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五章

财富的本质

沙特阿拉伯富裕吗？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你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反问一句：“你指的是麦加的穆斯林吗？”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是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1/3，而且它的石油开采成本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所以，我们可以估计，它的石油带来的财富几乎占据世界石油财富总量的一半。因此，该国显然是世界上自然禀赋最为优异的国家。如果按人均水平来算，这个国家的收入可能只略微逊于几个规模更小的酋长国。因此，如果我们用纯收入和消费能力来定义富裕的话，那么沙特阿拉伯的确走在了世界前列。

然而，经济领域的很多概念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简单的表象之下却蕴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财富这个概念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财富这个概念的内涵远远比公民消费能力或资源储备等概念的内涵更为复杂和难以琢磨。甚至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消费能力过强，反而是贫困即将到来的前兆，如果流动性过多，反而凸显出实体经济萎靡和非消费类财富短缺。诸如英国、沙特阿拉伯之类的国家，因为富裕而过着奢侈的生活，长此以往，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富人阶层过于放纵欲望，对于未来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企业家精神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富人阶层不愿意将财富投入几年之后才能产生利润的实体经济的生产类活动，等等。

所谓资本，必须是那些能够在未来源源不断地带来收入的财富。如果一个产油国无法将石油财富转变成能够在未来持续带来回报的资本，比如工业、港口、道路、学校及生产科技等，那么石油财富并不会直接地转变成这个国家的持久资产。我们不妨以西班牙为例。400多年前，西班牙曾经从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攫取了大批的金银，富裕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是真正的资产，西班牙不久又陷入了困境，而一些看似比较贫穷的欧洲国家，却在工业发展方面成绩斐然。

一个富裕的国家必须既有消费能力，又有储蓄能力。储蓄往往被定义为延迟的消费，但储蓄水平取决于投资能力，也就是说，取决于在消费被推迟到的那个未来日期，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生产消费品的能力，储蓄取决于在提出存款时有无商品可买。对于个人而言，这并不困难，因为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买。但对于一个储蓄水平很高的国家而言，获得真正的财富则是比较艰苦的工作，必须有长期的商品生产能力，而且还要确保生产者有利可图。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点石成金的人，名叫弥达斯（Midas），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金子，但到最后却找不到食物了，这说明没有报酬的储蓄是不会带来任何成果的。

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个别富裕者可以到别国大肆购买生产设备，也可以购买黄金、游艇、劳斯莱斯汽车、珠宝、艺术品和其他具有收藏价值的物品，政府也可以购买飞机、大炮和港口设备。但沙特阿拉伯如果想变成真正富裕的国家，就必须能够将短暂的石油财富转变成国内的资本货物，这样未来也能够获取收益。一个国家只有以一种有利可图的方式将物质资源与其他资源结合在一起，物质资源才能够变成持久的资产。

沙特阿拉伯的问题是，这种有益的结合很容易朽坏，难以持久和良好地运转。比如，该国不善于经营管理工厂，工业企业也很难搬迁，利润率往往偏小，而且未来有可能随着沙漠的扩大而不得不废弃。此外，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资本很可能迅速消失，而且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在一片政局动荡的土地上，人们很难会专心致志地开启一项事业或忠诚于一项事业，根本不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可能在长远的未来才能获得收益的事业上。如此一来，富裕阶层就会倾向于将石油财富储存到其他国家的银行，比如瑞士和美国华尔街的银行。

这与伊朗在1979年革命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伊朗人可以买任何东西，但不知何故，一到这个国家，他们买的东西似乎都没有了用武之地。储蓄和投资在大漠的烈日之下熔化成了非自愿的消费。奔驰汽车在伊朗的售价比其他国家的售价高得多，但是没有公路或地方可供行驶，汽车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还比不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市的一辆福特平托汽车。工厂和办公大楼高耸在沙漠之上，伊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建设成本，但是这个国家缺乏可用的电话、高效的秘书、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有事业心的管理者，以至很多建筑物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也没有像样的工业。这类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高薪聘请了很多顾问，但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口袋里时刻装着机票，一旦有事，随时准备逃到其他国家，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投入。

中东的一些石油大亨往往会把自己的财富储存在其他国家，一旦发生政治上的紧急事件或者石油资源枯竭，他们可以随时开溜。他们这样做，从个人角度来讲或许是正确的。他们的确非常富有，而他们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及类似的国家——其实算不上真正富有。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区别，而且它们的公民可能只是生活在金钱造成的幻象之中。

像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中东国家独有的。委内瑞拉财政部门的一位高官在描述自己国家面临的困境时曾经指出：“在很多国家，富裕是其人民艰苦努力和工作之后的结果，这样得来的财富才可以得到很好的管理。财富的创造和管理是一个过程，而我们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过程就直接从土地里面攫取了大量财富，我们没有做任何事业就得到了财富。”由此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之类的国家只需要通过开采本国土地之下储藏的石油就可以获得巨额财富；而另一方面，一些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几十年间，通过发展实体经济获得了财富，一直都在艰苦创业。那么，在这两种财富里面，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财富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英国忽然之间也在北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储备，并且有可能滥用这种资产，从而有可能导致英国出现中东产油国那样的问题，比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和管理人员的松懈。如同核弹一样，石油资源如果利用不当，也可能毁灭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这种真正的财富就是人民的斗志和创造力，留下来的只是无法在未来带来真正资产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官僚机构的影响日益严重，而且规模逐渐扩大，官僚们接受的只是关于如何重新分配财富的无聊培训。

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富有者的作用和财富的性质对很多来说都是难以参透的，很多人认为资本家和石油大王都是靠剥削他人而致富的，比如，洛克菲勒、福特、梅隆、肯尼迪及杜邦家族。激进的作家思考着美国是不是将要像弥达斯一样走到绝境。同沙特阿拉伯和英国一样，美国人也往往把货币和财富混淆在一起，认为财富就是像印度国王或阿拉伯国王那样拥有无穷无尽的宝藏，拥有大批服侍自己的仆人。美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属于真正的财富，但是美国人对财富存在着敌视和嫉妒情绪，而且不理解财富发挥的作用，人们对于发明家、运动员等贡献较为明显的富人阶层表示钦佩和羡慕，却对那些看似傲慢的财富继承人或幸运儿表示厌恶。

美国人把资本主义进行了人格化的呈现，有些人被刻画成了英雄，而有些人则被刻画成了魔鬼。美国既有先进的制度和企业家精神，也有一些致命的弱点。人们如何看待富裕阶层？富裕阶层又如何看待自己？他们持有的仅仅是短暂的财富，还是长久的资产？这一点是衡量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健康的一个关键标准。

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总和，人类的思想与情感都包含在里面。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认为的那样，“经济”这个词容易引发误解，会导致人们误以为国民生产总值、资本形成、就业及其他流行的经济概念具备自己的生命力，但事实上这一系列概念都是源于企业家的思想和实践。经济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那么它首先必须能够解释企业家的动机和心理。

即便根据一个国家拥有的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也很难判断它真实的经济状况。从空中往下看，美国新泽西州的工业企业看起来非常类似于伊朗的工业企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营工厂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营工厂也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也没有什么两样。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推导出趋同理论，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制度的差异可能会逐渐缩小。但是，尽管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的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为民众提供食品、住房和更高生活水平方面，以及在工业和技术未来发展动力方面，却无法趋同。在这些重要的方面，这两种制度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简单地比较一下“铁幕”两边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仅仅美国这一个国家就生产出了全世界出口食品的40%，而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在依靠西方国家提供食品和先进技术。这两边的差距并不是来自自然资源或者工业企业，而是来自主观方面的思想和态度。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类智力和心理，因此，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才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中，思想可以自发地形成，而这种思想能够改变事实，塑造事物。黄金等能够扮演资金蓄水池角色的物品的价值变动与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动在方向上是相反的。人们对未来承担了多少义务与一个经济体的兴衰具有密切的关系。投资者的看法随着自己对未来的期望而改变。人们的观念可以使一个核电站或者钢铁厂变得无用武之地，可以把半导体工厂迁到新加坡和韩国，可以把最奢侈和最科学的推销方案结合起来，可以通过疯狂的投机将荒凉之地变为富饶之地，但也可以通过一个谣言让这一切消失得无迹可寻。

财富存在于资源之中，但并非所有资源都算得上是真正的财富。人类的观念影响了市场发出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这些资源的价格。我们在新时代用新眼光来看的话，有些资源就会变得有利可图，而那些曾经给人类带来收益的企业和矿产，此刻却显得倍加暗淡，未来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

人力资本即使非常雄厚，也有可能在不断蔓延的恐惧情绪下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瑞士著名精神分析专家卡尔·荣格（Carl Jung）曾经说过，人类社会虽然能够抵御疾病的传染，却抵御不住思想的传播。我们的法律、医药、工厂和财产对于心理的传播其实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待，企业家投资的多寡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进取精神。因此，人类的劳动就会像人类思想那样变得难以琢磨。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劳动者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很多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都体现在劳动合同之外，如果仅仅要求劳动者简单刻板地严格遵守劳动合同载明的规则，依然有可能导致工业发展停滞、机场瘫痪和交通堵塞。在一个自由的企业中，劳动的质量和投资的数量均取决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动物精神，也就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因为工人和投资者在劳动合同规定以外的付出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思想，这其实也是一种珍贵的投资。劳动者提供额外劳动的目标是希望未来能够晋升和加薪，但这取决于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是天才的源泉。然而，如果辛勤劳动的工人没有远大的目标，那么，他很可能会把自己的收入挥霍一空。比如，很多歌星与球星的财产一度多达数百万美元，但最后他们却债台高筑，反倒是那些一开始非常贫穷的家庭可以储蓄一些资金，做一些有利可图的生意。自古以来人们都倡导节约，这是很正确的，因为储蓄不仅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投资积累资金，而且还表明我们对于致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贷款，一个企业很难成功。很多小企业也几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它们都是依靠勤劳的双手发展起来的。

比如，很多年之前，马萨诸塞州的利伊镇（Lee Town）迎来了一家黎巴嫩的移民。他们手中的美元很少，会讲的英语更是少得可怜。他们拿着极少的美元到小镇郊区的路边买了一间其他人都不愿意买的铺子，开了一家蔬菜商店。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驾驶一辆破旧的卡车，到100英里外的康涅狄格河河谷地带的农场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质量很好的蔬菜，然后在当天上午销售出去，利用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获得利润。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是企业家精神的典型体现。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带来的报酬就是他们的储蓄，也是未来投资的源泉。这个家庭的6个孩子都在店铺里帮忙，积累了原始的资本。他们家的商店营业时间很长，逐渐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源。几年之后，夏天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在人群中拥挤着去那里买新上市的上等芦笋或新鲜盆栽。这里一年到头出售花卉和圣诞树，汽油和服装，枫树蜜和黑莓酱，苹果汁和糖果，葡萄酒和烈酒。这家商店同附近的几家超市、无数的加油站和各种商店进行竞争。所有这些超市和商店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好，但在税收很重和经济萧条的马萨诸塞州，它们都在痛苦地挣扎着。

由于这个家庭拥有6个孩子，如果按人均收入来算，这个家庭长期被视为贫困家庭，而这6个孩子的辛勤劳动及店主的企业家精神却是这个商店成功的秘诀所在。这些因素都是统计图表体现不出来的。这个店主就是迈克尔·扎比安（Michael Zabian）先生。他后来买下了镇上最大的办公大楼，共有三层，所用的大理石与美国国会大厦所用的大理石一样。他还在街道上开了一家男士服装店，并在蔬菜商店的原址建了一座小型购物中心。

他在短短10年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取得类似成就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另外两个黎巴嫩移民在一个名叫伯克希尔（Berkshires）的地方开了两家相互竞争的商店。在美国多个城市中，其他族裔的移民都在商业领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比如迈阿密的古巴裔、普罗维登斯和纽瓦克的葡萄牙裔、西雅图的菲律宾裔、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的韩国裔及洛杉矶的越南裔。这些移民几乎没有得到过银行和政府的资助，也没有得到过经济学家的帮助。

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开创的企业虽然规模小，却能实现迅速的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来自马萨诸塞州格兰岱尔镇的惠特莫尔·凯利（Whitemore Kelley）创立的伯克希尔纸品公司（Berkshire Paper Company）就属于这样的企业。该企业是大巴灵顿地区一家便笺纸制造商。在胡萨托尼克河流域，有很多类似的造纸厂。伯克希尔纸品公司也是历经磨难之后才实现赢利。到1980年，这家造纸厂已经开始给美国一些增速非常快的大公司供应原材料。凯利本人没有任何祖传的家产，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外界的援助。

最初，伯克希尔纸品公司的资本主要是其他工厂废弃的材料。如同很多冶炼铜和钢铁的公司最初都是依靠成堆的矿渣一样，这家造纸厂最初依靠的是其他造纸厂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而拒绝接受的废弃纸张、机器和厂区。事实上，这家造纸厂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利用的资本和资源都是在国民经济账目上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如今，这家公司早已开始进军半导体工业，并且在三个尖端产品上占据了垄断地位。从造纸起家到生产半导体产品，该公司的发展历程表明，我们在经济统计中采用的经济价值和国家财富的衡量指标并不能囊括所有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凯利在读大二的时候经常去一个名叫克拉克–艾肯（Clark Aiken）的小镇看望他的继父，他的继父在马萨诸塞州的利伊镇经营着一家专门生产造纸机器的工厂。凯利在厂区里看到随地堆着很多废纸，就问继父这些废纸是做什么用的。继父说那些只是试验机器之后的废品，要装上卡车运到利伊镇的垃圾处理站。听到这些，凯利便问继父能不能把这些纸张给他。

他拿了少量的废纸到皮茨菲尔德的一家办公用品店，请教店主这样的纸怎么才能利用起来。老板告诉他这样的纸可以用来制作便笺纸。于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试验和纠错，并且伪装成一个学生去便笺纸制造厂取经，他终于想出了如何利用废纸制造便笺纸。在继父的帮助下，他购买了一台破旧的剪纸机。但这个剪纸机有毛病，不能立即投入使用，他又煞费苦心地把它修理好。然后，他又发明了一种使用胶水的新方法，即用滚筒代替之前的刷子。他还到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地区开拓市场。最终，他的便笺纸制造厂逐渐兴旺起来。虽然他在越南战争期间被派到东南亚服役，但他的工厂在继父的帮助下还是存活了下来。

对于企业家而言，受挫可能会催生革新，并且更上一层楼，取得新的业绩。

凯利想把自己的市场拓展到波士顿，于是联系上了一家大型文具用品公司的采购员洽谈业务。这个采购员说自己怀疑凯利是否有能力击败竞争对手。凯利对此很纳闷，毕竟一磅原材料成本就要14美分，而他的售价只有18美分，难道谁的价格能够更低吗？于是，他便决定前往竞争对手那里去查看一番。这个对手是一个意大利裔移民经营的家庭工厂，位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的一个旧仓库里。凯利看到那家工厂的设备虽然同样陈旧，但比自己的工厂组织得更为精巧。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工厂主是“最棒的”。凯利后来说：“他的确打败了我。我当时就决定退出便笺纸制造业务。”他决定从这家工厂采购便笺纸，然后利用自己的营销技能去从事销售业务。他还购置了印刷机械，在便笺纸上面印上一些线条或图案，以此提高纸张的附加值。

后来，伯克希尔地区一家大型造纸公司施伟策（Schweitzer）请求凯利为其制造标准拍纸薄（尺寸为22×36厘米）。再后来，凯利又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他能够裁出茶叶滤纸，而施伟策公司无法做到这一点。虽然他自己的切纸机比较粗糙，但他却担保自己能够加工茶叶滤纸。他拿出一堆单薄的纸张，花了几天几夜去研究。用了1/4的纸张之后，他的机器却塞住了，几张纸紧紧地压在了一起，而这时他发现，这种厚度的纸张正好方便切割。这一意外事件使得凯利名声大振，在困难重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造纸业务上，他有了一定的名气，那个地区的大型造纸公司纷纷开始将最困难的业务问题委托给他解决。

得益于这些新的业务，规模较小的伯克希尔造纸公司在三种重要的产品上取得了垄断地位。第一种是为雅芳（Avon）、露华浓（Revlon）等化妆品公司生产女性指甲贴纸（这是一种长纤维纸，指甲涂油之后可以贴在上面）。第二种产品是为玫琳凯（Mary Kay）和邦纳贝乐（Bonne Belle）等公司生产面部吸油纸（一种只要贴在脸上，不用反复摩擦就可以去掉污渍和化妆品的薄纸）。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生产用于微型计算机和其他半导体装置的纸张。这种纸是用来包裹硅晶片的。为了让硅晶片里面的电子不发生位移，包装纸不能采用棉绒材质，以免起毛，而且要确保纸张里面没有任何杂质和其他小问题。凯利不得不研究大量的半导体电子学材料，研究“微米”（千分之一毫米）和“埃”（一亿分之一厘米）之类的概念。凯利现在能够为很多有名的半导体公司生产这种纸张。他的客户包括英特尔和摩托罗拉。他还在继续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

凯利的创业经历表明，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最重要的资本其实是人的信心和想象力，与其说财富是金钱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人类思维的产物。

官方并没有把上述财富源泉纳入其衡量范围。海尔布伦纳和瑟罗曾经宣称，在1969年，25%的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为零，但如今这些家庭里面，1/3的家庭拥有汽车，9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他们拥有的汽车总量价值超过50亿美元，拥有的洗衣机、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的价值超过160亿美元，拥有的房产价值超过110亿美元。此外，他们还拥有医保、社保、住房、教育及其他方面的政府津贴。他们掌握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人力资本，其中有因年老而无法工作的，也有年轻而不负责任的（这些贫苦家庭多数是由单身汉或被遗弃的母亲及其子女构成）。他们的净资产是零，因为他们的债务超过了可以计算的价值。然而，在1969年还是贫困人口的这些人中，约有80%在两年内都摆脱了贫穷，只是在统计上被其他人替代了，如过于年轻的、过于年老的、太不注意节约的，以及为孩子所累而在账目上无法维持收支平衡的人。

现在，如果在政府的会计条目中把福利开支、转移支付等项目删去，或许也是合适的，因为这些权利对人的价值造成的破坏与其创造的价值大致相等。然而，政府的统计漏掉了那笔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类的企业家精神。比如，政府的统计把从黎巴嫩移民到美国的那些文盲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视为没有任何净值的投入。

很多没有任何财富的家庭，为美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政府的统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很多净资产为零的家庭走上了创业之路，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重视，但获得的净值却高达5000亿美元左右（这是美国所有最大公司总净值的6倍）。很多人认为财富与贫困之间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其实这句话是错误的。看看伯克希尔纸品公司的发展历程及迈克尔·扎比安的致富经历，他们已经令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望尘莫及了。

有些人宣称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没有流动性，而他们自己提供的统计数据却无法佐证他们的观点。比如，瑟罗曾经发布了一个统计列表，该表指出，1962年的百万富翁的主要财产来源是继承财产。他说：“在这些家庭中，57%的家庭继承了很大部分的财产，66%的家庭继承了一部分财产。”后来，他又指出，在《财富》杂志列出的超级富豪里面，75%的人继承过大量遗产。但是，瑟罗提到的75%这个数字与别人的估计存在矛盾之处，并与许多这样的数字一样，可能因把妇女（几乎总是继承人）包括在了总数里面，而歪曲了有关的百分比。到1978年，在男性超级富翁里面，大约只有1/3的人继承了大量财产。瑟罗的其他数据和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人员的数据相差不大。这些数据反映的情况和他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不尽一致的。

在瑟罗统计的第二层次的高净值人士（以1979年的美元价值来计算，平均每人拥有近200万美元的净值）里面，71%的人说他们没有继承过任何遗产，而只有14%的人说自己继承了大量遗产。在最高级别的亿万富豪中，31%的人说没有继承过任何财产，9%的人说自己只继承过少量的财产。此外，其他人的研究报告指出，在1969年，拥有6万美元以上财产的家庭里面，有85%的家庭是从1953年起才开始积累财富的。美国富人的命运往往是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快速上升或下降，新闻里经常能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少数几个家族的情况例外。

很多研究复利的专家在谈到财产分配时，往往认为富裕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富有，直到他们拥有一切为止，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现上述现象呢？为什么这些富裕人群无法完整地把自己的财富传给下一代呢？其实，在财富传承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继承人的去世和遗产税的存在会导致很大一部分资产被分散开来。比如大富翁霍华德·休斯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很多寡妇往往在丈夫去世12年之后离世，而她们中间的很多人在离世之前往往带着丈夫的遗产游历欧洲各国，甚至有些人与欧洲那些潦倒的公爵之类的人结婚。在富人的葬礼上，往往有很多觊觎他们财产的人。

一旦富人将没有捐给慈善事业的财产传承给下一代，那么他们的子女往往倾向于挥霍无度。对于这些人而言，资本收益率就无从谈起了。即便他们的子女对储蓄比较感兴趣，也很难确保这些资产能够实现令人满意的收益率。因此，遗产往往会侵蚀企业家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让财产无限期传承下去。要知道，消费比投资容易太多了。

此外，近年来，通货膨胀和税收对富人的财产起到了很大的稀释作用，成了富人无法更富的重要因素。这两种力量严重损害了富人的财产和收益率。通货膨胀率每提高2%，富人的财产就会被侵蚀掉10%左右。甚至像梅隆、洛克菲勒和弗里克这些家族，尽管依旧富有，也一直在衰落之中。它们把财产分散到许多子孙后代手里，有的财产在有价证券暴跌或国内外公司的倒闭中消失，有的把财产作为基金封存着，以及出售或捐给非营利机构，甚至把大部分土地和个人财产赠送给政府。洛克菲勒家族甚至把位于波坎蒂科山的祖传产业——历史悠久的韦斯切斯特领地也捐赠给了美国国家历史文物保护信托组织。兄弟中死去三个，还有两个，这两个兄弟及其子女既没有志向，也没有资金来维持那象征着家族权力的庄园。

未来，这些富裕家族的后代虽然依旧能够过上优越的生活，但绝对不会盘踞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巅峰，也不会在数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占据很大比重。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这些富人的后代比先人更加富裕的可能性很小，反倒是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有可能后来居上，取代他们。很多人担心会出现富豪统治集团，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依据的。

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总和，因此，所有富人都难以逃避智力对于财富的影响。财富是由人类的思想支配的，财富又来自物质，如果资产能够被讨价还价，那么它必须有能够在未来带来持续收入的预期。这种预期可能变化得非常快，就像人类思想的变化速度一样，但物质却是非常稳定的，变化速度很慢。美术馆、美国农村的铁路网、制造出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或去年最好的计算机的工厂、储藏计算机的仓库、一度繁忙的运河、廉价出售畅销书的书报亭、深陷困境的橡胶树市场、马萨诸塞州的大型纺织厂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新英格兰的废弃的水轮和农场、成堆的糖精及生产糖精的工厂、大型印刷机、排版机和机床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资的规模十分庞大，而且可以使用很久，但它们的价值终有消失的那一天。当现实或潮流发生变化，即便那些壮观无比的生产机器也必须被低价转卖，用于次要的用途。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五花八门的新闻纷至沓来，生产机器的估价和企业家的盈亏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对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影响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远远超过了任何国家计划。瑟罗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自己计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宣称资本回报率的分布模式是不会改变的，但他实际上忽略了很多因素，比如股票价值暴跌、上万亿美元的楼市、小企业的大规模盈利和亏损、货币大幅贬值、债券价格暴跌、黄金和艺术品价格上涨等等，而只要阿拉伯人稍微动一下手腕，就会对这些因素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导致经济增速分布模式发生变化。

1946—1975年，美国公民从自己拥有的所有财富中获取的未经通货膨胀调整的资本收益（无论是否通过销售方式实现）总共是2.664万亿美元。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收益中，究竟哪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财富呢？其实人们对于财富的定义，每年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真正的财富所占的比重也会变化。1973—1974年，仅仅股票这一个投资市场就跌去了2/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在之前30年内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前的全部收益的1/4。这30年结束之际，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那么市场给美国普通家庭的总收益跌到了税前的26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将近减少10亿美元，而在扣完税之后，甚至出现了亏损。

很久以前，具有试验精神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人类社会的财富主要体现在土地及其他固定资产中，是很难转让的，因此，要描述当时社会的财产分布情况，一张图表就足够了。（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大部分资产依然隶属于党政机关，也是很难转让的。）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在定义财富时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财富的体现渠道更加专业、复杂和稳定；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变化却更加迅速和难以预料，从而对人类财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任何想要储蓄资本的人而言，资本一方面看起来更加稳固，但同时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很快就会崩溃，就像看似牢固却被轻易攻破的马奇诺防线一般。

在一个震荡不断、阴影重重的世界，唯一稳固的资产就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心智。物质终将消逝，而人类的心智和意志却能在迟疑不定的人群中发出璀璨的光芒，让你高瞻远瞩，快人一步地转化为具体的资产（比如硅晶片），并在竞争加剧之前巩固垄断地位。最出色、最引人注目、最有创意和最灵活的心智才是持续时间最久的黄金。在被后人超越之前（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必然会被超越的），他们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赢家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实至名归的。想象力和数学的成果一旦变成具体的物质（也就是作为资本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会使其陷入困境。这是美国大多数财富在两代人之内就能被挥霍一空的原因之一，也说明了为什么特别富裕的人群里面很少有人能够长期获得平均水平的资本收益率。即便偶尔有人通过银行借贷获得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他们也不愿意为了追求更高却更不稳定的收益而将这些资金作为资本投资出去。

总的来讲，一种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就越类似于货币，因此导致其快速增值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其价值受到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影响也就越大。近几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和税收，储蓄账户一直在蒙受亏损。相反，一种资产的流动性越弱，价值快速增加或降低的可能性就越大。流动性最低而赢利前景最大的资产就是创办一家企业。如果企业上市，那么企业主赢得的账面财富就会超出他的预料，但每6个月只能出售1.5%的股份（除非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打包买下整个企业的人）。1970年，纽约街头随处可见账面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们，但他们也是债台高筑的，一旦股价暴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破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富人就像拿房子作为赌注的赌徒。根据概率论，这个赌徒能够继续持有或者扩大个人财富的概率取决于他的财富规模和对手的财富规模之间的关系。如果对手的财产是他的10倍，而且赌局进行了900次以上，那么他输光的可能性是90%。如果对手的财产是他的100倍，他在50局以内输光的可能性是99%。

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之内，其他经济参与者的财富总量，即整个经济体的财富就相当于这幢房子。如果企业的经营是自由和纯粹凭借运气的，是一个类似于赌博之类的零和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一人获胜必然导致他人损失），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企业肯定很快就会毁灭。不过，在现实的企业经营过程中，运气并不是全部，企业家保全自己资产的可能性比赌徒大得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富有的家族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意外事件，这些事件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财富迅速缩水。随着财富在不同的人手中来回转换，概率论对于财富增减的影响就会加强，而管理人员的作用则会趋于弱化。总而言之，大规模财富的变动肯定会更多地受到前文提到的概率论和熵定律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复利的影响。

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发酵作用”和创造力的秘诀所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新观念的力量逐渐加强并居于顶端，旧的财富会逐渐枯竭。这个制度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累进税率，因为税率增幅非常猛，这就导致富人获取的新财富越多，缴纳的税就越多，从而打击了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导致他们不愿意用自己的钱去冒险投资。他们将自己的财富从生产用途中撤了出来，转而开始投资黄金或其他具有收藏价值的物品，或者给自己的财富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类避风港往往是纯粹为了避税而设立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尽管依旧有可能蒙受资金上的损失，富人却不再为经济做贡献了。精英阶层的上下流动速度就会放缓，经济体系的活力就会降低。

这是资本主义在通货膨胀时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当富人消费更多、投资更少的时候，社会对于他们的厌恶就会加剧，而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就会借助更高的税率去惩罚富人。富人发现花钱比挣钱更轻松，而且更容易讨政府欢心，就会产生一种到国外四处旅行和花钱的冲动。增税与资本外逃一旦形成恶性循环，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并不陌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及很多欧美国家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所谓的财富并不是真正的财富，无非是货币而已，它们的公民在不断地消费，消耗着未来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同时也消耗着未来真正的财富源泉。

在打压富人的时候，税务机构将“非劳动收入”这个概念运用到了极致。这是指劳动收入以外的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各种收入，主要包括财产性收入。但要知道，富人赖以获取收入的财产是之前通过劳动获取的，而且交了很重的税，然后被储蓄起来或者投资出去。在非劳动收入里面，遗产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因为遗产体现了转让过程的非民主性和权力的集中性。但遗产的继承有利于企业延长自己的经营时间（一旦没了遗产，富人更不愿意投资企业），并防止资本的毁灭。目前，美国的遗产税太高了，这是很明显的，遗产避税甚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但从政治上来讲，在普遍敌视富人的时代，对富人征收重税有利于提升政客对民众的吸引力，而且民众还普遍认为政府不应取消这种重税。

然而，在那些对美国经济起到刺激作用的资金里面，的确有一些是继承而来的财富，属于所谓的“非劳动收入”。彼得·斯普拉格（Peter Sprague）是迈克尔·扎比安的邻居，在扎比安移民到美国之前，斯普拉格继承了40万美元，这笔钱主要是通过出售斯普拉格电器公司的股票换来的。很多类似的遗产继承者都会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将这笔遗产挥霍殆尽。然而，斯普拉格却用自己继承的资金做了一些实事：他决定把这笔财富用于风险投资。这条投资之路很可能加快他失去财富的速度。对他更为不利的是，他最终做出的选择是用这笔钱专门收购那些因资金链断裂而面临破产的企业。

他收购的第一家企业是伊朗的一家养鸡场。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从事企业经营的一些关键准则，主要是一些从理论上学不到的经验。这个养鸡场采用的技术是曾经在拉美地区得到广泛试验的拉斯顿–普瑞纳技术，他希望以此开拓中东地区发展迅速的家禽肉类市场。他遭遇的第一个意外事件是一场大雪，地面积了两三英尺深的雪。之前可没人告诉他伊朗会下雪，结果这场雪毁掉了拉斯顿–普瑞纳技术的大部分设备。他遭遇的第二个意外事件是采购鸡饲料时被人骗了，饲料里面掺了沙子。类似挫折持续了7年之久。之后，他的养鸡经验越来越丰富，开始在伊朗扭亏为盈：他栽种了100万棵树，而肥料就是鸡粪；他利用废弃的冰库培育蘑菇；最后他还拥有了伊朗最大的冷藏设备。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这个公司都处于赢利状态。

1964年，也就是在伊朗开展业务3年之后，斯普拉格再接再厉，瞄上了一家垂死挣扎的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名为“国家半导体公司”。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他收购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成为该公司董事长。后来，在全球性的半导体技术革命浪潮中，该公司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了美国增速最快的企业之一，雇员人数从被收购时的300人增加到了1980年的3.4万人。

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斯普拉格收购了其他几家企业，包括现在名气较大的能源资源公司（Energy Resources），并把设计研究公司（Design Research）从倒闭的边缘救了回来。1969年，他为奥顿计算公司（Auton Computing Company）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该公司可以为核电厂和其他类型的电厂分析管道系统承受的压力，目前这个业务仍然做得风生水起。1970年，斯普拉格做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既机智，又充满创意，但最后没有成功。这件事就是以共和党人身份竞选纽约市的众议员。当时，这个席位的占有者是郭德华（Ed Koch）。

竞选失利之后，他继续拯救濒于破产的企业。作为一位跑车发烧友，他曾在1974年年中的时候对一些朋友透露打算振兴阿斯顿·马丁公司。当时，该公司已经停产6个月了。1975年初，他去了一趟英国，初步打算调查一下这件事情的可行性，结果却被记者和摄像机包围了起来。他上了英国报纸的头条，标题赫然写道：“美国神秘金融家欲救阿斯顿·马丁。”事实表明，他最后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部分英国政府机构也在做着与斯普拉格的收购活动类似的事，其中一个机构就是安东尼·韦奇伍德·本（Anthony Wedgewood Benn）领导的英国国家企业委员会（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该委员会斥资80亿美元，为多家英国企业提供融资，希望以此拯救它们。在斯普拉格到达英国之前，这个委员会一度坚定地拒绝投资阿斯顿·马丁公司，不屑一顾地认为这个脆弱的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了。该委员会资助的那一堆企业大多数都继续亏钱，有些甚至破产倒闭。然而，斯普拉格资助了阿斯顿·马丁之后，该公司非但没有破产，反而扭亏为盈了。为了将美国汽车制造商约翰–德洛雷安（John DeLorean）的豪华轿车项目吸引到北爱尔兰，该委员会曾经斥资1.04亿美元（斯普拉格为阿斯顿·马丁公司注资规模的50倍）。此外，该委员会还曾经斥资4780万美元创办了一家国营的半导体制造企业，名为Inmos，但该公司从来没有给英国政府挣过钱，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被低价卖掉了。作为一位有精力、有决心、有魅力的企业家，斯普拉格利用自己继承的40万美元的遗产拯救了多家企业，不仅自己发了一笔小财，而且为整个美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英国的那个委员会无论用多少钱恐怕都无法取得他这样的成就。要知道，一个政府机构哪怕只在异地设立一个办公室，往往都需要耗费40万美元。

然而，有很多财富继承者的形象有时候令人感觉非常不好，比如一些矮胖的继承者一夜暴富之后去吸食大麻，一些年轻的夫妻积累财富之后做出了各种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成为人们揶揄的对象。因此，可以说人们很容易忘记，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之内，富人的关键角色并不是取悦于比他们穷的人，而是将自己的财富投资出去，也就是为经济体提供流通顺畅、不受官僚制约的资金。广大的富人阶层事实上扮演着这个角色，只有一小部分资金被消费掉了，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生产活动和设备上，并雇用劳动者，为消费者供给产品。富人依然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可自由投资的资金的主要来源。

政府渠道的大部分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都是低效或无效的。除了这一渠道，可供投资的资金来源就是企业家了。企业家的投资可以避开凯恩斯所说的复合风险陷阱，因为企业家的很多资本是从银行贷出来的，一旦某一项投资失败，那么银行将同企业家一样失去大部分的投资。只有企业家获得了大量收益，才能使银行不会白白承担这些风险。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拥有大笔可用于投资的现金的人往往都是那些难以捉摸的怪人，他们才是经济变革的推动者，他们发起的那些有风险的投资最终为经济增长播下了种子，同时也可能让那些富有的资本家变得倾家荡产，这就像导致赌徒破产的铁律在商业领域发挥着作用一样。

资本家所做的那些具有试验性质的风险投资往往会产生非常有益的结果，即便最后以失败告终，导致资本家的私人财富靡费一空，也能够给公众提供经验和教训，增加公众的知识资本。这些风险投资尝试了新产品和新服务，为别人开辟了新的投资领域。别人或许可以在银行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支持下继续投资这些领域。

正是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资助了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体系内部那些最有创新性、最有特性的事物，资助了很多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看起来没有任何启动希望的事业，资助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发明、艺术和私立学校，为人类的未来预先建立了各种机构和制度。然而，那些过于注重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类开支是一种浪费或者鲁莽的投资，左派政客们认为这是富豪统治的表现。主张理性主义的改革派非常渴望将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投资从美国制度中排除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政治上用所谓的“公共利益委员会”和绩效考核小组取而代之，在慈善事业方面用严格管制的、常规性的基金会取而代之，在文化方面用艺术或人文学科管理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取而代之（这些组织都与政府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最糟糕的建议就是不让富人成为风险资本的提供者，同时用制度化的方式去引导创新，去引导特殊眼光，去推动新技术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试验性投资。像这种试图让创造性活动变得程序化和政治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美国能源部的分配风向标上，他们主要是通过点燃和煽动支持国会议员的新选民的情绪来决定新能源的发展前景。他们可能这个月决定用地热，下个月就变成支持太阳能和风能了，什么时尚、什么流行，就采用什么，这是个不断改变的过程。现在看来，似乎只有回到过去那种依靠煤炭的日子（人类在数百年间依赖这种有毒而且成本最高的能源，但这也是非常灰暗的时光），这帮人才肯善罢甘休。

只有个人才具有创造性。机构总是回避未经证实的或过时的想法，因此不能创造新的知识。只有富人才会冒着失去财富的风险从事风险投资，从而拯救经济。在依然欣欣向荣的1970年，美国百万富翁的总收入里面，大约90%来自独自创办企业、担任企业的合伙人和购买股票。独自创办企业和担任企业的合伙人带来的损失是收益的40%。1978年，25万名百万富翁依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收入（只不过对于投资的热情没有之前的富翁那么大而已），将一半的财富投资到股票上，20%的财富投资到私营企业，只将14%的财富投资到政府债券和其他安全证券。

富人在承担风险方面扮演的角色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依然依赖资本家。财富金字塔尖上的其他群体有时候也应该从无节制的消费狂热中抽出身来，长期关注其他富人群体所做的风险投资。这种风险投资是高尚的，因为自由经济下的很多投资者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债务纠纷中苦苦挣扎。

人们不应该将美国的富人同沙特阿拉伯人或被困在黄金笼子里面的弥达斯相比较。美国富人持有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财富，是资本。弥达斯点石成金却一无所有的神话仅仅适用于部分国家。在这些国家，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动印钞机，而国内生产力落后，除非人们到国外购买，否则几乎没有多少东西可买，一切财富都集中到便携的小玩意和黄金上面。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却能够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兴建工厂、办公楼、农场、实验室、管弦乐队和博物馆，创造商品、就业和艺术。可以说，在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进步的过程中为弱势群体创造机遇，是美国富人群体的职责。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场宏大的戏剧。

这场戏剧的实质不在于金钱和机器，也不在于财富的积累与分配，而在于思想和道德。在庞大的生产机器的外部和周围，存在着一种超越统计数据之外的情绪和观念，存在着一种关于未来的设想和展望。资本家令人们坚定地相信，在未知的未来世界中，财富是不可预期的，自由企业必然占据主导地位。

Quoted in Walter J. Levy, “Oil Policy and OPEC Development Prospects,”Foreign Affairs 57, no. 2 (Winter 1978–79), p. 300.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46 and passim.

Martin Rein and Lee Rainwater, “How Large Is the Welfare Class?” Challenge 20,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7), p. 22. Rein and Rainwater rely on the longitudinal data of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Robert Eisner, “No Tax Relief for Capital Gains,” Challenge 21, no. 6(January–February 1979), p. 63.

Lester C. Thurow, Generating In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pp. 129 and 130.

Arthur M. Louis, “In Search of the Elusive Big Rich,” Fortune 99, no. 3,February 12, 1979, pp. 93 and 98 (Cf. Fortune, November 1957, May 1968, and September 1973). “Today’s Poor Millionaires,” U.S. News &World Report, vol. 85, no. 6, August 14, 1978, pp. 38–42.

All such journalistic surveys permit only impressionistic estimates of the proportions partly dependent on inheritance. Many self-made rich men elude the surveys, while family wealth is more likely to attract attention over time. Recent fortunes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for example, are almost entirely absent from the magazine lists. The striking fact is the apparent difficulty of finding the very rich. Studies of mobility below this exalted stratum, however, ar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ost show rising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see David L. Featherman and Robert M. Hauser,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8).

Thurow, Generating Inequality, p. 129.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p. 174.

Eisner, “No Tax Relief,” p. 63.

Martin Feldstein, testimony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July 1978, published in Challenge 21,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8), pp.60–61.

Richard E. Wagner, Inheritance and the State: Tax Principles for 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pp. 35–38. This excellent book elaborates on the “gambler’s ruin” analogy.

Ibid. Wagner writes: “Whereas an individual might be willing to make an investment with a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f only, say, 0.40 under proportional taxation, he might require a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f 0.45 under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higher the rate of tax on winnings, the more favorable the odds must be before an entrepreneur will make the investment. And the more favorable the odds, the slower the expected disintegr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s fortune. The use of progressive rates of tax to penalize those with high income and large wealth will tend to promote a conservatism that reduces the rate of personal mobility within th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and wealth. . . . By reducing the rate of mobility among the wealth positions, high rates of tax also reduce the ability of newcomers to enter the high wealth brackets.”

英国国家企业委员会是1975年由英国政府设立的机构，业务受工业部部长的管辖，目的是协助企业界向政府取得必要的融资，同时负责扩展并管理由政府投资的工商事业。——译者注

“Today’s Poor Millionaires,” p. 38. See also “America’s Invisible Millionair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vol. 88, no. 10, March 17, 1980,pp. 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