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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我要知道你的心？
诚实，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特质，可能是后天环境所造成，也可能同时受先天和后天的影响。无论形成的原因如何，这种特质有助于处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问题的焦点，似乎由“诚实”不知不觉地移转到“信息”。那么，信息为什么重要呢？特别是对法律而言？
在某些方面，司法体系似乎有意地贬抑信息。譬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意味着在衡量曲直时，不应该考虑当事人的身份背景、智愚贤不肖；司法女神的雕像，有一匹布覆盖着眼睛，原因在此。不过，虽然在某些方面，司法体系刻意过滤掉信息；在其他方面，司法运作上，信息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个例子，可以约略反映其余。
首先，一旦刑案发生，如果嫌犯自首，各国法律通常减轻刑责。主要的考虑，是嫌犯自首，警方无须再耗用人力物力，也免除了波及无辜的可能。因此，自首之后，可以大幅节约司法资源；为了提供自首的诱因，减轻刑责是最直接的方式。自首，就是把犯案的信息，主动提供给警方。此外，有些刑案，是当事人冲动盛怒之下，一时失手。平静之后，对于自己的行径，往往后悔不已。这一类的刑事犯，被处罚（出狱）之后，再犯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为了避免这些人在案发后一错再错、小错变大错，就以减轻刑责鼓励自首。其次，是犯罪动机。经济活动里，通常只注意行为（act），而不考虑动机（motive）。买电视，不管是要看体育节目、影片、综艺节目；或出远门时放大声音，假装有人在家、防贼；或让小朋友看电视玩游戏机，免得在外游荡或上网吧；无论理由（动机）如何，电视机的售价相同。然而，在司法体系里，却不是如此；动机如何，非常重要。
临时起意、顺手牵羊的小偷和以此为业的惯窃，待遇不同；失手杀人和预谋杀人，刑罚也不同。主要的考虑有两点：第一，如果是预谋，犯案经过计划，安排掩护、伪装和脱逃路线等，通常比较难缉捕；相反，如果只是一时冲动，考虑不周，容易留下线索，缉捕成本比较低。因此，对于预谋的犯行（planned crime），值得以较重的惩罚遏阻。第二，预谋犯难逮，因此可能长期犯案，造成重大的影响，耗用可观的司法成本。美国的“炸弹客”（unabomber），犯案前后达17年；20次邮包炸弹，造成5人死亡，31人受伤。近20年的岁月里，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投入调查的人力物力，非常可观。还有，2001年在纽约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当然不是临时起意；除了两栋摩天大楼倒塌、财产损失之外，包括消防队员在内，约有3000人死亡。这是预谋，而计划的首脑，几年之后才被击毙。因此，基于这两种考虑，就值得对预谋犯加重刑罚。预谋与否，动机为何，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初犯和累犯的差别待遇。在“审讯”阶段，累犯的记录，可不可以呈堂参考？还是一旦认定有罪，只能在“量刑”时斟酌？当事人是否为累犯的这个信息，显然很微妙；因为涉及的考虑很多，暂且放下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