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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
关于人类天性的元假设以及相关的概念导致了不被明说的关于人类行动本质的系列理论。当我们的推论太急时，这些概念就受到很大的扭曲。举例来说，社会学总以为行动者高度敏感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刺激，这一观点就被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Wrong）所批判，认为其是“现代社会学中对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1961），也就是认为人过度敏感于他人意见的一种概念，因此会完全服膺于建立在规范与价值上的规定，在社会化中将之完全内化，所以服从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的，丝毫感觉不到负担。
朗注意到，“社会学家最常有的任务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人类在各种情境中强烈地渴求并争取身旁朋友的良好意见，尤其是那些过度强调他人动机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因此社会学家会描述工厂工人更在乎其他工人的态度，超过他内心的经济动机的召唤……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批判这类研究的发现。我反对的是，虽然社会学家也会批判过去为试图找出人类某一行为的基本动机而进行的一些尝试，但他们自己心中却一直存在着人们的另一种渴望，就是想要得到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以赢得他人的认可”（1961：188-189）。
因为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缘故，这样的论述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他试图通过强调社会共有的价值来超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秩序的问题（1937：89-94）。帕森斯把霍布斯的观点归类为“功利主义”传统，从而攻击了视个人为原子的观点，反对个人不受别人或更广泛的文化及社会传统的影响。当然，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功利主义者，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就不会支持这样的分类。相反，这些社会学者还是展现出很大的兴趣去研究社会制度、规范与互动如何修正和形塑个人的行动（Camic，1979）。
帕森斯所谓的“功利主义”传统与“实证主义”传统大多数指的是古典经济学或20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 传统中最典型的论述就是化约主义，并且我们可以称为“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它拒绝了所有关于社会结构与关系对生产、分配或消费的影响。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能显著地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而影响价格或其他的交易条件。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这样理想的市场包括，“大量的作为价格接受者的匿名购买者与销售者提供完整的信息……交易双方没有任何持久的个人或社会性接触也能让交易运作良好。在完美竞争下，不会有讨价还价、协商沟通、相互劝告或相互调整，以及其他各种能促使双方相互熟知的重复接触或维持关系的操作，进而使合约成功地执行”（1982：1473）。
古典经济学家把社会关系当成竞争市场的累赘。因此，亚当·斯密（Adam Smith）抱怨说，“同一个交易中的人很少会见面，即使为了娱乐消遣。但如果为了密谋对抗公众或发展一些提高价格的策略，他们则会有所对话”。他的放任性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又不容许他提议反托拉斯的措施，但他确实曾主张撤消一项规定，不再让同一交易中的人登记在公开的名簿中，因为“这样公开披露信息会使交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去哪里找其他交易者”［（1776）1976：145］。比这个毫无说服力的政策建议更有趣的是，亚当·斯密隐含了一个假设，就是真正的完全竞争市场需要社会原子化。这样的立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比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价格理论》一书中表示，“如果经济主体间有个人关系，经济关系就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1946：24）。
虽然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一些非主流经济学者（如马克思以及德国历史学派），仍然对经济行动的一般社会条件感兴趣，但源自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更严谨和定量化传统却不断地缩小了研究的焦点，把非经济的因素排除在外。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方法论大论战中，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者”辗压了德国历史学派，从而使这样的排除获得最终胜利。边际主义方法，尤其是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极大化”的数学方法，化约地用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市场价格“解决”了古典的价值问题（Deane，1978，第七章）。
但是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与我们可以称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为“低度社会化”观点之间，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疑惑：两者都预设了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在“低度社会化”观点中，原子化来自个人利益的狭隘追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则导因于行为模式被内置，从而很少受到社会关系的持续影响。即使经济学中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开放的，让人的行为可能受到影响，但这样“过度社会化”下的、取决于社会价值与规范的内置化社会因素，并没有在这方面带来和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概念在个人原子化上取得了一致，进而把当下的社会背景排除在研究之外。这类疑惑的一致性却早为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所预示——深深陷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产生了完全的无序，然而一旦把权力交出去，权威的力量就变得温驯而高贵；靠着一纸“社会契约”的巧妙安排，人们就从“低度社会化”完全地倾向了“过度社会化”。
“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观点的一致性正好说明了，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如此容易就接受了关于文化的决定性力量的“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后者与化约主义相一致，以为个人一旦接受了文化的洗礼就不再需要注意社会位置与互动网络，其行动仍能得到有效分析。即使有一些关注社会关系的经济学模型（Becker，1976），也还是会抽离于关系的历史与他人关系的相对位置之外。在这些模型中，人际关系都被描述为类型化的、平均的、“典型的”——缺乏特定的内容、历史或结构位置。行动者都是有代表性的，从他们的角色位置和角色组合就可以推导出他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工人与主管、丈夫与妻子、罪犯与执法者双方如何互动，但这些关系并没有超过已有角色赋予他们权利与义务之外的个人内涵。这样的分析过程正是结构社会学家对帕森斯社会学的批评——把个人关系的细节让位给一个整体概念架构中的微小角色，相比于来自终极价值导向的规范性质角色和惯例的长期结构，这只是附带现象。
一个可以结出累累硕果的人类行动分析，包括经济行动，要求我们避免隐含的原子化观点，不管是从“低度社会化”的极端，还是从“过度社会化”的极端的角度。事实上，行动者既不会像原子一样孤立在他们的社会脉络之外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也不会盲目遵从他们刚好所属的社会文化族群为他们的特殊类型所写的表演脚本。相反，他们有目的的行动背后的意图嵌入在社会关系具体且不断发展的系统中。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联结个人行动、社会制度和文化间的中观层次的关键部分，而如何用中观层次联结微观与宏观层次现象正是本书主要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