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四章

政府创造就业的幻象

每当美国经济接近衰退之际，政府拯救就业或创造就业的活动就会骤然迸发。与大多数企业依靠储蓄和投资创造就业不同的是，这类活动往往是由政客依靠税收调节和夸夸其谈开展的。例如，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减少对外贸易，削弱外来竞争，以此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他说：“让日本人坐在他们的码头上，坐在他们的达特桑（Datsuns）汽车里面，看他们的索尼电视去吧。”卡特政府提议通过扩大《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CETA）的覆盖范围，在之前每年投入12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全民就业。

1979年末，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利迹象导致我们对于未来10年充满担忧。那一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亏损了近10亿美元，身陷困境，各方政客为了保住该公司的就业岗位忙得焦头烂额。有的政客提出给该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康纳利本人甚至提出让联邦政府为所有经营失败的大企业设立一个救助基金。就连以前曾为尼克松撰写演讲稿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也为这个四面楚歌的汽车制造商请愿，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他写道：“现在是共和党人打破原则的时候了，前几代共和党人在共和党大会上确立的原则早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就让拉尔夫·纳德一遍遍地唠叨去吧。”布坎南甚至引用了国会预算局提出的未必可信的研究结论，这个结论认为，如果克莱斯勒倒闭，美国将永远失去25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正在朝着英国20世纪70年代时的制度发展。那个年代的英国，政府官员和监管者往往无情地鞭笞企业，直到企业最后经营失败或缺乏经营能力，而且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政府才会给予一定的补贴。钢铁企业只要稍微表现出不适应市场变化，就能得到进口关税方面的保护，也能免于反垄断法的惩罚（这种法案本来就不应该实施）。例如，像克莱斯勒这样的公司，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已经造成了大批工人被解雇，最后竟然可能被华盛顿一些政客称赞为宝贵的就业机会创造者。

与此同时，对就业的研究普遍将大多数没有得到补贴的工作说成是对健康和家庭有害。根据这些冗长的报告，农场工人被严重剥削，工业工人饱受污染毒害，而秘书的工作只是送咖啡和点心，流水线工人只是在不断地重复，电话修理工被剥夺了爬电线杆的机会。而高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破坏了其他人的工作，能源公司的工人会引发癌症流行和交通堵塞。

在学术圈的人看来，似乎唯一可以接受的工作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却拿高薪。除了高薪之外，这些职业的识别标志是他们允许工作人员假装自己不是为了钱而做这份工作的。正如《波士顿环球报》的戴维·威尔森（David B.Wilson）所写的那样：

且不提博洛尼亚香肠、无铅汽油和螺丝刀的生产者，单单种植谷物的农民和房地产销售人员为他们的同胞做的贡献实际上都比任何官员和社会学教授还要多……这个新阶层的成员地位牢固，不用交税，任期是终身制的，享受政府的保护，他们还在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18轮卡车的司机更致力于创造公共利益。

然而，人们有一种感觉是，如果一个人不为赚钱而从事一份工作，那么这就根本算不上工作。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人们在花钱时所做的事情叫“消费”，而当人们不为钱而做事情的时候，通常的说法是“休闲”。将消费别人劳动成果的休闲活动描述为一种理想的、促进公益的活动，同时贬低私营部门的活动是一种肮脏的竞争，这多么需要大开脑洞和绞尽脑汁啊，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多书里面反映出来了。

这些人不生产任何产品，反而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以报告、研究课题、讨论会、研讨会、讲座、小册子、录像带、专著、座谈会、纪录片、座谈会和论文的形式不断传播。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些人的研究结论无情地谴责了生产性劳动，并预测了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的终结。

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的工作都是值得补贴的。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利润，却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靠别人的劳动来维持的。公用事业的扩散完全依赖于市场营销中利润的增加。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可以用于销售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

这种下降意味着享受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消耗越来越多的国家产出，为企业工人和海外出口留下的产值就相应减少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拿走的商品和服务的份额一直在上升，几乎是英国的两倍，而英国长期以来的政府工作人员比例还要高一些。到1975年，这一差距缩小了，34%的国民生产总值流向了美国政府，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为37%。

这3%的差额应完全归因于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虽然在美国的公私部门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几乎是英国的两倍，而且美国医疗支出的大部分是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的，但其中的大部分又是分配给私营经济部门的。这两国的医生和病人之间进行的医疗交易几乎不存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别。政府监管之下的私人保险制度与国家医疗补助相结合的办法，同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只不过美国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比较复杂和先进而已。总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说法，美国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支出略微超过英国。这里的支出不包括社会保险、医疗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因为转移支付只是将私营部门中的产品从这个市民手中转移到另一个市民手中，它并不减少政府部门以外可以利用的总的商品和劳务。英国本来已经在转移支付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但美国政府为了各种目的——从住房保障到国防建设——向私营部门直接拨款的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几乎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这或许就是政府冲击经济的最重要的标志。

在没有能源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政府增长可能是可控的，但美国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北海油田，为了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支付600亿美元的税款，美国只得大幅扩大出口。不幸的是，尽管政府从私营部门拿来的产品和劳务有很多用途，但它通常不适合大规模出口。由于美国增加了出口，导致私营部门可用于销售的商品和劳务减少，而且出口价格降低，以致那些没有补贴的工人不得不在报酬减少的情况下勉强度日，以便政府公务员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更多收入，许多公民和私营企业开始受到影响。

很明显，为了掩盖这一困境的真正根源，统治阶层发起了一系列的文字游戏。这些设计是为了说服人们相信由于企业追求超额利润和其他的不当行为，他们今后将不得不依靠公共部门来促进就业。当不计其数的小企业的工作岗位被新的税收、规章制度和最低工资破坏时，政客们反而默不作声了。但如果一家大公司倒闭或在外国竞争中受到不利影响，就会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和工会的抗议，政府很快就会以拯救美国的就业为幌子介入。结果是小企业工人的产出总量进一步下降，因为这些产出的一部分被转移，用于支持那些受欢迎的工会和公司了。但公众却认为他们的工作被拯救了下来，而且功劳属于政府。政客们可能会乔装打扮一番，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事实上他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

然而，在卡特政府的领导下，政府决定不再单纯地制订拯救工作岗位的国家计划，而是创造规模和范围空前的就业机会。1979年，卡特政府总共为《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拨款120亿美元，1980年和以后的计划将耗费更多的预算。这样一来，进一步减少了可用于国内外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数量，但政客们还是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捍卫者挺身而出。这一过程降低了就业率，但任何人都不敢忽视政客在此计划的每一步中所提出的论点的合理性和诱惑性。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都一样，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也会屈从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

如果《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有助于减轻人们对于福利救济的依赖，有助于控制和解决犯罪率和离婚率高企等代价高昂却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么谁会反对这个法案呢？谁会反对政府对克莱斯勒这样的公司进行救助呢？毕竟，如果政府不出手相助，替代方案可能是由外国企业将其收购，而这些外国企业也是被政府持有部分股权或者接受了政府大力补贴的。在克莱斯勒的案例中，政府提供贷款担保之后，就不必为潜在失业人员支付160亿美元的福利费用和失业救济金，这样一来，谁能拒绝政府为其提供贷款担保呢？大公司倒闭的成本基本上是难以衡量的，而要拯救它，成本却显然小得多。联邦政府创造就业的计划看起来总是比失业的折磨更可取，经过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支持政府的行动。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生产力的下降，就出现了一种风险，即所有这些创造就业的计划将会导致一种缺乏创造力的、停滞不前的经济。

美国政府对待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就像人们对待生活中诸多不幸的方法一样，就是实施保险制度。但就像大多数政府保险一样，失业救济制度也充满了道德风险，而现在接受失业救济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失业人员领取的救济金为他们失业前税后收入的70%，但这笔资金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特别是对于有其他家庭成员正在挣钱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此外，这笔失业救济金给他们提供了休闲时间，而且无须纳税。

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失业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失去工作，而是每周收到一张由政府发放的救济金支票。一些工会现在把裁员的名额优先给予最高级别的工人，被解雇反而成了一种福利，或者是一种有老资历的人才能享有的福利。

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高企，工人的纳税等级越来越高，纳税额越来越大，而失业救济金却会随着通货膨胀而稳步增长，还不用纳税。如果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知道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就会告诉你失业救济并不是导致失业的主要原因，但工人们却对此了解得更为清楚。此外，对于这个面向中产阶级的福利体系，你不需要拆散你的家庭就能享受到，这样一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失业救济都要比“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更好一些。但问题是，穷人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相对短期的文书、农业耕作和手工业等领域，本来收入就很低，努力工作的收入还不如失业后领取的救济金多。因此，这就促使工人放弃工作，这也是美国失业现象严重的核心原因之一。一项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幅降低失业救济金水平，并将失业救济制度扩展到所有工作岗位，从而限制福利救济的负面影响。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却觉得，这种摧毁穷人家庭和中产阶级工作习惯的方式也是一种“慷慨”的表现。

最终，在半年、一年或更久之后（视经济状况而定），这种大规模的救济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趋于呆滞和僵化，从而影响救济计划的实施。那些接受救济的人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那些已经养成挥霍习惯的人更是如此。此外，还有许多工人没有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或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人获得的失业救济也少得可怜，甚至无法获得救济。对这些群体来说，还有《汉弗莱–霍金斯法案》（又称《充分就业与经济平衡增长法案》）可以依赖。该法案为这些没有购买失业保险的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这样一来，联邦政府仿佛成了终极雇主，努力以某种方式确保每一位需要工作的人都能获得某种形式的工作或获得失业保险。

可悲可叹的是，慷慨是充满陷阱的。许多富人都知道这一点，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也应该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下的麻烦在于，政府担保之下的大多数工作具有一个特殊性质，就像参议员鲍勃·多尔在1976年谋求一个著名的闲职时所总结的那样，这类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内的不需要付出繁重体力的工作。这类工作已经成为那些希望逃避真正的生产性劳动的人的首选。与保证收入相比，保证工作或许更复杂，代价更大，而且不可能完成。正如西班牙政治思想家奥尔特加所写的那样：“所有的生命真谛都是奋斗，是自己的努力。为了实现自我的存在，我遇到的困难恰恰唤醒和激励了我的劳动和我的能力。”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或者所谓的“铁饭碗”，否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工人创造的，而不是由政府创造的。只有通过提供劳动，艰苦奋斗，获得成功，从而提升人生高度，工作才能获得保证。

一份工作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工作，市场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这份工作是否有足够的困难，是否需要人们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完成它？产品是否受欢迎或稀有，能够卖一个有利可获的价格，让其他人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它？这些显而易见的评判标准是真正的工作同嬉戏玩耍式的工作或政府创造的铁饭碗的主要区别。

工作起初都是不愉快的，主要是在心理需求或物质需求的刺激下完成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强迫或诱导他人去工作。在市场压力的逼迫下，商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海军陆战队的教官在他们的新兵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一般的官僚或《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的监管人员都不是海军教官，他们知道，不管工作是做还是不做，都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并不会坚定地去完成它。

因此，《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创造的大多数工作尽管有时需要人们付出一定的体力，会令人不愉快，却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工作。该法案的一个项目是为大约30万贫困青年提供了所谓的暑期工作，但年轻人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些工作的空虚。纽约职业基金会曾经采访过参加暑期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一致认为自己在社区青年团里的工作就像混日子的闹剧。该基金会的一名顾问说：“大多数孩子只是去公园或海滩逛一逛就能拿到一笔收入，他们拿到钱才反应过来，原来这竟然算是一份工作。”

市政厅在宣布这一计划时，总是会设定申请期限，以确保每年都有人在固定时间到其办公室外面排长队。由于媒体的配合报道，年轻人排队的意愿被普遍视为对就业的渴望。但这些还没有子女的年轻人之所以愿意过来排长队，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将这类暑假短期工作视为一种福利。无论是申请者，还是管理者，都知道这类工作的本质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福利而已。因此，一旦有人对这类工作展开任何争论，最终只会令人讨厌。愤世嫉俗的项目管理者把自己对于工作的蔑视传递给了那些贫困的年轻人，而那些政府机构却把真正的公职留给自己，有时候这些公职带来的福利并不亚于《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

无论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末，《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所设的大部分工作并没有留给贫穷的年轻人，而是留给了中产阶级里面一些被政府认为没有多少钱的人，这批人自身却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借口不想工作。事实上，他们只是依赖所在社区的福利救济。1978年，8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付为市政机构打工的白领和蓝领的薪水。在一些大城市，如底特律和纽约，许多这类工作都被视为合情合理的存在。该计划使得某些大城市的市政厅免于同工会签订代价高昂的正式就业协议和退休金协议。

然而，随着《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所谓中产阶级穷人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特殊目的而扭曲它。该法案拨出的资金开始出现在最奇特的地方，比如资助了芝加哥的激进电影制作人、剑桥的艺术家团体及伯克希尔山的一个现代舞蹈团。接受这个法案资助的所谓穷人还包括：疲惫的社区事务组织者、同性恋运动的激进分子、反核示威者、官员身后一长串的随从、老旧社区剧院的演员、厌倦工作的编年史作家、国家公园的园林工作者、悠闲的法官助理、强奸危机应急救援者、昏昏沉沉的地图绘制人员、戏耍公设辩护律师的法庭服务人员及药店里昏头昏脑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些人基本上都受到了所谓的“就业顾问”和“就业协调员”的认真监督和热忱关怀，但顾问和协调员们完全清楚为什么这些人找不到工作。

这些年轻人只对他们的困境负有部分责任。如同接受救济的人一样，他们曾经也努力工作，做出了很多牺牲，以求保住自己的工作。这种政治制度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建立了助长依赖性和促进自我放纵的福利体系，助长了这种毁灭自我和侵蚀社会的行为。

《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的就业项目对它们的接受者而言看似很慷慨，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觑。就像福利一样，这些项目常常让人们脱离现实，从而妨碍他们的成长，妨碍他们寻找或创造有用的事业。这些所谓的有意义的工作，反而是没有意义的，本质上是对宝贵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虽然很少有政府能够高效地做好创造就业这种事情，但它们在分配资金方面倒是很有效率。当公众对福利不满的时候，政府可能会打着分配“工作”的幌子继续分配福利，这对潜在的福利接受者更有吸引力，对公众来说也更容易接受。福利制度的外衣越来越有吸引力，发放的福利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其本质是不变的，依然是一个造成依赖、引起堕落的陷阱。

真正的公共工作虽然利润常常难以捉摸，但往往是极富成效的，可能非常重要，有时比私人工作更有价值。谁能肯定地说美国生产率增长的3/4不是直接来自土地、劳动力或资本的投资，而是来自无形积累带来的无形利润呢？尽管大部分的收益来自私营企业的竞争性努力，但政府也为促进私营企业的良性竞争做出了巨大而必要的贡献，比如政府资助的研究、教育和科学发展就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好处。

对这个国家来说，不可估量的收益还来自平权运动，这种运动调动了黑人的积极性，使黑人更充分地融入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并使美国南方的情况有了改善。亚特兰大等城市就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伯明翰等保守城市的两倍。类似的收获还来自政府把土地划拨给农业大学，促进了美国农业现代化。早期阶段的环保运动也被认为是相当有价值的。教师、修路工人、树木修剪工、退伍军人、为青年人服务的工作者、历史文物保护者、垃圾收集者、税务工作人员、监狱看守人员或动物园管理员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往往也是难以计算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劳动成本效益是难以计算的，因此，政府管理——尽管其披上了“政治科学”的外衣——和政府的成本效益研究仍然主要是一门依靠主观感觉的艺术。

一个私营企业明白就业岗位是很难创造的，因为一旦扩大经营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么在遭遇失败时，这些就会在账目中以亏损的形式显现出来。亏损的迅速增加会迫使企业要么提高劳动效率，要么尽早破产。然而，由于政府享有收税权，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它可能觉得创造就业的过程比较容易，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商品的生产者和服务的提供者，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在浪费或消耗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罢了，最终非但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破坏就业。在私营部门中，有些活动能够带来收益，有的却导致资不抵债。同样，在公共部门，有的活动是有用的，有的则是无用的，虽然很难直接评估公共活动是有用还是无用，但就像私营部门的活动一样，最终效果确确实实是存在差异的。

政府机构造成的浪费，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逐渐变得清晰，但其后果却会变得更加严重。整个经济的生产力逐渐下降，就业形势长期低迷，同选民的关系日渐疏远，逃税和避税的现象越来越多，爱国主义和公益精神趋于弱化，民众的现实生活标准也会降低。

但由于很多衰败的迹象也可能是由私营部门和社会文化的变化导致的，因此，政府部门几乎不会像私营企业那样立即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之处。纽约市政府即便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依然会摆出一副英雄姿态，自诩为公众福利做出了无形的贡献，宣扬一些对弱势群体颇具迷惑性的文化元素和自由主义观念。（这个群体缺乏审计专家及从工人阶层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认不清联邦财政部那优雅的希腊文艺复兴风格背后的本质。）

要在公共部门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也就是收益大于消耗且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工作，就像在私营部门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一样困难。如果政府觉得这很简单，结果很可能只是在耗费其他人创造的财富而已。对于公共部门的所有工作而言，一个普遍原则是，如果一项活动只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经济结果，那么这项工作往往意味着浪费。

较之于私营部门那些无法带来盈利的经营活动，政府部门的浪费现象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政府部门必然会阻碍私营部门创造真正的工作。就像一个国家一样，一个人只有因生活所迫而努力工作，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将使他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才更有可能发现自己最适合的角色，才更有可能找到一份有利可得的工作或建立有利可得的生意。人生道路上的危险和紧急状态决定了它的界限和可能性。

政府的工作保障计划和其他保险计划背后一个关键的道德风险就是导致人们失去了真正掌握知识的机会。没有经历市场的洗礼，人们永远不会了解自己拥有的最佳能力是什么，最好的机遇是什么。这些知识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资本。这些无形的知识损失在经济账户上体现不出来，相应地，这些知识带来的收益也必然体现不出来。经济增长的3/4都可以归功于这些知识。当这些知识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时，经济就会出现下滑。

这些无形的损失构成了政府创造工作机会的直接负担。《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所创造的每一个就业机会，都很有可能会减少好几个穷人可以从非政府企业获得的就业机会。美国审计总署的报告显示，《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其成本都在2万美元以上，其中包括管理经费。这个数目虽然比非政府部门的制造企业创造工作的成本要小，却几乎是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创造就业所需成本的两倍，而这里所指的小企业通常是最有可能接受由《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安排过来的员工的企业。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设《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没有对经济做出实际的贡献，那么这2万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被记录为损失。这些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无论它们是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扩大政府负债还是由通货膨胀直接创造，这些钱都是从其他生产性工作的产出中得来的。这里提到的三种方法都会减少非政府部门能够获得的资金，而它们可以用这些资金来购买固定设备以维持就业，或是购买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并投资于那些可以创造工作机会的房屋建设和设备更新中去。

同时，联邦政府会提高非政府部门利润和工资的税收级别，从而阻止其建立更多的厂房，提供更多的工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会在资本市场上借钱，以高利率发行数百亿无风险的债券。只有规模最大的公司在资金紧张时发行的债券或商业票据才能够与政府债券形成竞争关系。

无论联邦政府是通过借款、征税还是通货膨胀的手段来为其创造就业计划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都是受害者，但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够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穷人提供工作岗位。因为《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在20世纪70年代末耗费了100多亿美元，并且大部分花在了政府工会职工及中产阶级公务员身上，因此，随之产生的失业增加、劳动力缩减和旧城区小企业倒闭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福利政策、失业救济和最低工资政策导致少数族裔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的无效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该法案对企业的主要影响不在融资上，因为在少数族裔的聚居区，几乎没有企业是依靠银行贷款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使少数族裔聚居区的企业失去了潜在的廉价劳动力。该法案向制造、销售和其他初级工作提供的工资高于小型私营企业提供的工资，因此，这就迫使小企业也要相应提高工资，从而增加了小企业的成本，减少了它们的利润，小企业数量随之减少，导致私营企业难以创造真正有意义的、稳定的工作岗位。政府部门创造的工作岗位只能提供令人沮丧的、具有欺骗性的工作经验，导致穷人看不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意识不到自己必须比上层人士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才能改善自身处境。长此以往，新工作不仅越来越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凭主义盛行的政府机构。

尽管纽约州已经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但马萨诸塞州才是观察这种制度的典型。马萨诸塞州不仅拥有最高的福利水平和全国最高的失业率，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57%的新增就业来自《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在这里，联邦政府显然是在创造就业机会，而州政府也在全力配合。在1967年之后的10年里，该法案对该州投入的资金从7亿美元增长到43亿美元，增长了5倍多，而该州人口仅增长了5%。

人们普遍觉得联邦政府在经费分配方面更加青睐阳光充足的南部各州，而对东北地区存在歧视，但事实并非如此，联邦政府对这个地区投入的救助资金一直在增加。在东北地区的官员们装腔作势几年之后，到1977年，美国审计总署经过仔细分析，证实了沃伦·布鲁克斯和其他人以前的发现，即整个东北地区每向联邦政府上缴1美元的税款，政府就要给其投入1.06美元。其中，马萨诸塞州得到的投入还要多出两美分，即1.08美元，这是预料之中的，毕竟该州有很多代表在联邦政府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

在1967年之后的10年里，马萨诸塞州政府的日子非常好过，政府工作人员的规模越来越大。该州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之一，中产阶级队伍很庞大，教育水平很高，黑人只占总人口的3%，且基本上没受到大量南方移民的侵扰（据说正是这些来自南方的移民导致其他州的高福利支出和《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的一系列活动）。该州似乎为那些认为是种族问题导致美国福利支出过高的人找到了确切的证据。此外，该州还有众多颇负盛名的私人教育机构和先进的科技中心。1960年，该州虽然人口仅占全国人口2.8%，却拥有全国3.5%的就业机会。即便没有来自其他地区的资金，该州似乎也具备了实现蓬勃发展的所有条件。

然而，马萨诸塞州并没有蓬勃发展起来。包括政府提供的所有工作岗位在内，该州的就业增长率还不到全国其他地区的一半，只相当于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州就业增长率的60%，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数字仅为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1/4。由此来看，该州未来的发展前景似乎会越来越糟，至少对私营部门来说是这样。根据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数据，该州的资本投资急剧下降。根据《财富》杂志1977年的一项研究，该州新建工厂在全国新建工厂中所占的比重在50个州里面垫底。

但同样在这10年里，马萨诸塞州的福利支出规模、福利支出增长率、福利支出在州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及领取福利者所占比例均在全国排名第一或接近第一。在失业率和失业救济方面，它的排名也很靠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40%。然而，不必担心这些没有工作的人。长期失业者（失业15周或更久）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5331美元（除去一些必要的支出款项）。该州招聘广告的未应答率非常高，在全国排名都很靠前。该州很多公司选择在就业保障署（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Security）登记制造业岗位的招聘需求，而且这些岗位的工资超过了最低工资的40%~70%，但这些公司最后却被反复告知说“没有人适合你们那类工作”。

当该州官员哀叹就业机会流向别州，并请求联邦政府追加救助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说企业实际上是被赶走的，因为这些企业要么招不到人，要么被政府或社区指控招聘外国人，要么被指责侵犯了（愿意出去工作的）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要么被指责散发出了令人讨厌的气味。比如，该州坎布里奇镇原来有一家大屏幕电视机制造商，虽然它完全符合环保局的规定，却被迫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有人猜测，这家电视机制造商的真正过错在于制造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炫富式的资本主义（当时大屏幕电视被视为炫富的一种体现）。该企业的负责人在搬走之际，在《波士顿环球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对于不得不从穷人聚居区撤出工厂的愤怒之情，认为这对穷人而言是非常残酷的，但他同时指出，真正的危险是，所有的工作机会很快就会流向日本。

参议员莫伊尼汉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纽约州的著名文章，指出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经济困境，而且联邦政府倾向于支持南部或西南部，导致东北部各州陷入了危机。他写道：

如果人们相信新政导致了该地区的衰败，而且新政又在该地区的基础之上推广到了全国，会发生什么结果呢？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人们的痛苦反应将不亚于南方在“内战”失败之后的反应，即使痛苦的程度没那么强烈，持续的时间恐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北地区将会沦陷。东北地区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扩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东北地区都沦为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牺牲品，那将给人们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更加沉重的冲击。

然而，州和个人一样，通常情况下它们需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新罕布什尔州虽然自由主义氛围略逊于马萨诸塞州，而且同属于东北部，但它是美国创造就业的典范。那些从联邦税收中获得返税最少的州，如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及艾奥瓦州等，其表现总是远远超过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阿德莱·斯蒂文森和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等人的故乡，其自由传统堪比纽约州，但其黑人所占比例比纽约州多25%，是马萨诸塞州的6倍。在这10年中，每上缴1美元税款，返税只有70美分。然而它的失业率较低，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个人收入比美国全国平均水平高15%，比马萨诸塞州高11%，并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同时，它的福利支出也比马萨诸塞州少25%。

美国审计总署的分析和其他这类统计数据无可辩驳地指出，政府救济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联性。正如布鲁克所总结的那样：

福利对个人发展的帮助甚微，甚至有时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无助。与此类似，美国审计总署的研究显示，这一点对于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也同样适用。马萨诸塞州已经成为依靠政府救济的孩子，而且这对我们一点也不利。

马萨诸塞州的问题并不在于新政受到了抵制，也不是劳动意愿和劳动伦理的坍塌。该州的问题在于企业发展路径的扭曲。创造就业机会原本是一种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现在却成了扩大政府事业的手段。

就业机会主要是靠个人创造的。当很多人参加工作，很多人为社会提供自己的人力资本之后，这种供给自然会催生需求。青年人厌倦越南战争，厌倦商业（就像英国上层社会厌倦贸易一样），崇尚社会变革，关心穷人，并在心理上追求自由，追求自我实现。这种态度融合在一起，就催生了人们对“有意义的工作”的需求，这种工作必须不能受到资本主义的玷污，并致力于改善民众福祉。

这不是懒散或沉默的一代。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火花，他们的内心也积极进取。但是，由于他们不屑于从事商业活动，除了政府机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们释放自己的激情。他们在1972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自由主义浪潮盛行的美国，他们独力支撑，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拿下了一个州。他们还更在天主教徒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先后选出了一名共和党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位希腊新教改革者担任州长，领导了一项由自由主义者主导的立法运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们确实创造了“就业”机会！这是事业心和智慧的展示，是企业发展的伟大时代的体现。举例来说，在学龄人口稳步下降的时期，教育支出反而增加了60%，他们确实做到了，主要是通过臃肿的官僚机构来实现的。然而，他们更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政府管理的理念和结构。州政府以跨学科的方式，将帮助和破坏社会的政策杂糅在了一起。

该州将精神病服务下放给了社区，但有时候又变成了“防止犯罪”计划，尼克松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局为该计划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有时候，这种计划又同特殊教育结合在一起，帮助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或者同重返社会的训练结合在一起，帮助吸毒犯、年轻的刑满释放者、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有时还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计划帮助人们提高交友能力，维护消费者权益，研究新能源，反对核能，宣传太阳能，推动城市复兴，培训瑜伽技能，组织团体活动，倡导平等权利，等等。有些计划还进行青春期前性教育、计划生育宣传、流产咨询和儿童成长教育。有些计划动用卫星监视强奸犯和虐待家人者。还有食品供销合作社计划。所有这些都是马萨诸塞州政府庞杂的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在这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界限几乎无法辨别，都是由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活动家和律师领导的，而政府和立法机构却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率的监管。政府机构的工会更是尽其所能地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像纽约市政府的公会那样，去签订慷慨的合同和保险金计划。

然而，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虽然这种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展现出了雄心勃勃的一面，与“企业家精神”有几分类似，但这是没有任何财政限制的。这些人虽然机智，却放荡不羁，到处哄骗和游说，到处抗议和狡辩，既有敏锐的法律意识，也有官僚主义的虚伪。他们创造出来的工作其实算不上是工作，只不过是只拿钱不干事的闲职罢了。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人员白白地消耗自己的人力资本和国家的税收，在某些时候享有合法的保障，误以为自己是在为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神圣事业服务。

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前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经写道：

政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叮嘱它，让它做最擅长的事情。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条件就是不让它突破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去做没能力做的事情。

宝贵的政府资源被浪费了。尽管减税和高科技已经促进了该州的经济复苏，但在20世纪70年代，马萨诸塞州是美国的一个缩影。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大大超过了预算，催生了成千上万的咨询机构、委员会和契约单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就像卫星一般环绕在联邦政府的周围，试图谋求私利，哪怕捕风捉影地刺探到立法机构的意图或行政机构的意愿，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创造就业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原本是私营经济中的一股积极力量，但现在却走偏了路子，得到了散漫不羁的释放，越过了市场检验和财政约束。创造就业原本是资本家提供的礼物，他们只希望能赢利，现在却变成了政府把钱作为公共礼物分给别人，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做虚假的保证。这些机构的活动从本质上看是一样的，先是设想服务社会的机会，然后获得支持和资本，接着组织劳动和推销产品，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缺乏底线，并不了解真正的公众需求是什么。

政府的这类做法产生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破坏了就业和资本。政府打着促进充分就业的名义提高工作的福利和稳定性，不过是促进政府自身的蓬勃发展罢了，代价就是减少了私营部门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和提供诱人工资标准的可能性。不管那些浑浑噩噩的享有退休金保障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饭碗现在看起来多么坚固，他们的未来仍然掌握在那些敢于承担风险和敢于创造财富的人手中。生产是所有需求的来源，随着市场供应的减少，公共部门的就业合同和养老金的价值也在下降。

美国的各级政府醉心于征税的权力，结果释放了一种新的力量，致力于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和社会变革，却没有真正的成本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力量遇到了一股反对征税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灵感来自一种可以拯救美国经济的企业家意识。这一运动最终可能会为参议员莫尼汉所拥护的理想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会像福利水平过高和联邦政府注资太多那样导致东北地区陷入困境。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都具有稀缺性。经济体和个人一样，也需要稀缺资源的刺激，只有这样，才会有奋斗的动力，才能向上流动。“他们遇到的困难正是激发和唤醒他们潜能的东西。”

正如参议员所熟知的那样，通过努力奋斗实现自我救赎是美国历史一再昭示的事实。除了奋斗，别无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经济收益流向了那些愿意流汗、愿意储蓄并为自己创造了工作的群体。70年代，当时的福利过剩和《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的扩张是为了应对一场所谓的失业危机。70年代是美国最重要的移民时期之一，足以同大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涌入美国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相提并论，每年都有大约40万合法移民和80万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无论他们去哪里，都能找到并创造就业机会。

在这个奇怪的时代，在美国，不懂美国的语言似乎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福利文化似乎总是如饥似渴地奉承着那些刚刚踏上美国海岸的新移民，如果不懂美国的语言，这些新移民就能免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转而依靠自身努力改善处境。在纽瓦克市中心的轮渡街，当地居民的失业率高达20%，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但古巴裔移民和葡萄牙裔移民非但没有申请政府救济或银行贷款，反而创造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零售区，包括面包店、家具店、酒馆、牛奶店、杂货店和餐馆。佛罗里达州约有30万古巴裔移民，其中93%的人在迈阿密市中心找到了工作，而当地16%的美国城市居民处于失业状态。同样，在洛杉矶，20%的美国人失业，外来移民从墨西哥涌入城市，在农场、工厂、旅馆、餐馆、制衣业和家政业找到了工作，这些人至今还在许多美国城市的这类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像早期的移民一样，这些外国移民中的大多数在卑微的工作中领着低薪，却不屑于领救济金。圣迭戈（该地是墨西哥裔移民的主要聚集地之一）的官员们在1975年调查了9132个申请福利的人，只发现了10个非法移民。

这些新来者是美国的一项伟大资本。罗得岛州的参议员查菲（Chafee）认为：“我们最好的城市更新计划就是接纳葡萄牙移民。”数以千计的越南人来到美国之后眼界大开，他们曾经在陆地和海上遭遇艰难险阻，饱受创伤，但最后只有10%的人申请了福利救济，数以千计的人开设了商店、洗衣店和餐馆。在圣迭戈，数千人在该市的电子元件装配车间工作，该工厂与规模较大的军火和通信设备制造商签订了合同。他们的工资较低，但远高于他们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同行业工人的工资水平。

就业保障为人们提供了一些不应该给予的东西。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减少工作量，依然能够领工资，而不用关心这是否会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衰退。这种就业保障或许适合政府公务人员，但如果应用到所有的工人身上，那么大家很可能只会做一些最低限度的工作。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下去的话，美国的生活标准将会骤然下降。对于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实在于如果工作没有完成，就会被解雇。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意味着这份工作基本上是可做可不做的，就像《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创造的那些只拿钱不干事的闲职一样，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性工作的本质是利他主义的。正如理查德·波斯纳所写的那样：“如果个人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理解和关心他人的需求，就无法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而利他主义精神的培养促进了市场的有效运作，市场经济既能培养同情心和爱心，又不至于破坏人们的个性。”尽管人们认为政府创造就业是利他主义的表现，但这些临时工作往往是自私的。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捐赠者的需求，而不符合接受者的长远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工作的持有者常常对他们那清闲冗繁的文书工作感到不满，而与此同时，努力工作的人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通过扩大补贴工作的范围，会削弱这个国家劳动力队伍的士气，并且会扼杀那些最具创造性的工作。

通过补贴大公司来保住就业机会的效果并不比通过《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创造或保证就业机会的效果好。据说拯救像克莱斯勒这样的公司不必受限于传统的原则，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拯救克莱斯勒只是为了建立一个不同的原则，即美国的大公司即便没有扮演任何维护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的重要角色，也决不允许破产。这一原则导致了美国生产力的加速下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领导地位的衰落。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失败的可能性和成功的机会一样重要。正如美国铁路行业、邮局部门和纽约市公共服务部门的经历所印证的那样，一旦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资助，它们同工会谈判的能力就会削弱，在此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工资水平会持续超过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而侵蚀公司的资产，直至最后失败。到那时，它们又必须寻求政府的支持。濒临破产的公司一旦接受联邦资金的资助，则预示着它们的失败。

此外，欧洲的丰富经验表明，一旦一家公司成了国家的监护者，它就不大可能再次赢利。1979年，西欧14家最大的国有企业都受益于政府提供的众多优待，但仅有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DSM，一家主营化学工业的集团）获得了稳定的利润，且利润不多。即使是最著名的成功国有化的例子——雷诺，其赢利能力也没有比克莱斯勒好到哪儿去。事实上，正如《哈佛商业评论》所指出的那样，雷诺这家国有化的汽车公司的私营竞争对手——标致雪铁龙为政府支付了大量的税金（在5年时间里达到了18亿法郎），而雷诺差不多获得了同样规模的补贴（17亿法郎）。基本上可以说，雷诺是由标致养活的。在意大利和英国，很多国有企业饱受贪婪工会的困扰，有的甚至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预算危机。

美国如果将救助克莱斯勒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典范而加以推广，那么必将带来一场灾难。为经营失败的企业提供补贴的政策将会导致市场经济体系里面到处都是早已丧失赢利能力且正在浪费资源的企业。这些僵尸企业非但无法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反而会成为创造就业的障碍。

Patrick Buchanan, quoted in Harper’s, vol. 259, no. 1554 (November 1979), p. 39.

David B. Wilson, “There’s a New Class in Our Society,” Boston Globe,July 16, 1979, p. 11.

Frances Cairncross, “‘Deindustrialization’—Odd Phenomenon,” Financier, vol. 2, no. 4 (April 1978), pp. 11–14. See also Walter Eltis and David Bacon, The British Problem: Too Few Producers, rev. American edit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Computed from OECD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 1972 and OECD Revenue Statistics, 1965–1972, as tabulated by Alan T. Peacock and Martin Ricketts,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Inflation,” in Fred Hirsch and John H. Goldthorpe,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2–123.

Andrew Sum and Maryann Bouba, paper o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prepared for the Massachusetts Division of Employment Security,February 1979. Among the findings were that 24 percent of nonparticipants in the Massachusetts work force say they want jobs but do not seek them because of the attractions of welfare and other government support.Nearly 84 percent of those out of the labor market “do not want a job now.”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 W. Norton,1932), p. 99.

Our Turn to Listen (New York: Vocational Foundation Incorporated,1978).

Warren T. Brookes, “Beware of State’s Employment Statistics,” BostonHerald American, March 21, 1978, p. 11. (SHOULD IT BE STATES’???)

Warren T. Brookes, “Is Massachusetts a Federal Dependent?” BostonHerald American, February 22, 1978.

Sum and Bouba, paper o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egional Growth,” Public Interest, no. 51 (Spring 1978), p. 10.

Brookes, “Is Massachusetts a Federal Dependent?”

Ibid.

Warren T. Brookes, “Tax Revolt: Isn’t It Time to Slow Down the Education Bureaucracy?” Boston Herald American, June 27, 1978,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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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Senator John Chafee (R-RI), 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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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D. Walters and R. Joseph Monsen, “State-owned Business Abroad: New Competitive Threa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57,no. 2 (March–April 1979), pp. 16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