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三章

“给予”的回报

资本主义始于给予。要想在商业活动中获得回报，不能依靠贪婪、欲望或自私，而要依靠一种非常近似于利他主义的精神，依靠设身处地地照顾他人需求，依靠仁慈、友好和勇敢。自私自利可谓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既存在于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于卓越的企业里面，但它几乎不会为我们揭示出人类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人类社会的财富不是源自索取和消费，而是源自给予、贡献和创造，这是企业家的特有角色，是社会财富的关键来源。无论是最不发达的国家，还是最发达的国家，概莫能外。

从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的开创性著作《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到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食人族与国王：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The Origins of Cultures），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经典著作《礼物》（The Gift）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大多数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里面也可以找到大量关于礼物、赠予、赠送、朝贡和交换的内容。当原始部落努力突破自身劳动与生活面临的局限时，就会演绎出一幕幕给予和受赠的复杂场景。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甚至大胆地断言：“礼物交换与夸富宴（potlatch）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

在大量的文献中，人类学家断言，这些“礼物”并不说明赠予者不期待任何回报。列维–斯特劳斯写道：“互惠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主人将礼物赠予他人时，要么希望立即获得等价交换的礼物，要么希望受赠者在未来的某个场合用价值更高的礼物回赠。这样一来，赠予者就有权在未来收到价值更高的回报了。”因此，人们愿意“在之前收到的礼物的基础上，用价值适度提高的礼物回馈赠予者”。

如同这方面的大多数分析人士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也从经济角度对赠予和回报现象进行了描述，认为这是“还本付息”，是一种互惠权利和交换条件。但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两人都提出这种交换的主要动机不在于经济层面。列维–斯特劳斯写道：“在这些原始社会中，互利的礼物发挥的功能比在我们当代社会中更重要……这些原始形式的礼物交换……便是马塞尔·莫斯所说的‘普遍性的社会事实’，即这种礼物交换同时具有社交意义和宗教意义、神秘意义和经济意义、利他意义和情感意义、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这两位法国知识分子为现代社会中礼物交换沦落到仅仅具备微不足道的经济意义表示悲哀。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坚持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是非人性化的，会导致人际疏离与冲突，导致心理浅薄和庸俗生活，与原始社会那种充满神秘、道德和情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人类学文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原始社会的交换催生了一个比现代世界更仁慈的社会存在形式。在所有社会中，慷慨的精神永远与嫉妒和掠夺具有的诱惑存在严重冲突。偷窃和破坏的冲动会导致人们摒弃给予和创造的欲望。部落之间经常出现礼节性的进贡现象。如果没有这些现象，部落之间可能会经常爆发冲突。一些成功的部族成员也会向其他成员赠予财物，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安抚他人的嫉妒情绪，是为了防止出现劫掠而采取的一种行为。印第安部落中的夸富宴本身有时候也会伴随着长期的争斗和暴力，从而毁灭和浪费了部落长期积累的财富和善意。因此，从浪漫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原始部落的生活（将原始人称作高贵的野蛮人）的倾向只不过是人类学领域内无甚益处的偏见之一。

不过，无论这些普遍的给予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历史演变多么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这些行为都旨在超越自私本性，拓展交际范围，赢得他人支持，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财富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一些原始形态的资本家似乎就是竞相举办盛大宴会的部落首领。最初的贸易似乎也是开始于一个家庭给予另一个家庭财物，或一个部落给予相邻部落财物。在给予他人财物时，人们往往期待（甚至会要求）自己最后能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事实上，在宴请过程中，给予者预料自己能得到更大的回报（也就是说，自己赠予别人的财物是要收取“利息”的）。比如，在所罗门群岛一个名为“西维埃”（Siuai）的部落里面，被称为“玛米”（mumi）的“大人物”在回报别人的时候，总是会努力让自己回报的财物超过别人给予自己的财物。对于这种宴请过程，哈里斯给出了下面的描述：

年轻人通过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或者严格限制自己对肉类和椰子的消耗，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玛米。最终，他给自己妻子、孩子和近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相信他的想法是严肃认真的，并承诺帮助他筹办首次宴会。如果首次宴会大获成功，那么他的支持者圈子就会扩大，他就可以准备下一场更大、更慷慨的宴会了。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男性俱乐部，让他的男性支持者们在里面休息娱乐，并供他设宴款待宾客。他可以在俱乐部落成时再举办一场盛宴，如果这次也能成功，那么他的支持者圈子就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愿意为他下一次筹办宴会而效力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时，他就开始被人称作“玛米”了。虽然越来越大的宴会意味着玛米对其支持者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但他所在部落的生产总量却提高了。

在北美地区，夸富宴也是由类似的过程构成的，包括工作与储蓄，节制饮食与宴请，以及资本形成和分配。这种仪式普遍盛行于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的几个印第安部落，被人类学家视为夸富现象的缩影。这导致这些地区出现了异常繁荣和异常具有创造力的社会，这些社会创造的美术和手工艺品都异常先进和美妙，北美其他地区的部落难以与其媲美。这些赠送礼物的仪式最初都是发生在个人之间，最后涉及的群体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先积累财产，然后在夸富宴上分给大家，之后接受他人的回报，接下来继续积累财产和准备夸富宴。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高潮就是一个人把自己的财产公开给予别人”。虽然人们公认最热衷于这类活动的是生活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的夸扣特尔人（列维–斯特劳斯赞扬他们“是表达原始文化的基本主题的天才”），但这种活动也盛行于南太平洋地区。比如，赫斯科维茨就曾经提到，波利尼西亚人的一次宴会为宾客提供了1.6万多个椰子和十几筐鱼。宴会和夸富宴体现了积累财富和分配财富的资本主义倾向，但在许多原始社会，尽管也存在交换礼物的现象，却依然贫穷。不管双方最终交换了多少椰子、玛瑙壳或者牛，双方的经济处境几乎不会比以前好到哪儿去。关于交换礼物，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型，其资本收益的来源在哪里？如何增加社会商品的总价值？换句话说，如何让整个社会致富呢？

贸易本身给出了部分答案。很多理论家的研究焦点是：自愿交换礼物是不是创造财富的秘密。任何这类交换都会促进双方的友谊，不然的话，双方可能也达不成交换礼物的协议。自由的市场交易将商品从估值较低的人手中流通到了估值较高的人手上，从而不断地改善着一个社区或社会内部的商品分配模式。对一个商品的估值，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经验而有不同的看法，随着交换过程催生的收益越来越多，部落的实际财富总量也会稳步增加。

亚当·斯密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市场的范围——交换体系的广度决定了劳动分工的潜在水平。他认为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对于一个渔民而言，只有当他能用多余的渔获同别人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时，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捕鱼事业；对于一位面包师而言，只有当他能够用多余的面包同别人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时，才能置办并运作一个新的烤炉。经济进步的程度的确可以通过交换体系的广度来衡量。

然而，在解读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为什么格外高时，研究夸富宴的人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交换体系（即市场），而是先赠予的礼物及其对于受赠者创造更多财富的刺激作用。这种视角认为，并不是交换体系催生了礼物或提高了礼物价值，而是礼物激发了受赠者回报赠予者的欲望，从而催生了交换体系。礼物出现的时间早于交换出现的时间。同样，并不是市场拓展了劳动分工，而是发明创造和劳动分工的过程，也就是新商品的生产过程拓展了市场。

人类学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开始于礼物交换，并在人们竞相给予礼物的过程中实现了持续发展。这种竞相交换礼物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催生新的财富，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利他主义的性质。所谓“利他主义”（altruism；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alter”，意为“其他”），就是指人们会尊重他人的需求，或者以满足他人的需求为导向，人们希望通过价值更高的物品去回报赠予者，这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欲望。

只有在理解他人需求的情况下，赠予的礼物才能得到更加积极的回应。如果一个人不理解别人的需求就贸然将1.6万个椰子或者一头背部凹陷却很神圣的牛赠予别人，那么对方可能不会特别感激，也不会很想用价值更高的物品去回报赠予者。很多人都曾经在圣诞节收到过一些价值不菲却不合心意的礼物，并因此感到困惑忧郁。这些人都可以证明的一个事实是，赠予礼物其实并不简单，需要认真地关注别人的生活条件、个人品位和喜好，当前拥有哪些东西，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抱负和目标。

如果给予者能够以一种令人惊喜的方式满足别人一种不为人知的、有口难言的，甚至潜意识的需求或欲望，那么他赠予的礼物就是最成功和最有刺激性的。受赠者就会因赠予者出人意料的同理心倍感惊讶和感激，从而更加期待着用价值更大的礼物去回报赠予者。但为了回报赠予者，受赠者必须逐步了解赠予者的需求。这样一来，竞相赠予和回报的过程就会推动人类同理心的扩大。

只要受赠者对于礼物的估值高于赠予者的估值，那么赠予礼物（这里的礼物就是一个经济体的盈余）的行为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在决定要积累或创造什么样的新物品时，赠予者必须集中更多的精力思考他人的需求，而不是自己的需求。他们必须愿意放弃自己的迫切需求，这样才能为受益者准备好有价值的物品。

通过相互超越的物物交换，这些部落的给予者实际上相当于创造了一种“货币”，或者说一种交换模式。在这种交换模式下，不需要专门签署契约去规划交换过程，而是兼顾了交换过程的自由性和不确定性。这种“货币”是以债务或承诺的方式存在的。如果你给予某人一美元，那就意味着你承认自己对他负有一定价值的债务。这个赠予过程必须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可能是一次宴请和一位玛米，可能是一次投资和一位投资者，也可能是一个礼物和一位给予者。

通过宴请，玛米就会把隐含的债务加到宾客的头上。通过参加宴会，这些宾客就接受了对玛米的负债。通过原始资本主义这种礼物或投资，人类创造和扩大了义务，催生了互利性质的赠予和回报，进而导致经济创造和交换的架构日渐扩大。每一位给予者都希望获得更大的回报，虽然不敢肯定是否能够获得这种回报，但每一位受赠者都会被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拿出更大的回报。这种债务的扩展可以视为货币供给的扩大。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想让宾客对你负有债务，或者说让宾客对你负有义务，你都要先给他一笔财产（比如请他吃一顿饭）。作为一位资本家，玛米如果不能提供相应的物品，那么就无法对别人提出要求或者将债务加到别人头上，也无法扩大货币交换范围。宴请本身就包含着对宾客的要求。

比夸富宴更胜一筹的物品交换媒介就是真正的货币。货币的应运而生大大拓展了物品交换的范围，只要人们之间存在互信，就可以进行交换。这样一来，物品交换就可以从玛米的部落扩展到世界经济了。中国的“会”是最重要的过渡手段之一。从旧金山到新加坡，无论华人走到哪里，作为手工艺者和零售商，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功，其中一个关键的资本筹措媒介就是各式各样的“会”。与夸富宴相比，中国的“会”的先进性和目的性更强。“会”是由其组织者需要筹措资金进行投资时而发起成立的。但要筹措资金，组织者必须先向入会的亲人和朋友“散财”。组织者需要为入会的亲友举办10次宴会，每次都要拿出一笔金额类似的资金，通过抽签或秘密投票的方式将这笔资金分配给入会者，直到每一个入会者都获得一份见面礼，这种轮流分配资金的过程才能终结。日本也有类似的资金筹措组织，被称为Ko或者Tanamoshi，西非地区约鲁巴人创造的“苏苏”（Susu）这一组织形式被移植到拉丁美洲的西印度群岛之后，为加勒比地区的人们发展零售业提供了资本基础。这种资本筹措方式在定居美国城市的西印度群岛移民中也非常盛行。所有这些筹措资本的手段都需要组织者先散财，然后期待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获得回报。

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原理，被称为萨伊定律。这条定律得到过不同形式的表述，也得到过不同形式的反驳，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与夸富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也表明资本主义产生的顺序就是给予在先，索取在后。在货币经济出现之前，给予者将礼物馈赠给他人，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威望，而在之后的交换中得到实际利益，这可以看作是避免物物交换的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可避免简单贸易中双方的要求和所需价值必须完全相等的情况。玛米对于错综复杂的交换条件谈判失去了耐心，索性将其财物捐了出去。这奏效了。他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投资的方式，将其财富捐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将来某个时候得到回报。他捐出自己的财物，但未来受赠者会用多种多样的财物回报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宴请和赠予本质上属于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在交换过程中，成本是已知的，赠予者的意图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获取价值不明确的回报。作为储蓄和投资的工具，这类组织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成员具有诚信意识，并会偿还欠他人的经济债务。

与其他形式的债务相比，货币的主要差异在于其不确定性。换言之，货币是以人际互信为基础假定的，这使交换过程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没有货币，一切交换必须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预先确定好的。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不求回报地给予别人物品或者为别人工作时，交换过程才具有自由性。计划经济内的货币则缺少自由度，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种经济环境下的货币能够购买的商品是预先决定好的，货币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人们只能购买种类非常有限的消费品，而且购买的数量也基本上是提前限定好的。

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就是因为货币代表着对商品与服务的认可。货币之所以比具体的商品有价值，是因为货币让交换过程更自由，其购买范围没有被局限于特定的商品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一点是，自己的购买力与自己的供给力是相等的，也就是说，自己为社会奉献了多少，就能获得多少货币购买力。比如，当一个人去书店买我这本著作时，他支付的货币的背后其实是他的劳动，也就是转化为货币的劳动。他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我和其他人的劳动，这里的其他人包括编辑、美工、校对、印刷工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书商等（在劳动分工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为这本书做出贡献的人实在是难以完全列举出来）。这些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本书的生产与营销付出过劳动。

对于任何买方而言，不论是购买椰子、吉他，还是去理发，他用于支付的归根结底并不是政府可以随意扩大或加以限制的体现需求的货币，而是他本人提供的实物和劳务。产生需求和最能表达他的需求的场所，并不在他随便充当买方的市场上，而在他甘冒风险，含辛茹苦创造供给的工厂或办公室里。他珍惜他的金钱，是因为花费的资金是他早些时候努力的结果。

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个可用的定义就是需求与供给的分离，即人们越来越相信一个人的购买力可以长期超过他的供给力，相信一个人可以不劳而获，相信一个人可以继续不断从别人那里有所取而不必有所给，尤其是如果中央银行为这些需求提供现金的话，那么需求的工具——货币的价值立即会跌到几乎一文不值的地步。按照伏尔泰的说法，这正是这些纸片的自然价值。在生产和交换的伦理结构解体的条件下，即使政府规定纸币可以兑换黄金，它们也不会有多大价值。在信用荡然无存的崩溃的经济中，一个人可能会用一盎司黄金去换取一磅玉米。而在繁荣的经济中，一盎司黄金可以买到半吨玉米。

在货币经济中，资本主义变得相对发达，这种环境下的“礼物”是以投资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资本家放弃自己拥有的资源，将之暂时让渡给别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未来能够获得令自己惊讶的转变，获得新的商品和服务，获得能够用于再投资的新的价值。正常情况下，如果预料不到未来能够收到回报（至少潜意识里存在这个预期），人们不会没有理智地赠予礼物，或者说资本家不会没有理智地用自己的资源去投资。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互利法则，甚至《圣经》的训诫也承认给予者应该得到回报。给予的本质不是说不求回报，而是回报不是预先确定的。如同礼物一样，资本家的投资带来的回报也不是预先确定的。

与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相反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给予礼物”这一冲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依然不亚于原始社会的部落。“给予”在促进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活动中同样扮演着核心角色，对文化和信任的互利性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家要无休止地放弃自己的资源，将资本投出去，生产产品，建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积累库存，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家也不确定他的企业未来是否会垮掉，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下的“赠予”模式在范围和慷慨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原始社会的给予模式和交换仪式。“给予”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动力和道德根基。

资本家的主要动机并非消费财富或放纵欲望，而是为了获得企业家抱负实现之后的自由和能量。无论是囤积椰子还是设计新型电脑，他们都是行动者、实干家和给予者，给社会以震撼，他们积极地展望着未来的变革和机遇。他们拥有一种了解他人需求的强烈冲动，并愿意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而采取切实行动。他们渴望掌握某个事物，然后去改变它。他们渴望解决一个难题，然后从中获利。他们渴望探索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然后为了公众的利益加以改造。他们是创造者、探索者、促进者和问题解决者。他们承担了无限的痛苦，却迅速地改变着社会。

与医生、作家、社会学教授、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美国小麦协会的委员相比，企业家们难道更贪婪吗？企业家们的目标可能看起来更加侧重于对金钱的追求，但对于企业家来说，金钱是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资本家需要资本，这与社会学家需要书籍和空闲时间及官僚需要专制权力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要去嫉妒作家或教授们拥有自由时间，可以使用图书馆，可以配备研究助手，不要嫉妒科学家们配备了实验室和助手，也不要嫉妒医生可以开处方和做手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要嫉妒企业家获得的利润。资本家需要资本去建立企业，为企业融资，这是他们应该担任的角色。他们更加自私吗？可能吧，但他们在想象力、乐观精神和诚信意识的驱动下，对于这个世界怀有深刻的兴趣，并采取了实际行动，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关键事实。

然而，资本家获得的回报并不仅仅是对其美德的奖励或对其职业生涯的回报。我们必须允许企业家保留和持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原因很务实：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财富应该投向哪里，以及应该给予谁。成功的资本主义体系会催生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美国拥有将近1600万个小公司），以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潜在投资者选择。其中数以千计的小公司的业绩年增长率高达20%~40%，甚至更高，它们承受着快速扩张和现金短缺带来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还允许形形色色的人提出数不胜数的商业计划和项目，这些人包括夸夸其谈的吹牛者、结结巴巴的天才、商学院的新手、荒诞不经的艺术家、圆滑世故的金融家、信口开河的经纪人、喃喃自语的小人物、喋喋不休的宣传员、非同一般的电脑奇才、不修边幅的专家及统计科学的爱好者等等。人们可以自由地把管理、营销、工程、讨价还价等各种技能结合在一起。市场上熙熙攘攘，所有人都高深莫测，寻找投资机遇。他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投资契约，比如公开的或暗地里的股权结构、小额股票、S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制企业、独资企业、特许经营企业、杠杆收购、售后回租、亏损预报、利差，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投资模式。

投资者要想找到良好的投资机会，必须认真评估规模庞大且时刻变动的市场，关注上百万个车库、实验室、业余爱好者工作坊和机械达人推出的新产品，关注那些即将取得新突破的公司，关注各家公司的发展轨道，关注独特的产品细分市场，关注能够提供避税服务的公司，关注能够提供低成本燃料、高利润的快餐食品、邮购营销服务等，关注各大杂志、光子芯片、航空公司、哮喘治疗方式的进展，关注完美的咖啡杯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最新的专辑，等等，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所有这些都需要投资者立即投入资本，并且掌握银行和专家都不懂的知识，更不用说政府的决策者、监管者和补贴者了，无论他们是否来自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或美国国家企业委员会（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等光环耀眼的机构，都驾驭不了市场。政府肯定无力驾驭令人困惑的市场行情和瞬息万变的经济机遇。

要想在千变万化的市场形势下维持经济增长态势，必须依靠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只有他们能够理解市场需求，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并且深度参与了公司经营，能够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盈利，能够获得新知识和投资技能。尽管资本家也普遍存在消费欲望，而且这种消费欲望对他们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资本家们会有目的地去了解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出新事物和新财富，并将自己的财富重新投入发明和进步的大潮中去。

如果一个制度不允许个人积累财富，不允许投资者积累巨额盈利，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激励，而是缺乏活力和灵活性。在低收入、低利润的制度下，小型企业无法迅速采取应对举措，无法践行自己的新创意，无法克服危机，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行情，无法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慷慨而具有创造力的人不能掌握足够的资源去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启动新的项目。在强制分配的制度下，富裕、强横和野心勃勃的人将不再通过给予，而是通过索取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并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获得金钱和权势。政府的过度干预、金融欺诈、僵化的官僚体制及欺瞒行径只会导致零和游戏。企业家们有可能安于躺在政府补贴和资助的无形臂膀中，从而失去了积极进取的动力。最佳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能够兼顾企业家们行善的愿望和能力，另一方面能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去为社会创造价值，进而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很多人对这一点还存在误解。有些人是因为混淆了“创造和投资”财富同“抓住和积累”财富之间的区别，但大多数人是因为误解了“给予”在人类社会中的性质和作用。

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自由市场派还是社会主义派，其传统观念都认为慈善或慷慨本质上是非常简单纯粹的行为，也就是在不计算回报、不担心后续用途的前提下放弃了一些东西的所有权。根据这种传统观念，只有那些匿名捐赠者才算得上是英雄，而那些投资者要么被视为放高利贷的夏洛克，要么被视为压榨工人血汗钱的斯克鲁奇。因此，根据这个观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就是这种同情与慈善的终极体现。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财富是由无数个匿名的纳税人创造的，而那些被纳税人选上台的官员却有权决定将这些财富直接转移给哪些受益人。

这一设想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通过强迫或压榨手段而迫使资本家给予社会特定数额回报的做法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增长的给予精神。只有在自愿的前提下，互利的交换才能继续下去。控制或强迫资本家的做法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体现，更大程度上是封建主义的做派。

投资者必须根据其他人是否愿意做出创造性的回应而自愿决定是否将自己的资金提供给别人，以及是否为社会提供自己的产品。必须给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的决策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资本家通过与政府或其他力量结盟的方式预先确定投资结果，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进行一笔投资之后，完全不确定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只能盼望着其他人需要自己的产品，并且愿意积极努力地满足他人的需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为其国民提供任何社会福利，强迫其国民在饱受饥馑之苦的情况下坚持劳动，也有悖给予精神。明智合理的社会福利既丰厚，又不会削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因为这样的福利水平可以免除国民被迫劳动之苦，又能使资本家自愿决定是否将自己的财物给予他人。

然而，过度的福利会伤害受益人，让他们对福利制度形成依赖，逐渐堕落，结果会毁掉他们的生活。私人匿名捐助本身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助人为乐、慷慨奉献的精神，但如果捐赠者能获得回报，如果受益人自愿回馈捐赠者，那么整个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富有同情意识与慈善意识。到那时候，奉献精神就会发扬光大，一个社会的财富就会流向那些最有可能用财富回馈社会的人手中，流向那些能够利用这些财富造福社会的人手中，流向那些知识更丰富、消息更灵通的人手中，流向那些能够利用这些财富给社会带来更大收益的人手中。在一个企业可以自由发展、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的经济制度下，即便那些贫穷的家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与勤奋创造财富，他们的日子很可能过得比依靠所谓的富有温情、不求回报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好。对于一个人性化的社会而言，互惠法则（law of reciprocity）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根据这个原则，你必须先给予才能索取，先储蓄才能投资，先考虑他人才能让他人为你服务。

资本主义制度明智的地方就在于它认识到了成功给予的难度，明白帮助同胞时的艰辛与牺牲，提供了一种能够让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更加有效的现实路径。真正的慈善不是那种温情脉脉、煽动情绪的慈善，不是一味给予，而是负责任地给予。真正的慈善不是一群懒惰、堕落的人煽动一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去捐款，也不是一些掠夺成性的人打着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幌子在抗议浪潮中推行一系列所谓“社会变革”计划。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有价值的奉献都来自普通公民的劳动和牺牲，正是这些普通人在默默地支撑着自己的家庭，建立了小企业，提供了对社会有益的服务，并不断将其收入贡献给改善人类福祉的事业。

资本主义制度把人们无私奉献的冲动转变成了一个有约束性、创造性的投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不能自私自利，必须不停地分析他人的真实需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本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因为这类投资需要投资者去理解这个世界，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需求，为了事业而慷慨坚定地献身。

美国的近代史表明，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者追求福利国家的舒适与保障，反对企业从事冒险投资，甚至不惜动用保护性的关税、购买力平价体系或其他隐形的壁垒。一大批右翼畅销书作家不遗余力地渲染悲观情绪，预测美国将出现大萧条和大衰退。这些作家劝说他们的读者不要从事商业行为，而是去购买艺术品、其他收藏品、乡村房产、海外房产，或者购买枪支和黄金，以期在这个注定无法给人带来安全感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但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即便是那些原本雄心勃勃、具有创业精神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精力与财富投入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至于这些经营活动的结果如何，则主要取决于其他市场主体的消费意愿。他们宁愿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到追求权力上，他们竭力动用极端的政治手段去说服政府对自己投资的业务提供稳赚不赔的担保。

资本主义制度对两类人构成了威胁：一类是以世界太危险或太腐败为借口而不愿意切实接触世界的人；另一类是不愿意承担风险，希望假借意识形态或专业知识去要求获得更多权力的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凭借着优越的智力、出身、资历或理想就应该不劳而获，就应该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收益，就可以不用屈身考虑他人的需求，就可以规避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和不可预期因素，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只会让他们感受到沮丧和挫败。

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误解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的误导，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些知识分子蔑视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否定企业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右派思想家对于商业生活的蔑视几乎不亚于左派思想家。

然而，无论对于保守派，还是对于自由派，这种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明白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创造财富、促进自由和民主的好处。即便保守派的思想家也时常流露出对资本家的蔑视，认为与知识分子相比，资本家显得较为庸俗、自私、自负、缺乏品位、没有理想、没有道德、索然无趣。但至少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要求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赞成态度。这样一来，批判资本家而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就变成了保守派思想家们必须面临的一个切切实实的矛盾。

然而，在工业革命初期，这个困境被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哲学家解决了。斯密曾经也对商人阶层存在严重的偏见，同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人士，他也清楚地知道自由和企业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财富的来源不是商人阶层的创造性活动，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斯密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良性运作，不是因为资本家的美德，而是因为市场这个能够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大机器”，正是市场将商人阶层明显的贪婪和罪恶转换成了经济价值。

斯密认为，商人可能是庸俗和贪婪的，充满了幼稚的虚荣和自私的放纵，除了密谋反对公众的时候很少聚在一起，但正是他们的自私、贪婪和对自我欲望的放纵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斯密写道：“我们期待面包师给我们做面包，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存在自私的动机。”《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在解释追求财富和奢侈的欲望怎样促使人们去从事工业生产时，斯密指出：“富有的地主尽管生性自私和贪婪，虽然他们只图自己的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万人来劳动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无聊和无厌的欲望，他们却同穷人分享着他们所有全部改进的产品。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

从本质上来讲，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一张浮士德式的契约，也就是说人类与魔鬼签订一份协议，首先屈服于魔鬼的贪婪和自私，然后才能获取一定的财富。亚当·斯密认为，资本家这种改善自身条件的自私动机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伟大的机器，而这个机器却在无意间实现了一个最好结果，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观点对于宗教人士和其他理想主义人士是没有吸引力的，普通人更是无法相信。如果说人类要创造一个物资充裕的良好社会的最佳途径就是必须先给一群自私自利、掠夺成性的人最大的自由，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观点比较荒谬。但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这一理论的优势就在于既承认了资本家的重要作用，又不至于过于颂扬他们。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对很多经济学家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经济学家们恰恰希望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归因于一个科学系统的行为模式。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利己主义显然是安全有序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其核心意义就是，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亚当·斯密的笔下，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不是那些有智慧、桀骜不驯的企业家，也不是那些喧闹、有创造力的商人，而是以扩大私利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根据他的看法，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市场为参与者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可预测的、合理的激励机制，从而扩大了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作用。

但亚当·斯密的错误就是在构建经济学理论时只考虑到了市场交换活动，而忽略了市场交换活动赖以形成和扩大的投资活动。要知道，资本主义交换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这个过程的各个参与者议定了一个各方都乐于接受的价格，从而考虑到了各方的私利。但这种私利与参与者的贪欲无关，而是反映出了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换，这种交换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斯密聪明地论证了这种市场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对优化产品配置、调和不同价值观的奇迹般的作用。正如斯密所说，这种市场进程对于优势的计算是道德中立的，着实是财富创造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亚当·斯密的分析之所以屡屡失灵，是因为它背离了信息论的一条关键原则。“价值创造”本是一种比较高级、比较复杂的活动，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却居于低级和次要的地位。相反，“价值衡量与交换”本是比较低级的活动，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却超越了“价值创造”。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断提升工具性交换机制的地位，最终使其占据了整个经济学体系，而生产全新商品的企业家们开展的不可预期的活动导致的熵与惊异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不是机械的经济人，而是有意识的、任性的、经常无私的及有创造力的人。尽管市场本身可能机械地运行，但市场上的行为体绝对不是机械地运行。市场只是为跌宕起伏的经济活动搭建了一个舞台，主角是创造力无限的企业家，他们在没有事先获得任何收益保障的情况下进行有目的的投资活动，带领着自己的企业迈入未知的未来。市场只是信道，而不是内容；只是低熵的载体，而不是高熵的信息。资本主义不是从交换开始的，而是从给予开始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互给予礼物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交换礼物的过程构成了一个认知过程，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鉴于资本主义的投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可证伪的试验，所以，即便投资失败了，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成功。因为这些失败的教训将会积累成新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资本，这个资本为这些企业家和全社会共同拥有。

然而，仅仅依靠信息还不能催生经济体系的发展。成功的企业不仅让企业家积累了知识，还为企业家提供了经济资源。资本主义制度堪称增加财富的最有效途径，这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最强大的激励机制（即胡萝卜与大棒的精妙配合），而是因为它将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将资源及未来投资活动的控制权交给了能够成功管理投资试验的企业家，而没有交给由某些“认证专家”组成的官僚机构，也没有交给那些迫切希望追求休闲、奢侈品和私利的人。它让财富流向了那些能够为了实现更高目标而放弃即时满足感，拒绝将收入用于消费和享乐的人。无论是谁，无论多么特立独行或标新立异，只要成功地启动了某项目，并将生命与积蓄投入其中，都能获得进一步的收益和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力量不是流向那些能够操纵他人思想、在自我光环下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手中，而是流向了那些沉迷于自己的创意，并敢于用财富与努力去检验这些创意的人手中。

正是这些资本家通过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来扩大劳动分工，进而扩大市场。这些时常自我否定的探索者的活动超出了现有市场的范围，并没有局限在市场交换机制的范围内。他们拓宽了人类潜力的极限。国家主导下的财富再分配制度和产业政策造成的最大破坏不是导致了“市场的扭曲”、“资源的错误配置”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协调”，而是资本家作用的弱化、创业思想的淡化及财富的冻结。过高的累进税率不仅破坏了市场激励机制，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信息。资本家本是社会的给予者，但过高的税率就会从他们手中夺走更多的财富，从而阻止了他们再次对社会的给予，阻止了他们根据刚刚积累起来的新信息将新增利润用于再投资。

正如杰伊·弗雷斯特（Jay Forrester）指出的那样，如果忽视在投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而一味重视用数学方式计算出来的书面信息或通过计算机模型分析出来的信息，那么我们就会错过不可估量的有效知识，这无异于一场知识的灾难。只有不断取得高熵的发现，创新才能变为现实，而创新成果被解密并公布出来之后，往往已经过时了。即便你从苹果公司盗窃了今年的设计方案，苹果公司设计师的头脑中也装着下一年的新方案，你仍然无法与苹果公司竞争。然而，如果在方案制订之初总是存在信息严重缺失的问题，人类很多重要的知识和技能被过滤掉之后，便留下了一堆毫无新意的统计资料和一堆枯燥乏味的数字，而任何一个理性的、事先决定好的计划都不会像企业家那样给经济体系带来熵和惊异。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一种“计划经济”能履行或完成自己的计划。为了避免灾难，规划者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积极接纳人类的学习成果和经验。但即使具备了这些类型的信息，把常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还远远不够。经济的运行不仅需要光线，还需要热量和能量；不仅仅需要信息，还需要勇气和技能。企业家们在投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比起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有限的试验中得到的知识更为深刻，因为企业家们进行的试验也是一种冒险的事业，投资者将其未来的生计孤注一掷地压在了他的事业上。他们怀着高度的自觉和热情，以及机警和勤勉投入这一事业，这非常有助于增加他们的经验。这种试验会达到它的最大可能性，遇到的危机和意外收获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这种精神动力上的优势往往决定了企业甚至国家的成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造成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键因素，既非经济学教科书中着重强调的资源分配方式，亦非生产过程中可以计量的资源投入，而是管理、动机和精神因素。他无法精确地认定这是一种什么因素，姑且将其称为X因素。为了说明这个因素对于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莱宾斯坦援引了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一段话。

军事科学认为，军队的力量和军队的数量是相一致的……（事实上）军队的力量是它的质量和一种未知数X的乘积……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阐明这个未知因子——士气的价值，是科学的任务。只有我们不再用诸如统帅的命令、军事装备等等作为显示力量的条件，当作因子的价值，任意用它来代替未知的X的价值，而是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个未知的X不是别的，而是为战斗敢于赴汤蹈火所表现出来的决心，这一任务便可得以解决。

换句话讲，可以计量的投入，如计划经济中那种可以用数字计算的投入，并不决定产出。莱宾斯坦指出，在特定工厂从事同一工作的工人，彼此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会出现重大差别，最高者可能是最低者的4倍。两家设备相同、工人数量相同、工资报酬也相同的工厂，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可能会相差一半。有关管理、动机及精神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对人们进行革新和探索新知识的积极性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无论对经理人还是对普通工人而言，都比一切可以计量的投入要素更能提高生产效率。关键的差别往往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把笼统模糊的信息或假设转变为有用的知识。借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就是愿意从军事转移到生产技术，把“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改为“去努力奋斗、担当风险”。

如果没有X因子，经济中各种最高的可能性大多数只能停留在潜在的状态，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只能慢慢汇集成知识资本。正如莱宾斯坦的资料所表明的那样，从观察所得到的启发而又为长期历史所证实的是：所有权最能激发出精神因素。所有权意味着要对生产资料承担风险和获得收益，不管这种财产是他自己的土地还是劳动，或者公司的股权。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处在竞争性经济中的财产所有者生活在创造的顶峰，各种关于时尚、品位和技术的新消息不断地激发、鼓舞、启迪和鞭策着这些财产所有者，因为这些方面的消息往往能够使他拥有的财产的利润（即未来收益）发生重大变化。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由国民经济的全体成员出资购买用于避免风险的保险单，结果却导致他们无法了解经济环境内普遍存在的真正的风险和机遇。他们不是从礼物和试验的多样性中受益，却让整个经济去承担在动态的世界中保持停滞的更大风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每个公民和企业家都必须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在评价和处理风险时就会格外审慎，整个制度就会更加稳定。

然而，一种决定性的差别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由于先给予、后索取，所以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够适应不确定因素，而传统的计划经济者却需要制订一项全国性的计划，确定业已存在的市场需求模式，然后命令企业完成生产任务，这是一种需求在先的做法。一种制度是在不断地、无止境地开展试验、检验假设、发现知识，而另一种制度却是在搜集投入和产出数据，执行据此制订的计划。

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认为我们必须根据既定的需求模式来决定生产目标，而资本主义制度则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具有深不可测的复杂性、盲目性和危险性，如果我们没有主动精神、同理精神、探索精神及仁爱精神并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我们就无法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去发现不断变化的需求模式。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断言我们能够可靠地预测和得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我们必须在得知将获得哪些报偿之前就应该学会给予和规避风险。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凭借经验估算人力资源，资本主义制度则是以乐观和信任为本。这些就是当代世界上相互对立却决定我们命运的两种基本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要求人们相信邻居，相信社会，相信宇宙的补偿逻辑。探索就会有发现，给予就会被给予，供给创造需求。正是这种理论，这种顺序逻辑，从本质上将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经济区别开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性的冒险进入了一个由道德和天意统治的世界。这些冒险投资只有在它们具有无私性，并且契合他人需求时才会成功。投资者依赖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人类世界是公平的和负责任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可以在没有确定能获得补偿时就去给予，不一定为了获得回报而去冒险。人们可以寻求利润带来的惊喜，而不是回报合同带来的有限的好处。人们可以在充满极端危险和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主动采取投资行为。

当信任消失，企业家精神便也走到了尽头。人们不可能既创造出一种集体管理和保障制度，又不切断那令人甘愿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道德源泉，或不抑制那些自发进行的投资试验。正是这些投资活动才使世界的空间和人类同情的范围得以扩大。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既有终极的优势，也有致命的弱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过于依赖个人的创造。但这些制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我们就只有选择那些碌碌无为和停滞不前的制度了。一个市场中可能有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个潜在顾客，而这些顾客的行为方式是根本无法预料的，各种市场因素之间也会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企业家在投资过程中必须时刻设身处地地感受顾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在投资之前就预先假定了顾客的需求，制订好了投资方案，在投资过程中只考虑既定的方案，而不考虑顾客需求的变化，那么这种投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凡是努力寻求保障、寻求确定性的人，总是生活在过去，因为只有过去才是稳定可靠的。而他们的政策虽然用了所谓“进步”的字眼来装饰，肯定也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如果不去积极探索，而是寄希望于某些固有的知识，那么等我们得到它们的时候，恐怕已经错失了很多机遇。如果一位风险投资家只是坐等稳赚不赔的市场，如果一位政客只有在出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之后才肯减税，如果一个领导者只会想方设法平息公众舆论，那么他们的行动必然是怯懦的，必然会由于为时太晚而错失大好机遇。

一个国家的商品生产者永远都不能停止对市场需求的预判，因为市场需求来源于商品本身的质量，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这种对于质量的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有能力塑造未来者，必须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成长。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这种信念是否能够普遍存在。

夸富宴是印第安部落在冬季举行的盛会。在夸富宴上，主人除了当众展现并毁坏自己的财富外，还会把自己的财富全部送给别人，以证明自己的地位。权威人士头衔的继承等重大事件都要在这种仪式上宣告。——译者注

Claude Levi-Strauss, “Reciprocity, the Essence of Social Lif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s. Lewis A. Coser and Bernard Rosenberg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57), pp. 84–94.

Levi-Strauss, “Reciprocity,” pp. 85–86. See also, Marcel Mauss, Essay onthe Gift (New York: Norton, 1955).

Marvin Harris, 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7), pp. 71–72.

Helen Codere, “Fighting with Property, a Study of Kwakiutl Potlatching and Warfare, 1792–1930,”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vol. 18 (1950), pp. 90–91.

Melville J. Herskovits,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p. 178.

For an inspired essay in legal philosophy reaching this conclusion, see Richard J. Posner, “Utilitarianism, Economics, and Legal Theory,” Journalof Leg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8, no. 1 (January 1979), pp. 108–144.

Ivan H.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30–36.

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第二，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第三，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译者注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书中刻画的一个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斯克鲁奇是狄更斯在小说《圣诞颂歌》中塑造的一个老吝啬鬼。——译者注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s.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84–185.

德国诗人歌德在其不朽长诗《浮士德》中描写了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特之间所做的一桩交易：梅菲斯特答应做浮士德的忠诚仆人，他的任务是绝对服从浮士德的命令，用各种法术让这位对生活充满厌倦的老博士重新获得彻底满足。一旦浮士德对生活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刻”，那么根据契约，梅菲斯特就将占有他的灵魂，即浮士德将成为魔鬼的仆人。——译者注

熵的概念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所提出，最初是用来描述“能量退化”的物质状态参数之一，在热力学中有广泛的应用。此处的熵指的是企业家的活动给经济体系造成的混乱程度。——译者注

Harvey Leibenstein, Beyond Economic Man: 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4–44.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Modern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n.d.), p. 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