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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胜利者的悲歌
第一章
胜利者的悲歌
回眸世界近代思想史，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在美国，直到近些年来，社会主义只能在象牙塔里面的讲堂、教堂里面的会客室及消极避世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交流小组里面才会成为主要的谈资。
第二重大的事件是资本主义没有取得相应的胜利。在大学、社团、政府和教堂里面（这些地方会催生一些朦朦胧胧却依稀可辨的新思想），自由企业制度对人们的吸引力似乎依然明显逊于社会主义制度给人们的承诺。如果真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已经陨灭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了，在道德上破产了，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取得相应的胜利，还踉踉跄跄，岌岌可危，仿佛要被丢进一个历史垃圾箱里面呢？为什么那些令人信服的驳斥集体主义论调的作家在颂扬自由企业制度时总会掺杂悲伤的论调呢？为什么他们为自己支持的资本主义制度撰写的保守主义文章总是以悲伤论调结束呢？
虽然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存在不同的曲调和不同的编排方式，但本质上都如同悲歌一般。那些被称为“资本主义制度救星”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未来时，所用的措辞竟然与那些备受打击却依旧满怀信心的社会主义拥护者用的措辞一样，弥漫着悲伤的论调。与此同时，那些“老右派”（Old Right）知识分子往往不愿协调其哲学思想与经济观点，而且他们同样可能吐露出“资本主义正在衰落”的心声。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激情澎湃地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与道德的败笔”这一论调。
然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回顾了右派作家们在长达75年的时间内表达的论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传统主义者，无论是启蒙主义者还是非理性主义者，无论是活力论者还是自然主义者，无论是人道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在怀有上述激情和信念的人里面，几乎没有一位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那些清醒的、平凡的和审慎的事业辩护，更不用说为资产阶级那些野心勃勃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和追逐金钱的事业辩护了。”事实上，由于很多重要的思想家曾经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此，贝尔这一言论的客观性是值得商榷的。然而，有一个事实被贝尔说对了，即尽管有些人曾经为资本主义辩护，但辩护的措辞往往不够清晰明确和直截了当，几乎总是在重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论调，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颂扬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没有其他制度能够更符合他们的宗教信念或无神论信念，以及他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认知。资本主义制度一直被表述为一种临时性、条件性、折中性的制度，正如丘吉尔在谈到资本主义民主时曾经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民主可能是最糟糕的政体，但是还没有其他任何政体比它更好。
这种消极观点导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在没有遭到有力反驳的情况下就一致认为私营企业制度虽然存在一些表面上的优点，但在现实中却会接二连三地失灵，也缺乏无法辩驳的正当理由，因此会引发深刻的社会冲突和道德矛盾。根据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我们的财富源自以享乐为基础的消费伦理，源自持续不断地通过广告刺激人类欲望，而这种做法最终会对主宰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的道德规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些思想家还认为资本主义会不可避免地滋生大规模的官僚架构，从而扼杀私营企业制度的本质和根基，即企业家精神。这些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因经济增长而得到缓和，但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则会催生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并促进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与民主和宗教的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公开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基本类似的观点。新保守派社会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在其令人困惑、佶屈聱牙和卖弄学问的著作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文化保守主义者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和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猛烈抨击当前社会学与心理学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这也是新保守派的资本主义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在其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著作中持之以恒地表达的主题。
对于资产阶级伦理的衰落、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以及难免出现的专家治国和止步不前的前景，人们不禁会深表同情，但也会进行悲哀的反思，并且可能会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吗？毕竟，在很多图书馆里面，除了收藏有畅销类或视听辅助类图书，还收藏着马克思、托克维尔、凡勃仑和熊彼特的作品。这些作者都曾有力地赞美过资产阶级的活力、闯劲儿和重要的历史角色，但这些赞扬只是为了预言资本主义终将衰落和消亡。他们都探讨了相同的问题，包括资本主义道德的内在矛盾、技术变革的迫切性、管理方式的进步、物质方面的富足及社会变革等。今天，这些问题激发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早在1815年，瑞士经济学家西蒙·德·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就意识到了部分问题。西斯蒙第是动态经济分析领域的先驱，他也曾经困惑，既然我们现在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扩大生产呢？
就连名字被视为资本主义秩序象征的亚当·斯密也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终有一天会趋于衰败，到那时，人们会迫切渴望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奋斗目标和存在前提。很多年来，其他很多空想家们认为人口增长导致的资源枯竭预示着资本主义终将过时。然而，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财富、贫困、平庸、不平等，或其他各种抱怨的奇怪组合，那些预言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预测资本主义的消亡、衰落、停滞、厄运和腐朽，同时也预言人类社会最终将会出现某个更加稳定的局面，实现更加良性的均衡，人类的纷争也将趋于停止。
事实上，近代以来对资本主义怀有矛盾心理的预言家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数不胜数。他们回溯遥远的历史，导致人们猜测他们进行分析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论述资本主义，而是在于揭示历来的伟大思想家们都没有意识到的自己所处的时代并非人类社会的末日，到那个末日时刻来临时，《启示录》所述的7个封印将全部解开，“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由于旷日持久的失望情绪而倾向于预测那些最长久的事物将要消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稳定的极乐状态，非常类似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如同离婚人士倾向于预测家庭变故一样，年老的知识分子和商人总是倾向于预测资本主义活力的衰竭。
然而，生物学上的事情并不一定适用于社会学。虽然伟人在从辉煌走向陨落的过程中会饱受衰老的困扰，但这并非一个国家具有的特征。如同家庭一样，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会过时或衰落。人类需求和人口数量每年都在增加，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惊喜将会不断涌现。人类需求具有紧迫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日益超出了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应对能力。换句话讲，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源只有广泛地分布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中，可以自由地投入到冒险事业中，可以灵活地投入到新项目上，并且可以稳定地转变为新形态和新体系，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实现经济增长。时间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和环境的持续变化。在所有状态里面，预测家们较为青睐的“稳定状态”肯定是最容易消亡的。
知识分子群体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共识是，资本主义存在道德缺位。就如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走在剪绒地毯上，穿过静谧肃穆的大厅，进入地下室，到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深处，拉开丝绒帷幕，结果只发现了一个空空的神龛。对此，他沾沾自喜，把道德缺位看作资本主义自由的源泉。其他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对此也表示认同。伟大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都对集体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对资本主义的自由进行了盛赞，但他们不确定资本主义的自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且他们的论证带有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自由本身是好的，还能让我们变得富裕。我们需要为资本主义创立一套道德准则，并且对资本主义的成就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上述这些作者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最伟大的资本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中流砥柱，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强盗大亨”（robber baron）。对于这种观点，上述作者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此外，上述作者里面也没有谁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和兴旺，原因就是这套制度为企业家们强大的创造力提供了施展空间。
克里斯托尔曾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如果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社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能继续生活下去吗？”他自己给出的答复是：“我认为不会，根据我对历史的解读，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一样，人们也无法长期接受一个权力、特权和财产分配完全不符合道德公允原则的社会。”对于克里斯托尔这个问题及他自己给出的答复，上述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够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然而，近年来形成的一种新的共识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反而会削弱资本主义。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并没有一套规范的道德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由是缺乏道德约束的，会引起出人意料的负面结果；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赖以成功的基础并不是自由，而是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自律和克制，即资产阶级辛勤劳动、为人正直和崇尚理性，所有这些美德都与那些自由的消费者（人们认为这些消费者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在激烈的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贪婪和欲望互不相容。这种观点还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滋生了一种庸俗和颓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人们追求丑恶的、细枝末节的和肤浅的东西，缺乏生存所需的自律和勇气，同时也没有值得长期维系的价值观念。
左派知识分子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批评远不止上面这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道德缺位，而且还会滋生十分缺德的行为，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不平等及环境破坏。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是失败的，因为它引发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妨碍了大规模规划的实施，而在面临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资源稀缺、人口稠密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期望经济增长的时代，这种大规模的计划经济是不可或缺的。最严重的是，资本主义还引发并延续了富人与穷人、富国与穷国，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并破坏了人类与自然、刺激消费与保护环境、个人欲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态势。这类观点与保守派的观点别无二致。激进人士也认为，从本质上讲，美国的商品具有卑劣的属性，从道德上讲，崇尚消费对一个社会具有侵蚀性。除了这种指责以外，激进人士还针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其他一系列抨击，但这些抨击被保守人士视为过度的或错误的理解。而且在保守人士看来，激进人士提出的矫正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案也是无济于事的，容易造成浪费，且不合常理。
然而，我相信这两种针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抨击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同样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罗伯特·海尔布伦纳、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汤姆·海登（Tom Hayden）的共同点恐怕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他们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观点是，资本主义这栋大厦缺乏伦理和信仰的地基，因而只能造就一种肤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生活秩序。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经指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贪婪基础之上，是不道德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听了之后只是惊愕得无言以对，恐怕以上这些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境下也不会比艾森豪威尔总统有更合适的反应。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优秀作品《完美的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中曾经满怀热情地歌颂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给人带来的梦想，而且这个社会肯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考虑到之前提到的各派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人们可能不禁会问，李普曼描述的这些梦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李普曼歌颂资本主义梦想的时候，战争风险日益迫近，大萧条刚刚引发了一片萧瑟景象。即便在那种情景下，他仍敢大胆地歌颂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理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别人创造财富，自己的财富也能增加的方法”。这种财富创造方式表明“《马太福音》里面的‘黄金法则’在经济上也是行得通的”，并且这种方式也“首次使得人们能够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将人们自古以来对于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期待同消除贫穷和增加财富变得协调一致”。围绕着这一主题，李普曼继续阐述道：“在劳动分工开始使人们依赖同其他人之间的自由合作之前，你争我夺依然是俗世的生存法则，精神追求则是超脱于俗世之外的。因此，直到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人类才看到了实现‘完美社会’的美好前景，俗世与精神世界，以及利己主义与大公无私之间的鸿沟终于有可能得到弥合了。”
虽然庸人自扰的知识分子们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到处充满了剧烈变革和伦理矛盾，但李普曼在他那个更加危险、更加艰苦的时代对资本主义表达出来的基本信仰依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芒。今天是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也是危险的幽灵阴魂不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秉持和践行李普曼这个伟大人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种令人绝望的困境下仍坚持的对资本主义的基本信仰。
“老右派”经济学家向供给学派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供给学派主张放任自由、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是解决不了美国日趋深重的经济问题的。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一个相当大的公营部分，对资本主义慢性的不稳定状况能起平衡稳定作用，故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应该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经济理论尚未成熟，还处于萌芽状态。 ——译者注
Daniel Bell, “The New Class: A Muddled Concept,” Transaction/Society 16, no. 2 (January–February 1979), p. 17; reprinted in Barry Bruce-Briggs,ed., The New Clas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9).
Thomas Sowel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Man,” in Irving Kristol and Paul H. Weaver, eds., The Americans, 1976, vol. 2, Critical Choices for Americans (Lexington, MA: D.C. Heath & Co., 1976), pp. 191–209.
The Bible, Revelation, passim.
Irving Kristol, 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 262.
“黄金法则”指的是《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里面的一句关于人类相处的行为准则：“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译者注
Walter Lippmann, The Good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1943); quoted from the paperback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pp.19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