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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财富和贫困是经济学的首要关注点，但这两个命题过于宏大，仅仅留给经济学家探讨是不够的。虽然有些经济学家给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我将会逐一感谢他们，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经济学家们在分析所有经济体的创造力和进步源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一些社会学家也对本书做出了贡献，我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本书探讨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是，如果按照社会学实践那样把社会划分为穷人、富人、女人、男人、商人和工人等分别进行统计分析，那将扭曲观察问题的视角。
这本书是由我早期的作品《看得见的人》（Visible Man）改编而来的。从本质上讲，这是社会学的冒险，通过研究穷人去理解贫困的根源。《看得见的人》是一部纪实类作品。我采访了来自奥尔巴尼、纽约、南卡罗来纳与格林维尔的数百名穷人。我从这些研究中学到了很多，明白了自由主义计划对穷人的破坏性影响，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或许就是，任何一种关于贫困的理论都不足以体现出财富究竟源自哪里。所以，在这本书中，我最先探索了贫穷的根源，最后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根源。
有些人对我早期的分析做出了贡献，我已在早期的作品中也对他们表达了感谢，在这里我也要简单提一下。如果没有早期的作品和先前的研究，这本书就不可能存在。我曾经沉浸于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包括玛格丽特·米德的《男性和女性》（Male and Female），以及史蒂文·戈德堡的《父权制的必然性》，从而使得我在经济学领域的探索显得更加富有成果。
我10年前开始阅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之后数年又研读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著作，再往后研读了供给学派的著作。在广泛涉猎之后，我形成了独到的视角和特点。
智力的进步就像财富的创造，通常不会如专业人士期待的那样合理快速地增长，总会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我知道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安·兰德和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等经济学大家都曾经承受过别人的嘲讽，但他们塑造了我早期的经济思想。阿瑟·拉弗、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裘德·万尼斯基等在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圈子里不受欢迎的人物，却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诲。事实上，那些对科学发展贡献最大的优秀经济学家往往夸大了经济学的严谨性，而且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往往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风险和道德救赎这两个特征。就连亚当·斯密也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而不是利他主义，而事实上，正是利他主义带来的创造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赖以维系的源泉。
无论如何，正是克里斯托尔和万尼斯基的著作，以及他们在《华尔街日报》上的社论，还有沃伦·布鲁克斯在《波士顿先驱报》上发表的精彩专栏，使我不再担忧经济学是一门令人绝望的科学。万尼斯基在经典著作《世界运转方式》中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担忧，我对其中很多观点深有同感。他这本书继承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很多观点，是最能给人带来灵感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这里我还想感谢裘德·万尼斯基和内森·格莱泽在阅读完我杂乱无章的首份手稿之后给予我的宝贵鼓励。
正如所有的作家们迟早都会知道的那样，只有他们最好的朋友或最亲密的盟友才愿意给予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严苛的批评。对共和党政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的杰弗里·贝尔（Jeffrey Bell）审读了这本书的书稿，完善了几个最薄弱的章节。我要是多向他征求一些犀利的建议就更好了。
如同我感谢的很多人一样，戴维·沃尔什的很多观点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本书中能够找到几个他的观点，但本书的观点如有问题，文责由我自负。他还提了其他一些建议和鼓励，在本书中俯拾即是。
我与汤姆·贝瑟尔（Tom Bethell）虽然只相识了短短几年，但对我而言，他就像一个陈年老友一样。他几乎对本书的每一章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批评，对本书的著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他早期的读者和提出有价值的评论的人包括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和汤姆·布雷（Tom Bray）。《华尔街日报》也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迈克尔·布鲁尔（Michael Brewer）曾经教了我10多年的经济学，虽然我这本书有点离经叛道的感觉，但作为他的学生，我依然希望我这本书能令他引以为豪。在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的美国经济研究所任职的拉里·普拉特（Larry Pratt）是一位精明、见多识广的人，他读了我的书稿之后，发现我一些论点的不足之处，并给我提出了完善建议。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德穆特（Christopher De Muth）给我提出的宝贵建议。
在本书付梓之前，我有幸见到了戴维·斯托克曼。当时，身为众议员的他是美国国会中的知识领袖，尽管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依然拨冗审读书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和修改意见，对此我深表感激。曾经与斯托克曼合写一本重要著作的尼尔·豪（Neil Howe）也在最后的修改工作中也给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
其他阅读过全部或部分书稿的人包括比尔·哈米特（Bill Hammett）和琳恩·米德莉文（Lynne Middelveen），以及纽约的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费希尔（Antony Fisher）。费希尔在本书最后的写作阶段为我提供了令人激动的学术氛围。
这本书的一部分首先出现在杂志的文章中，他们的接纳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尤其是著名杂志《哈珀斯》的编辑刘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和马修·史蒂文森（Matthew Stevenson）在本书最后几章的写作过程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杰克·肯普和罗纳德·里根对本书的积极反应使我注意到共和党政客们渴望和欢迎一些新的思想。
或许人们认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保守的，但这些观点是我从一些所谓自由主义杂志、学者或政要那里收集而来的，其中包括《新领袖》（New Leader）、里彭社、肯尼迪政治学院、参议员查尔斯·马赛厄斯（Charles Mathias）、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以及三次竞选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是伟大的领导者与爱国者，他的去世是思想界和政界的一大损失。里彭社的三位社长乔赛亚·李·奥斯皮茨（Josiah Lee Auspitz）、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和约翰·托平（John Topping）都曾经在本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同我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讨论，奥斯皮茨为本书最后几章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上述三位社长之外，同样来自里彭社的成员理查德·拉恩（Richard Rahn）和马克·布洛姆菲尔德（Mark Bloomfield）早在我之前就开始了对供给理论的研究。我在本书中提到的主要观点就是，要给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自由，让他们更加崇尚家庭和信仰的价值，这对他们获取财富和实现进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这些观点也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观点。然而，在当前的美国，却发生了一个极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康妮·马什纳（Connie Marshner）、埃德温·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杰克·肯普等所谓“新右派”（New Right）的代表人物已经变成了美国穷人最好的朋友，而所谓自由主义者却给贫穷家庭造成了新形式的束缚，引发了广泛的道德滑坡。
在本书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布鲁斯和莎拉·查普曼夫妻二人，以及他们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很多朋友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场所。那里既有波光粼粼的湖水，又有白雪皑皑的山峰，还能看到一片片的冷杉林，还有一些友好的家禽家畜。他们从山下的帕克市场给我买了很多美食。我非常珍视与他们的友谊，也感谢他们的慷慨，希望我这本书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我还要感谢迈克和伊迪丝·威廉姆斯，感谢他们让我住在他们位于瓦逊岛的农场里面。
在晚餐时间、早餐时间或者夜里，我总是对罗德和梅丽讲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以没有加工过的和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去讲，他们不得不忍受我种种奇怪的想法，虽然他们是我的家人，但我依然觉得这超出了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们还给我提供了其他很多服务，别说报答他们了，我记都记不完，我很感激他们。
戴维和佩吉·洛克菲勒在我缺乏自信的时候对我表现出了信心，他们的信任鼓舞着我提高写作的标准，扩展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人生目标。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他们夫妻二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并以此纪念戴维同我父亲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我这里也得到了延续。我很感激他们对我表现出的无止境的爱和慷慨。
本书是米奇·迪特在基本图书公司（Basic Books）经手的最后一本书了。她的工作能力一如既往的出色，她的支持非常鼓舞人心。本书的打字员是莎莉·伯格曼和伯尼斯·奥尼尔，他们都是能干的编辑。
我的家庭是我一切成就的源泉，我想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为我们树立的好榜样和他们付出的爱。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妮妮，她给了我一个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也是她为我孕育了女儿路易莎。
乔治·吉尔德
于马萨诸塞州蒂林厄姆
1980年7月20日
此篇致谢与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此书第一版的致谢是一样的。自第一版出版之后，很多朋友同我分享了各自的时间、知识和经验，有的人还以各种方式支持我继续倡导自由企业。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内心对他们永怀感激。
里彭社成立于1962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青年进步组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