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自序

企业的秘密

财富与贫困是人类生活和经济的核心主题。在《财富与贫困》一书出版30年后，爆发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全球金融危机。于是，我再一次开始全身心地研究这些主题。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一度萎靡不振，吉米·卡特总统似乎打算向苏联举起白旗，伊朗扣押了美国的人质，石油和黄金价格持续暴涨，似乎发出了绝望尖厉的警报，美国的银行遭遇了“倒挂的收益率曲线”，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资本。苏联在石油市场上迅速获得了巨额财富，就连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为苏联经济那令人震撼的强劲增长发出惊呼，而当时我就宣称苏联必然趋于消亡。

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苏联消亡，资本主义也没有取得相应的胜利。即使是最雄辩、最老练的企业家精神捍卫者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也只是写了一本《为资本主义欢呼》（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之后便湮没无闻了。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财富与贫困》是对克里斯托尔做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我在本书中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供给侧理论，克里斯托尔之前其实也帮助阐明了这一点。

我写道，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实践上的成功，是“所有糟糕体系中最好的一个”，是慈善机构和监管机构认为的退而求其次的妥协，也不仅仅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是被罗斯福新政拯救过来的。这套制度是人类创造力和自由的体现，是通过信仰来克服物质力量约束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不断创造的动态力量，推动企业的成本不断下降，并创造更多的财富。我和供给学派的同伴都认同《财富与贫困》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即税收是一种关键的成本，是获得收入和投资回报时必须付出的成本，当税率降低，人们的收入就会增加。

收入增长的来源一直存在争议，即使在供给学派内部也是如此。一些人含蓄地接受了收入增长源于“斯金纳箱”行为模式的说法，认为政府采取降低税率等刺激措施之后，企业家的工作和冒险行为就会获得更多回报，这会刺激企业家产生应激反应，最终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然而，对于一个成功的经济体而言，驱动力更多是来自畅通无阻的信息流，而不是断断续续的激励措施。资本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信息系统，而不是激励系统。增加的收入并非仅仅来自“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安排，而是来自生产性知识的形成与运用。

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过于关注激励，而不注重通过构建顺畅的信息流为企业家创造稳定的创业环境。这样只能刺激资本家去寻求政府的担保和补贴，使企业家的工作变得僵化，变得没有意义。这更助长了“资本主义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企业获利和政府税收的根源不在于激励和回报的加强，而在于知识和信息的扩展。

追求知识不是一场自相残杀的达尔文式斗争。在资本主义中，赢家并不会吃掉输家，而是教他们如何通过信息的传播赢得胜利。这不是一场一人成功必然以他人失败为代价的零和博弈，自由经济体能够实现双赢和相互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个贪婪的体系，它依赖于企业运作的一个黄金法则，即别人交好运等于你自己也交了好运。这条黄金法则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核心。它不仅创造财富、克服贫穷，还有利于维持和加强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

我的灵感来源之一是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和经济学教授，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他的观点。虽然一开始他的观点在我的脑海里有些模糊，但我很快就理解了，并引用了很多，贯穿本书始终。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利他主义，要求企业家多考虑他人的需求。他写道：“如果个人不能理解和迎合他人的需求，就不能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因为利他主义的培养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所以市场经济也能培养出同情和慈善，而不会毁掉个体。”

我从波斯纳手中接过了利他主义的旗帜，并挥舞着它走在供给学派的前列。安·兰德（Ayn Rand）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福特霍尔论坛上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讲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批判我的观点了。我其实非常钦佩安·兰德，她在面对苏联的恐怖和暴政时，敢于为资本主义进行道德上的辩护。但对于基督教的利他主义，她始终怀有一种无法平息的敌意，一部分原因在于她自己过于简单地坚持无神论，以及她蔑视那些伪善的神职人员。

当时，如同现在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浪费进行批判。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提出了“零和社会”的观点，认为富人的任何收益都是从穷人和中产阶级那里榨取而来的。令人敬畏的耶鲁牧师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它造成的环境破坏。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谴责西方资本主义驱逐了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并谴责以色列驱逐了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课时引导学生们关注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心理殖民和霸权压榨。

除了左翼精英知识分子和学者以外，全球的知识分子都普遍认为资本家的阔绰日子快结束了，似乎每一种资源都在减少。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是奥巴马总统的科技顾问和气象专家，他曾经在伯克利为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而哀叹。他甚至在《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一书中主张在供水系统中增加绝育药物，因为他预测，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2000年将爆发全球饥荒。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迈入了新千年，并渐行渐远。如今，津恩已经去世了，但他撰写的美国历史方面的书籍依然在大学校园的激进分子中颇受欢迎。这些激进分子认为美国到处是受压迫的奴隶、受迫害的印第安人及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由零和博弈导致的不平等和剥削的论点持续在媒体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国会仍然沉迷于静态的会计准则，认为降低税率不会改变经济行为。在这种模式下，增加税收收入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富人的税率。

供给学派的先锋、政治家杰克·肯普（Jack Kemp）已经去世了。他的顾问万尼斯基，也就是供给学派经典教材《世界运转方式》一书的作者，也去世了。继承他们衣钵的是保罗·瑞安（Paul Ryan）。瑞安曾经是肯普的得意门生，现在是共和党的预算问题专家和竞选战略专家。在里根时代，供给学派的主要支持者有三个人，包括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及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雷诺兹所著的《收入与财富》（Income and Wealth）比需求学派高明了不少。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博得了很大的名气，一度势不可当，根据这个曲线，低边际税率往往会产生更多的收入。福布斯则是一个不屈不挠、精明睿智、富有感召力的经济学家。虽然大多数昔日的供给学派盟友都改弦易辙，就连里根的助手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也转投需求学派了，但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和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却几乎歇斯底里地发誓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坚持认为低税率会带来更高的收入。

“饿死野兽”是保守经济学的新箴言。“削减预算”是经济繁荣的新使命。“把收入储蓄起来”被视为降低税率的道德基础。保守派仍在敦促降低税收，但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被经济紧缩理论分散了过多的精力，关注的是财政赤字的负面影响，而这与供给学派关于财富源自创造力的理论是相抵触的。

在保守的领导人看来，除了削减一些非必要的防务费用之外，其他费用似乎仍然不可能削减。他们暗示我们说，美国的财政危机只是一些预算错误，而这些错误可以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加以补救。但是，一个无权提高税率、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只能通过强制命令和条例来扩大其有效征税范围，而这将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打击。由于不能增加支出，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只能强制命令私人企业增加支出，或者在政府青睐的业务上为企业提供税收返还。在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税收返还，与其划归到政府支出的范畴，倒不如将其视为政府在抑制或回收二氧化碳方面的拨款。

最近10年间，人们在预算问题上投入的注意力越来越多，这甚至演变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各种各样僵化的税收和管制手段已经不能影响我们的经济了，因为他们的措施充斥着烦琐无效的规章和价格控制措施，充斥着扭曲的社会政策和泛滥的法律诉讼，到最后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工作和家庭。将注意力集中在预算问题上会掩盖持续不断的大面积的环境破坏问题（这基本上都是陈旧的风车、酒精作坊及一些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造成的），忽视由宣传运动和傲慢的“庞式骗局”造成的学校质量不断恶化的问题。这也导致人们无法关注低效的医疗保险体系，这种遍布50个州的错误保险体系，由于要照顾每个人的弱点和满足每天的需要而失去了保险应有的本质（它根本不是保险，而只是政府自不量力的过度投入）。

最重要的是，对预算问题的过多关注，掩盖了穷人家庭在福利制度下遭受的持续冲击。虽然这一制度使得妇女和儿童获得了福利保障，却也助长了很多人，尤其是黑人不愿工作的倾向，甚至导致连续两代黑人依靠福利过日子，提高了黑人的犯罪率，使得他们似乎生活在警察国家。每年大约有70项计划耗费将近9000亿美元，用于供养那些无力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其中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今天1/3的35岁以下黑人男性不是身陷囹圄，就是处在缓刑状态，或者在潜逃。此外，正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所写的那样，危机正在迅速吞噬着白人家庭。要知道，在国家福利制度下，未婚者既可以享有大量自由时间，又可以享有国家福利，这种诱惑对于男性而言是无法抵挡的，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工作，也没有形成家庭责任感。菲利斯·施雷夫（Phyllis Schlafly）指出，婚姻破裂导致的支出比国防开支还要多。至于国防方面，预算偏差极大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不再关注通过没有性别之分的仪式、社会实验、伊斯兰教教法敏感性训练、全球化合作凝聚军队的运动，使得美国的核能力和公民防御能力减弱。

直至今日，《财富与贫困》这本书依然能够流传下来，人们也将里根时代称为“镀金时代”，这令左派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观点经常被里根引用的作家里面，尚在世的，我是被引用最多的。乔纳森·蔡特（Jonathan Chait）是左派上层人士中的流行读物《新共和党》（New Republic）杂志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几年前，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名为《大骗局》（The Big Con），讲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巨大影响，这令我感到窃喜，因为这本书的论述看起来非常愚蠢，感觉就像一个骗局和恶作剧，而且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描述我时，蔡特说我是一个“疯狂的妄想症患者和江湖骗子”，甚至是“一个狂吠的小丑”。（我在这里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话，似乎有些自私，请原谅我吧。）事实证明，在2000年互联网股市泡沫崩盘时，只有我选择的一些股票和私人投资幸存了下来，而且在接下来的11年里，它们的业绩继续超过市场的平均业绩。我知道《新共和党》杂志的簇拥者们更喜欢通过驾轻就熟的方式去获取财富，或者直接继承财富，而不喜欢从事那些没有任何补贴的风险投资。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己见。对于一些无性别主义的信条，我坚定不移地持反对意见。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所谓“科学”，我将之斥为“恐慌”。对于心智和大脑的关系，我倾向于支持遭到禁止的二元论，认为心智不只是大脑。我还与西雅图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一道抨击达尔文式的经济扩张，认为它带有“物质主义迷信”色彩。我还为以色列唱赞歌，认为这个国家应该变得更大，而不是像蔡特的同事们认为的那样，它应该变小。因此，我觉得《新共和党》杂志并不适合我。我曾在《性自杀》（Sexual Suicide）一文中提出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致1974年被美国全国妇女组织视作男性沙文主义者，我本人被称作“年度之猪”。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获得过如此殊荣。

除了蔡特对我极其愤怒之外，左派人士似乎也都沉迷于抗议供给学派。《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和托马斯·弗里德曼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过度高涨的激情，他们热衷于重温凯恩斯勋爵的观点，在《纽约时报》上一遍遍地为1936年新政时期的经济理念扬幡招魂。

在对资本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新一波批判浪潮中，最猛烈的或许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理查德·波斯纳。他创造性地从经济角度去思考法律问题，在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贵族般的地位。他对流行的观点保持着可靠的理性思考，率先对2008年经济危机提出了全面深刻的分析。

理查德·波斯纳是联邦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主流的法律学者，最近几年撰写了两部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必遭重创的巨著：《资本主义的失败》（The Failure of Capitalism，2009）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2011）。这两本书描绘了我们在金融领域面临的困境，认为这种困境将撼动资本主义民主的根基。

毫无疑问，杰克·肯普及其盟友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多单纯人士的支持，但2005年前后美国金融领域发生的诸多令人震惊的丑闻，给这些单纯的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波斯纳指出，美国银行家们在6年时间里从纳税人口袋中为自己掠取了大约2万亿美元，并且错误地分配了世界上的流动资金，这种做法削弱了金融体系，我们都不喜欢这些现象。但波斯纳实际上对挥霍的银行家们比对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宽容，他认为2007年及之后的新萧条与民主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正如他总结的：“新萧条是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下的正常商业活动导致的结果。更加准确地讲，它是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并存的。”

波斯纳并没有责备政府。他指出：“首先，即便没有政府监管，经济萧条仍然有可能卷土重来。”大多数保守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失控的房地产泡沫归因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执掌的美联储长期实施近乎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虽然波斯纳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低利率政策会提高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量，因为消费者主要是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来完成购房行为的，利率越低，贷款者支付的利息就越少，但他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在于私营部门缺乏节制的错误经济行为，包括大力推销抵押贷款业务、过大的风险敞口、金融业竞争高度激烈且混乱不堪，以及债务证券化泛滥。

2007年，美国顶尖银行家之一、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宣称：“只要音乐继续播放，我就不会停下舞步。”换言之，只要政府一直维持着刺激政策，他就不会停止符合自身利益的市场操作。他的话似乎印证了波斯纳关于人们理性回应政府刺激的论述。波斯纳认为，这些人原本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家，只是政府放松管制之后，他们才偏离了原有的创新路径，走上了投机之路，获得高额盈利之后，迫使竞争对手也走上了同样的投机之路。同样，消费者也会像资本家那样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在房价不断上升之际，他们会接受抵押贷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市场提供了机遇，市场行为就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理性地回应市场信号，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不是说银行家或消费者贪婪无度，也不是说监管机构愚笨无能，只是说明资本主义逻辑存在一些内在缺陷。

根据波斯纳的分析，一大批数学家、数量分析专家和计算机奇才涌入华尔街，开发了复杂的对冲交易算法，制订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与保险方案。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似乎把交易风险降低到了接近于零的地步，老练的投资者可以在近乎零风险的情况下轻松地获得保险成本和投资收益之间的差额。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都能从政府政策那里得到保障。

波斯纳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风险接近于零，那么杠杆经营业务的爆炸式增长似乎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原则，银行家们肯定会最大限度地增加放贷。在他们看来，放贷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行为，杠杆率最高的银行才能获得最高的收益。在21世纪初期，现代金融的一个有趣的假设是，要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应对危险，最好的方法在于对冲和保险，而不在于直面风险或分析如何降低风险。

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一是用稳定的信息代替不确定性，创造生产性知识。比如，我不确定我的草屋是否能抵挡住咆哮的狼群，于是，我用砖块盖房，取代草屋，便足以抵御狼群的攻击。一方面，这会增加我的开支，但另一方面，现在我可以在我的不确定因素列表中删除“大灰狼的到来”这一项。如果不用砖块盖房，我也可以换一种应对举措，即计算一下遭到狼群威胁的概率，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测量的概率，然后购买保险。

现代金融果断地选择了买保险。得到了政府担保之后，银行家相信自己已经解决了精算问题，并充分理解了各种事件的概率。假设他们是正确的，他们就会相信自己可以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收获保险成本和投资收益的差额。在这样一个消除了风险的世界里，获胜的投资者将是最大胆的借款人，下最大的赌注，实施最大的杠杆。正如波斯纳所主张的那样，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10年中，杠杆率的爆炸式增长似乎是完美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政府机构积极行使监管职能。

由于波斯纳长期以来一直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企业家们对于明确的刺激信号做出理性反应的结果，因此，当2005年前后的金融乱象造成灾难性后果之后，他感到非常震惊。事实上，如果没有创业带来的惊喜，这样一个理性的世界就算不上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是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肤浅经济模式和好赌者的一个赌场。赌博性质的单纯依靠撞大运的经济（比如轮盘赌）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创业的可能性。长期以来，任何一个玩家都无法洞察下一轮赌博的结果，任何一个玩家都无法影响最终结果，甚至连计算最终结果发生的概率都不可能。赌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如果没有企业家，资本主义也将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处于经济学家梦想的完美平衡之中。然而，企业家解决不确定性的方法不是降低它的概率，而是用信息代替它。企业家打破了固有的平衡和秩序，从而向经济体系注入新的能量和生产性知识。

波斯纳认为，有序市场的崩溃违背了他那套法律哲学的核心思想。但是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伟大的机器，是一种由自我利益优化驱动的机制，经济就像万有引力一样不可阻挡，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觉。自由经济不断被人类的意志、创造力和冲突所撼动。自由经济总是处在不均衡的状态，企业的新信息流和顾客的自愿响应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养分。

在经济学这个领域内，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利用激励措施来实现大众认知范畴下的公共利益，而是如何让知识与权力实现协调和统一，运用权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知识发挥作用的环境。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它可以让创造财富的人获得财富。谁能证明自己具有创造财富的才能，谁就能获得财富。他们在市场上所做的尝试之所以能够产生新知识，是因为他们的尝试有可能失败。我们应该允许并容忍失败的商业投资。如同证伪实验一样，失败之后才能总结出真知。安然公司失败了，而谷歌成功了。企业家的尝试会以税后利润的形式产生回报，这些利润可以在不受制于官僚、国会、专家、慈善机构和政策管理者的情况下被用于再投资。

如果商业投资获得了政治保障、政府补贴或官僚制度的庇护，那么它们就无法催生真正的知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保障最终还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换句话讲，对于一个政治化的企业，即依赖政治保障的企业而言，虽然它的力量能够不断增长并得到巩固，但其在商业投资过程中汲取不到什么先进的知识与经验，它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公关方面，努力同政府搞好关系，它拥有的知识也将退化成呆板固执的思想体系。比如，1998年，当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即将迎来新一轮繁荣之际，英国石油公司却出于打造绿色形象、改善公共关系等方面的考虑而自满地提出了“Beyond Petroleum”（“超越石油”或“不仅贡献石油”）的口号，向外界及公司内部宣布“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以此表明公司进军绿色能源领域的决心，以及对于人类进步坚定不移的承诺。此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将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却放弃了高效的制造业务，大肆从事金融套利业务，转而利用多余的产能进军风电行业和有缺陷的灯泡行业。此外，哈佛大学、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房利美和高盛等善于自我辩解的大机构都存在类似的偏离正轨的做法。它们给经济和社会领域蒙上了阴影，扰乱了价格和机遇信号，让那些没有得到政治保障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在它们的阴影下相形见绌。

在过去的10年间，美国见证了资本主义企业家与那些宣称拥有更高美德、更多专业知识和更高政治地位的老牌机构之间的正面交锋。这种交锋是非常典型的。前者依靠企业的利润存活，后者依靠租金、收费及财政部、美联储和白宫赋予的特权存活。

在美国金融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大银行及它们的资助者和在政府的保护伞，而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寥寥无几。金融领域的这种现象比美国经济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严重。现代金融的首要理论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明确地表明，在金融市场中，企业家精神是不可能有立足之地的。

金融领域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后果就是催生了次贷业务的疯狂增长，最终引发了沉痛的后果，而对于这些导致经济崩溃的金融交易，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前者指的是不良抵押贷款和华而不实的债券的购买者，包括大多数国家的央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房利美、房地美、花旗集团、美林和德意志银行。这些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机构都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各国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全球性的金融警察、大学、慈善机构及老练世故的政治家如巴尼·弗兰克和克里斯·多德等，无一不是热情洋溢地为抵押贷款证券业务唱赞歌，他们认为结构性金融能够把非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出售以获得融资，能够把混乱的抵押贷款转化为华丽的3A级优质证券。

在世界各国的央行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签署《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的10个成员国的央行。作为一个由超级精英组成的金融组织，巴塞尔委员会为各国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监管规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际上规定了成员国央行必须买入主权债券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作为银行存款准备金的一部分，而这些债券恰恰是金融危机的核心导火索。该协议还支持结构化债务抵押债券（其标的资产通常是风险状况不透明的信贷资产或债券），并反对购入个人房屋抵押贷款债务（这类债务的相关信息容易获得）。因此，该协议显然是在加速知识与权力的分离、信息与资本的分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至成为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超级监管机构显然是在催生问题，而不是按照波斯纳所说的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些金融业务的反对者则一致表示不信任这类金融花招，看空抵押贷款市场。这类人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和私营企业的经理人，比如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迈克·白瑞（Mike Burry）、安德鲁·雷德利夫（Andrew Redleaf）、史蒂夫·艾斯曼（Steve Eisman）、格雷格·李普曼（Greg Lippmann），以及其他20位重要人物。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讲述了他们的事迹。这场危机之所以趋于失控，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几乎所有的资本都集中在盲目者手中，他们的资金比那些同他们对冲的企业家要多几千倍。

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基金都是由单个经理人或一小部分合伙人控制的投资公司，这些人通常都为投资者所熟知，而且通常掌握了公司的大部分净资产。这些所有者和经理人中的大多数都自觉地蔑视那些在大型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既定方法。例如，几乎所有风险投资家、私募股权交易商和对冲基金经理都声称他们的投资利润能够高于平均投资利润，同时风险又低于平均风险水平。他们声称自己作为掌握信息的所有者和企业家，能丰富经济体系中的信息。在抵押贷款案中，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查看3A级抵押贷款的抵押债券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抵押债券足以使银行破产。他们看了看，感到很震惊。

与此同时，在大银行中，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执行官却不了解自己持有证券的详细信息及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商海通牒》 （Margin Call）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家类似雷曼兄弟的银行的倒闭过程。影片中最令人心酸、最发人深省、最现实的时刻，就是这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银行出现问题后乘坐直升机姗姗来迟时。这位首席执行官专业知识有限，甚至不能理解数据分析顾问们告诉他的关于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方面的关键算法，他恳求他们反复缓慢地做出解释，说：“你就当作是在对年幼的孩子或金毛犬讲话。”知识与权力、信息与金融、脚踏实地的创业现实和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的巨大分离是如此彻底，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便不足为奇了。

波斯纳对政府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所扮演角色的错误引导，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华盛顿当局。例如，2009年3月3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愤慨地指出了国家事务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重大疏漏”。

他说：“没错，这是监管体系的一个重大疏漏。”

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毕竟，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各个机构和部门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中不断发布一些具有普适性和永久性的监管规则，平均每天发布十多条，公报多达数十万页，监管体系的范围不断扩大，怎么还会存在“重大疏漏”呢？但伯南克讲得非常明确，他告诉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那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监管者：“金融产品部门没有得到监管。”

不得不承认，这个让美联储主席深感震惊的金融产品部门绝对不容忽视，它就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在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的领导下，美国国际集团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及金融服务集团，业务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及地区。格林伯格本人曾经接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过解放德国达豪集中营的战斗，获得过美国军队授予勇敢作战者的铜星勋章（Bronze Star），后来又成为再保险领域的先驱。然而，2005年2月，时任纽约州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以金融欺诈罪起诉了格林伯格，以至到3月份，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宣布解除格林伯格的董事会主席一职。此后，该集团逐渐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

对于美国国际集团而言，格林伯格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领导者和企业家。该集团董事会在斯皮策的高压下解除了格林伯格的职务，在金融监管历史中算得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斯皮策的努力白费了，因为这一举措不足以使美国国际集团恢复原有的管理秩序。所以，在之后短短3年时间里，该集团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头寸就飙升到了2.7万亿美元。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信用违约掉期得到了美联储及其他几个大国央行的批准，其初衷是分散次贷证券的风险，使这些债券获得3A评级，然后出售给各种投资者，比如个人投资者及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甚至还出售给了德国、爱尔兰、中国及冰岛的银行。

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产品部门或许躲过了伯南克本人的眼睛，因为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伯南克曾经承认自己对该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从联邦政府到50个州政府，再到美国以外的100多个国家，都可以对美国国际集团，特别是其金融产品部门发挥监督作用，但它们都为该集团进行了大量辩解。

监管不力不是因为监管者缺乏或权力不够，其真实原因在于监管者缺少相关信息，这是大多数监管者都存在的问题。他们是政治问题的专家，但是对于自己监管的业务领域，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性，也不知道监管不力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即使伯南克忽视了美联储具有至高无上的监管权力，其他监管部门也不可能全都不知道自己的职责范围，但金融产品仍然成了重大的疏漏。

监管主要是用权力替代知识。对于美国国际集团这样错综复杂的大公司，政府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它们到底在做什么，至于最坏的情形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政府更是无从知晓。监管机构不知道如何使美国国际集团在原有业务上做得更好，不知道如何提高这个全球性保险公司的效率和效能，因此，监管者把一系列规则强加于它，反而导致其偏离了既定的宗旨，更加注重去迎合政府的意图。这样一来，美国国际集团就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了，而是更像一个政府机构，集团内部的律师们为了迎合监管者而不得不填写一大堆表格，监管者恐怕只有等到出现问题之后才会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些表格。这些外部的规章制度试图替代企业内在的经营和市场知识，致使存在于格林伯格头脑中的有活力的知识完全无法派上用场。

凡是对一摞摞书面证据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发生系统性崩溃的时期，每一个大型机构都挤满了多个监管部门的巡视员、监督员、检查员、审计员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监管人员。每一次，他们都是信心满满地提出该机构“一切都很好”、“很健康”、“很稳定”或“有偿付能力”之类的报告，而几天甚至几分钟后，该机构就会宣布它需要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以防破产。

在金融危机期间，这类无知的、干扰性的监管规则可谓无处不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的很多银行之所以倒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监管政策的误导。其中代价最大的是美国第二大房屋信贷银行——印地麦克银行（IndyMac Bank）的破产，这是自1994年美国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之后，美国倒闭的最大一家银行，也是次贷危机爆发后第五家宣布破产的美国银行。该银行的倒闭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造成了约110亿美元的损失，未参加保险的储户及其他类型的债权人也蒙受了很大损失。正如美联储前官员韦恩·麦金利（Vern McKinley）指出的那样，在印地麦克银行2008年倒闭前不久，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储蓄机构管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还给了它很高的评级，而且当时参与评级的银行审计员多达40位。麦金利在其所著的《融资失败：一个世纪的救助》（Financing Failure: A Century of Bailouts）一书中讲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其中包括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及美联银行（Wachovia）等的倒闭，以此回顾银行业及银行监管的历史。

监管范围的完整性无法弥补监管者知识的匮乏。关于被监管公司的未来，监管者掌握的知识肯定没有公司高管多。

固有的知识可以让人认识过去，而企业家精神则可以让人把握未来。监管规则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监管者是政治任命，只对他们的上级和政府规定负责。只有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司领导者才能从市场波动中及时捕捉到微弱的创新信号。

这次经济崩溃的一个教训是，100个监管者和百科全书式的规则都无法取代一个汉克·格林伯格，这个人创建了美国国际集团，最终却被监管机构抛弃。格林伯格掌控该集团期间，一个虚假的3A债券信用违约掉期合约都没有签署过。这100名监管者与企业家之间的作用不对等，体现出了企业家的真正意义。虽然企业家在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只有1%，但正是他们让资本主义获得了应有的声誉。

政客和权威学者发现了这些在市场总人数中仅占1%的企业家，并过度关注这些企业家与其他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事实上，这些政客和学者都误解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巨大财富的真正来源和目的。驱使人们过度关注收入差距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的不平等。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不平等”一词的真正含义不是指人们拥有的财富不平等，而是指掌握的知识不平等。财富只有与信息结合起来，才算得上有价值。如果财富的所有者是盲目无知或贪婪无度的人（比如中奖的彩民或拉斯维加斯的赌徒），那么财富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美国企业家生活在一个有着40亿穷人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会问，在一个被饥荒、贫穷和疾病撕得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极少数人控制的财富比其实际需求（基本生存与舒适生活）多出几千倍，为什么要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呢？

更具体地讲，为什么美国社交网站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掌控着一笔估计多达170亿美元的财富，而社会工作者苏西·圣特林（Suzie Saintly）一年却只能挣4万美元，只有扎克伯格的四十万分之一？为什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身家高达500多亿美元，而第一款用于个人计算机的电子表格办公软件VisiCalc的发明者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却只能雇几个人艰难地经营着一家名为“软件花园”（Software Garden）的咨询公司？为什么允许沃伦·巴菲特通过入股报社、保险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而一度成为世界首富，而单身母亲莎拉·辛德里拉（Sarah Cinderella）却要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做前台接待员，晚上做服务员）才能勉强度日呢？为什么咖啡大王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占有50亿美元的财富，而哈里·霍姆利斯（Harry Homeless）却要住在星巴克门店栅栏外面的毯子上，手拿纸杯乞讨维生呢？为什么最后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的华尔街“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仍然是个亿万富翁，而美国总统一年却只能拿到区区45万美元的薪酬呢？

这一切是否合情合理呢？

这些巨大的不平等似乎与所有的原则和标准背道而驰，显然既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也与人们的美德、智商、文凭、教育水平和社会贡献不一致。难道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没有“肥猫”和掠夺性券商的资本主义体系吗？我们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同样繁荣，而财富分配却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体系呢？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辩护道，如果从更广泛的视角去看，这些奇怪的不平等现象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或理性上或许是没有意义的，但它确实能创造财富，而财富对于这个人口不断增长的星球的存续至关重要。所以，他们说，别挑剔了。这种说辞承认贪婪可能会促使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 Wide Financial）的安吉洛·莫兹罗（Angelo Mozilo）或臭名昭著的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走上犯罪的道路，但贪婪也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因为贪婪在美国受到的约束比在埃塞俄比亚更少，所以，在星巴克门店栅栏外面依靠施舍度日的哈里·霍姆利斯比亚的斯亚贝巴的中产阶级吃得还要好一些。

这实质上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个辩护者，同时也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资本主义辩护者。他断言，正是企业家的“奢望与妄想”，以及他们对“经济大厦方方面面”的期望，才使穷人“获得了生活的必需品，这些他们期望从别人的仁慈和正义中白白得到的东西”。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者就是这样描写他那个时代的富人。然而，新近的经济学家们，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到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都提到富人们沉溺于追求财富的同时却潜在地阻碍穷人获得生活必需品。他们想通过提高富人的税率和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来“拯救资本主义”。

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大部分企业家非但远远算不上贪婪，而且没有陶醉于自己的财富之中，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没有用于个人享受，而是以投资的形式还给了社会，表现为巨大的企业网。而这些企业如果想保持自己的财富就只有不断运营并做出贡献。不过，这1%的企业家里面可能会有1%的人耽于享乐，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也用不着解释和辩护。

一些辩护者会说，马克·扎克伯格之所以能利用脸书挣上百亿美元，是卓越的创业精神和软件编码带来的回报，而贫穷则是酗酒和浪费造成的结果。但是，苏西·圣特林、丹·布里克林及奥巴马总统的收入远远低于扎克伯格，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缺乏远见或者不够优秀吗？

所有这些论点都离题太远了。要解释这种贫富不均现象，需要理解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机制，不能仅仅盯着企业家的高尚或贪婪，这也不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必然造成的副产品。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财富创造者被赋予了将财富用于再投资的权利和责任。

沃伦·巴菲特担心他平均17%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秘书交的税更多。但他算出的17%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忽略了39%的企业所得税、55%的遗产税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税种。他之所以享受低税率，是因为他作为资本投资者，掌握着非同一般的创业投资知识。他的收入没有用来追求个人享受，而是用于再投资，面临着将利润再投资之后的各种挑战，承担着各种义务。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就是因为它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分派给了巴菲特这一类人，而不是分派给了他的秘书之类的人，更没有分配给只从政治角度而非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的政府人士，比如奥巴马的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和瓦莱丽·贾勒特（Valerie Jarrett）。

只有通过企业家的知识创造收益，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一般而言，只有当创造财富的人能够有效控制财富本身，财富才能不断增长。如果经济收益脱离学习过程，那么经济发展将趋于停滞。正如一棵树或者一个花园一样，经济增长也需要依靠“光合作用”。没有新知识的指引和产权制度的存在，经济必将衰退。《福布斯》富人榜的前400名富翁从根本上都是通过创业过程发展起来的。他们里面大约70%的人都没有继承过巨额的遗产，只有少部分人从他们的企业家父母那里得到自己的财富。

企业家的知识与高学历或学校所教的课程之间没有多少关系。有教养、有文化的上流人士藐视《福布斯》前400名富翁命令员工参加狂热的强化学习。财富通常来自其他人认为无法忍受的琐碎之事或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些企业家创造出极为复杂的建筑规范、垃圾处理方式、软件语言，或者开杂货店，发明猪羊宰杀技术或者是油炸、冷冻土豆条的机器，建立高回报的债券公司和低担保的企业，制定石油租赁或者住房契约的经营规则，向远东供应电子产品，发明加快生产比萨的方法或者推动保险政策，兜售针织品，卖宠物，发明水力压裂技术来开采天然气，设计终端搜索引擎，销售快餐、肥皂、糖果或硅–二氧化硅界面，调动工人，讨好工会主席、联邦巡视员、美国国税局、美国环保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企业家们考虑的都是那些既有权力机构眼中烦琐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富人体味到生活的残酷无情，锻炼出坚韧不拔的品格，所以他们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他们将财富委托给专业人士来经营，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能挤进1%中的1%，肯定不是依靠将财富委托给专业人士来经营，而是因为你创造了一种新的专门技术，也不是因为你掌握了专业人士知道的东西，而是因为你掌握了专业人士想不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业从一开始就是令人惊奇之举。令许多资本主义批评家不解的是，在那1%的群体中充满着令人惊奇的事情。山姆·沃尔顿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经销店，但是倒闭了。他又另开了一家，这次成功了。随后，他在比较贫困的南方建立了一个购物中心，通过在美国市场上出售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一度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舒尔茨从星巴克咖啡攫取了一桶金之后就离开了，结果星巴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逐渐衰落，他又重新掌管星巴克，恢复了它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使之成为供应多种饮料和食品，并给人以家的舒适感觉的休闲娱乐场所。赫布·凯莱赫（Herb Kelleher）离开了美国东北部之后，到得克萨斯州做了一名律师。他在餐巾纸上写下了在该州创建一家航空公司的计划。他忽略了业内专家深信不疑的一些理念，比如高价、轴辐式空运系统和飞机采购多元化等，创办了低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该公司提供了像巴士一样的便捷航运，空乘人员可以通过唱歌或模仿唐老鸭说话来讲解乘机规则，且不断进行商业创新，最后跻身世界主流航空公司之列，凯莱赫本人也赚了一大笔钱。他非但没有退休，还成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

对信奉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人来说，财富的创造过程是令人不悦的，因为它产出新财富的方式是没有既定计划的。但是对自由人的事业来说，不可预见性才是基本原则。它挑战了每个经济模型和社会的计划愿景。而对于那些依靠系统学习获得资格证书的教授，这是无法理解的。顾名思义，创业是无法预先规划好的。著名企业家——从山姆·沃尔顿到迈克尔·米尔肯，从拉里·佩奇到比尔·盖茨——并不是继承了企业的高层职位，而是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企业。他们没有爬到任何事物的顶峰之上，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成功把自己推向了顶峰。他们没有占领顶点，而是成了那个顶点。

这个过程创造了财富，但是保有并增加财富也一样困难。一个蜂蜜罐能引来蜜蜂，也能招来苍蝇。官僚、政客、主教、袭击者、抢劫者、革命分子、投机者、管理者、商业作家和传教士都认为他们比财富拥有者们更能创造财富。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被各种热心的“挥霍者”围攻。这些“挥霍者”贬损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并且以慈善、理想主义、妒忌或社会变化的名义让企业家来承担贫困问题。事实上，居住在地球表面上的所有人中，乐于为他人创造财富而不是将财富用于自己挥霍的只有那些合法经营的商人。

只要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掌管着谷歌公司，它就可能不断增值。可是如果让哈里·霍姆利斯来负责微软的话——或者安排政府机构作为哈里的代理人来管理微软——那么几分钟内，公司将贬值一半。如果流行的时尚发生了变化或者投资商不信任管理者，那么，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和星巴克的股票就会像软件公司的股票一样，在几分钟内损失大半。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让“职业经理人”掌控巨额财富，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比让财富拥有者们自己来支配它们更慢。比如，谷歌公司的经理人可能通过盗取公司财富而获益，或者是将其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也可以拿着公司的钱随心所欲地“投资”，或者是照顾那些实际上跟自己有利益关联的基金会。如果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开始忽略顾客的消费，而专注于自己的消费，那么他们将会看到自己的财富急剧减少。（不管怎样，他们可能会犯这个错误。）他们积累财富的关键是既不放弃金钱也不乱花钱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谷歌公司的主人，也是它的奴隶。

即便政府试图掌握美国的财富，也没能力做到。从古巴到希腊，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政府虽然可以没收财富，但无法有效地实现再分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观念和信息的流动。当约瑟夫·熊彼特断言资本主义是“一种永远在变的形式”之时，他道出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资本主义的外表可能看上去是固定的、确定不变的，因而似乎也是可以捕捉到的，但是事实上它却是一种精神景象，与其核心精髓相比，资本主义似乎是空虚的，就像与太阳相比，太阳系似乎是空虚的一样。

财富的源泉是活跃和变化的思想，而不是大量笨重和结实的建筑物。没有什么官僚机构和税收网络能够束缚住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或者是赛尔顿科技公司（Seldon Technologies）的克里斯·库珀（Chris Cooper）一闪而过的想法。

沃伦·巴菲特的可口可乐股权和其他各种商业票据、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rvold）的大量专利、约翰·保尔森的对冲基金、扎克伯格的脸书总部大楼、英特尔公司的晶圆厂、克罗家族在达拉斯的房地产帝国及唐纳德·特朗普的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变成支离破碎的遗迹，就像奥西曼提斯的王国一样。雪莱以奥西曼提斯的口吻写道：“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但如今，这个帝国早已成为荒漠中的沙堆了。

像匹兹堡的钢铁厂、新英格兰的铁路网、纽约州中部上千英里长的伊利运河、底特律的商用房地产、近些年的大型核工厂和大型印刷机、10年前柯达公司的摄影器材套装、1年前的惠普电脑、上周的流行服装、顶尖富豪的物质基础，都是财富的陷阱，而不是源源不断的财富之源。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物质还存在着，没有变化，可是人们对它们的看法却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极为珍贵的东西到了2012年就变得一文不值了。

海外资本可以将那些建筑和快速过时的设备，以及高科技公司的专利购买下来，但可能没法再拥有在这廉价出售过程中失去的领导能力、技能、忠诚。例如，如果阿拉伯人购买了整个硅谷，他们最多只能用它来种种杏树、橘子树，以及给旧金山人盖酒店用。获取一个企业的价值，比仅仅购买下它，要复杂困难得多。

根据熊彼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愿景，企业的拥有者不是财富的捕获者，而是财富的俘虏。如果他们试图占有或剥夺企业的财富，那么财富将逐渐消失。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他已经被“捆绑在微软这条大船的桅杆上了”。如果盖茨在微软公司早期发展阶段试图离开或大规模套现，那么该公司股价下降的速度可能比他套现的速度还快。戴维·洛克菲勒一生中每周有60个小时是用在他的事业上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年轻成员们想要获取财富，于是他们将洛克菲勒中心卖给三菱，得到了大量的财富。可是他们将很快发现，只有当他们服务了其他人，而不仅仅是利用财富追求个人享受的时候，他们才能持续保有财富。

在应对始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时，奥巴马政府的一大错误就是保护物品的价值，使这些物品的所有者不必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在美国，宪法只保证了财产权，而不保证其价值，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在拉里·佩奇与苏西·圣特林之间、唐纳德·特朗普与哈里·霍姆利斯之间、奥普拉与奥巴马之间，或者最富裕的1%的群体与剩余的富有群体之间，之所以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业知识与决心存在差异。大部分最富有的人注定要成为自己财富的掌舵者。他们只有将财富以投资的形式给予他人，自己才能保有这些财富。

美国的财富不是刻板地表现为库存的商品，而是一个有机的、有生命的实体，是一个由观念、期望、忠诚、道德义务、长远眼光交织而成的、脆弱的、持续变化的结构。为了进行再分配而把它进行解剖，最终将会摧毁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技术官僚就发现，这些复杂社会财富的骄傲的新拥有者很快认识到，他们正在管理的不是一个日益发展的企业，而是一具工业尸体。幻想发展绿色能源的奥巴马总统也发现，他高度赞扬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索林卓公司只有依靠政府补贴才能勉强存活。

不同的人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无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多么大，与贡献差距比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了。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海因莱茵（Robert Heinlein）写道：“纵观历史，贫穷是人类常态。世界各地时不时出现的进步使得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常态，而这种进步是极少数人的功劳。他们经常被那些自认为头脑正常的人鄙视、谴责与反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类人被禁止创新，或者被逐出企业（这种情况只是偶尔会发生），社会就会重新陷入赤贫，就会给社会带来坏运气。”奥巴马总统在艾奥瓦州的竞选演说中证实了海因莱因的观点，他说：“我们已经扭转了经济衰退，避免了萧条，经济重新开始发展，但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们遭遇了一连串的坏运气。”他所指的坏运气，就是指企业家创新的衰落。

所有进步都来自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即便是政府资助的研发工作（除了注重实效的军事技术研发外），也大部分都造成了浪费。只有观念、态度和道德准则是持久的。未来美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我们诽谤、干扰他们，并对他们过度收税、过度管理的话，那么我们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将会震惊而恐惧地发现，用于生产的物质如此迅速地崩溃成如此众多的被腐蚀的电线、被丢弃的电池、破败的风车、废旧的金属和荒废的丛林。

30多年前，在一位名叫阿瑟·拉弗的经济学家的领导下，供给学派大胆地宣称，通过降低税率，华盛顿将会获得更高的收入。拉弗做过的一件著名的事情是在国会餐厅的餐巾纸上写下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嘲笑。我在这里希望跟读者朋友们说一下，拉弗后来的辩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嘲笑。

美国的大多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似乎相信，他们挑选两三个特殊事件就能够证明拉弗曲线的错误性。克林顿总统将所得税率提高到39%，并平衡了预算。艾森豪威尔保持了91%的最高税率，但经济依然保持繁荣。

供给学派的专家们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回应：克林顿还签署了将资本利得税率削减近20%的法案，因此大部分新收入来自一个繁荣的股票和期权市场。艾森豪威尔将整个经济从战时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而这样的监管其实相当于严苛的税收。1946年，尽管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共和党人依然通过建立联合所得税申报制度将美国家庭的实际税收削减了50%。

然而，关于增税和减税的辩论在来自全球的大量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的经济学家们错误地相信，美国即便维持地球上最高的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依然可以继续领导世界，保持繁荣发展，并控制全球的一切事务。

自从《财富与贫困》第一版面世之后，世界上约有50个国家或地区都尝试了大幅降低税率。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使得有能力的公民越来越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工作和纳税，同时也不会破坏他们与美国社会的联系。

与企业一样，政府也必须为增加税收而展开竞争。由于很难将税制不同的国家的税收收入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因此，我一直强调政府支出是对税收政策的考验。一个政府的支出取决于服从于其税制的市场份额，取决于服从于其税制的企业和技术人员的比例。政府支出反映了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促进应税经济活动或吸引生产性企业和个人的成功程度。如同商业一样，市场份额，更多是来自开发新市场，而不是占有别人的市场。

1983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基思·马斯登（Keith Marsden）把世界上多个高税率国家同低税率国家（含实行减税政策的国家）做了比较，结果发现，低税率国家的政府支出的增速是高税率国家的3倍，因为低税率国家的经济增速是高税率国家经济增速的6倍。1992年，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政治经济政策研究机构Polyconomics在马斯登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经济数据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与很多国家相比，美国公民仍然拥有更多的自由，但美国政府对企业却怀有更加强烈的敌意，实施了更加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税制和监管政策。如今，很多技术人才都从美国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而不是从中国和印度迁移到美国。自1947年之后，中国香港的最高税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下，但它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其人口数量和政府支出增速都堪称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在我1988年访问中国香港时，有人问我1997年将会发生什么。我的回答是：“那一年，香港将开始给中国带来良性的转变。”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区，随着自由贸易之风不断吹向中国沿海地区，并进一步吹向中国内陆，香港确确实实改变着中国内地的经济政策。中国大陆的税率比美国低，而且在经济方面有效地影响着在科技领域领先全球的台湾地区，因此，中国增加政府支出的能力越来越强，尤其是在国防方面，这可能最终会降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低效甚至失效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的。

在欧洲，低税率的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从1994年和1995年的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在过去20年里，大约有20个国家采取了低水平的单一税率。事实上，每一个采取单一税率的国家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其中大部分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当这些国家开始吸引外国资本时，美国也自卡特政府以来首次遭遇了资本净流出。）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单一税制之后，利率最终低于20%，而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均在连续1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8%的平均水平。到2006年末，爱沙尼亚的外资对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77%，并且伴随着税收收入增加和财政盈余，该国成了全球科技领先、经济增长率领先的国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也采取了类似力度的减税举措，并因此获益。与此同时，在2007年全球经济崩溃之前，没有一个采取单一税制的国家被迫削减政府开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里面，随着税率的下降，政府支出实际上在逐渐上升。在实行单一税制的2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遭遇不寻常的税收收入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取消这种单一税制，它们的个人和公司的平均税率也分别降到了16.6%和17.9%。

在经济思想史上，低利率和高收入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一个证据最丰富却依然遭到普遍否认的命题，就连一些虔诚的供给学派专家也将其抛弃，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咀嚼美国克林顿时代的模糊的经济数据，而没有注意到美国海岸线以外的世界各地掀起了税制改革浪潮。

从里根时期到现在，已经隔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现在的人们之所以不理解这套理论，显然是因为我们最早那一代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尽到传道解惑之责。我们显然不够激进，所以才任由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那套机械的经济学理论削弱了供给学派的地位。即便拉弗那些新颖而精彩的描述也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人们的合理预期，认为政府必须对贫穷的、被动的经济人采取经济激励措施，这是一种误区，无论对穷人而言，还是对富人而言，经济刺激措施都是有效的。我们供给学派认为，如果让人们更多地保留其劳动成果，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劳动。增加投资者的税后收入，投资者才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些主张当然是正确的，人们肯定会对经济激励产生反应。比如，婚姻和家庭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税负，这就逐步侵蚀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正如安德鲁·雷德利夫和理查德·维吉兰特（Richard Vigilante）在《恐慌》（Panic）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资本家对自由市场的理解是人类创造力赖以萌生的温床，而我们却崇拜有效市场，主张加强监管，从而取代了这种理解。”如同减少监管、发展资本主义的理由一样，降低税收也必须从激励措施开始。

要实行激励措施，秘诀不仅仅在于激励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而努力工作或接受更大的风险。降低边际税率能给政府带来更多收入的原因就在于，它能释放或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在学习和经验曲线的指引下快速地前行。他们能学到更多，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多的资本，可以将这些资本用于贸易，也可以从世界各地吸引更多的成熟劳动力。他们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索如何避税，去解读监管措施，以及去咨询律师和会计师。他们可以进行更多不确定的试验，测试更多的可证伪的假设，尝试更多的商业计划，积累更多高效的知识。流向政府官僚的资源减少了，那些能创造利润、能成功投资的人才能掌握更多的利润。

有一种观念认为，财富不是存在于思想、态度、道德准则、智力训练之中，而是存在于可定义的静态的物体之中，是能够抓住并进行重新分配的。这种观念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迷信。它使预言暴力的预言家们的著作显得愚昧可笑，将那些试图依靠武力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人们引入歧途，阻碍了革命者的实践，使之认为只要掌握生产方式就能够获得经济的重要资本。它使那些认为依靠收购企业而不是学习就能够顺利进入一个新行业的大企业领导感到困惑，让那些想象着可以通过购买研发成果来获得新技术的官僚感到迷茫。获得新技术的代价就是掌握基础科学领域的知识。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不是土地、劳动力、资本，而是精神、信仰。资本主义这个体系并非始于索取，而是始于给予。

倒挂的收益率曲线（inverted yield curve），指银行在短期市场上高价融资，而在长期的债券和抵押市场上低价贷出，导致短期证券的收益率高于长期证券收益率的一种图形，与正常收益率曲线刚好颠倒。——译者注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译者注

Richard A. Posner,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1, and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8.

此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监管机构。——译者注

Robert A. Heinlein, Time Enough for Love (Ace, 1987), 244.

Andrew Redleaf and Richard Vigilante, Panic: The Betrayal of Capitalismby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Richard Vigilante Books, 2010),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