划、令行禁止的社会体制，这样才有可能使得资源得以聚集，形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力；第三，可攻——忙活了这么多，最终你是为了要打出去，这就如同雏鸡最终要破壳而出一个道理，从信息流和物流来讲，交通过于闭塞的地区也许便于防守，但很难有所作为，因为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三国时代刘备的蜀汉政权始终没有做大，便是对后两条的最好验证[ 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地缘政治来说，这个地理特质给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权带来了至少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一，蜀地内部交通不畅，导致地方势力难以约束，很容易就会成为土皇帝，事实上刘备得以入蜀，很大程度上便是川蜀大族和刘璋政权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一段最终被文人们演义成了《三国演义》中的“张松献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军阀割据以及袍哥占山为王在四川地区普遍存在；其二，川内的交通不便使得出川作战在后勤上困难重重，而蜀汉政权定都在远离北方的成都而非重庆，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历史上诸葛亮历次北伐，后勤无不成为蜀军的致命伤。
]。
上面这套说辞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就是古代战略家常常提及的“形胜之地”。而历朝历代，中国的形胜之地首推我国西北部的关陇地区。以守而言，关中依托陕北高原、太行山脉以及秦岭等天然屏护，只要守住函谷关、武关、潼关等几处关隘，那么即便天下大乱，关陇之地也依然可以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安定的状态；以养而言，越过几处险要的关隘之后，则是关中平原的沃野千里——没有明显的地理屏障，可以提供足够的土地和人口。而以攻而言，由关中地区东出函谷关，很快就可以打到四通八达的中原地区，由此一直向南，推进到江淮地区越过长江，再无任何明显的地理屏障能够阻挡，而由此处南下走汉中，则可以很方便地进出中国地域最封闭的巴蜀地区，由此整个天下就尽归你手。从历史上看，周、秦、汉、隋、唐等王朝，起始之地都在关陇地区，即便到了近现代，中共的核心根据地依然是甘陕地区。（当初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政府就曾有人称之为是“关陇复辟”。）
而地球另外一端的欧洲，恰恰缺乏这样一块形胜之地。众所周知，欧洲文化非常推崇希腊和罗马，而两厢比较之下，罗马对欧洲的影响可能要更为深远，现今欧洲的基本格局，便始于罗马帝国。而罗马之所以能够一度兴盛起来，则是因为她可以算作是半个形胜之地。
依托阿尔卑斯山脉，罗马可以比较容易的抵御来自西欧蛮族的袭扰，这样可以给意大利半岛的文明足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和壮大。但是这块土地能够给罗马人的优势也就到此为止了。与希腊半岛一样，意大利半岛同样是狭窄的多山地形，大大小小的山脉把整个半岛分成了一个个狭小的平原，而这些平原之上最终产生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可以形成一套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运行模式，这样的地形决定了各个城邦谁比谁都大不了太多，谁都无法对别人形成压倒性优势——空间就这么大；不止如此，你和邻居还隔有大量的山脉，因此无法进行长距离的远征。这个我们可以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军制上看出来，不论是希腊军团还是罗马军团，数量始终都不大，而作战方式以步兵排成非常密集的方阵为主，原因便是地形限制的结果，狭小范围内你没办法也没必要进行大范围、高速度的战场调动，况且也没那么多兵员。中国古代那种动辄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大兵团作战在同时期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这种地理分割下的细碎格局，谁也无法吃掉别人，大伙儿就只得商量着来，于是就产生了古罗马最初的基于地方贵族的共和制国体。再后来，以斯巴达克斯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奴隶起义使得整个罗马面临空前危机，这个时候必须得从各处调动资源来镇压起义，而传统的财力不是很强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从而产生了像克拉苏这样的财阀，以及庞贝、恺撒这样的军事贵族。从此，罗马由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
在罗马的强势文明衰落后，西欧的日耳曼民族开始兴盛起来，欧洲的重心开始由南欧移向西欧。至此，欧洲统一的念想也就差不多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看东欧。东欧在历史上一直要面对的是来自东方的军事压力，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如前文所言，一个政权假如总是处于战争状态，没有片刻喘息之机用于积蓄国力，梳理权力结构，那么即便靠不断征战打出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它完成统一战争。
再看西欧。西欧虽然因为有东欧国家做肉盾，不用直接面对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可那里一马平川的地形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地理上的屏障，西欧各个诸侯国除了玩命修筑城堡，扩张军队，再没什么可以依托用来保障安全的。这样一来，欧洲的历史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国家之间不断地你打我、我打你，谁也没有喘口气的时间来发展壮大自己。强盛时可以四下出击打别人，可一旦碰上天灾或是政权变动，国势稍一逆转，便立马被动挨打，此前的战果统统归零……这样的局面延续到现代，就是我们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
假如把一只螃蟹放在竹篓里，你必须要记得盖盖子，否则它很容易爬出来，可如果是很多只螃蟹，那你大可放心，甚至根本不用去管，因为任何一只螃蟹在它要爬出竹篓的时候，总会被其他的螃蟹拽下来，结果是一筐螃蟹谁都爬不出来。经过上千年的战乱，今日的欧洲在统一的基督教文明之下依然是邦国林立，说到底，欧洲就是这一筐“螃蟹”。如今的欧债危机，除了各国内部的种种问题外，各国之间有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相互拖拽，说到底依旧是一种“螃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