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六章

通货膨胀的状况

对于美国共和党人为了支持《肯普–罗斯法案》和拉弗经济学而提出的一系列论据，固有的经济理论能够做出非常有力的回应。从加尔布雷斯到卡特总统，一些非常有名望的人一致认为，一旦根据该法案将最高边际税率削减30%，将引发疯狂的、失控的通货膨胀。此外，他们忽然引用了保守派在长达30年的演讲中经常讲的一句话，即“通货膨胀无疑是最残酷的税收”。

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在发表言论或阐述观点的时候直言不讳，未加修饰。许多保守派人士听到自由派的观点之后深感不安，似乎他们的政党傲慢地违背了财政责任的准则一样。当主张减税者做出积极回应时，这场辩论必然触及一些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诚然，随着争论的展开，许多参加辩论的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眼中偶尔闪过一丝亮光。这种亮光证明他们所偏爱的经济学派别的旗帜仍然稳固地矗立着，仍然在他们自己的摇唇鼓舌中迎风招展。但对那些密切跟踪辩论情况的人来说，他们领悟到了一些新的启示，这些启示逐渐变得清晰。比如，通常而言，凯恩斯主义者对通货膨胀所开的“药方”无非是借助增税抑制需求，限制信贷供给和削减政府支出，但实施难度大，而且即便实施之后，效果也不理想，从而导致各方都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感到困惑。于是，不同的见解便应运而生了。最初，人们只是提出一些胆小的假设，比如质疑凯恩斯主义是否真的奏效，后来变成一种广泛表达出来的异端，这不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小修小补，而是一种颠覆，因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通过增税去应对通货膨胀，而新的异端则指出增税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

这种观点简直是革命性的。如果有人对此感到怀疑，只要看一看这种观点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就足够了。真正革命性的思想从来不需要通过压倒对立思想而变得流行起来。较为常见的情形是，这种革命性的思想的流行是自然而然的，比如，“有些税收自然而然地会加剧通货膨胀”。起初，自由主义者为了反对征收增值税而提到了销售税。之后，他们为了敦促政府在1978年削减高昂的社会保险费而提到了工资税。再往后，加州的“第13号提案”削减财产税，而且国会预算局预测住房成本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下降的时候，人们又普遍注意到了财产税，削减财产税引发的100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又成了之后每届总统发表演讲时谈论的主要内容。很多专家试图抵制个人所得税，而一旦他们在销售税、工资税和财产税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增加个人所得税就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然而，这一发展的意义还不是很明朗，很多人不了解它，许多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斯和海尔布伦纳，都拒绝承认这一点。如果增税速度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比通货膨胀增速还要快80%，却无法遏制通货膨胀，最终还要继续增税，那么就会有人表达异见，就会涌现出更多的观点。可以说，关心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有多少，新观点的数量几乎就有多少。

像往常一样，最简单、最清晰的观点依然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之所以支持《肯普–罗斯法案》，仅仅是因为它会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削减开支。他认为政府支出会决定政府收入和税收规模，总的税收负担是政府的支出，而不是税收。任何赤字最终都是由公众以隐性税收的形式来承担的，政府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方式是降低美元价值和联邦债务的利息。因此，如果不削减开支，名义上的减税仅仅是一种欺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轻负担。

弗里德曼这一观点的确呈现出了一定的智慧，但无法终结人们对于增税问题的争论，因为弗里德曼的观点仅仅关注了税率结构的变化对政府削减支出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对商业的潜在影响。虽然弗里德曼也曾写过一些文章探讨激励商人和工人的积极性何其重要，而且在这类文章中的雄辩程度不亚于其他任何人，但关于《肯普–罗斯法案》，他的思维却变得狭隘了。他仅仅关注到了这个法案对政府支出和市场需求这两个总体指标的影响，而没有强调这个法案对企业家们的创造力和投资动力的动态影响，因此，他的这种分析收效甚微。因为他对该法案的政治影响更加敏感，所以，他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减税到什么程度才能导致政客削减开支。这种思考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除非拉弗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否则弗里德曼的这种分析不大可能成为现实。

较为直接地探讨通货膨胀问题的是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他是《肯普–罗斯法案》的起草者之一，这一法案最复杂的经济主张就是他提出的。从本质上讲，他认为高税率会降低企业家的积极性，削减生产规模，减少商品供应。与此同时，由于货币供应没有受到限制，因此会引起通货膨胀，从而发生典型的通货膨胀情景，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这就相当于税收对于生产活动起到了刹车的作用，即所谓的“税收制动器理论”（tax brake）。然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商品供给太少，而不是货币太多。罗伯茨追随的是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的脚步，丹尼斯·罗伯逊是现代供给学派的创始经济学家之一，曾于1927年就凯恩斯否认增税加剧通货膨胀予以指责。罗伯茨说，增税会影响供给，即减少供给数量，提高物价。

然而，税收影响供给的观点并没有回答像弗里德曼和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这样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问题。《肯普–罗斯法案》对生产的冲击必然会滞后一些，它刚开始施行时联邦财政赤字仍旧会膨胀。罗伯茨用简单的货币主义术语回应说，如果政府通过印钞为财政融资，那么财政赤字就是通货膨胀。长远来看，《肯普–罗斯法案》将催生足够的储蓄来为财政赤字融资。似乎没有人想到过，也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在过去的10年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对于储蓄的征税远远超过了100%，而且美国的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有4%，因此，一旦削减了储蓄的利息税，储蓄增加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大。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针对民众通过工作等方式获得的收入征税，另一方面对居民利用固有储蓄产生的收益征税，这两种方式会阻止潜在的储蓄者去赚钱，即便赚了钱，他们也不会储蓄起来。因此，削减边际税率带来的储蓄的增加量似乎比消费的增加更多一些。

当时的大通计量经济学会主席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围绕着供给环节，用宏观经济学的术语来阐释了“税收制动器”理论。他强调，从历史来看，每当生产增长达到与系统实际生产能力相接近的那个点时，也就是当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间的差距缩小时，通货膨胀就会趋于上升。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提高税收而降低生产。然而，一个更好的方法是通过降低税收来提高生产能力。因为如果减税，有助于激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产品供给，降低物价，最终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

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减税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政府应该削减针对资本和投资收益的税率，而且力度应该比削减个人所得税还要大一些。反之，如果在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提高投资税，那就很容易加剧通货膨胀趋势。其实，这一消极状况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生过。当时，个人劳动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50%，而名义上的资本利得税却提高到了接近50%的水平，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税率甚至超过了100%。与此同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费猛增，增幅甚至是联邦税率增幅的两倍。这些变化导致企业受挫，不仅不能扩大投资规模，反而降低了投资的质量。若所得税显著高于资本利得税，则比较容易诱使大企业里面那些有进取心的年轻管理者们铤而走险去开创新的企业。

美国风险资本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负责人戴维·摩根塔勒（David T. Morgenthaler）对高税率在抑制投资方面的影响做出了如下解释：

能够成功创办新企业的人恰恰是那些大企业里面的高收入者，他们的现金收入和福利远远超过了那些规模小而且往往尚未赢利的小企业的承担能力。我们近些年的税收政策降低了创业对于这类高收入者的吸引力，使他们宁愿待在高薪舒适的大企业里面，而不愿意去创业。因为尽管长远来看新企业的资本收益有望提高，但毕竟创业初期收入低。

然而，事实上，就提高生产能力的速度而言，新企业要远远超过老企业。

主张通过减税抑制通货膨胀的“税收制动器”理论对于储蓄和投资的短期影响仍不明朗，但长远来看，罗伯茨和埃文斯的论点是正确的，这种理论是有说服力的。然而，他们没有提到增税会直接引起通货膨胀，甚至在对生产力造成打击之前，增税就可能直接提高生产成本，减少商品供给，从而加剧通货膨胀态势。近些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通货膨胀既不完全属于“需求驱动型”，也不属于“成本驱动型”，而是“税收驱动型”。从这里可以看到，税收会对工资和物价产生直接影响。

长期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在经济学的边缘徘徊，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欢迎。比如，威廉·克雷姆（William Krehm）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担任《时代》周刊驻拉丁美洲的记者，很有才华，也喜欢辩论，他在多伦多出版的好几本书中都提到了这个观点。牛津大学的沃尔特·艾尔迪斯（Walter Eltis）同罗伯特·贝肯（Robert Bacon）合写的重要著作《英国经济的问题：生产者太少》（Britain’s Economic Problem: Too Few Producers）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1975年，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通货膨胀和所得税的会议上，这一问题首次浮出水面。英国财政部的阿诺德·洛弗尔（Arnold Lovel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韦托·坦茨（Vito Tanzi）和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都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工人们会试图保持他们的税后收入不变。戈登引用美国的研究，说明每当所得税上调，工人工资的涨幅就会达到所得税涨幅的1/5。洛弗尔援引英国经济发展的经历，指出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和工人对通货膨胀的认识逐渐提升，工资的上涨幅度要大得多。

布鲁金斯学会里面秉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乔治·佩里（George Perry）随后介入这一观点的讨论，以期掌控事态的发展。他义正词严地反驳了所有这些猜测，认为它们暗示增税会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并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低。但布鲁金斯学会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过程为一些经济学家就政府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提出更为激进的理论播下了种子。

关于税收如何引发通货膨胀的正统理论是基于成本角度计算的。税收是生产环节的一种成本，当成本上升时，利润下降，处于边缘地位的供应商倒闭，产出下降，供给减少，而市场需求却在持续，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这种迂回的分析过程完全是在传统的经济学范畴内进行的。事实上，税收驱动型通货膨胀的概念比较简单，影响也比较深远，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已经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通货膨胀理论。

如同拉弗曲线一样，这个新理论在正统的经济学学术圈之外得到了最充分的关注和探讨。它首先出现在《福布斯》杂志的一篇重要文章中，由该杂志时任副主编戴维·沃尔什（David Warsh）在劳伦斯·米纳德（Lawrence Minard）的协助下完成，这个理论引来大量的来信，也使它的作者在1976年获得了用于表彰最佳金融论文的“勒伯奖”（Loeb Award）。沃尔什在1977年9月的《福布斯》杂志发行60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一篇长达70多页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个主题。看完这篇文章后，读者很少再用以前的方法去思考通货膨胀了。

沃尔什的分析似乎并不能使一些人信服，这些人想在经济学领域中寻找一些可靠的、客观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只能在自然科学中找到，或许货币研究领域也能找到。一方面是因为沃尔什在分析过程中所依赖的那些历史记载似乎是专门为英国设计的，英国的金本位制度居然能维持了1000年之久。反观法国、德国的统计图表，一旦政治上发生混乱，比如法国大革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就会有货币贬值、物价水平通常高得离谱的情况发生。

基于历史数据和经济结构的论据都不能反驳货币数量理论。谁都不会否认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如果没有新增的商品流动，货币就会贬值。这个理论在数学上是真理。只要商品、货币和各种速度等都可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便可以可靠地计算出来了。

货币主义者还明确地提到了对政策层面的一些关键的、切实的制约。由他们编制的历史记录表明，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幅超过生产率的增幅，那么终将导致物价上涨，货币也会贬值，而大量的新货币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并完全摧毁一个经济体的结构。他们提出的所有警告，以及大量概念上的改进和深入的见解，都代表着他们对经济学和公用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然而，对于是否可能一直将货币供应量维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是否可能用传统的工具方便地评估物价水平，是否可能在经济迅速变化的时期轻易地确定或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主义者均无法给出一个权威的结论。对于一个理论而言，无论它在纸面上看起来多么完美，如果现实世界无法为实施这种理论提供清楚的信号和工具，那么这个理论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关于货币发行量的理论可以解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证明错误的政策能够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有一点没有得到论证，即物价的变化最好被看成中央银行的操作结果，而不是艺术和工业、科学和癔症、技术官僚者和技术恐惧者、土豆和计算机芯片、酋长和毛拉、抗生素和炸弹等因素交织造就的故事。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使一个央行行长分心或者被击倒，使其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被迫离职，他的货币供应政策也就派不上用场了。今天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从M1、M2开始，M后面的数字不断增加，仿佛某个枪支的型号一样。从黄金到石油再到跨国公司的油脂，无不受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影响。货币在印刷之前只是以凹凸不平的雕版形式突然出现的，印刷出来之后，有的忽然迅速转入地下，有的被人收藏起来，有的流入市场。它们存到银行之后，变成了电子货币，然后从一个高税收的国家跳出去，进入免税的加勒比海地区，然后再以商业票据的形式进入伦敦，经过一番狂欢之后，可能淡定地回归纽约的某一家银行，由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集中起来加以调节。

如同总需求一样，货币供给量本质上是一个数学概念，其意义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如同竭力追求储蓄一样，通货膨胀不一定就是衰退的不祥之兆。在某些社会、企业或技术条件下，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出现，可能是积极现象，可能是消极现象（如果是消极现象，最好由非货币手段来应对），也可能是不足为虑的中性事态。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极端的形势下，通货膨胀是一个灾难，有时即使通货膨胀率比较低，也值得警觉，但并不一定是一场灾难或病态的折磨。如果经济是经过很长时间进化而成的有机体，通货膨胀有时可以被视为这个经济体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做出的调节。沃尔什其实就是希望别人能够接受这种观点。

沃尔什所做分析的部分灵感来源可能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亨利·菲尔普斯–布朗爵士（Sir Henry Phelps-Brown）和希拉·霍普金斯（Sheila V. Hopkins）这两位教授所做的深刻的历史研究。其中，亨利爵士还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沃尔什也可能是受到法国经济史专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和费尔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他们深入研究了工资与物价的关系，创立了一个新的标准，用于测量物价水平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演变情况。他们用一篮子商品替代“一般物价水平”，这一篮子商品包括饰品、燃料和衣服，这样做的目的是表明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需的基本成本。作为衡量价格变动的标准，苹果的价格不能与利率做比较，洗碗机不能与地毯做比较，电视机不能与驴车做比较，飞机票不能与步行靴做比较，只能纳入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往往发生在较长历史时期内。

菲尔普斯–布朗爵士认为，篮子内的商品的变化必然会削弱不同时期价格变动的重要性。这说明他认为价格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货币量和商品量之间的比率，因为社会中的商品在质量和环境方面不断发生着变化，简单的计算方式是行不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相同的产品，其使用价值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例如，一辆汽车的价格不仅仅取决于它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行驶道路的质量、行驶地点、燃料可获取性、可替代运输工具、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及购买汽车的机会成本等等。这些和无数其他因素都影响着一个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但不能量化，且与商品之前的价格没有多少关系，无论是汽车还是马车，都是如此。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经在一篇关于通货膨胀的著名论文的脚注中轻描淡写地指出，如果有谁关心这些因素，可以报名去学一学指数理论的课程，但你会发现这门课程很枯燥。无论是否枯燥，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在定义、测量和应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

因此，从科学角度来看，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之后，那些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标便显得几乎没有什么深远意义了，即使从短期看，其价值也值得怀疑。亨利·菲尔普斯–布朗爵士和希拉·霍普金斯在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对物价水平理论赖以存在的统计学基础提出了质疑，因而也对通货膨胀给人们造成的最为持久的印象提出了质疑。然而，经济学家们竟然牢牢记住了这些历史上的印象，用之解释当代的问题，这是不足取的。

关于通货膨胀的持久印象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张关于通货膨胀的图。这张图出现在许多文本和新闻的基础研究材料里面。可以说，这张图今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个经济学家的大脑中。在美国版本中，这张图传达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物价水平在顶峰和低谷之间跌宕起伏，比如，物价先后在1866年、1918年和1945年达到顶峰，大致相当于战争打得最紧张的时刻。通过这张图，人们得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是，物价每达到一个顶峰之后，就会迅速下降，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价达到一个顶峰之后，竟然不再迅速回落。

正如海尔布伦纳和莱斯特·瑟罗在《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当代的经验与以往的经验不同……通货膨胀似乎成了经济形势中一种长期存在的元素。”哈佛大学197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的专题论文集里面，帕尼克（M. Panic）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一令人惊叹的物价水平称为“和平历史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罗伯特·索洛在展示了常见的那幅描述通货膨胀的图之后，称这一变化“确实是值得讨论的”。

然而，在分析过去漫长历史时期的通货膨胀时，经济学家们在遴选一篮子商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过程中，遴选的标准往往是不断变化的，篮子里的商品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或永久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不同篮子包含的商品的自然属性和质量方面。亨利·菲尔普斯–布朗爵士和希拉·霍普金斯却遴选了英国历史上700多年间的生活必需品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和同一时期的一个木匠和一个工人的购买力的变化相比较。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在英国一份声望很高的杂志《经济学》（Economica）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来阐述他们的发现。他们的结论打破了历史上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些传统观点。这些观点要么认为通货膨胀是在战争时期的物价稳定基础上发生的一种周期性现象，要么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体对于新发现的金矿、银矿做出的反应，要么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体对偶发性的货币超发做出的反应。他们驳斥了把当前时期视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论调，也驳斥了认为当前时期的问题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稳定状况具有必然联系的论调，这种论调与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S. Maier）在《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中表达的观点有些类似。事实上，他们谴责了许多常见的有关通货膨胀的陈词滥调。

沃尔什采用了这些新的发现，并在《福布斯》杂志研究人员的协助下，将研究的历史跨度向前推了近300年，推到了公元950年。这样一来，他的研究结果就是一张连贯的通货膨胀图，描绘了英国1000年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情况。

沃尔什的通货膨胀图与一般时间跨度仅为一个世纪的那些跌宕起伏的通货膨胀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上面显示，在长达千年的跨度内，物价水平存在多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先持续上百年，甚至数百年，而后会涨到一个新的高度。沃尔什这张图最有突破意义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物价都没有长时间或明显的下跌。如今，经济学家们看着物价水平似乎再也无法下跌到二战后初期的水平，无不感到困惑。正如沃尔什的研究结果表明的那样，在有据可查的历史记录当中，通货膨胀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只会出现长期持续上涨的情况。

菲尔普斯和霍普金斯在得出结论的时候，描述了对影响物价变动的关键因素的思考：

在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价格变化似乎都遵循一个强有力的法则，旧法则变了，新法则就会流行起来。比如，一场战争能把物价变动曲线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无力令其下降。我们是否知道什么因素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为什么这些因素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震荡之后会很快地、完全地让位于其他因素？

这些是沃尔什准备回答的问题。

一条线索是英国木匠700年来购买力的记录，因为在这张图中，确实出现了通货膨胀图中常见的高峰与峭壁，山峰与深谷。在价格水平图表中，通货膨胀的每一次长期性高涨都被木匠购买力的偶尔灾难性下跌打断了。这种下跌并不是来自工资的减少（700年来名义工资基本没有下降），而是因为对于篮子中的物品来说，每单位货币的价值下跌了。

这些让人厌恶的通货膨胀持续了100年，人类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增加了四五倍，通常使一些工人感到心力交瘁。而这些时期是什么样的时期呢？沃森表示，这些时期恰恰是人类经济历史上最光辉的阶段，正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创新的”、“过渡的”或“革命的”时期，这些形容词取决于人们的用词爱好。这是人们在集体摆脱前一个时代的制度束缚后，在旧时代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更复杂的劳动分工新制度，新的阶级开始出现，并以新的方式组织劳动，应用新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新能源和新发明从社会中涌现，形成新的任务、新的专业、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等级制度、新的态度和新的思想意识。从当前往前推1000年，曾经发生过四种不同形式的通货膨胀。

第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13世纪，标志着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和封建商业时代的兴起。在部落林立、战乱频仍的英国社会，一种复杂的新型封建社会结构应运而生，产生了新的社会行为规则，新的领主、骑士和封臣，新的商店和手工业，以及新的土地持有、交换和分配制度。沃尔什写道：“一开始是小城镇、教堂和武士，最后，有城市、大教堂和强大的国王，他们喜欢在中东地区发动宗教战争。”

英国大约在1325年启动了针对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改革完成后，出现了一个价格相对稳定的新时期，延续了大约200年。之后，到了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再次经历了一次变革的困扰，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趋于复杂化，价格再次跳跃，经过一个世纪，政府支出增长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3。

第二次通货膨胀标志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当国际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从封建男爵统治的王国中崛起的时候，英国向世界各地输送了战争和商船。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7年时间里，英国商船队的规模翻了一倍，来自殖民地的糖和烟草大量涌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应运而生。在银行家、商人、行会、税吏、船舶建造商和交易商的共同参与下，全球性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工艺品、商店、小额贷款公司遍布的经济环境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正如沃尔什所观察到的那样：

如果问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英国的物价在6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涨了，他会告诉你世界上有大量的贵金属涌入英国。就连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也在他的书中给出了这个理由。但真的那么简单吗？更多黄金的存在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还是更为复杂的情况，即需要更多的货币支付不断上涨的物价，导致黄金被发现呢？

无论什么形式的通货膨胀，都会给所有国家造成冲击，如同西班牙这样的黄金流入国及英国这样最擅长利用黄金的国家一样，瑞典这种位于欧洲边缘的国家也遭受了同样的冲击。尽管南美洲的贵金属产量迅速增长，物价还是在1620年左右稳定了下来，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爆发。

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通货膨胀的新时期，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第三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在大约60年的时间内，英国等欧洲国家快速实现了机械化，而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直到19世纪初期才算告一段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工业时代的价格平稳时期。在这个平稳时期之后，逐渐形成了我们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时期，即我们所谓的第四次通货膨胀。这一轮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大约35年之久，可能还要再持续几十年。

简单地说，沃尔什的论点是，通货膨胀标志着更为复杂的新型社会经济体系的孕育，这个过程是资本密集型的。一旦建立了新的秩序，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就会阻止生产成本和物价上升，消费者的需求就会转向新的供给模式，而新的储蓄则会平衡投资的流动。但起初，当新的基础设施被艰难地投入使用时，会存在效率长期偏低的问题，这时，一些新的态度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新的劳动分工、专业、工艺、服务、企业、官僚机构、制度和组织的成本就会增加，而且不会迅速获得回报。

每次剧烈变革都会创造出新形式的政府和企业。封建主义时代产生的是许多小商人组成的商业部门。重商主义时代产生的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和从事国内外贸易的企业相结合的商业部门。工业革命时代产生的是理性的民主国家和庞大的制造企业相结合的商业部门。现代社会则产生了福利国家，以及虽然繁荣却很低效的非生产性的服务业部门，包括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国际机构在内无不如此。

在大规模的劳动分工的孕育期，既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又充斥着剧烈的变化。这类似于企业建立和扩张的初始阶段：投入巨额资本采购生产设备，雇用和训练大量的工人，庞大的债务堆积如山，瓶颈现象和低效现象比比皆是，大量金钱都已经支付出去，但是还没有制造出可供购买的新产品。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很大一部分投资都发生在企业的资本账户之外。但正如约翰·肯德里克所说，如果汇总一下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的投资，以及培训、研究和无形资本的投资，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的投资总额是在扩张的。这种资本密集性是商业周期在最初的通货膨胀阶段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沃尔什所做的研究，其实是在菲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研究基础上，将这些现在为人所熟悉的商业周期置于社会和制度变革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了。

今天的美国同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有几分类似。美国政府动用了国民总收入的1/3去帮助跨国公司发展科技力量，美国的船只航行在世界各地，甚至向太空发射了飞船，这将给美国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时不时地希望在服务业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下开展一场工业革命，却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呢？如果之前每一个通货膨胀时代都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么我们能从一个一体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货币和信贷供给却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期待获得什么呢？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着四种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刚刚挣脱类似于中世纪般的黑暗环境，有些国家正在重商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有些国家在迅速实现工业化，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正在世界范围内部署本国的工业和金融力量。在这些经济环境下，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物价上涨是显而易见的。

自二战以来，我们看到物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沃尔什的分析并不是适用于任何地方，但它为我们观察历史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点。现在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面貌，在那个阶段，政府和服务部门通常是经济中较小的一部分。此外，即便是一些非常发达的国家，防务方面的负担也没有美国那么沉重，对于财富的疑惧也没有美国那么病态，而且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没有美国那么大。然而，变革浪潮——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任何地方都同不断上涨的价格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全球性金融业务的发展，比如银行业务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扩张，大规模的欧洲美元（Eurodollar）市场的出现，大型跨国公司的成立，甚至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兴起，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流动资金的供给。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不断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方面创造了奇迹，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资本短缺的日本公司在向高储蓄的市民征税。日本货币，无论是狭义货币（M1），还是广义货币（M2），其增速远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在经济发展平稳的1960—1965年，日本基础货币供应量翻了一倍，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5倍，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40%，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大约2/3，它的工业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到1966年，日本的M2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99%，相比之下，美国当时的水平和现在的水平差不多，是70%。在1966年之后，日本的M2开始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不论是实际的经济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都只受到微小的影响，直到1973年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冲击。

总体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方面，日本在工业世界中都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是日本注重扩大出口。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通常更容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日本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国大规模地扩大生产规模，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以便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抓住转瞬即逝的经济机遇。

中国台湾、韩国和其他繁荣的亚洲经济体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使之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这些经济体都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困扰，但它们的经济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增长速度，并且成了亚洲的典范。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所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美国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只有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法国、瑞典、意大利和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在劳动生产率和价格水平上面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美国。

只要回过头去分析一下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制度，就可以发现其和货币学派的观点一致的地方。当M1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更快时，通常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让人疯狂的各种成功的货币制度。在一些国家，如日本，活期存款加现金（M1）看起来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M2几乎就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之下，德国的M1通常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6，而按照不同的测量方法，M2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0%~65%。在美国，在繁荣的20世纪6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左右，而在经济停滞的70年代，M2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下降。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趋势猛烈，对其名义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说，货币供应量有限，这是因为对利率的限制和缺少有效的银行制度。

货币、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历史关系并不支持下面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是经济的首要问题，或者说特定水平的货币供应格外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消除通货膨胀并控制其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促进私营部门的增长。限制货币供应量会抑制私营部门的经济增长，并且促进公共部门的扩张，而问题一开始就是由公共部门引起的。

从德国和亚洲各个经济体中，美国能够总结出来的唯一教训就是必须降低对高收入者的惩罚性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无论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主义的角度来看，需求学派都已经达到了终点。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不是是否需要严格控制原本就难以驾驭的资金总量，而是具体政策对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能否产生激励效果，关注究竟哪些根本性的因素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内部的现金、信贷、商品及服务。我们制定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是从拉弗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新的经济学启示。

除了关注政策的心理效应之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理解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维度。美国的通货膨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通货膨胀之一。在供给与需求发生相互影响，进而影响一件商品的价格之前，一件商品的价格就是其生产过程中所有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都对这件商品的使用价值做出了贡献。这些因素造成的成本只能算是中间成本，再加上商品流转过程中的其他费用，才是商品最终的价格。当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专业化的时候，当新一批工人和管理者参与生产结构时，当国家增加服务和提高税收时，当外国黑帮或者政府额外勒索费用时，当简单的任务被分解开来并走向工业化时，当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和走向一体化时，商品的最终价格必然会提高。然而，当整个经济体系内部的企业掌握了生产经验并提高了生产效率之后，任何特定商品的价格都将停止上涨，甚至可能出现下跌态势。当新商品、新技术或政府的新服务的数量逐渐增加，一件商品的成本就会增加，其在最终价格中的比例逐渐扩大，最终导致物价水平普遍上涨。

我最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1980年4月初，当时，我住在一家饭店，那里被热带绿植、湖光山色和葱郁的树林包围，饭店位于西雅图市区的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那里的商品价格非常高，透过全景玻璃窗俯瞰埃利奥特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地平线远处的奥林匹克山。我花3.25美元买了一块法式奶酪饼，花1.25美元买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在西雅图的其他地方，我只需花不到一半的钱就能买到同样的咖啡和一块更大的奶酪饼，为什么它们在这个饭店里就这么贵呢？这是因为我支付的这笔钱中包括了给建筑师、木匠和出售热带绿植的人的费用，包括了给《西雅图时报》的广告费用，包括了给印刷工人印制菜单的费用，包括了给系着黑领结的辛勤服务的侍应生的费用，包括了给厨师、洗碗工人和饭店老板的费用，包括了给牧场主和卡车司机的费用，还包括了给金属工人、玻璃工人、会计和律师的费用。然而，价格之所以这么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如同沃尔什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国，各级政府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而带来的成本推高了商品价格，这种公共服务成本的体现形式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所缴的税。

沃尔什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地，政府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越来越高，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莫不如此。这样一来，这种成本必然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影响了商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这便造成了当前的通货膨胀局面。美国各级政府提供了很多之前没有提供过的服务，其中有好也有坏，有高效的也有低效的，导致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增幅自1965年以来一直飙升，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高68%，比物价水平的增幅高80%，比美国的个人收入增幅高70%。公共权力肆意扩张而实际价值不足，本应该促进企业家精神，却削弱了民众的创业能力，这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高税率导致物价出现了螺旋式上升。其他经济部门虽然也会做出一些真实的反应，而且有时候反应力度过大，但这种反应基本上是被动的。例如，1940年到1979年6月，政府支出的增速是食品价格增速的4倍，是石油价格增速的6倍。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即在通货膨胀期间，包括工会组织在内，任何社会团体的日子都没有政府机构的日子好过，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及级别更低的地方政府。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小孩开始入学或者读大学时，政府就必须增加必要的开支，为这些孩子承担食宿费用，这样必然推动公共服务开支呈现螺旋式增长的态势。之后，这种增长态势开始获得一种自发式的增长动力。维持这种增长态势的力量，除了社会需求之外，还有政客们的需求。1970—1975年，美国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事实或许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上升到了1965—1970年的4倍。

正如沃尔什所言，无论是好还是坏，政府都已经像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样，变成了一个生产要素。它的回报不是来自租金、工资、利息或利润，而是税收，其实就是付给官僚机构的租金。许多政府活动毫无用处，甚至起到负面作用，就像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毒品市场和色情市场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一样，更不用说香烟对于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了。但是，即使是保守的国会议员也会在他们自己的选区里庆祝每一项公共开支，项目一旦成立，便会在国会大楼表决通过这种花费多达数十亿美元的计划。庞大的政府很明显已经根深蒂固。

关于税收对于提高生产成本的作用，保守派人士却将其解释成了货币供应量的问题，这显然是自欺欺人。如同英国的工党一样，美国自由主义者迟早会发现货币限制措施将会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摧毁私营部门，同时让政府保持完整，并为工业国有化提供借口。由于政府已成为生产要素，降低它对价格的影响的唯一方法是节约成本，而要节约成本，就要缩小政府的规模，或者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这与节约土地、劳动力或资本的成本是一样的道理。

对于政府造成的成本，经济体系中的私营部门只能吸收或承担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以其他形式转移给了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部门或环节，比如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企业。当每一个劳动者都竭力同企业讨价还价，以便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时，相关的费用、福利、薪水都被列入了与工会签订的合同之中，最终进入每一个商品的价格之中。华盛顿和各州政府的一系列支出都会成倍增长，影响着美国的货币体系，影响着财政部和美联储，最终影响着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状况。

美国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美联储不应该允许政府扩大支出，而应该限制货币和信贷，以期阻止政府成本的螺旋式上升，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一旦政府支出扩大，政府债务和新的劳动分工模式形成，商品价格就将继续上升，央行就没有更多的选择了。直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各个部分完成变革，并变得更加高效，消费者根据新的供给模式调整了自身的需求，物价上升的态势才能得到遏制。

如果说美联储一味地压缩信贷，迫使政府减少开支，其实无异于让企业承担代价。承担代价的不是中产阶级，毕竟中产阶级的财富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房产、消费品、工资、养老金及各种形式的津贴（比如加入政府机构或工会的人都能够获得这种津贴）。承担代价的也不是大企业，毕竟大企业有能力发行自己的商业票据，或者按照最低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这些大企业的政治影响力过于强大，不可能强迫它们去承担政府财政紧缩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一旦政府紧缩开支，真正受害的是未来的经济发展，包括私营企业至关重要的投资，真正影响经济繁荣发展的创造力，以及畅销新产品的必要资源，等等。而恰恰是这些来自私营部门的力量最终支撑着政府，并维持着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及军事较量中的地位。

美联储只能根据政府和企业的发展情况谨慎地按照一定比例去扩张信贷。在供给方面遭到反复冲击的时候，任何试图单独通过货币紧缩去克服通货膨胀的计划都将引起新的更具破坏性、持续时间更久的通货膨胀。如果主要问题是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规模不成比例，那么紧缩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将会使这种不均衡变得更糟。即使紧缩是在政府削减开支的伪装下进行的（只能持续到新的衰退到来），私营部门经济增长也将受到抑制，只会加剧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不平衡。

在这个时候，除了应用拉弗经济学和刺激供给，以及激发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生产率之外，没有任何实际可行的反通货膨胀计划。通货膨胀的主要起因不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增税去应对财政赤字，那么，根据传统意义上的成本法则，物价水平必然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投资减少，生产减少，新产品更少。但由于政府支出增加给生产过程增添了负担，固有的产品价格也将不得不上升。即便政府机构（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到市政厅）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分散了税收负担，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也充其量不过是为私营部门活动的持续提供了可能性。减轻世界经济负担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尤其是政府部门服务的生产率——在资本主义历史迈入新时代之际，政府是唯一正在扩张的部门。

2012年的再思考

在写完《财富与贫困》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本章的一些观点。我被刘易斯·莱尔曼（Lewis Lehrman）、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和史蒂夫·福布斯等人说服，逐渐相信货币的浮动汇率不是自由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操纵的表现。支持汇率浮动的人试图从另外一种视角去看待这种现象。我注意到这些人并没有了解谁是真正的“操纵者”。比如，他们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希望维护美元的价值和稳定性，而美国政府试图让美元贬值。虽然很多人担心外国人持有美元会造成影响，但我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元遭到的攻击主要是来自华盛顿和华尔街，而中国人事实上促进了美元价值的稳定。

21世纪伊始的这些年，我们见证了金融业的过度发达及实体企业的不断萎缩。为什么在21世纪头10年里面，30%的经济利润不是来自生产性投资和创业风险博弈，而是来自投机性投资和信托风险重组的零和博弈呢？为什么公共债务没有像帕金森定律所说的那样，扩张到足以吞噬和压制所有其他金融手段的程度？为什么政府能够担保为人民提供一切事物（比如抵押贷款、存款、养老金、医疗保健、工业集团、大银行、太阳能工厂、小企业贷款、海滨物业、谷物价格、高校学费、风力发电及电灯泡），却不担保维持货币价值的稳定呢？——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以来的政府都是如此。

我已经逐渐相信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制度，它让政府可以逃避债务，并通过例行公事般地贬低货币的价值来掠夺储蓄。货币本应该作为价值的预测标准和全球贸易的载体而发挥作用，但现在已变成一种不可预测的投机物品。

能够表明这一现象的就是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通过这种政策，美联储将储户的财富转移给那些受到青睐的政府和企业，从而人为地制造出了其他人所需资金供应不足的现象。作为供给学派的主流经济学家，戴维·马尔帕斯写道：“当有价值的东西免费时，很快就会被用完，只有社会关系很好的人才能得到它……便宜的贷款给了那些有特殊渠道的人，而没有特权的人却无法获取——主要是新企业、小企业及那些从私营部门寻求抵押贷款的人。”

低成本的货币使得美国经济具备了在制造产品方面同第三世界国家展开竞争的能力，却损害了高科技公司的购买力，这些公司不得不面临来自全世界的变革者的压力，还必须为遍布世界的稀有技术、资本物品和材料展开激烈的角逐。

生产性企业会在长时间内投资，这需要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反复无常的变化。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我们有13万吨随时可以利用的黄金，这是支撑美元价值稳定的牢固根基。如果没有这些黄金的支撑，货币市场就像一个缺乏可预测的稳定载波的通信系统（这种稳定的载波可以将电话线上的有用信息同噪声区分开来）。在货币价值自由浮动的市场中，就缺乏一种客观的手段来把噪声（货币价值不稳定和泡沫）与有用信息（经济环境和价格的变化）区别开来。经济的投资回报期缩短了，金融财富的新的主要源泉变成了利用货币价值变动进行短期的开发，而非长期的、固定的投资。

正如史蒂夫·福布斯所强调的那样，货币的角色在于用作价值评判的标准，代表着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衡量尺度。他说，“变动货币价值就像变动时钟的刻度一样。你想想，一个小时是不定的，今天的一个小时是60分钟，明天就是50分钟，后天就是85分钟，你很快就不得不采取手段去防备时间衡量尺度的变化”，以计算你工作的“真实”时间。这样一来，恐怕会出现一种“时间保险互换”业务，而且这种保险业务的销售可能会失控，国民生产总值也许会高涨一段时间，但是实际的经济进步并不能依靠波动率来实现套利。

或者换一个比喻，美国的货币政策类似于住房政策声明“如果我们将1英尺从12英寸变为15英寸，每个人都会拥有更大的房子”。史蒂夫·福布斯评论说：“这样一来，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最终会变得困惑，修建的房屋越来越少。同理，如果货币价值的评判尺度不断变化，那么长期投资就会越来越少，投机活动越来越多，误入歧途的资本越来越多。”

货币是生产服务得到回报的一个象征。它为企业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指导。当各国政府允许本国货币的币值发生波动时，就会造成不稳定，并抑制经济活动。除非政府把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币值的基础，否则企业家精神会大范围堕落，利用货币去操纵政府，为投机者和政府亲信谋求利益。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毒瘤，足以同律师为了谋求私利而操纵法律相提并论。

如果用黄金作为衡量货币价值的基础，那么这种货币的价值就比较稳定。这种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就类似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价值稳定的货币是创造力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供给学派提出的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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