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三章

就业的困惑

如果说导致美国黑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因素并非种族歧视，很多经济学家会觉得这种说法没有切中要害。他们认为，无论是白人的偏执，还是政府的救济，都与贫穷没有多大关系。换言之，导致黑人贫穷的因素不是福利文化，而是就业市场。20世纪70年代，波士顿大学的彼得·多林格（Peter Doeringer）及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莱斯特·瑟罗率领几位年轻的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些巧妙的理论，表明即使种族主义消失后，就业市场的种族主义效应也会持续下去。他们认为穷人所做工作的性质恰恰体现了穷人自身的特征，而穷人自身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只能做当前所做的工作。这被称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根据二元经济理论，经济体系的上层是掌握定价权的企业，是大型垄断企业的规划部门，这些企业给员工的待遇很好，因为他们可以将所有的成本转嫁给所有消费者。相反，位于经济体系低层的企业则被动接受上层企业指定的价格，这些企业级别低、利润少，不得不接受供需法则给它们施加的压力，而大企业和政府机构却能影响供需法则。这些小公司不可能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资和福利，因为它们的利润本来就很少，一旦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必然影响同对手的竞争。这一理论使得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容易向美国的大企业“妥协”或与之“和平相处”，并将这些大企业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型，同时会坐视处于底层的小企业被大企业收购或击垮。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位于市场上层的大企业演变成了主要的市场部门，提供着薪水较高而且较稳定的工作。这些大而稳定的企业通常都有专门的工会去维护员工利益，并且从一开始就为员工提供接受培训的权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员工退休之后，还有权获得一大笔退休金。员工们把这些工作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财产，只有在经济环境恶化，不幸遭到解雇时才会离开，并且希望在经济好转时能够重新获得这类工作。另一方面，较低层企业提供的工作报酬低，不受人关注，员工在短期内几乎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或晋升，反而被裁员和解雇的可能性很大。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在位于市场上层的大企业找到一份工作，就像买房一样，会对人形成一种激励，令人变得成熟和负责任，并且往往会激发一个人对家庭承担起长期责任。相反，那些不稳定、没有出路的低层工作导致穷人觉得前景不稳定，容易养成短浅的眼光，削弱了年轻男性群体的干劲。从理论上说，即使一两名穷人设法在上层市场的大企业获得了职位，他们可能也不会忠诚地履行职责，因为他们的同行仍然混迹于市场低层或者在街道上晃荡，而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纪律会遭到嘲笑和破坏。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雇用穷人的行为以失败告终，小心翼翼地从贫民窟中挑选一些相对优秀的黑人，最后无非是增加了一群纪律意识较差的员工。只有当一群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一个社区才会向上移动，这样才会打破旧的格局。

伴随着这种严重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种错误说法，即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歧视。根据这种说法，即使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刻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那些在经济体系内处于上层的大企业依然倾向于自发地排除大多数黑人和女性，因为这些企业的工作需要员工做出长期承诺。因为解雇一名初级员工或长期拒绝他晋升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公司会以更高的标准来选择初级员工，只招募那些被认为适合晋升的员工，而努力避免选择那些可能不会对自己的工作做出长期承诺的工人。由于人力资源部门不能详尽地分析每一个应聘者的情况，所以就必须根据固有的经验制定一套筛选规则，这套规则必然是以刻板的标准为依据对应聘者进行分类的。

其中一个经验是排除女性，因为她们随时可能会为了生孩子而离职。此外，黑人也是经常被排除的对象，因为黑人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他们长期从事的低级工作有关。在位于经济体系上层的大企业里面，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涉及员工领取养老金、获得培训及晋升等方面的权利，因此，一旦出错，代价可能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筛掉一些可能不合格的应聘者对于企业而言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来，很多应聘者原本可以做好工作或者跻身更高阶层，最后也被无辜筛掉。无论有效与否，这种筛选应聘者的方法必然导致低层就业市场充斥着黑人和女性，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平均工资，弱化了他们的工作纪律，并导致许多有潜力、有能力的劳动者对广泛流传的谣言深信不疑，觉得偏执的白人敌视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成功。但事实上，这一结局的根源却是大企业根据实际经验制定的一套看似合理的商业惯例，而与所谓的种族歧视没有关系。

这一理论认为，从本质上说，工作能塑造人，糟糕的工作导致了坏的工作习惯、脆弱的家庭关系和低收入，从而导致黑人更加贫穷且愤懑不平。但这种所谓的歧视待遇和种族歧视起源于企业的理性行为。长期以来，外界认为企业在竞相追逐利润的同时也可以克服歧视，但实际上只会催生一个实行种族隔离和性别隔离的就业市场，将毫无出路的岗位和混乱的生活留给底层社会。这也是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制造贫穷的一个原因。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有人呼吁社会变革，有人呼吁对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进行彻底重组，我们经常听到这些呼吁，已经感到非常熟悉了。但根据前文对于贫穷根源的理解，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上层就业市场和低层就业市场，辨证施治，双管齐下。对于上层就业市场来说，必须重新强调反对歧视，可以提起诉讼，可以给企业施压，采取必要措施，有针对性地打破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低层就业市场来说，需要在政府引导下促进充分就业，扩大企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提高低收入工人的议价能力，使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到上层就业市场找工作。

一些观察人士不相信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对于这些人，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复杂的分析和一套更合理的计划。他敦促政府采取措施，使那些低层就业市场上的职位更具吸引力，比如为从业者提供医疗保障、儿童津贴、失业津贴和其他福利（现在，失业者比工作者更容易获得这些福利）。他的方法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不要指望正在挣扎着谋求发展的小公司为员工提供像大公司那样的福利。任何一个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肯定存在低级就业市场。但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可以像法国那样，更充分地同就业岗位融合在一起，给工作者提供保障，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等到人们失业之后，再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为其提供福利，这样反而会鼓励人们不去工作。

总体来看，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制度学派批判传统经济体系的意味。制度学派批判说，真实的世界与经典经济模式下那种完全竞争市场大不相同。但他们没有指出的是，经济模型就像镜头一样，只是用来捕捉现实世界的一个工具，而不是要完整地描绘现实世界。任何时候，制度学派似乎过于关注那些由于制度结构导致的毫无生气、听从摆布的人，而忽视自由市场上那些具有启发思维的人。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就业或制度会对劳动者的性格起到塑造作用，低层就业市场只会催生散漫的劳动者。这个理论虽然把对街头社会的观察和工作经历结合在了一起，但似乎不值得获得如此强烈的关注和支持。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坚定地认为家庭教育和婚姻状况对人的性格形成和成就大小具有关键影响，激进的经济学家却过于注重工作岗位的影响，这似乎是相当幼稚的。其实，只要跟黑人青年接触一下，就知道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早在谋求第一份工作之前就存在了，并且在得到一份工作后往往会持续很久。只要与城市里面的众多小商人打过交道，就会发现低层就业市场上劳动者的不靠谱、不坚定的性格是导致其工作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而不是工作不稳定导致他们形成了这样的性格。然而，在小企业里面，由于员工与雇主接触较多，工作氛围不是那么正式，而且专业分工也不是特别精细，通常能给年轻人提供比大公司更好的工作经验。此外，长期救济失业者的私营机构通常会寻求大企业的财务支持，从低级就业市场中帮失业者获得工作机会。由此来看，小企业不是导致黑人贫穷的根源，反而是解决黑人贫穷问题的一个有益途径。

此外，一些大城市的大公司，例如位于底特律的通用汽车公司，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希望改变那些来自贫民窟的员工的拖沓作风，但通常都是无效的。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试验中，1000个主要工作岗位提供给了当地黑人，但因为黑人习惯旷工，还有其他不稳定的工作习惯，试验以失败告终。该项目的负责人说，这1000个工作岗位需要4000名黑人工人才能做好。人们应该意识到，一份好的工作远远不足以塑造出一个好的工人。有些大学教授反对为大学校园里面的女性教师争取平等权利，认为这种优越的工作自然能够为女性提供优势，但他们却赞成为建筑工地上的女性争取平等权利，这种迹象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工人阶层的轻视。

与此同时，诸如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博格华纳（Borg-Warner）和IBM之类的高科技公司，投入足够的时间、耐心，并利用政府的补贴，在黑人聚居区建立了工厂，为黑人群体提供培训，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些工厂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从装订书籍和杂志，到制造显示器终端，再到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这表明至少部分来自贫民窟的员工在接受出色的培训之后能够在复杂的行业中将工作做好。但这项努力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政府提供了两年的补贴，企业想方设法讨好黑人社区领导者，在员工遭遇紧急情况时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在福利文化催生员工的怠惰和质疑情绪之前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培训。一旦这些工厂建立起来，生产力水平和出勤率都可以赶上其他同类公司。在他们赖以成功的因素里面，至关重要的是培养黑人的责任意识，让他们对企业做出承诺，帮助企业实现赢利，而不是仅仅将工厂视为一个接受培训的地方。即便过了头两年，也不能在产品质量、完成工作的期限或者工作态度上对黑人有丝毫放松或让步。

这样的经验表明，将一大群黑人同时招录到大企业工作，可以有效地淡化他们的不良工作习惯，这在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青睐的平权行动计划有助于这一过程。相反，政府的平权行动计划反而会阻碍黑人及其他贫穷人群的就业。一方面，政府倾向于认为如果少数族裔的工资水平偏低，就是企业有种族歧视的表现，迫于政府的压力，企业就会更加注重妇女、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晋升问题，而忽视了新员工的晋升问题。这种做法往往引起其他员工的不满，使其认为企业虽然雇用黑人，但这些黑人只能做一些低级的工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少数族裔员工的工资偏低时，政府会以歧视为由威胁要起诉企业，还按照企业所在地区的少数族裔人口所占比例制定就业配额制度，强迫企业必须招聘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员工，结果反而导致大企业把工厂建到了少数族裔人口稀少的郊区，以避免这类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是比较容易的，大多数大企业都会这么做。

过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公司所施加的压力可能对促进黑人就业有一定的帮助。但近年来，这类机构越来越关心少数族裔就业比例的问题。虽然这些做法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妇女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人群成为受益者，但有时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大企业的斗争，为公民权利辩护的律师的每一个胜利都会成为以后越来越多斗争的先例。大企业知道它们永远不可能赢，所以只要对方开出的条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它们就会接受。但它们也开始学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发生任何的瓜葛。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给那些试图在培训方面同企业加强合作的联邦机构造成了难题。

学术界和联邦政府过于关注大企业，反映出他们对小企业存在严重的误解。加尔布雷斯及其他信奉二元市场理论的人觉得小企业只不过是早期经济变革中遗留下来的次要角色。他们用忧愁的口吻谈论这些小企业，觉得在大企业林立的世界中，小企业是一种病态的、短暂的另类存在；觉得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小企业不过是一种卑下的价格接受者；觉得小企业只是见证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为实现财务独立所做的失败的尝试。

政府认为小企业问题丛生，会造成麻烦，因为这些企业的数量实在太大，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小企业主顽固的逃税行为往往逃脱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劳工部及其他针对穷人和失业者的联邦机构的监管。他们认为这些小企业只会剥削员工，特别是少数族裔的员工，只会欺骗它们的顾客，特别是穷人，并且在美国大型垄断企业的夹缝中求生存。

但是，在参加工作的少数族裔人员里面，有80%的人都是供职于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远高于大型企业，而且其资本净收益的增速比二战以来的大型企业还要快得多。小公司经常使员工觉得自己能够在生产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反观大企业，员工容易觉得自己无关紧要，旷工率反而比较高。尽管小企业的员工流失率要高于大企业，但这一差异似乎并不值得特别强调。在20世纪70年代末，员工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平均每月的员工流失率为1.4%，规模较小的企业每月的员工流失率平均为1.8%。对于大量规模更小的企业来说，估计流失率会更高一些，但不会特别高。在一个充满变化的经济体中，超过一半的人是自愿辞职的，近一半的人超过8周找不到工作。最小的企业的员工年平均流失率为25%，比大企业多出5%，但这似乎并不能被视为加剧美国贫困现象的一个社会障碍。

事实上，种族主义者只是在运用他们的经验法则对美国就业市场进行描述，这样的描述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如果说黑人贫穷是因为企业对黑人存在负面、刻板的印象，那么这种答案的错误性不亚于将黑人贫穷现象归因于文凭主义，即雇主在招聘中过于强调考试和学术资历。现在，年轻的黑人几乎和白人接受了相同的教育，而且同样的分数，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考上大学。在就业市场的某些领域，黑人的文凭可能比同等水平的白人略高一些，因此可能会在强调文凭的招聘中受益。事实上，致力于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机构一直试图迫使雇主更加重视文凭这一客观条件，然后雇用一些可以大致合格的黑人，从而提高黑人的收入。

这种做法可能事与愿违。一些企业由于担心被指控存在歧视，便开始更全面地规定其用人政策。因为它不能根据主观直觉去排除一个看起来不合适的年轻黑人，便决定提高招聘门槛，排除所有没有文凭的人，甚至以前已经被雇用了的、工作稳定的黑人可能也会由于没有文凭而被清退。企业知道直觉在法庭上站不住脚，因此更相信文凭，而不是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府开展的平权运动，文凭主义反而在美国就业市场上大行其道。

文凭主义的后果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拥有本科或更高学历的年轻黑人都获得了显著的收益，现在他们的收入远高于同等水平的白人。这些群体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平等权利的努力只不过是加快了他们的前进步伐。其实他们不需要借助平权运动，本来就会取得成功，但平权运动反而导致人们认为这些黑人的成功是平权运动带来的。

然而，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黑人而言，文凭主义并没有带来有利的结果。在这里，文凭主义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很多黑人试图逃避福利文化，希望找到工作，但由于缺乏文凭，他们的进步受到了影响。黑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受到偏见的短暂阻挠，一旦障碍和就业限制解除，他们就会奋勇向前。黑人问题也丝毫不像妇女问题，妇女们经过反复考试获得了文凭，但是她们缺乏企业家的干劲和进取心。对女性而言，这一点反而是值得赞美的地方，联邦律师能够帮助这些女性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贫穷的黑人的问题并不是全新的、微妙的或潜藏的，而是与前几代美国人曾经面临的问题非常类似，即如何依靠个人努力和抱负来弥补家庭背景和教育资历方面的不足。在这一困境中，福利国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阻力，因为它明显妨碍黑人参加工作。此外，文凭主义也很难使黑人鼓起勇气去找工作。多数美国自由主义者、教师和政府雇员觉得文凭是多么可贵，但在这些人中间，文凭起着阻碍新思想的作用，非常类似于“前一次战争”的经验在将军们的心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有人提出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之间存在种种联系，但事实上这一系列言论是半真半假的。在这些言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教育偏见。这种新的偏见取代了原来的种族偏见。这一教育偏见的特点是对学位、文凭、考试、证书和资格的崇拜，这种教育体制的基本规则就是，如果你不能进行语法分析，如果你不能按照要求的速度把数字填在正确的框里，如果你不能在惯常的学习模式下表现良好，那么你就不能通过考试，就不能拿到文凭。

如今，这种制度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个制度在政府公务员体系中达到了极致，在那里，文凭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对文凭的追求完全可以超越工作本身的意义。不管你在工作中做得多好，如果你的考试成绩太低，你就不能晋升。相反，不管你做得多糟糕，如果你的分数还好，你几乎不可能被剔除出去。一般来说，只有拥有分数才拥有最终发言权。

我曾为一个名为职业基金会（Vocational Foundation）的组织在纽约采访过一些居住在贫民窟的失业青年，也曾经在其他贫民窟采访过一些失业青年，在采访过程中，文凭问题反复被提起，比如：

他们对我做各种测试，让我填写各种材料，但最后他们对我说我做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文凭；

我没有文凭，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卖大麻卷烟；

我工作做得很好，但要想晋升，必须通过所有测试。

在政府及企业用人政策的推动下，文凭主义的触角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不断延伸，找工作的文凭门槛越来越高。最初是一个高中文凭就足够了，继而要求参加一个特别设立的专业测试，再后来要求大学文凭，甚至要求必须获得一份终生有效的资格证书。所以，这些要求的后果无非是淡化了工作表现的重要性，而无甚必要地突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保护了那些受过教育却能力平庸的中产阶级，使其免受那些未受教育却积极勤奋的穷人的挑战。

简而言之，文凭至上的制度会贬低勤奋、毅力和干劲的价值，但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其他弱势族裔跻身中产阶级，甚至更高的阶级，而且每一个认真的研究都显示这些优秀品质在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个制度又高估了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所拥有的能力，比如上过学、考过试、懂计算，而这些方面的大多数能力在工作中往往都派不上用场。

正如美国劳工部的赫伯特·贝恩斯托克（Herbert Beinstock）所言，文凭主义大行其道的一个结果是给那些没有文凭或者文凭较低的弱势群体制造了一种就业障碍。这一障碍导致高中辍学者，尤其是黑人，在美国经济体系内很难找到工作。受害者既包括缺乏父亲教育的、接受福利救济的新辍学者，也包括种族隔离时代的老辍学者。

即使是那些克服第一个文凭门槛找到一份工作的人，通常也会在后来的晋升过程中遇到文凭问题。文凭常常决定了谁有资格获得晋升。这个障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被视为没有前途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辍学者被迫退出劳动力大军。对于一个敬业爱岗的员工而言，很少有比看到竞争对手凭借着文凭领先一步更令人士气低落的了。

在工作需要或出现危机的时候，文凭不合格的人的表现常常超出了预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受过训练的黑人和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为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和被殖民者不懂宗主国的语言，却在欧洲许多宗主国的经济体系中承担了高层次的工作，而在美国，这些所谓的高层次的工作通常是为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保留的。在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制造出了电视机、汽车、电子设备、半导体芯片和乐器，而且这些产品在与美国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竞争中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的是，学术成就在大多数工作中几乎没有实质意义。雇主需要有选择地向那些学习目标非常明确的工人提供教育，因为他们学习目标很明确，学习动力很强大。正如彼得·多林格、迈克尔·皮奥里和莱斯特·瑟罗等人经常指出的那样，美国经济中的大多数技能都是人们在工作中学到的，而只有一小部分知识是在获取高中文凭的过程中掌握的。

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技能和机器的融合可以使一些工作变得更简单，也可以使其他工作变得更加精细和专业。但学校教育在就业方面的价值除了阅读、写作和计算这三个方面之外，几乎没有增长，员工依然必须在工作现场学习相关设备的操作技能。

一些分析人士否认文凭主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仅仅通过勤奋努力就能获得文凭，而且对黑人经常没有文凭要求。然而，由于其他一些规定，文凭主义的影响得到了大大强化。比如，政府出台了新的许可制度和其他监管制度，针对不同车型的驾照考试制度影响了从叉车到出租车等各类司机，没有这类文凭或资格证书，就无法从事相应的职业。再比如，政府还直接出台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扩大最低工资覆盖面的规定，或者出台了其他影响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的规定（比如建筑业的《戴维斯–培根法案》），从而导致雇主不得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当雇主被迫为低生产率的工作支付高工资时，就会吸引大量的求职者，而要从这些人中筛选出合格者，最好是借助学历这个指标。比如，砖瓦工、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建筑工人和卡车司机都经常被要求拥有高中文凭。因为政府雇员的薪酬往往过高，所以在联邦政府机构中，文凭就变得尤为重要，即使这个机构本身在政治上反对文凭主义，但它在招聘过程中依然注重文凭。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便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它的招聘模式中包括一些不相干的测试要求。如果它不是政府的分支机构，而是一所大学或医院，那么它就会涉嫌歧视没有文凭的弱势群体，就可能遭到那些平权组织的起诉。

文凭就像种族主义的影响一样，超越了它在工作中的实际用途。如果告诉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的黑人辍学者，没有高中文凭就无法得到一份工作，这就像告诉他们由于种族歧视而无法获得成功一样，也是具有毁灭性的。文凭主义和种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讲都是错误的，这两种观念都打击了黑人等弱势群体找工作的积极性，并有效地增强了福利救济对于穷人的吸引力。卫生、健康与福利部耗资数百万美元去宣传这些错误的观点。尤其令人讨厌的是，反辍学运动的电视广告巧妙地面向了黑人，生动地传达了没有学校文凭的生活是多么绝望。

毫无疑问，文凭主义可以视为一种妨碍就业的门槛。经验丰富的官僚们可以背诵几十种规避公务员制度的策略，尤其是在促进黑人的发展方面，但是，福利救济和文凭歧视正在明显地困扰着贫民窟居民的思想，削弱了他们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干劲和抱负。

当前的就业市场对文凭低的黑人群体的确存在歧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一味否认这个事实是毫无意义的。聚居在市中心贫民区的青少年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受害者和违法行为高发群体，他们的失业率、私生子比率、犯罪率都相对较高。除了他们之外，考虑一下之前那些成功的黑人，也可以反衬出当前就业市场的缺陷。在1957年就30岁出头的那一代黑人里面，有很多人非常成功，能够在经济体系的上层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跻身美国收入最高的1/3的群体。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并没有犯下罪行，也没有做出吸引社会学家关注的其他违法行为，但他们可能曾经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因此，可以预测他们会对消除种族隔阂做出良好的反应。

对特定群体的经济状况变化的纵向研究显示，自1957年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水平都取得了显著的增长。1957年，平均年龄在30岁出头的劳动者的收入开始全面增长，在美国人收入阶梯上所处的地位提高了至少1/5。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成功的年轻黑人工人已经得到了自由主义给他们提供的一切好处。人们可能会期望他们比白人更快地发展起来，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恰恰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在主要工作岗位上工作，到70年代，他们的收入下降了1/3。在1957年跻身收入最高的1/3群体之中的黑人，到1971年却只能处于倒数1/3的群体。在一个种族主义泛滥的糟糕时代，成千上万的黑人克服了所有的障碍，赢得了良好的工作机会，而那些彻底超越了福利文化的黑人却完全未能跟上这些障碍破除之后的社会发展步伐。随着种族主义的逐渐破除，黑人收入的相对地位也在下降。

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即随着旧的障碍被清除，新的障碍被设置了起来。文凭主义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中根深蒂固，在雇用了许多黑人的政府部门中更是如此。那些20世纪50年代的黑人大都在南方的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停课的时间通常比白人学校多了1/3。那一代的大多数黑人都没有读完高中就选择了出去工作。在40年代晚期，那些十几岁的黑人青少年中，参加工作的比率比较高，失业率也比同龄白人低。在工作多年后，到50年代中期，很多人受益很大，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却少得多，也不怎么集中。当权力的神秘性吸引了许多黑人进入政府工作时，他们便被公务员的环境迷住了，就像爱尔兰裔的移民被权力的诱惑所困住一样。

例如，到1960年，17%的邮政职员是黑人，到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多。但即使是在1970年，这些黑人里面担任邮政局长的人的比例远低于1%。虽然近些年来有很多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进入政府机构，但他们的收入还不如白人。比如，在1978年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白人职员的工资比黑人职员的工资高出了35%。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政府机构里面，文凭主义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平权行动的影响。

随着文凭之风在私营单位愈演愈烈，早期在私营单位找到工作的黑人男性也往往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这些人曾在严重种族隔离的世界里表现出很大的干劲，也不能战胜文凭主义催生的绝对规则和排挤。

然而，仅仅文凭还不足以解释黑人的不幸遭遇。许多来自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能够通过多种努力克服文凭主义造成的障碍，他们在企业里面进一步锻炼技能，有的人在夜里还要学习，有的人同时打两份工，有的人努力寻找那些更看重领导能力和生产力而非文凭的雇主（这类雇主有很多）。但是在1957年就出人头地的那些年轻黑人没有选择这些艰苦的路线。这种现象的背后，是黑人没有应对文凭主义的动机或心理。如同大多数这样的问题一样，黑人不愿提高文凭的想法不是源于工作，而是源于家庭，特别是与他们的妻子有关。因为他们的妻子受到了平权运动的青睐，文凭主义对他们妻子的影响要小得多，从而降低了他们自身谋求更高文凭的动力。

1957年，黑人女性的智商比黑人男性高得多，她们在学校读书的时间更长，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更高，但就业率却比黑人男性低。在接下来的20年里，她们的就业率提高了40%。与此同时，她们的收入中位数、职业地位的提高程度和跻身高级职位的速度都是黑人男性的3倍多。一开始，黑人女性的收入约是黑人男性的50%，约是白人女性的57%，但后来，黑人女性的收入达到了黑人男性的80%以上，达到了白人女性的99%。

以1957年那些高收入男性为代表的黑人群体中，黑人妇女在大专院校担任教职的人数大约增加了4倍，仅比男性黑人教职工的人数少15%。此外，她们还大量涌入护理、中小学教育和政府部门等领域。如同莫伊尼汉在1965年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劳工部的黑人员工中约有70%是女性，而白人员工中只有40%是女性。在仅仅需要低级文凭的非专业性文职人员里面，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的比率为4 : 1。在1969年，美国担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黑人妇女的数量比黑人男子多16%，而这些妇女的收入只相当于男性黑人的3/4。这样导致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而不是在社会上。人们经常将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与白人相比，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比较。

20世纪50年代就曾经取得成功的黑人男性面临的问题的根源既不在于种族歧视，也不在于就业市场，更不在于美国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趋于僵化或存在歧视。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如今贫困黑人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即美国自由主义和文凭主义的盛行，导致他们迷恋政府工作、迷恋平等，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多人退出劳动力队伍。但他们的妻子却不一样，因为她们拥有更高的文凭，而且工作也更卖力。到1978年，30%的黑人家庭的男性成员处于失业状态。

不考虑女性的收入，男性的收入是没法评判的。大多数男性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必要的牺牲。男性工作主要是为了供养他们的妻子和家庭。当妻子赚得更多的时候，男人就会感到工作的紧迫感降低了，从而失去了毅力和动力。当妻子赚得少的时候，男人往往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而且更有可能达到成就的顶峰。这个思路基本上就是说，障碍和问题激发了动力和创造力，从而推动了人的进步，这违背了当代社会学的所有理论。但相反的思路认为，贫困的状态、养家糊口的角色及生活的障碍和挑战，都阻碍着人的努力和成功。这种思路并不符合历史经验，尤其是美国少数族裔的历史。

黑人男性的工作动力在20世纪60年代遭受的冲击一直持续到70年代，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迅速改善的教育状况抵消了一些。尽管如此，坚持性别歧视观念的分析人士仍然认为，目前黑人男性相对黑人女性所占的20%的收入优势，其中94%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与此同时，白人男性相对白人女性的收入优势里面，有64%是偏见造成的；白人男性相对黑人男性所占的收入优势里面，只有20%~30%是偏见造成的。换句话说，因为黑人男性相对黑人女性的收入优势本来就很小，只要消除平权机构所称的偏见，将会使这种差距消除，但是白人男性相对黑人男性的巨大优势依然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由此可见，虽然平权机构的活动一直没停过，但黑人能够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很少，因为这些机构的政策建立在文凭主义的标准之上，与学术界的分析人士采用的标准一样，唯独忽略了所有的黑人男性勤奋和积极向上的优点，而正是这些优点使得黑人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即使是通过常规的诉讼来支持黑人男性，反歧视运动也只能导致黑人男性士气低落，退出劳动力队伍，家庭破裂，对于工作和家庭的信念趋于衰退，而黑人男性恰恰是依赖这种信念才能实现持久的向上流动。所有与贫困做斗争的政策路径的目标应该是将当前的贫困人口从政府工作岗位和政府救济的甜蜜陷阱中解救出来，提高养家糊口的男性的收入。不幸的是，当前政府和学术界的思路却与这一路径截然相反，这也是贫困问题不大可能在富裕的美国很快得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Peter B. Doeringer and Michael J. Piore, “Unemployment and the ‘Dual Labor Market,’” Public Interest, no. 38 (Winter 1975), pp. 67–79; Lester Thurow, Generating In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and Glen G. Cain, “The Challenge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ies to Orthodox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197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albraith Reader (Ipswich, MA: Gambit,1977), passim.

Nathan Glazer, “Reform Work, Not Welfare,” Public Interest, no. 40(Summer 1975), pp. 3–10.

George Gilder, Visible Man: A True Story of Post-Rac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Andrew Billingsley, Black Families in White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 1968), p. 171.

David Robi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e also You and Youth, a monthly publication of Vocational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44 East 24th Street, New York City, NY, for case studies of employment-training succes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J. Peter Grace, “The Assault on Economic Incentive,” chart 23, Net New Jobs Created, by Size of Firms,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American Capitalism. Grace’s paper, available from W. R. Grace, Inc., New York City, stands as the best single compendium of statistics of the decline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confiscatory tax rates that are suffocating its growth. (STILL???)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onthly Review, 1977.

Our Turn to Listen (New York: Vocational Foundation Incorporated,1978).

Ibid.

Lindley H. Clark Jr., “Discrimination at HEW,”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5, 1978, p. 8. Clark summarizes “Discrimination in HEW: Is the Doctor Sick or Is the Patient Healthy?” a paper distribut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later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lso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study is based on statistics collected by the U.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Clark’s article elicited a response from Joseph A. Califano Jr., then Secretary of HEW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2, 1978). Displaying utter incomprehen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Califano wrote:“HEW has never deemed statistics to be the sole or necessarily the best indicator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Nonetheless, he went on, “Last August, I appointed a study group to review HEW’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Program.” As a result of the study he created a new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for EEO to enforce an affirmative-action program at HEW. Califano did not say whether HEW would forgo any federal funds if the program does not succeed. Of course,HEW is no more or less guilty of discrimination by any valid measure than most of the institutions the department mercilessly harasses.

Bradley R. Schiller, “Equality, Opportunity, and the ‘Good Job,’” PublicInterest, no. 43 (Spring 1976), pp. 111–120. This important article was scarcely noticed, even by one of the editors of the magazine that published it. But it issues a difficult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f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on the issues of race and opportunity.

Sar A. Levitan, William B. Johnson, and Robert Taggart, Still a Dream:The Changing Status of Blacks since 19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3.

Clark, “Discrimination at HEW.”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art two, Statistical Data on American Ethnic Groups. Black Americans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1977), tables 8–13, pp. 278–295.

Lee Rainwater and William L. Yancy,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Politics of Controversy, including the text of Daniel Patrick 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Transa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Repor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7),Appendix, table 17,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as of December 31, 1964, p. 73.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278–295.

Irwin Garfinkel and Robert Have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avid Betson,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Earnings Capacity,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 32.

Ronald L. Oaxaca,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Working Paper No. 23 (Princeton, NJ: Industrial Relations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