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八章

阶级之间的冲突

民主是一种旨在表达人们情感和利益的体系。更确切地讲，就像切斯特顿（Chesterton）所说的那样，民主体系表达的只是一小撮傲慢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观点。大多数人（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人及已经去世的先人）的利益和看法则几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的出生和死亡虽然只是偶然事件，却给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没有引起我们很多人的担忧。

我们对自由、平等、和平与友好满怀理想，这些理想鼓舞了整个世界。但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与上述局限性相比，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却是当前那些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民众的素质。这些民众的素质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喜欢四处游荡，有的可能身藏毒品和危险武器潜伏在阴暗角落，有的甚至可能密谋炸毁联邦政府资助的校车。要逐一实现美好的理想，最终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原因可能是这需要有人流血牺牲，或者政治上的程序进展太慢，或者遭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抵制。

如果我们刻意追求完美的、理想化的目标，那就会引导人们通过强制的、非民主的手段将这种目标强加到不完美的人身上。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完全消除等级制度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因为这是一个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梦想，难免会以失败告终。那些所谓的理想主义者经常会痛斥社会的态度和制度阻碍了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所谓的态度和制度其实是社会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及一些法律程序，但这些社会压力和法律程序对于民主制度下的任何社会进步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理想主义者时常流露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伪装”的厌恶。这种“伪装”就是指有些事情明明没有实现，人们却不愿意直面现实，而是采用其他种种借口去掩饰真实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资本主义社会的伪装也有其可取之处，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使更多的人笃信美好的理想，从而扩大这种理想的影响范围，促使更多人为了实现理想而奋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伪装也可以视为“礼貌”或“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也是让社会趋于理想化的一种手段，因为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掩盖了真实的苦痛，远离了持续不断的苦痛带来的心灵折磨，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对于其他美好事物的期许，从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涉及金钱和性爱问题时，伪装和礼貌的面具被用得最多，因为在这两个方面，如果不加掩饰，就会给人们造成更为深重的苦痛。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其自传《获得成功》（Making It）一书中指出，金钱在美国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羞于畅谈的“肮脏的小秘密”，关于金钱，存在着很多禁忌和规矩，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爱那样。史蒂夫·戈尔登伯格（Steve Goldberg）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指出男性在生活、犯罪和文化中普遍表现出敢作敢为的性格，但一谈到两性关系和职场，男性就会收敛起自己的锋芒，变得含蓄多了。在两性关系上，的确存在着很多禁忌，比如，人们不愿意谈论令人不齿的同性恋问题及部分男性存在的性别自卑心理。

波德霍雷茨强调说，关于金钱的禁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事实，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关于金钱的一些禁忌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或许我们找不到比这更严格的禁忌了。比如，我们一定不能夸耀自己的薪水和收入，也不能坦白地承认我们的行为受到了金钱的驱动和影响。这是因为金钱非常深刻、密切地影响着我们的未来生活、社会地位及在社交圈中的吸引力，因为金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衡量个人价值的关键尺度。我们可以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可以说金钱给自己带来的苦恼超过了快乐，可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满的家庭、孩子就读一所好学校、温柔体贴的妻子、有时间看书和钓鱼、健全的医疗保险及有趣的工作，但我们永远不能赤裸裸地炫耀自己的财富。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想拥有这一切，但又不能公开地讲，只能尽量把自己包装得普通一些。如果我们想什么都要，又不遭到别人的嫉妒，那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在金钱的几点作用上，如果不将男女两性区别开，就会引起混淆。比如，金钱对男性比对女性更有决定意义，而女性往往不了解什么才是对职场男性具有决定意义的。与女性的收入不同的是，男性的收入不仅决定了其生活水平，还决定了他是否能够结婚生子。因此，男性的工作对其爱情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个社会在评价女性时，更多地看重她的内在价值，而不像评价男性那样更多地看重他能挣多少钱等外在价值。评价男性的基本依据就是他在赡养家人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无法养家糊口，那么其他方面的成功标准也就与他不搭边。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所谓的礼貌，人们表面上不会直接指责男性的挣钱能力很弱，而是假借其他标准。比如当一名女性决定同一名男性分手时，给出的理由可能是酗酒、感情疏远等，而不是明确地讲嫌弃他挣钱太少；可能是因为两人“性情不合”，而不是明确地讲她的工作比他的工作好，以致削弱了他作为一个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会明确地讲因为他发财之后想着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以期找回年轻时候的感觉。

当然，艺术家、文化鉴赏家、家世显赫者、业余运动员、官员及门萨协会的成员等等，都会声称自己的社会地位是用其他标准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其他种种标准即使有效，也不过是一定程度上对金钱的辅助而已，如果他们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社会地位。他们之所以提出用其他标准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是因为这样可以淡化金钱的作用。确实，如果有人揶揄一位知识分子：“你既然如此聪明，为什么不富裕？”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泰然自若。

面对社会上关于金钱的压力，一些富裕人群或家世显赫者做出的反应往往是假装自己是“中产阶级”或者来自“普通”的家庭。这种伪装虽然对于缓和他人对自己的嫉妒之情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具有一定的用处，但其更进一步的影响就是扭曲了很多人对于社会性质的看法。比如，在哈佛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要想找到一位敢于承认自己是有钱人的人，必须花很多时间到处寻找才行（阿拉伯国家的王室后代除外），要想找一个敢于承认自己是“上层阶级”的人，难度必然更大。除了在金钱、家庭背景上伪装自己之外，人们伪装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在种族方面。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口数量加在一起之后，总人数及人均收入都超过了英国新教徒的后裔。但这些少数族裔的人群不顾自己在经济中的客观地位，往往故意伪装自己，降低自己的地位，仿佛自己是刚刚离开埃利斯岛的捉襟见肘的新移民。长此以往，反而容易助长美国社会对这些少数族裔的歧视。备受尊重的耶稣会会士安德鲁·格里利（Andrew Greeley）提起波士顿的新教徒瞧不起爱尔兰族裔的事情就感到不满。《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其他巧舌如簧的媒体都定期谴责针对天主教徒的歧视，但事实上，天主教是美国最成功的大型宗教团体，天主教徒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新教徒的人均收入水平。

一些白人新教徒虽然拥有信托基金，而且可能还有其他资金来源，但往往对外宣称自己在家庭之中扮演着多么败家的角色，并因此遭到了多少类似于佃农般的非人待遇，甚至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白人。埋怨父母对待自己多么不好似乎变成了自我夸耀的方式，并成为同情地球上受苦受难同胞的一种方式。此外，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么一群女性，她们受过最好的教育，享有最多的特权，寿命最长，最健康，最受社会尊重，而且不存在任何财务方面的担忧，但仅仅因为自己是女性，总是将自己描述为深受压迫的弱势群体。

几乎所有的政客、运动员、商业领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会故作谦虚地说自己出身贫困，说自己的祖先在历史上曾经饱受战乱之苦。这样讲几乎不会错，因为按照美国当前的标准来看，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说自己出身贫困，即使是英国新教徒的祖先，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战乱，被罗马人、丹麦人、法兰西人及其他入侵者击败。然而，事实上，这些自称出身“平凡”的人，无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富有的，比如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很多人声称自己贫困，要正确看待这种现象，有必要了解一下1979年的情况。当年，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可以跻身全美收入排名前1/5的行列，其中有60%的家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挣钱。年收入3.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可以跻身全美收入排名前1/10的行列。

在美国重点大学里的教授或学生看来，在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负责应对贫穷问题的官员看来，在各地电视节目制片人看来，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说非常贫困。学术界的社会学家和联邦政府的官员用“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上层阶级）的标准来衡量美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他们评估的“贫困线”、“中等收支预算”、“人类的基本需要”、“像样”的住房或就业、“适当”的收入和尊严等等，只有少数辛勤劳动、付出很多努力的家庭能够实现。那些贫穷家庭从福利项目和其他项目得到相当多的收入，再算上闲暇的时间和无法核查的零活，其实他们获得的全部收入不亚于一名中产阶级人士。但他们看起来好像穷得没有希望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是因为政府的福利太优厚了，导致他们养成了懒散、不注重节约的生活方式。

涉及职业问题时，这类误解就更为严重了。目前，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一般的开明官员或大学教授认为适合贫穷的年轻人的几类职业的共同特征如下：工作环境比较吸引人，工作本身比较普通，报酬足够供养家庭，不算特别艰苦，无须经常加班，不必受到盛气凌人的上司的监督，或者不会遭遇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有希望升职和得到其他福利。但恐怕很少有人能找到这类工作（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往往能够发现这一点，时常感到很惊讶，有一种被生活背叛的感觉）。对于那些来自上层阶级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无论男女），普遍期待的职业有以下特征：有自主权，有自我表现的余地，不必屈从于上司命令，而最为重要的是收入够多（即跻身收入最高的1/5人群）。这类工作是他们在激烈竞争中努力达到的目标。虽然他们可以掩饰自己的竞争方式，显得较为温和，但只有那些狂热的竞争者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才能获得这类工作。然而，这类工作要正常开展，必须依靠那些在企业中受到歧视的“书呆子”和“工作狂”，而这些人所挣得的津贴却被政府打着“公平分配”的旗号掠夺走了。

如同历史上的贵族一样，现在的官员为了剥夺他人的财富，也会事先寻找道德上的借口（这里的“他人”主要指开办企业的资本家）。政府机构的很多人都误以为所谓商业活动，无非就是喝喝酒，打打高尔夫球，然后在贸易管制的环境下相互包庇而已。然而，与这些政府机构及其受益者的臆想恰恰相反的是，商业活动并不是如此缺乏竞争，这样反倒会招致外界的嫉妒。真正没有竞争、待遇优渥的工作是不存在的。（其实，在美国，无论用什么收入标准来看，几乎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属于上层人士了。）

由于政府及一些所谓的专家不了解真实的财富分配情况，所以实行了错误的政策，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有破坏性的是贪污腐败现象和平均再分配财富的呼声。富人虽然不愿意重新分配自己的金钱，但他们故作姿态，以示清高，经常要求对财富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再分配，以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他们支持各种旨在抑制新财富形成却不会严重威胁到自身财富的政策。大学教授在闲暇时间大多有额外收入，而且还有额外津贴，他们在将别人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行动中站在最前沿。但在国税局表示要对他们的子女免交的学费征税时，他们的反对声浪甚至大到了华盛顿的大理石墙都为之震颤的地步。

否认经济动机的普遍性所引发的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在于人们往往倾向于重视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许多种族偏见本质上都是经济上的阶层分化，上层阶级肯定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接触下层阶级的价值观念，由此便形成了歧视，一旦涉及不同种族，就出现了所谓的种族歧视。在推动美国各族裔或各阶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成这样一条原则，即一个社会在实现经济机会均等或者所谓“精英统治”方面越成功，那么它的各阶级在经济上的分化倾向就越显著，因为不同阶级或族裔一体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机会均等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美国历史上采取蓄奴制的南方一直是多个族裔共同居住的地方，种族多样化程度超过现代的美国。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英国，各个阶级交往的情况也超过现代的美国。这两种历史情况都能说明，一个社会无法实现各个阶级的一体化，也无法实现机会均等。

当富人与穷人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而且基本上不受到任何挑战时，他们就能和睦相处，不存在紧张状态；但当穷人有发财机会时，就会与自己的阶级联合起来，向富人阶级发起挑战。在迅速流动的社会里，除了极少数顶尖富豪之外，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境遇可能会一落千丈，穷人也懂得自己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或选择的。富人也明白下层阶级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失去什么，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什么。为了避免这种紧张局势，各个经济阶层只要有可能，都会寻找自己的同类，把他们的子女送进他们自己的阶层所控制的学校去接受教育。这条规则几乎完全适用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黑人和白人、参议员和法官，以及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有悖于这条规则的人群主要是那些未婚青年（我自己也曾长期认为居住在贫民区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和愿意牺牲子女利益以换取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家庭。有一些白人孩子来自离异家庭，父亲或母亲没有财力或者没有心情去关心孩子，才会把孩子送到市中心的贫民区，同较低阶层的孩子在一起就读。由于居住地距离学校较远，法院甚至不得不命令学校专门为这些孩子提供校车，接送他们上学和放学。几乎所有上层阶级家庭和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多么相信自由主义，都把他们的子女送进了私立学校或者是可靠的中产阶级管理的公立学校。

由于上层阶级的人时常宣称赞同不同阶级的人实现一体化，而在现实中他们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自己所在阶级的学校，因此，有一些人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出发，指责他们这种言行不一是虚伪的表现。他们则完全答非所问地援引在学校里面偶遇下层阶级或中产阶级的黑人子女这一事实加以回应。事实上，一所学校里面适当数量的黑人已经成了最佳城市私立学校的一个重要资产，就像足球或拉丁文一样的资产，这样可以促使别人认为中产阶级并不反对取消种族隔离，之所以黑人学生较少，是黑人自身的原因，而不是贫富分化导致的。

但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为子女做出牺牲不仅是崇高道德的体现，而且有利于社会发展。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为了确保子女以后能够得到良好教育而愿意节衣缩食，储蓄资金，使家庭的生命力得到延续。恐怕世界上很难找到像美国家庭这样乐于为子女做出牺牲的情况了。事实上，这种牺牲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为这些家庭不惜代价、尽心竭力地教育子女，也是在为国家的未来、为子孙后代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正是这些投资，为那些没有子女的夫妇创造了未来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

某些自由主义者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强迫中产阶级的家庭把子女送到贫民区的学校就读（这些中产家庭对自己子女的疼爱并不亚于其他家庭），而这些学校却由一帮没有父亲、身上揣着小刀的孩子控制着。自由主义者宣称，如果中产阶级不送孩子去这些学校，就给他们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所做的最坏的事情。然而，事实上，中产阶级拒绝将孩子送往这类学校的态度与种族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自由主义政策将一些学校破坏殆尽，而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希望保护子女免受这类学校的伤害。不仅白人父母逃离这类学校，黑人父母逃离的速度也一样快。同时接收白人和黑人的学校符合人们的愿望，但如果不承认普遍存在的事实和阶级扮演的角色，这类学校就不大可能获得成功。

对于这些现实情况，一些人习惯上将其视为“伪装”和“歧视”的体现，但这些情况对于保护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渠道和维护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资本主义体系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社会和教育方面给中产阶级提供鼓励，并巩固中产阶级的纪律感和道德感。这就意味着成功的家庭必须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伙伴及子女的伙伴。这个过程既对穷人有益，也对富人有益。穷人可以接触并效仿一些截然不同的向上流动的文化，富人可以将自己的纪律感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一旦失去了纪律感，所有阶级都会蒙受损失。

很多富有的年轻人受到诈骗、勒索、起诉，或者因为有逃离家庭的冲动而备受折磨。很多富有却阅历不深的年轻女性由于受到爱慕自己的企业家的欺骗而倍感惶恐。很多下层阶级的孩子之所以养成了吸毒的习惯，就是由于上层阶级孩子的资助，因为这些来自上层阶级的孩子希望通过这种资助融入下层阶级。很多富有的社区都曾经被那些自甘堕落的青年抢劫过。因此，自由主义者们倡导的病态的平均主义做法，只会拖累上层阶级，而不会提升下层阶级。为人父母者必须警告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些陷阱，以此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父母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一旦他们的子女最后沦落到下层阶级，他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上层阶级接受并迎合下层阶级的行为，其实不符合下层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样会导致下层阶级永远贫穷，侵蚀他们的发展机遇，并加速下层阶级文化和经济的衰退。只有已经成功的人才有能力承受住下层阶级那种放纵自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对于金钱和阶级的作用的错误理解导致了教育政策的扭曲，同样也导致了住房政策的扭曲。如果你问任何一位房产中介影响房屋价值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都会毫不夸张地说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可悲的是，衡量一个好位置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房子与穷人区的距离。更确切地讲，就是距离那些破裂的、依靠福利度日的家庭的距离。美国大部分暴力犯罪都产生于这类家庭。房子有价值，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有升值空间，是每一个中产社区的主要特征。除去位置因素不说，这类社区的房屋本身一般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不加以维护，可能不出6个月就会变成贫民区的模样。这类社区的价值来自居民的价值观、纪律感及远离下层阶级主导的学校等。此外，中产阶级通常会因为购房和购买汽车、彩电等耐用消费品而背负巨额债务，甚至连房产增值速度的下降也会严重动摇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高级官员（这些人其实也是“中产阶级”）认为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种族主义，而不是政府的政策。为了消灭种族主义，这个部门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向穷人提供“体面”的住房，以及推动阶级和种族的融合。就第一个目标而言，在依靠福利度日的居民区里面，住房永远不会“体面”，因为福利受益者住的是免费公寓，估价很低。再者，在黑人区的街道上，到处游荡着来自单亲家庭的青年，所以福利住房总被视为“不好的住房”。体面的住房体现的是中产阶级社会价值观。穷人的住房只有出售给不穷的人，才会成为“体面”的住房。也就是说，居住者要在经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所蔑视的“绅士化”进程之后，其住房才可能变得“体面”。

就政府住房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即推动阶级和种族的融合而言，如果单纯地推动种族融合，而不试图推动阶级融合，那么种族融合的目标反倒有可能实现。然而，阶级融合，无论在多大程度上的融合，都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也不符合各个阶级的愿望。政府机构里面的黑人官员如果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搬家。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间，时常有一些富有的黑人搬到郊区的高档社区，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关注。然而，如果让那些依靠政府救济度日的黑人迁居到白人或黑人的中产阶级社区，那就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如果政府刻意通过房租或抵押贷款补贴等无关紧要的小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分裂可能会更严重。这类政策本质上会诱发种族主义。在被房租管制、平权行动等举措弄得乌烟瘴气的房地产市场上，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财富，最安全的应对办法就是反对一切可能威胁其社区的政府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记者们有很多明显的机会去证明美国社会盛行的所谓种族主义其实是虚假的和人为捏造出来的。真正盛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潮是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社会的向往，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必担心被抢劫、掠夺或仇视。信奉自由主义及供职于官僚机构的知识分子们在有了孩子之后特别向往这样一种社会。

在这种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平均主义社会的理想面前，美国这个“大熔炉”不断取得的胜利显得黯然失色。如果美国社会保持着多元化，那么“大熔炉”这个隐喻就不会引起混乱。事实上，美国社会有多少社区，就有多少熔炉，不断地将蜂拥而至的移民转变为美国公民和美国文化的载体。或许西班牙裔的移民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卫生、福利和教育部推行的双语政策促使他们足以保持着相对独立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他族裔，包括华裔、日裔、菲律宾裔、西印度群岛裔和波多黎各裔，都在不断被同化。这些族裔的成员与美国当地人通婚的情况越来越常见。

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除了趋于同化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反对“大熔炉”的概念，那就意味着络绎不绝的新移民可能会陷入贫穷状态，沦落到贫民区，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新移民会不断涌入，虽然老移民会继续颂扬自己的祖先，美国那种宝贵的多元化的种族文化和社区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然而，文化多样化并不意味着坚持僵化的、狭隘的种族主义。在现代美国，唯一仍然实施的隔离形式就是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及其后继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拒绝将掌握英语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这种做法会加剧种族隔离，比内战之前美国南方的学校隔离制度有更大的破坏性。“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依然应该是美国发展社会事业的主题。

这一主题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伪装。毕竟，在今天的美国，种族融合是大势所趋，英国新教徒后裔的精神气质已经无法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文化氛围。正如哈佛大学的西印度群岛裔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所写的那样：“就连英语也从创始者那里被拿了过来，经历了上千种改变，以满足上千个族裔团体表达各自情感、语气和经验的需求。”同样，黑人的爵士乐“已不再是美国黑人的音乐”，而是一种带有美国文化色彩的音乐。篮球是体育运动中黑人表达思想感情的最佳方式，比萨同苹果派或者中国式杂烩一样，都是美国式的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大熔炉”的组成部分。今天，“大熔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个至关重要的理想，但这个熔炉熬出来的并不是一种质地十分均匀的美国粥，而是一条丰富多彩的融合了各个民族历史和意识的河流，具有“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向上流动的重要特色。

在美国，所有对于职业流动性的研究成果都承认，在一代人的时间框架之内，职业流动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框架之内，那么职业流动性是很大的。然而，当前自由主义者持有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观点意味着父母和家庭不应该对子女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观点会造成的后果，就会发现它的荒谬之处，因为它要求摒弃社会历史、种族、宗教甚至性别对一个人的影响。（由于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者认为性别不应该影响人们的收入。）他们还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应该由各种各样的人构成，人们可以随意捐款，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有一句老话说文化多样性是美国最大的资产，但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只能体现在宗教仪式中，在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了多少影响力。因为人们除了聊一聊服装款式和舞步的多样性之外，很多事情都不能公开地说，甚至无法畅所欲言地谈起自己的收入水平和雄心壮志，以免触及弱势群体的敏感神经。

这种平均主义理念的一个讽刺之处是，它主张消除家庭、家族、教会及种族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根本无法消除的，它们必然会发生作用。纵观那些试图消除这些因素影响的托儿所、学校和扶贫项目，大部分都无法有效地促进下层阶级向上流动。平均主义的政策会破坏家庭和社区，事业成功者反而被迫缴纳更多的税金，那些雄心勃勃和生产效率较高的人反而受到惩罚，却无法促进那些缺乏社区文化和家族文化的团体实现向上流动。尽管如此，平均主义观点却给提出这类观点的官僚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类例子并不鲜见。

为了给这些没有益处的理论和行为辩解，就产生了一种真正邪恶的伪装，将恶伪装成善。美国社会的伪装大多是将没有实现的理想伪装起来。

这种态度即便在教堂里面也表现得很明显。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事实就是如此。神职人员感到了信仰缺失的深刻痛苦，便通过对世俗的赎罪提出激进的要求来弥补自己的痛苦。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许在宗教机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这些宗教机构轻视对人们的精神关怀，试图通过激进却无效的政治刺激去弥补人们的精神空虚。因此，教会有时与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联起手来，通过发起反对财富的斗争去克服阶级冲突。

G. K. Chesterton, Orthodoxy (New York: Image Books, 1959), p. 48.

Norman Podhoretz, Making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Steven Goldberg, 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 rev. edition (London:Temple Smith, 1977); U.S. edi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

Lester Thurow, The Zero-Sum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p. 169.

Orlando Patterson, Ethnic Chauvinism: The Reactionary Impulse (New York: Stein & Day, 1978), pp. 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