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一章

福利体系的扩张

到20世纪80年代，福利制度的拥护者们承认美国的福利制度过于偏重家庭破裂的穷人，而那些家庭完整的穷人往往难以享受到福利，反而有可能为了享受福利而离婚，从而推高了美国的离婚率。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解决办法；将父亲失业的家庭纳入福利体系。美国有26个州都采用了这种做法，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对遏制贫穷家庭的破裂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个中缘由是显而易见的。以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为例，这两个地方实施的福利计划有助于确保贫穷家庭的收入水平不会因为离婚而降低。这些家庭离婚不是政策要求他们离婚，而是因为这种福利水平削弱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关键角色和权威，使他们在家里找不到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和气概。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些父亲最初可能会诉诸暴力和恐吓，但对女性施暴是男性懦弱的表现，用不了多久，这种家庭可能就会以离婚而告终，这些男性不得不流落街头。

这些无法更改的事实令那些研究福利家庭的社会学家感到难以理解，毕竟，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贫穷和失业，认为这是贫穷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贫穷和失业，乃至男性不想参加工作，主要都是家庭状况恶化的体现，经济因素被视为家庭破裂的最大原因。分析人士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因素包含或反映了其他不容易被衡量的因素，比如男性的自信和权威。这些因素决定了男性在两性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妻子和孩子对男性的尊重程度，决定了男性面对枯燥烦闷的工作和挫折时的精神动力。一旦一名男性意识到妻子和孩子没有自己依然能够过得很好，那么他作为一名男性的自尊心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狩猎为生的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工业革命，再到现代社会，男性一直扮演着“家庭供养者”的角色。由于国家的福利制度过于富有同情心，导致这些贫穷家庭的父亲感觉自己的地位日渐下降，感觉福利制度把自己边缘化了。

面对这种现实，他们的反应是既无奈接受又怒不可遏，既想逃避现实又时而诉诸暴力，既眼光短浅又放荡不羁。这些是各地很多贫穷家庭都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整体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而是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些政策导致贫穷家庭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父亲，使他们无法摆脱贫穷，并影响子女们未来的经济状况。

在福利制度下，金钱并不是男性辛勤劳动赚来的，而是政府给广大女性提供的一种福利。不需要勤奋工作和遵守纪律，只要抗议和抱怨，就能获得收入。男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依靠的不是父亲的供养，而是母亲的福利收入。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只能在大街上和酒吧里的男人圈子里，或者在不负责任地生育后代的过程中寻找作为一名男性的尊严。

大刀阔斧的福利改革试图找到并起诉这些不负责任的父亲，迫使他们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但由于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最终不了了之。那些收入较高的人或许会给私生子的母亲送一些钱，但这些钱很少上报。在这类案例中，为抚养孩子进行的诉讼最后往往是通过有效减少福利配额，即减少给孩子的福利金，强制父亲抚养孩子，所以这些父亲总是尽力摆脱这种局面。强迫人们去工作和抚养子女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他们自己及子女的利益，所以最终总是以失败告终。

就连家庭完整的贫困孩子也无法得到良好抚养，更不用提私生子了。所谓“私生子”，几乎都是年轻女性同刚过青春期的男性所生，甚至同路人般的陌生人所生。关于抚养私生子的诉讼往往无果而终，因为私生子现象的增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实际上是“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造成的一种后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期逼迫一名男子去工作，然后出钱抚养自己很少见面的私生子，更何况这名私生子的母亲正和其他男人生活在一起。工作不是例行公事，而是需要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前面讲到的影响工作效率的“X因素”。这种因素是精神层面的，是需要以精神动力为基础的。在福利文化中，男性因抚养子女问题而收到法院传票之后，最常见的做法是随意给点小钱，然后便辞职，或者离开所在的城市。其中有些人开始靠打零工度日，有些人干起了危险的犯罪勾当，有些人虽然能找到新的固定工作，但终日战战兢兢，希望不再被人找上门。总而言之，一旦一名男子因为抚养私生子问题被起诉，他的工作和婚姻就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还培养了一批男性寄生虫，他们成为实际的受益者。这些男人依靠福利制度生活而又没有正式加入福利制度，依靠享受福利的女人生活而又不同她们结婚。这些男人不一定是这些偶然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父亲，他们仅仅是和享受福利的母亲同居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同另外一个享受福利的母亲同居。这些男人是这种制度的主要受益人，也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他们就不会被迫结婚，或者维持婚姻，或者遵守向上流动的纪律。

这样的男性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难免成为那些依靠福利度日的妇女的附庸。虽然这些妇女受到了社工和改革者的关注，但她们依然无法让自己的家庭摆脱贫穷。不仅她们自己做不到，社工等外界人士也做不到。即便想办法让这些妇女参加工作，她们能够创造的价值也是少之又少，几乎不会对脱贫产生多少积极影响。通常情况下，只有男性才可能通过工作摆脱贫穷。一切福利计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的生活，但只会让男性的状况更糟糕，因为这些计划往往削弱了男性履行养家义务的紧迫性，导致他们不会从事更有长远价值的事业。

这些享受福利却没有登记在册的男性与那些实际登记在册的“体格健康的男人”截然不同，他们之中有上了年纪而酒瘾很大的人、沦落街头的流浪者、忧郁消沉的罪犯及残疾人。他们被列在一般性援助的名单上，每当采取严控措施时，他们总是被毫不留情地踢出名单。而那些真正身体健康而享受福利的父亲，却普遍蔑视福利，不愿到附近的福利机构去领取福利金。在美国各县的监狱里，很多罪犯蔑视一切在他们释放后向他们提供补助的过渡性项目。以福利为基础的就业项目，同在许多改革方案中的项目一样，反而毁掉了那些原本有可能给贫困人群带来变革的年轻人。

在福利文化下，虽然反对福利欺诈的工作很有必要，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应对福利欺诈的常见办法是将领取福利的人员名单同就业人员名单、工资账户清单、房子和其他资产的清单加以对比，以便从中发现重复的人员。这种办法有助于找到几个类别的骗保人员。其中一种是最明显也是最应该受到指责的，即拥有全职工作，却又领取日托津贴和福利支票的母亲，她们甚至偶尔会谎报自己子女的数量和年龄，领取多种不应该领取的津贴。这类人只是少数，但每次查出来之后却被大肆宣传，这被视为调查人员取得的重大成就。较为常见的欺诈类型往往比较模糊，在认定是否为欺骗行为时存在争议。比如，一种情况就是一名妇女接受福利，她拥有一名有固定工作的丈夫，但这位丈夫已经不再与她住在一起，或者她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于是这位妇女同其他男人居住在了一起。与那些合法享受福利的单亲家庭不同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女性结过婚，而她的丈夫也拥有一份正式登记的工作，购买了房子，并拥有一定储蓄。

换句话说，这些欺诈案例经常出现在那些较为诚实、有一定抱负的福利受益人中间，她们会如实讲出她们的丈夫或她们孩子的父亲的行为，表明自己目前是单独抚养孩子。她们会努力找个人组建家庭，努力储蓄，并接受正常的工作，她们希望能够摆脱对于福利文化的依赖，因此，福利部门很容易发现这些女性。反欺诈的工作还会漏掉很多类型的福利受益人，比如，一些女性虽然未婚，独自抚养孩子，孩子父亲也没有和她们生活在一起，但她们的男性伴侣却可以在街头做些零工，挣些现金，这些现金往往没有报税。还有一类女人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背部有伤、领取残疾人救助金的母亲抚养，自己和其他享受福利的单身母亲合租一套公寓，甚至偶尔会成为性工作者。

事实上，根据计算机的统计，最适合领取福利救济的女性往往拥有一个或多个私生子，而且不能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们背负了很多债务，每次一领到救济金就花得一干二净。近些年来，数以万计的年轻单身母亲都符合这些条件。随着反欺诈工作的深入开展，很多存在道德问题的欺诈者，包括懒惰者、恶意欺诈者及其他存在不法行为者，都被剔除出了福利受益者的名单。但大量案例是否可以定性为欺诈，却是模棱两可的，要找出这些人，需要动用数以千计的人力才能完成。

福利制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变革，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这一点，但法律是必须执行的。在当前的福利制度下，需要调查申请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他们收入低，他们就有资格获得救济，因此，难免会发现不公正或反常的行为。通过外界救助维持收入水平的方法其实是不足取的。因此，福利制度变革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降低福利制度的吸引力，提高申请门槛，甚至提高到严苛的地步。当前的福利水平已经很高，以致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方式，反常的现象和行为变得更加严重。

如同一切保险政策一样，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福利水平决定了道德风险的高低。比如，在一个衰败的社区中，如果一套房子投保了防火险，失火后获得的赔偿将超出房屋本身的价值，那么防火险就有可能变成人为纵火的一个重大诱因。我们的福利制度之所以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就是因为当前的福利水平已经明显超出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一份正常的工作所带来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申请领取福利救济的人都会弄虚作假。如果没有福利制度，那么那些父亲可能会被迫同自己孩子的母亲结婚，并履行抚养孩子的义务，而福利制度降低了这种迫切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其较低的家庭收入都很难达到美国政府所说的“体面”或“充裕”程度，很难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在福利文化下，对于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言，想要为自己的家庭提供这种水平的生活条件，就需要推迟婚姻和生育，直到有一定的谋生技能，并在数年内取得良好的工作业绩。这种要求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对家庭也有好处。如果政府试图借助法律强迫人们这么做，然后又通过种种福利制度去诱使人们采取相反的行动，最终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

最严重的欺诈行为不是福利制度的受益者犯下的，而是福利制度的创造者犯下的，因为这些人向穷人（包括成人和孩子）隐瞒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要想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条件，穷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家庭的完整，必须比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群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成功，穷人最需要的是贫困现状的刺激，政府不应该鲁莽地通过福利制度削弱穷人的奋斗意愿。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各界曾经一致赞同过一项福利改革计划，该计划不仅对那些不得不接受福利救济度日的家庭隐瞒这个事实，而且对美国所有家庭隐瞒这个事实。当时的福利改革确立了所谓的“负所得税”，即政府界定一个最低收入线，然后按一定负所得税税率，对收入在最低线下的穷人，根据他们的实际收入给予一定的补助。也就是说，2/3的美国人都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然后由税务局再分配给剩下的1/3的人。这是一个自动的、全面的过程，所有收入低于最低收入线的家庭都有权获得补助。政府希望通过再分配消灭贫穷。在多个场合对这一理念表示过支持的名人包括理查德·尼克松、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保罗·萨缪尔森，以及口才出众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当时，这种理念虽然广泛流行，但各界达成共识之后不久，它就宣告失败了。

参议员莫伊尼汉非常勇敢和直截了当地宣布：“我错了。”各种专著和论文也都承认美国的福利制度存在多种明显的缺点。正如一位学者描述的那样，美国的福利制度有对也有错，就像美国的地貌一样，有岩石，有溪流，也有山丘。罗纳德·里根的顾问马丁·安德森写道：“我们通过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计划、各种救济水平及申请条件构建了一套复杂的福利制度，来应对非常复杂的贫穷问题。”曾经为尼克松和里根撰写讲话稿的经济学家马丁·安德森认为，美国在提高福利水平之前，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在工作和子女抚养方面的要求。

共和党人理查德·纳森（Richard Nathan）曾经担任过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也曾长期在原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及白宫担任高级官员。他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不需要重大变革，只需要小幅变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三位信奉自由主义的教授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上发表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其观点与纳森的观点一致。他们指出，只需要对现行的福利制度进行小修小补的渐进式变革就足够了，因为“经济学教材上所说的那种覆盖面广而且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即便我们对当前的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前的很多问题及人们的不满情绪依然会存在。”参议员拉塞尔·朗（Russel Long）阅读了马丁·安德森关于福利制度的著作之后，将其分发给了掌握改革项目审批大权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请该委员会全体成员阅读。参议员莫伊尼汉先后举行过几次听证会，最终决定废除他之前所谓的“社保产生以来最重要的内政提案”，保证最低收入的“负所得税”方案也就戛然而止了。

然而，与此同时，来自威斯康星大学贫穷研究所的欧文·加芬克尔、罗伯特·哈夫曼及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戴维·比顿（David Beaton）运用“赚钱能力”这一指标评估了10个转移支付类福利计划，包括尼克松时期实行的家庭救助计划、工资补助计划、儿童津贴计划及几种负所得税计划。通过电子计算机的统计，这几位学者惊讶地发现“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最能够有效、直接地帮到那些需要救济的穷人，也就是不仅穷，而且没有挣钱手段的人。这个计划的一个优点就是排除了那些具有一定挣钱手段的人，比如大部分大学生、信托基金受益人、半退休的小说家、做零工的木工等等。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和艰难的立法工作之后，我们最终又回到了接近于原点的位置，福利制度虽然亟须变革，但我们依然要继续严格执行有关的条款，而不应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修改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有两个简单的变革方案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令人鼓舞。一个是里根在担任加州州长期间实施的方案。他坚决严格地执行关于福利申请人工作状况和子女抚养方面的规定，并提高真正的穷人的救济金。仅用了两年时间，福利开支就得到了控制，申请者数量也减少了40万人，远低于之前预计的80万人，因此里根得到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与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等人的积极评价。另一个方案是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为了评估“收入保证计划”对穷人工作积极性和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而在丹佛和西雅图等几个城市实施的，结果表明这个计划的失败是灾难性的。

与“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相比，“收入保证计划”将穷人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了近一半，而且贫穷家庭的破裂比例提高了60%。有人测算出，那些旨在将穷人收入维持在贫困线附近的计划的实际成本，有25%~55%都支付给了在福利制度激励下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人们，而且贫穷家庭的破裂会持续抵消掉福利计划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效果。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收入保证计划”比之前已有的福利制度更具破坏性。

社会科学有一种神奇的能力，那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无法发现一些工作和家庭方面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对于上述结果，即便是那些很早之前预测过类似结果的人也深感惊讶。可以说，之前在新泽西州所做的扶贫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看起来非常认真的研究人员围绕着“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进行的无穷无尽的研究表明家庭破裂与福利水平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并认为这个计划对家庭有利。社会学家一致认为失业与贫困是罪魁祸首，不仅导致家庭破裂，并使人依赖福利维持生计，而对于引起贫穷的首要因素，他们则一致认为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然而，丹佛和西雅图的试验结果导致人们不再信任联邦政府实施的那些旨在提高穷人收入水平的计划，包括“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及其他一些所谓的激进改革。由于其他人都是按照保证收入的方向提出结构改革，而只有里根在加州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因此，里根唤起了人们对于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希望。

里根在加州取得的大部分成就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截至1971年，也就是他开始采取行动的那一年，接受福利救助名单上的人数已经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翻了两番，总计50多万个家庭在接受政府福利救济（总人数高达210万人），而且还保持着每个月8000多人的增幅。类似的激增现象也出现在了密西西比和密歇根等州，但这些州的领导者索性听之任之，一味地向联邦政府寻求支持，并开始考虑实施“家庭援助计划”。然而，穷人提出救济申请之后，政府所做的往往只是采取一些愚蠢的办法。比如，纽约试图重新实行必须在纽约居住满6个月才能接受政府救济的规定，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居住年限规定已经被认定为违背宪法而排除在了考虑范围之外，而且要求穷人必须在纽约住满6个月会成为对穷人的一种束缚，导致他们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四处迁徙以寻找工作。

与此相反，里根提出了一系列立法建议和行政措施，迫使申请救济的人去工作。他从救济名单上剔除了所有存在欺诈行为及拥有足够收入或资产的人，并查找出那些存在过失的父亲，逼迫他们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这些举措遏制了申请人数激增的趋势，并且把政府福利开支的增速从25%降低到了5%。

里根的改革方案虽然产生了一些短期效果，但反映出他对福利问题存在一个严重误解。诚然，里根政府向大量不符合申请福利救济资格的人关闭了福利制度的大门，采用了一套精密的“门锁”和“报警系统”，雇用了大批警察去巡逻，雇用了大批人员去处理日常文书工作，建立了一个新的福利制度架构，却把通货膨胀指数作为计算福利水平的一个依据。此外，他们还把经认定为真正贫困的家庭的福利提高了43%。对里根而言，这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很好的，他在州长任期的最后几年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改革措施的效果则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里根的继任者布朗州长后来宣称里根时期实行的福利计划“持续有效”。但事实上，到1978年，加州这个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经济活力相对较强的“阳光之州”，其福利开支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给每个家庭的支付水平、福利开销总额、接受福利救济者在本州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了，在美国大陆的各州中仅次于马萨诸塞州。与经济停滞的纽约州相比，加州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多出了25%，而且加州的年增长率比纽约州的年增长率高出了40%。不仅如此，里根为了实施福利制度改革，扩大了官僚机构的规模，导致加州的官方福利部门比纽约州大得多。当然，在里根采取行动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福利名单上的人员增加速度与加州是相差无几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增速却达到了加州的5倍。由此可见，在福利改革的问题上，最糟糕的应对方式是什么都不做，任由申请福利救济的人数疯涨。加州的做法可能算是仅次于最糟糕的应对方式了。

因此，在关于保守派改革的新共识中，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之前所谓的“国民收入保障计划”的逻辑，即改革设计者幻想一种“好”的福利制度能创造“合理的”“富有同情心的”的福利计划：既能让那些真正需要救济的人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贫困线以上，又能严格地排除那些不具备申请条件的人；既能迫使不负责任的父亲去养活自己的孩子，又能要求那些四肢健全的人去参加工作。

对于任何福利制度而言，如果福利救济水平超出了穷人当前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效率，那就会刺激穷人放弃工作，更加依赖福利救济，结果反而导致穷者更穷，而且一直穷下去。里根政府的福利改革措施就证明改变规则的确有助于立刻减少福利支出，但久而久之，那些接受福利的家庭会做出调整，以便享受到最佳的经济机遇。如果福利水平高于他们的薪水，他们就会放弃工作，依靠福利救济度日。如果福利水平低于自己的薪水，他们就会放弃福利，继续工作。只要福利制度提供的好处多于男性在工作中得到的好处（包括薪水、休闲和享受的其他服务），那么这种福利制度就会减弱人们工作的动力，并且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就可能影响家庭的稳定性。严格执行福利申请条件只意味着家庭会做出更多调整，隐瞒更多情况，以期达到政府规定的福利申请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会在精打细算过自己享受的福利之后故意选择让家庭破裂，也不意味着少女为了得到福利保障会选择放弃避孕措施，也不意味着享受福利救济的单身母亲会为了得到福利救济而故意拒绝那些求婚者。虽然很多穷人不会为了福利制度而选择堕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对穷人而言，福利制度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股经济力量，会对穷人的婚姻和工作习惯产生持久性、诱惑性和侵蚀性的影响，而且长期来讲，还会在穷人社区形成一种持久的“福利文化”。生活中产生的一些必要需求是促使人们发明创造和向上流动的动力源泉，但福利制度却不断削弱和扭曲这些必要需求，使得穷人不必通过劳动就能满足基本需求，从而导致之前好几代穷人不愿意通过工作、家庭和信念等多种途径摆脱贫穷。

最重要的是，在福利制度之下，男性在养家糊口方面的角色变得不那么必要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可有可无，从而削弱和抑制了男性向上流动的精神动力。在一个家庭中，母亲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学因素塑造的，但与母亲角色不同的是，父亲在养家糊口方面的义务必须由文化来加以界定和确认。福利制度告诉男人，他们不再是家庭的必要组成部分了，导致他们感到自己可有可无，他们的妻子也这么认为，他们的孩子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政府为贫困家庭提供的福利救济和其他社会服务提高了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应地削弱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结果加大了男性抛弃孩子的可能性，无论他的孩子是婚生子还是私生子。很多所谓的危机，在正常的家庭中可以得到解决，但完全有可能成为压倒贫穷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迟早会发生的事实是，福利国家的补贴会削弱父亲地位、劳动意愿和婚姻准则。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两次，必然还会多次发生。

今天，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一个基本事实是穷人通过工作获得的薪水普遍远远低于政府的福利救济，这些福利项目包括针对贫困家庭的临时救助、医疗补助、食品券、政府廉租房、公设辩护人、休闲时间及其他产品和服务。只要这种局面持续存在，真正的贫穷家庭的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糕，尤其是在穷人聚居的地区。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自由派与保守派关于改革的争论是虚幻的，是没有必要的。双方的共同观点是都不愿意容忍欺骗行为，但事实上，他们却都在增加欺骗行为的必然性。此外，双方都不了解逐渐降低救济金实际价值的必要性，即借助通货膨胀减少福利金的实际价值，用不太令人满意的实物补贴取而代之。双方基本上都愿意将救济金与物价水平挂钩，这样会让福利看起来更可靠、更诱人，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比男性通过工作获得的薪水更可取，因为男性的薪水需要拿出一部分去交税，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被稀释掉，可能因为赌博而输掉，可能因为酗酒或吸毒而浪费掉，而且随时可能中断。此外，女性接受福利救济之后，不需要每周花很多时间去做繁重的工作，不需要牺牲休闲时间，就能享受到很多潜在的好处。如果一个穷人放弃了福利救济而去工作，那就意味着病人要承担放弃医保福利的风险，饥饿者要承担放弃食品券的风险，幸运者要承担放弃租房补贴的风险，不幸者要承担放弃公共辩护人的风险，而这些利益，在一个福利国家中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在讨论关于福利改革的问题时，人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福利制度给穷人提供的这些慷慨、诱人的福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丹佛和西雅图进行的试验印证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的危险性，这着实令人震惊。比如一对夫妻正在抚养子女，或者一位16岁以上的少女要生育私生子，这类计划能够保证这些人的收入。早在1979年，就有大约2000万个家庭符合这类福利的申请条件，只要这些夫妻离职，然后离婚，就能通过福利救济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但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这样做，60%符合条件的双亲家庭甚至抵制一切关于食品券的宣传活动——只要申请，他们就能获得食品券。数以百万计的夫妻不理会这类福利，他们更加重视家庭和子女。只有在那些贫民区，也就是在贫穷现象最明显、最集中、最易辨识的地区，政府针对穷人的福利救济才更有吸引力，穷人才会为了申请福利救济而放弃工作和家庭。

但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试验表明，如果更好地宣传一下福利制度，那些还没有申请福利救济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如果充分而明确地告诉他们福利救济的各种好处，再告诉他们即使不抚养孩子，也不会遭到起诉，那么很多这样的家庭会为了申请福利救济而愿意让家庭破裂。换句话讲，这个试验表明，如果在一种文化中，接受福利救济几乎不会带来任何耻辱感，如果一个人当前的工作带来的收入与福利制度支付的救济金水平相差无几，而且救济金无须纳税，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和数以百万计的婚姻恐怕就危险了。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迹象表明这种福利制度出现了潜在的危机。即便在那些真正接受“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的人里面，只有大约1/5的人屈从于福利文化的全部条件。只有20%的人多多少少把领取救济金当成一种永久的生计，但这20%的人却拿走了整个福利制度中大约60%的救济金。其余的受益者只是在家庭遭遇危机的时候依赖福利救济暂时度日，一旦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就会退出福利救助计划，而且往往一旦退出，就再也不会接受福利救济。将福利救济与通货膨胀挂钩的一个危险就在于这样会引诱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福利文化，最终结果就类似于丹佛和西雅图的试验。更多的证据表明，加州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在那里，将近30%的福利受益人显然在长期接受救济，且不打算退出。

然而，人口变化情况带来了一种更为严重的威胁，因为出现了三个与福利制度相关的大趋势：第一，出生率已经连续下降了15年；第二，“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第三，美国穷人越来越不愿意做一些薪水低的工作。在这几大趋势的综合影响下，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少，而退休人数越来越多。这一态势预示着美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如果把养老金的税率提高到当前水平的2倍或3倍（很多时候，养老金税都表现为增值税或其他隐形的税收），当前已经就业者的工作劲头是否会继续维持下去便成了问题。

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办法就在格兰德河的对岸。当前的一大批移民，无论是否合法，都获准参与官方经济活动，以替代因为出生率下降而不足的城市工人。这些工人本该为老人支付养老金。随着拉丁美洲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逐渐超越了黑人，他们是否会跟随黑人的脚步而依靠福利救济生活，应该受到美国国内政策的极大关注。

在20世纪下半叶，危机的征兆开始出现了。拉丁美洲裔的家庭曾经比黑人家庭更稳定，在完整家庭的比例方面略有优势，但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穷人开始申请福利救济，着实令人苦恼。拉丁裔逐渐采取了与政府对抗的态度，以寻求救济、补贴及少数民族的地位。他们明显放慢了从事商业活动和低薪工作的步伐。

美国政府对于这一现象的反应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它没有吸取美国在印第安人和黑人身上经历的教训，以前的少数民族几乎已经完全依赖政府维持生计了。这些拉丁裔一提出申请福利的请求，华盛顿的官僚们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他们的诉求，并套用老掉牙的说法，说他们承受了歧视，所以陷入了贫穷。更糟糕的是，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竟然忽视了美国之前历代移民的光荣历史，采取了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双语教学计划，这就意味着这些拉丁裔的学校可以使用西班牙语教学。与此同时，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还要求所有的公共文件和表格都要配备西班牙语译文。这些措施进一步减缓了这个族裔融入美国生活与文化的步伐。虽然这个族裔的孩子与其他族裔的孩子同处一所学校，但双语教学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很多报告显示，这种双语教学计划的执行者主要是那些不愿接受英语和美国价值体系的教师。这样一来，拉丁裔移民将主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力量是那些讲西班牙语的政客，这些人对于将拉丁裔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起来非常感兴趣。另一种力量是将官僚机构的各种计划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人。

对于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女性移民而言，这些措施将其置于一种更为不利的社会地位，使其更容易申请福利救济。对于那些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移民的领袖人物而言，这些措施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制造具有煽动性、暴力性的政治态势，煽动一群遭到隔离、接受福利的群众去对抗这个引诱女性接受救济、削弱男性作用的国家。

这就是福利文化在未来多年将会引发的危险。其实，规避这种危险并不难。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办法。福利救济的实际价值必须随着通货膨胀而稳定下降。医保救助这一项就充分说明了穷人愿意保持贫困的原因。要扭转这一点，必须改革医保计划，让穷人也付出适当的费用（一些灾难性的大病除外）。租房补助计划也需要改革，政府可以把房租直接打给房东，因为房东比数以百万计的福利领取者更加容易监管，而很多穷人领完租房补助之后，往往不会按时交纳房租，只偶尔交纳一次。

在当前的制度下，领取租房补贴的穷人只是把自己租的房子看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不会按时交纳房租。这些拒绝交纳房租的穷人即便最终被房东赶出去，也觉得无关紧要，往往会把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弄得凌乱不堪。但当这些穷人来回搬家的时候，他们在租房方面的花费往往比中产阶级还要高，因为中产阶级购置房屋后不需要支付房租，房子还会升值。这种现象导致福利领取者、房东和政府官员普遍感到沮丧，导致美国许多城市的大片区域破败不堪且秩序混乱。要缓解这个问题，可以把穷人的租房补贴直接发放给房东本人，其实这种办法之前曾经实行过，只是后来遭到了联邦法院的否决。另外一种办法或许是向穷人发放无法变现的租房券，由房东拿着租房券跟政府兑换租金，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穷人拒绝缴纳租金的问题了。

如果人们能了解福利救济的实质，那么福利制度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一味地关注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就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贫穷是一种固定状态，一些公民一旦陷入贫穷状态，就无法从中脱身。政府为了救济这些穷人而制定了社会政策，但这些穷人反而不相信这些政策的作用，仅仅想着如何利用这些政策谋求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贫穷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是由生活中的某个危机引起的。福利制度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走出这些艰难的、暂时的处境，不要把一些暂时性的问题看成永久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目标去设计福利制度，肯定会与当前的制度截然相反。

关于当前的福利制度，哈佛大学流行一句话，说外面的人想进去很难，里面的人想留在里面则比较容易。对于那些真正遭遇紧急情况的人，当前的福利制度能够提供的帮助则比较少，因为申请者一般不得不填写多个表格，提交之后，还要等待好几个星期，在最终获准领取福利之前不得不面临漫长的审核与评估。一般情况下，符合条件的人领取的救济金越多，那些没有得到救济的穷人想享受这个福利制度，面临的条件就越严苛。比如，这些穷人可能包括刚刚从遥远的地方移民过来的女性、失去工作或妻子的男性，以及那些罹患重病却不愿意卖房治病的人。以纽约州的福利制度为例，其福利金的实际价值在美国排名第三，但一项研究指出，其申请的轻松程度却在美国排名第50位。加州的福利申请轻松程度也不在前列。这两个州的福利救济非常优厚，刺激人们尽力去满足申请条件，对于发生重大变故或走向破裂的家庭，这两个州提供的救济都堪称最优厚的。一项合理的福利制度应该是让那些处于紧急情况的人比较轻松地提出申请，但对于那些接受福利救济太久的人则应该设置严苛的条件，从而激励那些享受福利的人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经济状况，而不是想着如何尽可能久地继续享受福利。

在理想情况下，这种福利制度应该有一个补充，即儿童补贴，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而言，无论其收入情况如何，都应该享受到这种补贴。这些收入是要交税的，目的是缓解大家庭的经济压力，避免女性压力过大，因为只有政府的福利金是唯一能够随着家庭规模扩大而自动增长的收入来源。儿童津贴还可以削减通货膨胀对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必因为通货膨胀形势的发展而被迫持续提高最低工资，人们不会再想当然地认为工资必须足够养家糊口。如果说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进行的福利改革能带来什么明确教训的话，那就是政治学领域的教授应该主张他们偏爱的措施，而不是为了迎合大众而凭空创造出一些折中性质的制度。莫伊尼汉本人最青睐的政策是儿童津贴，但是他却极力倡导收入保证计划，因为他认为这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在政治上更有吸引力。其结果却是长达10年的失败，其间的提议很少有政治吸引力和客观效果。

大多数西方工业国当前都实行了儿童津贴制度，法国发展得最为完善。法国实行这个制度的目标是鼓励生育，扩大家庭规模。但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算是比较失败的，不过它成功地巩固了家庭，提高了家庭的稳定性，降低了家庭破裂的比例，而美国目前正面临着这方面的苦恼。儿童津贴项目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因为它没有刺激人们保持贫穷，既向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了救济，又避免了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要摆脱贫穷，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灵丹妙药，肯定需要依靠辛勤工作。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儿童为了养家而参加工作，因此，给这些需要抚育下一代的家庭提供津贴就意味着社会政策是恰当的，是有爱心的。

对福利制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既不会从福利机构，也不会从掌握权力的政客那里获得多少赞赏，这些政客往往将过多的好处给予某些人，而对于其他人则采取严厉态度。但只有把紧急救济、严格的实物救济及儿童津贴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对一个既能减轻贫困又不至于造成贫穷永久存在的福利文化怀有信心，这是任何一个福利制度都期望达到的最好结果。

当前的福利制度侵蚀了工作和家庭，导致穷人持续贫穷。伴随着这种福利制度，产生了一种错误解读贫穷根源的意识形态，荒谬地宣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催生贫穷的主导因素。这种意识形态贯穿于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各种制度，也摧毁了他们对于穷人的信心。官方机构开始致力于采取“机会均等”“平权行动”等计划。这些福利计划夹杂在一起，对穷人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碰巧是黑人的穷人。

Most of the observations in this chapter are based on two years of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welfare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South Carolina in George Gilder, Visible Man: A True Story of Post Rac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Martin Anderson, Welfa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p. 134.

Frederick Doolittle, Frank Levy, and Michael Wiseman, “The Mirage of Welfare Reform,” Public Interest, no. 47 (Spring 1977), pp. 62–87.

Irwin Garfinkel and Robert Have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avid Betson,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Earnings Capacity, Poverty, and Inequality ,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p. 61–69.

Charles D. Hobbs, The Welfare Industry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78), pp. 74–75.

George Gilder, Sexual Suicide (New York: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mpany, 1973); rev. edit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1974), pp. 175–183.

Many researchers denied any significant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welfare and family breakdown. The best presentation of such an analysis appeared in Heather L. Ross and Isabel V. Sawhill, Time of Transition:The Growth of Families Headed by Women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1975). The authors appraised, updated, and recomputed nearly all the available data on female-headed families and laboriously put to rest every remaining rumor — of an academically respectable sort — that welfare caused such families to form. Ross and Sawhill conceded that AFDC may play some minor role in deterring remarriage by black recipients, but it did not measurably upset their marriages or cause illegitimacy.

Apparently as an afterthought, however, the two scholars did a computer study of the likely impact of a guaranteed income of the sort that was later to be tested by HEW in Denver and Seattle. They brought together in their model some twenty-four variables that they had found to affect marital stability, including church attendance, the husband’s role performance (essentially his earnings-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the woman’s earnings or AFDC income (to judge what they call the independenceeffect), as well as various gener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n they added a series of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eir analysis of AFDC.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confirmed the prevailing belief — long maintained by Moynihan — that a guaranteed income plan or negative income tax would tend to stabilize families. Under the assumptions of the plan, Ross and Sawhill predicted “a modest reduction i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ho head families among both whites and nonwhites, even when the tax plan involved provides greater than existing benefits to women and children.”All such analyses fail to come to terms with masculine psychology: the profound male need to perform the provider role.

Hobbs, The Welfare Industry, pp. 74–75.

Despite a booming economy, California ended the decade with about 13 percent of its children on welfare, among the highest rates in the nation and more than twice as high as most states with low welfare payments. Neither Reagan himself, nor his apologists, such as Martin Anderson, seem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At least both of them express pride at the increase in benefits to the “truly needy.” Like most welfare analysts, they fail to comprehend 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and the reactions of the poor to changes in it: chiefly, in California, to benefits increasing at the pace of inflation while potential take-home pay from jobs often diminishes in real terms. Furthermore, they have created a new constituency of welfare workers, with the same kind of interest as the old in the continuation of high benefits and levels of dependency: a “conservative” bureaucracy devoted to administering requirements for work and child support and defending welfare in conservative terms. As one administrator wrote in 1979 in a letter to National Review,“By enforcing support, the ‘profit’from family breakup is eliminated. By adequately reviewing family composition and income information . . . the expansion of welfare rolls would be eliminated.” The writer defended the high benefit levels and urged “the provision of legal services necessary to promote parental responsibility.”That is, to enforce by legal means what is massively deterred by financial supports.

John Bishop, “The Welfare Brief,” Public Interest, no. 53 (Fall 1978), pp.173 and 174.

Martin Rein and Lee Rainwater, “How Large Is the Welfare Class?” Challenge 20,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7), p. 22.

Ralph Segalman, “The Welfare Way of Life,” a letter to the AmericanSpectator, vol. 11, no. 9 (August–September 1978), p. 40. Segalman,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points out that transgenerational welfare poverty, which twenty years ago was only 5 percent of welfare recipients, now comprises 20 percent, and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s in Los Angeles, he predicts that this element of permanent dependency will reach 40 percent in ten years.

This was predicted in Alan Sweezy,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Security Financing,” ZPG National Reporter (June–July 1978). Sweezy quotes Census Bureau projections that show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65 and over rising by nearly 80 percent between 1976 and 2030, while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proportion declines slightly.

“Hispanics Fastest Growing Minority in U.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79, p. 16.

Tom Bethell, “Against Bilingual Education,” Harper’s, vol. 258, no. 1545(February 1979), p. 30.

Vincent H. Whitney, “Fertility Trends and Child Allowances” in Eveline M. Burns, ed., Children’s Allowances and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Children, the Report of a Conference (New York: Citizens Committee for Children of New York, 1978), pp. 123–139 and Nicole Questiaux, “Family Allowances in France,” ibid., pp. 7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