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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不利——中央苏区时代的失败
“土八路”最早是国民党和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蔑称，所谓“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和国际接轨”，没有“洋范儿”。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给面子，脚踏实地的“土范儿”往往能做到直触本质、“一剑封喉”。因为“土”，所以眼前也就少了许多玄之又玄理论说辞羁绊自己的思维，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可以简化为：身在何处——去向何处——能怎样过去（注意是“能”而不是“该”）。
很多时候，“没文化”未尝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至此红色革命根据地已遍布全国10个省的边界地区，其中赣西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被称为中央苏区。
革命并非打土豪、分田地那么简单，只有当新的经济体系被建立起来且可以稳定运行，革命才可以说是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筹建银行发行自己货币的计划随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开业，毛泽民出任行长[ 当时的国家银行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央行，除毛泽民外只有5名雇员，最多时也不过14人。
]，5个月后苏区币正式开始发行。
任何事物，第一次往往都意味着缺憾而非经典。自明清以来，从货币角度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银本位制国家，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型国家。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地方军阀、外国在华银行，他们发行的纸币往往无法保证信用，这使得银元在老百姓当中依旧保持着最高的认同度，银元是国内市场流通的主币——《茶馆》里面的乱兵敲诈王利发时就是不要钞票只要现大洋。
在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确定以银元为会计核算的本位币。1932年6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兑换国家银行钞票问题”的第十四号命令。命令规定：国家银行的钞票，“不得强迫人使用”，“一元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如光洋与杂洋价格不同的地方，杂洋应照补水”，“一角辅币券每十张兑付光洋一元，不满一元者不兑”。国家银行的兑换处、代兑处，“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如果熟悉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这一系列《条例》其实很大程度是受旧时代票号行业的职业戒律启发。
1933年，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封锁造成当地物资紧张、流言四起，很多商铺开始只收现洋，不收纸币。大批老百姓要求将纸币兑换为银元，苏区货币的信用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当时毛泽民的应对方式是依旧坚持一元纸币兑换一元现洋比价不变，不限量进行兑换，最终以这种方式暂时安定了人心，一天以后，钱之光从前线运回了缴获的银元以及盐巴、棉布等紧俏物资，这批物资迅速出现在了苏区政府主办的合作社，并且明确标明，只能以纸币（苏区币）购买，不接收现洋。由此，挤兑现象得以解除，苏区币的信用得到了保证，很多人又把现洋重新兑换成了纸币。
在这个有惊无险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显现出来。苏区币是一种银元本位制货币，而银元并非是靠自身发展生产力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因此它的多寡是苏区政府所无法自由控制的，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力度却可以直接影响银元的流入量，这就意味着虽然钞票是苏区银行印的，但货币主权至少说一大半并没有掌握在苏区手里。1948年第一套人民币在石家庄开始发行，当时的人民币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也不与任何外汇挂钩，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货币主权能够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而不再受制于人。或许正是这次早期的金融实践，给予了中共启发。
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启发是：钱之所以为“钱”，并非取决于它的质地，而在于它是否可以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金银等贵金属说到底只能提供一个心理依托，空有万两黄金，如果换不来一块面饼，那这万两黄金就不如一抔黄土。如果有可靠的生产体系，那么货币脱离金银本也无妨。如果没有自身稳定的工农业生产体系，金银对个人尚可解一时之急，对国家却作用有限。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或者是不懂这个道理，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谓的“黄金十年”中搞起来的不多的工业设施统统集中在了没有防御纵深的东部沿海；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聚敛黄金、美钞，不惜滥发金圆券导致国统区经济运行陷于瘫痪。而共产党恰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不惜付出巨大伤亡也要避免使用重炮，以保存上海的工业设施。这些都是后话。
仅就当时来看，虽然在战术层面苏区的货币战争有众多可圈可点的精彩之处，但就大势来看，无法掌握货币主权，以及苏区经济基础薄弱，物产难以维持正常消耗，这两条就注定了在战略层面苏区币依然居于下风。从1932年7月苏区币开始发行，到1934年10月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止的两年零三个月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苏区币事实上无法兑现的。
而随着反围剿战争形势的恶化，苏区面积日益缩小，原本薄弱的经济基础因此进一步弱化。苏区银行储备的银元被大量用于到白区采购物资，同时苏区币的印量不断激增，以供应战争和维持政权的开支。在流通区域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纸币发行量却猛增3倍，导致了物价飞速上涨，币值不断跌落，市场上公然拒用或折价使用中央苏区纸币现象时有发生，苏区财政状况因此开始不断恶化。货币战场与现实战争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
最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货币战争也随之失败。由此也验证出了一条更为根本的经济原理——枪杆子里不单出政权，也出货币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