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八章

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性

如今，货币主义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学派之间的大辩论已经基本结束了，即便凯恩斯主义者也承认货币的重要性。货币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货币政策的失误能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创。货币供应量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过度扩张和在大萧条期间的骤然紧缩都给世界人民的福祉造成了重大影响。

关于货币的一些事实得到了广泛认可，这是货币主义学派的一个重大胜利。凯恩斯主义者以古典经济学家为榜样，通常将货币比作一块帷幕。以这块半透明的帷幕为介质，借助经济分析带来的光亮，可以看到未来更有意义的经济轮廓。但只有稳定下来，这块帷幕才会变得透明。如果货币政策的变动令人难以捉摸，那么这块半透明的帷幕就会变得飘忽不定，令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去思考经济活动，就像一个斗牛士用来分散牛的注意力的红布一样。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就会浪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那些关于机遇、价值、盈利和亏损的虚假信号。

虽然货币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在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但也有一致的时候。比如，他们对货币供应量理论的一个公式就存在共同认知。这个公式是：MV=PT，表示货币（M）×流通速度（V）=价格（P）×交易量（T）。不同的是，他们各自关注这个公式的一端。货币主义学派盯着货币供应那一端，即MV那一端，而凯恩斯主义者盯着总需求那一端，即PT那一端。双方虽然存在分歧，但对这个公式本身却都是认同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相对于经济学里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公式只不过处于边缘地位。

另一方面，供给学派的思潮却是关注生产和革新进程，将公式的内在意义表现出来。较之于强调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他们更强调新产品的动态供应；较之于强调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他们更强调通过商品的产量来确定货币需求量，因为供应创造了对价值储存及交换媒介的需求。与关注货币数量相比，他们更关注货币的质量，即货币表现在商品、服务或黄金上的价值。

人们持有货币的愿望，归根结底取决于储蓄与投资的行为未来能给人们提供多少可供购买的商品与服务。在一个逐渐衰退的经济中，或者在一个令人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的经济中，任何货币政策都无法阻止人们用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库存日益减少的商品。

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凯恩斯对总需求的顾虑，并不能从货币供应量方面找到答案，毕竟货币供应量是总需求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真正的答案在于不间断地供应新商品，毕竟新商品供应量的增加才是提高经济体创造性和提升人们期待的动力源泉，才能刺激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前面提到的那个重要的经济学等式就诠释了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创新和增长同长期的货币政策的质量之间的关系。

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生产率的下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创新和研究越来越少；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了房地产和收藏品方面；政府为每一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承担的负担越来越重；商业投资停滞不前，而且受到了误导；不纳税的地下经济的兴起（从长远来看，这些地下经济几乎无法促进技术进步）；工厂与设备变得老化和落伍；以及自1973年以来，每一单位劳动的股本增长率下降了40%。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税收制度的阴影。反常的、破坏性的税收制度导致了其中一些问题，并导致一些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反映和加剧了政府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承受的财务负担。只有当生产力停滞不前时，新的财富才不会被创造出来，而税收会更深入地削减人民的收入。在这个时候，公民为了涨薪而发起的斗争最终会导致对（总量不再增加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膨胀，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因此，要解决这种问题，增加供给就非常重要了。唯有如此，才能给经济体创造新机遇，才能扩大产品供给的数量，并改善产品的质量。反之，如果一味地扶持那些老旧落伍的汽车制造公司，或者大肆炒作土地和住房市场，则不是明智之举。

货币和财政的挥霍浪费（表现在赤字支出和印钞）只是美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在税收稳步上升的时期，这种做法倒也无可厚非，很多保守人士却觉得这个观点难以接受。然而，如果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是一种必要的认识。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分析来看，他们能深刻认识到什么是通货膨胀，却往往忽略通货膨胀产生的一个主要影响，即将资源从私营部门重新分配给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相当于一种隐形的税。因此，它有利于降低联邦赤字的实际水平，使其低于其官方公布的水平。该税主要由持有货币和债券的人支付，因为货币和债券的价值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

如果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税收，那么就有必要来分析一下通货膨胀（加上现有的税收）对经济的损害是否大于其他政府融资方式对经济的损害。那些把通货膨胀称为最残酷的税收的人，至少应该考虑到其他因素对我们的公民，尤其是对寡妇、孤儿和穷人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换句话说，必须搞清楚储蓄和债券的损耗（加上通货膨胀造成的其他成本与风险）与直接提高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比，哪一个对经济的损害更大。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一旦政府因为开支大幅增加而决定增税，那么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即懒惰或厌恶风险的投资者）和现金囤积者（主要是地下经济的参与者）将成为理想的增税目标群体。或许我们可以把通货膨胀视为一阵风，谁越想躲避它，反而被它吹得越狠。倒是那些不畏惧通货膨胀，敢于投资，并生产出适销产品的人，反而能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过得非常好。

如果政府只是希望借助通货膨胀去蒙骗极为谨慎的金融家、外国人、基金受托人、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组织，或者借助通货膨胀从皮条客、毒贩、赌徒或其他非法经营者的钱包里挤出一些钱以应对财政危机，那么经济学就不会被人们称为一门“令人忧郁的科学”了。如果通货膨胀以牺牲那些沾沾自喜的食利阶层或者那些死气沉沉的基金受托人为代价，奖励那些机敏且勇于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活跃的企业管理者及足智多谋的机遇探索者，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一个更加富有的地方。

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好。通货膨胀的负面作用有些是可以纠正的，有些是不可纠正的。作为一种隐形的税收，对实际收入征收的税率提高到了罚没的水平，严重刺激了那些免税类或者获得庇护的产业的增长，从而损害了那些合法纳税的产业。一部分人的收入本来就不高，比如工薪阶层，却必须纳税；而有些富人从事的活动不仅收入高，而且税率低，也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这就是说，政府给后者投入的资金支持，必须由前者的税收来承担。这样一来，有四类受益群体，分别是合法企业、非法企业、房地产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分别关心的是合法经济、地下经济、地皮经济和毫无根基的经济。

在某些企业里面，虽然收入是合法的，但企业领导者不会把这些收入用于扩大有利可图的组合投资。相反，他们用这些收入去举办有马提尼酒的午餐，花巨资请名人当顾问，修建庞大的、气势恢宏的公司总部大楼，买一些昂贵的艺术品放到总裁的办公室，为了提高声誉而打广告和做慈善，购买一些运动会的季度门票，购买一些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身份，而且选择在1月份乘坐喷气式飞机到夏威夷召开管理层大会。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养老金和补贴、医疗保障计划和股票，经理们得到了额外津贴和奖金。企业宁愿把钱花到这些方面，也不愿意因为利润过多而受到指责或交更多的税。

与企业滥用资金相比，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太体面的花样百出的避税渠道，以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货币市场基金，但这些渠道也属于合法范畴。这类组织充其量不过是货币中转组织，许多最能干的金融人才却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了这些组织上。这些精明的律师、会计师和其他金融人才对其客户而言是相当有用的，但他们从事的这种非实体经济并没有给长远的经济增长做出多少贡献。这些组织不仅随着税收增长而成比例地扩大，而且随着政府规章制度的增加和官僚主义的加剧而扩大。

在企业竞争过程中，那些税率较低的企业会因为增税而获益，那些最富有生产性的企业反而被置于不利地位。在所有的合法避税渠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要数地皮经济了。一方面，建筑公司会因为支付了过高的利息而享受到税收减免优惠；另一方面，财产折旧规则越来越宽松，而实际上建筑公司的地产并没有贬值。这两方面都会让建筑公司直接受益。同样，房屋所有者也会收益：一方面，他们不必再支付租金了，而且房屋在增值；另一方面，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让他们享受到税收减免优惠。由于政府借助通货膨胀“偷”走了居民的部分储蓄，因此，住房所有者享受的这种税收减免优惠可以视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取回的被政府“偷”走的部分储蓄。只要国会允许对支付抵押贷款利息的住房所有者提供税收减免优惠，那么国会的税法对小额储蓄者造成的伤害就会减轻。

然而，大多数住房所有者却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居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如果因为政府根据他们的抵押贷款利息而为其减免了一部分税收就被认为占了政府的便宜，他们肯定觉得不好接受。在放任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住房所有者的这种看法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税率非常高、通货膨胀率也很高的经济环境下，如果居民的一部分收入能够免税，那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房屋所有者拥有的居住服务就是从住房所有权中获得的一笔收入。一个租房者要从纳税收入中拿出钱来支付居住的服务费用和房东的资本利得税，而住房所有者几乎完全免付其财产的资本利得税，且抵押贷款利息可以让他们享受到税收减免。此外，他们还可以拿着增值的房产作为抵押品，获得一定的资金，从而可以去购置地皮、黄金或其他耐用消费品。难怪1978年《财富》杂志列出的新的亿万富翁中有半数都是从事不动产行业的。

但在银根紧缩的时候，这个普遍受到慷慨补贴的房地产行业也无法免遭衰退的命运。看看以前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了。事实上，房地产行业的这种脆弱性反而会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稳定器，因为在银根紧缩时，资金便从房地产行业流出到了其他行业，从而降低了银根紧缩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建筑行业是间断性的，是按照项目的形式开展活动的，工人在没有项目做的时候，会获取一定的补贴，大多数建筑类企业缺少灵活性，如果借不到钱，这类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如果政府一方面开展抑制通货膨胀的运动，另一方面却又大力刺激房地产市场，那么这种做法无异于扼杀工业发展。然而，在1978年美元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主席斯图亚特·麦金尼（Stuart McKinney）却以降低储贷协会准备金率的方式扩大住房抵押贷款的供应，并向房地产行业承诺说应对通货膨胀的努力不会损害他们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多家联邦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构不断向市场注入新的资金，结果导致当时房价飞涨。由此来看，房地产经济既得益于通货膨胀，也是通货膨胀难以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增税还会产生其他多方面的影响，受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是地下经济。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事地下经济，促进了地下经济的繁荣，比如黑车司机、现金支付的用人、毒贩、妓女、造假账的会计、漏报库存的人、做兼职的人、童工、外籍劳工的掮客及家庭计件工等等。在许多大城市，小型企业实际上是被迫避税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收支相抵，同时还必须向住房检查员、警察等官员提供贿赂，以期得到他们的保护，而这些贿赂都属于不记账的支出。1980年，纽约的出租车委员会得出结论，如果出租车在该市完全合法运营，每走一英里都会赔钱。然而，出租车运营牌照的价格却在迅速增长。在整个社会，人们都在适应高税收，为了保护自己，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转移税收成本。从整个经济体来看，这些方式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率并不高。

也许人数最多的未申报收入的人群是伪装成退休人员并领取福利的人，他们的劳动时间在美国所有的工作时间中估计只占了10%（在瑞典是20%）。所有这些工薪阶层都逃避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国税局的统计，导致大多数与贫困、失业和利润有关的统计数据都不太准确。

蓬勃发展的地下经济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一些人说是25%），与税率的增加直接成正比。地下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是外汇储备的急剧扩张。尽管激增的信用卡似乎让许多美国人不再需要现金，但纸币持有量的增速依然远远超过了活期存款的增速（这里的活期存款包括支票账户、可转让提款指令的账户及其他可追踪的账户）。1973年，存款的增长速度与钞票发行的增速几乎差不多，而到了70年代末，银行外的现金持有量却比存款增速大得多，达到了上千亿美元的规模，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平均持有500美元。增长最快的是面值为100美元的货币。对于这类资金的真实规模和性质，人们无从得知，只能进行推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就是通货膨胀引发的增税。

然而，就像房地产繁荣和其他许多通货膨胀效应一样，地下经济既受到通货膨胀刺激而变得蓬勃发展，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成为打击通货膨胀的一个障碍。随着现金成为通货基数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政府想通过限制活期存款去控制货币流通量的努力就更为困难。美联储为了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不得不大幅削减对合法经营者的贷款，迫使某些合法经营的企业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放贷者和其他地下经济渠道。

教堂、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或许是通货膨胀的赢家，因为不断高涨的税率提高了相关免税资产的价值，而且由于降低了再投资对于企业的吸引力，引导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捐献给这类组织，所以，这类组织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然而，这类组织之所以能够活得比人们预料的久，是因为它们依靠外界的捐献才获得了资源，不管这类组织自我感觉如何，最终来看，它们的未来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财富创造能力，只有经济恢复了活力，才能维持捐赠的获得。

相比之下，在一个经济体中，那些应该纳税的、更具生产力的经济活动往往走向亏损。虽然房地产行业能够通过房产折旧获得税收减免优惠（事实上，房屋所有者申报的所谓折旧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房产的价值还在增加），但高科技行业却无法通过这种途径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事实上，高科技行业的一些设备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过时了，但政府却不允许这些企业按照实际情况去申报折旧情况）。此外，政府长期以来只允许对固定设备的历史成本或原始成本进行折旧，要更换这些设备，付出的成本比实际申报的折旧费用高得多。因此，许多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金，实际上本来应该拿来修复或更换固定设备。

美国国税局还对库存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征税，而价格上涨和利润增加其实是新库存成本不断增加所导致的。如果一家公司只根据过去的生产成本，而不是现在的生产成本去决定产品价格，那么这家公司很快就会破产，而国税局竟然依据历史价格对这部分新增的利润增税。事实上，大多数石油公司所谓的新增利润或许可以简单地归因于日益增长的库存更新成本。在一个充满敌对状态的世界中，战争是导致运输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国有化的威胁也会加剧石油生产成本和设备更新成本。石油公司不得不采用更加昂贵的生产方式去利用劣质原油和页岩油去炼油。

如果企业的设备是以负债的方式购置的，那么由于通货膨胀可能稀释债务的实际价值，而且企业能够以债务为由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企业真实的债务负担会稳步下降。近年来，这一收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些容易获得贷款的公司不惜利息成本，被引诱投资了一些不怎么明智的项目。虽然美国的这种情况没有英国严重（英国政府给许多新的资本投资项目在一年内提供100%的折旧补贴，给很多大企业提供补贴和其他好处），但如果美国的税收政策只是为了给企业稀释债务，引诱企业做不明智的投资，而不是刺激企业审慎明智地投资于新企业，只是鼓励企业保留自己的财富，而不是鼓励个人去投资，那么美国依然面临着资本投资质量恶化的风险。

在不同的企业和资本结构中，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也不尽相同，而且相差很大。但刨除繁荣和衰退的周期性变化（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繁荣，当时堪称企业获取盈利的大好机会），企业的潜在盈利能力在最近几年可能没有下降。只不过由于潜在投资者遭到了过度征税，导致企业失去了股权价值。通货膨胀增加了所有长期规划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新监管措施估计会给企业增加1000亿美元的负担，而且在一个充满危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的世界中，所有已经确立自身地位的企业都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糟糕。

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较弱，无法进入股市获取融资，而且对产品价格的控制力较弱，因此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加明显。这类企业面临的问题究竟是由通货膨胀本身引起的，还是由扭曲的税制引起的，目前还不太明显。但有一点很明显，即一旦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势必伤害到那些规模较小但正在崛起的企业，因为它们往往处于获取信贷能力最低的行列。当可贷资金减少时，损失最大的是新企业。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最根本的损害在于导致经济发展方向出现了偏差，生产性的活动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非生产性的活动或便于逃税的活动。出现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加剧，因为签订合同时的情况与合同完成时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高税收要求必须提高投资回报率。由于不确定未来的投资回报率，企业就不会再考虑长期的承诺，而把目光放在有短期回报的项目上。虽然技术研发及其他一些有远见的活动对提高整个经济的财富总量和经济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企业的短浅目光而受到了限制。

增税的大部分损害可以通过减税来减轻或克服。比如，只要实行减税，取消最低工资要求和减少行政干预，并妥善改革有关雇用年轻人、外籍人和老年人的政策，那么，为数众多而且基本上合法的地下经济活动，包括现金支付的劳动、物物交换、瞒报利润和逃税等等，都会迅速消失，就像之前迅速增多一样。但是，货币主义者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时，使现行的税率维持不变，非但不会减少地下经济活动的数量，反而会损害合法的商业活动。

地下经济活动的问题容易解决，技术研发活动减少的问题更容易解决。研发活动不仅对从事研发的企业有利，而且对这些企业的竞争对手和整体经济形势也有利，因为大多数的科研成果可以被其他企业模仿，并催生出其他一些发明和运用。数据资源公司的罗杰·布林纳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认为根据不同的假设条件来分析，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在研发方面有所投入，那么投资回报率一般会维持在17%~25%之间。大多数关于生产力的研究至少将美国生产力增长的一半功劳归于技术进步。1950—1974年，高科技企业的增长速度是其他企业的两倍，同时，高科技产品价格的增幅只有其他产品价格增幅的1/6。收益的高增长与价格的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成为经济学的一条虚拟法则。

技术研发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最重要源泉。没有这种催化剂，稳定的价格将意味着贫困和衰退。有了这种催化剂，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将不再难以控制。在所有认真抑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彻底地扭转技术研发投入减少的局面。在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大对技术研发领域的投资和补助，以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并取得广泛的社会效益。

取消对股票的资本利得税将进一步改善创造力赖以形成的氛围，并扭转目前的税制对房地产系统的偏爱——目前的税制在很大程度上为房地产行业免除了资本利得税和其他税种。目前，很多促进资本形成的做法（比如加速折旧）对那些刚刚推出新产品且利润微薄的企业起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政府根据企业多支付的利息而给予税收优惠的做法也只能帮到那些负债累累的公司，而那些高风险的企业是最不容易获得贷款的。银行家们必须夸大可能的风险因素，因为只有股权所有者才能从成功中获得很大好处，而银行家们却可能会受到影响。事实将证明，对房地产之外的行业减免资本利得税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促进技术研发，对通货膨胀起到强烈的抑制作用。

如果把通货膨胀看作一种税收，那么通货膨胀对生产力的影响就会降低，而通货膨胀最坏的影响是通过减税来抵消的。当生产率增长恢复，创新再次迸发时，就会出现这种积极局面，通货膨胀问题将不再那么严重，甚至可能消失。然而，如果首先从赤字支出和货币过度增发的角度去看待通货膨胀，那么，由此催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可能会侵蚀生产力和财富，并从根本上加剧经济失调。

大多数西方国家面临着公共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美国致力于扩大国防预算。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美国需要增加医疗和养老金支出，且随着公共设施的老化，还需要不断增加公共设施的维护费用。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修复老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从破损的水管到公共交通），为了修建学校、道路、桥梁、大坝和其他公共工程，我们都需要增加支出。政客们很有可能会继续对那些享有重要地位且善于给政客施压的群体（比如农民协会和海员工会）提供补贴。美国能源部可能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挥霍资金，并试图为私营部门取得的突破提供信贷援助。即使左翼政客们造成的巨大浪费和不正常援助有所减少，公共开支仍然可能会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继续抵制每一项不必要的新计划。即使国会成功废止了那些浪费资金的计划，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削减税收的努力。必须不断强调的是，削减税收的目的就是扩大税基，让富人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投资和创造工作机会，最终增加税收。如果减税之初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也不应该感到恐慌，毕竟，在一个公共部门过度膨胀的经济体中，即使赤字出现大幅增加，也显然比增税更为可取。

一些人反对政府赤字的理由似乎言之凿凿，令人信服。这些人认为因为政府支出必然来自当前的产出，所以，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才是真正的税收，政府的赤字必然扭曲价格水平，把代价留给子孙后代，既然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反对政府增加赤字吗？这些人认为，想当然地认为发行债券比征税更好，其实是产生了“债券幻觉”，即误以为我们可以通过操纵一些金融工具而不付出任何代价地获取一些好处。他们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免费午餐，所有的午餐都必须来自实际的经济生产活动。这确实是一个得之不易的真理。

但这是半真半假的，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和其他类似的概念，如货币供应、工业产能、劳动力的供应、自然资源的储备等，都是明确的、可衡量的东西，受制于数学规律。如果政府决定花费额外的10亿美元建造一艘潜艇，那么私营部门将不得不放弃价值10亿美元的技术和体力劳动、自然资源、工业产能和其他货物。无论政府选择提高税收，向私人出售债券，还是将债券卖给美联储（从而扩大货币供应和制造通货膨胀），私人消费和投资将不得不减少。但是这些计算虽然看起来很严格，其实都是错的。世界上确实有免费的午餐，但没有可衡量的经济或绝对的货币、劳动力或资源供应。

比如，劳动力和资源的使用效果具有很大的弹性。工人可能只发挥出了大约一半的能力，普通行政人员与最佳行政人员的效率可能相差很多。现代经济体中充斥着大量的油水、贿赂、未得到充分利用或遭到滥用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无论是合法经济活动，还是地下经济活动，都是如此。

在一个过度征税的经济体系中，对于影响工作效率的限制因素和最高效率的统计大多是模糊不清的。你不可能准确知道一个人能发挥出多大的效率，因为人们可能为了避税而不愿发挥出最大能力。任何资源的使用效率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思想和技术，而思想和技术又变化很快。近年来，人们已经将废弃的油井、无用的重油、旧铜矿的矿渣堆及沙滩上的硅变成了工业宝藏。货币供应同样难以捉摸，因为在美国，新的货币和信贷形式激增。

当政府选择多花10亿美元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是能开采出多少资源，或者创造出多少产能，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们往往误以为债务或通货膨胀带来的负担比较重，而税务造成的负担比较轻，其实这是人们在感情、思想和观念的控制下产生的一种幻觉。事实上，税务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比任何临时性的政府计划都能更为迅速地增加或削弱一个国家的资源和生产能力。反观我们目前的各种税务规定，无不是忽视了具有创造性和前沿性的企业的真实投资收益，根据表面上的高收益实施高税率，从而削弱了人们的积极性，缩小了经济活动的范围。

赤字支出可能是保护私营部门的一种方式，也可以保护那些最有创造性的投资免受直接税收的影响。企业可能并不欢迎通货膨胀或债务所隐含的未来税收，但对于一个业绩不断增长的公司而言，通货膨胀或债务并不算问题，因为这类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去应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会打击其竞争对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企业或许可以从库存商品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税收则不一样，因为税收会造成一种直接的、眼前的负担，由于快速增长的公司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因此，它们交的税也相应地比较多，税法对这类企业的影响就被放大了。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初创公司，即使没有利润，也将承担沉重的社会保障税，利润增加后，还得支付更多的资本利得税，还要给员工加薪。提高资本利得税的边际税率将会进一步损害小型和增长型企业，从而剥夺它们的股权融资机会。

只要政府支出带来的收益和好处比不上私营机构的投资，那么削减政府开支就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即使不采取这种最佳政策，政府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经常采取最糟糕的政策，即通过提高边际税率或拒绝降低税率的方式，追求达到预算平衡和对抗通货膨胀的目标。目前这种做法是无法奏效的。一种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像日本那样，想方设法增加公众的储蓄资金规模，使其大到足够覆盖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时通过每年减税的方式扩大私营部门的资本规模。

大多数自我标榜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一直鼓吹“财政健全主义”，旨在降低财政风险，确保财政运行不至于偏离安全稳健的目标。如果效仿日本去减税，那么财政健全状况会如何呢？事实证明，日本的做法将“财政健全主义”从一个数字运算游戏变成了保存并扩大这个国家真正的、重要的财富的艺术。这不仅意味着平衡政府部门的收入和支出，还意味着平衡政府活动的预期收益和私人活动的预期收益，并适当发行债券去为长期项目融资。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重新采取传统的方式去实现财政健全，那就容易导致人们抵制减税。而抵制减税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产生破坏性的结果。

只要经济被认为是一个非弹性的数字，是可测量的数量的总和，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税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趋缓乃至停滞。保守派经常理直气壮地指出，财政赤字会提高物价水平，加重政府未来支付利息的负担，从而加剧政府支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样一来，保守派就会想办法增税，而政府增税必然会牺牲私营企业的利益。

这种危险并不是抽象的或假设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各地的保守派在当选之前都承诺过减税，比如，从美国的胡佛、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到加拿大的克拉克、澳大利亚的弗雷泽和英国的希斯，无不如此。但最后，他们却打着履行“财政责任”的旗号走上了增税之路，以期实现财政健全的目标。但这种做法纯粹只是为了实现收支平衡而做的刻板枯燥的数字运算，并没有考虑应该如何激发私营部门的创造力和灵感，也没有给无法计算、无法证实却可为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奇迹般的增长播下种子的供给学派留下空间。然而，正如沃伦·布鲁克斯所说的那样，有限的物质财富只是我们财富中的有形部分，这些物质财富的来源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形的，也是无限的。

如果能激发人们运用好这些无形财富，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确实有免费的午餐。因为那些思想和身体都自由的人的精神资本能够带来无限的回报，一旦他们学会给予，那么他们获得的回报则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马太福音》里面的“黄金法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发挥出它的魔力，使得人们能够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将人们自古以来对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期待同消除贫穷和增加财富变得协调一致。尽管如此，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开展经济学运算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无形财富带来的收益。

如果美国的保守主义人士能够坦然接受“债务”这个词语的意义，那么这将意味着智慧的力量在美国迎来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胜利。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在19世纪中期写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用非常优雅的语言论述了英国的巨额债务。接下来，我引用他的一些论述：

当与路易十四的大战最终以《乌特勒支和约》和平结束时，这个国家欠了大约5000万英镑的债务。从那些粗鲁的普通人，到那些捕猎狐狸的绅士和咖啡馆的演说者，再到那些目光敏锐、思想深刻的思想家，无不认为这笔债务会永久地削弱国家的政治机体。

战争很快再一次爆发，在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精力充沛而且挥霍无度的领导下，英国债务迅速上涨到了1.4亿英镑。一旦最初的胜利喜悦结束，理论家和企业家一致断定英国的末日真的快要到来了。唯一没有这种错觉的是思想深刻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大卫·休谟无疑是这个时期思想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宣称我们的疯狂超过了十字军，我们不可能用数字证明从英国到天堂的路是否存在，但我们可以用国债数字证明从英国到毁灭的道路是存在的。

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一点，但也只是看得稍微远一些而已。他承认压力很大，但国家还能承受得住，而且会持续繁荣……但他警告他的国家说，即使国债再出现很小的涨幅，都可能带来致命的结果。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是一位非常勤奋和讲求实际的部长，他对英国的财政状况也持有同样的悲观态度。他假设，除非把一部分债务转嫁到美洲殖民地头上，否则英国会因为1.4亿英镑的债务而覆没。后来，英国的确试图将一部分债务负担转嫁给美洲殖民地，但结果又引发了一场战争，反而给英国增添了1亿英镑的债务，并导致英国失去了曾经可以提供必要财源的殖民地。

英国债务规模虽然一次次地扩大，但这个奇怪的病人不管它的医生如何诊断和预测，都一次比一次变得强壮和兴旺……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战争的花费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次，使公共信贷的规模达到了极限。当世界再次处于和平状态时，英国的债务达到了8亿英镑。事实上，这是一笔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债务，当时出现了比以往更大的绝望呼声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就像体弱多病的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一样，一开始不断抱怨自己体弱多病，说自己很快就要因为消耗性疾病而去世了，但后来他却变得很胖，便羞愧得沉默不语。英国也是一样，一直说自己债台高筑到处于水深火热的地步，但直到它的财富以货币的形式充分展现出来之后，它才发现这种抱怨显得多么荒谬。

事实证明，这个贫穷得快要破产的英国社会不仅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而且在偿还债务的同时，还迅速变得越来越富有，几乎显而易见……当肤浅的政治家们重复说人民快被沉重的国家债务负担压垮时，蒸汽火车在一条铁路上完成了它的世界首次运行。很快，铁路布满了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这个似乎快要破产的国家拿出了一笔超过国家债务总额的资金，用于修建高架桥、隧道、堤岸、桥梁、车站及制造发动机。与此同时，税收负担变得越来越轻，国库却越来越充裕。

那些不断地做出一系列令人绝望的预测，以及相信这类预测的人，其实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债务与国与国之间的债务具有可比性，而事实上，这两种债务是不可类比的。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陷入了无休止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一个国家拥有的各种资源，没有考虑到各种实验科学的持续进步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人们持续努力的影响。他们只盯着债务数字的增加，而忘记了其他一些随着债务规模增长而增长的事情。

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大多发生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债务不断增加的时期。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在亚洲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债务和通货膨胀。最糟糕的财政赤字降临在日本人身上。即使在1979年，日本财政缺口依然高达700亿美元。当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时，其财政赤字却是美国的两倍多。但在它抹平赤字的过程中，其货币供应量或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出现爆炸性增长。日本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仅仅是通过减税大力刺激储蓄和投资。

1963—1978年，日本的储蓄率从16%上升到23%，税收负担也以同样的速度下降，而美国却是储蓄率大幅下降，税率大幅提高。日本的生产率增长，但美国的生产率却有所下降。尽管两国在文化观念、出口导向、治安和防务支出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美国可以从日本的做法中吸取经验。日本人已经接受了债务和通货膨胀，但在长达25年的经济增长中，它每年都制定了减税政策，到1980年，日本的个人平均税率还不到20%。

如果一个政府的债务是由滥发货币引起的，或者伴随着混乱不安的局势（就像法国政府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做法那样），或者一个政府的债务只是为了蓄意破坏其他债务的计算单位（就像德国魏玛政府的做法那样），那么这种债务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像美国政府这样，不仅为那些不愿参加工作的人提供资助，而且还对企业实施惩罚性的税率，长此以往，必将毁掉美国经济。然而，如果一个政府背负债务的原因是为了开展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投资项目，或者是为了避免对持续增长的企业实施毁灭性的高税率政策，那么这些债务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最严重的经济灾难是通过高税率去抑制经济领域内具有催化意义的投资，从而破坏经济的未来发展动力。

在不断增长或者物价不断上涨的经济中，目前用于投资的资金比未来的资金更有价值，甚至比未来的资金价值高出很多倍。对有进取心的资本家来说，未来总是比今天更有希望。只有在一个静态的、没有创造力的经济环境下，才适合量入为出。只有在一个体量非常小、只适合零和预算的经济体中（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必然以另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为前提），以及在一个货币价值呈现线性特征（即货币价值稳定不变）的经济体中，我们才能用抽象的数学思维去思考这个世界的债务负担。

然而，在一个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其总体预算不是零和的，货币价值也不是线性的。当前贷款引发的利息，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可能变得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算不上任何负担了。即使从会计角度来看，如果每年固定支付100美元的年利息，那么连续支付20年和永久支付的价值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时间这一资本会使所有债务相形见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积累的债务规模比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规模还要大，而英国的债务规模则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倍。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80年，美国的债务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下降态势，下降到了不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4。英国也是如此，债务规模下降到了不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即便把今天私营部门的债务考虑在内，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债务负担比10年前或20年前大多少。关于私营部门债务不断增长的统计数据，反映的主要不是社会总体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而是资本中介机构之间的相互借贷和多样化投资组合。事实上，私营部门之间的这种债务反而可能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得更加稳定。美国和英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债务，而是资金浪费，不是财政赤字，而是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导致每个人变得更穷，甚至加剧了不平等。

政府通过向银行借款或增发纸币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最终会降低人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这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税”。对于通货膨胀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税收的分配方式和实际用途。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所写的那样：

一些幼稚的研究人员宣称，通货膨胀不会促进资本形成，因为在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方（尤其是拉美地区），资本并没有增加。因此，从促进资本形成的角度去概括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明智的。如果政府将通货膨胀带来的税收投向破坏性的用途，那么通货膨胀将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在许多国家或在每一个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通货膨胀往往是由货币增发引起的，而这种情况下的货币增发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这样一来，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就是加快了资本形成的速度。

如果美国政府将通货膨胀税的收益转移到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即能够引领未来的新研究和新工业，那么通货膨胀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我们继续为垂死的经济部门和官僚主义盛行的企业提供补贴，那么通货膨胀高企和增长乏力的现象将会长期持续下去，我们也将继续在恐惧和痛苦中思考经济增长面临的限制，而这种情况下思考出来的限制终归是虚幻的。我们将继续在错误的预算制度下沮丧地衡量我们的生产能力和资源，分析关于收入和支出的虚假统计数据，导致自由人和企业的精力和内在动力受到压抑，从而继续给经济施加切切实实的严重束缚。

美国必须克服双眼紧盯资源和资本的“唯物主义”错误。从本质上来讲，资源和资本虽都是物质，是可以用尽的，但人类的意志和想象力则是自由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错误是最古老的经济错觉之一：在帝国主义时期，人们认为财富是土地；在重商主义时期，人们认为财富是黄金；在现代社会，人们认为财富是石油，并且依旧紧紧抓住房地产和黄金；经济学家们将资本量化，并认为财富主要由机器和工厂构成。其实，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的精神和信仰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影响，因此是错误的，只不过错误程度比一般人的观点轻一些而已。纵观历史，从威尼斯到香港，发展最快的国家或地区无不是拥有自由的思想和财产私有权。世界上最繁荣的两个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损失了所有的物质资本，但它们通过企业家精神的解放，迅速实现了涅槃重生。相比之下，如果这两个国家紧盯着物质财富，而忽视人的精神和信仰，那么它们将就此一蹶不振。

Clarence L. Barber, “Inflation Distortion and the Balanced Budget,” Challenge 2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9), pp. 44–47.

David A. Andelman, “New York’s Taxi Industry Thriving on Some Controversial Economics,”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80, p. 1.

Peter Drucker, “Old Consumers vs. Young Producers,”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18, 1979, p. 20.

Peter M. Gutmann, “Statistical Illusions, Mistaken Policies,” Challenge 2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79), pp. 14–17.

Although some inventory profits can be made real when inflation continues or accelerates (as many businesses have discovered to their secret delight), the taxation of earnings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cost accounting in both capital goods and inventories was a significant burden on some companies in the 1970s. Most of the supposed steel industry profits during the 1970s can be said to disappear if appropriate depreciation is charged.But the steel industry not only had to pay taxes on these nominal profits,it also paid dividends (which were taxed again as unearned income for their recipients). These increasing dividend payments were another effect of inflation since they were needed in part to compete with the inflated yields of bonds (although, except for misconceived rules and taxes, inflation would not actually damage the real value of plants and equipment — the real equity of steel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firms — the way it destroys the principal value of bonds).

Economist George Terborgh, in a study for the Machinery and Allied Products Institute, concluded that on the basis of replacement cost accounting of inventories and depreciation, corporate profits in general during the three years spanning 1974 to 1976 were too small to cover dividend payments, and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Chairman Harold Williams estimated that real depreciation of aging American steel plants was twice as great as the industry’s cash flow after dividends.

These analyses raise an important alarm, but they seem somewhat overwrought for such heavily leveraged borrowing firms as the steel industry, with all its political clout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Large corporations have about two-thirds as much net indebtedness in bonds and other dollar-denominated notes as the government. They benefited from a similar unreported 30 billion-dollar decline in the value of their debt and were allowed to write off interest payments that largely consisted of an inflation premium to offset that decline. It was firms more dependent on equity than debt that were hurt most in the taxflationary seventies.

In addition, the argument that large businesses suffer greatly from inadequate depreciation of their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ignores the fact that the residual value of these assets — their value in the market, whether as an operating facility, as real estate, or even as scrap — is rising because of inflation. Because the company is writing off its equipment at the same price it paid for it in the past, the depreciation charges alone will not suffice to replace it with new equi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rket value of those portions of the plants and equipment that have not been worn out or outmoded has steadily risen in many businesses. Moreover,the company is permitted to counteract inflationary effects to some extent by accelerating its depreciation costs — assigning most of them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quipment’s life. Meanwhile, the real worth of this equipment to the company has likely increase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use of a facility will often rise as time passes and competitors have to purchase new and more costly equipment.

The sum of these possible gains from inflation — the acceleration of depreciation charges on equipment that does not wear out, the appreciation of its residual market or sale value, the rise of the net income produced by equipment purchased in the past, the tax deductibility of interest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debt — all these benefits usually have a total worth greater than the loss from depreciation by historic costs. Thus most big companies with substantial debt and real worth should indeed have been able to pay their taxes and dividend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placing their plants and equipment as needed. These considerations do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ompanies should be taxed at all, nor do they deny the claim that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other policies have gravely damaged American corporations. But it does mean that most big companies have not been reporting false profits and that many of them have been much undervalu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not because of excessive taxation of their profits, but because of excessive taxation of stockholders and potential stock purchasers.

Large corporations have suffered from a stock market that evaluates their assets at only three-quarters of book value. They have thus been forced to turn to debt to finance expansion. But they have gained by buying back their own equity at bargain rates and by buying out smaller companies at prices far below the likely costs of reproducing their assets.

Rather than build a new factory at inflated prices, many corporations have been able merely to buy an existing company that possessed the desired facilities, at 25 percent off book value.

Roger E. Brinner, “The Anti-inflation Leverage of Investment,” in Clarence C. Walton, ed., Inflation and National Survival,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3, no. 3 (New York: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9), pp. 149–154.

Hendrik Houthakker, “The Inverse Relation between Company Growth and Price Moveme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1(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Abridged from Thomas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hapter 19,as quoted in Challenge 21,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8), pp. 3–6.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55), p. 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