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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经济是以个人能动性为基础的
第十九章
经济是以个人能动性为基础的
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言，在每一个经济体中，都存在一个关键的、决定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本质上并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技术官僚和人文主义者、政府和企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分歧都不完整地、扭曲地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冲突，即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冲突，或者说现有的产业形态和将来会取代它们的产业之间的斗争。这是一场现有的工厂、技术、资本构成同未来可能起到颠覆作用的风险投资之间的冲突。这些未来的风险投资可能很快就会使现有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这类风险投资在今天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可能只是一个闪烁不定的好点子，或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或者是一个不知名的研究项目，或者只是一种虽然强烈却一文不名的雄心。这种风险投资在现在看来或许是不明显的，前景也不好估量，但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体中，一旦这种风险投资得到机遇，那么它就会在适当的时机发展壮大。
除了短期意义，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在于总统召集企业家坐在圆桌前讨论如何刺激经济时提到的增加需求和提高生产率（比如销售更多的肥皂和雪佛兰汽车），也不在于大多数工商企业所谓的投资（这些所谓的投资无非是现有资本和固定设备的修复、复制和扩大），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环境的变化，现有的工业体系的运行和维护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变得落伍后被淘汰。要复制或扩大这样的生产体系只会给经济增长增添负担，从而减少用于研发新技术的投资。长期增长实际上可以被定义为更换现有的工厂、设备和产品，以及发明新的和更好的产品。
亨利·贝塞麦爵士是贝氏炼钢法的发明者。他曾经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这一重大发现的诞生和取代旧有技术的时刻。1854年，他在第一次炼钢测试取得突破后写道：
现在，我发自肺腑地意识到，世界上伟大的钢铁工业在最近发生的事实所展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下将逐渐崩溃。这是必然的结果，即使是过去150年里积累起来的才智……即使是目前为止现有生产体系积累的数以百万计的资金，以及所有伴随而来的抵制，也无法扭转这个伟大的事实！
贝塞麦是正确的。虽然他那套炼钢法得以应用和推广的时间比他的预期要长很多，但是他的发明最终确实产生了他预料的颠覆性结果，以致从英国中部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随处可见荒芜的城镇和荒凉的工厂。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大约85%的钢铁都是通过贝氏炼钢法生产的，而且随着铁路的广泛延伸，钢材取代了铸铁。但贝塞麦发明的新技术也要屈服于时代的变革。到1910年，以完全不同的固定设备为基础的平炉炼钢法已经取代了贝氏炼钢法，美国大约2/3的钢铁都是通过平炉炼钢法生产的。
正如熊彼特所写的那样：“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它本质上是经济变化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从来不是静止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是静止的……促使资本主义发动机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的市场、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形式的工业组织。”
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一般来说，大公司最有优势的地方在于能够逐步提高生产率，而且在目前这个政治和金融往往比创新更具影响力的世界中，大企业在拓展市场方面也更有优势。小公司的效率整体上要低得多，但小公司也更有可能制造出全新的产品，大公司有时可以成功地收购或组建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坐拥丰富的资源，在模仿和改进其他公司的创新方面占据先天优势。然而，大公司缺乏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不受约束的灵活性。尽管一个特定的小公司可能没有大公司那么有创意，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是创造性破坏的主要源泉。小公司是颠覆性变革的主要发起者。
大企业在特定的资本和管理实践上坐拥庞大的、稳定的投资，但这样有利有弊，在创造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导致它们缺乏灵活性。人们可以认为过去和未来的斗争部分是小个子的大卫和大块头的歌利亚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永远不会结束。（我这样讲并不代表我对大公司怀有任何敌意。）许多当代经济学家都认为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技术停滞不前的时代。这种看法着实令人惊讶，因为技术从来没有停滞不前，创造性破坏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就连熊彼特本人也低估了持续变革的必要性。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对于任何政治体制、政党纲领、鼓舞人心的领导计划而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们能否让未来占据上风，是否会支持未知的新事物去对抗过去的安逸和激情？其他问题似乎次要多了。在人类历史的惨痛历程中，每隔一段时间，技术和生产力就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世界人口的需求，无法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缺乏信心、目光短浅的人试图阻止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他们梦想着国家稳定、经济均衡、生活方式另类、技术报酬递减、生态平衡和回归自然，一直念叨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威胁”。这样的错误认识虽屡遭反驳，却不断地反复，堪称影响人类文明延续的一个主要障碍。
解决这个问题在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变得越来越迫切。纵观世界各地的政府，无不夹在令人苦恼的落后事物和未来机遇之间，夹在衰老的痛苦和成长的烦恼之间，以及夹在那些在竞争中失利之后要求政府为其失误提供补贴的企业和那些寻求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以创造新产品、新市场的企业之间。
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深地融入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体系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维护既定的秩序，因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活力不足。在民主制度下，一个典型的立法委员通常支持他的选区内最强大的企业和文化势力。工会在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工会通常支持那些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大公司的利益。官僚机构往往与它们所监管的行业紧密相连，尤其是当这些机构的烦琐法规与过高税收一起对这些行业造成损害时（就像美国铁路和公用事业公司遭到的损害一样），这些走投无路的企业最终只能落入国家的手中，由国家接管。
可以理解的是，详细的监管制度有利于维持那些已经适应规则的产品和行为模式，这些行为可以被现有监管机构的专家们轻易理解和监督。创新总是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也可能是危险的结果。在早期阶段，创新的事物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效率低下，如果这些新事物是以新的科学发现为基础的，那么这些新事物就会显得不可思议。任何防止环境破坏、防止工作场所发生危险，以及防止消费者遭受风险的管理体系都不会为飞机的出现创造条件，更不用说催生工业革命了。监管机构必须始终依靠现有的知识储备去实施监管，而现有的监管知识则取决于现有的学科和这些学科的领军人物。
然而，专业的科学知识不仅艰深难懂，而且适用的范围非常狭窄，科学家们抵制变革的动力不亚于那些官僚机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也是当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在半导体的潜力研究方面是无知的，就像他现在在智力遗传方面的无知一样。大多数科学上的突破都是20多岁或30岁出头的人取得的。
美国所谓的国家实验室、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环境保护署都是政府用来评估民用科学成果的官僚机构，充斥在这些机构里的都是那些早已度过年富力强阶段的人，他们的情感和智力主要是由早期的技术塑造的，对科技进步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如果让他们判断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或微生物学领域某个新突破具有的意义，那就无异于让19世纪的铁路技术人员去评估莱特兄弟的飞机发明计划一样。
这些现实并不意味着监管没有必要，但的确表明监管体系存在严重的隐患，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监管体系越全面，越容易被庸才主导，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也会越来越平庸。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过度的监管将我们从风险中拯救出来，却会造成最大的危险，即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这不是在安逸的均衡和鲁莽的进步之间进行取舍，而是在时间与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无规则的毁灭和人类才智催生的创造性破坏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当前的监管机构正在变成创造性破坏的敌人。美国环境保护署一直在不断地阻挠使用新的生物杀虫剂，比如信息素、杀虫细菌及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所称赞的其他能够控制害虫的滴滴涕替代品。尽管大多数新的生物物质对环境没有任何威胁，但这一立场导致了巴拉松等化学杀虫剂的继续使用，这种化学物质甚至比滴滴涕更有毒性和破坏性。《哈珀斯》（Harper’ s）杂志的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在一篇获奖的分析报告中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监管机构对新事物的蓄意反对或存在什么阴谋，而是它们在面对新鲜事物时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无能。
在杀虫剂制造商看来，新杀虫剂的主要技术问题是如何使它们在环境中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以消灭害虫，同时不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商业层面上的主要问题是这些杀虫剂的作用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通常只对一种害虫有效，从而限制了它们的市场应用范围，导致制造商们只能把很少的资金投入测试。
这些奇异的微生物杀虫剂能够打乱特定害虫的交配模式，扰乱它们的生活，从而达到杀虫的目的，而环保署却要求这类杀虫剂必须满足与那些能够杀死大量昆虫的有毒化学物质完全相同的测试要求，结果就导致化学杀虫剂继续被广泛使用，并在地球上顽强地存在下去。环保署对控制害虫的有机物质缺乏远见，因此便拒绝批准它们，其实，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错误的。
制造生物杀虫剂的新企业年复一年地涌现，又年复一年地破产。科学家们虽然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却不得不沮丧地转向其他领域。环保署无休止地盘问他们如何处理新发明，要求他们的新产品必须通过动辄数百万美元甚至数千万美元的检测试验。再加上人员变动太频繁，导致很多企业陷入了困境，却无法厘清这种困境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这样一来，科技进展的道路就被堵塞了，导致杀虫剂退化得比建立规章制度之初的滴滴涕更具有危害性。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身上。主导该机构的是那些无法接受药理学新发展的监管者。在“反应停事件”的阴影下，这些监管者就像该局员工弗朗西斯·凯尔西（Frances Kelsey）曾经阻止“反应停”即沙利度胺在美国上市那样，顽固地阻碍任何新药物，担心这些药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之后会像沙利度胺那样引发胎儿畸形。事实上，如果一个监管体系因为担心类似于沙利度胺那样的副作用而阻止任何可能有副作用的药物的测试，那将会阻止药理学的几乎所有进展，这样一来，没有得到救助的生命比得到救助的生命要多得多。今天，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是美国医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愚蠢地阻碍和阻止了药物的创新，包括新一代的抗病毒药物，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该局的禁令，这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无法得到证明。
1974年，美国国会威胁说要通过《有毒物质控制法》将这种混乱局面延伸到整个美国工业体系，涉及数千种化合物，其中大多数是有毒的，只是毒性程度不同和应用方式不同。这项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它将抑制整个经济体对这些化学品的需求。如同《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一样，这个法案允许政府借助任何理由去干扰那些触犯法律的公司，而最可能被用作借口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公司坚持制造新产品，故规避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停止任何创新。根据这个法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越认真，产生的破坏性结果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机构的无能了。
尽管市场上经常出现这种反复无常的干预行为，但有时还是需要监管的，而且应该像所有人一致同意的那样，在监管收益超过监管成本时，就可以采取监管措施，但要计算清楚收益和成本，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许多成本是无法衡量的，因为它们包括一个更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的好处，这种体系能够为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创造条件。
过度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是对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打击，以及让那些曾经得到政府批准却已经过时的东西和不正当商业行为继续存在下去。政府尽管具有诱人的作用和值得称赞的地方，但几乎总是扮演变革阻碍者的角色，因为它们总是打着防止污染、拯救生命的旗号去阻碍进步。但事实上，要论人的寿命，反而是那些世界上工业化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当然污染也严重的国家的居民寿命比较长，而且变得越来越长。因此，如果政府要阻碍进步，他们必须承担起举证的责任，证明科技进步会影响人类生命健康。
政府抵制变革的一个原因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仅可以攻击现有的行业，而且还可以攻击存在于其上的监管机构。减少官僚作风比让公司破产要困难得多。监管机构是依赖产业体系存活的一种寄生虫，但它可以比它的宿主发展得更庞大，不断削弱着产业发展的力量，久而久之，监管机构反而变成了一个宿主，而产业反而沦为了寄生虫，依靠政府机构的补贴和保护而得以存活。如今，欧洲各地都有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曾经哺育着它们的社会，而如今，它们却依靠政府的补贴才能存活下去，但没有一家国有化的制造企业能够获得持续的利润。所有这些企业都是经济的负担，它们看似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实际上无异于在吸社会的血，在做着侵害社会的举动。
在英国，北海油田的发现被称为“伪装起来的祸害”，因为它使英国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从而有能力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不断补贴那些寄生在政府身上的企业，甚至去补贴Inmos这种在计算机行业落伍得无可救药的国有化企业。汽车制造行业的德劳瑞恩公司（DeLorean Autos）也是依靠政府补贴存活的。这家公司是英国击败波多黎各收购过来的，回头来看，波多黎各没有收购成功反而是走了好运。这家企业看来永远也无法偿还英国政府给予的巨额补贴了。英国政府这么做的初衷是维持一些就业机会，结果反而严重消耗了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内在动力，破坏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即使政府为那些没有依赖补贴存活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比如关税、进口配额、加速折旧和其他税收和贸易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有利于现有的企业去对付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长期建立的产品生产线可以得到保护，可以获得加速折旧补贴等优惠。这些政策的目标往往是实现特定的社会福利，促进现有资本存量的扩大，以便建立更多的工厂，销售更多的机器、汽车、彩电、洗碗机、吹风机、化肥、杀虫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产品，但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这些产品却起不到多少积极作用。随着我们的环境发生变化，我们的资本存量必须转变，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所有缺乏远见的现有的资本所有者、所有依赖他们的工会及由企业支持的地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前景将变得不妙。
政府开倒车的倾向被媒体强化了，因为媒体工作者很喜欢报道那些可能有缺陷的新产品、可能有毒的工业废料及可能致癌的化学物质。关于这方面，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和电视新闻的严肃评论比比皆是，但由于过度监管，那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很少被报道，甚至没有被创造或销售过。每当一家大企业衰退或裁员时，无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进口商品的竞争还是仅仅由于产品过时，或者政府的政策，总会有摄像机和录音机涌向这些企业，记录下它们的每一句抱怨和诉苦。然而，每年消失的小企业高达数十万家，关系到数百万人的就业，媒体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报道。不仅如此，公众从媒体的长期宣传中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经济就是官僚机构和大企业的混合体，而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却不了解。进口被视为一种威胁，进展被描述为一种危险，而政府从经济中攫取财富去补贴管理不善和濒于倒闭的企业被视为挽救就业之道。然而，当公平竞争的规则遭到忽视和破坏时，反而会丢掉更多的就业机会。
工会和政客们加入了媒体的行列，他们坚称宾州中央运输公司（Penn Central）、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或洛克希德公司的破产对经济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损失，而不是一种以更有利可图的方式重组公司资产的手段。事实上，铁路的最大问题是，目前的铁路服务模式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铁路私营部门失败，最终必定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一观念明显是无稽之谈，却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如果工人们相信公司最终能获得联邦财政部的扶持，任何行业（或城市）都不可能成功地与工会进行谈判。
同样，能源领域充满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媒体就像散布技术恐惧症一样对几乎所有形式的燃料生产和运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电厂、石油和天然气精炼厂，以及所有新能源的开发，总是被政府机构以拯救生命或保护环境的名义加以阻拦或拖延。然而，未来数十年的停电、电力短缺、能源成本上升及工业停滞，将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和破坏。届时，社会将不得不孤注一掷，将公用事业收归国有，重新使用煤炭，并加大环境污染的风险。因此，可以说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媒体对未来爆发真正的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府对管理不善、效率不高和消极保守的支持远远超出了商业范畴。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失败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求助于政府，以保护它免受变革的痛苦。正如衰落的企业求助于国家一样，那些逃避工作和家庭生活负担的人们或团体会宣称他们的失败是一场社会危机，拯救他们是国家的责任。联邦政府对失业者、离异者、离经叛道者和流浪汉的援助越多，他们的弊病就越常见，社会崩溃的前景就越令人担忧。如果政府过于注重关于危机的统计数据，那么它就会发现很多领域都需要提供补贴，使得这些人不劳而获，从而使问题变得更糟，助长不健康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加剧失业、通货膨胀、家庭破裂、房屋破损和财政赤字。随着政府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终有一天，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比问题本身更大。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创新和进步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华盛顿反而变成了一大批阻碍进步的力量的聚集地：能源监管机构强加了新税收和价格管制措施，房屋监管机构推行租金管制措施，国家生产力中心被迫给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发去贺电，而这个组织是所有工会组织中生产效率最低的一个。
对官僚机构的规划者们而言，尽管实行监管措施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将倾向于活在过去，因为只有过去是确定无疑的和可以计算的。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源稀缺危机，这些官僚机构开出了一系列开倒车的药方，比如号召人们重新使用自行车，重建消费者合作社，实施新的联邦价格管制计划，大规模使用煤炭，或恢复小农场和风车，等等。虽然官僚机构进行了一些隐蔽的掩饰，但掩盖不了其开倒车的性质。
从整体上来看，政府机构当前实施的一系列计划可以视为在对现有企业进行巧妙的保护，同时帮助它们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者，真可谓着眼长远，足智多谋。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刺激对现有产品的总需求，而不是促进新产品的供应。投资信贷和快速折旧免税额虽然比没有任何减税措施好，但更倾向于重新创造现有的资本存量，而不是创造新的资本形式和生产方式。反垄断诉讼主要针对的是成功的竞争者（如IBM），而忽视了政府的政策是大多数美国垄断组织形成的根源。浮动汇率制度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国际贸易中的失利，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新产品的竞争力来应对。美国的税收和补贴系统过度照顾失败者（企业、个人和地方政府），却迫不及待地对未来可能超出预期的新企业和新成就采取提防态度。因创造力和智慧得到奖励的主要是公司律师和会计师群体。
社会和就业项目中也存在类似的偏见。根据目前的平权行动规则，再考虑到长期存在的诉讼威胁，公务员制度现在几乎是建立在牢固不变的基础条件上，如考试成绩、文凭、种族和性别，而不是在工作的表现上。国家的就业政策越来越多地注重在任期和权利上变花样，而不是扩大就业机会和创造新的工作。
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大部分是为了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免受变革的冲击，但不管平等主义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其主要作用是导致下层阶级无法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风险和竞争、死亡和变革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通过对受欢迎群体的收入进行分类，并通过失业补贴来对抗失业，只会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并强迫更多尚未组织起来的人（比如那些供职于没有建立工会的小企业的人）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加入依靠补贴存活的队伍。
政府机构实施的工资和价格管制措施，无论企业是否愿意接受，都会对企业，尤其是对那些能够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实现快速增长和变革的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正常情况下，这些公司需要向它们的员工支付很高的工资，以防止他们跳槽到其他公司，或者需要对公司在某个特定时期内垄断的稀有服务和产品收取较高价格。但是一旦政府采取工资和价格管制措施，企业就失去了这两个方面的自主决定权。这些管制措施将负担转移到了无法控制的部门。政府可以人为地压制汽车和电视机的价格，但这将增加食品、燃料和住房价格的压力。由于政府通常能够影响的是奢侈品的价格，而非必需品的价格，因此，货币供应量的限制往往会提高穷人预算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一点在尼克松政府和卡特政府控制价格时特别明显。
总的来说，政府试图保护自身及其客户免受不确定性和风险，但由此引发的最重要影响是将整个经济体系置于危险之中。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难免会突然出现新的冲击和挑战，政府本应该机智地做出反应，但事实上，政府的应对举措往往过于僵化或过于软弱。
支持未来尽管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存在许多挑战。政府只要公平地执行法律，就能催生出创新和增长的奇迹。政府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比如：保护专利权和财产权；发展卓越教育，尤其是在科技方面；限制公共权力催生和维持垄断；消除贸易壁垒；尽可能地挪开愚蠢的官僚主义之手；惩罚那些破坏环境的行权；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创造稳定和安全的气氛。
这样的任务使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承担了重大职责。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当代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或议程，只能确保政府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增长和创新的障碍，除此之外，政府什么也做不成。政府要支持未来，最好的方法是尽量避免过度地塑造它，因为政府政策的影响几乎总是与当前的政治权力相一致，而当前的政治权力是由现有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状况决定的。
也许，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斗争的最高象征是对税收政策的持续争论，尤其是关于资本利得税的政策。这种政策涉及的利害关系是相对简单明了的。削减资本利得税之后，除大企业必然获益以外，那些具有创新意识的、希望快速增长的初创企业也会受益，对这些新创企业而言，减税无疑是一种迟到的救赎。资本利得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新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人们致富的方式。由于通货膨胀率超过8%，再加上20%的资本利得税，用不了几年，对于资产的平均榨取率就会达到100%。一个人如果明智或幸运，投资了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收藏品，并能猜透市场走向或美联储的意图，那么就能赚到一大笔收益，而这笔收益的税率反而比较低。但如果投资者看好一个初创企业而选择入股，等到这个企业制造出新产品之后，将股票出售，那时的资本利得税却通常达到了罚没的水平。
这种税收为现有的大企业构建了一张隐形的保护网，帮助大企业抵御小企业，帮助旧财富抵御新财富，并帮助过去抵御未来。但所谓的进步政治家们强烈反对取消这种资本利得税。尽管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后来承认促进投资的必要性，但借用参议员肯尼迪、财政部部长布鲁门萨尔和总统卡特的话来说，这些自由主义者倾向于采取一种“定向方式”，只给他们青睐的那些投资领域提供奖金和补贴，而不是普遍性地为所有领域的投资提供奖金和补贴，因此也无法刺激新财富的创造和新企业家的出现。
自由主义者似乎只想要财富而不想要富人，但大多数真正的财富都源于个人的思想，其方式不可预测且无法控制。经济的成功依赖富人的增多，依赖于一大批勇于冒险的人，这些人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舒适生活去创造新的企业，并在获得巨额利润之后再次投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收入是不劳而获的。但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的收入，而且大多数创业者最终根本就没有积累任何财富。他们是经济生活中的英雄，那些嫉妒他们的人其实是不理解他们的作用，不理解他们对社会做出的承诺。
政客们对财富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政治家是美国的贵族。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做出了与所有企业家一样大的牺牲，终于获得了卓越的地位。获胜的政治家正处于他们职业的巅峰，然而他们的收入不仅低于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士，而且远低于成功的、冒险的企业家。可以理解的是，政客们对美国财富的这种分配方式感到不满。参议员、州长、市长和国会议员的工资应该至少是现在的四五倍。之所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散布了很多民粹主义言论，使得这些言论深入人心，难以遏制，从而堵住了他们自己的加薪之路。而且他们继承了很多财富，这笔财富令他们既珍惜又不满，使得他们能够在政治竞争中免遭常见的经济风险。
虽然很多美国政客公开表示支持进步，笃信平等，但他们对财富的真正来源却满怀敌意，从而导致他们只是代表着旧富豪阶层的利益，沦为一股反对创新和进步的力量。政客们在压制那些富有智慧、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成为官僚主义和特权的天然盟友，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的反动力量。然而，政治家们的雄心勃勃和敢于冒险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企业家精神。如果政客们回顾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最终获得的声望，应该能理解冒险与回报的关系，应该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根源，应该能够理解敢于冒险的成功企业家获得巨大回报的必要性。
美国的政治秩序需要转变，不应再反动地保护过去的旧事物，而应积极地拥抱未来的新事物，这关系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景。在反常的美国政治世界里，要实现这种转变，几乎必然意味着要克服种种开倒车的趋势。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Toward the end of this fascinating work, Jacobs writes: “The primary economic conflict, I think, is between people whose interests are with already well-establishe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ose whose interests are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activities” (p. 249).
Quoted in Arnold Heertje, Economics and Technical Change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1977), p. 75.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 Row, 1962).
William Tucker, “Of Mites and Men,” Harper’s, vol. 257, no. 1539(August 1978) pp. 43–58.
Martin J. Bailey, “Inflationary Distortions and Taxes,” in Henry J. Aaron,ed., Inflation and the Income Tax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 302. See also note 8, chapter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