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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对朝战略的两次失误
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早在中国政治重心东迁之前，朝鲜半岛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了。汉武帝元封三年，汉帝国最初在朝鲜设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个郡，以此来保证整个辽东地区的稳固。到了三国时代，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占了朝鲜半岛，曹操随即派遣司马懿予以征讨，最终夺回了乐浪、带方两郡，以这两个郡牵制了整个辽东，由此保障了曹魏不受东北方向的压力，顺带着当时的日本倭王[ 唐朝以前日本国君对外称呼为“倭王”，天皇一词一般认为来自高宗时代的唐朝，最初是对唐高宗李治的尊称。
]迫于司马懿大军的威势，遣使经朝鲜带方郡向洛阳朝贡，由此拉开了中日交通的序幕。但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东汉末年的动乱终归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汉民族对北方边疆地区的控制，除了西北地区之外，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丽也借机坐大，除了占据了辽东的部分区域之外，还吞并了朝鲜半岛的“乐浪四郡”，至晋代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政权，国内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高句丽和刘渊、苻坚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断坐大的高句丽政权最终威胁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稳定，当时高句丽不断攻伐亲中原政权的鲜卑和契丹，这才有了隋唐两朝的征高丽。唐自太宗征伐朝鲜重创高句丽之后，改变了对其的战术，变大规模攻坚为对外围零打碎敲——大致的方式就是一直盯着他们但不过去摧城拔寨，只是一到农忙时节就不失时机地过去砍人烧庄稼，完事以后也不占领，直接拍屁股走人，留下一片狼藉给高句丽政权收拾，来年继续下一轮。如此反复折腾，再强悍的政权也无计可施，至高宗李治时代，高句丽民族打DNA上最终被唐朝给灭了，原本居于朝鲜半岛南部被高句丽压倒喘不上气的百济和新罗人由此方才得以延续，再往后便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朝鲜民族。
在这个时期唐朝的“对朝政策”曾出现过一个不小的失误，就是对居于朝鲜最南端挨着对马海峡的新罗人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借助高句丽被灭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新罗人迅速壮大，并且与日本相互联合，形成了新的敌对势力，这使得唐帝国不得不再次出兵半岛征伐新罗，捎带着在白江口重创了前来干涉的日本人。二次出兵朝鲜使得日本心甘情愿臣服于唐，但从全局而论，唐对朝鲜的控制力对比汉依旧是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从直接统辖变成了属国式的间接控制。
至明朝，由于此时国都已经定在北京，朝鲜的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朝鲜”这个名字，便是明太祖朱元璋所起。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之后，便发兵入侵朝鲜，为了保卫辽东的战略安全，万历年间明廷出兵朝鲜抗日援朝，最终稳固了半岛的局势。后世有人将明的灭亡，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万历年间的几次对外用兵“消耗了国力”。但从后面的历史看，如果当时明不保朝鲜，导致辽东乃至华北不稳，中央权威丧失，那恐怕结果只会更惨。
中国对朝鲜半岛第二次犯下战略错误是在清末。当时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家力量已经可以高度整合，于是日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不仅仅是对中国，在地缘上朝鲜半岛对日本而言同样是可进可退的战略要地，借助朝鲜内部变乱，日本开始以切香肠的方式向朝鲜伸手了。而同一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正搞的热火朝天，东南诸省正处于大发财的时代，面对日本觊觎朝鲜，清帝国算起了“小账”却忘了“大账”。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把中国当成朝、日之间的“调停人”，这看似是把清朝给择了出来，避免了干涉的成本，可问题是朝鲜半岛恰恰是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所在。对日本而言朝鲜的战略价值同样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后面会细说），这就意味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在当时绝非是靠调停就可以解决的。
最终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清最终还是得选择武力解决，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甲午战争。虽然从GDP看清对日本占绝对优势，但事实是清廷的中央权威和国家动员能力自乾隆年间开始便不断退化，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央政府面对着国内天量的财富其实只能干瞪眼，根本没办法把它们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战争潜力，光说北洋舰队因为一座颐和园就买不起新舰，问题是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依旧五倍于日本。从这一点讲，甲午之败清廷败得一点都不冤枉——并非是什么日本人打断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所谓的“现代化”经不起外敌入侵的检验。
除了再一次割地赔款之外，表面上看清朝是光丢了朝鲜一个属国。可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东北地区的地缘安全、华北和蒙古的地缘安全、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一个又一个命门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块挨一块地倒了下去。甲午战争结束六年后，1900年庚子之役中东南诸省以东南互保的名义单独和西方列强媾和，这标志着清廷的权威性已经衰落到和春秋战国时的周王室差不多的境地，而回顾历史，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宋之前历朝历代失关中则皇权必然衰微其实是一个道理。
日本得到朝鲜这个跳板后，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就此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东北地区就此完全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作为传统上政治重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由此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就为后来中国军阀混战、分裂乃至后来国民党政权的合而不统埋下了伏笔。之后的“9·18”事变国民政府不发一枪一弹就丢了东三省，这可以说是给了日本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但终归也还是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依照当时中日间的国势来论，日本人如果以朝鲜为跳板，打赢了就占领了，打输了就退回半岛[ “9·18”事变当晚，石原莞尔其实就做过战败的准备和部署，一旦日军被东北军打败了，就接应他们过鸭绿江撤回朝鲜。
]，东三省的前景同样是非常危险，当然不至于像“9·18”那样丢得如此不堪。
不仅仅是陆上，丢失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海防同样是灾难性的。事实上甲午之后清廷还是重建过铁甲舰队的，但甲午之后中国海上力量所起的作用在历史上却鲜有记载，为何？甲午之后，日本人据有了朝鲜和台湾，即便中国重新再搞一个北洋舰队出来，南边是台湾，北边是朝鲜，南北两头被日本人一夹击，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就只剩下地图上沿海区域窄窄的一条线了，自然很难再有多大作为。直到如今，新中国已经建国60多年，但是在海洋方向的这个地缘劣势依旧存在，依旧是在日、韩、台三点互成犄角之势控制中国的布局之中，只不过背后的操盘手由日本人换成了美国人。和平时期或许感觉不出什么，可是到了战时问题马上就会显现出来。面对这个问题总有人说现代化战争大伙都在天上飞，所以地理因素没用了，可果真如此吗？假设未来中日之间因为某种原因在东海海域打一仗，你选择打最“现代化”的海空战，那么即便台湾地区和韩国宣布中立不去掺和，但是只要人家说为了避免误伤、误判要强化空中戒备，要给自己划一个隔离带出来，那对中国大陆而言，能留给飞机、巡航导弹的空中通道就只剩下窄窄的一条，而且即便韩国、台湾地区明面上不参与，但人家私下和日本共享雷达侦查情报你又该如何应对？这就又等于给日方在海上增加了数百公里的防御纵深……说到底，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战争的关键要素，起码说在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过时。
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其实俄罗斯和朝鲜的历史渊源也不浅。甲午之后日本第二场赌国运的战争便是日俄战争，这中间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朝鲜半岛——细说起来其实东亚地区的近代史，多一半篇幅都离不开东三省和朝鲜。众所周知，由于地理原因，俄罗斯一直缺乏像样的出海口，因此获取不冻港进入温水海域一直是俄罗斯数百年来的不曾放弃的战略目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开始整体松散化，沙俄乘机南下抢占中国东北地区，由此引出了后面的日俄战争。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占领朝鲜而吃不到东北地区，从地缘战略上说等于前面做的全都白忙活了，更要命的是俄国当时是准备进一步南下取朝鲜半岛的，这对于日本而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发展而是活命的问题了——对马海峡实在太窄了，冰河时代远古人类用两条腿就可以溜达过去。即便大伙都是“文明国家”，日本人也是绝不敢在本土和北极熊隔海相望的——这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事关国运的事情绝容不得半点侥幸，而如今却有人天真地认为一道鸭绿江就可以保东北地区太平无事。
比较有意思的是，“三八线”其实正是这个时期由日本人发明出来的。1896年，为了延缓俄国人南下的步伐，日本提出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由日俄来南北平分，而从北纬38度划线正好是分得最均匀的——至于二战后美苏还是以三八线为界，是因为这个缘故，还是因为此处的历史沿革，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1905年打赢日俄战争以后，虽然日本没有得到一分钱战争赔款，还搭进去数倍于甲午战争的战争费用和人员伤亡，但却消除了侧翼的隐患，之后便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1910年正式将朝鲜划归为日本的一个省。而在更早的1906年，日本开始在东三省设立“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将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并设立殖民机构“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大举渗透，为日后的“9·18”事变乃至日本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俄国虽然“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原话），但是俄国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却在战败后无法再被压制，战争期间日本间谍明石元二郎利用俄国的社会矛盾在其国内四处策动工人和农民暴动，最终这一举动无意中却为后来的十月革命打下了基础[ 《军国的幕僚》，俞天任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4月出版。
]。
此后，1950年朝鲜半岛再燃战火，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半岛再次成为冷战最前沿，这段历史想必读者应该早已熟悉，在此就不再加以赘述。众所周知，当时的东北地区集中了全国重工业的75%，是国家工业化的“种子库”，如果朝鲜半岛被美国人所控制，那么从安全角度考虑，众多工业设施势必内迁，东北地区原有的铁路、公路、桥梁、电力、矿业等基础设置就只能白白浪费掉，把东北地区的产业工人全部拖家带口迁往关内更是不现实的，而拜国民党政府数十年统治所赐，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基础设施，在关内你都只能从零开始，如此一来中国的工业化将拖到何年何月就只有天知道了。
而抗美援朝远不限于这一点。回顾明清两朝的历史，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这两个王朝的衰败路径几乎是如出一辙：中央政府权威下降，原本富足的东南诸省的士绅集团相应的便坐大，而坐大的士绅集团凭借自己在经济、舆论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向中央政府要求权力让渡，而这就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不足则行动力必然下降，于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便跟着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帝国便逐步进入了一个“死亡螺旋”。
清朝末年甲午战败，李鸿章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但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东南地主士绅集团并未因此失势，为何？李鸿章丢掉的是北洋水师，可朝廷丢掉了战略屏障，一个自身难保的朝廷，自然只能是更加依赖于能和洋人打交道的李鸿章了（或者说洋人更乐于和李鸿章打交道）。如前文所言，后来中国军阀割据、有合无统的困局，最初便由此而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仅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进步，也是国家重新向“大一统”的回归。要实现国家大一统，首先就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个“权威”必须是有实际基础作为保障的，而这其中地缘安全便是基础中的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顿时欣喜若狂，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都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并非是因为他们不智，恰恰是表明蒋介石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从明、清两朝的经验看，朝鲜一丢，中共在北方建立的政治根基同样要出现动摇。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守十方可得之六七”——国家利益的延伸并不会止于地图上的那条国境线，在你的利益边界之外必须要留有一定的缓冲带。譬如当初苏军撤离阿富汗，这就等于把中亚方向的防线从境外退回到了国境线，而紧随其后便是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告独立，接着车臣开始叛乱，进而波及更靠近俄罗斯腹地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连首都莫斯科都随之受到恐怖袭击威胁。这个问题放到东亚地区同样是这个道理。如今有一种声音，认为现代远程武器决定了“缓冲区”不重要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武器远程化不等于说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安全诉求，而只能意味着你必须把防线向外推（落到现实中就是美军需要撤离朝鲜半岛），这就好比别人有了长剑不等于说你就要扔掉短刀任他去砍，你只能是去换更长的剑。
考量地缘政治的第二个基本点在于，多做“败世”谋而非“盛世”谋。所谓战略，要考虑的就不是眼下几天的问题，而是要考量子孙后代的问题。有句俗话叫做“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国家和民族同样如此，世界上不存在千年不衰的国家。某种程度上说，成功的战略布局最重要的不在于争取到可观的胜利，而在于在面对最糟糕的失败时，仍然能给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回旋余地。总有人说如今中国强大了，没有谁敢再像当年日本那样从陆上侵略中国，但是谁又能预见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久远的事情呢？而如今仍旧大半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格局，恰恰就是百余年前布局的结果，正是这套体系保证了西欧人在总体衰弱了半个世纪以后，仍可以过着比中国人更舒适的日子。
回过头再看朝鲜半岛乃至中国周边的其他热点区域，中国需要关注乃至影响它们，其实无需任何具体的理由，因为这里关乎中国的地缘安全乃至国运，与此相比其他问题皆是枝节。同样，也不应该因为某些具体问题，而修改大的战略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