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4.4 老练与高效的权力支配者
现在，我们要更多地来讨论一下这个更大的框架：基于依赖（对他人视为至关重要的资源的控制）、合法权威或者对议程的控制而行使权力的个人，往往在那些被他们所支配的人面前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老练和高效，恰如他们可能真的能够达到的水平那样。但是，如果我们从当下的处境中退一步，可能就会发现，历史、政治和经济环境在让这些人（无论其多么老练）步入施展他们权力的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例如，帕吉特和安塞尔在描述中世纪佛罗伦萨科西莫·德·美第奇施行的巨大权力时强调，他这样做的能力的一个核心来源是，他在分离的政治、经济和亲属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交叉点性质的战略地位，令他可以运筹帷幄而不用冒将这些网络合并的风险。但这有赖于一系列的历史性环境，从美第奇追随者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可能被认为是“机遇”，即他们代表了由不相关的原因所引起的多种趋势（就各种趋势而言，美第奇追随者本身没有什么权力）的一个结合点。正是历史性环境创立了这一网络性条件。帕吉特和安塞尔评论道，科西莫并没有计划接管佛罗伦萨城邦，但可能构成其政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在他身边”。到15世纪早期对抗米兰时，他“突然领悟到，作为社会网络核心，他掌握了独特的政治能力”（1993：1264）。
而当我们谈到控制议程的时候，我们应该问，那些对于议程应该是什么有着独特见解的人，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身处把这些见解贯彻下去的位置。在某些情况下，宏观经济趋势和立法机构变革可能会创造一种环境，在无须行动者大规模运作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就能让一个群体的观点优越于另一个群体的观点。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提出了一个“企业控制转型”的案例（1990）。通过追踪哪些专业人士易于任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他发现了20世纪美国企业的控制权是如何流转的，首先是从企业家到制造业的专家，再到销售和市场的专家，然后到金融领域的人。他认为，这些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控制概念”，即关于如何最好地主导产品市场并避免毁灭性竞争的观念。但是，无论这些人的个人技能如何［有时甚至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弗雷格斯坦认为，这些转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宏观经济或政治动荡重塑了产品和消费者市场。大萧条就是这样改变了企业的环境，从一个“重要的是生产效率”的环境，转向了“消费者为王”的时代——你必须说服深感忧虑的消费者，让他们想要并且只要你的产品——这为迈向“销售和市场的控制概念”铺平了道路，也为反映在“多部门形式”（multidivisional form）之中的多元经营铺平了道路（1990：第四章）。当经济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持续推进，而新反垄断立法［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Celler-Kefauver）法案］不鼓励水平或垂直合并时，（仅仅）合并到不相关的行业仍然是容许的，那些在金融领域受过训练的、能够评估此类联合体金融方面内容，并且善于将公司设想为金融资产的人便脱颖而出，这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在新环境中至关重要（Fligstein，1990：5-8）。
因此，这些人关于“何谓适当议程”的观念是重要的，但（之所以）他们的特殊观念占据主导，是由于超出其控制范围事项的影响，并且这些事项的规模远远大于个人或特定的公司。
弗雷格斯坦的例子表明，我们应该在比“20世纪50年代政治科学之争”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考虑所谓“议程”的控制，该“政治科学之争”讨论的是人们认为美国大城市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此之上，“关于何者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法”还存在更多一般性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不仅为企业高管所持有，也为某些知识分子所持有，这些知识分子把“一般性地思考经济并用抽象概念来把握它”视为是自己的本分。因此，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概念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是由约翰·克里斯滕森（Johan Christensen，2013；更多细节参见其2017年的著作）提出的。他指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如果人们考虑四个小国家——丹麦、挪威、爱尔兰和新西兰——两个采纳了高度新自由主义税制改革的国家是挪威和新西兰，而在丹麦和爱尔兰，税制改革是由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所主导的。如此明显相似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采取了几乎相反的政策，原因似乎是，在挪威和新西兰，专业经济学家以一种绝对不存在于丹麦或爱尔兰的方式主导了政策机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种主导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掌控局面时，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凯恩斯主义。但是，一旦这种共识发生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专业经济学家仍继续主导着政策，尽管这时他们偏好的市场导向（“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与早期的已大不相同。
以同样的风格，达斯廷·埃文特-霍尔特（Dustin Avent-Holt，2012）回顾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美国航空公司的管制和后来放松管制的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专业经济学家逐渐变得新古典主义化，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扭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形成的观念，即管制航空票价和航空运输将能确保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当菲利普斯曲线预测到，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反向关系被意料之外的正相关性所替代时，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外源性冲击、深度衰退和“滞胀”，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由于油价飙升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航空公司是第一批受影响，并且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仅这一点不足以导致管制放松，因为在此次危机之前，作为标杆的航空公司将其激励机制框定在“主流文化的理解中，即不受管制的竞争对行业是具有破坏性的”（Avent-Holt，2012：296）。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对自由市场的倡导已经开始，并想取代凯恩斯式的干预主义框架。这使航空公司问题的解决方案被置于新文化框架中，使其得到了另一种理解，而这似乎比传统的产业-政策或国家-中心的行动框架更具一贯性。它因此是一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文化与物质利益相互作用”的案例。于是，即便参与者明确地定义了物质利益，“他们在这些利益之下追求何种政策，则是由文化因素来调节的”（298）。
我们不太可能有效地阐述或预测外生经济冲击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做更多工作来理解它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赋予特定行动者以权力”。当我们问在政治体制中行动者行使了多少权力时，这样的问题在国家层面上提出来就是，如何解释一个政治体系是民主的、专制的，还是极权主义的。我们可能会向经济领域提出类似的问题。所有正规的商业组织都有一个科层结构，如组织结构图所明示的那样，并且如交易成本经济学所注意到并可能特别强调的那样，它与一个被叫作“市场”的东西相对，在这样的“市场”中没有任何单位对其他单位施加权威。在实践中，有一个问题是，一定程度的经济权威可以在多大范围内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如巴纳德（Barnard，1938）所指出的那样——巴纳德的这一观点总结了他作为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总裁的经验，并在几十年后影响了组织理论。
经济学家在很长时间里都回避了为什么公司会变得更大或更小的问题，以及其规模如何解释的问题，直到伊迪丝·彭罗思［Edith Penrose，（1959）1995］最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加以研究。但是，即使是彭罗思的开创性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市场条件和资源限制”对企业规模的解释力上，而不是分析公司科层制是否可以有效延展开来，以助推更多人的协调。在政治或经济权力的行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任何单独个人可以仅凭驾驭他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力量，来指挥其他许多人。为了创建杠杆效应，一定的官僚权力结构是必要的，它允许单个人命令数十或数百人，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这引导着我们去分析实际的科层结构是如何运转的，是如何以“造就顺从”的方式纵向或横向地传递权威命令的。
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所有政治分析的焦点，但它在结构方面很少被明确分析。在经典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如赫伯特·西蒙（Hebert Simon，1997），以及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与赫伯特·西蒙（1993）一起进行的研究中，讨论了组织中的科层制。而且，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就有对“最优科层结构看起来像什么，以及对于任何管理者，理想的下属数量是多少（所谓‘控制跨度’的问题）”之类问题的探讨。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权变理论”的出现——比如琼·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在1965年的讨论（1965），研究者开始探讨在何种市场环境下，是更陡峭还是更扁平的层级制有助于协调经济活动。但这些讨论受限于“在单一的组织层级中，秩序如何最好地构建起来”这个议题，因此并未强调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权力如何在一个更大的、多公司的经济框架中被创建、执行和维持。
然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令其有趣而重要的部分是它的纯结构方面，尽管这些方面在历史和制度框架之外是难以理解的。我这里随后要讨论的内容，与第三章和关于“如何策略性地放置信任纽带，以使信任关系远远超出初级群体，并由此继续在大型而复杂的现代结构中发挥作用”的讨论是同构的；这样的讨论，与将信任仅定位于小型的、有凝聚力的背景之中（在此，人际知识和情感显得非常突出）是不同的。事实上，在第三章第四节中的讨论应该被解读为我将要说的内容的前言，因为我在那里提到的大多数“连带”，都同时承载了权力和信任关系。
社会批评家自20世纪早期以来便已经很好地理解了一种杠杆化经济权力（权力行使远远超出了“行为者自身所控资源”的预期范围）的方法，这就是建构所有权的金字塔。在此，所有者权益主体（如一个家庭）控制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又在第二家公司拥有控股权益，而第二家公司又控制着第三家公司，如此等等。注意，达成控制权的一组股票，并不要求它占绝对多数，在很多情况下，只要它是最大的一组便可，在某些情况下它的比例甚至小于10%。这些公司序列中的第一家可能是运营公司，或者仅仅是为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被组织起来的，因此得名为“控股公司”，即“信托公司”的背后金主。这些控股公司不仅会行使比“从其自身资产所能导出的权力”更多的权力，而且，如果金字塔有多层，这种运作方式会让外人很难看清其真实面貌。
来自左翼的批评人士经常认为，这样的安排掩盖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如莫里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和理查德·拉特克利夫（Richard Ratcliff）所指出的前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pre-Pinochet Chile）那样（1998）。但是，即使是主流的金融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持股链（chainsof holdings）的重要性（比如LaPorta等，1999：476-491），并提供了金字塔的定义和广泛的例子和图表，以说明在许多国家中要了解重要的大型公司的实际拥有者是多么困难。从他们的例子、讨论和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权的链条（chains of ownership）扩展到了大量的公司之中，而且时常会跨越国家界限。在这里尽管并未明言，但同样很清楚的是，涉及股票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公司法律和惯例，决定了这样的链条如何被组织起来，因此，“可以想象到的结构”只有一些是切实存在的。
特别有启发性的是张德敬（Dukjin Chang，1999）关于韩国商业集团（财阀）所有权模式的讨论。张运用现代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阐明了其控制策略，并强调由于制度和文化的约束，这些特殊策略是从所有可能策略中“选择”的结果。财阀（如现代、LG、三星）和其他商业集团一样（Granovetter，2005），是由法律上独立但彼此高度协调的公司组成的。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企业联营体”（如三菱、三井、住友）——其组成企业只是松散地协调，并没有展现出明确的等级制度。韩国的集团通常由单个家族所主导，甚至可以说，几乎无一例外是为创始人的家族所主导，而家族内部的主导人物又往往只有一个。这种权威由复杂的网络策略所支撑，在这种策略中，占主导地位的家族在集团公司中拥有股份，而该集团公司又在其他集团公司中拥有股份，如此等等。这“给了集团拥有者家族以极大的控制权，因为坐拥多层的科层结构，他们可以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将他们的控制权放大，比如说，放大到他们所有者权益最初价值的100倍”（Chang，1999：12）。
在其他分析人士的例子基础上，张还使用了1989年49大财阀的数据，并利用区块模型技术寻找典型的控股模式。他发现，在这些所有权网络中，如下三种可能的角色公司必居其一：（1）“控制者”，即让其他公司在所有权上隶属于自己，而自己在所有权上未隶属于任何其他的公司；（2）“中介人”，它们从控制者那里获得股权纽带，并将其传送给接受者（3）“接受者”，那些具有中介人角色的财阀有更大能力来扩大家族控制权（1999：117）。此外，他发现的不仅是简单的科层结构，而且也是一种嵌套性的科层结构。在这种科层结构中，中介人系列的公司内部的等级所有权关系自身是嵌套在与“控制者公司”相关的更大的科层结构之中的。这样的嵌套是有效的，因为这意味着，就像在现代汽车中那样，控制者公司可以“发送强纽带给少数几个位于（中介人）科层结构顶部的公司（比如说，大量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发送中等纽带给中介人角色系列中的每家公司”，这是一个非常经济的资金使用方式，而家族“通过运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最小的资源达到最大控制”（139）。
但是，要重申一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主题，这个特殊的模式是被“选择”的，其运作之良好，不仅是结构性效率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它与其背景中的文化、历史和制度模式很匹配。特别是，张提到了几个因素。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鼓励财阀通过宽松的、国家支持的信贷来扩张，从而导致了很高的资产负债率。但1986年的反垄断法禁止公司将其40%以上的资产作为股票投注于另一家财团公司，而且这样一对财团公司不可以互相持有股份（1999：9）。最后，在韩国，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强调经济企业中的家族控制，特别是由男性家族首脑来运作。长期制度化的整套规则，使此类首脑的权力对公司相关人员而言显得合情合理、不可抗拒。这种元素的结合导致了家族控制的优先性，甚至是优先于集团中任何“组件公司”的盈利。而嵌套性的科层结构是满足如下要求的最为有效的结构：遵守所有相关立法，并以补贴性的低利率利用宽松资本的同时，在家族边界之内保持股权控制（142）。张在后续工作中指出，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促成了一些改革，旨在削弱主要家族对财阀和整体经济的控制，但产生的结果竟是，尽管一些业已边缘化的财阀失败了，其他的财阀家族却变得更强，部分原因是他们能够让所有权杠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改善上文所描述的所有权网络（2000）。
所以是一系列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创造了环境，在其中诸如家族之类的社会单位（在韩国的情况下，家庭少有内部民主，而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才能在金融网络中以杠杆方式运作，主导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垂直的纽带，不同于尤西姆和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创造了“权力精英”的内聚性“水平纽带”，而且很难看到这种水平的关系是否存在于韩国。人们普遍认为，财阀工业帝国是通过婚姻纽带编织在一起的，它们还与政治精英联姻，成为大众媒体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并形成精英凝聚的“小世界”结构。但是，对这一点的系统调查却很少，而且韩新凯（Shin-KapHan）对婚姻关系的探索性研究表明，一些关于权力精英的观点被夸大了，尽管韩国财阀之间的凝聚力明显高于随机分布时可预期的情形（2008）。
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使“有权力的人更容易出现，以支配经济结构各部分”的初始结构、制度和文化是什么？它们又如何让这些个体合作，进而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精英集团？在2002年的一篇论文中，我认为，纽带结构无论是极度分散，还是非常密集编织，都使个人不太可能运用太多的经济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办法将完全彼此断开的网片拼接在一起，使之一致行动；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和其他人建立了联系，没有行动者可以通过中间人业务获得权力，这一点对应着古拉蒂等人（2012）所讨论的一个行业内的“小世界”崩溃的情形。因此，有权力的行动者的潜力取决于具有一定程度类聚性的结构，它在各集群之间有着较少数量的连接——这种描述类似于“小世界”结构。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中，这是可与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及其他人的观点相印证的，在他们看来，在中世纪的西欧，民族国家更多地出现在由具有黏着性的封建庄园主所主导的空间之中，而非出现在本土结构较少的地方，因为各集群内的权威关系已经存在，只需通过一套恰当的连接作为中介将这些集群团结到一起即可［Bloch（1939），1961］。
最后，我注意到，影响哪些人行使权力及他们团结方式的因素，是存在于宏观层面上的，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视野或控制范围。在这里，处理涉及个人权力的所有宏观层面的主要内容是不现实的，难免挂一漏万，丧失很值得关注的内容。例如，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现象在决定带来经济权力的“初始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有趣的情形是，相对较少数量的参与者获得了对某种资源的控制权，而恰巧该资源又是非均匀分布且价值极高的，如此，某种综合而长期的依赖关系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矿物质便属于这种类型的资源。例如，盐在许多国家的许多时期，都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长期来源；包括帝国时期的中国（Hucker，1975）和从“前波旁时代”到现代的法国（Kurlansky，2002：第十四章，“论臭名昭著的盐税，一个革命的原因”）。目前最明显的例子是中东的石油。当货物的流动非常重要，对运输瓶颈如战略水道、商队路线上的关键点或山道等的控制，便可以产生巨大的杠杆作用。并且，得自最初地点和自然禀赋的经济权力，是难以被驱散和移除的。此外，军事上的镇压可能会导致整个人口的屈服，成为顺从于首脑的不情愿的经济行动者，这些首脑的政治权力也就会带来奴役或者与之相当的状况，如多种多样的农奴和偿债奴工。
但很明显，在这本书的处理方式中，这类因素只能在背景中简要地指出，更全面的研究只能留给其他人去做。如此，在接下来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将讨论有关制度的一般观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经济，反过来又如何被经济所形塑。这两章最直接地与我在第二章中对观念、规则、框架和文化如何“结构化”经济的探讨相联系，并且我将注意到这种“心智结构”与“信任的产生”以及“经济权力和权威的运行”是如何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