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九章

反对财富的斗争

社会历史很少探索到的一个领域是人类社会总是对其最大的“恩人”（即财富创造者）满怀敌意。在每一个大陆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善于创造财富的人总是沦为最严重的暴力行径的牺牲品，这类事件在近现代史上不胜枚举。比如，在德国，犹太人遭到大屠杀；在苏联，富农和犹太人遭到了集体迫害；在尼日利亚北部，富裕的部落遭到了驱逐和屠杀；在印度尼西亚，数十万华人遭到屠杀；在乌干达，白人和印度人被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在孟加拉国，比哈尔人遭到了杀害或囚禁。就在20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之际，古巴和东南亚的许多财富和人力资本被抛进了茫茫大海之中。

在摆脱富人“威胁”的漫长斗争中，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的氛围，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尸体。这些富人包括商店店主、银行家、商人、零售商及企业家等。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原本没必要发生的饥荒和贫穷问题，导致更多人走向了死亡。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国家表示决心“发展”自己，但它们的第一个目标却是剥夺当前富人的财富，将其驱逐或杀害。这种矛盾现象在联合国那种多语言的环境下达到了高潮，反对贫穷的呼声和反对财富创造者（包括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声浪此起彼伏，相互交织。

显然，很多人，甚至那些在牛津大学或巴黎大学认真接受过洗礼的人，内心深处也存在着一些东西，妨碍着他们不敢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一系列现象，比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奇迹成倍地出现，贸易和财产带来的收益呈现“滚雪球”式的上涨。人们很容易把创造财富的人视为魔鬼，总是觉得有一股神秘力量或浮士德式的人物在背后支持着他们，人们就像驱逐女巫那样驱逐他们。

在暴民的内心，这些想当然的设想会发生可怕的变化，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曾经谈到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一群犹太裁缝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个小镇上开了几家商店，他们出售的服装不仅剪裁时尚优雅，完全不亚于巴黎的服装，而且非常廉价，结果反而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价格怎么可能这么低呢？这肯定是一个阴谋。一开始，人们只是交头接耳地说这些犹太人可能以此为幌子贩毒，但之后出现了更离谱的谣言。后来，有两个年轻女性去了巴黎，有人散布谣言说她们沦为了白人奴隶贸易的牺牲品，这群犹太人就是打着裁缝的幌子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于是，一群暴徒纠集在了一起，袭击并烧毁了这些裁缝店。看着冒烟的灰烬，这些犹太裁缝可能也在思考，为什么效率高的企业能够获得高到令人惊讶的利润。

在美国的城市中，这种仇富的思维模式表现得较为温和，富人身边只会出现一些谣言，而不会出现这种暴力事件。比如，如果一位意大利裔商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么可能有人会造谣说这个商人与意大利的黑手党有勾结。曾经有一位蹲过监狱的人跟我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他的狱友们都知道的“事实”：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是杰西·詹姆斯匪帮的成员，标准石油公司是这伙匪帮的一个掩护，所以他才能赚到钱。像这种认为一切财富都是通过盗窃手段获取的观点不仅流行于监狱，而且流行于哈佛大学。

爱德华·班菲尔德在《一个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书中指出，这种仇富思维模式是不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关键特征。为了了解贫困的根源，他研究了意大利的一个小镇。结果，他发现在这个镇上，人们总是认为商人会欺骗他的雇员，每一个牧师都会窃取信徒供奉的食品，每一个政客和警察都会勒索钱财。一位教师为了给自己的懒惰辩护，坦诚地说教育的作用是便于更好地剥削穷人。面对一切繁荣的、成功的现象，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其背后存在着盗窃公款问题或犯罪问题。自然，在这种镇子上几乎不可能出现繁荣景象。

美国的内城区也普遍存在着针对财富的猜疑，而且这种猜疑更严重，具有反犹太的意味，一旦发生停电事件，就容易爆发纵火和掠夺现象。这类现象不仅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也发生在同一个种族之间。奥德·库姆斯（Orde Coombs）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描写了黑人之间的分裂。当时，黑人对1977年纽约骚乱造成的残垣断壁已感到厌倦。两个年轻的黑人商人在哈莱姆开了一家时装店，出售流行服装，希望能得到黑人弟兄们的欢迎。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这家商店虽然非常成功，但是经常遭到破坏，终于在一个漫长的黑夜里被人纵火烧毁。尽管他们在橱窗上做了明显的记号，告诉人们该店的业主是黑人，但仍遭不幸。由此可见，仇富思维显然没有种族、信仰或者肤色之分。当然，在大屠杀刚刚爆发之际，如果受害者有一个明显的、容易辨认的阶级身份，肯定能帮助自己躲过一劫。

纵观人类历史，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无论是种族主义还是嫉妒，憎恨其他种族或部落总是比憎恨有钱人或成功者更受尊重。因此，大部分团体的憎恨都带有种族主义性质。但如果被憎恨的那个种族不是富得流油，那么这种憎恨一般不会演变为暴力事件。此外，在仇恨其他种族富人的现象背后，人们往往可以发现本种族的富人会刻意将仇恨情绪引向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种族富人身上。

过去，这种奇怪的斗争总会得到一些愚昧文人的推波助澜，这些文人凭空捏造出了野蛮的理论、犹太金融家的神秘故事、亚裔店主的阴谋及高利贷者罕见的勾结等等。近些年来，社会风气明显开始反对种族偏见，只有在穷人中间才可能有人敢公开表达种族偏见，绝大部分人是不敢公开表达这种偏见的。但针对财富创造者的偏见依然很盛行，知识分子群体中间的种族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

因此，用于取代种族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是毫无根据的假想，只是为财阀、靠残酷剥削致富的大资本家、银行家、投机家、极端保守主义者、石油垄断者、权势集团人士、大富翁、剥削者及帝国主义者等设计了一整套掠夺体系。这些掠夺者包括洛克菲勒家族，这个家族如此强大，以致它本身看起来就像一个统治阶级。这些理论催生的基本精神和话语为左派经济学家撰写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提供了素材，也引发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但这些知识分子编造出来的仇富理论无论是直白赤裸的，还是错综复杂的，无论夹杂着种族仇恨，还是借助了计算机的复杂计算，都反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有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同纽约哈莱姆和法国普罗旺斯那些暴民的怀疑是一模一样的，表明这些知识分子也不理解贸易的互惠属性，因此往往导致一些人歇斯底里地呼唤贸易保护主义，并荒谬地认为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财富创造者。艾比·洛克菲勒（Abby Rockefeller）是洛克菲勒家族年轻一代中最擅长辩论的激进派，她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富人和穷人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方养活另一方，多数人为少数人而受苦，好运气和坏运气联系在一起，是难解难分的。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使人不得不信。”

“财富造成贫困”的观点很有魔力，深深地植根于许多年轻激进分子的头脑中，如同刺眼的阳光一般，照耀着他们去寻找摆脱贫困的捷径，从而规避了辛勤劳动、不平等、节约及自由交换这些避免贫困的方法。这种脱贫捷径简直太容易了，穷人可以公然对富人发怒，甚至可以窃取他们的财物，无须遭遇惨痛的教训就能得到财富。这种没收财产的方法要比勤劳和学习简单得多。财产可以偷窃而来，仇富情绪普遍存在，暴力可以带来自由，可以颠覆被压迫的现状。

然而，纵观流行这种观点的地方，无不是贫穷持续存在和扩大的地方。与其说财富造成贫困，倒不如说是人们对于这种错误观点的盲目崇信造成了贫困。

虽然美国社会也存在这类引发贫困的观念，而且同班菲尔德在研究落后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令人深感悲伤的信念体系如出一辙，但如果说美国这种观念的根源在于公众内心深处对富人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这类观念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官员、学术界的社会学家及宣传部门的领袖，正是这些人将视角对准贫穷的黑人，总结出关于什么因素会导致贫困的错误理论，然后大肆宣传。黑人被告知说：全世界都反对他们；占统治地位的权势阶层要把他们压在下面；尽管有法律的命令和监督，但种族主义和不平等待遇仍普遍存在；黑人在工商界得不到就业机会；贫民窟的房东榨取房客的钱财；警察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都可以假定他们是有罪的；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兄弟都是被白人统治集团杀死的。年轻黑人仅有的同盟者是救济贫困的律师、社会工作者、职业顾问、自由主义的政客及国家的其他工作人员。如果一个普通黑人不能通过直接指导得到这个信息，那么他可以在电视上再度遇到它，因为电视上的故事都一样。故事中最坏的恶棍几乎总是衣冠楚楚，居住在大厦里面，工作在豪华的办公大楼里，主要依靠暴力和欺骗来巩固他们的地位。

正如班菲尔德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世界观在意大利农村还略微讲得通，因为当地的确有少数商人看起来很腐败，而且还有黑手党干着敲诈勒索的勾当。但在美国，如果我们枉顾事实而给人扣上一个种族主义和贪污腐败的帽子，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形象，这种形象无异于意大利那个腐败的、不流动的社会形象，会使所有相信这些谬论的美国穷人产生严重的无力感。毕竟，穷人要成功地向上流动，至少要对上层阶级形成羡慕感，对社会竞争的性质有正确的了解，对以前的胜利者有所尊敬。如果我们对美国的穷人说美国的制度是腐败的，是种族主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暴力统治维系的，只有获得大学学位和跻身官僚系统，才能不受这种制度的束缚，那么就会让他们认为社会是虚假的、不完整的。

纵观世界历史，最富有流动性的社会就是美国社会，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美国非常珍视勤奋劳动、遵守纪律、胸怀壮志及乐于冒险等优秀品质。政府机构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凭，而在其他地方，大部分技能都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学到。对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而言，最好的去处就是小企业，他们可以在那里辛勤工作，积极奉献，这比其他任何资产都更有重要意义。虽然自雇的美国人比过去要少一些，但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在于小农经济在整个经济体中所占比重的降低。美国每年新开的小企业大约有40万家，这些小企业为年轻的黑人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机会。1946—1975年的30年间，美国那些非公司制的小企业获得的资本净收益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达到了5000亿美元，这个数额比居民在股票市场所得的收益总额还要多出20%。在美国，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不仅是获取财富的最佳路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那些未受教育者的唯一出路。此外，在美国商界，可以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存在什么限制因素。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机构、宣传部门、教育界和社会服务界一直流行着与此相反的观点呢？一种解释就是停滞不前、缺乏机会、缺乏冒险、缺乏创新的社会更能迎合美国上层阶级后代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轻视了商业的重要性，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接受官僚机构中那些虽然稳定却无法激发积极性的职位。有好几百万美国人刻意放弃了风险大、机会多、前景好的企业，而是选择进入政府机构或无利可图的领域，比如艺术界、教育界等，放弃了获取巨额财富的机会。因此，那些上层阶级后代的发展道路往往不如祖先所走的道路那么光明。他们向现实做了某种妥协：放弃了获得巨额财富和需求得到无限满足的前景，以换取稳定安全的工作和悠闲生活的慰藉。这种交换未必是不相称的，如果随遇而安，倒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当这些自甘平庸的上层阶级后代面对数十万乃至数百万雄心勃勃的移民后代不断跻身美国经济制高点的现象时，他们开始心有不甘了，不愿意面对这些后来居上者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上层阶级的现实。这些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亚洲人、日耳曼人和波兰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来到美国之前其实是一贫如洗的。

不愿意接受美国社会的新现实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美国上层阶级的后代里面存在的一个隐秘趋势就是向下流动。虽然这种现象无处不在，被取代的上层阶级后代越来越多，但这个趋势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在过去50年内，一些富人的后代继承了大笔遗产，并尽量保护这笔财富，希望依靠这笔财富维持生活，但最后由于税收和通货膨胀，他们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笔财富及从中获取的资本收益逐渐减少而无可奈何。他们的子女可能还能够找到体面的工作，过上优渥的生活，但等到孙子孙女那一代人的时候，却由于家族财富的减少而不得不退出那些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有的出于兴趣从事一点艺术工作或者做个木工，有的需要依靠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有的可能在政府机构找到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的职责可能是教育穷人如何才能实现向上流动。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要想驾驭这种经济激流，实现资产保值和增值，最佳的办法就是选定一个增长前景较为光明的行业，然后在这个行业内创业或者打工。这些企业往往直接为消费者服务，或者采用先进的技术开展工作。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主要包括保险业、房地产业、快餐业、零售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及能源行业。只有这样，一个人的资产才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不断增加。相反，美国上层阶级的很多人却想逃避技术训练，将资金投放到价值不断下降的证券和因物价不断上涨而价值下降的银行存款上。他们偶尔也会孤注一掷，购买价格已在高峰的“增长型”股票。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远远不及那些原本属于下层阶级的穷人，因为这些穷人没有财富，最初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研究科学和机械，并进入了工商界。

于是，那些上层阶级的后代便借助漫画讽刺新富阶层，而且逐渐成了一种常态，他们说这些新富阶层获取财富的秘诀是贪腐和耍阴谋。事实上，在美国经济中，人们赖以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智力、决心、艰苦工作及乐于冒险。但随着这种错误心态的普及，人们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事实了，从而导致新富阶层的谨慎决策和明智抉择受到了社会的质疑，这着实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然而，那些在经济竞争中逐渐出局的上层阶级后代却能做到一件新富阶层做不到的事情，即操纵社会舆论，因为这些人谙熟社交手段，而且受过良好的、昂贵的教育。因此，虽然他们人数较少，但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却格外大，这与他们的人数是完全不成正比的。随着政府机构和媒体的大肆宣传，新富阶层在社会大众心中的整体形象被严重抹黑，一种严重的挫败感被传染给了广大的贫穷国民，进而弥漫于整个美国社会。然而，事实上，美国社会当前的机遇和流动性却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虽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但美国依然存在反对富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领导者和鼓动者是那些日渐式微的富人，目的是刺激当前的穷人反对那些取得成功的商人。由于这些富人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虽然他们的论调存在缺陷，却依然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虽然人数较少，但影响力却格外大。他们控制着大量的媒体、基金会、大学、政府机构及其他“避难所”似的机构。那些拒绝进入能够令人向上流动的“角斗场”的富人阶层后代纷纷扎堆进入了这些“避难所”，这类机构可以给他们提供安全感，却不能令他们获得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只有竞争激烈的“角斗场”才是获得财富的主要源泉。一些穷人在舆论的诱骗下加入了反对富人的斗争，但这场斗争的受害者往往都是穷人，因为穷人需要向上流动的机会，一旦富人阶层遭到挤压，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就会减少。对于一切族裔中日趋式微的富人而言，都愿意高高地站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附近，对下面的那些人进行洗脑，将自己粉饰为进步的新阶级，以期掩盖自己日趋式微的事实。

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paperback edition, 1967).

Orde Coombs, “The Trashing of Le Mans: The New Civil War Begins,”New York, August 8, 1977.

Quoted in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6), p. 597.

Robert Eisner, “No Tax Relief for Capital Gains,” Challenge 21, no. 6(January–February 1979), p.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