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十五章

阿瑟·拉弗的供给学派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已故的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是美国最具口才和声望的经济学家之一。1978年，他针对美国经济“迷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为了获得最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于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披露了自己的发现。大约3周后，即1979年初，一个更有名、更健谈的权威人士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同一个版面发表了一篇结论几乎一样的文章。两位专家一致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税收和管制做得还不够。

和往常一样，加尔布雷斯讲的话干净利落，也很有引用价值。在分析了大公司的定价能力之后，他指出价格管制措施将是切实有效的：“这是在二战中得到的教训，而且经常有人会说，把已有的价格固定下来并不难。”然而，仅靠价格管制是不够的，税收也非常重要。他强烈建议“对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人适度增税……受影响的纳税人不足500万名（1976年是480万名），同时对占应税收入1/5~1/4的纳税人实行限制措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些富人适度减少在一些非必要商品和活动上的消费，比如更昂贵的汽车、更昂贵的房产、更高档的服装、更富想象力的家具、更令人难忘的社交活动等等。

加尔布雷斯向我们保证说：“对高收入者增税并不会产生不良效应。过去，高收入者交税的税率比现在高得多，但经济增长率也比现在高得多。适度限制高收入者的支出应该能够让蓝领工人更容易接受工资涨幅的限制。”

如同往常一样，海尔布伦纳依然那么自命不凡和扬扬自得，而他这次所开的处方依然换汤不换药，即一边大幅增税，一边管制工资和物价。这些措施，辅之以更多的经济计划，可能会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一丝新的生命力，只不过这种生命力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但资本主义的危机仍然无法彻底消除，仍然存在爆发的倾向。正如海尔布伦纳在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即便只是一场相对温和的危机，也可能带来经济崩溃、社会革命和世界末日的幽灵。”

在美国，确实有一样东西走到了末日，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而是左翼经济学家们公信力的末日。这两篇文章代表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两名权威人士对于美国经济迷局的剖析，而这种剖析并没有深中肯綮。工资和物价控制的结合，以及更高的累进税率，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就像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经济学家”。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两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出版过多部畅销书，发表过无数篇自信的文章，但没想到他们在面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时，居然开出了这么拙劣的处方，跟那些接受民意调查的非专业人士的反应处于同一水平。

对长期观察现代美国市场的人而言，能欣赏到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情景也算是一种意外“福利”了。有一个事实比加尔布雷斯和海尔布伦纳的著作的销量更重要，比他们展现的所谓“精英”姿态更令人深思，那就是这些所谓经济学家的思想越来越死气沉沉。要知道，在过去10年间，美国税收的增速一直比物价增速快80%。在这种背景下，这帮经济学家竟然建议通过增税应对通货膨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诚然，这帮经济学家们只是希望把增税瞄准那些收入最高的富人群体，但位于美国金字塔尖的那1%的最高收入者已经上交了近20%的联邦个人所得税，25%的最高收入者上交了72%的联邦个人所得税。在这一背景下，一旦进一步提高边际税率，税收很可能不增反降，尤其是高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收，毕竟这批富人有能力将资金投入到生产率最低且税率最低的领域。加尔布雷斯和海尔布伦纳丝毫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

这两名经济学家对于加强工资和物价管制的急切程度同样令人震惊，毕竟，经济学家罗伯特·许廷格（Robert L. Schuettinger）之前曾经在一本名为《四千年通胀史：工资和价格管制为什么失败》的著作中表达了对这类措施感到沮丧。加尔布雷斯和海尔布伦纳提到了战时工资和物价管制措施曾经“成功”过。但这是有悖于事实的，即便在战时，这两项措施也都没有遏制通货膨胀，而且在解除限制之后，通货膨胀还出现了爆炸式的恶化。加尔布雷斯本人对朝鲜战争时期的物价管制措施表示赞赏。没错，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许多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但这是由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的，与物价管制措施没有多少关系。

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没有正确面对物价管制措施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快速增长的科技企业的影响。在这类企业里面，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而频频跳槽，令企业苦不堪言。这两位经济学家也没有正视物价管制措施对投资和生产率造成的其他破坏性影响。实际上，这些控制措施最终可能会增强通胀压力，而不是减轻通胀压力，因为下降的是生产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日子走到尽头的标志不只是他们提出的这些毫无价值的计划。虽然加尔布雷斯和海尔布伦纳看似有理地赞成采取彻底的措施去应对通货膨胀，但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恐怕这是不可能的，反倒是一些临时性、权宜性的办法更有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的整个看法是过时的，他们对美国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也不了解，对新经济思想模式的兴起也视而不见。

加尔布雷斯炮制的极不可靠的富人边际支出列表体现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相信适度增税可以调节贫富，可以减少富人在奢侈品方面的支出。他极力要求政府堵上一切“逃税漏洞”，并停止对资本收益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以迫使富人在生活方面更加节俭。按照他的建议，这样一来，救济穷人的计划便具备了更大程度的可持续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遭遇了局部均衡谬论。如果加尔布雷斯为了捐助剑桥的一名贫困教授，他就必须放弃冬天到格施塔德（Gstaad）度假，那么他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就会下降，而那位穷教授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则会提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加尔布雷斯会给自己施加更高的累进税率，将自己交的税再分配给那名穷教授。但凯恩斯曾经教导我们，有些事情适合一个人，但未必适合所有人。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本身存在一个悖论。

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富人的税率已经很高了，一旦进一步增税，超越某个水平之后，反而会对富人造成刺激，降低他们继续创业和追加投资的信心，促使他们开始大肆挥霍自己的财富，过一种奢侈的生活，而不是减少对奢侈品的支出。这样一来，穷人得到的资助和机会反而会减少，而不是增多。这种观点就像带来光明的“启明星”，在西方福利国家那阴云密布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开始改变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面貌，但保守派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观点的意义。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必要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富人的数量和投资质量。增税不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消费，毕竟，对于上层阶级而言，消费支出在其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相对较小。真正受到增税影响的是富人对于储蓄和投资的考量，以及对于投资什么领域的考量。

20世纪70年代，伦敦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急剧上升至90%，而投资所得税的税率高达98%，的确令人太难以置信了，当时，前往伦敦参观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里的人非常热衷于炫富。在邦德街（Bond Street）闪闪发光的珠宝店和艺术画廊附近，豪车随处可见，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奥斯汀公主”轿车排成了长队，以致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和阿斯顿·马丁的拉贡达轿车都无处停放。

在英国天气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该国1/5的经理人和专业人士开始四处旅行，挥金如土，他们可能跑到纽约市中心的法式餐馆，或者跑到伊比沙岛和阿尔加维的沙滩，甚至可能跑到格施塔德的滑雪场。这都是因为过高的税率导致了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降低了他们扩大投资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加尔布雷斯可能没有想到，如果真的堵上2%的缺口，使得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达到100%，那就无异于没收了他们的所有薪金，这样就可以迫使他们回到伦敦去。但可惜的是，如果这样，英国人反而更没有再投资的积极性，英国口音可能会更加响彻名山大川。

大幅提升累进税率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了奢侈品及休闲娱乐的价格。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为了阐明这一点，举了下面这个例子：

假如一个人面临着70%的投资收益税率，他可以选择以10%的回报率投资5万美元，这将会每年为他带来5000美元的税前收益。由于税率为70%，因此，5000美元的投资收益需要缴纳3500美元的税，税后仅剩1500美元。反之，如果他不将这5万美元用于投资，就可以购买一辆劳斯莱斯高级轿车了。在高税率的驱使下，他完全可能放弃投资，转而享受一辆高级轿车带来的乐趣。英国的投资收益征税一度高达98%，导致5000美元的收益在税后只剩下100美元，投资者完全可以放弃这100美元去购买高级轿车。如今，在英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把钱挥霍在劳斯莱斯上的现象，而这却被一些人误认为是繁荣的象征。

斯科特·伯恩斯（Scott Burns）结合美国的情况，描述了一下高税率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们将看到路上的凯迪拉克汽车和奔驰汽车越来越多，水面上的游艇也会越来越多，直到经济崩溃的那一天为止。”

如同凯恩斯冥思苦想的高利率一样，高税率和通货膨胀会以同样的方式导致经济的崩溃。相比之下，高税率导致的结果更差，因为高税率会扼杀企业，从而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但高利率能够激发人们储蓄的欲望，高储蓄又能起到自我修正的作用，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两者都产生破坏作用，引诱或者强迫潜在投资者远离投资，从而造成经济衰退，使得富人不愿把钱用于投资，而是花在游艇上面。

如果加尔布雷斯教授回到17世纪，肯定不满于欧洲人对待财富的古怪方式，也不满于美国出版界对他的联合冒犯。他肯定下定决心回到纽约经营自己的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著作。

加尔布雷斯有一个滑雪的伙伴，名叫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此人是美国媒体人、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也是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创办人。巴克利的经历给加尔布雷斯上了一堂初级财务课。巴克利曾经尝试运营几个公司，同时他还写了两本小说和200篇专栏文章，编辑着一份双周刊的杂志，做过无数次的演讲，主持过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还会用大键琴演奏巴赫的作品，曾经驾驶过单桅帆船横渡大西洋，访问过中国和瑞士格施塔德。但后来巴克利签署了一些不合适的报告，导致他破产，并受到了股票诈骗的指控。这使其切身体会到了在美国那种严加管制的商业环境下财富和文件的危险性。

假如加尔布雷斯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大事小事都要他亲自处理。他从不旷工，也不依赖身在远处的律师。他投资100万美元，并进行额外的融资，租赁合适的房子作为公司总部，雇用编辑、美工和秘书，联系排版工人、印刷工人和装订工人签约，还要饱受商业经营过程中日常琐事的折磨。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他的公司终于幸存了下来。第二年，该公司出版了一本加尔布雷斯的畅销书，他的资本收益率达到了10%。他的员工需要给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交纳个人所得税，他的公司还需要向政府支付物业税、许可证费用和其他固定费用。

《华尔街日报》描述了类似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

在10万美元的公司利润中，纽约市政府拿走约5700美元，留下了94300美元。接着，州政府又拿走了大约10%，留下了84870美元。再往后，美国国税局以累进税率征税，榨去38000美元，留下46870美元。最后剩下的这部分钱才是加尔布雷斯的个人收入。

这还没完。作为一名富人，加尔布雷斯先生理所当然地属于最高个人所得税群体。向市政府支付了4.3%的税（2015美元）后留下44855美元；州政府又从他那里征收了余额的15%（约合6782美元），留下38127美元。联邦政府又收走了余额的70%，也就是26689美元，留给他的只有11438美元。

因此，用100万美元作为资本投资，并且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来组织经营一家一开始就充满风险的公司，这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了10万美元的利润，但最终只有11438美元可以用于个人消费。他放弃了两年舒适的游艇生活，最终仅仅换来每年5719美元的收入。

因此，一位聪明的教授绝对不会干这种蠢事。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他把100万美元投入股市，并在1973年卖出了他的股票（在这一年，有详细的数据可供选择）。在那一年，股市投资者在名义上的资本收益为46.3亿美元。然而，许多股票都是在几年前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的时候购买的。在经过通货膨胀修正之后，名义上46.3亿美元的收益实际上却沦为了净亏损，亏损额高达9.1亿美元。尽管如此，由于名义上获得了收益，他们不得不纳税11.3亿美元，实际损失超过20亿美元。但账面上记录的，只有名义上的收益。1973年的这种名义上赢利，实际上亏损的现象并不罕见。1968—1977年，大多数主要的股票和债券指数，包括90天的国库券，其收益率都至少落后通货膨胀率20%，而个人储蓄账户的收益情况更糟糕。

1978年的《斯泰格尔修正案》（Steiger Amendment）将资本利得税率从49%降至28%，堪称政府培育企业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税负过重的状况。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估计，即使企业利润和股价能够赶得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并表现为传统的增长率，20%的名义资本利得税将意味着真实收益税高达80%，如果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实际税率会提升到100%以上，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进行税制改革之前的税负水平。可以说，通过通货膨胀，资本利得税已经完全变成将企业财产充公的一种手段。

通货膨胀提高了非劳动收入（比如投资带来的红利和利息）的税率。加尔布雷斯曾经写道：“在过去的时间里，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远高于现在，而经济增长也更快。”他指的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时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是91%，他极力要求肯尼迪总统通过扩大在公共部门的支出“让美国重新恢复活力”。相反，肯尼迪则主张将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减少至70%，并且在最后把“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降低至50%。后来，在约翰逊总统签署了该议案后，经济开始恢复迅猛增长势头。

在20世纪70年代。非劳动收入的实际税率即便除去了交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也比肯尼迪时期的税率高得多，而不是低得多。70%只是通货膨胀后的名义上收益的税率，而不是真实税率。此外，通货膨胀率还会降低本金的价值。（比如，一张1万美元的存款单，年利率是10%，税前收入为1000美元，按照70%的税率计算，需要交税700美元。此外，7%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本金损失为700美元。因此，1000美元的实际税收是1400美元，或者说实际税率是140%。）

20世纪80年代伊始，在税收和货币贬值的综合影响下，非劳动收入的实际税率接近200%，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部分本金损失几乎是平常支付的利息的两倍，而利息支付税最高的部分是由州和联邦当局征收的。根据沃伦·布鲁克斯的估计，1973—1978年，税率为132%，比20世纪60年代91%的名义利率高了1/3。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卡特总统和肯尼迪参议员的顾问们，在这段时间里都在敦促提高税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这些人完全不曾接触过经济，要么他们真的决定要不计一切后果把美国财富国有化。

无论他们主张增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一个严重后果就是600万名投资者选择了退出股市，规模较小的公司成功发行新股的机会大大减少，每年成功发行新股的小企业的数量从数百万家骤减到了数十家，企业的股票价格低于净资产的账面价值。随着股市投资者的减少，企业只能选择被其他企业收购。如果一个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现有的工厂，他们就没有理由承担建造和安装新设施的风险和费用。因此，虽然民粹主义政客抨击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并提议制定新的法律和扩大监管权力去对抗大企业，但事实上，仅在1978年，政府的政策就导致大约2100家企业发布了合并和收购的消息，大企业的数量反而越来越多。

与不负责任的、具有欺骗性的言论相比，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则更能说明问题。高税率成功说服了美国公民和企业不要对美国的生产资本进行投资。这是一种强大的、很有说服力的做法。但联邦政府传递的这种高税率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富人只能把财富花到游艇、劳斯莱斯和奢华的休闲活动方面，当富人无法从持久投资中获得合理回报的时候，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摸索如何获得更多、更危险的投机收益。1968—1977年，在高税率和高通货膨胀率的综合影响下，所有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带来的实际收益都是亏损的，而成千上万的投机者在大宗商品市场飙升和暴跌的巨浪中跌宕起伏，也有投机者投身于大西洋城的赌场之中。还有成千上万名精明的投资者及时购买了瑞士法郎、钻石、稀有硬币、艺术品或者黄金，结果大发其财。尽管如此，从总量上来讲，这些投机活动还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数美国人，甚至是富有的美国人，都明智地避开了这些危险的市场，毕竟，只有专业人士才懂得这些投机商品的价值，只有善于猜测赌博心理的人才敢投身于赌场。

取而代之的是大部分市民纷纷开始从事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当2400万投资者在股市受到通货膨胀和税收的猛烈打击时，4600万人正在利用他们的房子大搞投机活动。即便交完税费之后，他们利用按揭贷款，从房地产投机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也比从黄金或者外汇的投机中得到的收益多得多。然后，他们连本带利地将收益投入第二次的按揭中。他们可以用投机收益购买一些耐用的商品，比如洗衣机、防御风暴的外窗、彩电和轿车。通过这种投机，他们就能规避美国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风险。

房屋价格的增幅比通货膨胀率高出20%，而且首付少、风险小，投资房产的人比绝大部分投资者获得的回报率都要高，恐怕只有那些最幸运的股票投机者才能与其媲美。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表现比世界上那些最精明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表现都要好。到1979年，美国个人拥有的住房的价值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是个人拥有的企业股票价值的两倍。

美国民众已经找到了一种就连资本家都无法找到的绝佳投资方式，找到了一个既可以居住，又可以防通货膨胀的避难所。他们发明了一种不必交纳利息税的储蓄方式。他们发现了一种税率很低而且仍在不断下降的投资品，并且是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降低的。尽管个别地方的房地产税有所提高，但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州和地区的房产税都有所下降。加利福尼亚州曾经提出了一项旨在削减征税，尤其是削减房地产税的“第13号提案”。但即便在这项提案实施之前，该州的税负已连续下降了5年，1000美元个人收益需要交纳的税金从71.50美元下降到了65.14美元。

如同资本投资的衰落一样，房地产热潮的背后也有政府力量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抵押贷款协会（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ederal Home Loan Bank）这两个甚至都没有被列入联邦预算的机构，在财政部的隐性担保下，将抵押贷款债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再用这些收入直接或（通过储蓄和贷款协会）间接地资助新的抵押贷款，然后购买新的抵押品，再次发行新的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债务螺旋式地增加到了接近300亿美元的规模。

信贷领域新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家庭为单位，计算30年的收入，夫妻的收入都包含在内。这进一步刺激了抵押贷款业务的扩张。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美国在住房建设资本金上面的花费已经是西欧国家的8倍，是日本的3倍多，而日本的人口增长速度则快得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对住房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那些新公司或边缘化的公司由于缺乏政府机构担保，无法享受免税待遇和补贴，根本无法与抵押贷款机构展开竞争。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住房会继续变为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难所，而且房屋的增值使得人们感觉到足够富有，以致陷入空前的消费债务中。人们不再注重储蓄，而是愿意通过贷款购买房屋，房地产行业俨然成了一个净支出行业。消费者债务的上升速度比消费者收入的上升速度快50%。

然而，在一个经济体系内，大多数价值最终来源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住房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对住房的投机的确曾经促使美国经济度过了公司资产价值遭遇赋税沉重打击的不景气时期。然而，对于一个人而言，买完房子之后，很快就会面临一系列相关的支出，比如，支付抵押贷款的本金和利率接近两位数的利息，支付房地产税，修理屋顶和火炉，粉刷住房外表，维修管道、线路、排水沟和绝缘装置，加强地基，维持家用电器运转，支付暖气费和电费。如果要维持房屋价值，让它不会突然下跌（一旦住房价值下跌，业主是否能够偿还债务就无法保证了，银行面临的风险也就增加了，后果不堪设想），美国企业将不得不尽快更新它的资本，因为住房价值最终取决于就业和企业，我们无法持续用房地产市场去支持实业发展。

在缺乏投资收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充分利用了消费者在房地产投机上的商业活动。当人口、生产、实际利润和货币价值停滞不前或下降时，房地产繁荣为美国的财富提供了庇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曾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繁荣，同样，英国政府在这一繁荣背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1968年和1969年股市崩盘后，房地产维持了之前的实际价值，而且在之后三年内一路飙升，先是随着市场恢复的速度而上涨，然后又超过了市场恢复的速度，实际涨幅超过了20%。然后，1973—1975年，房价暴跌了近1/3，一度跌倒了比1956年低近10%的水平，直到实体经济的投资得到恢复，英国房价才再次上升。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关键的差异，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普遍认为它们可以想办法让住房价值避免崩溃的噩运，但它们做不到这一点。

纵观20世纪70年代，美国都在透支未来，与欧洲一些挥霍无度的经济体如出一辙。美国的投资和生产的增长率均落后于所有西方竞争对手。在那10年里，美国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日本的一半，比英国高两个百分点。英国政府当时将大笔资本投入到了其青睐的项目，给经济注入强心剂，促使经济增长。尽管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了英国（仅仅超过了英国而已），但就每人每小时产出的平均增长率而言，美国则比英国低了1/3。

当时，在美国经济体系内，少得可怜的投资也都是为了应对政府制定的管制措施，或者围绕着政府的指挥棒转。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最终的结果就是扩大了企业内部的法务部门和会计部门，而不是扩大了生产线的规模。根据温莱特公司（Wainwright & Company）的戴维·兰森（David Ranson）的估计，1976年，在工厂和设备上每投资1美元，股本增加额度还不足5美分，大约90美分被用于填补之前的折旧资本，至少5美分被强制投入减轻污染和保障职业安全方面。

哈佛和数据资源公司的罗杰·布林纳（Roger Brinner）及麦格劳·希尔集团经济分部的道格拉斯·格林瓦尔德（Douglas Greenwald）曾经做过类似的估计。根据他们的估计，事实上，政府不仅在阻挠正常的商业发展，还无情地与它展开竞争，结果就是只有政府资本和广大的房屋投机者获得了真正的发展和增长机遇。

但这些所谓的增长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大多数所谓的增长是否真的有价值，是否真的对经济有利，是高度存疑的。在这些增长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住房投机者深陷债务泥潭。债务规模的扩大是以通货膨胀预期为基础的，而这种预期要维持下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即便在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房屋投机者也有能力清偿债务。如果不切实大幅降低对资本投资收益的征税，那么这种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彻底侵蚀掉美国企业的投资前景。

面对这种经济困局，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发现终于可以老调重弹了。他们援引所谓的“丹尼森定律”，表明在之前的数百年间，无论利率如何变化，储蓄率都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但事实上，这种“利率不影响储蓄”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不言自明的，甚至不需要刻意反驳，而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已经就利率和储蓄的关系做出过大相径庭的评估，证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此外，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还宣称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已经消耗殆尽，政府必须站出来承担起领导经济发展的重任。事实上，数百年来，坚持这种观点的所谓经济学家层出不穷。他们不停地谈论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漏洞，不停地拿富人奢侈的马提尼午餐和穷人的饥饿做对比，不停地为失业、垄断利润及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奔走呼号。但归根结底，他们除了依旧强调高税率和加强管制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应对之策。

可以说，要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这种错误论调做出回应，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就是低税率和减少管制相结合。这些来自右翼的传统建议是从日益清晰的舆论中迸发而出的，它更好地与新兴的世界环境相契合，而且能更清楚直接地对付由通货膨胀、创新及经济增长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危机。

就这种论调而言，最著名的一个理论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使税收收入增加。虽然拉弗曲线存在一些缺陷，但从政治视角来看，它产生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拉弗的朋友裘德·万尼斯基在《世界运转方式》一书中对这个曲线大加赞扬，明确地指出拉弗的主要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而是为解决政府部门增长和私营企业停滞不前这个难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提出较低的税率可以刺激企业将收入从逃税的避难所转移到可征税的投资活动中，以至较低的税率也能带来较高的税收。这样既可以减轻私营企业繁重的税收负担，又不用削减公共部门的服务，这个想法是简单的，而且是可证实的。但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嘲笑它，而保守派则冷淡地持怀疑态度。

批评拉弗曲线的人倾向于拒绝使用它，这种拒绝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日益常见。这些批评者回避基础性的推理和论证，却乐于接受计算机模型给出的解释。这种方法需要将多种多样的数据汇集在一起，但这些数据或多或少地存在误差，而且忽略了一些特殊的、动态性的因素。如果选取的变量太多，那么变量自身会产生相互抵消作用，而只选取少数重要的数据时，又容易被指责为带有偏见或过分简化。但无论变量太多还是太少，诸如创造力、想象力和好奇心等在我们生活中令人难以理解的变量全部被略去不谈了。

然而，计算机提供了一种能够应用于任何目的的驳斥模式，只要专家不喜欢某一种理论，或者没有率先想到某一种理论，希望对它加以驳斥，就可以动用计算机模型。这种技术使用的数据越来越多，而且被打磨得越来越精致，以致其真实性都值得怀疑。之后，这些数据被套用到复杂的回归方程式中，进行复杂的运算，直到最后完全抹杀掉这位专家希望驳斥的理论的价值。然后，专家就会发表声明说“更多的最新数据分析和解读表明没有证据……绝对没有证据……没有一点儿证据……”，或者“……只有逸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而已，未经任何数据证实”。关于美国税率的问题，他们在驳斥拉弗曲线时会妄断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美国已经到达了拉弗曲线的顶端，或者说达到了降低税率可以增加收入的那个临界点上。然而，美国的投资收益税率事实上已经超过了100%，这些迹象大量并且势不可当地涌现出来，而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专家却视而不见。

然而，切斯特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把这个现象解释清楚了：

对于每一个趴在母亲膝盖上咿呀学语的婴儿，应该从下面几个看似悖论的道理中挑出来一个教给他：一个人在一件事上观察得越多，那他可能看到的就越少；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研究得越多，那他可能了解的就越少。关于专家是否值得信赖，一种费边主义（Fabianism，即渐进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人认为，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学习一件事，而且进行实践的话，那他就越来越能看到这件事的重要性。

美国经济中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美国人的收入和投资缴纳的所得税太重了。很多人都能看清这个现象，比如体育专业出身、曾做过足球运动员的众议员杰克·肯普，比如只受过少量经济学培训的《华尔街日报》社论作者裘德·万尼斯基，再比如被那些名气较大的经济学界同人们认为“不牢靠”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但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唯独那些最有经验的、对经济研究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没有理解这一经济现实。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家们弄混了边际税率对税收的影响。所有经济学家，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一致认为，无论好坏，最要紧的不是政府靠什么方法筹钱，而是花去多少钱。这种观点至关重要，但也并非完全正确。他们不应该忽视政府收税的方法。即便存在两种税率，能够使政府征得数量大致相等的税收，其边际税率（即在增加一些收入时，增加这部分收入所纳税额同增加收入之间的比例）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边际税率影响着企业家的动机和预期，影响着企业家的志向和内在动力，影响着人们出去工作赚钱的意愿，也影响着人们是否愿意通过投资以获取收益，毕竟每多挣1美元，就要多交很多税。

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新增加的钱，应该拿出多大比例交给政府，应该拿出多大比例去回报那些企业家，毕竟他们承受了投资风险，耗费了很多精力，放弃了消费和休闲。边际税率对于那些生活得到保障的人影响很大，比如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和那些富人。但要说受冲击最大的，还是企业家对于那些风险大、周期长的项目的投资意愿。对于这些人，要给他们希望，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可能通过风险投资获得较高回报，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他们英勇无畏的投资激情和创新意识。

在资源和技术既定的情况下，心理因素才是塑造一个经济体表现的终极力量。雄心和意志催生了经济增长、企业进取和社会进步。高税率或高关税很有可能浇灭企业家的希望，使他们的某些努力戛然而止。因此，这种税率不会带来任何税收，只会悄无声息地扼杀商业发展。

在拉弗曲线较高的位置，税率和税收成反比。税率越高，税收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因纳入征税范围的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低而宣称美国的税务负担比较低。

那些针对降低资本利得税的《斯坦格修正案》提出批评的人一次次疏忽了这一差别。财政部门的说客们争论道，现行的49%的最高税级不是很重，因为它们只占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事实上，这部分税收的缺乏，意味着这种很高的边际税率对大多数富人获得资本收益的动机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只从影响税收这一点考虑，自由主义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也忽视了所得税不断累进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累进是由低税级税赋的减少和高税级税赋的膨胀综合引发的。

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税收负担时，也忽略了税率和收入之间的差别。同样，在评估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时，他们也没有察觉到转移支付和政府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所谓转移支付，本质上不过是在私营部门之间转移需求而已。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低于大多数主要的欧洲国家，包括经济繁荣的德国和法国。根据这一点，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的税收负担大大降低了。然而，更多差别在于欧洲国家的转移计划，这部分支出主要用于医疗保险、儿童津贴和养老金，资金主要来源是费率递减的社会保障费、销售或增值税。这些税率在欧洲比美国高得多。例如，在英国和德国，医疗费的支出和分配是由政府管理的，并且被算作公共税收和公共支出。

在美国，这样的医疗资金的支付和分配是由准私营实体（如蓝十字和蓝盾协会）处理的，但整个系统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并由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提供补贴。但是，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两种医疗管理模式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几乎没有差别，只不过美国公司混合的医疗支付体系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无论如何，将美国主要由私人保险和年金制度提供的大笔转移支付扣除之后，西欧只有两个国家——瑞典和丹麦在20世纪70年代时政府支付超过了美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拨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勉强超过英国，并且比德国高出6.8%，是日本的2倍以上。在为了公共利益而动用私营部门的资源、货物和服务方面，从能源开发到儿童发展和国防开支，美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站在前列。

漏洞、免税和极其宽松的执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税务体系中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不是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因此，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税率时，这些问题就给我们的分析过程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在自由世界中，美国的税收体系可能是最先进、最复杂和最具破坏性的，从而使其对商品和服务的直接占用变得更大。许多观察人士无法理解这一点。总的来说，与日本、德国、法国、瑞典、英国或意大利的税务体系相比，美国的税务体系给富人和中产阶级带来了更大的税务负担。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约2/3的财政收入来自销售税和增值税等税率递减的税种，而美国通过这些税率递减的税种征到的税还不到其税收总量的40%。美国通过商业利润和资本收益征到的税占其税收总量的11%，这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得多，是瑞典和德国的两倍多，而这些税往往对持有大量股票的富人造成的影响最严重。美国对资本收益和资产征收的税是瑞典的8倍，是德国和日本的4倍。德国、瑞典、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税收体系都有很大的漏洞，以致许多利润较高的企业可以完全逃税，从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新技术研发方面，加快了技术革新。

除了英国之外，美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大幅提高税收收入的国家，这是一项主要由企业支付的税种。如同企业所得税一样，财产税对于美国税收的准确贡献比例依然不算明朗，但分析人士正在寻找大量证据证明这两种税收最终主要是由美国较为富有的人群承担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敌视反对财产税的活动。事实证明，近年来，房东明显无法将这些税转移给低收入租户。

把财产税与个人所得税及商业利润税加在一起，1977年，美国从这些累进的税种中征得的税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7.6%，比德国高出16%，比意大利高出57%，比日本高出70%，比法国高出90%。

因此，美国平均收入水平和较低收入水平的工人比欧洲多数国家的工人支付的税额都低，而高收入的人则支付了更多的税。个人收入不到平均收入一半的人在美国支付14%的税额，在英国支付18%的税额，在德国支付19%的税额，在瑞典支付31%的税额。只有法国的低收入工人比美国的低收入工人支付更少的税额。美国中等收入的纳税人比西欧国家的同类人群支付更低的税额。在美国，这类中等收入纳税人支付31%的税额，在法国支付36%，在德国支付45%，在瑞典支付60%。而美国高税率的纳税人支付的税款所占的收入比例比欧洲和日本的富人高得多。在美国占纳税人30%的高收入者支付了74%的收入所得税，而占纳税人1%的最高收入者支付了20%的所得税。

在美国，对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不比其他大多数的工业国家高，但美国最高税率对低收入人群的打击较大。例如，在德国的最高税率是56%，和美国最高级税率一样，但是德国的税率只有在年收入达到14万美元时才适用，而美国最高税率在年收入达到6万美元时就适用了，德国最高税率的适用标准是美国最高税率适用标准的2倍多。法国的最高税率是60%，但是年收入要达到9.2万美元时才适用。日本和意大利的最高边际税率是70%以上，但是这个税率的适用标准是美国最高税率适用标准的6倍多。瑞士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1%。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繁荣的亚洲地区的税率比美国中高阶层的收入税率低得多，比如中国香港的最高税率是15%。

与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不同的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领导者懂得减税对释放企业活力的意义。在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深思熟虑后的减税活动推动了经济活动的高涨，并且减税政策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1980年，新加坡将原本就很低的税率再度削减到了16%，当时担任贸易部部长的吴作栋向接受他建议的议会解释道：“一些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痴迷于‘向富人征收重税’的口号，结果发现向个人征收重税之后，他们奋力超越和成功的动力反而被扼杀了。”

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的总税收负担看似小得多，但美国的实际税率结构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激进，对富人征税的力度也更大。因为英国和瑞典的所得税税率非常高，却几乎没有什么税收收入，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在拉弗曲线上所处的位置甚至比美国都要高。但是，与美国相比，这两个欧洲国家对中产阶级实行的税率较高，对企业实行的税率较低。因此，即使是在1979年和1980年英国进行实质性的税收改革之前，其对最高收入水平的累进税率也不像美国那么高。

毫无疑问，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去衡量，美国的累进税率造成的税务负担都高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比如德国、法国、日本及那些欣欣向荣的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从理想的角度来看，陡增的累进税率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种光环，但其影响却是削弱了人们追求经济成功、努力工作和敢于冒险的内在动力，促使人们去寻找那些非生产类的闲职，以期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能够更多地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如果一种经济制度不能给企业提供丰厚的报酬，那么那些怀有雄心壮志的人就会寻求保险的、安全的工作，追求政治权力和官僚主义的不义之财。简而言之，过高的边际税率不断打击人们的勤奋和决心，而无论要完成什么有益的事情，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过高的边际税率只会削弱人们谋求向上移动的动力，助长人们离开工作并回归家庭生活的意愿。

由于美国的累进税率的上升幅度堪称世界之最（这种过高的累进税率对富人最具惩罚性），而且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远低于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应该大幅降低资本和投资的最高级别的税率。一旦做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促进新企业的设立，增强资本投资的多样性和质量，而且根据拉弗曲线理论，还有助于增加政府的税收。

另一方面，法国和意大利可以通过降低相当繁重的社会保险费来促使其在拉弗曲线上的位置向下移动。在法国，这些费用有3/4在名义上是由雇主支付的，在意大利有9/10是雇主支付的，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富人通过合法手段办企业的积极性，从而扩大了地下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导致这两个国家中大部分劳动力不得不转入地下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估计有1/3的劳动力在地下劳动力市场工作，多达400万人经常在地下室和废弃的阁楼里从事制造业活动。

英国、瑞典和美国也可以果断地采取行动，降低所得税税率，从而使其在拉弗曲线上的位置向下移动。英国和瑞典尤其如此，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避税行为达到了非常猖獗的程度。在瑞典，平均来讲，工人每年旷工的时间达到了16天（美国是3.5天）。由于工人旷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甚至打算对业余活动和其他闲暇活动征税。著名的经济学家、毕生信奉社会主义的学者贡纳尔·默达尔曾经这样抨击所得税：

我的主要结论是，从好几个方面来看，所得税都算得上一个糟糕的税种。对大多数人来说……边际税率越高，越有必要降低工作的积极性。通过降低所得税，资本从生产性投资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非理性转移就不会那么严重了……事实上，消费税是对生活标准的一种征税，而不是针对收入的征税，从而鼓励人们储蓄和积累资本，几乎所有人都应该喜欢这种征税方式，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更是如此……我国所得税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对我来说最严重的是，法律逼迫我们偷税漏税。瑞典人的诚实一直是我和我这一代人的骄傲。现在我感觉到，迫于糟糕的法律，我国正在沦为一个骗子盛行的国家！

默达尔和阿瑟·拉弗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0世纪70年代末，波多黎各总督卡洛斯·罗慕洛·巴塞罗（Carlos Romero Barcelo）非常幸运地见到了拉弗。裘德·万尼斯基也和巴塞罗商谈过，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在一本书中预言说，如果波多黎各政府降低针对波多黎各富人的高级别税率，可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收入。巴塞罗听取了建议，削减了所得税税率，并在1978年取消了两种税率为5%的附加税。据官方统计，到税改的第二年，波多黎各政府的税收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1500万美元，失业率下降了1.2%，通货膨胀率也有所下降。1979年，波多黎各政府进一步削减高级别税率，税收收入却增加了13.5%。到1980年，纳税人的数量增加了10万人。

罗慕洛·巴塞罗总督在1964年从所谓的肯尼迪减税方案中得到鼓舞，这个方案是在肯尼迪去世后由林登·约翰逊签署并在1963年顺利通过的。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减税措施。1960年当选总统的肯尼迪宣布将最高税率从90%减到70%，其他税率也相应地降低。肯尼迪减税方案对经济的影响如同外科手术一般立竿见影，也许最显著的效果就是私人投资大幅扩张，并从房地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在减税前的4年里，27.4%的投资资金进入企业，38.5%进入房地产；在减税后的4年里，58.6%的投资进入企业，只有11.2%进入房地产。然而，在肯尼迪政府谢幕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美国却一直在提高资本利得税的边际税率，先是在1968年提高了10%，后来在1969年几乎翻了一倍，再加上每年通货膨胀的影响，到70年代晚期，肯尼迪减税所取得的成就几乎完全被抵消掉了，美国的经济也变得停滞。

1976年，在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的引导下，纽约的众议员杰克·肯普和特拉华州参议员威廉·罗斯（William Roth）以之前肯尼迪提出的减税计划为蓝本，提出了一个减税方案。这个方案虽然符合美国经济的需要，却冒犯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较高税级的累进税率有破坏性的后果，但是也相信大多数美国纳税人面临的边际税率太低，不足以妨碍他们努力工作，也不足以促使他们大范围地寻找合法的逃税方式。

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从税收压制中解放出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各地的市民，从黑人聚居的纽约哈莱姆区到好莱坞，从华尔街到华盛顿州东南部盛产葡萄酒的瓦拉瓦拉谷，从出租车司机、店主到剧本作者和企业财务人员，都一心想要隐瞒收入和利润，不让政府知道。金融欺诈竟然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读一读《税收负担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 Burden）这本书，答案就会一目了然。这本书是埃德加·布朗宁（Edgar K. Browning）和威廉·约翰逊（William R. Johnson）合著的，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在1979年出版，详细研究了美国税收体系对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与之前的研究相比，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计算边际税率过程中，不仅考虑到了劳动收入的增加导致的税收增加额，还考虑到了医保、福利救济和食品券等方面的转移支付造成的税收损失。转移支付之所以会造成税收损失，是因为接受救济者原本的收入水平偏低，但后来通过工作增加了收入，这部分收入却由于其福利救济接受者的身份而免于交税。关于美国家庭面临的总体实际边际税率，布朗宁和约翰逊得出一个结论：收入最低的1/3的人的所得税税率超过60%（主要是丧失了转移支付），中等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超过40%，收入最高的1/5的人的所得税税率上升到了50%。但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1976年以后的增税举措。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高社会保险费和其他税费考虑进去，那么按照布朗宁和约翰逊的方法分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美国家庭面临的边际税率事实上达到了50%甚至更多。

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如果想寻求一些额外的劳动收入，那么这部分收入的一大半都要给政府交税。毫无疑问，这种边际税率打击了中下等收入群体的积极性，对可征税经济活动、工作努力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随处可见，即便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人都能轻易发现这一点，而经济学家们却看不到，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劳动力队伍的规模大幅扩张了，从总量来看，工作努力程度似乎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事实上，边际税率偏高，往往会促使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她们通常从事兼职劳动。虽然从整体上看，劳动力的队伍扩大了，但这种扩大掩盖了人们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的降低，却无法掩盖越来越多家庭走向破裂及经济活动大规模转入地下的现象。总体来看，这些趋势表明美国经济处在拉弗曲线的上端，削减税率会使资金大幅度从避难所转移到能使税收增加的活动中，也能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实施了“第13号提案”，大幅削减财产税，将部分减税理念付诸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提案规定，在之后的两年内将该州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近30%。大多数所谓的“专家”看到这一现象后深感惊讶。各地的经济学家都预计该州的就业将遭遇灾难。“加利福尼亚商业圆桌会议”（California Business Round Table）预见该州将发生“爆炸性的通货膨胀”。国会预算局运用它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预言说该州“经济活动会放缓”，但预测该州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会下降，因为削减财产税会降低住房成本。根据国会预算局的报告，“第13号提案”将会导致该州经济衰退，就业下降，州政府的税收减少。

国会预算局关于加州通货膨胀形势的预言是对的（但原因没有预测对），对其他各项的预言却是错误的。尽管住房价格依然暴涨，加州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全美国的指数整整低了1%。但是，个人收入的增幅比全美国平均收入的增幅高了40%，就业岗位增加了40万个。加州政府税收收入持续增加，最后其账目上出现了10亿美元的盈余。唯一准确预言了这些结果的经济学家是阿瑟·拉弗。

对关心收入分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而言，拉弗曲线提供的前景如同凯恩斯对节制和节约行为的批评一样具有吸引力。削减边际税率帮助的是穷人，有助于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因为当高收入阶层的税率降低后，富人消费减少，投资增加，收入随之增加，支付的绝对税费也增多。这样一来，中低收入阶层即使少交一些税，政府也能运转下去。

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累进税增幅非常猛，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恶化加剧了累进税率的负面影响，导致上等收入经济阶层逐渐减少了生产性投资，从而导致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被迫不断加剧。这种情况下，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幸运，这种局面可能会在反抗税收的活动中结束，但它是由上流社会面临的非常高的累进税率引起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仅仅减少中产阶级的税率，那么税收状况反而会趋于恶化。削减中产阶级的税率只会使这个累进税率体系显得更加激进，从而进一步降低富人的生产力，中产阶级将不得不弥补富人税收的减少，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支持政府。这是平均主义的死胡同：为了帮助穷人和中产阶级，必须降低富人的税率。

这些情况在英国和瑞典最为引人注目，它们的名义税率算是最高的，但其带来的税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任何富人只要发了一笔财，立即转移到欧洲岛国马耳他、拉美岛国巴哈马的首都拿骚或其他税率较低的地方，以期逃税，而让流动能力很低的中产阶级去纳税。

但裘德·万尼斯基证明，在西方，受累进税制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位于第三世界，即使经济繁荣的国家也不例外，因为在高税负和高通货膨胀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会遭到严重削弱。比如，土耳其的经济基础曾经非常稳固，但其1980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该国实施新的“紧缩”计划，作为进一步提供贷款的条件。该国将年收入1600美元及以上的税率定为55%，年收入1.4万美元及以上的税率定为68%，以致其经济开始垂死挣扎。这个问题在拉美国家也很普遍。富人移民、人才外流和资本外逃一直在扼杀拉美经济增长的动力。

美国在1973年增税之后，资本利得税大幅减少，这表明美国也发生了富人移民的情况。潜在的投资者将资金撤出了最具生产力、最有利于增加税收的领域，导致现有的大宗商品、土地、黄金、艺术品、股票等领域的投机行为十分猖獗，而国家的持久资本，也就是进一步增加财富所需的资本，却逐渐被消耗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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