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二章

受挫的经济

“别人财星高照，自己也会跟着受益”的观念并不是轻易地就为人们所接受，也不是从古至今就一直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条信念却是经济学上的一条黄金法则，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关键，也是人类社会实现进步的一个源泉。这一信念最终打破了掠夺性的重商主义经济观念——根据这类经济观念，一个国家应该运用各种法律法规，视邻国为敌人，通过大打贸易战的方式使本国实现贸易盈余，并囤积黄金。上述黄金法则为亚当·斯密撰写经济学领域内首部伟大的著作《国富论》提供了灵感。1742年，大卫·休谟在《论贸易的猜忌》（Of the Jealousy of Trade）一文的结尾也阐述了同样的信念，他写道：“因此，我直言不讳地承认，不仅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要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商业繁荣祈祷，作为一个英国国民，我也要为它们祈祷。至少，我深信，如果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的君主和大臣们采取这种高瞻远瞩的仁慈观点和睦相处，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就会更加繁荣昌盛。”

这条黄金法则的科学基础在于贸易具有互利性，贸易会刺激供给，从而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经济机遇，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战争通常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自从斯密和休谟的时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增长都是在这个黄金法则的基础上取得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条黄金规则一度遭到了抛弃，各国发起了关税战，结果诱发了大萧条，并越来越严重，持续时间越来越久。后来，这条黄金法则得到了恢复和延续，堪称给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留下了一笔最大的遗产，但这种信念也时常受到侵蚀和攻击。

侵蚀和攻击的一个主要源头就是经济学界。比如，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即“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里面着重论述的是生产力，但从大卫·李嘉图开始，斯密的追随者们很快就开始忧心忡忡地把论述重点转移到了对分配问题进行静止和机械的分析上。他们永远在统计富人的数量和穷人的数量，并分析资本主义的缺陷，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穷人的数量如此之多。今天，经济学家们依然着重关注分配问题。他们苦苦思索旷日持久的分配不公问题，并且思考如何通过灵活的“再分配”纠正这一现象。

这种思维模式在得到各种基金会资助的报告中，在畅销的经济学文献中，以及在报纸专栏和政治讲坛上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从表面上看，这种思维模式是无害的，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黄金法则，扭曲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描述成了一种一人得利、他人亏损的“零和游戏”。这样一来，财富创造过程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滋生贫穷的根源。克里斯托尔曾经说过，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如果其财富分配方式被广泛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长期维系。因此，分配主义的心态会动摇资本主义民主的根基。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无论是财富分配还是收入分配，无论是不动产分配还是政府福利分配，结果总是糟糕的：严重的扭曲，高度的不平等，可以预见的不公平，等等。而且在漫长时期内，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越来越糟糕。典型的结论是：“最富有的2%的家庭拥有44%的家庭财富，25%的底层家庭根本一贫如洗”，或者“5%的顶层家庭得到15.3%的税前收入，20%的底层家庭只得到5.4%的税前收入。” 统计学家可以利用中位数、中间值或平均数大写特写。比如，美国人民收入的中位数可以是零，因为大部分美国人是家庭主妇和儿童。

不过，分布统计资料可能对经济形势做出严重错误的解读，因为这种资料是静态的，没有反映出经济的动态变化。就像一幅照片一样，上面静态地呈现着一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没有呈现出大楼内部的楼梯、扶梯和直梯，也没有呈现出某个高管凝视一份年度报告的情景，你看不到这个高管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一种名为“利眠宁”的抗焦虑药。仅仅从分布统计资料来看，似乎经济形势是一成不变的，就像仅仅从照片去看这栋写字楼，似乎也是经年不变。然而，事实上，大楼内部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断有新公司入驻，也不断有旧公司搬离；不断有新高管来到这里办公，也有很多原有的高管离开这里；很多低级别的职员也会获得升职，一些顶级高管会留下“利眠宁”，然后离开。这种静态的统计分布资料还忽视了一个简单问题——年龄。位于统计数据底层的很多人要么是老年人（他们挣钱的岁月已经过去了），要么是青少年（他们还没有到挣钱的年龄）。虽然我们周围有大量的老年人和青少年，但他们的低收入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机遇的多寡基本上没有多少联系。

由于在数百年间，黑人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因此，很多经济学家盯住黑人社会地位长期保持不变的事实，断定美国的社会制度缺乏催人奋进的因素。真实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比如，日本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还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面，但战争结束后，他们用了3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水平就超过了美国除犹太人以外的任何一个族群。在20世纪伊始，350万名犹太移民刚刚来到美国海岸时，平均每个人只带了9美元，几乎少于其他任何一个移居美国的族群。但60年后，犹太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几乎是美国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曾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英国新教徒族群（WASP，意为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在二战之后不仅落后于犹太裔和亚裔，还落后于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裔和波兰裔（这不是笑话，真的被波兰裔超越了）和最新一代的西印度群岛移民。

虽然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断发生变化，但那些博学多才的社会学家竟然还愤愤不平地声称“在过去50年间，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真是不可思议。社会学家彼得·埃德尔曼（Peter Edelman）在1977年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其他数以百计的学者也认同这个观点。卡内基儿童基金会曾经斥巨资资助了一项由耶鲁大学的肯尼思·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主持，由埃德尔曼的妻子玛丽安·赖特（Marian Wright）及另外12名社会学家参与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历经多年，先后于1977年和1979年发布了研究结果。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等级制”社会。凯尼斯顿认为：“美国经济是一个人为操纵的假象，那些笼罩在光环之下的人物只是例外情况，可能会全面误导我们，因为这些例外情况刺激我们去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都能逃避贫穷，并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卡内基基金会当然对美国社会更为了解，它的那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静态的美国不啻一种新的神话。

即便像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这种经验丰富的社会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本人也是好不容易才在美国这片震荡不断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或许是因为他紧紧围绕收入分配差距固化问题开展了研究）。他在《更加平等》（More Equality）一书中提出：“通过独立奋斗出人头地，甚至可能变得富裕，这样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他还相当不耐烦地写道：“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仅仅从这些例外情况来看，发财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种例外情况的数量很小，只能证明经济已经僵化了。”

一些接受过充分的社会科学教育的保守派人士有时候也会因为具有这种思维模式而深感困扰。曾经为尼克松和里根总统撰写讲话稿的经济学家马丁·安德森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其《福利》（Welfare）一书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们已经赢得了1964年开始的‘向贫困宣战’运动。”他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负责人艾丽斯·里夫林（Alice Rivlin）的一个结论，指出扩大福利开支及实物救济已经有效地让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了贫困线以上（除了6.4%的少数人之外）。《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作家发挥其无与伦比的雄辩能力，向600万读者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这样一来，保守派终于可以尽情歌颂资本主义了。他们说，虽然美国的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但美国养活了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约3亿人口，接受着大规模的移民，并且能够成功地将收入最低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贫困线以上，而且美国的贫困线比苏联家庭年收入的中位线还要高出1000美元左右。纵观世界历史，除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其他任何一个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们还说，虽然黑人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实施福利计划以来，黑人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些保守派人士就是在努力让我们相信，与贫困的战争已经通过收入再分配取得了胜利。

然而，从这类言论里面，我们再次看到了社会学家们其实忽视了一个十分明显的社会现实，即1964年以来，真实的情况是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反而阻碍了穷人——尤其是黑人群体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积极性，导致其生活和家庭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这简直比奴隶制造成的结局还要悲惨。虽然很多经济状况较好的黑人家庭没有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而且种族歧视现象也基本上消除了，但比较贫穷的那些黑人的生活状况却严重恶化。因为政府给他们无偿提供救济之后，他们反而失去了努力改善处境的动力，以至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日益糟糕。

首先，真正的贫穷与其说指收入情况，倒不如说指精神状态，政府救济会毁掉大多数靠救济为生的人。对于这一点，保守派肯定早就知道，而且还曾经就这一点发出过警告。这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说我们从1964年以来能够总结出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保守派强调这一事实的力度远远不够。自从我们向贫困宣战以来，接受救济的贫穷黑人的依赖心理越来越严重，如同瘟疫一般侵蚀着社会道德。随着黑人家庭破碎现象愈演愈烈，他们的依赖心理不断加剧，并且蔓延给了一代代的黑人子女。在黑人家庭里面，女性当家的家庭数量早在1965年著名的《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发布之际就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但时至今日，这个数量已经翻了一倍了。同样，自那时到现在，在黑人家庭里面，只有单亲妈妈的黑人儿童数量也翻了一番。1978年，大约60%的黑人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或者慈善机构（相比之下，生活在单亲家庭或慈善机构的白人儿童比例还不到20%）。这些福利计划的潜在危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比如，黑人青年失业及退出劳动力队伍的比率在城市中心地区竟然高达60%。虽然白人群体的失业率在下降，总体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黑人男性的失业人数却在不断增加。

任何一个人，但凡考虑一下这些统计数据，或者看到这些贫穷黑人因为过于依赖社会救济而陷入了潦倒绝望的处境（我在贫民区进行过长达两年的访谈，见过太多这般情景），肯定会向上帝祈祷，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充斥着太多令人感到意外的情况，因此，没有任何人敢做出肯定的预测。如果看到这些贫穷黑人的生活和家庭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谁也无法宣称我们在与贫穷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如果非要将其称为“胜利”，未免扭曲了“胜利”这个词本来的意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评价美国经济内部中层与上层的情况时，也受到了一种类似的短见的干扰，从而得出了扭曲的结论，因为他们的观察依然是以统计分布资料为基础的。正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华尔街日报》上所写的那样：“从1973年开始的多年通货膨胀并没有给部门之间（政府、企业和劳工）或个体之间（富人与穷人、黑人与白人等等）的经济资源分配带来任何重大改变。”

瑟罗争辩说，美国经济的中层和上层之所以宣称自己承受了很大的经济痛苦，根源在于从1973年到1978年之间，货币收入虽然提高了50%，但实际收入仅仅提高了8%。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造成“一种严重的错觉……甚至有可能导致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标准下降了，但客观来讲并没有”。如同很多黑人没有看到自己在美国减贫运动中受益一样，美国经济中的很多上层阶级也遭遇了这类错觉带来的困扰。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社会的中上层面临的难处远远比不上黑人群体蒙受的灾难，但是中上层财富和福利的下降却是无可置疑的。美国人民之所以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产生极大的误解，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和家庭实际收入增长情况的数据时存在严重偏差。

从人员数量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一个阶级是中产阶级。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最好先了解一下我们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长情况时存在的许多错误。按照之前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排放到农村溪流的有毒废水、污染偏僻海滩的漏油事件、城市居民区附近新建的工厂或机场造成的噪声，都属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修建博物馆和让人们呼吸更加新鲜的空气则不被纳入统计范围。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强调这种衡量尺度的欺骗性。

在20世纪70年代的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结构的破裂。最明显的因素是离婚，因为离婚往往会大大增加社会对于住房、快餐、日托和家政等方面的需求，并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工作，从而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

离婚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往往更爱喝酒，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疾病也普遍更多，因此会拿出更多的钱去购买各种社会服务。 1965—1979年，美国每年离婚人数从47.9万增加到100万左右，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结婚则会减少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点从人们熟悉的男主人与女管家结婚的例子就能看出来。（结婚前，男主人支付给女管家的薪水需要报税，但结婚后，女管家成了男主人的妻子，丈夫自愿交给妻子的钱不仅数量更多，而且不用报税，从而游离于国家的税收账目之外，不计入国民生产总值。）20世纪70年代，美国家庭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离婚率和再婚率不断攀升，再加上长期不结婚的单身者越来越多，从而给国民收入总值注入了增长的动力。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通货膨胀和税收对于职业女性数量的影响。通货膨胀会提高收入的纳税等级，而实际购买力却并未因此增加。事实上，这无异于加税，收入增长的同时，需要交的税也水涨船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通美国人的边际税率，即当前收入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高达50%左右。这意味着通过额外工作所得的报酬的一半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落入政府之手，这些形式包括放弃之前从政府得到的福利或者政府转移给自己的其他益处，或者给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纳税。

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只有一个人挣钱养家的家庭蒙受了损失。那些凭借一己之力支撑家庭的人都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爬到数量较少的高级职位。但与这类家庭相比，夫妻双方同时进入职场的家庭生活水平往往较高一些。导致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剧的一个因素是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所做的新投资严重不足，高薪酬岗位的数量难以提升，因为它们往往不愿意投入巨额资金去购置持久耐用的设备，而是倾向于雇用那些薪酬水平非常低的员工，这些员工一般是季节工或者兼职人员。

这些情况给美国家庭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使经济受到损害，导致劳动大军不断壮大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不断下降。有双份收入的家庭的确比只有一人挣钱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实际购买力，国民生产总值也随着购买力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此而提高，因为政府从两份收入再加上由此产生的家务及其替代形式的支出中获得的总财政收入，要多于从一份高薪中获得的财政收入。

然而，据瑟罗的观察，这些中产阶级家庭还在叫苦不迭：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收入总买不到他们预期的尽可能多的东西。瑟罗坚持认为，他们的期望由于“错觉”而大大膨胀了。可是瑟罗本人却为另一种“错觉”——统计上的错觉——所困惑，因为他看不到双收入家庭的人那种伴随着收入增加而来的情感上的损失，而且他还忽略了人口方面的影响。

显然，随着人们为了工作而不得不放弃休闲娱乐和家庭生活，时间终将变成最珍稀的资源。随着时间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值钱，失去时间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昂，对家庭幸福感的损害也越来越大。家庭妇女成为职场女性之后，不仅精神上会承受沉重的压力，还影响到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具有很高的价值，要评估这一价值，则要考虑其孩子的数量及其他一些因素。但根据之前很多分析人士的评估，一个主妇常年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年薪1.2万美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那么在2012年，家务劳动的价值大约相当于年薪5万美元左右。现在，有些家务劳动是夫妻共同完成的，有些则是聘请家政人员完成的，还有一些情况是夫妻都不做家务，代之以餐馆、洗衣店、日托中心和加工食品。夫妻双方都会累得疲惫不堪，再加上之前确立的夫妻角色被改变，从而导致关系紧张。这类夫妻关系的紧张绝对不是一种幻觉，而是能够得到越来越丰富的人口统计数据的证实。这些数据表明，当家庭妇女变成职场女性，承担全职工作之后，离婚率和分居率骤然提高。除非妻子进入职场之后每年能够挣到5万美元以上，不然她的家庭的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但刚才我们描述的这种迫使夫妻双方共同挣钱养家的情况没有考虑到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一批人逐渐成年，开始结婚生子。这一代人口的数量是骤然膨胀的，一度导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中小学和大学变得拥挤不堪，并且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进入职场，导致劳动人口瞬间膨胀，还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没有子女的时候，这些夫妻由于生活成本合并在了一起，并且家庭有双份收入，加之通货膨胀也会推高他们的收入，因此，日子尚且能够过得红红火火。但孩子出生后，夫妻双方就很难同时外出工作了。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要维持孩子出生前的生活标准，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家庭收入必须增加26%；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家庭收入必须增加47%；而当第一个孩子入学后，收入必须增加57%。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那么10年之后其收入必须比没有子女时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增加必须是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且生了孩子之后，妻子为了照顾孩子，收入往往会大幅降低。

当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这些数据意味着一个家庭如果想要维持孩子出生之前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在10年之内使收入增加到孩子出生之前家庭收入的4倍。对于大多数丈夫来说，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达到这个目标。即便他们努力奋斗，也会发现自己根本无可奈何，因为就算他们的税前收入大幅增加，那么根据美国的累进税率，也将不得不交更多的税。无力承担起养家糊口之责的丈夫则会渐渐失去大丈夫的气魄。

但我们不应该过度解读这些统计数据，因为如同其他政府统计的收入数据一样，上述这些数据也难免存在一定的扭曲和错觉。事实上，对于有孩子的人而言，谁都不可能认为孩子的到来是家庭变贫和生活标准下降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妻子不顾家庭需要而外出工作，这样会给夫妻双方造成极大的痛苦，从而破坏夫妻关系。

虽然女性外出工作博得了很多赞美，但关于家庭收入的统计数据却表明，大多数女性其实是不希望外出承担全职工作的。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女性的工作时长和收入就会迅速减少。年龄超过25岁的女性自愿退出职场的概率是男性的11倍。女性往往比较喜欢做兼职性质的非正式的工作，而男性的倾向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收入增加时，男性更加奋发向上，积极性会增加，他们会尽己所能地增加自己的收入。上述是贫困研究所的欧文·加芬克尔（Irwin Garfinkel）和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但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莱斯特·瑟罗等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随着收入增加，男性的工作热情会降低，而且降低税率也会削弱男性的工作热情。但贫困研究所的研究资料清楚地表明，当家庭收入增加的可能性降低时，女性会更加努力工作，而男性则相反。由于美国薪酬较高的已婚男性是劳动生产率赖以提高的主要力量，因此不难看出，美国的累进税率只会降低这个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部门一直在有意无意地促使家庭妇女摆脱不需要纳税的家务，促使她们进入职场，赚取需要报税的收入，然后给国税局多交税。家庭妇女变成职场女性之后，一系列之前自己就能完成的、不需要报税的家务活就需要从外面雇人来做了，比如做饭、照顾孩子等等。而这一系列的开支都是需要报税的，从而国税局实现了增加税收的目标。

虽然一些原本不需要报税的家务被转变为需要报税的劳务，但国税局的“阴谋”只是得逞了一半，因为相当一部分需要纳税的活动都变成了地下活动。当不计其数的家庭无力承受沉重的税务负担和苛刻的福利计划而走向破裂之后，道德对人的约束力也随之消解，人员流动性和匿名活动便增加了，导致经济交易难以追溯，隐瞒收入和偷税漏税对人的诱惑力便大大增加了。国税局的账目和其他机构的账目并没有统计犯罪活动的增长情况，比如毒品交易、赌博和色情交易等。此外，像物物交换，从事第二职业，雇用非法入境的劳工，收取小费和其他酬金，因收藏邮票、古董等物品而获得收益，以及非常普遍的做假账等，也没有被统计。在当前的监管和税务环境下，小企业做假账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家们为了评估地下经济活动的规模，会将居民现金持有量的增长情况绘制成图表加以比较（比如，1979年，美国无论男性、女性，还是小孩子，平均每人持有将近500美元，到2012年，平均每人持有1600美元左右），或者将官方统计的收入数据同他们自己评估的增长更为迅速的交易情况进行对比，或者研究针对一些纳税申报表的审计情况。无论通过什么办法，他们的结论都是这种非常规的经济活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介于10%~25%之间。尽管经济学家还无法准确地了解这类活动的规模，但他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经济活动的规模在不停地扩大。正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埃德加·法伊格（Edgar Feige）所说的那样，这类活动“规模惊人，并且不断膨胀”。纽约大学的彼得·古特曼（Peter Gutmann）写道：“在这个领域，你看得越多，发现得就越多。”

事实上，人们并不喜欢隐瞒收入水平，也不喜欢偷税漏税。虽然少报一些收入，少交一些税，可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在当前这种高税收的大环境下，很多家庭依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焦虑。因为他们觉得别人能够逃避税收，而自己交那么多税是不公平的，或者觉得自己偷税漏税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是非观。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最后总是觉得愤怒和沮丧。

中产阶级家庭可以说是美国增加速度最快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遭遇的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看似富裕的群体却承受着痛苦，并时常表达抗议。这些问题也清楚地表明，为什么需要通过大幅减税来减少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并巩固美国家庭的稳定性。其实，税负过重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在瑞典，累进税率和社会福利比美国更高，离婚率比美国高出60%，非婚生育率是美国的3倍（瑞典1/3的孩子是非婚生育）。正如知名社会主义学者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那样：“高税收正在将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妓女横行的国家。”

收入分配表格还扩大了人们对于美国富人阶层的统计数据的错觉。虽然20世纪70年代年收入模式的改变相当小，但财富分配方式却存在剧烈变化。要理解这个动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通货膨胀本身及其影响进行深刻的观察，超脱于左派与右派的偏见之外，并抛弃诸如“苛税猛于虎”之类听起来很熟悉的言论。根据这类言论，似乎寡妇与孤儿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事实上，寡妇与孤儿，至少那些有资格获得完整的社保与福利救济的人，在通货膨胀期间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1972—1977年，美国老年人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与全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比率从80%上升到了85%。左派学者——哈佛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瑟夫·米纳雷克（Joseph Minarek）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发现，受通货膨胀冲击最大的人群是储蓄者和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富裕人群。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生产率增速逐渐降低为零，美国为了进口石油而导致美元外流，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必定开始下降。因此，只要一个群体的收入增速能够赶得上物价涨幅，那么该群体在美国经济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就有所改善。事实上，消费物价指数至少把通货膨胀的实际影响夸大了1/5，大多数跑赢消费物价指数上升速度的家庭，无论是实际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实现了大幅增长。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把不断上涨的置业成本囊括了进去，而且所占比重高达30%。这种置业成本主要是支付房贷利息，但每年都需要承担这些成本的置业者其实很少。相反，他们发现房子不断升值，抵押贷款造成的债务负担不断减轻。不仅如此，置业者还可以将房贷利息从应税收入中扣除，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置业者支付的房贷利息已经不能视为完整意义上的利息了，而是为了弥补银行的本金在通货膨胀时代蒙受的损失而支付的。在20世纪70年代，自有住宅为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及70%的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缓解了他们在通货膨胀中遭到的冲击。在1975年，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的家庭里面，一半以上都有住宅。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税收指数化”的做法开始迅速蔓延。这一做法削弱了美国社会财富增加速度普遍下降对于很多低收入美国人的影响，使得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获得了相对收益。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人更为幸运，因为法律上的一个失误（一直持续5年都没有得到更正）使他们的补助金能以双倍指数的幅度得到增加。在大多数州，由于食品券和其他实物救济增加到了原来的3倍，领取社会福利救济的人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生活有所改善。钢铁工人、汽车工人、卡车司机及其他有组织的工人，加上邮政工人、市政工会人员和其他政府雇员，都通过努力抗争维护了自身权益，获得了加薪、养老金和其他福利，避免沦落到经济滞胀时代的最底层，但这牺牲了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和美国工业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的地位。

社保支出的增加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尤其大。20世纪70年代晚期，社保支出总额相当于7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同时也是全国劳动者的一大笔资产。这笔资产已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财富中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正如众议员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所写的那样：“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积蓄与其说是以市场（指银行和其他储蓄和投资机构）为中介的金融资产，不如说现在已成为以政治家为中介的将来可向国家认领的钱。” 尽管这笔实际财富并不列入财富分配表内，但并不妨碍它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上升，使实际财富的分配大大地转向对中产阶级有利的一面。

与此同时，美国的上层阶级却仿佛又经历了一场“大萧条”。如果在没有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累进税率将富人的财富再分配给穷人能够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话，那么1974—1980年这段时间内即使西方经济税负沉重，通货膨胀肆虐，人们依然会经历一段丰裕富足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沮丧与动荡加剧、富人与穷人都感觉自己蒙受损失的时代。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约瑟夫·米纳雷克的研究，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再分配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剧烈，对财富的毁灭作用也更大。米纳雷克将调查居民收入情况的表格与另外一种衡量标准更为全面的表格做了对比。前一种表格往往显示出通货膨胀有利于富人的财富增值，却损害了穷人的利益。相比之下，后一种表格调查的内容更加全面，包括了人们获得的实物补助（比如政府发的食品券、公司发的福利等）、财富效应（比如房屋增值、股票和证券实际价值下降等）及税收的影响（比如税率调高、名义利润扣税等）。第二种收入调查方法代表着一个重大的理念突破，实际上等于驳斥了大多数关于美国财富分配的传统理论。

虽然房屋增值和实物补贴可以抵消增税对中低收入阶层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左右的阶层而言，收入所得税增加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超过房屋及其他财产增值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收入更高的家庭而言，收入的减少及股票、债券和其他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贬值会对其财产造成重创。虽然这类影响难以准确测量，但米纳雷克估计，如果2%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一年，就能导致年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的实际收入减少10%，或者年收入20万美元的家庭的实际收入减少18%。（也就是说，仅仅通货膨胀这一个因素就造成了将近4万美元的损失。）虽然持续一年的通货膨胀对于百万富翁们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但如果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达6年之久，比如美国在1974—1980年经历的那次通货膨胀，那么对美国富裕阶层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尽管米纳雷克没有研究过20世纪7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时产生的影响，但一份类似的分析指出，仅仅在1979年那一年，美国富裕家庭的实际收入就下降了1/3以上。社会财富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比如，从1979年5月到1980年初，美国市场上的债券价值总额就蒸发了大约5000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伊始，上述这种形势对美国各个阶层的收入和美国经济的前景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趋于停滞，储蓄率暴跌到4%以下。而通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投资先锋角色的上层阶级为了避税而逃向了非生产性的活动，开始囤积黄金，收购不动产，从事投机活动。上层社会弥漫的沮丧情绪进一步加剧了中层和下层社会的痛苦。

上述这些考量都没有引起那些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的关注，这些专家仅仅通过分析收入分配图表就得出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认为形势非常紧迫。但他们大多数的统计视角误读了财富与贫穷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实事求是，那么我们依然可以用资本主义的黄金法则去治理这个社会，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vol. 1, part 2, no. 6.

Robert L. Heilbroner and Lester C. Thurow, The Economic Problem, 5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9), pp. 21–23. See also Kenneth Keniston and the Carnegie Council on Children. All Our Children: The American Family Under Press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 44.

Thomas Sowell, Markets and Minoriti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0,forthcoming);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 (Washington,DC: the Urban Institute, 1978), pp. 40–48 and passim. See also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4–50.

Unpublished interview for Vocational Foundation, Inc., 44 East 24th Street, New York, NY, 1978, in the research files for Our Turn to Listen(New York: VFI, 1978).

Keniston and the Carnegie Council, All Our Children, pp. 36–37. See also Richard H. de Lone and the Carnegie Council on Children, SmallFutures: Inequality, Children, and the Failure of Liberal Refor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passim. These Carnegie studies,ostensibly on children, are in fact chiefly concerned with reducing their number and burden on adults and with propagating a group of adolescent arguments for a massive restructuring of the U.S. economy by redistributing wealth.

Herbert J. Gans, More Eq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quoted from the paperbac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 19.

Martin Anderson, Welfa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p. 15.See also Morton Paglin,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evaluation,”Policy Review, no. 8 (Spring 1979), pp. 7–24.

1965年11月，知名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依靠翔实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指出，解决黑人社会内部问题的最现实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的最坏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数量骇人听闻，占黑人婴儿比例高达1/4。这份报告谈到的事实无可争辩，但黑人社会不能正视现实，黑人领袖们不仅立刻条件反射般地给报告扣上“宣传种族主义”的帽子，而且指责报告作者为“法西斯分子”。——译者注

U.S. Bureau of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 311,Househo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March 1976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11–21, table 1. (It consists of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ies by type, race, and Spanish origin of head and by farm and nonfarm residence. It is updated in subsequent reports in series P-20 in preparation.)

The best compilation of earlier data on the black family is found in Heather L. Ross and Isabel V. Sawhill, Time of Transition: The Growthof Families Headed by Women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1975), pp. 67–88 and passim.

A good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as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Urban League, is found in Robert B. Hill, “The Illusion of Black Progress,” SocialPolicy 9, no. 3 (November–December 1978), pp. 14–25. The progress of intact black families outside of the welfare culture remains impressive,however.

All of these observations are elaborated in Lester C. Thurow, The Zero Sum Society: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pp. 47–54 and passim.

Ibid., p. 49.

George Gilder, Naked Nomads: Unmarried Men in America (New York:Quad 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74), pp. 38–40. Detailed sources can be found in the notes on pp. 169–170. See also Hugh Carter and Paul C. Glick, 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rev.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24–357 and passim.

Marriag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figures since 1965 appear in Monthly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Rockville, MD, and in Carter and Glick, Marriage and Divorce.

Edgar K. Browning and William R. Johns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Burde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9), pp. 67–70.

Scott Burns, Home, Inc.: The Hidden Wealth and Power of the American Househol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75), pp. 16–28.I have adjusted Burns’ estimate of the value of domestic services for inflation as of my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 statistics on divorce and separation are summed up in Ross and Sawhill, Time of Transition.

Scott Burns, “Irresistible Force Meets an Immovable Object,” BostonHerald American, September 17, 1978, p. A-26. See also “Why Wage Controls Weigh Heavily on Young Families,” Boston Herald American,August 26, 1979 and “Struggling Up Mount Money,” Boston HeraldAmerican, March 6, 1977.

Irwin Garfinkel and Robert Have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avid Betson,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Earnings Capacity,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p. 32 and 33.

Kim B. Clark and Lawrence H. Summers, “Labor Market Dynamics and Unemployment: A Reconside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Activity no. l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p. 52.

Garfinkel and Haveman, Earnings Capacity, pp. 32 and 33.

Edgar L. Feige, “How Big Is the Irregular Economy?” Challenge 22, no.5 (November–December 1979), pp. 5–13. See also Peter M. Gutmann,“Statistical Illusions, Mistaken Policies,” Challenge 2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79), pp. 14–17.

Gutmann, “Statistical Illusions, Mistaken Policies,” pp. 14–17.

Laurie Prothro, “Making a Living in Subterranea—Notes from the Under ground,” Taxing and Spending 2, no. 2 (April 1979), pp. 8–11.

Jacqueline Kasun, “More on the New Sex Education,” Public Interest, no.58 (Winter 1980), p. 136.

Quoted in Melvyn B. Krauss, “The Swedish Tax Revolt,” Wall StreetJournal, February 1, 1979, p. 16.

Thurow, The Zero-Sum Society, p. 53.

所谓“税收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自动确定应税金额、适用税率和免税额度，以便剔除通货膨胀导致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译者注

David Stockman, private communication.

Joseph J. Minareck, “Who Wins, Who Loses from Inflation?” Challenge 21, no. 6 (January–February 1979), pp. 26–31.

Ibid. See also Christopher Jencks, “Why Worry about Inflation?” WorkingPapers 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78), pp. 8–11, 75–78, and vol. 7,no. 1 (May–June 1979), pp. 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