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二十一章

信仰的必要性

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物质进步的过程同政府、文化“进步”的过程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平等、官僚理性、可预测性、性解放、政治民粹主义及享乐主义都是所谓“先进”文化的价值观，但它们都不利于促进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其结果是，现代政府都在假装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却固执地阻碍经济增长。

物质进步是精英人士创造的，使富人变得更富有，而且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使少数能创造财富的杰出人物的社会地位超过了消耗财富的普通群众。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物质的进步依赖于机会的扩展，天才主要通过他们的成就展现自己，而不是通过继承了什么或在考试中考了多少分来展现自己。实现物质上的进步是困难的，这要求领袖人物长年累月勤奋工作和具有牺牲、献身和冒险精神，只有高额的回报，而不是资本的平均收益，才能促使他们这样做。物质进步尽管是大众需要的，但其过程却不是由大众决定的。这意味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去支持那些完全超出大众甚至是领袖人物的知识范围的活动。物质进步基本上是无法预知的（预知了一项创新，本质上也就等于实现了创新），那些最重要的进展总是发生在永远难以控制的领域内。物质进步不同于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因为它不能用机械的或数学的方法去解释或者预见。

理性的、可预测的世界需要通过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和控制，寻求这种世界的人，只有通过阻止物质进步和科学进步才有可能得逞。如果一个世界没有创新，那么终将退化和衰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铁律。如果一味预言资源将会枯竭，那么政府对于经济体系的控制力度将会加大，资源分配模式变革将变得至关重要，这时，计划经济体制便开始粉墨登场了。对很多人而言，虽然在这种体制下的命运和前景看似黯然无光，却也比为了掌控自然界和积累物质财富而进行旷日持久且结局难料的斗争要好一些。

如果一味看空经济增长前景，认为人们将在资源枯竭的未来面前束手无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信心全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追求享乐主义和感官享受的想法便会占据上风。在一个不完美和充满苦难的世界里，如果一个人预言未来经济有可能取得进步，那就暗示着这个人有责任去努力实现这种进步，这会给这个人的人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应该被视为英雄。而如果一味地预测经济将趋于停滞，那么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下，政府才不会将这些人视为英雄，反而会抬高政治家及享乐主义者的地位。在经济停滞的状态下，权力和官僚体制占据了上风，大众的行为遭到了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资源保护、分配和控制成为主要的价值准则，而经济学家们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模型虽然没有什么令人惊异之处，但由于能够预见未来，因此也获得了一定的声誉。

在一个缺少物质增长的世界里，贫穷将会到处蔓延。然而，专家将会提出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除了措辞讲究之外，完全无视普遍贫穷的困境。正如古典经济学中工人注定只能得到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一样，当代社会经济状况注定工人要生活在一个停滞的世界经济之中。即便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比不上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排斥穷人梦想时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

永久贫穷的新政治经济学传播于美国时尚社交聚会及基金会机构中，其严重依赖于世界是退化的这一理念。熵的概念支配着这种理念，由于提供了否定完全竞争这一机械的古典理论的方法，因此熵理论自称是进步的。该理论自诩为资本主义的支柱，它求助于热力学第一定律中那个抽象而永恒的宇宙，因为在那里，一切都是不变的和不会退化的。熵理论认为，真实的世界在时间上是不能倒转的，是受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理论支配的。一切能量在使用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消散。因为热量只会从较热的物体向较冷的物体移动，一旦失去，就永远无法挽回，宇宙注定最终是要灭亡的。

简而言之，一切事物都在减少和消耗。无论任何事物，比如能源、土壤、蛋白质、铁，都正在变成温热的气体。这意味着无论用货币计算，还是用开采燃料时消耗的热量单位来计算，获得燃料都将要花费越来越大的成本。因此，作为生物圈对人类不断索取的反抗，通货膨胀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问题。视经济增长为紧迫任务的资本主义可以被看成是对自然规律的背离。

就其本身单纯的科学术语而言，上述理论仍然需要经受很长时间的考验。我们仍然还有可支撑数百年之久的化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气甚至还可以继续用上数百年。此外，我们还有可支撑数十亿年之久的日光。我们听话要听弦外之音。尽管熵理论自诩为科学，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为提倡保护自然资源的上层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借口。这个阶层不希望遭遇通货膨胀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这个阶层为保持自己的财富不得不经历精疲力竭的挣扎。

无论是不是一种隐喻，熵理论的确是给经济学穿上自然科学外衣的一长串努力中的最新尝试。几个世纪以来，从货币数量论到古典的价值理论，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明确的条理性和必然性。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经济是由思想支配的，所以经济状况反映的是思维的规律，而不是物质的规律。认知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先有信念，然后才有认知。如果没有信念，没有直觉上的预测，那就不会形成新的认知。如果一味地站在原点而不敢向前迈步，那么你将无法发现新的事物。老话讲的“三思而后行”是在劝阻我们冒险，但如果不冒险，我们现存的知识储备就不具备创新性，现有知识结构的主体部分就无法得到更新。在一些静止不变的大型公司里面，如果不冒险，那么工业发展就无从谈起。

经济学中信息理论的概念同样忽略了知识的作用，忽视了所有创新过程离不开偶然性的飞跃这一规律。企业可以像购买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去购买知识和信息，直到购买成本超过其收益为止；可以安全、有条理地搜集事实，直到根据这些事实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为止。但这种理论忽视了知识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根本区别。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是在行动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观望中产生的。只有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超越显而易见的事实，用于开拓和实践，才能发现光明的前景。

伽利略之所以能拉开现代科学的帷幕，并不是依靠观察数以千计真实的物体运动轨迹，进而从中总结出重力定律的。相反，他“在脑海中设想一个运动的物体从地平面升起，并冲破了一切阻力”。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设想，伽利略通过想象力的跳跃，摆脱了现实的阻挠，克服了空气的阻力，超脱于一切真实运动的物体所处的环境之外。这就说明了思维先于认知而形成。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种归纳过程，不是科学家以中立、客观的方式搜集证据，直至从中发现某种创造性思维。相反，要获得创造性思维，必须先提出理论，然后再确定需要什么证据去支撑这个理论。

拥有想象力、直觉和假设仅仅是获得创造性思维的第一步。既然人类的大脑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想法，思想家就必须选择相信合适的概念。当选择一个女人的时候，男人必须相信他的直觉，并且在他真正了解之前就行动。一种想法，除非这个人相信它，献身于它，对它注入感情，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爱上它，其本身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才会充分地展示出来。创造性的思维要求有信仰。信仰者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思维的自发性创造，并且努力探索使之能够达到试验和认知的地步。

对外界观察者来说，爱是盲目的，但相爱者却知道有一个更崇高的愿景引导着他们，开启了知识和创造力的新天地，在这片天地中，奉献和付出就会得到回报。对不敢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是贫瘠而沉闷的，未来的世界充满了厄运。爱和信念，为人类思想注入生命和火焰。

所有的创造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宗教色彩，最初的根源都是信念和信仰，但并非所有的想法都是真的。为实现某种想法而付出和奉献是有必要的，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如果抓住一个想法不放，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反应，也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而狂热地去追求这个想法，那就成了狂热分子。要取得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敏锐地察觉外部世界的反应，这也是爱的另一面。要取得创造性思维，必须接受改变和意外。根据波普尔派哲学理念中的证伪主义，一种观点应该是可以被证伪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超脱于这种观点之外，敢于拒绝自己之前设想的观点。错误的想法必须抛弃，唯有如此，人们才愿意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世界里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去奉献。如果一味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放，那么社会就会停止不前。

那些能够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的想法都来自哪里呢？我们可能一致同意的答案就是来自偶然之间。由于直觉或偶然因素，各种理论都神秘地、自发地出现了。这种神秘性是人类知识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世俗的理性主义者不相信神秘的、偶然的事情，而是希望建立更加自动化和理性化的进步模式。整个人类思想史，尤其是现代部分，人们试图发展出独立的三段论式推理体系，通过与外界隔绝的一系列逻辑推理，逐步推进。这种先观望后行动的体系以客观的方式收集证据或数据，并将其归纳为某种理论。理性主义的人总是希望将思想的过程减少到个人的大脑罗盘上，以其可论证的经验和结构，以物质的形式呈现思想，以连贯的，甚至是物理的规律来管理思想。逻辑实证主义、行为心理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贝叶斯概率分析、信息论、社会主义发展规划等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念和灵活性，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中充斥着很多偶然性因素和令人惊讶的意外事件。

所有这些主义或理论都否定了实现变革和创造的关键是偶然性的想法。所有人都认为偶然的想法是随机的，而且是不可靠的。现代的很多思想家往往设想宇宙本质上已经死亡，人类思维被视为一种用于理解外界物体的孤立意识，最终被它反映和回忆的事物支配，并被它自身的物质和结构所支配。换句话讲，这些思想家认为人类思维也是被物理定律所支配的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主义或理论存在一个基本的谬误。正如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所写的那样，物质是由惰性或堕落的思想构成的，是由可预见的和可计算的规则支配的，是毫无生气的，所以其未来是注定的。但宇宙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本质在于创造性意识，这种创造性意识能够不断产生新的能量和思想。

人的思维不一定是自主形成的，也不一定局限于个体的大脑，因为大脑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意识，有时会产生异常的意识，比如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当一个人的头脑用于思考充满活力的外部世界时，就会获得新思想，掌握新真理，这种新的思想和真理如同射向未来的光芒，推动着人类知识的发展。

然而，人们往往不愿意去探索未知的、神秘的事情，认为这种接触是困难的。一旦超脱个人大脑的范围，超脱之前积累的少量经验，超脱令人感到舒适的推理工具，进入黑暗的领域，就有可能在那里发现真正富有光芒和创造性的想法，但很多人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往往会选择退缩。如果这些新的想法真的非常重要，那将导致人们不得不拒绝其他许多与其冲突的想法，而人类大脑不愿意这么做。

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创作过程，也需要陷入黑暗，到那个时候，结果如何，就取决于无法估量的天意了。这令许多人感到为难。现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表明了人类思维的虚荣心、狭隘的眼光和病态的焦虑，这些影响了人类思维迈向更高的层次。没有人能永远根据自己积累的知识宝库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作家面临的障碍本质上就是信仰的缺失，不愿意放弃自己目前已有的知识结构去探索未知领域的新知识，因此也无法获得更多的能力。同样，数理经济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虽然涌现了无穷无尽的书，但很少会出现具有创造性的观点，成果也平平庸庸，根源就在于人们拒绝承认所有的创造力都需要想象力和信仰的飞跃。那些在统计数据证实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之前从不采取行动的投资者，那些等到机会消失之后才行动的运动员或政治家，那些等到市场情况明朗之后才行动的企业家，注定是碌碌无为的人，他们对理性的盲目依赖和信仰的缺失是他们变得平庸的根源。

为了预防焦虑，最典型的策略可能就是制订详细的规划了。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规划已经被神化了，世人对于规划的痴迷已经达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政府、企业和思想家们都希望从中获得补救的信心。比如加强某个产品的供给，以便刺激需求，比如实施某个能够带来一丝光明的新想法，再比如探索蕴含着新知识的未知世界。

直觉和信念的形成是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新思想很容易变老。一旦新思想的重要性被人们领悟，新思想就会散发出光芒，聚合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真相，最终变得固定化和普遍化。随着新思想得到越来越详细的阐述，涉及的知识面越来越广泛，固有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僵化和复杂，越来越令人不悦。

有人说，当一个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过分复杂的解决方案时，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懂得如何解决问题。他不是在提出答案，而是在制造新问题。人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生活的许多领域，从能源部门到经济发展理论，五花八门的答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些共同构成了理性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

但是，在我们目前的僵局中，最关键的一点也许是这些问题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各种问题、困境和悖论不是人们感到沮丧和受挫的源泉，如果勇于直面和探索它们，它们反而可能成为人们获取新知识和创造力的必要动力。世俗的理性主义者认为，问题、困难和矛盾是取得成就和真理的障碍。如果一个新观点似乎与旧思想相矛盾，人们就会否定这个新观点。这是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加倾向于对固有的思想进行阐述和改进，而不赞成用一种新眼光去看待旧思想，因此看不到旧思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之处，最终导致人们在获得新思想方面很难取得突破。

然而，根据人类思维的形成规律，冲突和麻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前提条件。困难无法压制人的思想，反而会刺激人们以超然的心态克服困难和麻烦，并创造新事物。困难甚至会强化人们的信仰，释放出新的能量，催生出新的真理。一个在冲突和矛盾面前选择退缩的思想家几乎不可能有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的关键规则可以概括为有信仰、有爱、开放、敢于直面矛盾与可证伪性。经济发展的关键规则是有信仰、利他主义、扩大投资、充分竞争和允许破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规则。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法律法规符合人类思维的规则。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因为它是建立在给予的基础上的，它依赖于对他人需求的敏感性。它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试验，同时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竞争和破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成败之中能够总结新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获得新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确定无疑的事情。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适合这种情形的一种制度。

由此来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其实与自然界万物和人类思维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这种增长过程都是自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不断涌现。企业最初都是起源于一个新想法。比如，一开始，创业者可能只是想生产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进而扩展到了不同的业务，包括捕鼠器的营销、维护和清洁业务；接着导致了其他相关业务的出现，比如，开始生产捕捉黄鼠狼和熊的器械；再往后催生了鼠药和米老鼠玩具等业务。一切新事物的增长过程都是相似的，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活跃的、不断成长的新事物，比如新思想和新企业，因此，增长过程是不可预料的。

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如果想要使这个探索过程切实产生成果，就必须使这个过程包括一些超出固有制度控制的新活动。从事新活动的人的想法一定不能屈服于固有的大机构，必须允许其他人探索新的劳动分工，创造新的产品或服务。这些个人活动及其新思想是经济制度实现变革和改进的一个途径。正是得益于无数个体的新思想，才有小企业的出现，最终同其他领域的新思想结合在一起，催生和完善了新制度。但如果这个新制度不能继续接受和制造新产品、新工艺，那么它也将趋于僵化，无法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这个过程体现了机遇、变化和增长的相互作用，看似非常传统，却至关重要，但常常遭到经济学家们的忽视。

要注意，在这个产生新思想的过程中，一个关键事实是它的大部分由动机引发的活动发生在统计学家的视野之外。一个人是否敢于借钱冒险去实施一个创新的想法，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个人所处的环境和心理状态，毕竟，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2/3的创新企业可能会在5年内走向失败。这一决定也将受到政府的影响，高企的税负和利率会让人们在创新面前止步不前。从本质上来讲，是否敢于冒险的决定表达了一个人对于信念是否怀有冲动，对于未来是否怀有信心，以及对于他人需求是否具备敏感性。那些不相信资本主义前景的经济学家，将倾向于忽视机遇和信念的动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未来。不信任宗教的经济学家总是无法理解人们对于某种新思想的崇拜，而要取得进步，必须对这种新思想产生崇拜，只有如此，才能下定决心将这种新思想变成现实。机遇是实现变革的基础，也是神明的恩赐。

机遇也是生命赖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数以千万计的精子中，只有一个有机会孕育生命。成功的概率小到几千万分之一，而失败的概率则大如天文数字，这是生物学上不可更改的事实。因此，就生命的本质而言，我们都是机遇的幸运儿，即便生物学在论述人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最深刻、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时，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的、随机的现象。

然而，机遇的重要性还不只如此。正如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在《机会、爱情和逻辑》（Chance, Love, and Logic）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机遇不仅体现在人类生命的诞生过程中，而且是人类理性和道德的最深层源泉。他说：“进化的第一步就是使各类思想处于能自由发挥的境地……机遇产生秩序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他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生物学也是如此。但是，任何人在其一生之中都无法保证自己能永远得到机遇的垂青，能获得秩序和真理。在人生的一系列赌局之中，人们并不能总有胜算。只有在漫长的人类冒险过程中，机会才会起作用。事实上，纯粹基于个人收益的理性计算将会促使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试图规避风险，并寻求安稳，在我们这个遵从世俗眼光的世界里，亚当·斯密所宣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将导致福利国家不断扩大，进而将导致停滞和贫乏。这是我们当前危机的根源，也是当今古典经济学危机的根源。

因此，皮尔斯认为，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社会中，进化和进步都取决于个人利益与无限的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取决于承认个人利益变得至高无上的可能性，允许拓展新知识的活动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让这种逻辑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的运行原则之中。皮尔斯根据自己所谓的“机遇论”，发现所有人类的创造和发现都需要超越狭隘的理性，并拥抱宗教价值观念。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写道，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些感情似乎与信仰、希望和慈善这三个概念非常相似，按照圣保罗的评价，这几个概念是最优美、最伟大的精神财富。在这些精神财富的作用下，人类从权力的约束和过去的阴影下解脱了出来，并给我们展示了神明的无限可能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生命既有随机性，充满了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很多方面是预先注定了的，这是生命中固有的矛盾。“随机”（stochastic）一词的意思是“偶然的事物”，但在希腊语的词源中，它的意思却是“善于瞄准目标”。在每个社会里，成功的人都被认为是幸运的，他的好机会和社会给他的回报都是天意。

对任何一位领导人来说，最可怕和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傲慢地用一套封闭的计划去引导人民，使他们无法自由地探索奇迹般丰富的机遇。成功是自由信仰的结果，所以往往是无法预测的。

所有人类的先驱，从领悟真谛的诗人和作曲家，到探索神秘领域的科学家，本质上都对某种形式的信念有着宗教般的崇拜。所有的知识，只要与有生命力的和成长中的事物有关（比如跟理念和经济有关），就是部分主观和直观的，因此神秘地依赖于对别人的思想或对上帝的崇拜，不管这种崇拜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在今天的美国，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雄心勃勃的人希望通过制订总体规划去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人说，我们必须放弃经济自由，因为我们拓展边境的大门已经关闭了，因为我们的生物圈已经不堪重负，因为我们的资源将消耗殆尽，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误入歧途，因为我们的人口持续增长，因为我们的视野正在缩小。这些悲观的规划者认为我们正行走在死亡的阴影下，空气、土壤和水遭到污染，而且未来云层中可能降下细雨般的致癌物质。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再允许自由竞争，可能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已经走到了开放道路的尽头，通往更广阔疆域的大门正在对我们封闭起来，我们已经没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征税、管制和计划行为，重新分配我们的财富，实行消费品配给。

但恰恰相反，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本质上就要求我们把它们当成新的疆域去探索，去开拓，这需要无数个人和企业开展充分竞争，发挥创造力。如果万事都要规划，都要受限，则会导致经济停滞的状态继续延续，我们肯定无法从中寻得慰藉。今天，我们回头看的话，会发现美国西部边疆的大门关闭之后，由于一代又一代先驱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求财富，寻求黄金，寻求石油（当时用途很少），使得西部地区成了一个财富宝藏。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荒芜之地是能源集聚的宝地，平坦的草原成了世界粮仓，托马斯·爱迪生是发明天才，亨利·福特在早期的封闭环境中拯救了资本主义。由此来看，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永远是无法计算的，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一些经济学家基于疆域封闭、资源危机、核威胁、技术老化、人口爆炸式增长、可能爆发饥荒等原因认为经济将趋于停滞，主张有必要制订规划，加强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但他们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那些理性的、精打细算的预算编制人员不断哀叹人类的宿命，但破解这些挑战恰恰是资本主义的使命。要克服这些，就必须有信心，恢复对机遇和上帝的信仰，让自由的、敬畏上帝的人发挥聪明才智。

恢复对于自由的信念之后，我们将看到帮助穷人的最佳方式是践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而这一真理的践行，只能依靠地球上自由的、多样性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这将使我们发现人类不可能仅仅依赖自身的规划而无须借助机遇和运气就实现自给自足。所谓理性的资源管理、收入分配和未来规划其实都是傲慢的表现，要创造财富，离不开机遇，离不开自由，离不开创造力。我们最大的，也是唯一可以永久依赖的资源就是人类的创造力。穷人最向往美好的未来，富人则有领导力、想象力和财富，能够为未来实现良性的变化贡献力量。无论对穷人还是对富人，我们都不应该剥夺他们发挥创造力的权利。

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人类生命的演变历史就是人类的理性和决心不断得到彰显的历史。但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是在游荡荒漠中偶有收获的历史。不如说是人类与上帝对话的历史，不如说是在远离信仰和亲近上帝之间来回徘徊的历史。当我们恢复信仰，恢复勇气，敢于拥抱不确定性，拥抱机遇，创造命运时，才能最清楚地看到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经用下面的诗句概括了我们的困境：

没有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可以在你的一生中完成；因此你需要希望。

没有一样美丽的东西，可以在瞬间展现它的华彩；因此你需要信心。

没有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可以一个人完成；因此你需要爱。

这些是经济学、商业、技术和生活的基本法则，是财富和贫穷的秘密来源。

Quoted in José Ortega y Gasset, Man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58), p. 14.

As Tom Bethell has remarked, “There are a lot of stray facts loose in the world, waiting to be corralled by a hypothesis.” Response to letter in Harper’s, vol. 258, no. 1545 (February 1979), p. 8.

Charles S. Peirce, Chance, Love and Logic: Philosophic Essays, Morris R.Cohen, ed., with a supplementary essay on Peirce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3); reprinted edition (New York:Barnes & Noble, 1968), p. 283.

Ibid., p. 74.

Ibid., p. 75.

Reinhold Niebuhr, quoted by Father Gerard Creedon,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Alexandria, 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