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二十章

鲁莽的酿酒商

那些对天才、勇气和机会曾在过去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对于未来通常也是不抱希望的，他们认为西方世界的发展空间日渐受到挤压，注定要趋于衰落，因为其持续增长的人口不断挤压着一个封闭的疆域，科学和技术的收益情况也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一种绝望的社会心态正在泛起，但它是一种伪科学，不理解人类历史的苦难，看不到人类取得胜利的长期来源。当物理学家都开始承认微观粒子的自由运动时，社会学家们仍然对人类的自由心怀芥蒂。原子结构能够容纳随机的、不可计算的现象的存在，但社会学家却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不断退化的机械性力量所主导的，这种力量在衰落的、封闭的生态中演绎着自己的逻辑。

这种心态会导致人们缺乏长远眼光，导致政府出台扭曲的政策，导致人们只会觉得未来的发展前景日渐暗淡。未来的资源越来越稀缺，导致人们认为未来如同过去一样也可以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认为未来可以按照人们预先的设想逐渐向我们走来。由于人们自认为从过去的事物变化过程中总结出了一种非常明智的逻辑，因此，他们预言这种逻辑也会塑造未来，进而导致现代的政治思想家们希望给当前和未来的事物套上这种逻辑，希望未来一切都按照这种逻辑一成不变地铺展开来。他们呼吁政府创造这样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经济环境：已知的能源储备总是能够满足潜在的需求；工作机会的数量总是能够与人口的地理分布模式相一致；扩大的货币需求量总是能够吸收现有企业增加的产出；扰乱本国市场秩序的外国企业被逐出本国市场或者承受灌水和配额的负担；工厂掌控在工人手中，以防发生快速变革；官僚机构号召大家关注发明和创造，从而推动科技研发；每个合同都有通货膨胀保险，每个工作都有失业保险，每个公司都有破产保险；官僚机构迅速通过税收把所有意外之财榨干，并通过收入保障计划消除不体面的贫困现象。虽然这些观点的具体表达方式不同，但可以看出，这是每一个追求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构想。他们认为风险和不确定性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认为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最终依靠，只有消除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才能营造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世界。

这类观点严重违背了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最基本条件。人类对可预期性和理性的追求违背了人类自身存在的不可估量的主观性，也忽视了人类生活存在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各种所谓计划的失败清楚地体现了这类观点。这种现象在苦苦挣扎的第三世界经济体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因为在这些经济体中，当代各种抽象的经济观点被盲目地运用到了复杂多变的社会中，结果证明是不可行的。发展中国家过于热情地追逐社会福利和计划经济的理想，并且对公共工程和投资存在迫不及待的需求。因此，它们在追求稳定和理性方面的失败为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不断地提供教训。

同时受聘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长期致力于研究落后经济体。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布了一项针对发展计划和相关成败的分析。他的研究对象是大约50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结果，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他发现这些所谓的计划就是一团糟糕的陷阱。他看到了一些所谓的综合发展计划无非是将徒劳的希望、专家的行话和烦琐的细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多管齐下的发展日程。他发现一些国家盲目模仿发达国家制订出发展计划，甚至随意选择一个河谷，就将其假想成了田纳西河，制订了类似于“田纳西河流域发展计划”的开发计划，结果反而引发了巨大风险。他看到了宏伟的钢铁厂和汽车工厂矗立在与世隔绝的小国市场之上。美好的计划和复杂的理论最后往往引发令人沮丧或意想不到的结果。

换句话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发现第三世界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病就是浮夸和愚昧，它们不理解经济增长的根源所在。赫希曼教授完全可以发表一些常规的报告，为这些欠发达国家雄心勃勃的计划和抱负唱一唱赞歌，也可以批评这些欠发达国家执行计划的方式存在失误，批评它们缺少足够的技术能力和资本，批评它们受到了原始文化的抑制，批评西方国家的吝啬妨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效地落实西方国家总结出来的经济增长经验。然而，他却在这些国家的反复试验和错误及偶然的成功中发现了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则。

他的一个关键发现是，不仅那些失败的计划没有实现预期，大多数成功的计划也与初衷大相径庭。比如，有的国家决定在竹林中建造一座造纸厂，初衷是就近取材制造纸浆，但随着竹林被砍伐殆尽，便无材可取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水运的方式运来废纸浆，这才使造纸厂能够继续繁荣发展。再比如，有的国家在没有工业的农村地带修建一座水电站，初衷是刺激当地工业发展，而当地工业并没有如愿地发展起来，发电站似乎完全失败了，但后来将电力资源输送给邻国，反而起死回生，随着电力需求越来越大，发电站的规模甚至不得不扩大两倍。

在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之后，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提出了一个名为“隐蔽之手”（hiding hand）的理论，用来描绘隐藏在“跌跌撞撞取得成功”的过程背后那一种难以琢磨的力量。经济计划和项目很少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仍然需要它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自己和追随者的信心和意志，让他们去从事重大的事业，只要隐瞒这个事业的危险和困难就可以了。这种“隐蔽之手”采取了计划的形式，披上了专业知识的外衣，通常大大高估了收益，却低估了困难。权威的计划和议程有助于说服胆怯的领导人，并声称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问题，并且已经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案。

在19世纪上半叶，这种“隐蔽之手”似乎一直活跃于美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历史学家约翰·索耶（John Sawyer）观察到，对成本和困难的低估或忽视，是许多伟大而成功的企业得以成立的关键，从运河业和铁路业，到采矿业和制造业，都是如此。愚蠢的计划最终又结出了果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些经验是否意味着经济的进步本质上是无数次试错之后偶然取得的结果？是否意味着经济计划的成功概率就像达尔文笔下一个物种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胜出的概率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解释，而赫希曼的阐述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

赫希曼认为，在任何困难的事业中，成功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

创造力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因此，我们永远不能预料到它，我们不敢相信它，除非它已经发生了……因为我们肯定会低估了自己的创造力，所以我们会以同样的程度低估困难。

然后，我们才敢执行已经制订的计划，否则我们根本不会去做……“隐蔽之手”本质上是一种机制，使风险厌恶者低估风险，从而敢于承担风险。

当然，企业家们自己并不会这么想，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得益于偶然因素而实现的。这也符合赫希曼所说的那句箴言，即“我们深陷错误时，通常不会道出实情”。

赫希曼已经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些最重要的真理，但是他不敢将它们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之外的范围，也没有试图解释这些真理蕴含的更深层的含义。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情况与过去有所不同。

虽然他从欠发达经济体的研究中探索出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是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但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计划，他没有直接驳斥，而是含蓄地说，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计划如果正确地估计成本和预期收益，是可以成功的。但事实上，如果他深入关注先进的工业世界，他就会发现美国曾经在19世纪采取了与第三世界相同的发展模式，即经济增长并不是来源于详细的计划和可预测的过程，而是源于个人领导力、主动性和创造力。制订经济计划的确是必要的，常常也是有用的，但仅仅有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赫希曼认为欠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弊病在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不可预测性，而这个特性实际上恰恰是所有经济体赖以实现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短期内，才有可能通过强迫或命令的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激发创造力，而这样一来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远远超出了第三世界任何国家或企业的承受范围。从长期来讲，经济增长过程的开放性、风险性和不可预期性是无法逃避的。

对于那些希望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的人而言，无论是控制着某个小国的不学无术的左派将军，还是美国那些夸夸其谈的企业领导者，赫希曼发现的这一真理都令他们感到厌恶。风险规则不仅适用于国家经济计划，还适用于私人企业，不仅适用于激光和微处理器等先进技术产业，也适用于电影行业。

约翰·格里戈利·邓恩（John Gregory Dunne）撰写的《电影厂》（The Studio）一书讲述了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在新一届领导层的带领下，为了实现过高期望而热衷于制订各种计划的往事。当时，这个电影公司的高管们关注的事情是制作几部肯定卖座的影片，其中包括雷克斯·哈里森（Rex Harrison）主演的《杜利特尔医生》（Doctor Doolittle）、因曾经主演《音乐之声》而声名鹊起的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主演的《明星！》（Star!），以及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主演的《你好，多莉！》（Hello Dolly！）这三部影片。然而，最后这三部被该公司高管看好的影片都报了冷门，几乎把该公司拖垮，反倒是一部名为《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的低成本电影非常卖座，力挽狂澜，拯救了整个公司。这部低成本影片起初并未受到公司高管重视，拍摄过程中几次差点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止拍摄。《星球大战》后来也为该公司带来了类似的奇迹。对于企业而言，这种经历其实并不稀奇。

正如一位名为理查德·萨洛蒙（Richard Salomon）的服装公司高管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赞扬经过仔细验证的方法，赞扬长远的规划，但最成功的举措往往是对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做出的即时反应，从而把公司带到从未想到的境地。”

这个道理既得到了微观经济学的承认，也得到了宏观经济学的承认，既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国家经济。不可预测性决定了开放是增长的首要前提，这就意味着灵活性是经济计划赖以成功的关键。封闭的企业制度有时能成功地操纵市场或政府，能提高生产力，或者能刺激人们创新，但这些体系很少能催生新的企业或推动经济大幅增长。

阿伦·威尔达弗斯基（Aaron Wildaysky）曾在一篇针对各种所谓“国家计划”的知名研究论文中表示，没有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发现哪一个计划肯定能成功。法国和菲律宾的所谓经济发展计划只是被口头上提出来过，但遭到藐视之后便不了了之。像中国台湾和科特迪瓦这样的经济体，为不受控制的私人企业留出了空间，它们的增长速度比那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要快得多。在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和企业补贴制度的欧洲经济体陷入停滞，而意大利却一枝独秀。意大利混乱不堪的政府和杂乱无章的税收制度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繁荣的黑市，纺织品、鞋子，甚至汽车零部件都能在被遗弃的地下室和阁楼制造出来，地下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1/3。作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意大利的经济比英国和瑞典的经济表现要好，尽管这些国家有工会、社会契约和尽职尽责的官僚。

令人意外的是，意大利地下经济繁荣的中心居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省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正如《福布斯》杂志所评论的那样：“在集体主义的公开表象之下，这个大区却孕育了一个充满泡沫的、自由的地下经济，可能与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等右翼天堂的地下经济同样健康，同样富有成效……成为这个大区国民经济复苏的引擎。”

然而，要促使经济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开放的和低税率的制度。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税收一直很低，政府无能，却一直没有催生出企业。事实上，企业家精神在最需要它的地方似乎不存在，这里所说的“地方”是指需求很低、机会很少、不景气或欠发达的经济体。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形成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戴维·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结合啤酒酿造商可能会建造一个新的啤酒厂的例子，分析了如何催生企业的设立。他说，酿酒商或许会在啤酒的销售量和价格双双下降的时候决定设立一个新厂，可能有三个原因：想生产更好的啤酒；想生产更便宜的啤酒；或者这个酿酒商太固执鲁莽，觉得自己比市场更聪明，觉得自己只要酿造出啤酒来，就能刺激需求。这也是萨伊定律的内容。无可否认的是，酿酒商的勇气和建厂行为或许能够刺激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再次扩张。

这个固执鲁莽的酿酒商本质上发挥着赫尔曼和索耶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发现的“企业家精神加速器”的作用。在那个关键时期，过高估计收益能够加速增长过程，并且常常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效果，等到人们后来回顾起来，才发现之前对于收益的估计其实也不算太高。这一现象触及了经济发展的本质。

戴维·麦科德·赖特结合修建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的例子总结出来下述观点。

当兴建这些铁路时，很难从经济角度去证明此举是正确的，这一点从随后许多股票持有者倾家荡产可以看出来。而且，如果不是这个国家云集了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家，如果不是这些小企业家一再过高估计成功的机会，不顾许多人的失败，共同定居并开发美国西部，那么就永远不可能从经济学角度证明修建铁路是正确的。

……人们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定居美国西部的行为很难从经济学角度去找到合理的解释。当特罗洛普在1862年沿着密西西比河旅行时，难以抑制对这些人的惊讶，他们既然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还自愿选择过这种住洞穴或草棚的原始生活呢？他发现他们从黎明到天黑进行劳动只是为了活着，看不到立即改善生活的前景。然而，他们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不想回到文明中去。他们的行为与南美洲和爪哇岛的人们相比，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那里的人们拒绝离开拥挤的城市中心去寻找相距不远的富饶且无人居住的土地。

在今天的美国，类似的挑战也会影响经济的创造力。美国国税局估计，这个国家每周有大约4700家小型制造商诞生，而另外有4500家倒闭。超过2/3的企业在成立5年内倒闭，而中小商人的收入中位数低于纽约市的垃圾回收商。在成千上万个看似有用的发明中，只有少数被企业拿去试验，且只有寥寥几个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据估计，对于出版商而言，90%的精装书都赔钱，而遭遇净亏损的作者的比例更高，甚至更多经过数月或数年的劳动写成的书从来没有机会得到出版。但这种浪费和非理性，才是经济增长的秘密所在。因为没有人知道哪个企业会成功，哪个数字会赢得彩票，只有一个受风险和自由支配的社会，而不是按比例计算的社会，只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而不是被规划好的社会，才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发明、企业和艺术。

为了实现增长，经济体系仅仅有开放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固执鲁莽的性格，有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以及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和冒险意愿。为了占领一个高地，必须有人敢于率先向敌人的碉堡发起攻击。愿意投身未知并希望他人追随的英雄主义是人类取得所有伟大成就所不可缺少的品质。的确，在大多数政府和社会制度下的大多数进步时期，这种品质都是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品质。

福利国家试图通过否认、压制和计划的方式，规避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仅违背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也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即使最原始的社会也发明了各种形式的赌博（色子在很多地方出现的时间比车轮还早），承认赌博行为的不确定性。今天的政府却致力于压制不确定性，到最后，这些政府发现自己不得不想方设法引导或抑制人们的冒险意愿，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很多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东西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消极的或破坏性的东西。

在美国这个国家，人们虽然也有下赌注和冒风险的冲动，但政府通常会引导人们不把这种精神用于经济活动和其他认真的活动，而是用于虚幻的、无聊的活动，比如游戏和赌博，并且阻止人们将这种冒险精神用到生产活动，并且在法庭上对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发起抨击。目前剩下的发横财的最好办法就是对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提起诉讼，因为政府在防范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家方面创造了空前多的机会，比如各种形式的不法行为、差别待遇、反垄断、诽谤、污染等。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起诉企业家。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接口，欢迎愿意加入起诉企业家队伍的律师们，只要有企业家愿意冒着高风险从事生产活动，那么遭到起诉的概率就很高。

在这些起诉借口中，最有害的是产品责任诉讼。根据工人补偿法，工人一旦遭到某个机器的损害，都可以起诉这个机器最初的制造商，不管机器多么陈旧，外观改变了多少，或者被转售了多少次，都不妨碍工人提起诉讼。小公司受到的损害尤其严重，因为一旦遭到起诉，这些小企业每年的保险费率可能要上升100倍以上，这会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诉讼和保险费率升高的受害者都是具有创造性和勇气的人，他们敢于拿着自己的钱去冒险，为公众带来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此，作为应对之策，一个新规则就是很多企业都在产品上面贴上警告，以此降低自己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

对于那些缺少财力或者不习惯以诉讼谋生的人，政府则到处发行简便的彩票，在每一条街道开设彩票销售点，以满足人们的投机冲动。政府在巨大的广告牌上宣传彩票，并且到处宣扬一个有害的谎言，即彩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没有人比你有更好的机会了”），一个比流行于底层社会真实且持续发行的彩票更好的机会。它承诺把赌注压在兑奖券上，要好于押在美国经济上。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承担风险和参加工作的愿望遭到了轻视，而承担风险和参加工作恰恰是穷人真正的希望所在。

政府针对富人采取的措施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政府提出了一项令人生疑的主张，宣称政府能够比自由资本家更有效率地使用财富，所以政府的税收政策加剧了企业一直以来的困境，使它们到了无法吸引投资的地步。当穷人在工作和彩票之间徘徊时，富人则在赌博和市政公债买卖之间徘徊。就这样，经济赖以增长的空间被愚蠢的税收制度和官僚主义关闭了。

大多数的财富再分配行为都是不理性的，这些分配行为的基础是对财富来源与创新性质的严重误解。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在看到一个特定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偶然性因素之后，便草率地得出结论，宣称大多数的巨额资本收益来自不劳而获或者是意外之财，而不是来自个人主观能动性或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两位大名鼎鼎的左派思想家莱斯特·瑟罗和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在一项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当中提出，无论财富多还是少，大多数来自机会，而得益者就像一个彩票中奖者，恰好是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地点。然而，在一个理性的制度下，运气不会转变成真正的经济力量。

这种说法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这些经济学家把所有他们不理解的因素都放入运气这个类别里面去。由于在经济中有很多他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夸大了运气的重要性。然而，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是误解了运气本身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批评家经常认为，当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对运气的严重依赖时，他们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很不光彩的地方，即通过无法预料的、不合理的方法分配利益和取得财富，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彩票。对于很多经济学家而言，机遇是某种不好的、任意的、偶然的、盲目的或者凌乱的东西，是需要政府来解决的领域。成功企业里经常出现的机会，充其量是随机和突然产生的变化，当特别适合于某个环境的时候，这种变化就会出现。

然而，机遇并不是无政府和偶然性的领域，而是自由的领地和创造力的条件。它开启了宇宙内在的、伟大的秩序。我们之所以称其为机遇，是因为它超出了有序而理性的范围，它是某个“神秘”领域的一部分，爱因斯坦称这个领域为“真正技术和真正科学的源泉”。当赫希曼写出“创造力对我们而言总是出人意料”之时，他便承认机遇是发明的基本特质。任何试图将世界缩小到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的行为，都将排斥新奇的事物和进步。机遇的含义是指我们接近未来，接近天堂。

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其提供了机遇，从而与人类的真实状况相一致。这个状况是指人类处于一个根本上无法理解却天意使然的宇宙。试图通过理性管理的方法赶走机遇的经济学家，同样也赶走了人类成功的唯一源泉。绝非巧合的是，那些最悲观的经济和社会分析家是提倡激进全面的计划体制的人。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事实上在1979年就放弃了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研究。他认为，第三世界进步的主要障碍是穷人对自身困境的“适应”。他并不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人们有理由“拒绝和不可能的事情做斗争……他们接受了贫困。这种接受并不是性格懦弱的表现，相反这是一种深层的理性反应”。加尔布雷斯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人都是“极为理性”的，经济的发展将显得“不可能”，也就不会发生。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表明的，“贫困的均衡”将持续存在，而摆脱这种均衡的最好方式是移民至工业国家，在那里人们幸好还没有接受认输的命运。

然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起了一项敦促西方也“接受”现实的运动。这些人基本上是新马尔萨斯主义或者世界末日的宣扬者，他们以不祥的、理性的口吻一再渲染绝望情绪。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预言专制主义和战争几乎是必然的结果。马文·哈里斯把人类学作为一门真正令人发愁的科学，甚至提出人类社会未来可能发生同类相食和残杀婴儿的情景。

巴里·康芒纳的两本书使得一种生物灭绝理论流行开来，这种理论认为封闭的生物圈限制了增长，这要求人们适应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以阻止熟悉的灾难。最重要的是，《增长的极限》一书虽然经过富有而声名显赫的罗马俱乐部的作者们修改和补充，但它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著作。虽然该书的图表和计算遭到了怀疑，但其激发了令人激动的情感，它的分析也不可思议地切中要害。该书自出版之日起，就对美国的文化和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观点虽然对世俗的美国人颇有吸引力，但其实是非常愚蠢的。经济和技术的突破在估算时总是看似不可能。但凡对科学史或资本主义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代又一代的所谓主流专家们一直都在预言资本主义活力要枯竭或者技术进步要终结，但事实证明，他们的预言都是错误的。

在15世纪，长弓由于拥有无限的供应，射速快（每分钟12次），射程长（约200码），曾被认为是终极武器。17世纪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所有的发明都不会超出他们那一代人的发明。在18世纪，就连亚当·斯密也曾设想过资本主义最终会衰落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1815年就已经结束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1830年就已经到达尽头了。 1843年，美国专利局局长认为当时发明成果的涌现或许预示着人们的进步必将终结。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等经济学家都曾预言人类社会将在二战后进入长期停滞的阶段。就连托马斯·爱迪生也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毕生最重要的发明。

过去几十年内，形形色色的专家们已经预言了各种能源资源的枯竭，首先是木材，然后是煤，现在是石油和天然气。如今，我们正在利用或者预计可以利用的资源种类非常多，远远超出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化石能源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开发力度还达不到美国对本国资源开采力度的1/10。然而，恰恰在当前一些重要的新技术蓬勃涌现的时候，人类能源即将耗尽的观点却大行其道：认为人类将重返工业化前的时代，重新开始依赖风能和太阳能，预言人类的技术发展将进入停滞期，预言科学回报将呈现出递减趋势。这种观点其实无异于闭门造车，大学里面的专家不应该做出这种分析。（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些观点在大学里面非常盛行。）

人类个体的生命周期是这些信念最明显的来源。由于人类会逐渐变得筋疲力尽和衰老，所以他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也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情感上的误区，把人类个体的特点归于大群体的现象。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喜欢假定他们自己的著作已经达到了人类进化的顶峰，并且后无来者。当他们年长的时候，他们跟不上新的发展，并且发现否定新的发展比掌握它们要容易一些。

然而，关键问题是他们极其不理解人类的境况。从任何理性和科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未必可能理解人类生活本身，事实上也不可能理解它。现代文明中存在令人绝望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问题，任何一天都可能因气候反常、天体物理灾难、瘟疫、核爆炸、地震或大气层变化而消失，所有这些构想出来的灾害都超出了人类能补救或者控制的范围。

人们喜欢谈论大自然的“微妙的平衡”，就好像是说当前的自然秩序代表着一些静态的完善，人类再也不需要面临一场持续的生存斗争了。事实上，自然界的演变历史不是一段均衡的历程，而是充满着令人惊讶的变化，消灭了一批又一批的物种，改变了大陆形态，夷平了山脉，淹没了广阔的平原和山谷。在生态学中，没有什么是处在均衡状态下而不发生改变的，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任何静止的事物都注定要发生灾难。人类生存面临着永恒的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我们凭空设想出来的能源危机和蛋白质危机显得黯然失色。

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对可能性的理性估算将导致一个绝望的预期。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繁荣兴旺。这主要依赖于一个条件，它是各种条件的综合，包括冒险、工作、信仰和自由。当我们放弃机遇，放弃远见，试图通过至高无上的国家制定繁杂的规章制度时，当我们通过估算去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时，就很有可能发生灾难。

马文·哈里斯在《食人族与国王：文化的起源》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现实。他描述了人口增长和资源耗竭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的高潮时期总是始于生产活动的集约化，接着是人口、工业、农业或狩猎实现了快速增长，逐渐达到了收益开始递减的边界，由此引发的结果通常是缺乏蛋白质和其他食物，出现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最典型的就是战争和杀婴，最终可能导致同类相食和其他野蛮行为。

在他描述的所有社会中，最糟糕的是水资源被一个国家独占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般出现在狭窄的河谷或者其他封闭地区，这类国家存在庞大的官僚体系，并通过大规模动员群众去建造和管理宏大的灌溉项目等水利工程。虽然哈里斯没有明确强调，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都被置于僵化的官僚机构和行政体系之下。政府可以随意通过征税和控制经济的方式去应对日渐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新政策，都会给人们带来绝望的情绪，阻碍创新和进步，使得最终的灾难更加难以避免。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哈里斯在书的结尾却呼吁扩大监管和控制措施，以应对美国能源稀缺的新危机。他认为自由的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其实，他未能理解的是，人们在衡量可能实现的突破和可能利用的资源时总是大打折扣。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每当人们遥想长远的未来时，似乎都是觉得它残酷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在现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所有的计划都必须假定未来可以选择的领域正在减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将收缩，未来的资源将枯竭，未来的回报将递减。

为了应对这些紧急情况，制订规划的人发现有必要制定一些更加严格的监管政策，反而侵犯了人们的隐私，侵犯了人们的家庭。最终，当可用的手段都用完时，制订规划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暴君或刽子手，就像一个封闭环境下的摩洛神。

如同阿兹特克王国的食人族独裁政权和哈里斯笔下描述的垄断水资源的独裁政权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往往会通过罚没和胁迫的手段来应对环境封闭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危机，即人口对土地造成的不可阻挡的压力，最终导致他们自己的人民精疲力竭。伴随着税率上升和资本水平下降，人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到最后，这个政权唯一不能拿到的财富是人类肉体的蛋白质。即便如此，这些最后可能也被课征，被捆绑起来塞着嘴，被带到这个国家巍峨的神庙，作为最后的牺牲品去喂养那些衰亡中的统治阶层。这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命运。能够拯救这种政权的，要么是出人意料的某种福音，要么是某种偶然出现的力量促使这个政权恢复了人民的自由，恢复了人民对于创造和工作的信念，逐渐给政权带来了活力。

已故波兰哲学家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人类在困境中的抉择。他说，有这么一个商队，轻装前行，装备充足，如果一切顺利，将能够穿越沙漠，但他们中途误读了地图，误入歧途。沙尘暴爆发，骆驼止步不前，水也喝光了，但他们心存希望，坚守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会创造神迹。这种信仰唤起一股力量，仿佛让商队成员看到了一座海市蜃楼，看到一片美丽的土地即将出现在眼前，这促使他们不顾一切痛苦，以更大的毅力到达另一个小小的泉眼。假如没有信念，那么这个商队就会失去希望，精疲力竭，或许无法避免命丧沙漠的结局。这个描述蕴含着强有力的想象和丰富的暗示，但我不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需要神话，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靠的信仰。这些信念虽然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成分，但它们却有着最伟大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从信仰中，我们知道，如果自由的人类对未来充满信心，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实现这种未来，那么终将走向成功。

赫希曼提出的“隐蔽之手”不同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隐蔽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观能动性”，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人们无法事先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践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译者注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rinciple of the Hiding Hand,” Public Interest, no. 6 (Winter 1967), pp. 10–23.

John E. Sawyer, “Entrepreneurial Error and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ol. 4 (May 1952), pp. 199 and 200.

Hirschman, “The Principle of the Hiding Hand,” p. 1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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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E. Sawyer, “Entrepreneurship in Periods of Rapid Growth,”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mimeographed (Cambridge,M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d Harvard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4), p. 4; quoted in Davi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76),p. 222.10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p. 13.

David E. Gumpert, “Future of Small Business May Be Brighter than Portraye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57, no. 4 (July–August 1979), p.179, and J. Tom Badgett, “Will OEC and IBM Be the Final Winners?”Kilobaud, no. 22 (October 1978), p. 80.

Albert Einstein, The World as I See It (London: John Lane, 1935); quoted in A. P. French, ed., Einstein: A Centenary Volum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04.

Hirschman, “The Principle of the Hiding Hand,” p. 13.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62.

Ibid.

新马尔萨斯主义是主张用节制生育来限制人口增长的一种人口理论。——译者注

Michael W. Watts, “Mercantilism and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unpublished monograp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urdue University.

Quoted in Thomas Sowel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Man,” in Irving Kristol and Paul Weaver, eds., The Americans, 1976: Critical Choices for Americans, vol. 2 (Lexington, MA: D.C. Heath & Co., 1976), pp. 191–209.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first published in 1848. Mill wrote: “It is only in the backwar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at increased production is still an important object: in those most advanced, what is economically needed is better distribution.”

Stuart Bruchey,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Torchbook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Inc., 1972), p. 14, note.

Marvin Harris, 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 of Culture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7).

摩洛神（Moloch），约旦南部一个以活人为祭品的神，以将人活活烧死为献祭仪式。——译者注

Leszek Kolakowski quoted by Albert Hirschman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Hiding Hand,” pp. 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