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六章

贫困的本质

美国的上层人士生活在财富的世界里。长期以来，他们以一副面无表情、波澜不惊的模样倾听着来自穷人世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海明威曾经说过，富人与我们的主要区别就是他们的钱多一些。虽然我们往往倾向于接受这个说法，但我们一直都在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和穷人不是来自同一个部落，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动机都具有异族色彩，认为只有通过值得信任的专家提供的渠道才能理解穷人的世界。

巧合的是，在美国，很多穷人都是黑人。黑人看起来与众不同，或许他们真的与众不同。关于黑人，产生了一系列似乎非常权威的说法。比如，黑人本质上就适合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社会；比如，很多人认为从遗传角度来看，黑人与爱尔兰人、犹太人和其他移民一样，智商普遍较低（可能是因为黑人的头部空间狭窄）；再比如，有人说黑人明显存在暴力倾向，生活邋遢。然而，坚持自由主义精神的人认为，我们这样评判黑人犯了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错误。他们的观点似乎是在说暴力倾向、智商低和长期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是对于贫穷状况做出的合理反应，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贫穷中了解到很多原因。

然而，要形成这种态度，必须持有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又具有明显的英雄主义色彩，因此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尤其是涉及政治领域的问题时更是如此。于是，对于黑人贫穷的原因，便出现了一些据说较为开明的说法，但其实也都比较牵强。奴隶制、歧视和压迫已经严重摧残了黑人的心灵，以致现在需要通过各种帮助和治疗方式去纠正他们。种族主义和失业依然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境，需要通过公共就业计划和平权行动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虽然黑人在遗传上或许并没有比其他人低等，但科学表明他们正是由于深受种族主义和贫穷的创伤，现在才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

在面对这个饱受创伤却又值得尊重的种族时，关于黑人的这些观点不仅给自由主义精神造成严重的挑战，而且会导致我们永久地相信，无论由于什么原因，黑人都不同于我们。这种态度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时候较为明显，而大部分时候都较为含蓄。

比如，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大多数人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并享受空闲的时间，而黑人尽管普遍做着较为繁重的工作，却没有空闲时间可以享受。因为黑人过于迫切地渴望工作，于是他们告诉所有来访的学者，说他们愿意工作，尽管他们失业时的社会福利和实物补助大大超过了他们工作之后的薪酬，依然不会影响他们对于工作的渴望。甚至在实际税率超过百分之百的情况下，黑人还嚷嚷着想要参加工作。（之所以实际税率超过百分之百，是因为他们工作之后就会失去很多针对失业者的社会福利和实物补助。）

之前，很多种族脱贫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语言上能够将本民族的语言置于次要地位，将英语置于主要地位，从而学好英语。当前的移民群体中，较为贫穷的人主要是来自讲西班牙语的地区，因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的考虑，认为自己主要应该接受用西班牙语提供的教育。

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士明显受到了离婚和分居的摧残：他们离职之后，收入暴跌，健康状况恶化，开始酗酒和有婚外情，而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表现也很差。但相对来讲，穷人及其孩子似乎不受家庭破裂的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穷人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归结为他们受到了歧视，并且倾向于认为孩子的行为与缺乏父亲管教几乎没有关系。

大多数美国男性比妻子挣得多，很多男人不愿意离开妻子，也不愿意被妻子抛弃。在穷人家庭里面，虽然妻子从社会福利计划和平权计划中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比自己的丈夫收入还高，但这对他们的家庭脱贫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失业率和私生子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在美国历史上，很多移民到美国的族裔都曾获得了成功。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报酬非常低的工作中比其他阶层的人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而且他们的族裔中有一小部分人具有企业家精神，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从而带领其他人摆脱了贫困。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穷人可以绕过这个非常辛苦的阶段，至于途径，或者通过接受教育以获得文凭，或者是曾经依靠福利生活的母亲接受专业训练，从而能够为政府部门工作。根据这个观点，现在的穷人与美国历史上存在的那些穷人完全不同，而且现在的穷人在动机和性格上与白人也存在截然相反的差异，我甚至可以用“新式的顽固”这个词来形容他们。

“自由种族主义”（liberal racism）这一概念或许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因为自由主义者不是种族主义者，真正算得上种族主义者的美国人很少，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这类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奉行自由主义的媒体才真正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类媒体对种族问题往往反应很激烈，甚至因此受到了指责。比如，任何人只要跟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打过交道，都知道但凡一个黑人的能力没问题，这些精英人士就会迫不及待地任命他担任高级职位，以此表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很多名气较大的大学都非常热衷于招聘黑人博士担任教职人员，而且与具有类似文凭和经验的白人教职人员相比，黑人每年的报酬要高出2000美元左右。当黑人富兰克林·托马斯（Franklin Thomas）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和杂志都为之欢呼不已，似乎这是美国在打破种族主义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和令人震惊的突破。然而，事实上，他的当选并不是得益于人们对于黑人的眷顾，而是其实力的体现：他之前就曾经主动拒绝过在美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他曾经临时担任过惠特尼基金会的主席，曾经发表过与其前任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一样无懈可击、符合潮流的观点，所以，福特基金会的董事们才会热情地选举他担任主席。

相似地，在美国政界，一次又一次的情况表明，只要黑人政治人物具有足够的智慧，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在大城市更是如此。黑人政治人物即便由于自身原因在选举中失利，外界依然会找各种借口为其开脱。关于这一点，我们以珀西·萨顿（Percy Sutton）1976年在民主党市长初选中的失利为例。当时，他得到了不少票数，主要是因为他获得了黑人的一致拥护，但《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不支持他，大部分选民也没有选他，因为他的竞选活动搞得非常一般，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种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上述两家报纸唯恐被人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便煞费苦心地说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当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黑人市长的准备。

美国的领导者们在对待涉及黑人的问题时往往回避真相，在黑人为什么较为贫穷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根据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黑人之所以收入偏低，是因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然而，这种说法显然是虚伪的，令人反感，是对美国白人的诽谤，而且也欺骗了黑人，令黑人感到沮丧。这种说法不仅掩盖了真相，而且会导致很多黑人和白人私下里形成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既然大环境如此不利于黑人发展，那么如果政府不出台规模庞大的救助计划，黑人就活不下去。然而，事实上，政府针对黑人的各种救助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和延续了黑人的恶劣处境。由于自由主义者认为各种不利因素的顽固性是导致黑人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很可能在其他群体（比如广大女性和讲西班牙语的人群）的贫穷问题上得出更多荒谬的看法，并且对经济产生一种狂躁和忧郁的观点，从而夸大贫穷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政府只要出台救助措施就可以缓解贫穷问题。

要理解上述观点的荒谬，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个事实，即尽管美国一派欣欣向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穷人，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使得越来越多怀有美国梦的穷人来到了美国。除非美国采取禁止移民的政策，否则，在未来几个世纪里，美国依然会存在贫困现象。但禁止移民的政策是不道德的，而且无异于经济上的自我毁灭。我们对于黑人的关心达到了神经质般的地步，针对黑人采取了不计其数的救助政策和措施，而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将适用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穷人。事实上，这些政策和方法将对美国国内经济和穷人造成的伤害是难以计算的。然而，尽管难以计算，任何人都可以根据美国政府在摧残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生活方面积累起来的长期而明确的经验预见到，这种伤害将是非常悲惨的和沉重的。

要控制贫穷问题，我们应该忘掉通过再分配手段克服收入不平等的理念，因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补助穷人，那么即便贫困现象开始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仍然有可能增加。要真正提高穷人的收入，就必须依靠富人提高投资率。有一种观点认为，富人扩大投资会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尽管穷人参加工作并获得晋升之后的收入增幅会超过富人的财富增幅，但从绝对数量上来讲，肯定是上层人士的财富增量较大，这会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变得更大。基于这种观点，很多人反对通过提高投资率减少贫困现象。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类分析具有欺骗性，因为它的一个隐性假设就是经济是静态的，认为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人数是不会增加的。

此外，现代经济结构与人口变动的相互影响也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随着劳动分工日趋复杂和日趋精密，工作岗位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相应地，那些掌握专业技术的工人凭借着自己稀缺的知识技能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远远超过了普通工种的报酬。此外，随着来到美国的贫穷移民越来越多（包括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美国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然而，无论这种趋势如何演变，如果一味地从富人手中抢走他们的财富去补贴穷人，那么一方面会减少富人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另一方面会削弱穷人辛勤劳动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美国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抑制就业机会的增加，导致贫穷现象不断持续。

不过，有一些人依然会从这种收入不平等现象中获益，其中就包括之前贫穷的人。在研究贫穷现象时，大多数人会看一看之前哪些移民群体取得了成功，研究一下与这些群体有关的统计数据。结果发现，近些年来随着获得教育文凭和技能的人越来越多，走向成功的穷人数量也稳步增长。于是，有些人便提出了一些有助于鼓励穷人实现渐进式脱贫的项目。然而，这些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虚幻的，因为这类数据掩盖了一些真正有助于穷人向上流动的重要事实。之前的贫穷移民群体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是因为第一代移民在报酬非常低的岗位上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能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取得文凭和技能，然后逐渐实现脱贫，而统计数据则体现不出第一代贫穷移民付出的艰辛劳动。

之前的确有一些贫困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但这并不能表明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非官僚机构的）文职工作人员或官僚机构工作人员的事业也有了稳步提升。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群体内部有一小批人在商业和专业领域迅速取得了成功，并带动其家族的发展，同时鼓励其他人采取类似的发展模式，使得一部分穷人能够迅速实现崛起。但他们也容易受到再分配政策的伤害，因为根据某些不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如果穷人刚刚获得了一些财富，而且没有隐藏起来，那么他们交的税反而比那些隐藏巨额财富的人交的税还要多。在一个层次非常鲜明、固化非常严重的经济体系之下，富人完全有可能凭借其财富获得教育文凭和其他方面的资历，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然而，在一个资本收益不可预期的动态经济中，穷人反而可能受益更多（穷人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本可供损失）。

要摆脱贫困，只有依靠工作、家庭和信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穷人应该信奉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为了向上流动，不仅要参加工作，而且要比优越于自己的阶层付出更多的努力。之前，下层社会的每一代人都会付出这样的努力，但目前的情况却是穷人往往拒绝努力工作，这种情况在白人中间比黑人还要严重。欧文·加芬克尔和罗伯特·哈夫曼在合著的《收益能力利用率》（Earning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一书中对贫穷问题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研究，计算出了不同收入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自己的机遇，也就是说，在家庭之外的工作强度如何。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几种不难理解的原因，当前穷人工作量越来越少，每年工作的小时数和周数越来越少，考虑到他们的年龄、教育程度及其他资历，他们的收入显得非常少。与美国各大城市历史上的穷人相比，或者同那些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相比，当今穷人的收入明显要少得多。（这项研究工作是联邦政府出资创办的威斯康星大学贫穷研究所开展的，使用了人口调查数据和密歇根州的纵向调查数据。）这些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在研究美国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时，人们往往忽略了穷人的劳动程度这个重要变量，而且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其他补贴项目大大减少了穷人的工作量。穷人之所以选择休闲，减少工作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存在缺陷，而是因为政府给他们钱支持他们这么做。

如果政府简单地通过转移支付和提供优惠补助的方式去帮助不愿辛勤工作的穷人群体摆脱贫穷，那么从政治上来讲是存在分歧的，因为这种做法会招致真正辛勤工作的群体的强烈反对。此外，这种做法还会打破人们对于辛勤劳动有助于增加收入的心理预期，而这种预期对于穷人实现长远的向上流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要高效率地工作，除了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之外，还要思维敏捷，专心致志，全力以赴。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人们必须首先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想得到多少回报，就必须付出多少努力，想获得多少商品，就必须提供多少劳动。父母和学校都要努力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个理念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如果人们普遍相信自己的付出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如果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暗淡无光、充满歧视的地方，是一个只有掠夺成性者与条件特别优越者才能取得成功的地方，那么这类想法将对人们辛勤工作的积极性造成最为沉重和致命的打击。如果父母具有这种消极的观念，就不会鼓励孩子在学校努力学习，而学校正是培养孩子未来挣钱能力的地方。如同许多方面的人类行为一样，努力工作的习惯应该从家庭生活中开始培养，通过针对家庭结构的研究就可以追溯生活工作习惯的根源。因此，政府必须让父母们形成付出必然得到回报的理念。

除了辛勤工作，穷人向上流动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维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威斯康星大学贫穷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广大女性容易受到歧视而影响职业发展，再加上需要照顾孩子，因此，已婚男性的工作时间往往是已婚女性的2.33~4倍。已婚男性的工作量随着年龄、资历、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及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已婚妇女的工作量却持续减少。在判断婚姻对一个人工作量的影响时，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事实就是，与年龄、教育水平和技能相似的单身汉相比，已婚男性的工作量要多出一半。

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会导致男性工作量增加大约50%。由于男性的挣钱能力本来就相对较高，女性的挣钱能力反而有可能因为性别歧视长期得不到纠正而变得更低。因此，维持好一个家庭是减少贫困的关键因素。

一个家庭一旦由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即便这名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或高级培训，能够承担得起孩子日托的费用和用人的费用，这个家庭的收入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大幅增长。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职责，精力容易分散，往往会使其无法全力以赴地工作，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挣钱能力。在有孩子的女性中，很少有人会把挣钱作为生活中最优先的任务。

另一方面，由于已婚男性需要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不得不把男性那种与生俱来的具有破坏性的进攻本能转变为积极进取的劲头，创造出优异的工作业绩。鉴于这些显著的性别差异，任何一个认真的减贫计划的第一要务必须是增强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激发男性的奋斗意志。

家庭与贫穷之间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因素只是衡量工作勤奋程度的狭义指标，此外还有很多指标。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在《不神圣的城市》（The Unheavenly City）一书中定义下层社会时，认为这个阶层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缺乏对未来的规划，过一天算一天，挣了钱就花掉，不懂得规划未来，不懂得储蓄，也没有稳定工作。班菲尔德令人对下层社会的穷人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即目光短浅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穷人都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缺陷。

班菲尔德的论述无疑触及了穷人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他围绕着这种论述做了进一步拓展，并提供了文献研究加以支撑，使其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男性曾经同样只顾过着眼前苟且的生活，遭遇过沉重的打击，不知未来究竟何去何从，最后反而成了奋发图强、富有远见的中产阶级成员。同样，他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看似具有远见的男性最后却变得放荡不羁，玩忽职守，得过且过，沉迷于感官享受，将自己的收入和财产挥霍一空，眼光并不比那些长期贫困的人长远多少。

事实上，班菲尔德所描绘的下层社会的人里面，大多数都是喜怒无常的单身汉、离婚及分居的男性。当代美国下层社会在生活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口普查中的那些无亲无眷的人太多，又引人注目，以至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不良风气。此外，他们聚居在黑人区，对贫困的黑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有极大的影响。班菲尔德认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而希望获得即时满足感主要是男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人们缺乏长远眼光。

贫穷人群之所以缺乏长远眼光，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其家庭破裂，父亲没有履行家庭职责。穷人的生活节奏总是张弛无度，手头时而宽裕，时而紧张。相似地，年轻的单身男性的性生活节奏也存在这个特征。而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女性的心理主要倾向于养儿育女，拥有长远的规划，这在子宫这一器官上就能体现出来。在一个文明社会中，青年男子必须在女性漫长的孕期内克制性欲。这是一夫一妻制社会发生的情况，男人要节制他的性生活，并通过妇女的子宫传宗接代，延伸到未来。女性给男性生儿育女，男性把劳动果实给女性，否则男性就会去寻欢作乐把钱用光。女性使男性对于未来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和幻想，而男性对女性表示忠诚不渝，并承担终生辛勤劳动的义务。如果努力工作是克服贫困的第一个原则，那么婚姻就是工作中向上流动的主要动力源泉。

爱情能够改变年轻人对青春和贫困的短期考虑，树立对于婚姻和事业的长远视野。当婚姻失败时，男人往往返回原来单身时的生活节奏，男性离婚后的收入平均将减少1/3，并且更容易走上酗酒、吸毒和犯罪的道路。当婚姻牢固，而且男性喜爱子女和抚养子女时，班菲尔德描述的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些人将变成中产阶级。

在那些长期没有脱贫的美国穷人之中，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单身汉和分居者在贫穷社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亲无眷的黑人并不会比无亲无眷的白人更容易陷入贫困。将贫穷问题描述为种族问题，或者描述为母系氏族社会引起的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贫穷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旧城区穷人家庭存在无政府般的混乱。在这类地方，态度浮夸和感情冲动的年轻人——而不是有责任的年轻人——主导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思想占据了上风。男性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一位权威的父亲向其灌输对子女负责、管教和爱护子女及养家糊口等父权意识。曾经有一位男青年在狱中对我说：“如果一个女人要跟我在一起，她就得给我钱。” 在一个福利主导的文化中，她或许能做到这一点，也愿意做到这一点，因此，这种模式会延续到今后数代人。

班菲尔德在思考只顾眼前和目光长远这两种视角时，对于时间在向上流动中发挥的作用所做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奥地利学派告诉我们：“资本就是时间。”这就是说，生产方式的扩大意味着消费的延期。可以这样说，在贫穷社区里面，人们对于一切时间的观念都是停留在眼前，而不会考虑以后，因此，穷人不可能积累起足够的资本（体现在工作积极性、教育、储蓄方面），无法确保未来的收入和财富。要界定下层阶级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一个主要因素在于他们成长过程中缺乏完整的家庭结构。男性同子女、未来的联系往往非常薄弱，不足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节约储蓄意识。

英国人口学家E. A.里格力（E. A. Wrigley）就充分意识到了男性的这些意识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甚至指出：“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里面出现的这类同子女们直接、独有的联系，是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他认为，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发展缓慢的地区，婚姻往往都是发生在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婚姻里，人们不期望父亲单独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但在英国及工业起步较早的其他西欧地区，一名男子只有展示出自己具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之后，才可以结婚。正如我在《性自杀》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性能量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婚前性生活受到了严格抑制，因此，人口增长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有直接关系。”

正如里格力所写的那样：“在前工业化时代，男性的日子总是过一天算一天，只顾眼前，缺乏长远规划。”他们没有时间去积累资本，也不会为了看不见的、不可预知的未来而努力工作、储蓄和放弃短期利益。正是由于工作、财富、性生活和子女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联系，众多的西欧男子才有了一种向往未来的心理。里格力在结论中写道：“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工业化和城市生活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核心家庭比工业化要早几百年，它促进了进取心特别强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劳动者的长远发展。”

虽然上面关于里格力和工业革命的描述显得过于简单，但却表达了里格力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即婚姻行为必然是错综复杂的社会行为中最核心的一种行为，对于男性的时间观念具有格外重要的影响。已婚男性更容易形成储蓄和资本的观念。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私生子现象和家庭破裂的现象十分普遍，那就会导致男性对自己的孩子缺乏责任感，放弃对未来的长远规划，从而陷入持久的贫穷。

在分析贫穷问题时，着眼于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会比着眼于其他绝大多数指标（比如收入分配机制、失业、教育、智商、种族差异、性别、住房所有权、生活地点、种族歧视及其他在计算机上进行来回演算的指标）更有助于解释现实。然而，即便我们在分析贫穷问题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工作和家庭这两个因素，也可能忽略掉资本主义条件下向上流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即信念。

班菲尔德深刻地意识到了信念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这一道德维度比家庭的作用还要大。在《不神圣的城市》一书中，他之所以没有论述家庭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之前曾经研究过一个意大利的村庄。在那个村庄，随处可见核心家庭，但人们都非常狂热地关注自己家庭的利益，缺乏远见，缺乏信念，对于未来的担心令人气馁，相互猜疑十分普遍，导致所有集体性质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使得发展现代经济所需的大规模组织都不可能形成，所以，整个村庄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根据对意大利村庄的研究，班菲尔德提出了一个在人类学上似乎值得商榷的观点，即与核心家庭相比，大家庭代表着一种进步。事实上，大家庭虽有好处，却没有核心家庭带给人的责任感，反而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但他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要树立长远意识，仅仅拥有家庭是不够的，还要有信念。

班菲德认为，人们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观念，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每一位深入研究社会和经济的学者都会得出这一结论。他认为这种道德观念体现在合作、公益精神及长远眼光等世俗理念方面。比如，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曾经将繁荣的摩门教教徒占主导地位的犹他州和贫困的世俗人群占主导地位的邻居内华达州做了个对比，然后用“超出常人经验的信仰带来的好处”这个经济色彩不太鲜明的说法概括自己对这两州经济差异的研究。这个概念与哈维·莱宾斯坦提出的那个不太引人关注的影响工作效率的X因素及克里斯托弗·詹克斯提出的“幸运论”有几分相似。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把这种无法明确解释的动力源泉称为“不断进化的乐观主义”，认为这是“充满希望的生物”的体现，并在人类的遗传因子中找到了它。伊凡·莱特（Ivan Light）曾经将积极进取的东方人同不爱冒险的黑人做了个对比，断定这两个种族存在差别的主要根源在于“道德和精神层面”。欧文·克里斯托尔在反复思考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之后，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超出常人经验的合理信仰”。由此可见，尽管说法不尽相同，其实他们所指的都是穷人向上流动的第三个原则，即“信念”。

所谓信念，包括相信男性，相信未来，相信不断给予能够带来不断增加的回报，相信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相信上帝的“天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信念能够维持一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创业精神（在这个逐渐衰落的世界中，企业难免会遭受挫折），能够鼓励经济上的互相信任和合作（经济上信任和合作经常遭遇背叛），能够鼓励人们为了未来而放弃眼前的欢乐和享受（未来有可能是一场空），能够奖励冒险精神和首创精神（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其他人参与一项竞赛，而只是一个人的舞台，那么一切报酬都会消失）。要在没有偿还担保的情况下给予，要在没有确定的未来价值的情况下进行储蓄，要能奉献超出岗位的基本要求的热情，那么人们必须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这种报酬规律超越了迫在眉睫的、令人精神分散的生存斗争。

班菲尔德曾经研究过的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村庄里的核心家庭就缺乏这类信念，而摩门教教徒们却拥有这类信念。正是这类信念为寓居海外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支撑，使他们能够远离妻子，连续多年在国外工作。在大萧条的暗淡岁月里，这类信念鼓舞了数以千计的美国黑人在所谓“圣父教”（Father Divine）的引领下，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旧城区创办了数以百计的企业，并且获得成功。1933—1937年，这个宗教控制的名为“上帝公司”的企业集团变成了纽约哈莱姆区（黑人聚居区）的主要房屋经营者，经营着无数家杂货店和10家干洗店，并发动二三十个小商贩推着小型手推车，“按照符合福音教派宗旨的价格”出售蔬菜、水果及鱼类。此外，该集团还经营着一家煤炭贸易公司，它的卡车在纽约与宾夕法尼亚之间来回穿梭。

此外，该集团还在纽瓦克、泽西城、布里奇波特和巴尔的摩等地扶持类似的企业，并为数以千计忍饥挨饿的黑人提供了只要10美分的食物，很多时候甚至会免费赠送。此外，在经济萧条的某一年内，“圣父”忠诚的助手玛丽在纽瓦克主持开设了一个布施场所，为大约9.6万人提供了食物。这个商业帝国控制的企业包括汽车修理厂、建筑公司、油漆店、裁缝店、皮货店、宾馆、照相馆和用人职业介绍所等。

圣父教控制的用人职业介绍所使得“圣父”麾下数以千计的“天使”能够在曼哈顿闹市区的白人家庭中找到厨师或保姆的工作。我记得其中有两个用人，一个叫“喜乐的爱”（gratifying love），另一个叫“伊齐基尔”（Ezekiel）。他们俩曾经带着我（当时我还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去参观圣父教在纽约哈莱姆区的圣殿。大殿内的一切都是用象牙和法兰绒制作而成的，“圣父”的宝座上面空无一人，一切显得那么庄严肃穆，看得我双腿有些发抖，结果我情不自禁地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现在，人们当然已经知道了“圣父”并不存在这一事实。但如果上帝发挥作用的方式难以捉摸，如果黑豹党（Black Panthers）在勒索怯懦的杂货店店主后却能给小学生提供早餐而值得赞扬，那么“圣父”也值得很多人感激，因为他能给数以百万计的黑人提供饭食，使数以百万计的黑人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黑人和美国城市的其他族群一样，也有能力在家庭破裂的时候创办和维持企业。信念能够荡涤导致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的懒惰和忧郁情绪，能促使那些来自数千英里之外的身上只有几枚硬币的移民缔造出美国的商业帝国，能让我们在一潭死水般的僵局中创造奇迹。

总之，贫困阶层要想实现向上流动，取决于工作、家庭和信念这三个原则的相互作用，以及能否让子女也意识到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自由经济和繁荣社会的支柱。当今的美国或许是全世界最自由和最繁荣的社会，但这三项原则正在遭到学界和政界领导者们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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