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十七章 服务业的生产率
第十七章
服务业的生产率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存在两个不断膨胀的新部门，一个是政府部门，另一个是服务业。这类部门都不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往往也不是营利性的，甚至需要依靠税收才能存活下去。这类部门涉及的职业种类包括律师、社会工作者、教师、旅行社、护士、计算机程序员、摇滚歌手、管理顾问等等。在政府部门和服务业日渐融合的世界里，涌现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新角色。数以百万计的人将自己的精力、抱负、进取心倾注在了后工业时代的服务行业中，想把他们驱回到工业时代并不容易。对那些回到农场或者恢复小手工业和家庭作坊生产的人来说，这个社会变化是生活中一个专横的事实。根据沃尔什提出的经济模型，服务业部门的性质和潜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通货膨胀形势，这对一个国家可能有利，也可能造成不利后果。
服务业涉及的活动和职业非常广泛，其中许多都是非常古老的，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有些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就连街头商店也属于这一类。这类服务活动并不制造任何终端产品。如果要对这类活动下一个定义，恐怕任何定义都显得有些随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商品都是服务。当人们购买汽车或电视机时，人们其实就是在购买交通或娱乐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的费用体现在了这些商品的价格上。在社会科学中，“服务”一词往往被用于解释国民经济生产效率降低的原因，或用于预测“后工业社会”的形态。“服务业革命”“崛起的服务业经济”“生产率低、人力密集型服务业”等说法指的是两类不同的服务业，一类是规模大的，另一类是规模小的，但这两类服务业本身都不需要制造任何产品就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学校、医院、博物馆、零售店、连锁店、餐馆、职业介绍所等类似服务活动构成了规模较小的一类服务业。规模较大的一类服务业包括除了采矿、制造、建筑、农业之外的经济活动，涵盖了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通信及公用事业等。
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那些规模较大的服务类企业雇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制造业部门，一度引起了社会的震动。有人就此发表宏大理论，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成了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如果仅仅按照雇用人数的标准来评判的话，那么英国早在1850年就成了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因此，这种评判标准是失之偏颇的。然而，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随着服务业的壮大，美国社会的确发生着一些重要的改变，“后工业时代”这个词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类观点及一系列类似的概念都暗示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阶级”，即一个由计算机程序员、实验室技术员、传媒专家、律师、助理法官、医生、护理人员、建筑师、绘图员、图书馆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教授、管理人员及各类顾问所组成的知识部门。社会学家根据这些服务业活动提出了一些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概念，用于描述新的社会现状，即商品生产活动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已经下降到了所有劳动力队伍的1/3，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社会学家所谓的“新阶层”，或者说由服务业从业人员构成的“知识技术人才阶层”。
这些分析有助于人们对于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形成一些正确的认知。然而，这些分析却接着预测了一些让人怀疑的结果。伴随着技术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和其他新技术的涌现，商品生产领域的很多劳动力注定变得落伍，劳动力价格注定降低，因此，这个生产领域的规模注定会变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再考虑到其普遍较低的生产率，必然会继续吸收新工人，从而使这个行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得到提高，这个行业的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使得这个行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将会造成结构性通货膨胀长期存在，以及商品生产率的持续下降。
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被视为扭转了之前农业向制造业转变带来的生产率大幅增长的态势。一些富有诗意的“先知”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新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肮脏的生产过程已经被自动化技术取代了。而在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得到了解放，有大量休闲时间，能够以有趣的方式四处游乐。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很多人到那个时候都想考一个社会学领域的高级学位。
这种预测性的理论呈现出了复杂而精致的形式，并得到了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及斯科特·伯恩斯等学者的接受。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将会是一个可怕的预兆。如果服务本质上是非生产性的，那么在服务业主导的社会里，通货膨胀只能通过货币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说，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内，足足有2/3的劳动力深陷于技术无法提高、成本十分高昂的工作中，即便按照惯常的思维去提高商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无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在社会科学领域十分盛行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把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抛在了沃尔什的模型之外。目前的经济体系孕育的并不是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无法很快解决现有的经济问题，无法使现有经济模式在规模化和专业化方面持续提升，无法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和物价水平。相反，发达国家正在迈向一个趋于停滞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政府的规模反而变得十分庞大。未来的经济收益将无法弥补当前的资本成本和国家债务。政府为了偿还当前的债务，将会继续推动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然而，这样一来，就会造成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则是走向贫穷和衰落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能够表明僵化的官僚机构由于加剧通货膨胀态势而扼杀创造力，从而断绝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摧毁了大部分私人财富。政府能够成功摆脱债务危机而涅槃重生的案例则要少得多。如果将服务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视为后工业时代繁荣发展的主要源泉，那就未免太盲目了。我们往往更容易设想现有的趋势会延续下去，最终引发衰落与灾难，而不是设想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惊喜和革新会催生一个没有通货膨胀、只有和平进步的新时代。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悲观的前景。服务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目前取得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真实需求。在美国，只有这两个部门可以从通货膨胀中获益。比如，在1978年，得益于通货膨胀后提高工资所导致的税级攀升、虚假的资本利得、可疑的企业利润和社保费用的增加，政府获得了约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同时，得益于通货膨胀，国债的实际价值减少了580亿美元，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相当于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了1080亿美元的收益，而这些收益本质上都来自私营部门的工资和储蓄。每当人们听到债务人从不断贬值的美元中获益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政府这一主要的债务方及其数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额。
很多人不明白服务业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这一事实，但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通货膨胀和收入所得税》（Inflation and the Income Tax）这篇报告指出的那样，有几项研究显示，由于物价上涨会影响到一些折旧计划和其他税收会计准则，商品生产部门的利益会受损，而狭义上的服务业是唯一一个从物价上涨中获益的行业。服务业的利润不像其他部门那样会被不断上涨的固定设备更新费用及不合理的折旧补贴所抵消。服务业的主要资本是劳动力，而要提高劳动力的能力，需要承担的费用通常被转嫁给了那些依靠税收支撑的公立中小学和大学。此外，法律、卫生、教育、会计和疗养院等服务行业也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反观制造业部门，则会因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比如环保方面及产品责任方面）而不得不承受诸多新的包袱。
在通货膨胀高企的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由于得到了政府补贴而得以壮大，政府本身也由于从通货膨胀中得到了种种好处而不断膨胀。当这一事实变得显而易见时，美国未来从这长达10年的债务中获得较大收益的可能性就非常渺茫了，而官僚主义和国家衰落的可能性却非常大。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个通货膨胀高企和政府负债居高不下的20世纪70年代，与同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的其他行业相比，大多数服务行业的效率都有所提高。而且从整体来看，得益于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服务业似乎即将迎来巨大的增长。反观政府部门，也是如此。虽然无法很快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虽然政府有一些措施无关紧要，出台的一些经济计划的价值值得商榷，而且时常会浪费资源，但政府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长此以往，这将减轻政府部门对经济造成的负担。虽然政府毫无疑问地能够大幅削减开支，对国家大有裨益，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愿意削减现有的项目，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也没有这种意愿。军备开支正在增加。国防开支可能是政府所有活动开支中膨胀最严重的，因为政府为了加强国防，源源不断地把大量资金投入到经济中，同其他业务争夺稀缺的、宝贵的技术人才和物资，但并不生产任何民用消费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私营经济，提高公共服务部门和私营服务部门的效率。幸运的是，这是可以做到的。
服务业的核心场所是办公室。办公室对于服务业的重要性，就像工厂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一样。办公技术设备是大多数服务公司的固定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了将近90%，而服务业的生产力仅增长了4%，每年增长率不到1%。然而，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是，扩张最快的制造企业通常是旨在提高办公效率的办公设备制造商。从IBM到3M，从数据控制公司到王安实验室，从德州仪器到惠普，从奥利维蒂（Olivetti）到摩托罗拉，大型计算机、半导体、微处理器、电信和数据处理系统制造商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左右，它们都是现代电子办公设备的制造商。
1979年初，也就是伊朗石油危机爆发的那一年，领先的市场分析机构列出了5个最受青睐的行业，其中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就跻身其中，排在能源行业后面，IBM的股票前景被排在了第一位，施乐公司的股票被排在第四位。各种各样的办公室都在以稳步上升的速度购买新设备，虽然复杂而昂贵的设备难以快速掌握，但它们预示着将来能够创造很大的收益。
新型办公设备越来越多地与管理系统联系在了一起。大多数制造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系统的公司不再仅仅满足于提供特定的设备了，开始制造涉及“信息网络”“分布数据处理设备”“计划分析与控制协作系统”“组合函数性能组”“共有逻辑链接装置”等方面的设备，这些术语都表明人们有需求、有能力去重新设计和组织办公室的活动，以利用新技术。当这些方法逐渐完善之后，办公效率的提高程度就类似于亚当·斯密在分析制针行业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时描述的情况。
新的办公技术对许多服务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在1979年备受青睐的行业股票列表上，有三类服务行业排在能源行业和办公设备制造行业之后，它们是银行、医疗保健和航空业。这些行业都严重依赖新的计算、数据处理和电信系统。其他受益于半导体和微处理器革命的服务行业包括快餐、折扣零售、通信、保险、房地产、媒体、印刷和广播。所有这些行业都斥巨资购买昂贵的设备，这些设备一开始会提高这些行业的运营成本，但最终会提高它们的生产率和价值。这些服务变得更加复杂，但它们即将为整个经济的增长提供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现在，服务业迎来了工业化时代。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西奥多·列维特（Theodore Levitt）所写的那样：
直到最近，才有一些传统的服务行业用工业思维去思考问题，用工业主义视角替代人道主义视角，这就像人们直到18世纪后期才用工厂的视角替代作坊的视角……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并不仅仅局限于工业领域，商品生产领域可以工业化，同样，服务领域也可以工业化。
服务业发生通货膨胀的典型可能就是医院了。1950年，每位病人每天的平均医疗成本是16美元。到1979年，这个成本已经超过了200美元。当然，在这期间，医疗过程中用到的商品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马丁·费尔德斯坦在美国参议院参加关于卫生问题的听证会时曾经表示：
如今，关于医疗护理工作，最明显的一点是它与25年前，甚至10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医疗护理更加复杂，更加先进，而且更加有效。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的确比总体物价上涨速度要快，这是因为病人和他们的医生不再选择以前那些旧产品，而是购买不同的、更贵的产品。因此，医院费用的快速上涨并不意味着某种形式的通货膨胀，而是意味着医院在一天之内提供的护理服务的数量的增加。
医疗领域之所以发生通货膨胀，其实主要原因在于保险范围的扩大。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包括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私营性质的保险公司主要是蓝十字和蓝盾协会。费尔德斯坦指出，如果一个享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在住院期间每天花费250美元，那么平均而言，真正增加的费用平均只有8美元，其余的240余美元只是服务的价格。如果这些新的服务不涨价，持续按照之前的价格收费，那么病人对于这些服务的需求就会飙升。
虽然新技术有可能大幅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但因为有些人希望控制医疗服务的价格，从而阻碍了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医疗服务很好地证明了在服务业革命中，管理和技术既能带来障碍和低效率，也能带来美好前景和机遇。
联邦政府对于医疗领域的控制和监督，导致医护人员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文书工作，从而给他们造成更大的负担。比如，如今的住院医生平均花费在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达到了39%。文书工作的增加是官僚作风加剧的结果，医护人员被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规则和报告要求，这就导致他们减少了花在业务上的时间。然而，医疗保健服务的自动化能够让医护人员集中精力去处理他们在服务病人方面的实际职责。医疗服务的自动化倾向于扩大医疗管理者的控制范围，从而使医生和护士可以少做一些机械化的工作。
并非所有改进都依赖于医疗技术设备的自动化。有时候，管理方式的小改进就能带来医疗服务效率的大提升。我举一个跟糖尿病患者热线电话有关的例子加以说明。彼得·伯恩（Peter Bourne）和瑞茜·奥尔索普（Reese Alsop）这两位医生在离开白宫之前，推动了一项医疗管理方式的变革。当时，美国医院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当一名糖尿病患者进入昏迷状态时，他必须住院很长一段时间，接受高强度和昂贵的治疗。1970年，在洛杉矶，一家医院尝试了一个24小时应急热线，全天候地为糖尿病患者开放。结果发现，仅仅这个热线电话的开通就能减少2/3的住院治疗数量，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并给这个医院每年节约250多万美元的医疗开支。上述两位医生推动这类热线电话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从而每年给美国节省了数十亿美元。
服务行业的工业化除了依赖技术进步之外，同样依赖管理方式的创新。医院管理行业目前仍处于萌芽期，但发展势头却很好，这表明改进医疗服务可能带来的收益是很大的。其他前景非常好的管理创新包括新型流动式外科诊疗车，利用这种设备，可以对那些体质基本上还算健康的病人实施一些简单的手术，而成本只有医院收费的1/4。此外，还有化验与诊疗合一的医疗站，病人在这一个地方就能完成一系列检查和化验，与传统医院相比，这样能给患者节约大量时间和费用。这种医疗管理创新得益于医疗技术的专业化和管理方式的进步，不仅方便了患者，医院也有利可图，在美国发展势头很好。这类创新的日益显著的成功表明，即便没有新技术或新药品，美国医疗服务的效率得到提升的空间依然非常大。
医学科学的进步也会大大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一个例子就是外科皮肤缝合器。这种器械仅仅需要数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切开和缝合皮肤的工作，而在之前，这种工作需要耗费一个多小时，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缝合和结扎动脉。第二个例子是心电图技术的出现。心电图技术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听诊器，心内科的医生可以借此给心脏病患者提供更为高级的服务。第三个例子是计算机断层扫描，它能够确定大脑内部肿瘤的位置。最后一个例子就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还出现了新一代的抗病毒药，并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用。
医院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复杂，资本越来越密集。建造和维护一家医院的成本比以前高出了很多。在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好处还不是很明显，人们感受更深的可能是成本的剧增。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可能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技术和新设备能够为人们提供更为人性化、更加高效的医疗服务。如果政府想控制医疗成本，那么这些好处可能就会受到抑制。
作为在工业化方面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大众零售业也取得了类似的工业化成就。这些大规模的商场或超市或许令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压迫感，但它们却有强大的吸金能力。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小型市场向大规模的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演变的过程。这些精心设计的购物中心最初是灰色的矩形建筑物，四周被沥青铺成的道路环绕着，后来逐渐变成了类似于大教堂的商业建筑物，里面有螺旋状的楼梯、闪闪发光的拱廊和明亮的天井，里面汇集着无数的小店铺和大的连锁商店，还有利用火车车厢、废弃船只及加油站旧址改建而成的餐馆。还有一些有宽阔的广场，广场上面有树木、雕塑和喷泉。
詹姆士·劳斯（James Rouse）拓展和丰富了城市中心区的概念，建造了多个繁华喧闹、人气很高的购物中心，比如波士顿的昆西市场（Quincy Market）及费城的东市场广场（Gallery at Market East）。同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发项目还出现在旧金山的吉拉达利广场和其他许多城市，与此同时，劳斯在巴尔的摩的港湾广场（Harborplace）和纽约的南街海港兴建了许多新的商业建筑。他在波士顿做过一件很有冒险精神的事情，即将废弃的法纳尔大楼后面那些占地面积多达6英亩的建筑物改建成了光彩熠熠的商店和饭店，吸引的客流量甚至超过了迪士尼乐园，开业第一年的销售额就高达6000万美元。
当然，最初大多数购物中心看起来都不赏心悦目，但之后发生了很多令人惊讶的变化。有的返璞归真，变成了较为豪华、多样化的传统样式的户外市场，在这些传统样式的户外市场里面，微风里夹杂着鱼和肉桂的香气，沁人心脾。再往后，那些最初的超级市场又演变成了由很多家小商店汇集而成的购物广场和无处不在的折扣店。但所有这些开发项目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支出巨额资本，这些成本分摊在了价格体系之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才能收回。
服务业的每一个分支都在经历着工业化，效率也不断提高。比如，用塑料和芯片制作的磁卡促进了信贷行业的扩张，电视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演员的效率，文字处理软件的发展提高了秘书的效率。起初，这可能会增加成本，但经过一定的过渡期之后，随着工作效率的提高，成本会逐渐降低。
要提高政府机构的服务效率，那么相关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但这些问题也不是无法克服的。外包就是一条解决之道。从俄亥俄州的税收评估工作到加州奥兰治县的财务会计工作，从亚利桑那州的消防和急救工作到许多城市的垃圾处理工作，很多政府机构的服务都已经外包给了私营部门。私营机构为了获得利润，最终往往都是戏剧性地提高了效率，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此外，如同企业一样，政府机构还采用了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了其他多项服务的效率。
比如，美国商务部曾经挑选了14名员工，组成一个特殊的效率改善团队，并培训他们帮助人口普查局制定和实施效率评价标准，结果使人口普查局的工作效率提高了52%，为纳税人节省了11.7万个小时的工资。研究发现，与其他行业的人员一样，在没有效率衡量标准的情况下，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能达到标准水平的60%就算是相当高的水平了。当人口普查局应用其效率评估标准时，效率提高到了标准水平的91%。当工资激励与效率评估相结合时，所有的群体都倾向于将他们的效率提高到标准水平的125%或135%。一名分析人口普查计划的顾问根据这种现象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如果有效地应用科学管理的原则，那么其工作效率的改善幅度完全可以等于或超过企业。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应该少花一些时间去制定和重新制定法律，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府效率的判定上，以便有效地衡量每一个机构和员工的效率。根据目前的预算管理方式，要大幅度提高政府效率是不大可能的，最终必然导致严重超支。国会给政府创造的工作环境太宽松了，就是给政府一个慷慨的预算，让他们在固定的财政年度内花光。这种环境有必要改变一下。
如同其他类型的服务一样，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管理问题。考虑到其角色和事业的多样性，我们不妨将政府视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在商业领域，企业集团有时会因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所谓的规模效益，尤其是在财务、宣传和人事工作方面。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率是完全可行的，企业集团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成本下降之后，企业集团才能生存下去。企业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提高效率的系统，这是企业维持生存的必然要求。
然而，政府是一个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而占据统治地位的系统，不需要为了生存而绞尽脑汁地提高效率。公民给予政府部门的预算越大，表示他们对政府部门的认同就越大。反过来，获得公民认同的一种方法是给公民提供金钱和工作。因此，政府可以同化自己的选区。但这种同化可以是双向的，选民也可以同化政府。民选官员，特别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发现自己受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严重制约，他们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投票集团，而且垄断着政府负责提供的一些必要服务。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政府雇员的数量也会增加，这种现象一方面会让政府获得更多公民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可能降低政府的效率。也就是说，政府规模扩大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效率不断降低的过程。当政府工作效率已经达到最佳水平时，如果忽然增加预算，或者增加工作人员的规模，那么效率往往会降低，而政府工作效率的降低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从而拖累整个经济。
公共部门的生产力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问题。过去，人们只关注私营部门的效率，因为人们往往觉得政府工作人员身上存在着一些优点，比如个人魅力、智慧、威严和尚武精神，这些都不能用工作效率这个指标加以衡量，就像无法衡量一个理想化的市长头顶上有多少个天使在跳舞一样。
但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选举的人不仅要做政策方面的决定，还要管理具体的事务，充当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作为公共部门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政府角色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对控制通货膨胀至关重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加利福尼亚州实施“第13号提案”之后，政府减税运动一直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必须将减税和提高效率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努力终将以失败告终。要知道，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是，如果官僚机构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那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削减公共服务，最后一件事才是削减冗员。如果一个政府机构以这种方式去应对减税，那么他们给经济造成的负担迟早会变得更大，因为公众会因为他们仍然不得不支付的税而感到更穷，但是他们实际上却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回报。
税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私营部门效率的提高，阻碍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税收的数量，还取决于公众对税收的态度。比如，如果在战争时期，公众觉得自己的钱被充分利用了，尽管税率接近100%，或者甚至如裘德·万尼斯基所说的那样超过了100%，人们仍将继续努力工作。就像在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遭到围城期间，人们情愿不吃东西，也要去抵挡敌人一样。但是，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人们觉得有价值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明显是非生产性的，那么公众很快就会意识到，并且会认为他们交的税钱是绝对的损失，还会要求政府给他们增加工资作为补偿。
判断税收过高的一个可靠的标志就在于所有收入阶层的公民都只盯着“真实收入”或“实得工资”。这在我们历史上还是一个新现象。这表明人们越来越认为自己交的税是一种损失，自己并未从政府额外增收的税里面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政府人员试图将人们的不满转移到私营机构、医生、医院和医疗保险上，但人们仍然不把这些服务看作损失，而是将交税视为损失。
自由派的政客及经济学家必须接受沃尔什曾经提出的一项事实，即作为外部对于私营部门的索取，税收是经营活动的一项内在成本，政府不应该被视作一种独立于私营部门之外的必须存在的事物，而应该被视作一种生产要素。如果美国政府在所有经济活动中的效率都比私营部门的效率还要高，那么民众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然而，政府目前仅仅能够提供有限的服务，比如维持秩序、国防和公共教育，而且效率低得简直可以视为一种灾难。事实上，政府不仅要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服务，还必须提高工作效率。
诗人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曾经用“超级市场的悲伤心灵”表达自己对现代世界最尖锐的抨击。后来，他在住所附近的一条收费高速公路上散步时被一辆卡车碾轧致死。虽然现在的诗人们在情感上已经接受了工业化，但工业化的趋势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了公共和私人服务业领域。超级市场和高速公路是现代服务的顶级象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依然显得丑陋，而且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疏离感。不过，如果把眼光放远些，不再仅仅盯着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那么人们就能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曾经困扰贾雷尔的那种深重的悲剧虽无法得到完全解决，但人们在生活中却可以避免很多沉闷、无趣、琐碎的事情，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对于这些解放出来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做何处理，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和精神信仰，而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如果单纯地出于所谓“精神价值”的名义去阻碍一些技术、工具的有益进步，则显得我们在生活中过于重视那种表面的、肤浅的事物了，这些事物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重要。如果为了这些肤浅的考虑而阻碍技术进步，那么最终可能导致经济溃败，并危及自由社会的未来。
Barry Supple, “A Framework for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in Barry Supple, ed., Essays i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11–15.
One sign of such an engorgement of the economy by relatively unproductive services was the long-growing divergence between the wholesale price index, which remained generally steady until the early 1970s, and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which rose rapidly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world.Because the wholesale index lacks the strong service component found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the shift to services was said to account for inflation. More significant, though, was the fact that consumer prices had a far greater tax component than wholesale prices (until the Arabs decided to tax oil).
Warren Brookes, “Taxflation, Government’s Windfall Profit,” BostonHerald American, April 17, 1979.
Henry J. Aaron, ed., Inflation and the Income Tax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p. 33–80.
Theodore Levitt, “The Emerging Fecundity of Service,” in The Future ofProductivit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roductivity and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1978), pp. 63–72.
Martin Feldstein, “Consequences of Hospital Controls,” Wall StreetJournal, April 16, 1979.
Dr. Reese F. Alsop and Dr. Peter Bourn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77.Bourne and Alsop explain the system: Diabetes is a condition (which) may become transformed with alarming rapidity into the life-threatening emergency of diabetic coma. Precipitating causes have long been recognized: any. . . infection (particularly of the intestinal tract), trauma, emotional upsets, dietary indiscretions or dehydration to name a few. Yet in the setting of a big city hospital none of these turned out to be critical.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was keeping the patients waiting, the unavailability of the doctors. Dr.Miller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plication of coma could be practically eliminated if diabetic patients were each assigned, urged, and instructed to call a specific telephone number day or night at the slightest symptom or deterioration in their condition. A hot line, with a special number, was established and manned by doctors in shifts around the clock so that continuous expert advice could be guaranteed. Communication and prevention were substituted for the delays which had previously so often permit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a. The “stitch in time”principle, the immediate advice, proved to be in many ca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Minor ills could no longer mushroom into major catastrophes. They simply didn’t have time. Prevention had supplanted brinkmanship.
Donald M. Fisk, Herbert J. Kiesling, and Lynn Bell, Privatization of LocalGovernment Services, unpublished report prepared by the Urban Institute,Washington, DC, for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Frederick W. Hornbruch Jr., Raising Productivity: Ten Case Histories and Their Less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7), p.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