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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会网与“嵌入性”
中观层次的社会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避免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个理论极端。具体地说，社会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在同时追求经济与社会目的时，会考虑他人作为一个显著的因素。这个相关他人网络很重要，而且相关分析的论述已被认为是“嵌入性”观点，部分观点在我于1985年写的相关论文中已有论述。大部分这一类的研究被认为是“新经济社会学”（Granovetter，1985；Swedberg and Granovetter，2011）。但是，当大多数人将“嵌入性”的相关观点界定为经济的社会网分析时，我在1985年关于“嵌入性”的论文中认识到的可能更远、更多。我也使用了它更广的含义，是指非经济的社会方面，不只包括社会网与其带来的结果，还有政治、宗教以及广义的制度性影响力。社会网在微观与宏观层面间扮演了中介变量的核心角色，我在这里的部分工作就是进一步发展理论让社会网与更大的社会分析主题（如信任、权力、规范、价值以及制度分析）相关联起来。正是因为这些主题是重要的解释概念，所以社会网是了解它们的关键。
本书并不是为了解释技术论证或社会网分析的细节，这样的卓越研究已经有很多了。 阅读本书的读者应该对社会网概念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但这里点出几个关于社会网与其他社会结果互动的理论论述与法则仍是十分有用的。关于重要概念，我只会提出三个，因为它们在本书后续发展中十分有用。
1.网络与规范。如同我将在第二章中更仔细讨论的那样，规范——人们在某一特定情境中认为正常且得体的行为——在一个更紧密的社会网中才会更清楚地被认识、更坚定地被支持，并且更容易被执行。 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经典论述主张在一个紧密网络中，大量特定的路径会将想法、信息与影响力传达到各个节点上（Festinger、Schachter和Back，1948）。因此这使规范更可能重复地被提及和讨论，并使其更难被隐藏，从而使之受到更大的压抑。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团体越大，就越难形成并有效执行规范，因为网络密度会较低。这是因为人们在认知、情感、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内很难经营很多社会纽带，所以大网络往往会分裂成许多小派系（Nelson，1966）。
2.弱连带的优势。较之强连带，新信息更容易通过弱连带传递给他人。我们的亲密朋友会在相同的朋友圈中活动，所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常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弱连带或是我们经常说的“认识的人”，更常有机会接触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而带来新的信息。一部分原因是相较于认识的人，亲密朋友因为“人以群分”和我们相似度高；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长。“认识的人”会在我们不熟识的圈子中活动，从而在我们密友圈所能揭露的信息之外为我们另开一扇窗。因此，当我们需要一份新工作、一个稀缺的服务或一些重要的投资或项目信息时，虽然我们的亲密朋友会更愿意帮忙，但“认识的人”才会真正帮得上忙。社会结构决定了动机。这是我所说的“弱连带的优势”（Granovetter，1973；1983）。
在更宏观层次的分析上，请注意，如果一个人的每一个亲密朋友都相互认识，他们将会形成一个小团体，而小团体之间如果有所联系，那么会是经过弱连带而非强连带。弱连带的社会位置以及组合模式会是影响信息在较大社会结构中传播的决定因素。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高科技产业中，职位流动快速的产业区会比充斥着自我封闭又以垂直整合企业为主的地方能更有效地传播先进技术（Saxenian，1994；Castilla等，2000；Ferrary and Granovetter，2009）。
3.结构洞。个人如果有社会纽带连接相互分离的多个网络，那么就可以享有极大的战略优势。当这些人是信息与资源从一个网络传往另一个网络的唯一一座桥时，他们就有能力从其所跨越的网络中取得“结构洞”的利益（Burt，1992）。在这样的情境中他们享有了中间人的位置，并因此得到了实质的“社会资本”（Burt，2005）。我将在第四章中更深入地谈中间人的利益，进而探讨更大范围的社会网与权力的关系。
这几个重要概念和其他的一些社会网原理是谈“结构性嵌入”的有用工具。一如社会行动与结果，经济行动与结果也同时受一个行动者和他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整体结构所影响。简而言之，我将分别用“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来指这两个嵌入理论的概念。
关系性嵌入指的是一个人与特定他人的关系本质。这个概念涉及的是一对一对的人，用社会学的术语，就是“双边”。关系性嵌入对个人经济行动有着强大而直接的效果。一个雇员与主管如何互动不仅取决于不同的工种在劳动分工上的含义，还取决于他们之间因长期互动的历史而产生的双边关系。这多少在经济学家研究的效用函数交互作用中体现了出来，也就是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包括了另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作为参数，更直白地说，就是他们的福祉变成你个人福祉的一部分。但这还不够，因为它没能掌握你对他人的行为也依赖于一个相互预期的结构，这是一段关系的本质部分，尤其是在强连带中，这会形成一个行动者的自我认同。
不只特定的双边关系会影响你的行为，而且这些关系的综合效果也会影响你。仅仅与一群人的联结就会修正个人的经济行动。因此，一个人即使面对很多外来的经济诱惑，也还是有可能留在一家公司中不离职，因为你对一群好同事还有所依恋。这种依恋所显现的价值观同时也解释了雇主在招聘新员工时，即使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他们也倾向于在自己员工熟知的人中去寻找。
有一些经济学者强调了一些关系性嵌入的元素，比如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1976）和贝克尔（1976），即特别关注了一对人，如丈夫与妻子、员工与主管在各自角色中所包含的规范与利益。这样的关注稍稍缓解了经济学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聚焦。但是因为这样的双边行为抽离了他们的个人历史，以及历史被嵌入在更大网络中的方式，我以为它仅仅是将原子化个人转移到了较高一点的层次——双边，仍不能看到比内化的、先设的角色影响之外更宽广的因素。其实我们再次看到这只是加入了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人们完全按照角色赋予的要求而行为——以执行一个实际上是原子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下的行动。
结构性嵌入指的是一个人嵌入的网络的整体结构对个人所施加的影响。相比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更加精微而不直接。所以，一个员工可以很容易地与广结善缘的主管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如果主管和员工的关系不甚和睦，尤其是其他员工又结成了亲密朋友圈，这就会让与主管关系良好的人日子很难过，压力可能会强到使之远离这样的亲密关系。如果其他员工没有组成一个亲密团体，这样的压力则只会带来一些困难情境而已。
我说及此案例是要提出一个原理，两个人互动到什么程度才是关联着其他人的，这个双边关系所在的团体的行为会更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出去，从而更能形塑一个人的行为。因此在高网络密度的情境中，一个员工在团体的规范下很难想象再与主管保持亲密关系。
结构性嵌入也会决定一个人做决策时取得什么样的信息，从而影响其行为。因此一个人是否离职不只取决于你的社会连接属性，同时也取决于你是否能得到其他好的就业信息。你是否会买一个特定品牌的香皂，部分取决于你的社会网整体结构，以及经由此结构传递来的信息与他人的影响（Katz和Lazarsfeld，1955）。员工是否认为他们的薪酬公平，取决于他们如何建构薪酬的比较团体，这不只源于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也受工作场域中非经济性社会网络的影响，比如那些亲属或地域近似性的团体。这是一个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制度如何交互运作又如何为彼此带来影响的好例子，这正是第六章的主题。
与关系性及结构性嵌入不同层次的另一分析是时间的嵌入，这也极为重要。同样，它也反对时间化约主义，后者则排除了关系及社会网结构过去的历史对今日情境的塑造。在一个持续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是每天都更新记忆，而是带着以前互动的包袱进入新的一天。虽然相关研究很少，但人类认知中有值得注意的能力能把过去久远关系中的一些细节及情绪韵律储存起来，所以一个人即使很久没和一个特定对象打交道，关系再启动时也不是从一片记忆乱码中开始，而是从过去得到的共同理解与感情开始。这又回到了之前讨论的路径依赖问题，并将其范围扩展到了社会网的历史。
社会网结构通常来自于时间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们无从了解它。因此，当谈到大量的农民工或“雇约工”在工厂中罢工时，如德国的汽车工厂，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注意到“农民工的罢工往往只是一个小插曲，孤立于工厂的正常生活之外，也进一步造成农民工与其他工人的分离。然而，这些小插曲却把一些农民工带入社会外缘的人脉网中，比如战斗型工会，同时还有他们的工人以及一些管理层的代表……当这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他们就会形塑出下一次冲突的路径”（1982：136）。通过对这类关系进行追踪，萨贝尔对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产业关系骚乱有了新的诠释（1982，第四章）。一个好的横向研究会注意到这样的关系是两个团体间的连络官，但没有研究阐述对现在这样的结构产生的情况，怎样才会有一个一般性的论述。少了这样的研究，分析者很容易滑入文化论或功能论的陷阱，从而忽略了使它们发生的历史动态演化。此案例也启迪着我在第三章中对信任辩论的分析，因为此观点认为信任从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出来，而不是如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从家庭或文化教养中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