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四章

供给学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给予他人礼物，必须先有供给，这就涉及经济的供给层面。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简单的道理是经济政策赖以成功的核心原因。但由于保守主义者经常过度关注货币和财政赤字的统计数据，而自由主义者总是过于关注总需求和消费者支出的统计数据，因此这两类人往往意识不到这条原理。我们有时候可以在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发现关于这一主题的智慧。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也曾经指出，政府不能过度控制消费方式，甚至不能过度控制货币供给，这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和基石。

但我认为，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即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来源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人类的自由和创造力这种非物质的资本。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有形资本的恶化，而是心理范畴的“生产资料”，即经济参与者的斗志和灵感正在遭受持续的侵蚀，从而损害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一个道德基础，即必须意识到“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需求，必先供给。

这个趋势似乎始于政治范畴。事实上，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不禁迫使我们回忆起经济科学取得初步胜利时世界的情况。那是重商主义时代，同样也是政治异常发达的时期。当时，亚当·斯密指责欧洲各国政府相信需求的力量，以积累黄金的形式，构成了财富的源泉。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真正的财富应该源自生产和供给，而非来自通过贸易盈余所取得的黄金。

然而，亚当·斯密为供给学派理论赢得初步胜利之后的两个世纪内，需求学派却往往占据上风。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和舆论环境的变化。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一系列形式上的平等，比如法律层面和选举层面的平等，从根本上讲，它起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然而，这些平等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像神话一样是不现实的。虽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上规定每个选民只能拥有一张选票，但有些人颇具能量和口才，能够掌控媒体，从而有能力控制数以百万计的选民的想法。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当选的领袖代表的是他的选区居民的意见和利益，但在竞选时和就职以后的行动中，他也可以深深地影响公众的信念并且明确地阐明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一种现实的分析表明，领导者一旦具有了真正的权威，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塑造大多数选民的看法，而不是去顺应选民的看法，在具有一定技术性或复杂性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正如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权威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所论述的那样，“公众”这一词语的意义大多数时候只是停留在象征层面。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虽然经常会用到“公众舆论”这个词语，但其实它是不存在的。民意测验常常会创造出符合测验者自身的意见，这一说法貌似是合理的。政治领袖们善于用更狡猾的方法创造所谓的多数人的意见。成功的政治家在竞选、演讲、协商及履职过程中，往往不会被动地回应公众的诉求，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推销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供给是可以催生需求的。

塑造舆论的过程其实类似于供给过程，而公众舆论类似于需求。在民主制度下，一旦存在有影响的人的引导，大众情绪中敏感、虚构的部分就能够支配常设的代议制领导机制，结果导致选民难以控制和民心涣散，政治权威衰落，政府变得松散和缺乏创造力，国家走向衰亡。这就像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在《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一书中所描述的颠倒过来的等级制度存在的许多乱象。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停滞、创新缺失、通货膨胀及生产力下降。正是这样的混乱情况困扰着我们今天的政治和经济。

然而，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市场层面的需求如同公众舆论一样，也不是确定或轻易可辨的，而是体现在市场参与者的需求和情绪上，而这些需求和情绪的形成主要是针对供给规模的一种回应。由于新的未知商品不可能存在市场需求，而且创造和创新的成果具有不可预见性，也不可能存在市场需求，因此，如果我们一味强调需求，反而会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经济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会加剧人们的贪婪，导致愿意给予的人越来越少，减少了多种多样的、具体的供给来源，并导致人们长久地提出自己的需求。而一旦供给被削弱，这种需求的呐喊将是无效的。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两种概念同样重要。需求只在我们的经济学教材中才与供给对等。只有通过具有欺骗性的政治运作，所谓的需求理论才能达到欺骗公众舆论的效果。

在我们的教材里面，供给学派理论的最初突破体现在定价理论方面，具体来讲，就是根据供求曲线的交叉位置确定价格。这些图表和方程是经济学里面的核心元素，似乎能够断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对等性。

但是这种模糊的观念显示出两种荒谬的推理方式，其中之一是哲学家所谓的错置的具体性或具体化。在具体化中，客观的物质被归于一种抽象的事物——比如舆论，或归于一种主观概念——例如价值（比如“货币的真正价值在于黄金”）。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就曾经在具体化方面走了一条非常著名的极端路径，因为他断定性能量是一种可以收集起来的物质，并为其取名为“元气”（orgone）。不仅如此，他还制造出了一个用于收集“元气”的盒子。经济学教材存在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把具体的事物抽象化，把具体事务抽象为一个概念，然后反复论述和研究。大部分乌托邦思想都包含着这类荒谬的抽象观念，将人类抽象为易变的观念，而不是特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不变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动物。

古典经济学派或主张放任自由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都崇尚完全竞争的模式），都存在一种使需求具体化和使供给概念化的倾向。他们把飘忽不定、主观性很强的消费者需求视为确定的、特定的总量，并把确定的、特定的供给视为瞬息万变的观念和数字。需求曲线只能表明消费者对某些商品和价格的心理反应，而供给曲线却能表明生产者的实际努力、牺牲和意图，二者显然不具有对等位置，但这些经济学家却将二者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外，从方程式上来看，需求与供给被视为是同时出现的，从而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个基本概念。这个概念在描述特定的市场对于固有商品的反应模式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不关乎资本主义的核心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开设新企业。正如我们在学术分析过程中经常见到的那样，完全竞争其实无异于没有竞争。也就是说，它描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在该状态下，所有公司都具有完备的信息，任何公司都无法更改价格，也不能改变产品，基本上对供给和需求都不产生影响。

因此，在完全竞争状态下，供给方面的大部分行为都被排除掉了，取得并运用知识的一切活动戛然而止了，而这些活动才真正是企业家的主要活动。自由的人和创新型企业也被排除掉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一种新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储蓄会自动用于投资，供给和需求会同时协调，而现代计算机的运用会使企业家的作用得到最好的体现。

此外，古典经济模式虽然有其简洁和深刻之处，但相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它的用处却并不大。虽然这种模式似乎可以为限制政府权力提供一种理论基础，但在现实中，却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众多借口。的确，完全竞争理论总是更多地被用来诠释资本主义在现实情况下的混乱态势，而不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良性运作。

然而，需求学派是在宏观经济学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以及凯恩斯学派兴起后——他们对凯恩斯的著作多半做了错误的解读，才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开篇对萨伊定律进行了反驳。然后，他继续提出了一种复杂而深奥的论点，意思就是产出和就业的水平主要是对消费者需求率做出的反应。

根据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的观点，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总需求的适当水平。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似乎能控制货币供给量，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借此影响其他任何东西的供给。需求受到政府的操纵，成为官僚和经济学家们集中关注的事情。根据他们的计算和分析，供给逐渐成为一种派生的东西。萨伊定律不仅受到驳斥，而且完全被颠倒了。在需求创造供给——“你来取，人家就会给你”这个命题中，因和果无可救药地被混淆了。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所谓反驳，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关键事件，因为这表明在关于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更为隐秘地占据了上风，比在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学（即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凯恩斯著作本身，即便在论述到萨伊定律和供给作用时，其实也是更加有利于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的。

正如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萨伊定律的历史分析》 （Say’s Law: An Historical Analysis）和《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Classical Economics Reconsidered）两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以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名字命名的这条定律，实质上认为在制造一种产品时所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额，就足够用来购买这个产品。这并不是说，制造某一种东西的那个人一定要买这种东西，而是说，他们可以这样做，付给生产要素的总金额主要是地租、工资、薪金及利润。比如，制造和销售一辆汽车的钱，正好够买这辆汽车。因此，从整个经济来看，购买力和生产力总是能够平衡的。在经济中总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它的产品，不会因总需求不足而使商品供给过剩。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了市场对他们产品的需求。这种看法在很多方面显然是简单了一些，但是它具有许多重要的、从未受到过凯恩斯或任何其他人反驳的经济学真理和含义。这些真理是当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

虽然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的一些精髓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强调了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一部分钱被保存下来的问题。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这些资金被借贷和投资，那么这些钱就会转变为资本商品工业的工资、利润和其他收入，并且保持平衡。例如，如果汽车工人的储蓄没有被他们的老板借去购买汽车厂的机器，那么这些资金可能会借给美国钢铁公司用来购买钢铁设备，那么，高炉建造者将有足够的收入作为购买房子的定金，房屋建造者也会有一笔足够的钱来购买一艘新的摩托艇，以此类推，一直到某个资金获得者决定去买一辆汽车，萨伊定律的周期才告结束。但是，凯恩斯论证说，储蓄很可能一点也没有被借走或被用于投资，钱也许只是存在银行里或其他什么地方。

根据凯恩斯的看法，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把公众储蓄用于投资。例如，经济危机将促使消费者买得少些、储蓄得多些，同样也可能使企业家吓得少借钱、少投资。商店和仓库里堆满了货物，银行里和床垫下积蓄了许多存款，工人们失去了工作。当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英国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他周围到处发生着这种情况。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对萨伊定律的可靠反驳，到处都可看到未售出的商品，需求显然消失了。

根据凯恩斯的说法，储蓄是否实际上是由投资回报的，取决于商人和金融家变化无常的意图和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如果企业家们懂得萨伊定律及其对购买力的保证，他们也许会去投资。但是，凯恩斯却辩论说：

不管企业发起缘起做得如何坦白诚恳，假使说企业之发起，真是因为缘起上所举理由，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企业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仅较南极探险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略胜一筹。故设血气衰退，油然自然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委顿而死。

凯恩斯说过，即使没有萧条，也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动物精神趋于弱化。或许凯恩斯学派的主要论据是节俭的悖论：一个人能通过更多的储蓄，即放弃消费，为自己的未来提供更多的东西。但是，假使大多数人都决定少买东西、多存钱，收入就会跌下来，因为这时没有消费者的需求，投资也将下降。最后，人们存的钱也会贬值。在凯恩斯所说的由反复无常的商界领袖们组成的世界里，储蓄或放弃消费的举动都无法保证相应的资本商品的购买量。

有时候，凯恩斯的观点不禁会令人对一种现象产生疑惑：购买力不足、储蓄停滞和囤积资金可能会时不时地引发一段时期的经济萧条，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企业家精神的魔杖总会打破这种状态，总会有些人拿出一部分储蓄用于投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这一现象确实出现过。这是为什么呢？凯恩斯及其他人并不完全理解，在这一时期，投资之所以萎缩，并不只是因为企业家精神不振，而是因为胡佛政府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实质上停止了美国进口，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银行倒闭和中央银行的错误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严重萎缩。其他因素还包括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之后的利率）的急剧上升，以及税制不健全导致的一系列税率提高。

尽管如此，凯恩斯不得不承认，有时投资的发生确实不仅仅是由于动物精神，他将其归因于另外两个因素，分别是他所谓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有效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说法略去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对于投资的影响，意识到了供给的首要地位，本质上是对萨伊定律的肯定。

有效需求和资本的边际效率都取决于预期的利润，取决于企业家期望得到的收益。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凯恩斯的著作中，需求也主要集中在供应商的头脑中。企业家之所以不投资生产某种产品的工厂，是因为他确定他的买家是哪些人。他害怕新发明或改变风格会使他的工厂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他的产品是新的，它可能会创造需求。但是需求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只是存在于企业家的想象中，新产品推出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才形成。

今天，凯恩斯被称为扩大总需求，也就是扩大支出以解决所有经济困境的倡导者。但事实上，凯恩斯认为人们会以相对固定的比例来消费和储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足够的投资，有了足够的投资，收入、消费和储蓄的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按照这种信念，他是沿着正确方向摆脱了传统的假说，即如果储蓄足够，投资问题就会自行解决。他用积极的、有进取心的投资（这是资本主义的关键行动）去替代那种有限度的、消极的积蓄货币的做法。

因此，凯恩斯在经济思想领域把资本家的作用和活动恢复到适当的、核心的地位。在凯恩斯笔下，经济的推动力量是自由人，而不是抽象力量或机制。在他看来，物质进步的关键不在于自发或被动的节俭和储蓄，也不在于一般均衡的良性趋势，而在于“高明的投资”，这种投资增加了我们对未来的了解。因为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不是理性的和可预测的，因此，凯恩斯传递出来的真实信息不能被简化为数学模型或者一个可靠的计划。

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是英国“认识论”学派的主流人物，也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批评者。他曾经讲：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能够不断运用理性去应对持续变化却可以认识的、具有连贯性的市场形势，企业能够在消息灵通的前提下冷静、毫不气馁地对一系列可以理解的、大体上可以预见的事件做出反应。今天，这种分析已经遭到了驳斥、抛弃、推倒和蔑视。

凯恩斯知道，社会科学有其局限性，可以理性预知的事情也有其局限性。人类头脑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对不断发生的意外之事做出反应，这种创造性的能力是一切体系都难以企及的。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是有理智的，能合理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理智的方舟却航行在波涛汹涌、浓雾弥漫的大海中。

当凯恩斯把投资者摆到经济学的核心位置时，他不仅推翻了过于简单化的传统经济学模式，而且还推翻了集权主义计划赖以建立的一切体系和科学。投资取决于“对未来的变化不定的看法”，凯恩斯写道：“最明显的事实在于，我们用来评估预期收益的知识基础极其脆弱……一笔长达多年的投资的实际结果，极少能符合最初的期望。”

在这些情况下，他继续写道：

实际从事工商业的人都对信心很关注……企业家是玩一种既靠本领又靠运气的游戏……假设人性不喜欢碰运气或在建设一座工厂、一条铁路、一座矿山或一个农场的过程中没有感到满意（除了利润之外），而仅靠冷静盘算，恐怕不会有多少投资。

在凯恩斯和所有观察经济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看来，数理经济学的冷静计算遗漏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凯恩斯虽然对储蓄持有悲观保守的观点，但其中依然存在真理的痕迹。他认为：“一味囤积流动资金并不会开创未来，只有企业家的大胆行动才能开创未来，我们不能把企业家精神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同蔑视放任自由的观点一样，凯恩斯还蔑视所有把经济视为一种固定机制的体系。他提出了一种等级式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的创造中心是有技能的企业家。这个体系的政策目标在于培养企业家的熟练技能，并确保他有投资的动机。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社论专版的主题，至少也是美国共和党的论调。

已故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是美国社会主义学派的主流知识分子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意识到了供给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他曾经出版过三本重要著作，论述美国经济，分别是《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在这三本书中，他的主题其实是一样的，重新论述了萨伊定律，论述过程虽有严重缺陷，但很有趣。他和凯恩斯一样，根本不考虑萨伊定律本身。（“要发现一个现在仍然赞同有历史意义的名言的美国经济学家，那是困难的，虽然也不是不可能。”）但从广义上来说，加尔布雷斯把萨伊定律加以更新，最初改名为“依存效应”（dependence effect），然后在著作《修正后的顺序》（The Revised Sequence）——这本书仅仅把供给放在需求的前面——中写道：“社会越来越富裕，需求也由它赖以满足的那个过程越来越多地产生出来……或者生产者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和推销手段继续积极地创造需求。”他总结说：“需求因而开始依赖产出。”

或许更为恰当的表述是，供给本身就会创造需求。其基本论点是毋庸置疑的：生产者在提升需求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领导和倡导的作用。消费者决定购买哪些类型的商品及购买多少，投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尔布雷斯或许是由于鲜为人知的谦虚性格而没有完整阐述他的发现涉及的全部范围和内涵。他似乎相信这一观点反映了现代工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并且仅适用于致力于长期从事技术密集型生产的大型企业。这样的企业必须提前规划，投资很大，极为依赖中间供应商，这实际上就迫使管理部门去影响并操纵市场，从而创造需求。然而，依存效应也适用于小企业，也就是说，小企业也能够自发地创造市场对于自己的需求，从各个社区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就可以窥见这个社区内的消费者需求类型，同时也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专长和思维架构。比如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灵顿地区有一家索马里饭馆、一所巴洛克音乐学校及一个青年拓展中心，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社区原本就存在着对于这些商业机构的需求，而是说这个社区内部存在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希望通过自发地设立这些企业，在这个社区成功地催生对这些服务的需求。虽然大企业和小企业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加尔布雷斯提出的依存效应同时适用于这两类企业。

生产周期长及耗资巨大都不是现代企业的新特征。无可否认的是，现代企业的确比之前的企业复杂得多，但它们往往可以不必事先制订出生产规划，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市场更加完善和灵活；第二，消费者对市场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三，现代的广告和推销方式更加有效；第四，现代交通运输方式效率更高。如果说现代企业比16世纪的英国那些世界性贸易公司或工业化初期的美国那些修建运河与铁路的公司更加依赖先期投资和政府资助，那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可以断定，依存效应并不是现代公司独有的特征。

加尔布雷斯认为，企业在为市场提供产品的时候，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收益。实际上，企业想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市场，而且经常借助政府的扶持去调整价格及产量，并排斥竞争者。虽然现在很多企业承认自由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为了取得成就，它们不惜采取任何有悖于市场原则的方法。当政府妨碍自由竞争时，具有优越地位的大企业就会受益，并暗自庆幸。许多宣扬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表面上声称自己信奉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靠着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走向了富裕。基于同样的道理，很多大企业一方面靠政府的庇护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却又颂扬自由市场的优越性。

无论是一边宣扬信奉社会主义一边靠资本主义手段大发其财的人，还是一边颂扬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一边依靠政府庇护走向富裕的企业领导者，或许都不是真正的虚伪之人，他们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的股东、妻子、孩子可能会对他们提出直接的要求和诱惑，他们自己可能也有一些个人需求，所以他们最终不得不背离自己的信念而选择了有利于增加盈利的方式。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对商人有利的事情，尽管有时候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但事实上未必有利于国家。商人们虽然宣称交纳每一项关税都是爱国之举，但其实心里未必会这么认为，反倒是很多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显得有些愚蠢。对于企业提出的保护和发放津贴的要求，政府官员往往会选择屈从，但发生这种现象的责任最终还是在政府，因为平等地执行一项法律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职责。

在加尔布雷斯及其追随者的眼中，企业具有革命性的新力量。但这种力量实际上是资本供给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要承认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追求暂时的垄断地位，就会对左派论调造成重挫。鉴于均衡理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化成了右派的一种宗教信仰，承认这一点似乎是激进的，而且具有破坏性。但是，供给学派的观点却不像资本主义本身的动力那样对传统观点具有破坏性。

资本主义创造力的来源并不是任何看不见的手，而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那十分明显而又敢于担当的手。企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产品、营销技巧、广告宣传方式和零售策略，以期在市场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地位，利用这个地位尽可能长时间地获得垄断利润。如果没有政府通过政策扶持、专利保护或其他方式排除竞争者，那么这种垄断地位就不会维持太久。然而，获取这种地位是任何一个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时的目标，是创新性创业活动的重要目标，也是促进企业创造力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非政府愿意通过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确保一个企业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否则任何企业的垄断地位都不是毫无限制的，因为垄断者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国内外竞争者和潜在替代者造成的威胁。那么一个行业里面，至少要存在多少家企业才能够形成竞争局面呢？对此，经济学家阿瑟·拉弗认为，只要有一家企业，就足以形成竞争了，因为垄断者面临未来竞争者进入该行业的潜在威胁，会被迫将价格保持到足够低的水平，以此来阻止未来竞争者进入该行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反倒成了一件好事。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动力和创造力越强，就越能够形成垄断。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垄断，因为新行业不断兴起，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缺乏竞争者，走在最前面的企业就可以获得十分丰厚的利润，而后来者会纷纷效仿，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繁荣。比如，美国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及宝丽来的兴盛就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它们占据着垄断地位，并且在数十年内保持着优势，这对于国家来说也有一定好处。

这种形态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会自发地实现消费者的愿望，因为消费者在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样品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消费者对于创新性的商业试验是能够做出回应的。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那样，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根据他提出的依存效应，消费者需求来源于生产过程，也就是来源于商品供给产生之后，如果生产规模扩大，那么需求必然会被有效地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质量并不取决于自发的机制，而是取决于资本家的素质、创造力和领导力。

当前很多左派经济学家主张将经济领导权交给政府。但总的来讲，萨伊定律是所有有组织的人类行为的规律。在政治领域，人们的意志并不比经济学中的意志更加具有自发性，或更能摆脱当权者的影响和操控。在民主政治中，群众不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他们只能对政客提出的方案做出赞同或反对的回应，他们只能支持或者拒绝企业家在商业和政治两方面提出的有创造性的建议。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在加利福尼亚州提出了“第13号提案”，发起减税运动，他与创立麦当劳快餐店的雷·克拉克（Ray Kroc）相比并不逊色，可以说他也具有企业家精神。这两个人都是将之前难以描述的事物转变成了民众的愿望和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激发了民众的需求，并使其呈现出了具体的形态。

在一个经济体的内部，企业必须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而且消费者的个人爱好与愿望也必须具有多样性，当这二者成比例时，这个经济体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经济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形成了生动的对比。在政治领域，当权者的权力是在每次选举时被民众赋予的，参选者为民众提供了一系列政策选项，让民众选取最需要的政策。我个人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比其他任何民主制度都要好，因为它能给当权者造成压力，促使当权者愿意提出更多的政策选项。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侵蚀民主，相反，有证据表明，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目前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是，一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被企业的力量侵蚀，那么，政府就会更加倾向于扶持企业的产品而弱化公共服务。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很好的证明，因为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政府没有受到企业的侵蚀。

然而，虽然政府机构比企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但是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下，一个经济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都并非来源于政府机构，而是来源于个体投资者。增长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依靠政府影响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市场参与者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回应造成的一种结果。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冒险和创新，企业家们敢于把自己的想法落实到现实中，创造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促进一个行业的发展，并在这个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最终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他们在获得具体回报之前就愿意承担风险，投入巨额资金。

萨伊定律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即供给创造需求。供给过剩其实是一种无稽之谈。所谓供给过剩可能是指质量较次的商品存在过剩现象。在当前这个物资稀缺的世界中，研究过剩现象也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供给过剩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内部缺乏具有创造性的生产，无力给消费者供给新的产品，从而无法激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当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私人储蓄就是一种投资方式。事实上，储蓄意味着对未来承担的某种义务，是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的一种心理保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及其他储蓄率较高的亚洲国家往往也是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表面上的商品过剩主要发生于储蓄率较低的国家。

这种现象表明，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学存在一个重大的误区。如同政治家们受到公众舆论约束那样，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需求的约束。它们很少会创造新产品，因为它们过于注重市场需求，而对于尚未出现的新产品，市场需求是无法估量的。由于没有新产品，市场上只能流通旧产品。这些产品不断地在细微方面做出调整和改进，借助鲜艳的包装呈现出来，用更高的代价和更多的努力去促销。比如，电影《加勒比海盗》推出第四部之后，可能还会有第五部和第六部；脆谷乐麦圈将在现有的十几个品种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新品种；一家公司会通过收购另一家成熟企业的方式来获得成长。这样一来，能够提供新产品、新机遇、新职业和新技能的企业就更加难以出现，也更加难以获得可以促进迅速发展的资源，就业市场也会变得更加固化和官僚化，消费市场变得更加单调乏味，广告宣传变得更加刺耳和喧闹，公众更加不满，然后就会给政府施压，要求进一步扩大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腐蚀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创造性。

在以需求为导向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最先着眼的事情就是被动地回应公众诉求，并采取减贫措施。然而到最后效果并不好，只会加剧失业，加剧民众对政府救济的依赖性。经济体系开放程度也不会提升，反而会过于僵化。政治秩序的等级更多，更加森严，政府的官僚机构大肆扩张，很多企业因税负过重而难以为继，很多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机构来提供。此外，政府还必须补助那些受到照顾的私营利益集团。官僚主义日趋严重，工业发展速度也就随之放缓，因为工业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供给者的创造力。

萨伊定律是供给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它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数学运算多么高深，因为在经济学中，无论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都要服从于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行为与心理决定了数学模型。萨伊定律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促使人们开始关注供给，关注企业家刺激需求的能力和投资能力，关注对企业家的激励，让企业家从分配和需求环节转向生产。

理解萨伊定律对于了解和扭转当前资本主义所处的困境极为重要。但对于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要让他们重新关注供给经济学，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抛弃早已习惯的错综复杂的模式及计算模型，重新开始思考历史学、心理学、商业、技术等复杂因素。这些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事情会超出当前经济学家们的认知范围。人类的行为和创造能力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在这一方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明确地谈过，马克思、凯恩斯及加尔布雷斯也都有所论述。

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给出了错综复杂的数学运算，现代社会的众多追随者又做了进一步发挥。像这类理论模型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重心。或许我们回头看一看凯恩斯的理论是有益的，因为凯恩斯在现代经济学领域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他一直提倡需求是第一位的。

凯恩斯在论述节俭悖论时曾经指出，个人意图和声明对于其行为的影响是很不确定的。比如，也许一个人声称自己有存钱的意图，但存在这种意图的人有很多，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储蓄越来越少，这就是一种聚合谬误。从税收效果到国家作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关键问题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是供给学派的卓越倡导者。他在《凯恩斯模式的崩溃》（The Breakdown of the Keynesian Model）一文中，妥善地使用了凯恩斯的这个思维模式。他对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论点（减税会减少工作干劲，而增税则增加干劲）做出了回应。那些理论家认为人们有一个收入指标，或者有一个储蓄指标，如果减税让人们有更多的钱拿回家去，他们将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来达到指标。因此，那些主张高税率的人认为，人们会由于减税而选择增加闲暇时间和减少工作，而不是多花钱和多储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艾丽斯·里夫林，同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和多数减税法案反对者一样，就是用这种论点来反对《肯普–罗斯法案》（Kemp-Roth Act）的。

罗伯茨曾经提出了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典型特征的观点，即一个人对于减税做出的反应可能是少工作、多休闲，也就是说，少加班、多度假，并且不愿为了晋升而做额外工作。然而，如果具有这种反应的人非常多，那么这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和总收入必然会随之减少，进而导致每一个人的实际收入都会低于之前的水平。

所谓休闲，就是不去工作，也不承担任何义务，这种时间是自由的，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任何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休闲的时间是流动的。人们对于休闲时间的要求与对于流动性的要求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凯恩斯把人们对于休闲的要求与不用于投资的储蓄联系了起来。在休闲的情况下，人们什么也不用做，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也不做任何投资，甚至不消费任何商品，这样做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无忧无虑地打发自己的时间，希望保留以后再做决定的权利。但如果很少人现在决定去生产什么，那么以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买了。如果大多数人在休闲中就能拿到额外收入，那么最后就没有什么额外收入可言了。如果多数人的资金保持着流动状态，不用参与投资或消费，那么这些钱最后可能变得一文不值。在上述情况下，人们长时间不工作、不投资、不消费，就会使整个社会失去需求，导致企业家失去生产动机，最终将会减少总收入。少数几个人这么做可以，但如果一个经济体内绝大部分人都这样做，就会导致最初的目标受挫，商品供给者，也就是企业家，在生产上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而这种积极性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在凯恩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政府和税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于次要地位，因此，凯恩斯没有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应用于政府活动。但凯恩斯关于储蓄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因税负过重而被迫进行储蓄的企业和个人，同样也适用于政府。如同所有人群一样，政府也希望能够有所储蓄，但如果政府的储蓄不用于真正的投资，结果只会导致经济走向停滞，所有人的收入减少。

政府可以通过累进税制，将那些原本可能用于投资的资金转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政府也未必会将增加的资金用于投资。比如，联邦预算增加之后，新增的那部分资金可能主要被用作转移支付，大部分用于购买导致物价指数迅速上升的商品——从汽油到汉堡包，或者用于给政府雇员发放薪金，或者用于在华盛顿特区炒作房地产。有些钱确实也投入公共工程和教育事业中，但是，这类拨款主要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是出于改进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目的。

此外，凯恩斯关于贫困根源的论述让我们不得不对政府增长的性质产生忧虑。他写道：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投资吸引力之薄弱总是各时代经济问题之枢纽……私人可以通过节约消费增加其个人财富，但要增加国家财富，雇主则必须雇用工人，制造持久性资产。然而，私人之储蓄意愿，总大于雇主所感觉到的投资吸引力。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造成这个差距的一个原因是资金蓄水池的存在。这些资金蓄水池把资金从生产用途上转移开了。如同《进步与贫困》一书的作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说的那样，在很多历史时期，土地就扮演了资金蓄水池这一角色。城市的投机者购买和囤积了大量土地，然后炒作土地价格。除了土地之外，其他能够扮演资金蓄水池角色的东西包括黄金、珠宝、艺术品、邮票、硬币等具有收藏价值的物品。

人们购买这些物品之后，资金便进入了蓄水池。但这种购买行为并不能直接减少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总量，因此无法直接削弱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或购买力。因为假如我有一盎司黄金，被你用600美元买走，这一交易过程不过是将你的资金转移到了我的手上，财富总量并没有减少。但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将资金投入黄金或其他资金蓄水池中，那就会出现问题。因为黄金价格越来越高，吸引的资金越来越多，需求远远超出供给。一旦卖家将所获资金投入其他资金蓄水池中，比如土地、工艺品、历史建筑物或奢侈品，只希望通过哄抬价格而赚取差价，而没有将其赚取的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活动，那么就会导致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越来越少，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就会越来越低。随着投机利润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受到刺激而加入炒作大军，放弃发明创造，放弃冒险投资，转而前去加勒比海的旅游胜地旅游，并提前退休。土地、贵金属和工艺品等被炒作的物品即便放在那里不动，也会逐渐升值，但这对民众福祉和生产活动基本没有什么贡献。

人们之所以将资金投入这些蓄水池中，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物品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以土地和黄金为例，它们的供给是不具有弹性的，想扩大供给规模并不容易，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这些物品的稀缺性就成了其价值的保障。因此，人们在寻求安全性和流动性时，往往会把大部分财富投入这些非生产类的物品中。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帝王和贵族都习惯于收藏黄金和珠宝，虽然他们拥有辽阔的土地，但根据今天的生活标准来看，他们的生活依然是贫困的。

然而，在凯恩斯写书的那个时期，最大的资金蓄水池是货币流动性本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凯恩斯才认为，在稳定的现代经济环境下，想要囤积财富的人往往会囤积现金，而不是去购买黄金或土地。这可以归因于人们对于灵活性的偏好。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希望通过囤积流动性高的资产进行投机，或寻求资产的安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强调了利率过高会对刺激投资产生副作用。凯恩斯甚至提出通过制定某些政策来确保利率每年都会下调一些，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萧条的岁月中确保资本投资的水平不会骤降。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利率已经有所下降，虽然看起来仍然处于高位，但它里面含有通货膨胀附加率。之所以存在这个附加率，是因为放款人尚未回笼的资金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而不断贬值，这一附加率就是对放款人的一种补偿。此外，利息发放时还要扣除一定的税。当这种税率和通货膨胀附加率随着通货膨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升高时，实际的年利率其实逐年降低。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和税收调整之后的利率是负利率，如果降低利息的目的是提高投资的吸引力，那么现在合适的凯恩斯式的政策不是每年降低利率，而是减税。目前，收入和资本的高税率对投资的妨碍比过去更大，因为过去政府的规模相对较小，征税也相对较少。

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货币作为资金蓄水池的吸引力也逐渐减小。凯恩斯曾经希望建立一种法律制度，规定现金从一个时期放到另一个时期就必须交纳印花税。事实上，通货膨胀就一直扮演着这种印花税的角色，无时无刻不在惩罚那些储蓄货币的人，因为储蓄的资金无时无刻不在贬值。

这样一来就促使储蓄者再次转向房地产、黄金和珠宝。但在20世纪70年代，最大的资金蓄水池却是政府，包括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政府为储蓄者提供了高于银行利率和私人投资收益率的投资渠道，政府提供的收益率远高于土地、黄金或储存现金带来的收益。

政府将自己拥有的大笔资金给予得到政府庇护的企业，资本经过政府之手的运作，能够实现更稳定和更高的收益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种收益得到了累进税制的保障。

十年来，政府在储蓄资金及妨碍投资活动方面的作用无异于凯恩斯描述的“无底洞似的蓄水池”。政府的扩张或征税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限制，民众也不会要求政府提供新的产品，而且在经济衰落之时，政府也基本不会走向衰落。当民众想要得到凯恩斯笔下的“月亮”时，他们往往求助于华盛顿政府及其他城市的政府。

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僚走在了一起，他们把自己所有能够动用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用到了国家经营的企业上。他们中很多人是律师，因为最有助于促使政府扩大规模的途径就是在浩如烟海的联邦法律法规中找到可以钻的空子。他们和众议员们一起动员那些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的私人利益集团选民，项目增多了，货币供给量也增加了，通货膨胀提高了税收，联邦政府项目的收益和政府债券的收益仍然高于私人资本的实际利润。事实上，人们可以说，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益已上升到60%。物价水平每提高1%，联邦的收入就能增加1.6%。随着政府的扩张，税收也增加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凯恩斯学派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停滞现象和贫困根源的最新解读。根据他们的观点，政治家们为民众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民众对这种服务的需求似乎是无止境的。然而，安全性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因为有些人不必冒任何风险就可以得到盈利，并且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他们的办法就是寻求国家的庇护。然而，一旦一个国家内部的大多数人都这么做，那么整个国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拖累。在当前这个危机四伏、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最佳的风险防范之道就是创造、创新、研究、发现、竞争和创业。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说的那样，要让投资变得高明起来，就必须增加对未来的了解，让未来暗淡的时光变得光明起来。

随着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法学院及其他专业学院，进而引入政府机构、游说集团、顾问集团等，那些接近政府机构的人士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庇护大发其财，而那些无法获取庇护的富裕人士则斥巨资购买黄金和游艇等奢侈品，或者购买政府债券、外国货币、个人房产，从而导致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没有被投入生产活动中，这笔资金超过美国所有公司名义上的价值总和。

如此一来，就导致现在发生的情况完全印证了萨伊定律的最后推论：政府补贴之下的供给反而损害了需求。如果生产出产品之后，市场不愿意接受，那么这种消费就是虚假的，不会真正刺激需求。即使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去刺激市场需求，也会由于这种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最终弱化需求。虽然购买力方面的统计数据可能显示需求增加，但这种人为的刺激往往需要不断加大力度才能维持最初的效果。

当政府为公民发放福利，支付失业救济金，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类岗位，并对获利企业征税以支付政府开支时，需求就会下降。事实上，经济学家主张促进平等和抗击贫困的方法到最后都会破坏生产，减少需求，因为需求源自供给。购买力不会像工资那样逐渐流失，也不会像利润和储蓄那样缓慢流走。它起源于生产活动，也会随着生产萎靡而减少。这是关于财富和贫困问题的简单而平凡的首要真相。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不仅是获取财富的秘密，也是经济增长的秘密。

这也是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政府所谓的征税和开支不过是将资金从一个人手里取来，然后再送给另一个人。这种财富转移过程对增加收入几乎毫无作用，甚至可能起到副作用。

即便减税也无法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财政赤字每增加一美元，政府就必须用增加一美元债务的方式去弥补，而这一美元的来源就是从联邦政府那里购买有价证券的人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即便从短期来看，市场需求也是源自生产活动，而不是政府政策诱发的结果。要想让税收政策有效地影响实际收入水平，唯一的方式就是改变供给者受到的激励。通过改变报酬，使人们更加乐于工作而不是休闲，更加乐于投资而不是消费，更加乐于生产而不是将财富投入到各种蓄水池，让纳税的活动超过不纳税的活动。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直接有力地促进需求扩大和收入增长，这也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使命。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层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是利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本书作者吉尔德坚持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译者注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rbinger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4),pp. 18–22 and passim.

也翻译为血气冲动，即自然本能。——编者注

Ibid., pp. 161–162.

Among the reasons for low investment levels stressed by Keynes were: (1) artificially high interest rates caused by speculation and profit taking in bonds whenever their prices rose very high (that is, interest rates dropped);(2) low profits caused by excessive saving by consumers; (3) low demand caused by wage levels that drop as population grows; (4) financial markets that discourage risk taking by compounding it. (In a particular venture both lender — the bank — and borrower — the business — may lose the entire amount invested, but only the business has the possibility of huge gains;thus bankers are afflicted with undue caution and may not be willing to lend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opportunities attractive to entrepreneurs.) Except for this last item, these arguments are among Keynes’ weakest and have been little confirmed by subsequent events. Even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al caution of lenders seem somewhat overblown in view of the banking trends of the 1970s. However, the bleak Keynesian vision of bond and other loan markets would seem to enhance the importance of stock markets and of private wealth in supporting risky but potentially lucrative projects. Yet Keynes denounced the stock market in fiery language.

See Alan Reynolds, “50 Years Later: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Great Crash?” National Review, vol. 31, no. 45, November 9, 1979, pp. 1416–1421;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pp. 299–419; and for a detailed rendition of the case that in 1929 the market simply anticipated the passage of Smoot-Hawley, see Jude Wanniski, The Way the World Work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116–148.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9 and passim. See also ibid., chapter 5,pp. 46–51, and chapter 11, pp. 135–146, especially p. 141.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155.

G. L. S. Shackle,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29. This view of the central meaning of Keynes’ thought is shared by Lord Richard Kahn,perhaps Keynes’ closest friend and associate at Cambridge. In an essay responding to an attack on Keynesianism by Walter Eltis of Oxford (“Mr.Eltis and the Keynesians,” Lloyds Bank Review, no. 124 [April 1977], pp.1–13), Kahn wrote that Keynes was much less concerned with hiking government spending to increase employment than with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to stimulate private investment. Kahn derided as “vulgar Keynesianism” the conventional formula that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together can be managed to achieve full employment.“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definite level of full employment,” he wrote.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155.

Keynes (in The General Theory, pp. 297–298) writes, with explicit reference to his own mathematical models included in The General Theory: “It is a great fault of symbolic pseudo-mathematical methods . . . that they expressly assume strict independence between the factors involved and lose all their cogency and authority if this hypothesis is disallowed; whereas in ordinary discourse, where we are not blindly manipulating but know all the time what we are doing and what the words mean, we can keep ‘at the back of our heads’ the necessary reserves and qualifications and the adjustments we shall have to make later on, in a way in which we cannot keep complicated partial differentials ‘at the back’ of several pages of algebra which assume that they all vanish. Too large a portion of recent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re mere concoctions, as imprecise as the initial assumptions they rest on, which allow the author to lose sight of the complexities and interdependencies of the real world in a maze of pretentious and unhelpful symbols.” Most of Keynes’ present-day followers lack the master’s modesty, but their mathematical models make the even greater error of assuming that all the variables and interdependencies can themselves be plotted. The most intricate and prestigious models have consistently predicted national output losses as a result of tax cuts.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148–150.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merican Economy: Its Substance and Myth,” in Years of the Modern: An American Appraisal, ed. John W.Chase (New York: Longman, Green & Co., 1949), pp. 151–174.Reprinted in The Galbraith Reader (Ipswich, MA: Gambit, 1977), p. 8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 158. The Revised Sequence, which is merely TheDependence Effect in new packaging, was introduced 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7), p. 212. I owe this insight to Simon Lazarus.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dwin Cannan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04), Quoted from Pelican Classics, rev. edition, 1974.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p. 160.

Paul Craig Roberts, “The Breakdown of the Keynesian Model,” PublicInterest, no. 52 (Summer 1978), pp. 20–33.

Roberts did not say that the target income theory was necessarily untrue in all circumstances. People with free will can clearly respond to tax cuts any way they like. Roberts showed, however, that the target-income approach would soon tend to nullify the demand-side effects of tax cuts as well as the supply-side effects, thus leaving no explanation for the repeated history of revenue gains in the aftermath of reductions in tax rates.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347–348.

凯恩斯用“月亮”比喻流动性，现在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种保障。——译者注

Lacy H. Hunt,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Fidelity Bank of Philadelphia,quoted by Alfred L. Malabre Jr., in “As Salaries Climb with Prices, People Pay More of Income Despite Rate Cut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8, 1979, p. 48. The Hunt estimate compares with a U.S. Treasury Department figure of 1.67 as the increase in federal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a 1 percent growth in nominal GNP.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155.

W. H. Hutt, A Rehabilitation of Say’s Law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4, 35, and passim. Hutt’s interesting argument defines away the problem of possible gluts by classifying them as “unintentional consumption.” To supply, in his glossary, is “to offer inputs or outputs at prices or values which induce their sale.” The key point, however, is not the definitions, but the appropriate policies. In case of widespread unintentional consumption, such as government often causes in the name of investment, the solution is to relieve the supply side of government inhibitions to comme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