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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国家、民族
对于国家或者文明而言，最有利、最值得骄傲的一面，往往也会在特定的时候成为最不利的一面，反之亦然。
所谓“大一统”，并非仅仅是疆域的合并那样简单，自秦统一华夏后，中华文明圈内部便一步步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秦汉开始，郡县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从军功制、农爵制到后来的科举制，给居于社会下层的有能之士提供了可操作的上升通道，除了不断给管理阶层补充新鲜血液外，也抑制了地方豪强做大，最大限度避免了“土皇帝”垄断地方权力的可能性；官山海、盐铁官营，从经济层面强化了中央集权；而遍布全国的官道、运河，则为信息和物资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的作用就好比混凝土中的钢筋；而至元代，朝廷重新划分了全国的行省范围——这个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今天，每一省的范围内都包含了多重地貌，换句话说，任何一省都无法独占山川河流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如此一来，无论是谁，再想凭借地理封闭性搞国中之国都是异常困难的。而在对国土的认识上，因为中国的政治疆界和文化疆界在古代基本是等同的，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政治概念里其实是有边疆而无边界，如今我们和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的争议，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追到这里。
再来看看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欧洲。在前文里我们提到过，平缓为主的地理环境使得欧洲地区缺乏一块“形胜之地”，这使得这块土地上的各个邦国始终处在一种强而无法做大、战而难有喘息、合而不能长久的状态之下。上千年以来，欧洲邦国间有始无终的战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从文明圈的角度来看，欧洲其实就像是一麻袋土豆，大伙不过是碰巧被装在了同一个口袋（基督教文明）里而已，彼此之间则是泾渭分明。“国境线”这种非常明确的概念最初就始于西方国家，背景就在这里——大伙既然互不统属，那自然要彼此分清楚。
有种说法是，这个世界上80%的争议其实都是源于对名词的理解。具体数据我们无从考证，但这句话放到这里，还是有道理。从前面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自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华文明圈和西方就走了不同的路径。两边很多认识的确是不一样的，而大伙看待对方的时候又都习惯“以己度人”，这就导致一个词他们说的时候和我们说的时候，想的可能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最起码，欧洲人说的“国”和如今我们说的“国”就有差别。客观来说，我们在法律层面接受了西方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但本质上说，“中国”依旧是五千年来“天下”这一概念的延续，这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改变的。
对欧洲来说，上千年的“战国时代”一方面导致了欧洲作为一个文明圈子远比中华文明要松散，另一方面各个邦国内部却又异常紧密。这个很好理解，常年的战乱使得大伙只能抱团才有机会生存，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那些不抱团的人群，在战乱中都已经被“自然选择”掉了。放到现实中来说，就是在西欧地区，人们特别强调民族这个概念——在古代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最好理由，恐怕就是血统了。所以西方人语境下的“国”其实说的是民族国家。在欧洲人的大脑里，同一民族下的认同感很多时候是要强过地图上的那条线，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民族单独成为一国是天经地义的，多个民族凑在一块就有谁吃掉谁的问题，《大侦探波罗》里面，波罗总是强调自己是比利时人而不是法国人，反映的其实就是欧洲人的这种民族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光政客，连老百姓也在西藏、新疆的问题上看中国不顺眼。这个不是你过去面对公众“澄清”一下就可以弄通的，我们已经在大一统的框架下生活了2000多年，而他们连一天都没有，分裂势力只要强调一下“民族特性”，就不难把那边的老百姓唬住。
与之相对的一个思维则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国家主义的思潮，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爱国主义”都成了需要避讳的词。这同样要归结于欧洲千年不变的战国格局。中国历代王朝的末期，多是诸侯林立，战乱不止，人口锐减。而欧洲上千年来都一直是这个状态，而且上千年打下来什么结果都没有，到最后还演化成了两次空前惨烈到极点的世界大战，这其中代价最大的自然是平民。在他们一些人眼里，他们的“国”是和战火不绝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思维和我们同样是不挨边的。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之类的“名人名句”，只能放在欧洲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他们的“国”是邦国，我们的“国”是“天下”，是中华文明圈，他们的“不爱国”是打仗打怕了，我们的“爱国”是为了“天下太平”。所谓“神我者生，形我者死”，不明就里就照着学别人是肯定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