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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连串的穿越
这本书分成四部分，各有四篇文章；内容的涵盖面很广，但是都和法律及经济分析有关。而贯穿这些材料的主旋律，其实是“穿越”这两个字。稍微琢磨书中的文字，再回想这些年来自己的脚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穿越”；性质不同，层次不同，困难程度不同，趣味当然也不同。
首先，最明显的穿越，是由经济学探讨法学问题，这是两个学科之间的穿越。法律经济学，是利用经济分析的工具探讨法学问题；由1960年发轫，至今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而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领域，是“制度经济学”；法律是典章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援用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架构，探讨法学问题，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探索。而且，经济学者进入其他社会科学多年，成果丰硕；政治（布坎南，J.Buchanan）、社会（贝克尔，G.Becker）、法学（科斯，R.Coase）和历史（诺斯，D.North），都已经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所以，在智识活动上，经济学者进入法学并不困难。
当然，法学传统的方法论不同，处理问题的重点不同（官司，在理论和实务上，都很重要）；因此，用经济分析探讨法学问题，有一些特殊的挑战，也有一些别致的趣味。在中文世界里，法律的经济分析还在起步阶段；离步上坦途，走上康庄大道，还有一段距离。大体而言，经济学到法学的穿越，不算困难。
其次，是在专业同侪团体和社会一般大众之间，一种微妙的穿越。多年以来，除了学术论文之外，我也撰写了大量的社普文章（社会科学普及化）。社普文章，文字必须晓白畅顺，固不待言；对于学术论文，我也几乎不用方程式和数学，主要是阐释理念。动笔论述时，我尽可能地平铺直叙，希望大学以上的读者，都能看得懂。这种做法当然会有副作用。曾经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你的论文写得太晓白了，文字要晦涩难懂一些，看起来比较有学问！”
还有，另外一个小经历值得回顾。多年前我写了一篇论文，臧否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和贝克尔）的方法论。完成之后，我寄给波斯纳教授（Richard Posner），请他指正。众所周知，波斯纳和贝克尔是挚友（两人合作的博客，影响海内外），而和科斯是畏友（两人的歧异，见诸于语言文字）。我的立场，刚好和波斯纳相反。没想到，他看完短文（十页左右）除了肯定，还主动邀稿；这篇短文，后来刊登在他主编的《美国法律经济学论丛》（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
然而，这篇论文的中文原稿，却曾被一本中文优质学术期刊直接拒绝，认为不够学术。因此，在学术论文和社普文章之间行走穿越，身段和架势如何，有特别的趣味和风险。还好，多年以来，我坚信：真佛只讲家常话，道理可以浅中求！专业和社普之间的穿越，泰然处之，问题不大。
再其次，是校园内和校园外之间的穿越。我一直觉得，大学校园是很特别的地方。根据我的接触和观察，有些人的性格和能力，在社会上，可能处处碰壁，无处容身。但是，大学的校园，却可以包容他们的特立独行和才能智慧。反躬自省，我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很早以前就自我定位，不要担任行政职务，不要进入行政体系。在校园里安身立命，自娱娱人，即可。然而，因缘际会，除了学校里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之外，我也应邀在培训班里上课；面对的是各行各业人士，特别是公检法律界的朋友。近年来，甚至走进两岸的检察院和法院，和第一线的司法精英直接、面对面地切磋论对。以经济学者的身份走进法院、检察院，阐释如何处理司法案件；这种穿越的幅度，确实有点可观。不过，让证据说话，培训学员和公检法律界朋友的反应，往往是“听君一席话，脑海中波涛汹涌，激起千层浪；然后，豁然开朗”。
最后，是两岸及港澳之间的穿越。又是因缘际会，在台湾大学长期任教之后，我于2014年全职进入浙江大学。而且，这些年来，在两岸及港澳的高校里，我都担任过教职；教授法律经济学密集课程的法学院，至少有20余所。在祖国大陆生活工作，无论在饮食起居、语言文字上，都是新奇的经历。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好像扩充了感官的活动空间。（譬如，“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部哈姆雷特。”这种说法，在台湾几乎没有人用。但是，在大陆，学生报告里，每年我至少会看到五次！）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是客人，适合当旁观者，多观察；时间久了，数据库慢慢地充实。对于社会现象（徐玉玉诈骗案、电梯劝烟猝死案、宝马刺青哥事件、重庆大巴坠江事件等等），也觉得有足够的掌握，可以发而为文。自己的身份，由“旁观者”逐渐地变为“参与者”。这种穿越，微妙而别致！
一连串的穿越，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还有一件，在出书之际，不妨记下一笔，作为注脚。多年前，我的两篇散文被台湾的高职《国文》课本，选为课文，和李白杜甫的文章比肩。2018年6月，上海高考的语文测验，又以我的文章出题（“喜怒哀乐的逻辑”，阅读思考题，共16分）。这种由经济学到文学和语文的穿越，倒是我始料所未及。
穿越，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