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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有多少“成就”源于“让自己别无选择”的制度
2016年12月18日，在参加完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的年会后，20余年来对我多有帮助的罗家德老师和我一块离开会场回家，罗老师打车捎我一程。在出租车上罗老师说，格兰诺维特有一本综合其“经济社会学基本思想”的著作，删删改改20多年，2017年会推出英文版。他希望邀我一块将其翻译成中文。
尽管知道自己因女儿年幼而时间非常紧张，也知道一旦接下这活儿，自己就没有太多时间写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是命根子的论文了，但我还是准备应承下来这个翻译任务。这倒不仅仅是因为罗老师极具诱惑力的、强调这部著作如何重要的劝说。
格兰诺维特的著作肯定是重要的，何况是综合其“经济社会学基本思想”的著作。许多年前，还在北京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就阅读过他的《找工作》《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等作品，当年作为学生在被老师安排翻译《社会分层》一书时，还曾分工翻译过《弱连带的强度》一文。后来接触托马斯·谢林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时，又阅读了格兰诺维特对谢林的“临界值模型”加以发展的“门槛模型”的相关文章。所以，对于格兰诺维特，我有一种“怎么老碰到你？”的亲切感。
更重要的是，这种亲切感的形成还在于，在北大上研究生时，我跟格兰诺维特通过发邮件联系过，用很蹩脚的英文向他介绍我当时有关“结构博弈”的想法（即不同于经典博弈论的、相对固定的收益数字化和符号化框架，大量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在争抢相关收益对某些参与人而言可能尚不明朗的规则或制度安排；这就要求博弈参与人动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或人际关联模式，类似于在人际之间抛出无形的圈圈，框定相关行为者在其中的位置，同时框定其大致可能的行为），还得到了他很认真的回复。所以，我那时有过出国留学、做格兰诺维特学生的念头，只是因为英语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而作罢。
这么看，如果我应承下来这本书的翻译任务，那么这本书中文版的两个译者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是格兰诺维特名副其实的学生，而另一个则是想过、但未能做成格兰诺维特的学生。想来，这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2017年3月18日，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方雷老师将新鲜出炉的、格兰诺维特的《社会与经济》英文版寄给了我们。我和罗老师按事先的约定进行了分工，他挑选了第一章和第三章，我翻译剩下的四章。
到2017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罗老师发给了我他翻译的两章。我也初步翻译完成了第二章。以这三章为基础，我做出了一个将自己“逼上梁山”的安排：这个学期，我跟我所带学生的读书会就读格兰诺维特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初稿，每两周读一章。
一读之下，发现罗老师和我的翻译风格迥然不同。罗老师强调“意译”，强调让中文读者读起来轻松。而我则希望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展现格兰诺维特英文原著中所包含的全部信息。抱着这样的“执念”，对于第一章和第三章，我把罗老师的译文发给学生之后，也把自己结合英文原文仔细校对过的稿子发给了学生阅读。
开读书会时，当然也会涉及对翻译的讨论。其中有一处，罗老师翻译成“理性选择理论致远恐泥”，“致远恐泥”一词，我们觉得是神来之笔。我还特意在读书会的备忘录中指出：
“致远恐泥”出自《论语·子张》。原文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原文的意思是如果人的心志、目标不够远大，执着于看来是颇有些“捷径”可循的小门道，将其视为大学问，就容易被拘泥住。所以，君子不取这样的小门道。“致远恐泥”用到格兰诺维特的这段文字翻译之中，无疑有了新意，指不以现实基础为前提假设的理论，由于过于抽象，虽然能够有所启发，却不能“致远”，不能做过多的推论。一旦这么做，就容易被拘泥住，陷入非常偏颇的结论之中。大学问应该能从小的端倪中看到问题的可能结果，做出每一步都站得住脚的预测和判断。
对于翻译的批评，在阅读最初几章时，学生还是比较踊跃的，后来大概因为感觉到我对译稿有较深的介入，就显得比较“客气”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每次提交给他们阅读的时间都比较短——因为想尽可能多翻译一点，所以往往是在读书会召开前一两天才将译稿提交到微信群中供他们下载阅读。学生阅读的时间有限，自然就容易放过其中的一些翻译的错误和问题。尽管如此，林思成、陈虹梅、张若天、高凡、周骥腾、肖韵笛、王沫等人都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用每两周一次的读书会来推进翻译工作，是一种“让自己别无选择”的“任责”（对应于英文的commit以及commitment，具体意思正文中用“译者注”做了交代）行为——我特别希望能在中文世界推广“任责”这个词，虽然我完全无法预料它能否流行开来。
我们的读书会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视听室中进行的。主要是由周骥腾用至少是4人（包括他自己）的学号或我的职工号通过网络提前预订，然后在微信群中通知大家前往参加。根据图书馆的有关规定，如果准时到达视听室门口的人少于4人，预约就会被取消，预约者的信誉也会受损。如此刚性的制度使读书会成了一件对我们师生都很有约束力的事。而为了及时地提供阅读材料，我也就“被逼着”不得不“挤出”时间进行校对（第一、三章）和翻译（其余四章）。
这样的安排让我在校对和翻译上投入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如此，仍然显得很仓促，在质量上难以保证。好在后来罗老师对我所翻译的四章进行了校对，以及对我校对后的两章进行了再校对。
2018年3月23日上午，在正文的翻译和互校全部结束后，罗老师邀我到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聊校对问题。罗老师的校对方式跟我做校对时直接在电脑上操作不同，他是将文件打印出来，在纸版校样上标出他觉得有问题的句子。我也简单讲了我对他那两章译稿的校对方式，并强调我们两人的翻译风格很不同，可能需要往中间地带调和。后来我还用这两章的前后两个Word版本形成了一个“比较稿”，里面有对修改处的特别标识，以便罗老师决定是否接受相关修改。
罗老师标出我所译四章中有问题的句子，让我改正了不少翻译中的错误，经过调整，整个译文语言也更为顺畅了。
这一次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个多维度的学习过程。除了学习罗老师的一些翻译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细致地学习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我收获颇丰。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格兰诺维特显然希望将社会学的重要因素贯穿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活动、经济过程和经济结果的解释之中去，而如何从微观的社会行为、人际关系迈向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他在这本书中强调了信任、权力、规范和制度等内容。对于规范和制度，格兰诺维特的基本立场是：它们“只不过是形塑了行动者思考其处境的方式，并创设了规范性压力令行动者按某种方式行事，这种行事方式是他们寻求如何解决其问题时，被他们视作理所当然的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制度是有作用的，但是作用有限，行动者完全可以突破制度的规制。
而对于信任和权力，格兰诺维特则将它们分别独立成章加以探讨，让我不禁想起托马斯·谢林在分析人际相互作用时，对承诺和威胁（而不是其他作用形式）的强调。“承诺和威胁”与“信任和权力”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如何让“承诺和威胁”在博弈中更可信？谢林强调“任责”的作用；而对于更具中观层次意味的“信任和权力”的达成与稳定，格兰诺维特则强调了“社会网络”的作用。这么看来，投身于某种“社会网络”，其实也具有“任责”的意味。当然，我们中国人通常将“社会网络”当作“有回旋余地”“可以绕开正式制度”的工具，正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除非在某些特定时刻，较少想到“社会网络”也会让自己“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未必是件坏事，人有时“破釜沉舟”，多逼逼自己，还真能“成就”某种别样的人生。在某些制度领域，总让人感到仿佛“有回旋余地”，反而难以打开一片新天地，无法开拓进取。在国家层面上，我想，有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这需要领导人非凡的胆识与魄力。
对于学者来说，投身于好的学术网络，能让自己“除了变得更优秀外，别无选择”。所以，感谢罗老师，感谢帮忙顺稿的凡木博士、张若天博士，感谢方雷老师的前期接洽工作和在译稿完成之初即接手本书编辑工作的于宇老师，以及围绕本书参加读书会的所有同学，除了上文提到的之外，还要感谢陆泳鑫、杨镓萁、李桢、白帆、崔栋等人。这是一个让我“任责”于翻译此书的“好的学术网络”。
本书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支持，在此特别感谢！
王水雄
草于时雨园
2018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