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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福利和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
第十章
福利和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
从凡尔赛宫到莫斯科，再到圣赫勒拿岛，拿破仑的一生可谓辉煌灿烂，跌宕起伏，最终却以惨剧收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方，那么他注定走不远。”对于个人而言，这句话描述的情景的确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却是不足取的。因为在对外事务中，一个国家坚决不能像企业那样在不断重复的试验中总结经验，然后获得报酬，国家试错的代价非常大，任何一个国家都承受不起。因此，一个国家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明白将要去往何处，否则最后注定会遭遇灾难。
治国之道的核心在于分配和管理风险。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关于如何获得保险的科学。在国际领域，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小心行事，因为一个国家没办法投保，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开通了以整个国家安全为保险对象的业务。拿破仑的战争都无法投保，现在的核战争更不必提，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谨慎小心，以免造成社会动荡。但在国内事务中，国家领导人必须在保险与风险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不能让一个社会内部的个人和企业准确地知道自己将走向哪里，因为一旦结果是极度明确的，那么个人和企业将缺乏创新和闯劲，经济将变得过度僵化，以致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实现繁荣的动力。对于个人而言，由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多家大型保险公司为个人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防止个人遭遇失败或其他问题，因此，个人或许能够从中获取安全感，从而不愿意做出改变。但如果一个国家满足于短暂的安全感而无法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那么往往会遭遇严重的、通常无法修复的风险。
与此同时，国内事务中如果存在过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将会破坏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对于安全的渴望常常与企业敢于冒险的精神具有同等重要性。企业做出的英勇探索往往始于追求安全的努力。追求安全会促使企业注重储蓄，而英勇的探索会促使企业注重投资。就二者在国民账户上的作用而言，储蓄和投资这两种活动是没有区别的，但它们背后的动机是不同的，储蓄体现了一个人或企业对于安全的渴望，而投资则体现了对于冒险的冲动。
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或许在于其将寻找安全的动力（体现在储蓄上）转变成了追逐风险的意愿（体现在创业上）。这无异于一种“炼金术”，将恐惧转化为增长，将谨慎转化为创造力，将胆怯转化为企业家精神，将故步自封转化为开拓创新。金融市场的存在使得这一过程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关键流程，“焦虑”这一种数量庞大的原材料转化成了“信心”这一罕见的资产，并为其提供生产设施。执行这一过程的一个角色主要是商界精英，另一角色是数以百万计的储户，通过金融市场，储户为商界精英提供了可供投资的资本。这两个主体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密不可分，他们是财富创造和流通的动力源泉。
此外，在原始社会中，企业家精神往往首先被用于为本民族创造一种初步的保险制度。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实现集体生存，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保险制度。比如，在灾难时期如何让本民族的成员相互合作；比如如何将打猎所获的猎物进行再分配，以期让那些未能打到猎物的人不至于饿死；再比如如何在别人遭遇灾难或者伤害时给予适当的援助。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保证本民族的安全而建立的保险制度。原始社会中也存在节约行为，如同现代社会一样，但与其说人们是出于投资愿望，倒不如说是为了寻求一份保险，在困难时期继续生存下去。
在美国的移民中，犹太裔和亚裔的合作传统保持得最好，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在企业中也是最具竞争力的。奴隶制对黑人最持久的影响是破坏了部落内部的互助模式。直到19世纪末期，黑人创办和经营的企业才多了起来，当时主要是教会或兄弟会创办的小规模的保险企业，后来一些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了大公司，比如亚特兰大人寿保险公司（Atlanta Life）及朝圣者健康与人寿保险公司（Pilgrim Health and Life）。
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先兴起的行业都是保险业。保险是为贸易保驾护航必不可少的工具。自然灾害对市场的扩大构成了持久威胁，因此，扩大市场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托、信贷和保险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确保贸易的顺利开展。美国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内，特许开设的保险公司比除运输业以外的其他任何公司都要多得多。许多保险公司专门从事海上保险业务，这对于在危险重重的大西洋上开展国际贸易是不可缺少的。在国际贸易中，要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穿越危险重重的大洋之后才能交货和付款。这些货物的保险票据对于维持制造商在此期间的业务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为新的生产活动筹措资金和开展新的商品贸易的前提条件。在世界贸易的早期发展阶段，买了保险的货物的提单和汇票是国际货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同样，在国内经济中，用投了防火险的建筑物作为抵押对于商业和建筑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也是工业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保险能提高信誉度，而信誉则是企业实现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事实上，货币本身通常也是建立在保险基础之上的。比如，政府承诺每张纸币都因其价值等同于相应数量的贵金属（通常是金或银）而可以被赎回，从而有助于防止货币贬值，或者工商业的崩溃，算是保险的一种体现形式。美元背后的黄金是对美元价值的一种保险，这就相当于一份保单是对一船货物或一栋房子基本价值的保险。美元的价值最终取决于美国经济的生产力，也就是货币可以用于购买的商品的总量。房子的价值取决于可以供人居住的使用属性。如同海上保险可以促进贸易一样，防火险也能促进房屋交易，因为这样有助于提高抵押贷款的额度，而且可以延长还款期限。黄金储备的担保增强了人们对于美元和英镑的信心，确保了这些货币能够在危险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得到广泛使用。如果缺少黄金担保，那么人们将失去对美元的信心，美国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将趋于减少，从而加剧国际贸易中的不稳定和不信任因素。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总是热情洋溢地强调冒险精神和首创精神的重要价值，但谈到福利和保险时却没有那么热情，似乎这两个工具是从社会主义借鉴过来的。事实上，从早期的部落资本主义到当前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每个发展阶段，福利模式与合作模式都是私有企业体系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福利和保险的最初表现形式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施舍与互助行为，后来这类行为逐渐出现在了部落、教堂和慈善组织成员之间，最后形成了互助社、家族式企业、工会和保险公司。目前，大部分的保险工作都交给了国家或大型保险公司来承担，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上述各种团体在支撑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体系的健康程度取决于保险与风险、团结与竞争，以及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如果没有风险与竞争，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实现良性增长，同样，如果没有合作与保险，结果也是如此。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领导人必须明白，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风险终究是无法避免的。政府只能在一段时间内转移部分风险，确保部分公民不受这种风险的影响，但是最终，政府无法帮公民完全杜绝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试图将个人和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都包揽过来，比如，失业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外国企业竞争风险、需求减少的风险、意外事故及残疾等方面的风险，那么它会发现它所面临的危险和责任远远超出了它真实的应对能力，就像伦敦的劳埃德保险集团那样，不自量力终会导致失败。事实上，国家与劳埃德保险集团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有权印发钞票去兑付它的保单，最多只是推迟兑付的日期而已。濒于破产的政府甚至会试图通过战争来应对眼前的危机，毕竟政府应对战争风险的能力远远超过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但是现代国家的领导人不应该再像拿破仑那样贸然发动战争。
资本主义必须在敢冒风险和追求保险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可以用保险公司常用的“道德风险”这一术语来界定。道德风险指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或者说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比如，如果一个人购买了防火险，那么他可能为了骗保而刻意纵火。这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及国家必须在保险计划中找到一个合理的“极限点”，确定合理的风险与安全水平。正如因为担心经济萧条而过度储蓄或囤积黄金反而有可能大大减少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引发经济萧条一样，因担心某种危险而大量购买保险反而会增加这种危险发生的概率。
私营保险公司往往会在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扩大业务范围，在此过程中，也可能承受道德风险引发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比如，多年来，纵火一直属于美国最常见的犯罪行为，而大多数都是由防火险诱发的。再比如，因医疗失误引起的诉讼加重了整个行业的负担，并让医生养成了粗心大意的习惯，主要原因是陪审员料想保险公司会予以赔偿，故急于判给患者大量赔偿金，医生不必承担赔偿费用。又如，健康保险已使医疗费用大大提高，因为医生和病人在考虑问题时都不再关心价格问题了，结果反而导致病人自费的部分往往超出参加医保之前的费用，背离了为病人减负的初衷。偷窃珠宝的小偷被抓住之后通常会以珠宝店购买了盗抢险为由，为自己辩解，似乎盗抢险反而成了他们盗窃的合理依据。我们不妨猜测一下，保险公司推出的寿险反而会导致凶杀和自杀现象增加，赔偿金甚至超过了“双重赔偿”。另外，各地的退休金政策反而会鼓励人们提前退休。
在上述多数保险案例中，如果投保者没有出现被保的结果，那么他的保费就浪费掉了，相当于受到了一定的损失。而承保者却感受到了压力，因为很多投保者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而选择了铤而走险的骗保做法。生活习惯健康的人反过来却要为那些吸烟者、酗酒者、吸毒者、性病患者、鲁莽司机、暴饮暴食者、失眠症患者、懒惰者、没有节约意识者、装病者及专门申请伤残补助者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些对医疗上不可避免的差错持宽容态度而不去控告医生的人——或者那些因医疗事故诉讼的增加使保险公司变得过分谨慎，被要求填写大量报表，从而受到损失的人——都要为那些过于喜欢打官司的人付出代价。那些保护自己的财产并将珠宝藏起来的人都要为那些喜欢炫耀不值钱的东西的人付出代价。终身效力于警界的警察要为那些年富力强却投机取巧、早早退休的人付出代价。
很明显，险种不同，引发的道德风险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就寿险而言，虽然偶尔可能会引发谋杀或自杀的风险，但这个险种依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谁都不会否认，保险对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与政府不一样的是，那些私营的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整和健全的保险统计体系，以此为基础计算出合理的赔偿标准和保费水平，但随着道德风险问题日趋严重，它们也面临着完善规章制度变得难度越来越大的问题。
私营保险业务的拓展产生了很多外部效应，这些效应已经远远超出了保险的范畴。比如，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越来越相信自己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不是工作和投资，而是起诉成功人士；不是保持健康的身体，而是偶然的伤残；不是长期的、高效的事业，而是及时退休。最根本的是，人们发现行为与结果、努力与回报、功绩与酬劳之间的因果联系正在逐渐遭到侵蚀。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私营保险业务催生的道德风险对于美国经济体的生产率下降或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大众化的保险业务出现之前，那些非正式的、家族式的、教会式的、兄弟会式的保险体系不大可能催生这些意外后果。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承保主体非常了解被保者的情况，从而给投保者施加了巨大的道德压力，投保者不大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而走上骗保之路。在美国的亚裔社区中，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也只有少数华裔和日裔申请了美国政府的援助。
然而，如果我们说美国社会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化的、个人主义的、割裂的、世俗的与理性的社会，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方面的事实依据。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之前那些私人援助和宗教规矩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了，很多大型保险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险公司以更低的保费提供更多的保险服务，从而挤掉了传统的教会式的慈善机构、殡葬协会和互助团体。此外，这类新兴的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还覆盖了从事新兴的国际经济活动与信奉世俗理性主义文化的人群，这些人与教会、家族或社区没有什么稳定的隶属关系。随着劳动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能够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求的新型保险模式或者合作模式也会应运而生。
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中，保险原则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主导性质的联邦政策主题。在为全体国民提供保险方面，政府的作用迅速加强，保险范围覆盖了失业人员、伤残人员、贫穷的老年人、单亲家庭的孩子及其他工业社会中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风险。政府将保费收集起来，然后再分配给那些不幸的人。但是，这些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的援助、联邦伤残救济及其他许多重大福利项目都不是激进的左派提出的，而是奉行中间路线的共和党政府倡议的，甚至在胡佛担任总统期间就存在类似倡议。1953年，艾森豪威尔建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担任首任部长。这些项目并没有在约翰逊政府实行“伟大社会”时获得最大发展，而是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保险原则反映出两党意见的完全一致，对此，整个美国的政治秩序、企业和劳工、民主党与共和党，既有值得赞许之处，也有需要批判之处。
20世纪70年代，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在社会各界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以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为首的一些大公司均为其雇员（包括退休雇员在内）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曾声明该公司的医保开支将导致每辆汽车的成本平均提高200多美元，超过每辆汽车所获得的利润。美国钢铁公司宣称，这方面的负担削弱了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国会或许不仅仅应该批准国民健康保险，还应该颁布无过失汽车险、安全气囊安装要求和其他安全措施，以便使广大纳税人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事故受害者及可能有责任的汽车公司承担的代价。这些做法不仅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对整个国家也是有利的。
美国很多政策都体现出了分摊风险的原则，虽然这些政策看起来不像保单，但起到了保单的作用，将经济困境和经济变化造成的不利结果和影响分摊给了更多人。比如，反歧视法令可能更公平、更广泛地分散了失业和低收入的风险，为环保设备的生产和购买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助于分散环保成本（一旦发生环境污染，受害的往往是极少部分人），能源部的很多措施试图将能源短缺的不利影响分散到全国（一旦发生能源短缺，只有少数几个能源特别稀少的选区容易遭受损失），房租管制和补贴措施有助于分散城市房屋短缺和费用不断上涨的影响。
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营机构，都注重转移、分散、均摊、隐瞒、推卸、缓和、逃避或削弱经济变动造成的实际风险和代价，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降低了经济的敏感度。经济不再对稀缺或失衡之类的信息（这类信息意味着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做出灵敏的反应，当然也会弱化这个经济体中的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精神。
这就是福利国家面临的道德风险，但并非所有保险和福利计划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有的项目能够合理确定福利和保险的水平，从而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鼓励冒险和长期投资的安全环境。这些理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们对于国民的要求和需求，以及危险和福利，必须给予更加认真的思考，做出更好的评估和鉴别。
然而，美国政府的很多福利计划引发的道德风险还是很明显的。比如，失业救济计划反而鼓励部分人不工作，从而加剧了失业现象。“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反而刺激一些父母离婚，导致单亲家庭更多，对政府救济的依赖性更大；形式多样的伤残保险导致一些小病变成了暂时的残疾，部分暂时的残疾变成了全面、永久的残疾；社会保障金的支付导致人们不像从前那样关心老年人了，从而淡化了老年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旨在防止农产品价格过低和能源费用过高的保险计划往往容易导致农产品供给过剩和能源供应不足；《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规定对从事政府创造的岗位提供补贴，反而提高了很多人对政府机构岗位的依赖性，而不愿意追随自己的爱好去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那些为贫穷家庭发放补贴的计划导致一部分人为了获得补贴而安于现状，反而使贫穷现象长期持续下去。一些计划的道德风险超过了福利，这些计划就应该加以调整，而调整办法往往是削减当前的福利水平，以期降低从事不良行为对人们的吸引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各种福利制度的收益开始递减，并对经济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人们为了寻求保险而厌恶风险，导致保险与风险之间失去了平衡。不仅是那些灾难或经济变革的直接受害者感到焦虑和不安，每一个人都感到焦虑和不安。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的福利项目增加到了44种，增速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2.5倍和国民平均工资增速的3倍。它们每年把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款项和服务分配给5000万个受益者。这些数据表明，享受福利的四口之家在1976年平均获得价值1.5万美元的补助，至1979年增加到了1.8万美元左右。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平均水平，不是极端的例子。与此相比，美国中等家庭1976年的平均收入约为1.45万美元，1979年约为1.65万美元，而每年最低工资收入和津贴大约是福利水平的50%。除了专为老年人规定的福利措施外，一个享受福利的家庭能够从大约17种福利项目中获得好处，其中包括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援助、医疗补助、食品券和补充食品，各种社会的、法定的和照顾儿童的服务，以及大量的住宅补助和津贴。即使忽略有闲暇时间这个重大的好处和未上报的收入，一般的福利津贴也会引起道德风险的严重危机，例如劳动力减少和家庭破裂等。
这种福利制度能够对中产阶级里面的下层及贫穷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各种宣扬“扶贫”的福利计划产生的结果往往会偏离它们的初衷。仅仅以贫穷家庭为例，它们获得福利的平均水平比官方贫困线高出大约30%，相当于两个全职工人的最低工资总和。由此来看，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非常大。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和就业持续增长的时候，大多数福利项目的规模实现了稳定扩大，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原本能够自力更生的贫穷家庭为了获得福利而拒绝参加工作，对福利项目形成了很大的依赖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性质的福利支出来源于纳税人的税金，从而给那些真正参加工作的家庭增添了税务负担，导致真正愿意辛勤工作的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不满和沮丧。
福利项目和公共服务项目的崛起也取代了其他可以帮助穷人和孤苦无依者的方式。1935年之前，一半以上的福利都来自私人慈善机构的捐助，而目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在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之前，很多孩子非常关心父母的晚年生活，而如今却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反过来了，父母们非常关心已经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些拥有工作的年轻人承担了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税。美国州立大学和学院虽有很大发展，但私人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捐助规模却出现了相应幅度的减少，从而迫使政府将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到这个领域以填补空缺。那些为当前福利水平辩护的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公共制度，那么那些病人、穷人、老人及孩子就无法得到照顾，甚至被置于自生自灭的境地。他们还想当然地认为福利水平只会影响穷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会削弱他们参加工作的意愿和能力。但许多迹象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即这些福利项目的积极效应很小，副作用反而很大，它削弱了弱势群体的工作动力和自力更生的能力。
不仅如此，最近数十年来，道德风险问题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福利制度不仅降低了家族企业、慈善团体、教会和学校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而且减少了个人储蓄及个人保险。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赖以扩张的一个基础就是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储蓄资金，而近些年来，这种储蓄日趋减少。1979年底，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4%，达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5年内，美国个人储蓄率只有日本个人储蓄率（24.9%）的1/4，只有法国的1/3，只有英国的1/2。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的观点，美国个人储蓄率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险制度，因为与日本相比，美国社会保险制度提供的退休金要高得多，从而减弱了人们储蓄的意愿。可以说，低储蓄率是退休金太高引起的一个道德风险。
费尔德斯坦这种分析遭到了其他分析人士的质疑。比如，约翰·肯德里克（John Kendrick）曾经为美国经济研究局评估了美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指出美国储蓄资金的流向已从私营企业转移到了非营利机构和政府机构。他认为这些储蓄资金被用于改善人力资本了，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教育、培训、基础理论研究、健康护理、改善社会流动性及其他无形领域。他指出，1929年以来，美国的实际投资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只不过投资形式实现了从有形到无形的重大转变。但费尔德斯坦认为储蓄获得的实际收益率不断提高这一事实最有助于印证个人储蓄的不足的事实，只不过储蓄的收益在政府税收政策面前显得暗淡无光。他认为，还有一个证据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尽管人们在统计经济增长率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缺陷，但这个增长率却是不断下降的，甚至在1979年降低到了1%以下，这一点能够证明美国经济的心脏出了问题，也就是储蓄出了问题，储蓄不足制约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美国政府试图将保险事业国有化，那么一个较大的道德风险就是美国经济体系内部的风险与安全之间将失去平衡，因为保险事业能够预先确定一件事情的结果，能够确保退休者、失业者、家庭破裂者与患者在遭遇困境时享有特定水平的收入，但如果太多人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处，他们就会失去开拓创新的动力，美国经济也就不会走得很远。一旦形形色色的福利政策引发的道德风险集聚在一起，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趋于僵化。灵活的经济体可能蕴含风险，前景未知，但充满了活力；一旦僵化，这种经济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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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lucid exposition of the Feldstein position, plus critiques and comments from James M. Buchanan, Nancy Teeters, Arthur M. Okun, and others, see Martin S. Feldstein, “Social Insurance,” in Colin D. Campbell,ed., Income Distribu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pp. 71–124. See also Martin S. Feldstein,“Facing the Social Security Crisis,” Public Interest, no. 47 (Spring 1977),pp. 88–100; Martin S.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Hobbles Our Capital Form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57, no. 4 (July–August 1979),pp. 6–8; and Martin S. Feldstein, “National Saving in the U.S.,” in Eli Shapiro and William L. White, eds., Capital for Productivity and Jobs(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p. 12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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