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

后记

供给侧解决方案

当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迈着沉重的步伐逐渐逝去之际，关于美国衰落的声音也越来越大。2011年的一个夏日清晨，阿诺德·施瓦辛格和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在圣莫尼卡海滩疯狂地骑着自行车，这幅图景似乎是美国日渐衰落的标志。施瓦辛格已经退休了。他之前主政的加州可谓是一片黄金般的财富之地。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败给了衰落的力量，虽然实施了一系列的“绿色”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但最终无法扭转加州光泽渐失的状态。

很多人说美国进入了衰退周期，开始昏昏沉沉。64岁时，施瓦辛格曾经表示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逐渐老去。那么，美国现在正在进入它的衰老周期吗？从加州的颓废状态来看，你可能会这么想。

善于煽动情绪的专栏作家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曾经在《衰亡的美国：大国如何应对末日危局》（After America：Get Ready for Armageddon）一书中怀疑美国正在垂死挣扎，因为债务上升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人口数据也令人悲观，新一代年轻人生育率太低，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难以形成，堕胎问题也降低了生育率。作为美国实力下降的一个高潮，最睿智的社会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预见到核武器最终会渗透到美国所有的主要城市。他认为，一个接一个地引爆它们的威胁将迫使美国投降，部分原因是美国自身的情报能力和意志被剥夺了，而且美国自身的核能力不断下降，没有经过考验，并不断被政府以维护和平的名义削减。

左派和右派对于美国未来的厄运持有相同看法。在右翼，帕特里克·布坎南在《一个超级大国的自杀》（A Suicide of a Superpower）中哀叹美国已经衰落了，被无力承受的福利重担所束缚，被庞大的债务淹没，被以色列卷入无尽的冲突，欠中国大量国债，难以再有什么大的作为。在左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合著过《曾经的辉煌》（That Used to Be Us）一书。在该书中，他们提出了非常残酷的细节，讲述了美国在崛起的中国和复兴的阿拉伯世界面前的衰落，可谓是为美国唱了一曲挽歌。为了扭转美国颓势，他们提出的唯一一个认真的策略竟然是重温一下前副总统戈尔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认为可以以应对气候变暖为由增税，通过大幅增税，使债务得到偿还。他们似乎觉得美国只要不再提应对经济文化衰落的问题，只要将国家经济活动的主题转向应对气候变化，就可以实现复苏，就可以让地球得到救赎。但事实上，如果你核实一下的话，我们现在的气温比人类诞生一万年来的平均气温还要低。当美国正在垂死挣扎之际，美国那些有点学问的追赶时髦的政客就像10世纪的丹麦国王克努特（Canute）一样大声咆哮，猛烈抨击气候变化，不愿意让气温再有任何增加，不愿意让美国继续积累无法通过税收偿还的债务。

加入唱衰美国行列的是一个强大而保守的经济学家群体，其中包括阿瑟·拉弗、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彼得·塔诺斯（Peter Tanous）和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拉弗、摩尔、塔诺斯在2008年出版了《繁荣的终结》一书，宣称：“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最终都引发了衰退……政客们似乎故意要把美国经济拖向深渊。”

早在20多年前，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就发现了国家兴衰的根源，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一种基本上不受管制的“白板”状态时，经济反而能够发展好，而如果官僚主义的束缚越来越多，打着各种旗号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就会导致经济日益僵化。他认为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都是这个过程的表现，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由此来看，经济学家和权威人士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都一致认为美国正走向深渊、世界末日、僵化、贫瘠和自我毁灭。在这些悲观者看来，情况简直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想要通过文学作品去展望民族命运，比如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和《路》（The Road）描绘了旧秩序崩溃后，国家将变成一片混乱、残酷的荒地。这般情景不禁令人想起了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那富有诗意的预言：未来将被谋杀。（The future is going to be murder.）

这些学者和诗人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从气候变化到收入分配，再到未来对技术的监管，无不如此，但所有人都认为，债务和赤字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两党政治家和意见领袖都认为控制债务是扭转美国衰落的主要手段。从弗里德曼到曼德尔鲍姆，再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海军上将，都认同赤字是美国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从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到他父亲罗恩·保罗，从巴拉克·奥巴马到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再到财政预算监督组织协和联盟（Concord Coalition）的两党代表，政治体制内的各方都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挑战可以总结为联邦政府的收支失衡，并认为当今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危机。

在这种分析模式下，补救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大幅削减当前开支，通过无情地提高税率来获取更多收入。但由于在当前的美国政治僵局中，任何一种补救措施都无法得到完全落实，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弊病的判断会导致我们陷入绝望的心理，如同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样严重。于是，为了破解这种僵局，共和党人想到了削减国防开支，但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而民主党人想到了大幅提高税率，这不过是在零和经济中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调整罢了，经济总量反而有可能减少。

更糟糕的是，我们对于困境的诊断本质上没有从自由主义上面着手分析。这意味着我们断定现在的经济低迷不是当前政策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两党政府开支增加的结果，从国防到财政刺激，从医疗保险到住房补贴，所有这些都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而且消耗的资金越来越多。就连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只是小布什挥霍无度的资产救助计划的一种变体。赤字恐慌使许多政客陷入了以笼络民心为导向的蛊惑人心的狂热，呼吁维持平衡的预算，以及制定其他惩罚不良行为的法规，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法规无法规范我们的经济。

世界各地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繁荣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债务，而是限制人们自由发挥创造性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一个关键错误在于它试图保证某个事物的价值，而不是保证它的所有权。没有什么比所有权的模糊更能有效摧毁一个事物的价值了。美国的社会学家一再茫然地纠结于债务问题，这是于事无补的。其实，债务问题并不一定会带来末日。为了阐述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300年前，也就是1713年。那时，一场持续12年、跨越西欧并蔓延到北美的战争刚刚结束。

当与路易十四的大战最终以《乌特勒支和约》和平结束时，英国欠了大约5000万英镑的债务。在之后的100年里，英国还参加了三次代价更大的战争，其中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事实证明，这个贫穷得快要破产的英国社会不仅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而且在偿还债务的同时，还迅速变得越来越富有，那些认为并且坚信债务带来危机的预言家只盯着债务数字的增加，而忘记了其他一些随着债务规模增长而增长的事情。

有人认为当时英国政府债务所占GDP的百分比低于目前美国政府债务所占GDP的百分比，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债务占到GDP的250%，这些债务原本应该使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经济走向衰退，但这并没有发生，大英帝国仍旧保持增长与繁盛，而且到了1865年，其债务量仍旧没有低于GDP的100%，这个比率正好就是现今美国所处的水平。

造成美国现状的主因并不是债务。当然，债务也是原因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而真正的主因在于政府的管制、补贴、低门槛的法律诉讼和利用法律漏洞实施的敲诈编织成了一张令人窒息的大网，这张大网代表着引发经济衰退的力量，降低了我们经济体中所有资产的价值。正如曼瑟尔·奥尔森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导致经济衰落的因素包括寄生于司法体系却只为某些利益集团牟利的律师们、僵化的官僚体制、一心只想维持现状的大政府、在民意调查驱动下为选民提供巨额补贴以笼络选民的政客等等。这些政客所支持的竞选筹资法律规定，协会和企业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在资金使用方面没有上限，而私人政治捐款最大限额为2500美元。但企业和协会不是公民的代表或政治实体，因此，不应该成为政治的直接参与者。法律不应该设置公民的捐助金额上限。现在的竞选筹资体系把国家政治拱手交给了那些偏执狂，也就是那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同于公民，它只致力于一种事业，而公民则会考虑一系列的利益，而且公民本身也是他支持团体中的一员。因此，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就难以区分到底是不是行贿，因此激起了那些富有群体的怨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特殊权利代表着以进步为名，实则左右选举的律师群体的胜利。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胜利和投票结果又一次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困境。卡特执政时期，我们记住了卡特惨白而不适的面色、飙升的失业率、失控的通货膨胀、股票市场的崩溃、飞速增长的利率、纳税等级攀升及银行破产，但是他的保守和英勇也取得了两个标志性的成就。首先，在他离职时，所有政府预算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美国政府部门加上各州及地方的盈余后已经达到了平衡；其次，卡特政府在对外贸易上也基本实现了平衡，美国的进出口额基本相等。

试想，如果共和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味地把重心放在财政平衡和国际贸易收支平衡上，那么该党的罗纳德·里根可能永远不会被选为总统。倘若里根政府仍旧以这种预算平衡作为执政业绩的评价标准，那么他那届政府可能永远不会取得令人难忘的经济成就。要知道，里根政府取得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在里根离职时，政府的名义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1万亿美元，对外贸易的逆差也不断增加。

在卡特政府时期，政府似乎变得更加繁荣了，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是那么好看，这些统计数据是当今容易受骗的保守人士所钟爱的。但是，在政府财政处于盈余状态时，卡特的政策却使得私营机构陷入了赤字，同时在外交事务方面也疲于应付。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共和党的辩护者低估统计数据，事实上相比于他的前任，里根大规模地增加了政府支出，在那些以预算为导向的保守主义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失误。政府支出的增加，使得政府账户陷入了赤字，美国进口量相比出口也激增，但恰恰是这些数字使西方世界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里根创新性地增加了将近10万亿美元用于国防支出，这使得国际上的权力天平愈加偏向于资本主义。当一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投资者的避风港之后，贸易赤字也就接踵而至了（贸易赤字是资本盈余带来的一种自然反应）。此外，一个增长势头领先世界的经济体必然会增加进口量。

政府不是经济体的组成部分，而是代表着一种载体、一种法律背景和一种支持性的结构。它提供了稳定的法律环境和稳定的货币价值，以及为创造性的企业蓬勃发展提供保护。

里根真正的成就在于实现了供给政策的转变，极大地扩大了全球私人经济的活动范围，以及大大提升了全球范围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东欧和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也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开了窗口，鼓励企业家创业。在这一过程中，里根扭转了卡特政府留下的资产状况，在财政上出现了赤字，而在贸易上出现了盈余；刺激股市和房地产繁荣；使美国私营机构资产的价值增加了约17万亿美元。在这个数字面前，公共部门增加的1万亿美元的赤字相形见绌。

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净收益16万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算上通过实行新退休法规和其他改变而带来的6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收入。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投资者争相利用美国蓬勃发展的机会，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使得美国资本账户出现大量的盈余，对扭转贸易逆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种资本流入的态势直到2010年才结束，也就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第一次遭遇资本外流，也是第一次遭遇高技术人才的流失。从重要性来看，这种供给方面的不祥变化使得债务规模的扩大相形见绌。

然而，保守派继续把关注焦点放在美国政府的收支是否平衡上，似乎收支平衡是对财政美德和国家复兴之路的考验，这是有悖常理的，也会弄巧成拙。的确，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退休者，长期赤字将达到100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的支出和医疗保险已经完全失控并且难以维持。的确，政府的许多支出扭曲且抑制了私营机构的经济活动。的确，将近9000亿美元的低保福利支出使得美国的贫困家庭有了一个很好的偷懒理由，这间接地摧毁了他们。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仍旧不是支出，而是公共部门的腐败及滥用职权使整个经济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

要实现美国的复兴，关键不在于政府的账户是否实现了收支平衡，而是能否通过修改联邦的政策去打造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不受人为操控的、不会突然出现反转的公共领导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最近，美国国家环保署获得了授权，可以随意管控整个经济体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对经济增长而言几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除了影响人们的呼吸以外，这个机构的法规还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网络，影响着所有的企业，而且让人难以捉摸。这是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政策陷阱，所有的新型能源企业在未来随时都有可能受到伏击。相反，一个健康的公共部门应该为私营机构积极有益的创新提供一种有规律的、可靠的、有责任心的载体，也就是一套可以预料且注重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要在供给方面恢复活力，首先需要在政策方面有积极的转变，为企业投资和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一点对风险资本的投资而言格外重要。但现行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向除了打算上市的大公司以外的其他所有公司征收了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此外，政府的法令和对绿色能源计划的偏爱使得风险投资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的主要合资企业都不合时宜地加入了恳求政府补贴和保护产品的行列。

在改变现有政策的方向上，第一个补救措施应该是共和党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为振兴国家而颁布的“路线图”计划（Roadmap Plan）。该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2012年被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所采纳。在这个计划伊始，瑞安并没有传递恐惧与悲观的情绪，而是描绘了美好的前景，承诺说，通过对税收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及养老金制度实施结构性改革，为美国经济重新奠定坚实基础还不算太晚。

全面的税制改革需要降低两类收入群体的最高税率，也就是说，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10%，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得超过25%。起初，纳税人有权逐条抵扣，但是对于选择“明信片计划”的纳税人来说，除了医疗保险收入，所有其他抵扣权利就都没有了。同时，瑞安的计划取消了对储蓄的双重征税，终止了替代性最低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股息税。由于资本形成的边际税率大幅降低，他的计划将使数百万人获得更高的薪水。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互补的。随着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雇主雇用的员工也越来越多。与知识有关的资本会释放创造力和新的就业机会，而对资本的过度征税会破坏创造就业的过程，最终降低薪酬水平。

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瑞安会放任企业追逐利润。为了让企业专注于创业和创新，而不是想方设法避税，瑞安的减税方案将原本世界上最高的公司税率降低为一种根据销售额与成本差额征收的税率为8.5%的商业消费税。

到2030年，退休的老年人的纳税额预计将增长85%，但年轻纳税人的数量预计只会增加10%。“婴儿潮”一代在未来将逐渐退休，而现在年轻工作者的生产能力逐渐降低，难以满足未来大批退休者的需求。瑞安的计划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随着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仍然可以作为宝贵资产留在劳动力市场，继续发挥余热，而不是成为日益减少的子孙们的负担。扭转社会保障事业的困局，需要让老年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通过对他们的收入征收惩罚性赋税去赶走他们。由于自税收体系建立以来，人类的寿命大致延长了50%，因此，瑞安建议提高退休年龄，降低高收入者的工资水平。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条最明显的规律是人们会滥用免费的物品。不管政客们对容易受骗的选民做出什么承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最终都无法摆脱供给和需求的限制，一旦政府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就会让人们产生无限的需求，而公共服务的供给却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步伐，从而导致供需失衡。

免费公共服务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意味着疑病症和医源性疾病的井喷。不仅如此，等待就医的队伍越来越长，而基于政治动机提供的免费医疗保健服务却质量平平，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官僚体制下走向安乐死。此外，免费药物意味着对现有药物的广泛依赖和医疗创新的终结。免费堕胎和避孕措施意味着不计其数的生命的消失，国家生育率将长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随着政府在提供免费社会福利方面越来越慷慨，男性在养家糊口方面承担的责任就被削弱了，男性的家庭地位和奋斗动力均相应下降。如果政府免费提供食品券，那么患肥胖症和胃病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政府提供免租金的住房或者严格控制租金，那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涌入政府提供的房子，而房子的数量是有限的，到最后反而导致无房可租、无处安身的人越来越多，附近街区的房价也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比如，从旧金山要塞公园到纽约中央公园，房地产的价值都因为无家可归者数量太多而下降了。

卫生保健体系的成本已经失控了。在不毁灭这个体系的前提下，只有两条途径可选：一条途径是政府对每一项医疗服务设定配额，严格控制成本，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人们如同乞丐般地祈求政府施舍，也不利于刺激医疗创新，不利于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就医习惯；另一条途径是赋予公民权利和责任，让他们有自己选择想要的医疗护理和保险的权利，同时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所谓的“灾难性政策”才是真正的保险。如果政府将医疗服务转交给第三方，在许多人看来是幼稚的，这是对市民尊严和健康的一种侵犯。在瑞安的计划中，拯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贴是一个渐进的授予病人更多控制权的过程。

瑞安建议，为了向消费者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保险计划，应该让各种计划展开竞争，让消费者自己决定选择哪个计划。这样就能以最低成本实现高质量的医疗保险覆盖。在医疗保险中实施这些改革可以降低每个人的医疗费用，增加获得医保服务的途径和支付能力。这种供给方面的政策改变会即时且快速地提高所有企业资产的价值。

随着创新型企业资产价值的增加，投资和创新计划便会涌现，相应地，土地和房产也会升值，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模式会再度兴起，移民将从寻求福利者变成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和科技先驱。整个经济体中资本利得的增加会使工作岗位、研发支出、高科技人才移民、风险投资等积极因素大幅增加，就像里根政府及其后续政府执政期间发生的情况那样。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还是2010年的赤字，都是难以克服的，而保罗·瑞安却能明白政策变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他告诉我们，随着政策的逆转，大规模的改善会很快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达1000万美国士兵复员，从前线回归平民身份，而当时美国经济体主要采用战时计划经济体制，围绕着军事需求运转，民用经济体量显得很弱小，经济学家们都为重新出现的大萧条做好了心理准备。在1946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使得政府的计划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5—1947年，政府开支大幅下降了近2/3，15万名政府监管人员和大约100万名其他政府文职人员一起下岗。很多战时存在的机构遭到解散，其中包括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劳工委员会，以及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所钟爱的价格管理办公室。凯恩斯学派的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信心十足地预测美国经济将迎来末日。保罗·萨缪尔森在1945年预言了美国经济体将迎来最严重的失业和混乱时期，同样，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在2010年支持数万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在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中，卡托研究所研究员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的说法更令人惊讶，他指出，政府采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减少，直至最终完全消失。

然而，美国非但没有发生经济萧条，反而在之后两年内实现了10%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非军事的劳动力队伍增加了700万人。虽然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对投资者征收了重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91%，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是52%，但美国私营部门在脱离战时管控机制的束缚后迅速抓住了战后涌现的新机遇，开创了长达10年之久的繁荣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提出了“夫妻所得税联合申报”举措，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将美国家庭的税负减轻了50%左右。在个人所得税大幅削减的同时，公司所得税也大幅下调。根据宏观税负水平指标（财政支出规模或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美国企业的税负在二战后的下降幅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低通货膨胀和私有化改革催生了一批大型制造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战后则是提高生产力的引擎，只是由于长期背负着沉重包袱而变得瘦骨嶙峋，饥肠辘辘。

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新西兰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农业与建材领域的贸易十分繁荣，但后来却陷入了停滞。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保守派主导的新西兰政府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补贴政策，最后甚至导致这个国家无法实现农产品自给自足。新西兰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66%，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5%，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西兰经济的瘫痪。即便如此，保守派政府仍然相信这种补贴政策是受到国民欢迎的，并且认为如果结束这种补贴，肯定会给新西兰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此外，由于外部环境的变迁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压力，长期居高不下的福利开支给新西兰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失业率攀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扶摇直上。

令人惊讶的是，工党主导的政府于2005年上台之后，开始采取补救措施，所有政府部门开始采取“零基预算法”。新西兰政府还在公共部门进行“激进的重组”，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企业。由于农民收入的45%来自农业补贴，所以工党政府在1985年彻底废除了农业补贴。

莫里斯·麦克蒂克（Maurice McTigue）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之一。他对这次改革的结果做过如下报告：“10年之后，新西兰成了发达世界中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27%，失业率维持在了3%的健康水平，最高税率为30%。针对资本利得、遗产和奢侈品的税收被废除了，消费税也取消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连续23年的赤字结束之后，出现了连续17年的盈余，大部分国债都偿清了。”

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是在农业领域。新西兰农业经历了最剧烈的政策变动，农业补贴也被无情地废除。新西兰从食品进口大国变成了世界上创新能力和赢利能力最强的食品出口国之一。新西兰出产的乳制品从少数几个基本类别（牛奶、奶酪和黄油）增加到了大约1.7万个类别。由于新西兰在出口奶酪和黄油产品方面做得太成功，甚至一度导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同类企业指责新西兰存在不正当的贸易行为。

在同一时期，以色列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摆脱了深陷危机的社会主义式的经济体制，开始实施私有化改革，放松管制，扶持自由企业的发展。据说，苏联解体后，以色列收容了将近100万俄罗斯犹太人，加剧了以色列政府福利体制面临的挑战，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等学位和数学、工程学技能。

如同美国和新西兰一样，以色列政府也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变了对待企业的态度，给以色列带来了有利的转变。1985年，在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领导下，保守的利库德集团执掌权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及其秘书班思昂·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提出的削减税率、实行私有化改革、促进自由企业发展的经济主张开始得到落实（班思昂·内塔尼亚胡之子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时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后来成了以色列总理），税率下降约30%，政府控制的企业在企业总量中所占比例从大约80%暴跌到20%。之后，以色列经济迅速腾飞。

以色列用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工业弱国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强国。1991—2000年，以色列风险资本支出增加了60倍，其中私营部门的投资远远超过了政府补贴项目的投资。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于2008年对全球风险投资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个关键领域（电信、芯片、软件、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和清洁技术），以色列的排名仅次于美国。以色列在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领域的创新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由于以色列50%的民生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工厂，创造性地普及了滴灌系统，95%的废水都能得到回收利用，所以，自1948年以来，该国年度用水量减少了10%。当其他中东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备受掣肘之际，以色列的农业产出却增加了16倍，工业产出飙升了50倍，人口增长了10倍。

风险资本会对政策、税收、放松管制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变化产生明显的响应，是世界经济中最具催化作用的一股力量。目前，风险投资公司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超过了21%。当美国的风险资本在金融危机中痛苦挣扎之际，同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和加州硅谷具有密切联系的以色列风险资本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风险资本家创造性低迷的现实。这对美国经济和军事防御都是幸运之事。这些以色列的风险资本家包括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投资者、军事承包商及以色列军队情报部门下属的精英企业家。从个人笔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从互联网到医疗中心，从反导弹防御到蒸蒸日上的云计算行业，以色列那些富有创造力的风险资本家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大、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加拿大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政府通过迅速的政策变革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加拿大虽然没有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政府支持的抵押融资贷款机构，且抵押贷款利息支付也没有税收扣除，但其住房拥有率已经超过美国。（美国政府资助下的腐败的金融体系，绝对没有给自有住房的增加带来任何好处。）在加拿大，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急剧缩减，刺激了国民经济的转型。

1994年，加拿大政府债务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6%，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失业率接近两位数，加元对美元贬值的趋势不断强化。如同新西兰的情况一样，加拿大左派政府上台后承诺会让国家的财政状况出现重大改善。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政府要求各部在制定预算过程中采取“零和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部长打算保护某个项目，那就必须削减对其他项目的成本，实现总量平衡。同时，让·克雷蒂安政府还推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涵盖了铁路、铀矿开采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加拿大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7.5%降低到了11%。虽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初保持不变，而且堵上了一系列税收漏洞，但让·克雷蒂安政府的这些经济政策是非常成功的，经济颓势得以扭转。2000年，加拿大公司所得税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且个人免税储蓄账户的免税额度有所提高。在让·克雷蒂安政府、自由党的保罗·马丁（Paul Martin）政府及2006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的治理之下，加拿大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往往比美国经济增速还快，加元兑美元的汇率稳步攀升。

不仅前面列举的这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经济复苏和创造力，而且1921年经济危机之后的美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共产主义体制终结之后的东欧、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甚至瑞典和巴西，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大陆国家采纳德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方案，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正走向戏剧性的复苏。所有这些转变都表明，减少政府干预措施，比如提供补贴、发布干预经济的指令、搞裙带资本主义及征收重税等，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利好措施。

自私自利的官僚们总是迷信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削减政府的权力和支出是一种冒险和危险的做法。但如果政策层面发生明显的变化，领导者大胆声明支持创业和创新，那将迅速带来经济的良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政策的变化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而如果政府本身直接采取诸如“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之类的措施去干预经济运行，希望以此刺激经济增长，那么，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微乎其微。有人认为，要解决当今美国面临的难题，政府必须继续向它青睐的产业注入资金，继续为那些同政府存在裙带关系的银行注入资金，必须不计后果地增加支出，去资助那些找不到工作或无法创造工作的人或企业。对于这种观点，历史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即这种观点是行不通的。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导向破坏了美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础。公共部门已经演变成了一股操纵市场的力量，用各种担保、各种补贴去干预风险资本和金融部门的运作过程。这些担保和补贴的确能吸引一些人才，但也侵蚀了人才应有的作用。同时，政府通过税收、货币贬值和监管等方式不断给经济体发出令人惊异的消极的信号，导致私营部门的企业家和制造业的先驱只能从事一些利润空间偏低的业务。

这些政策导致了资本损失、房地产贬值、投资缩减、资本外逃、熟练工人移居他国及私营部门雇用人数的减少。现在的美国政策非常不利于发挥私营经济的创造力，所以，如果政策领域出现了正确的变化，那么对转变经济形势的作用将是爆炸性的，也将再次证明悲观的凯恩斯学派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复苏打了保罗·萨缪尔森的脸，同样，美国企业家现在也在等待着自己的机会，一旦出现积极的政策变化，他们会很快做出反应，他们仍然能够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套供给侧改革的方案。

Arthur B. Laffer, Stephen Moore, and Peter Tanous, The End of Prosperity: How Higher Taxes Will Doom the Economy — If We Let It Happen(Threshold Editions, 2009), 9.

Abridged from Thomas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hapter 19,as quoted in Challenge 21,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8), 3–6.

明信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代指简化税法的方式，让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在一张明信片上递交税务申明。——译者注

疑病症指人们过度担忧个人健康问题，诉诸躯体症状，通常集中于某些特定的症状，比如心脏或者胃部不适。医源性疾病指由医生的诊断、治疗等诱发的疾病或症状。——译者注

零基预算法是指在编制预算时对于所有的预算支出，均以零为基底，不以历史为基础修修补补，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新排出各项管理活动的优先次序，研究分析每项预算有否支出的必要和支出数额的大小。——译者注

新西兰政府廉价出售了其国有航空公司、铁路、机场、海港、公交线路、银行、酒店、保险公司、海事保险公司、无线电频谱、印刷厂、森林、灌溉系统和一系列的其他资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