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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格”说“势”
如果偶尔咬文嚼字一下，会发现我们的语言非常有意思——二字成一词（古文里面更多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用），而这一个词里面往往包含两层意思：譬如“局势”，细究起来所谓“局”就是指现在的状态，而“势”则隐含着未来走势、趋势；再比如“格局”，“局”还是前面那个意思，而“格”则指一直以来早已固化的因素。而本文中我们所说的“形胜之地”，其实就是一个“格”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说“格”明而“势”定。当然，笔者并无意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回顾历史也必须看到，相似的地缘环境往往会让不同的人做出相似的选择，并且收获相似的结局。
以俄国为例，历史上的俄国面对来自西欧的军事威胁是由来已久的常态。拿破仑时代法军进攻俄国，就曾逼得库图佐夫一把火烧了莫斯科，用坚壁清野来对付法国人。不考虑正义性等问题，仅仅从我们这里的纯技术话题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战比较类似于“春秋时代式的”争霸之战，二战则更多是“战国时代式”的灭国之战，是奔着统一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去的，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其实可以看作是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略延续。
对西欧而言，俄国不止意味着土地和资源，还是面向东方的陆路通道——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沙俄正是因为与中国陆上接壤，才占得了先机，也因此成为了英国人在远东的眼中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改变了信仰和政治形态就可以融入西欧，他们恰恰忽略了俄国在地缘上对西欧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连串的退让换来的却是北约东扩，这意味俄罗斯的安全态势一下子又退回到了苏德战争之前的样子——乌拉尔山以西的核心地带面向西欧缺乏战略纵深。所谓楚人无罪，怀璧其罪。
我们前面一直在拿中国的战国时代来比照欧洲。在笔者看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俄国和东周战国时代的秦国倒有几分相似。历史上，俄国被西欧各国视为蛮夷，这一点和秦非常像；从地缘上说，俄国地处东方偏狭之地，距离西欧文明的核心地带较远，这一点和秦也类似。而东欧地区就相当于秦国的河西之地，也就是战略纵深。近代历史上东欧被西欧控制了两次，之后分别便是法国和德国进攻俄国。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被纳入华约体系，苏联对德、法等西欧国家立马从守势变成了攻势。而战国时代，秦国对东方六国转守为攻的标志，也正是在于夺回了河西之地。
而从发展轨迹上说，春秋初期的秦国尚处于半农半牧半开化的状态，对比东方六国，一方面秦国在官制、币制（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没有自己的货币，国内交易多是以物易物）、税制、军制等方面皆落后中原地区百余年；而另一方面，秦国由于立国时间较短（周平王东迁之后才立国），也不存在如中原诸侯国那样数百年来沉淀下的氏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 战国时代的七大国中，四家属于“得位不正”——韩、赵、魏是“三家分晋”的产物，齐国则有“田氏代姜”。本质上说，这些事件都是大家族势力膨胀之后，通过政变推翻了此前由周天子册封的“合法政权”。相对于彻底的武力征服，这种方式得权的统治者更需要国内各个实力派，也就是大氏族的支持，而作为回报，必然要放权、让利给这些氏族。至于楚国和燕国，虽然没有出现江山易主的政变，但大族也早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譬如燕国在战国中期同样爆发过“子之之乱”，至于楚国，在战国后期的灭楚之战中，楚军依然是以贵族的私人武装为主，秦军所到之处，各部楚军都纷纷自顾自地忙于保护自家的封地，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无非是听个气势而已，作为个体楚人或许一时难以归服，但作为国家，楚国却的的确确是大而不坚、富而不强。
而在战国时代，各国君主最大的敌人并非是外敌，而恰恰是贵族擅权。不论作为个体的贵族私德如何，大量“这个君、那个君”（譬如所谓的战国四君子）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分散，大量的人口、钱粮、土地摆在那里，看似富足，却像一只生病的手一样，握不成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国的崛起便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积极吸纳中原文明；而至战国时代，秦国借助自身“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彻的一次变革，结束了贵族封建制，建立起了法、墨为本的皇权统治下的平民社会[ 这一观点取自孙皓晖先生所著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事实上中国的封建时代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正式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然终止了。所谓封建，顾名思义就是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关起门来过日子，名义上主权贵君王，但实际治权却掌握在封建领主手里。而在大一统时代，任何土地的治权从法理上说都不再是哪一家的私有财富，皇权通过直接任命官吏而和百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状态始于秦汉，终于唐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膨胀使得这种联系再一次被割裂，但是地域上的分裂，在此时已经做不到了。
]。在地缘战略方面，秦国在穆公时代面对中原国家基本以守为主，尽可能不参与中原争霸，与此同时，它把矛头对向了相对自己更为落后的西戎部族，通过向西不断扩张，一方面建立面对草原部族的防御纵深（秦立国之初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来自西北的草原部族），一方面也大大扩张了自身的国土范围，为未来积蓄了潜力。
而在差不多的格局环境下，俄国也走出了一条与此有着几分相似的历史轨迹：相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处于落后的农奴制社会阶段，自然也就鲜有西欧那样庞大的家族式的资本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崛起同样可视为“分两步走”——彼得大帝时代通过在各个领域引入西欧元素，俄国开始大幅度“西化”，最终步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而在一战期间，俄国国内的各类矛盾由于无处释放最终引发了二月革命，而同样是比较接近“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国情，最终将俄国造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 不考虑“质”，仅从量化上来说，在20世纪初期，强化资源集中，强化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纠错能力，最大限度缩小贫富差距……这几点其实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做，只不过幅度有大有小，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的最为深彻，其次是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完成了以上几点转变（当时美、英、日等国都对苏联模式做过详细的研究和实地考察），而二战之后取代西欧一跃成为世界新霸主的，恰恰是这两个国家。
]，由此苏联得以迅速完成工业化，并借助二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超级大国。更巧的是，俄国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西欧够不到的东南方向作为自己的主要扩张方向，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走下坡路的阶段，这最终给我们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再说德国，它的遭遇和战国时的魏国颇为相似。都是地处中枢，强大的时候可以四面出击，但也容易被四面掣肘，一旦国力衰退，就面临被撕裂的问题。德国的位置，决定了面对英、法、俄三家打谁都会被其他方向掣肘，这就是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会受制于两线作战。战国时代的魏国，打赵、打韩、打秦，都受到了齐、楚的牵制。而这种四面受敌的情形下，魏国国力一旦衰退，就再无机会崛起。同样，德国在战后，立马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