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二章

关于歧视的误解

在美国历史上，歧视的主要受害者显然是黑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宣称自己遭到了歧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借口说自己是歧视的受害者。这种受迫害情结是一种标准的病态心理。遭受这种心理折磨的人，无论是何种族，具有何种信仰或地位，都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证据去证明这个世界充满敌意。

然而，在过去60年内，人们为了反对一些陈旧的偏见而付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以至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严重的种族主义者能够掌握权力。能力真正相当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差不多消除了。虽然目前的确还存在一些歧视问题，但很难说美国依旧充满压迫和歧视。

尽管如此，关于歧视，人们依旧喜欢天马行空地幻想。即便那些受压迫最少的公民，比如跻身上层阶级的犹太人、成为百万富翁的运动员、富有的天主教徒、成为知名学者的白种人及外交官等等，无不在假想这个世界一直存在针对自己或亲朋好友的阴谋。

当自己遭遇一连串失败之后，那些假想自己受到迫害的人就会产生被迫害妄想症。最近几十年内，黑人和女性一直被公认是受迫害的焦点群体。但西班牙裔也在强烈要求被视为受迫害者。倾向于用数据说话的政治家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遭到了歧视，受到了压迫。

受迫害情绪容易引起共鸣，在华盛顿得到了非常强烈的渲染，并在那里创造了企业界自“强盗资本家”时代以来最可观的成就。“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最初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组织，主要处理侵犯黑人权益的问题，权限比较小，而且不断被削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权力越来越多样化，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大型企业集团的庞然大物，同各种歧视做斗争，其庇护的所谓“受害者”大约是美国总人口的70%，他们拥有的财富占据全国财富总量的3/4以上。在原来的一些交锋中，这个委员会曾经强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企业做出让步。同样，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民权事务办公室（现在隶属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却制订了双语教育计划，允许将近70个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教学，而不是用英语教学，结果导致这些人无法很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在长远的未来，这些人肯定会继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以遭受偏见为由提起诉讼。这时，将近20个联邦政府机构都受到了受迫害情绪的影响，为了照顾那些存在这种情绪的人，这些机构制定了扭曲的政策，甚至影响到了各个州。可以说，这些政策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也会滋生其他问题，问题消失的速度与涌现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但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遭到什么歧视。他们宣称自己遭受的“歧视”，其实起源于福利较好的富裕社会中流行的对于财富的错误看法。比如，很多人误以为自己理所应当获得财富，而不是通过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去获取财富；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是简单轻松的，而不是复杂的；认为自己之所以遭遇贫穷、挫折与沮丧，是其他不怀好意的人造成的；认为自己的良好意图如同黄金般贵重，只要自己的意图是好的，就理所应当地转化为权利和荣誉，而不应该被卷入令人不悦的激烈竞争；认为这个世界的扭曲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邪恶的统治者被推翻，那么政府就应该让社会变得更顺畅与理性，就应该给自己创造良好的生活。人们之所以在财富来源问题上产生这一系列的错误看法，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看到财富到处都是，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严重的等级差异，越是接近顶峰，就越是狭隘和陡峭，位居顶峰者掌握着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很多电视剧和电影的人物形象就是根据位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塑造出来的）。这两方面存在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导致人们在财富问题上产生了错觉。但无论人们产生错觉的原因是什么，一旦政府接受和宣扬这种可以不劳而获的幻觉，鼓励人们不必为自己的生活和选择承担责任，那就难免导致很多问题。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其他一些旨在创造公平权利的机构，在发起之初都是为了纠正黑人长期遭受不公待遇的现象，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如今这些机构正迅速演变成黑人进步的障碍，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障碍非常严重。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管辖的人群里面，黑人所占的比重还不足10%。华盛顿地区的平权委员会大联盟在其权限之内联合出台了一项有利于黑人的平权行动，似乎显得有些荒谬，因为黑人只是比重很小的一个群体，其他类型的弱势者越来越多，比如西班牙裔、残疾者、改过自新的吸毒者、酗酒者、同性恋者、老年人、青年人及印第安人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具有历史上那些淘金者的偏执，将自己的困顿现状归因于歧视。一旦有些人以遭到歧视为由提起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诉讼，而且法院成功调解了（比如，要求电话公司拿出670多万美元分给员工，或者要求《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拿出数百万美元分给那些没有得到晋升的女员工），那就会树立不好的榜样，导致律师们带着所谓的遭受歧视者蜂拥而上，提起诉讼。如果仅仅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这些人可以视为歧视的受害者。

但在这类诉讼案件中，法官否定了经济学规律。一般情况下，薪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对比情况决定的。如果护理学教师的数量太多，而工程师短缺，那么如果二人做同等数量的工作，男性工程师的收入将高于女性护理学教师。一般来讲，一旦一个人接受了一份工作，就意味着接受了这份工作的岗位要求和薪资水平，而且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不然他就会以离职作为要挟，以期提高自己的薪资。那些不愿意离职或者没有能力离职的人，往往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薪资水平而稳定下来。如果女性因为必须住在离丈夫上班不远的地方而流动性比男性低，那么她们的同工不同酬是由其居住偏好而非性别歧视造成的。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面这个事实造成的：年龄在25~59岁之间的女性自愿离职的概率大约是男性的11倍，平均来讲，一名女性在一份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只有8个月，而一名男性在一份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却几乎多达3年。此外，纵观整个经济，对于拥有学士学位、博士学位和技术背景的男性和女性而言，其收入水平甚至低于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管道工、清洁工、矿工和卡车司机。因为每个人似乎都想当白领，而不是干体力活的蓝领，而女性似乎总是能够如愿以偿，因此，女性的收入水平往往较低。在任何地点，同工同酬都是很难实现的，即便对于男性而言，也是如此。即便工作完全一样，效率也因人而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做法隐含的一个要求是它要掌控整个劳动力市场，剥夺了劳方在雇主竞相提供的工作机会中自主选择工作的自由。

如果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甚至是平权行动计划——集中于10%的真正心怀不满的美国人，那就是可行的。但如果涉及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那么，无论数以千计的女性和律师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这种计划最终肯定是徒劳的。这种所谓的帮助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计划就是一个愈演愈烈的骗局。受害者就是那些原本可以从严格的计划中得到利益的黑人，但由于这种计划的存在，这些黑人被迫加入了不体面的行列，同一些不太光彩的、出人意料的受害者待在一起，比如受到导师骚扰的耶鲁大学女生、由于曾经吸毒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史密斯学院无法得到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以及那些工作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一直期待的工作竟然是爬电线杆的电话修理工。

对于平权机构而言，在为所谓的“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很难将看似做着同样工作的人，或者看似处于同样工作环境中的人加以比较。比如，肯塔基大学的女子篮球教练同多次带领肯塔基男篮荣获全国各大比赛冠军的阿道夫·鲁普（Adolph Rupp）虽然做着类似的工作，但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合情合理的。比如，随便找两位作家，虽然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但他们作品的质量和销量必然存在差距，因此，二者存在收入差距也是合理的。比如，雷吉·杰克逊（Reggie Jackson）和埃尔莫尔·杰克逊（Elmore Jackson）都是得分后卫，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与赫尔曼·戴维斯（Herman Davis）都是爵士乐队的小号手，但他们的工作能力存在差距，必然导致他们的收入存在差距。相似的工作必然包括大量不同的因素在里面，任何旨在获得平等权利的诉讼必然会遗漏掉一些影响因素，包括前文提到的影响工作效率的精神层面的X因素、超出一般人经验的优势及勤奋程度等。这些都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并反映在工资上。任何干预个人决策的政府计划都是专断和不公平的。

为了获得平等权利而干预个人决策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通常来讲，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决策的因素有数百种，而平权计划却将其简化成了寥寥数种——比如性别、种族和文凭，将大量证据当成道听途说和偏见，而看重那些通常不重要的因素。这种偏见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甚至大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上，传统形式的偏见已经无法产生重要影响了。

在判定歧视的类别时，首先要把一些逸事和关于种族的笑料放到一边（这些往往被用来证明美国的堕落）。虽然法官在庭审中承认这类信息涉嫌歧视，但有时候，明确讲出来的话未必真的属实。比如，如果有人明确表示因种族原因拒绝一位求职者，那么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在目前情况下，明确告诉（或暗示）一个黑人或一个妇女或一个白人男性说其已被某个工作拒之门外，比直接说其能力不达标要轻松得多，所谓种族或性别只是拒绝一个人的表面理由，只是为了不至于造成尴尬，而非真实理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告诉珀西·萨顿，说他之所以没有当选市长，是因为那个城市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位黑人当市长的准备，但事实上，那个城市的居民没有选他是因为觉得他更像一个能力平庸的政客。在这种情况下，种族原因成了一个避免尴尬的挡箭牌，而不是真正的歧视。同样，私人之间的玩笑也万万不能被夸大为种族歧视。以漫画为例，漫画是一种表达幽默的工具，有时候会显得过于直白和夸张，但基本上不代表漫画家的真实行为。波兰裔美国人曾几何时一直是漫画恶搞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人均收入却超过了自视甚高的新教徒后裔。这当然无法确凿地证明不存在种族歧视，但至少可以证明种族歧视在职场上的影响很小。在任何情况下，除非没有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否则政府就不应该关注随意的、无效的歧视。

要判断某个行为是否属于歧视，应该以其影响为依据。要判断争取平等权利联盟的工作和权力是否合理，要看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贫穷和歧视是真的由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引起。关于歧视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有意或无意地优待白人男性，即使白人女性或黑人以同样的热情寻找工作，或者付出同样的辛劳，仍然得不到同等的待遇。要做出这方面的评判，最好先从黑人开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当作奴隶，并饱受种族隔离制度的伤害；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妇女问题不同，黑人问题不需要考虑生理差异。有很多证据表明，如果没有歧视，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黑人都会获得与白人相当的收入。事实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自从大规模废除法律障碍以来，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黑人的表现远远好于其他美国人，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白人的表现。

然而，在评估是否构成歧视的证据之前，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公共机构不断宣传的错误观念。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别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参加工作的黑人的平均年龄为22岁，比参加工作的白人的平均年龄小7岁。一半的黑人生活在南方，也就是美国收入水平最低的地区（但考虑到冬季有一大批北方人迁徙到南方过冬，南方黑人实际的生活水平可能并不算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由20岁左右的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当家做主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一般都会比30岁左右的人当家做主的家庭少大约5000美元。这并不是种族歧视造成的，而是白人与黑人家庭都存在的现象。

纽约黑人的收入几乎是密西西比州黑人收入的两倍半，比亚特兰大黑人的收入多出1/3。就同一个年龄和同一个地点而言，年轻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差距会显著缩小，前者的收入大约是后者的80%。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剩下那20%的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当今社会对黑人存在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之前受到过歧视，而且在政府福利政策的诱导下，黑人对政府救济产生了依赖性，降低了通过自身劳动改善经济状况的积极性。另外一个导致黑人家庭收入偏低的原因在于女性当家做主的黑人家庭数量较多。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福利和扶贫计划对黑人造成的间接伤害。贫困黑人家庭中申请福利者所占的比例比白人贫困家庭高了一倍，许多社会工作者认为黑人有权利获得福利，却不乐意给白人这种福利。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人们有意识地偏爱贫穷的黑人，也不意味着白人特别抵触这种福利。贫穷的黑人之所以更有可能继续享受福利，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显集中在市中心的社区，在那里，社会服务机构的所有诡计和诉求都可以集中体现在他们身上。在人口普查所称的贫困地区以外的非大都市地区，黑人和白人贫困家庭在申领福利救济方面的比例也差不多。1967年，这两个种族的贫穷女性家庭的数量开始攀升，这或许可以归因于之前政府发起的扶贫运动导致了这些贫穷家庭对于社会福利的依赖。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数量持续上升。但由于这些项目集中在黑人聚居的贫民窟，结果导致贫困白人家庭的数量只增加了20%，而贫困黑人家庭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社会福利可以强化和延续贫困，黑人和白人收入水平的统计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两个群体申领的福利差异。

所有认为黑人遭到高度歧视的分析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女性当家做主的家庭不仅加剧了家庭贫困，而且也解释了男性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离婚、分居、单身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已婚男性少20%，即使是相同的年龄，有相同的资历，单身汉的平均收入也比已婚男性少60%，和单身女性一样多。按比例来说，单身黑人是单身白人的两倍。如果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婚姻状况差异得到弥补，那么他们的收入差距将主要受到家庭背景和学历的影响。当然，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辈在过去受到的歧视。单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贫困和失业引起的，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困和失业。如今，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分仍然存在歧视，但它对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变化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

这个观点被大量非白人移民后代的经历所证实，他们在20世纪后半期也面临着偏见和排斥。日裔和皮肤黝黑的西印度群岛裔美国人都是曾在美国遭受迫害的族群，他们的体貌特征使他们立即被潜在的种族主义者识别出来。如果歧视是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这两个族群的移民及其后代都应该是贫穷的。然而，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日裔和西印度群岛裔美国人在1970年的收入中位数、受教育年限、收入超过贫困线的人群比例及从事专业工作的人群比例都超过了那些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第二代西印度群岛裔移民的成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他们皮肤黝黑，体貌特征难以同美国黑人族群区分开来，更容易沦为种族歧视的对象。

美国黑人群体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他们的收入与条件类似的白人的收入基本相同。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中，黑人的收入比白人还稍微多一些。在南方以外的地区，在年轻夫妇都赚钱的家庭中，黑人家庭的收入超过同等条件的白人家庭。在学院和大学的教职工里面，拥有最高资历的黑人的收入也超过白人。一份关于赚钱能力的研究报告表明，这类群体往往会和他们的白人竞争对手同样努力工作，甚至比白人还要努力。

虽然黑人男性的收入长期低于白人男性，但在上层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研究黑人是否遭到歧视时，如果我们无法将高收入的理工类博士和低收入的社科类博士区分开来，如果无法将专业的工程师和普通的教师区分开来，如果无法将精英大学的文凭和美国南部主要面向黑人的大学文凭（这类文凭虽有价值但地位较低）区分开来，那么这样的研究将会继续显示出那些受过教育的黑人遭遇了偏见。同样，如果我们无法将黑人和白人的高中文凭的平均质量区分开来，那么研究结果也肯定是荒谬的，肯定会显示出黑人受到了歧视。正如科尔曼（Coleman）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黑人平均比白人落后3年，因为那些较为年长的黑人曾经就读过种族隔离制的学校，这类学校的上课时间一般比白人学校的上课时间少1/3，而且最终获得的文凭的价值也大为逊色。研究分析表明，如果黑人与白人就读的学校具有同等条件，那么黑人毕业之后的收入现在已经超过了白人，而且没有报税的低收入者大部分集中在贫困的黑人男子群体中。

黑人男性的贫困问题往往集中体现于某个特定收入范围的男性群体中。在这个收入范围之内，黑人辛勤工作的收入还没有直接申领社会保障带来的收入多。这些黑人男性也知道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要比那些学历更高的白人男性更加努力，但他们往往工作干劲不足，这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由于他们的单身汉身份。这些单身汉缺乏养家糊口的压力，从而没有强大的工作动力。

很多研究贫困问题的观察人士指出，在黑人群体中，女性当家做主的单亲家庭比较普遍，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黑人子女所占比例高达50%（相比之下，在女性当家做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白人男性不足20%）。因此，有人提出，要帮助黑人子女，最好先帮助他们的母亲，因为无论黑人男性的情况如何，黑人的母亲更加容易受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歧视，因此更加需要外界给予援助，并帮助她们争取平等权利。

只要这一论点盛行，黑人贫困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困扰每一个人。黑人女性的收入是黑人男性的80%，而白人女性的收入则不及白人男性的60%。即使是女权主义的社会学家也承认，女性高收入所带来的“独立效应”是家庭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种族和教育水平的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无论是通过福利制度，还是通过工作收入，黑人女性独立地位的提高只会导致成长于单亲家庭的黑人子女比例进一步提升。

此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黑人女性遭到了种族歧视，更不用提双重歧视了。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的黑人女性的收入，是同等地位的白人女性的1.25倍，而且黑人女性曾经接受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较差。在整个经济体，黑人女性和白人大概处于同一水平，而且黑人女性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在工作中可能更为勤奋。如果根据家庭背景、抚养子女和其他因素进行适当的调整，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黑人女性当前并不受歧视。相反，她们面临糟糕处境的原因是黑人聚居区内发生的一幕幕令人无法容忍的悲剧，比如离婚、分居、私生子、子女缺乏管教而流浪街头，以及丈夫无法体谅爱护她们或者无力养家糊口。雪上加霜的是，华盛顿那些自认为善心满满的官员导致这些问题变得愈加严重，比任何偏见都更令人痛苦。然而，每一年，美国最具声望的道德机构、自由主义社论作者、最主要的基金会、最畅销的出版物、全国各地的大学社会学课堂、新教教会的集体声明都一致呼吁针对黑人采取福利救济政策，结果反而导致问题变得更糟。除了要求更多的福利之外，他们还呼吁发起行动，根除他们所谓的性别歧视。对于黑人来说，过于注重依赖社会福利，并且忽视黑人男性，增强黑人女性的力量是不可取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黑人家庭破裂的比例越来越高。

黑人男性的利益和女权主义的事业是无法调和的。在目前的情况下，黑人更为需要的不是社会救济，而是美国经济部门减少对于资历和资格的强调，更加注重进取心、竞争力和前进动力。这几个优秀的品质一直都是下层阶级同上层阶级竞争时的主要资产，并成为经济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来源。从生理上来说，男性的攻击性和进取性更强，虽然这在统计学上是不可评估和测量的，却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男性的收入优势。

黑人男性比黑人女性在工作方面略微享有优势，其中，生理因素在这方面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与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享有较大优势不同，黑人男性的优势几乎完全归因于性别歧视。由于女性当家做主的家庭在管教男孩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困难，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黑人女性的智商往往高于黑人男性，而且在学术表现上也比男性优秀。如果只从文凭这一个因素来看，黑人男性在就业或养家糊口方面就无法同黑人女性相比，但黑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低于男性，这是她们的一个劣势。

在大多数情况下，生理差异导致的进取心差异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重要因素，有利于长期维系男性承担养家糊口者的角色。虽然大多数用于研究歧视现象的计算机模型没有将生理差异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但男性的竞争欲和支配欲肯定会影响两性之间在各方面的关系。女权主义学者卡罗尔·杰克林（Carol Jacklin）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埃莉诺·麦考比（Eleanor Maccoby）在《性别差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一书中汇总了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以下关于男性享有生理优势的证据。

1. 在所有的社会中，有证据可以证明男性比女性更有进取性。

2. 性别差异在婴幼儿时期就存在，没有证据表明成人通过引入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对塑造婴幼儿的性别意识起到了作用。

3. 在人类和与人类基因相近的灵长类动物中发现了相似的性别差异。

4. 攻击性与性激素水平有关，可以尝试通过服用激素加以改变。

计算机研究模型很难捕捉到的另外一种与男性优势相关的能力是团队领导能力。这种男性特质会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进取性可以归因于更强的进取心和更好的身体条件，还可以归因于男性追求支配地位的心理需求。在社会学家研究过的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男性人数大大超过了处于领导地位的女性。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在其论证严谨的《父权制的必然性》（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一书中驳斥了人类学家们提出的观点，即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女性统治的社会，或者存在过一个女性在男女关系中掌握最终决定权的社会。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盛赞这本书“在展现数据方面完美无缺”。

同这些生理差异一样重要的是家庭角色的差异。由于人类在狩猎社会中经历了长期的进化，养家糊口的角色符合男性内心深处的本能。当男性为女性提供服务并保护她们时，男性会感到自己具有男子气概，就产生了维护两性关系的冲动。当男性不能扮演这类角色时，就像在福利文化中那样，他们通常更喜欢与其他男性混迹酒吧或浪迹街头。在这种氛围下，男性没有在家庭和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也不会对家庭和性爱萌生更强烈、更深刻的需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些差异，充分说明了男人更愿意在外面努力工作，在官僚阶层中积极竞争，以及让赚钱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动机。两性之间的差异完全可以解释收入的差距。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不是黑人女性比黑人男性更有优势，而是因为黑人男性无法维持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父亲的地位。

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归因于那些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组织开展的活动。即使这些机构不直接表现为支持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胜过黑人男性，但它们鼓励各地的雇主以文件形式为其人事政策辩护。1977年，黑人妇女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成为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华盛顿的平权组织在法庭上提起诉讼，希望减少对考试和证书的重视，尽管格里格斯在状告杜克电力公司一案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但联邦政府对就业政策的持续监管产生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促使雇主们不得不借助文件来保护自己。这样也导致了有文件证明其资历的女性比拥有进取心和上进心的男性更受公司青睐，但那些勤奋和上进精神所形成的无形资产才对生产力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结果是，反歧视机构已经变成了黑人进步的障碍，几乎和福利制度一样致命，而且受其影响的是各个族裔的穷人。如同平权运动支持获得文凭的女性而使其胜过有干劲、有进取心的男性一样，这些运动也支持有地位的富人而使其胜过穷人，支持能够花钱买文凭的中产阶级富人而使其胜过了那些凭借竞争意识、勤奋工作和进取心而努力追求进步的底层大众，而这些品质恰恰是底层人群与上层人群竞争的主要财富。

这种效应是可以估量的。当就业市场偏向女性和有学历的男性时，受害者必定是没有学历的男性和女性，他们不得不通过更长时间、更加努力、更有想象力的工作来获得成功。对歧视现象的计算机分析也显示出从性别歧视中获益最多的群体是获得了12年或更少的教育，还要养家糊口的黑人或白人丈夫。事实上，这似乎是唯一一个收入水平能够远远超过其教育水平和地位的群体。女权主义带来的主要影响是把工作和晋升机会从这些男性手中抢回来，交给受过教育的女性。此外，这种影响并非主要源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直接活动，而是源自反歧视政策对雇主态度和行为产生的总体影响。

然而，这仅仅是政府政策对黑人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始。政府机构更努力地招收黑人，而不是白人，更加热衷于访问黑人学校，访问次数大约是访问白人学校的20倍。这些努力都取得了成果，因为大约25%的黑人博士都在为政府机构工作。黑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华盛顿视为一切进步的源泉，倾向于把歧视看作一切罪恶的根源，倾向于在官方机构中谋求一份不需要冒险、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工作，而冒险和企业家精神正是大多数财富的来源。

最后一个过于看重政治和任免权，并将其作为成功关键的族裔是所有欧洲移民群体中崛起最慢的爱尔兰裔。爱尔兰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创造了政治机器，在城市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范围扩展到了芝加哥、奥尔巴尼和其他地方。但是财富并不是来自政治权力或人事任免权，而是来自在竞争中不断磨炼的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来自对现代机器和技术的掌握，来自创业和创造的意愿，来自理解利润和损失的界限。这些方面的优秀品质很少在公务员岗位上或办公室里培养出来。当爱尔兰人主导城市政治时，犹太裔、波兰裔和意大利裔逐渐掌握了美国经济的命脉。

政府工作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岗位最适合女性，而非男性。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经历也许能够说明这一点。从担任大城市市长的人数来看，爱尔兰裔美国人曾经是唯一一个类似于黑人的族裔。但与此同时，在爱尔兰裔美国人里面，女性持家的数量和男性违法犯罪的数量也类似于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项针对曼哈顿西区的爱尔兰裔贫民窟的研究表明，一半的家庭是由女性主导的。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工作都不会使商业或职业生涯取得多么长足的发展。在政府工作的人倾向于直接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储蓄。

政府雇用这么多的黑人领袖人物担任公职，可能最终帮不到黑人，反而妨碍了黑人的长远发展。更确切地说，政府一味偏袒黑人的做法可能导致他们普遍误认为自己遭到了歧视，误以为自己所有的奋斗都是徒劳的，对上级产生不满情绪，只希望依靠黑皮肤去争取权利，而不愿向上奋斗和自力更生，这对黑人的发展前景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歧视现象的时候，黑人受到了政府的误导，觉得歧视随处可见。这种态度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它对成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会阻止黑人抓住机遇。在一个偏见日趋减少的世界里，这种错误的预期制造了一种既顺从又好斗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任何雇主看来都不具有吸引力。歧视不是美国穷人的问题。如果他们误以为自己处处受到歧视，将无法理解他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

20世纪70年代，尽管现实已经不存在种族主义了，但许多有影响力的黑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似乎都决心要延续种族主义的观念和言论。美国南方的警察、南方的奇怪水果、南北方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的种族隔离和奴役现象等等，都在70年代的一系列文字游戏中遭到模仿与恶搞。比如，他们捏造了站不住脚的“潜意识的种族主义”这种说法，污蔑联合国有“用避孕套搞种族灭绝”的阴谋，编造“事实上的隔离”这种在司法上属于虚构的言论，使用黑人和其他受歧视族裔“没有实现充分发展”这种不符合真实统计数据的措辞，甚至“黑鬼贫民窟”这个词也被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以致美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一种模糊的、过时的意识形态色彩，暗含着种族仇恨和种族隔离。美国人的思想中似乎存在一股强烈的暗流，特别看重种族主义的观念，似乎离开种族主义就活不下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听到我们赖以生活的美国存在种族歧视之后，就会陷入空虚和焦虑。事实上，这种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无非是为了获取现实利益和达到政治目的。如果我们摒弃那些虚假的文学描述，摒弃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个人的虚假言论，摒弃模糊的统计数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种族主义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种族主义，无非是保守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augh）和政治家乔治·艾伦（George Allen）无力的吐糟而已。

美国一些人如此偏执、怀旧地坚持种族主义观念，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多种原因虽不难理解，但都是错误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心中潜藏着一种担忧，即黑人无法在真正的自由竞争中获胜。这种担忧本身就是令人憎恶和错误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所有的障碍清除之后，黑人将会持续超越白人，并且在任何领域中，只要黑人愿意去竞争，就有潜在的胜出希望。然而，如果种族主义的说辞彻底不存在了，黑人及其政治庇护者们就不会再被允许管理官方机构，也无法通过民权法案、平权行动、平等就业机会、扩大福利和补偿性就业计划等获得额外的特权。虽然这些政策目前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继续执行这些政策，但是，认为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成为继续实行这类政策的理由。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美国黑人的现状的确可以归因于过去的种族主义，但仅仅纠结于种族主义还不够。对美国黑人现状影响更大的是美国的扶贫运动和福利制度，它们毁掉了黑人奋发向上的斗志。在资助黑人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恐将不得不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那样大胆地表示“我错了”。此外，关于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美国的政策长期否定黑人男性在家庭中应该扮演养家糊口的角色，而是一味地帮助黑人女性，削弱男性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也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Kim B. Clark and Lawrence H. Summers, “Labor Market Dynamics and Unemployment: A Reconside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Activity, no. 1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p. 52.

Cotton Mather Lindsay, “Equal Pay for Comparable Work: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New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an LEC Occasional Paper (Coral Gables, FL: Law and Economic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Law, 1980).

Thomas Sowell, Markets and Minoriti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0),forthcoming. See also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1978), and Thomas Sowell, “Ethnicity in a Changing America,” Daedalus 107, no.1 (Winter 1978), pp.213–238.

Ibid. all of previous note. See also Richard Freeman,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since 1964,” Public Interest, no. 52 (Summer 1978) and Edward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 Co.,1974), p. 81. For a contrary view of the data, see Irwin Garfinkel and Robert Have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avid Betso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Earnings Capacity, Poverty, andInequalit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p. 70–90. All these analyses, however,ignore the impact of family breakup on the motivation and earnings of men.

Computed from statistics in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 10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below the Poverty Level: 197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table 37, p. 141. For figures outside of poverty areas, see table 41, pp. 172–176.

Heather L. Ross and Isabel V. Sawhill, Time of Transition: The Growthof Families Headed by Women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1975), pp. 67–88 and the appendix. Statistics updated with data from U.S.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Garfinkel and Haveman, Earnings Capacity, pp. 32 and 33.

Computed from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edian Income in 1972 of Persons by Years of School Completed and by Sex,” unpublished data, and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MARITAL STATUS,” Final Report PC (2)-4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table 1, p. 1. See also an analysis by Jacob Mincer and Solomon Polachek of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U.S. Department of Labor, Economic Problems of Women, 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93rd Cong. 1st sess., part 1, July 10, 11, 1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20, 34–35, and 47–48. The survey showed that in 1966 single women earned 86 percent as much as comparable married men and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or more than comparable single men.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255,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March 197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11–12.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 208 and passim. See also Thomas Sowell, Markets and Minorities.

Eric Hanushek, “Ethnic Income Variations: Magnitudes and Explanations,” in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 See also David L. Featherman and Robert M. Hauser,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p. 238–252.

Richard B. Freeman, “Discrimination in the Academic Marketplace,” in Thomas Sowell, ed.,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167–202, and Statistical Data in ibid, pp. 257, 278–291, and passim.

Garfinkel and Haveman, Earnings Capacity, p. 32 and passim.

Thomas Sowell, “The Controversy over Black I.Q.s,” New York TimesMagazine, March 27, 1977, pp. 57–58.

Eleanor Emmons Maccoby and Carol Nagy Jacklin, The Psychology of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42–243.

Steven Goldberg, 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 rev. edition (London:Temple Smith, 1977); U.S. edi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The Margaret Mead review appeared in Redbook (February 1974).

Computed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MARITAL STATUS,” table 9, pp. 227–252.

Glazer,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