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第七章

企业家的未来

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多数批判者们都认可企业家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们认为，当代西方国家正发生着一场宏大的、无法逆转的、历史性的变革，现代科学发展所需的条件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自然资源日益稀缺，污染日益严重，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很多人认为，在这个阶段，只有大公司、政府机构等官僚式的机构才能联起手来，催生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累累硕果，而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发明家和投资者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

现代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它们自身的现金流和商业票据，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负责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股东或董事会的控制。它们的业务遍及全球，被视为跨国巨无霸。政府需要动用越来越多的权力才能约束这些大企业。因此，很多人认为，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出现的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性情古怪的金融家及小发明家已经日薄西山，在全球经济新格局及新工业国家中变得无关紧要了。

这就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及其追随者宣扬的一个基本观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误导性，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其真实性足以掩盖其误导性。比如，加尔布雷斯认为大规模的企业会或多或少地脱离其所有者的直接控制，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现代企业的确对自己的经营管理拥有一定的自主控制权，至少享有部分定价决策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权力有抵消和补充效应。此外，加尔布雷斯的另一个观点是，这类商业帝国驰骋全球市场，并且在国外越来越多地面临那些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的竞争。因此，这些全球性企业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政府不能因为它们规模太大而实行一刀切式的反托拉斯法。但加尔布雷斯的错误就在于追随了熊彼特，也预测说企业家的作用将会逐渐趋于淡化。不可否认的是，熊彼特曾经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那时，他懂得更多，观点更为合理，而上了年纪之后，却成了一个喜欢预测吉凶的人。加尔布雷斯、熊彼特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都错误地认为技术结构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而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或许会兼有企业家的角色，因而导致企业家的作用越来越小。

这些分析人士只是看到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些大企业往往比一些小企业更有效率，更有生产力，便据此预言计划经济将最终主导整个经济体系，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与政府融为一体。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发展前景持欢迎态度，认为这种前景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种好趋势，认为这样有助于社会对企业架构形成一定的控制力，并且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抑制资源浪费，减少混乱无序的经济状态。

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来，每隔5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有某个著名的权威人士跳出来做出这类预言。但这个理论赖以形成的大前提却是错误的，而且错得非常简单明了，恐怕一个中学生都能避免这类错误。这个理论错就错在从静态的视角观察动态现象。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其发展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内，大企业往往都是最有效的，这也是企业逐渐做大的原因所在。它们受益于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但如果某人将经济体视为统计数据构成的体系，那就会认为规模是企业赖以成功的关键事实，这就类似于认为一个职业足球队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个可以让大量观众呐喊和豪饮啤酒的大赛场。事实上，大企业成功的关键不是数量或规模，而是产品的性能、制造模式和营销模式。

套用一个专业术语，大企业一般达到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也就是已经实现了早期阶段的迅速扩张，位于拐点左侧却接近拐点的位置，随着自身创新能力的强化而逐渐上升，逐渐趋于顶点，然后经历短暂的稳定。经营成功的企业在对一种产品进行先期投资时，往往发展缓慢，之后，随着营销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完善，开始进入迅速增长时期，最后达到批量生产的阶段。在任何经济体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能够发展到这个水平，在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显得卓而不凡。这些企业已经找到了非常有效的生产模式，几乎不可能出现能够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它们往往主导着各自所在的领域，拥有稳定的市场。这种高效率的根源在于这些企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不断改善生产工艺和营销模式。

这类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往往变得高度僵化，劳动分工非常细化。从静态角度来看，这类企业的确非常高效。现在，很多大企业正在国际舞台上面临转型和涅槃重生。但如果从整个经济体的增长过程和技术创新过程来看，这类庞然大物对于经济体的作用其实是很小的。因为目前虽然效率高，但它们在初创阶段的效率是不高的，只不过更有进取心而已。如果把这类大企业视为经济进步的集中表现，从而呼吁建立更多类似的大企业，那就无异于要求人们直接创办一个由畅销书作家或老牌政治家组成的名人团体，却不注重寻找那些积极进取的年轻经济学家。

左派也受到了误导，认为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在一个经济体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将会逐渐强化。政府的税收政策也在不遗余力地扶持大企业的发展，帮助它们兼并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结果反而抑制了这些大企业的创新能力。由于大量资本被用于兼并，导致可用于投资的资本相应减少，以致那些原本试图扩大经营的大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蒙受了严重损失。尽管政府出台了税务扶持措施，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自1937年以来却没有成功地提高自身非金融资产在本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没有提高自己的制成品交易量在本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相反，很多报道却指出，这些大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舞台上同那些接受政府补贴的国营企业进行角逐，以至海外资产不断增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企业排挤掉了本国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自1950年以来的30年间，美国每年新开的小企业数量从9.3万个增加到了45万个，而且经营失败的小企业所占的比例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长期升高的趋势。

左派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不难找到的，他们几乎总是盯着已经过时的事物。如同左派经济学家一样，现代的学者往往盯着正在发生迅速变革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模式。

比如，在分析现代技术进步的性质时，他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些发展动力非常强劲的行业，包括电信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他们几乎很少注意到微生物学领域发生的革命性进展，玻璃制品生产技术的突破，以及复印、打印和摄像技术的创新。激光科学、新型诊断设备及抗病毒药物的出现都没有在这些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事实上，如果读一读左派经济学家对于工业的分析，人们很可能会误以为矿工、农业季节工、钢铁与纺织行业的流水线工人将会成为未来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典型代表。加尔布雷斯在介绍所谓新技术的时候，举的例子竟然是1974年生产出来的一款新型汽车。他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未来主义的理论依据居然是福特汽车公司奄奄一息的经营状况，而出现这种经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汽车市场正在迅速转向更省油的小汽车，但福特汽车公司还在生产高油耗的野马汽车。因此，福特汽车公司所做的调整只能被视为一家陷入停滞和僵化的大企业所做的努力，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

左派的理论主要适用于已经发展到巅峰的企业，也就是说，在巅峰时刻，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逐渐萎缩，官僚气息非常浓厚，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做出微小的变革，比如改进包装技术，以期在经历了飞速发展阶段而基本趋于停滞的行业环境中提高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汽车工业经过长期合并重组，出现了三家规模最大、生产力最高的企业，之后，这些企业的排名和产品都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1974年汽车行业出现的大好机会并不是野马汽车带来的，而是汽车制造业找到了新的方法以满足环境保护标准，但美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却没有及时做出改进，而是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日本和欧洲的汽车制造企业。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目光短浅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指示下只是采用了仅仅能够减少一些污染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去研制新型发动机以满足新的需要。

美国汽车制造企业做出这种短视决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在之前的很多年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汽车制造和销售体系，而这种汽车是以传统的内燃机为基础的，导致它们无法及时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行业环境。可以说，它们正是在生产力达到巅峰的时刻失去了自由回旋的余地。

伯顿·克莱因在其卓越著作《动态经济学》（Dynamic Economics）中指出，一个行业几乎永远不会从其主要的大公司那里获得新的发展。即使大公司在某些方面（例如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或者太阳能电池）会有所突破，但是在商业上，新产品往往是由小公司开始生产的，而小公司经常是由脱离母公司的工程师和经理们创办的。很多老牌的大企业往往在变革面前显得相对滞后，比如，马车制造商和马鞭生产者不可能生产出可供销售的汽车，煤油灯和蜡烛制造者看不到电力的前途，柯达不可能成为一次成像照相机的先驱，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中制造计算尺的人不会对袖珍计算器及时做出反应，IBM在复印机、信息处理机等商用机器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改革都落后于其他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在微处理机方面变得相对僵化和缺少创造力。同样的道理，无论福特和通用这两家汽车公司之前的营销能力如何，在其厂房和设备被其他厂家证明已经过时之前，它们都不会主动通过激进的技术改革去改造自我。在汽车行业，正是日本的本田公司最先制造出不用安装催化转换器就能达到尾气排放标准的汽车，而当时本田公司还处于初创阶段，其主要产品是摩托车。

克莱因指出，他研究了20世纪出现的50项重大技术突破，所有突破都是由小企业而不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实现的，也就是说，行业主导者反而滞后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行业。在实现合理化和官僚化的过程中，一个企业可能会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但同时其灵活性和创造性也会相应弱化。如果过于关注生产率之类的统计数据，也就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那就可能导致经济体系的僵化，最终导致低效或无效的状态。

加尔布雷斯关于现代技术的性质的言论几乎都有悖于我们近年来的经验。当他同鲍勃·麦克纳马拉（Bob McNamara）和沃尔特·墨菲（Walter Murphy）谈到福特和通用两家汽车公司所做的事情时，他坚信自己在《新工业国》中提出的未来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就在他的身后，一场大规模的技术革命正在悄然进行着。数以百计的小型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而领导这些小公司的人都是加尔布雷斯从未谋面或者从未听过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刚从大学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走进现代企业，进而成为行业领导者，或许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加尔布雷斯的名字。这些人是推动半导体和微型处理器革命的技术人员。他们中间有一些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天才，可以把沙子等普通的物质转变成无可比拟的智力资源。利用沙子制成的硅片虽然尺寸只有一只苍蝇那么大，却拥有无穷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过去几千年里上百万名僧侣的加减运算能力的数千倍，这比石油、钢铁及机器更有助于拓展人类的能力。

目前，这种技术的全部潜力还无法充分评估出来。如同其他科技进步一样，这种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很久之前就有人预测的计算机时代，就像之前的蒸汽机和铁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一样。许多人可能会轻视这种科技动态，并嘲笑积极推进这一动态的人，指出这种技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幻想出“不具有人性”的机械和机器人对人类构成的潜在威胁。但冷静思考一下，这种技术对于追求大发展的国家而言非但不会造成威胁，反而能够为其提供无法计算的便利和好处。

如同印刷机、快速帆船、蒸汽机、发电机、铁路、汽车及电话等重大发明成果一样，微处理器也必然产生爆炸性的影响，不仅促进经济变革，而且拓宽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范围，加强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如同这些至关重要的技术一样，微处理器可能在当前的工业结构中找不到用武之地，但它可能催生一个新的工业结构。

硅片与之前的核能、喷气式推进技术及电视不一样，它不仅能提升生产能力或者催生一个发展前景无限的产业，而且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可能适用于几乎所有行业，尤其对机器的发展和微型化具有重要意义。它将使机器变得更加廉价、轻便和灵活，更具有适应性，更加高效和系统化，更具有自我调节性能和可靠性，更节省劳力和能源。它将使生产资料成倍增加，而且将促进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从而减少人们四处旅行的需求，并有可能恢复家庭在工业体系内的中心角色。如果说一个机器越小越好，那么要完成这个使命，依赖的不是传统的风能或太阳能，而是加州北部旧金山湾以南的硅谷。在那里，人们真的可以用普通的沙子制造出能够呈现整个世界的硅片。

任何一位预言未来技术的人肯定会被别人视为愚蠢，因为技术源自人类的创造力，其未来难免会有很多令人惊讶的地方。人们只能明确地了解一项新技术明显表现出来的力量和潜力，但其应用领域会和其他新的或者尚未出现的技术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这是难以预测的。我之所以对微处理器的未来充满信心，最好的理由或许就是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增殖反应堆”，能够产生自己所需的知识燃料。它不仅是科学的产物，还是科学的创造者；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商业，而且是经济学、天体物理学、医药学及其他多个学科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

然而，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突破起初却没有引起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兴趣。他们只是偶尔哀叹一下计算机对于人们个性的威胁，这种看法肯定是错误的。他们还偶尔因为自动化技术会引发失业而感到惊慌，这种看法也是没有根据的。整个人类经济的发展史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能让人获得自由和力量，也能成倍地增加就业岗位和丰富职业种类。当然，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能确保人类能够同时获得道德的、精神的或美学的价值，也未必能够将人们从深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专家，那就必须接受和掌握硅片技术。

左派经济学家们的失败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表明他们的理论明显值得商榷。如果他们关于企业官僚化及发明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计算机技术革命就应该由主导市场的大企业，即IBM之类的公司发起，或者至少由几家主流计算机企业中的某一个与政府联合发起。但事实上，计算机技术革命的发起者却是一家二流的照相机制造企业，即费尔柴尔德公司，并且是由数十家初创企业在不畏艰难、没有官僚作风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的。在微处理器技术领域，一项至关重要的突破居然是由一家当时规模很小的企业，即英特尔公司于1971年取得的。当时，这家公司只有12名成员，包括董事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及发明家E. H.霍夫（E. H. Hoff）。该公司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成为全球微处理器的主要生产者，从硅谷一直到新加坡，共雇用了8000多人。

华盛顿的官僚们沉迷于自由经济学派那些不愿直面现实的理论，既把IBM之类的大企业视为技术革新的企业的集中体现，同时又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垄断企业。IBM的确是世界上资源最多、创造力最强的大企业，但它涉足领域的大部分重大进展都不是由它引起的。比如，它的复印机不能与施乐、柯达、赛文（Savin）及其他企业相比，在竞争中接连失利。同时，它还面临着同行的竞争压力。比如，克雷研究所（Cray Research）这个小公司一直在高性能科学计算机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埃克森（Exxon）公司投身办公用品系统，通过旗下子公司Vydec加入了商用机器市场的竞争；王安实验室（Wang Labs）和数码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那样生机勃勃的企业在好几个办公设备领域超过了IBM。

我讲这些，并不是为了否认IBM之类的大企业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加尔布雷斯本人在很久之前所说的那样，大企业能够让其他企业的收益变得更加稳固与合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他大企业和政府的力量。正如《福布斯》杂志曾经评论的那样，“IBM比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更有能力打破现有的垄断组织”。它不仅在复印机领域向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施乐公司发起了挑战，足智多谋地同其他国家的国营垄断企业展开竞争，还迅速进入了卫星通信领域，在远程通信方面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

今天，有一种错误观念非常盛行，但我们应该拒绝接受，这种观念就是大企业往往走在大多数新技术的创新前沿。除了通信卫星之外，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技术的发展已发生了有利于大公司的根本性的变化。（在某些老技术的应用方面，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大公司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与之前的技术突破相比，在微型计算机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的小公司数量更多，而且这些小公司在应用微型计算机方面的竞争也激烈得多。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任何好的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指出，微型计算机技术之所以能够在1962年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政府对集成电路（先进晶体管）的大规模采购。然而，1962年，已经有很多家公司在制造半导体产品了，而且已经申请了数以百计的专利。政府几乎不会进行技术创新。即使太空计划也未能促进任何新技术的发明，其取得的成就几乎完全基于之前10年的技术。政府的实验室多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科研机构中成果最少的，对于新技术所起的阻碍作用往往超过促进作用。1962年，政府从私营机构购买军用产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但就像汽车行业在数以千计的机械厂合并、福特等三大汽车公司形成之前就已经欣欣向荣一样，计算机行业在政府大规模采购之前也实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而且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了。

现代经济的很多成就都是由小企业取得的，微处理器行业绝不是例外，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计算机行业不是大企业和官僚机构联手催生的产物。在微处理器之后出现了两种新技术：激光和微生物学。虽然这两种新技术的潜力目前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潜力必定很大。微生物学家们正在创造的一些新的有机体能够用于制造胰岛素、干扰素、激素，能够清理溢油污染，制造酒精或其他能源，还能用于其他很多方面。激光也有了很多用途，包括用来做精准度要求非常高的手术、建筑工程测量，甚至可以用于核聚变。这两项新技术主要掌握在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手中，它们用古典资本主义的方式开拓未来。熊彼特在其早期著作中对此表示赞扬，甚至后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怀旧般地花了几页篇幅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

在美国，只有这些企业家才是真正在认真地同贫困作战。大多数岗位的提供者正是那些小型的高科技企业，而不是克莱斯勒那样的大企业。20世纪70年代，《财富》杂志上1000家规模最大的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几乎没有多大增长，而这些大企业股票的实际价值却下跌了26%。与此同时，1969—1976年，规模较小的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反而增加了740万个，几乎是政府机构在同时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的4倍。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研究表明，“年轻的高科技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每年增加40%，大概是“成熟企业”的13倍。大概那个时期，年轻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里面，80%以上都是由小企业提供的。

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勃发，绝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初创企业提供的，甚至一些没有注册为公司的企业的资产增值率也超过了那些大型企业。1978年开始实施的资本利得税削减方案刺激了风险投资的高涨。这项减税方案是由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威廉·施泰格尔提出的，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仅仅在1979年，硅谷新成立的企业就有100多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企业数量的增速继续加快。

所有这些创造性活动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激发出人们的天赋，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有利的一面。原始部落里面那些被称为“玛米”的领导者、英国与荷兰那些开拓世界市场的商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重塑人类发展前景的冒险家、美国那些缔造了世界最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企业家，也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有利的一面。当前的这些发明和企业具有的潜力与可能性，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能否让其国内的企业家实现这些可能性，确保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如果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些企业家就可能转而前往欧洲和亚洲国家发展企业。从半导体到通信卫星等最有创造性的行业都对资本产生了极大的需求，然而，美国储蓄增加速度之慢、消耗速度之快，绝非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所能比。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监管环境，监管者必须了解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和前景。而美国企业一旦成功做大，就要承担沉重的税负，经常受到政府的干扰，且美国的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美国政府对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施加了重重限制，似乎认为他们是危害公共利益的阴谋家。对于初创企业，美国政府则会要求它们提供它们无法提供的证据，以保证其信息科技产品不会滥用。

日本曾经在微型计算机领域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日本的储蓄增速却是美国的6倍，因此，能够在微电子及其他领域的研发上投入巨资。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在资金储蓄和技术研发方面超越了美国。这样一来，结果就是日本在微处理机存储器方面逐渐取得全球领先地位，欧洲在药学和核能方面也迅速取得进展。反观美国，却因日渐式微的汽车制造企业而浪费资金，担心产油大国在资本日益稀缺的石油行业获得意外暴利，因为石油在能源短缺时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财富之一。

尽管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没有得到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们在证券交易所的非凡表现却凸显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新闻界和公众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以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为首的30家大企业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平均值不断下降上。这些大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集体下降的情况，名义上的价值却在1979年上升了4%。然而，在这期间，大量小公司的股票虽然没有变得非常热门，但在1974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却实现了稳步上升。1675只股票的价值线综合指数（Value Line Composite Index）达到了70年代的最高峰，明显走在了通货膨胀的前面。美国能源交易所由于拥有大量的能源类股票，其交易额仅在1979年就飞涨了63%。由圣莫尼卡的威尔逊协会（Wilshire Associates）发布的威尔逊5000指数是美国所有股票指数中最大的一个，几乎囊括了美国的全部股票。1974—1977年，这个指数与道琼斯指数双双上升，而且在1977年之后仍旧保持了上涨趋势，即使以实际价值计算也是如此，而道琼斯指数却下降了。1979年，威尔逊5000指数上升了20%，达到1056点，比1973年道琼斯指数达到的历史高峰还高。

作为一个完全按照加权计算的衡量指标，威尔逊5000指数受到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很大影响，因为它用数以百计的小公司的股票来抵消埃克森公司或者IBM股票的下跌。数以千计的小公司的涌现推高了这个指数的上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政府机构和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企业纷纷做出悲观预测，但小企业反而对这种预测发起了挑战，觉得未来是可以掌握和驾驭的。当世界各地的人们蜂拥抢购黄金时，这些小企业却凭借着创造性和新技术克服了当时的重重困难，取得了更加辉煌的业绩。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这些小企业努力降低产品的实际成本。为了提高生产率，它们想方设法提高人和机器的效率。为了保护环境，它们制造的产品既没有污染，也不使用稀缺资源。为了节约能源，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并努力降低其产品在应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从而为社会节约了大量能源，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此外还有很多非常成功的高科技企业甚至对资本的需求量都很小。正如沃伦·布鲁克斯（Warren Brookes）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高科技企业依靠的主要资源是人和创意。与汽车、钢铁等重工业企业比较起来，这些高科技企业的人均资本需求量只有一半。

从长远来看，这些新兴产业的小企业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成为赢家。但它们是否能够兑现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承诺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也就是取决于那些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力量是否愿意给这些代表未来的小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取决于政客们是否能够理解自由人和自由财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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