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1章 “错误的危机”
第1章
“错误的危机”
2006年4月5日，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贝拉克·奥巴马仍是一位资历尚浅的参议员，他在参加国会山一项关于印度核贸易的讨论期间，抽身来到布鲁金斯参加了一个新智库项目的开幕式。[1]布鲁金斯学会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奥巴马在布鲁金斯的这次活动，可以看作他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一次试演。[2]在开幕式上，奥巴马的主题演讲主要围绕着一个名为“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的新提议展开，而项目的发起人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是民主党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重要人物。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内中间派人士和全球的有识银行家建立了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曾经改写了美国的经济政策议程，鲁宾是这种联系的典型代表和化身。1993年，鲁宾卸任高盛集团的联合主席一职，离开了华尔街的顶峰，跨入政坛，成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首任主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是由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召集成立的，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辅相成。1995年，鲁宾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与鲁宾共同主持2006年4月布鲁金斯会议的是年轻的经济学家彼得·奥尔扎克（Peter Orszag），他也是克林顿政府的资深成员，之后将在奥巴马任职期间担任财政预算主管。可以说，2008年奥巴马组建的整个经济学家团队成员几乎都来自鲁宾执掌的财政部。2007年，距离金融危机爆发还有一年，距离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还有两年半，汉密尔顿项目的启动展示了奥巴马政府最具影响力的顾问们的世界观缩影。他们的高瞻远瞩，他们的疏忽与遗漏，都一目了然。
一
1999年，鲁宾重回商界，心思却在为华盛顿而担忧。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首要挑战。在新世纪里更是如此。然而，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二年，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正在一步一步将美国置于危险境地。政府没有采取措施缓和全球竞争压力，恰恰相反，它正在分裂美国社会。这样下去，可能引起民众对全球化进程的强烈反对，甚至导致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危机一旦发生，美国的货币稳定性和美元的全球地位将遭到动摇。
在全球化时代，鲁宾和他的朋友们依然在商界风生水起。鲁宾离开财政部后进入花旗集团，担任董事会非执行主席，虽是一个闲职却颇有影响力。奥尔扎克遍历学术圈、政府机构和咨询领域，最终也将在花旗集团落脚。但是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美好的时刻当然也有。克林顿时代的老人们继续歌颂20世纪90年代科技与金融的双繁荣。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资上涨始终没有跟上生产力的进步。在汉密尔顿项目的精英们看来，罪魁祸首显而易见。美国的学校教育无法教给年轻人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所需要的技能。汉密尔顿项目发布的第一批报告中就有加强师资力量和充分利用暑假的提议。[3]彼时，经济政策讨论的主要内容往往是一些基本要点，“以事实为基础”，旨在提高生产力的非意识形态方式。但是，其目的的政治性非常突出。正如奥巴马在当时的主题演讲中所说：
投资于教育、医保，提高工薪阶层民众的福利，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每个层面……如果询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自由贸易的强烈支持者，大部分人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鲁宾和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在全球化经济中失利的人们做些什么？若是以前，我们会说，好吧，你看，我们必须把蛋糕做大，给需要再培训的人提供机会。但是事实上，这一群体从来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不要忘记……在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和盖尔斯堡，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没了医保，没了退休金……在他们看来，这或许是史上第一次，自己的后代将比自己生活得还要糟糕。[4]
美国梦相信阶层上升永无止境，然而现实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对。正如奥巴马所说：“其中一些最终将以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将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这注定不会是一个兵不血刃的过程。”[5]
2006年，对全球化的恐惧和民粹主义抬头的风险已经非常明显，奥巴马勇敢地指出了另外一个风险，即经济民族主义。奥巴马说：“如果能够保持低赤字，不让其他国家控制美国的债务，那么我们就都是赢家。”除了全球竞争性，汉密尔顿项目的成员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就是债务问题。
鲁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部长期间，最显赫的成就便是扭转了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实现了充足的预算盈余。之后共和党上台，开始带领美国朝错误的方向快速前进。2001年6月，在互联网危机和颇有争议的大选之后，布什政府颁布了减税政策，预计将在之后十年减少约1.35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收入。[6]这一政策赢得了关键选区支持，却把鲁宾积累起来的财政盈余消耗殆尽，并且是有意为之。共和党自欺欺人，称财政盈余容易让政府花钱大手大脚。他们的解决办法正好相反，正是里根时代最早提出的“让野兽挨饿”策略。[7]通过加大减税力度来招致财政危机，让人最终不得不削减开支，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和政府影响力的紧缩势在必行。
问题在于，用减税政策来削减政府支出的目的却未能实现。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迫使美国不得不进入战备状态。布什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和安全支出。与越南战争如出一辙，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2006年，当汉密尔顿项目的成员聚在一起时，伊拉克正处在血腥的教派内战的边缘。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从战争中脱身。伊拉克不仅令人沮丧，而且让人深感耻辱。战争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布什政府尽一切努力将战争支出排除出经常预算。因此，民主党的财政专家只能自己动手从其他渠道计算战争支出。到2008年为止，仅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支出保守估计就高达9040亿美元，略微激进些的估计则高达3万亿美元，绝对远高于美国在二战之后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支出。[8]
当然，美国本该负担得起。[9]美国毕竟比珍珠港时期富有多了。但是布什政府不仅无意取消减税政策，反而在2003年5月推出了新一轮减税政策，进一步增强减税力度。既然不能打军费预算的主意，而其他可酌情裁定的项目数额不大，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共和党于是提议，利用极其不平等的福利“权利”削减措施，以缩小收支差距。然而，参议院否定了这一提案。共和党虽然在参议院中占据大部分席位，两党之间的差距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温和派”掌握着决定权。正是在这种僵局下，2000年鲁宾时期的864亿美元预算盈余变成了2004年的5680亿美元预算赤字，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且前路漫漫，没有最糟，只有更糟。[10]
美国的双赤字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和经济分析局。
汉密尔顿项目源于奥尔扎克和鲁宾在2004年共同撰写的一篇警示文章。[11]文章指出，最初，小布什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推高利率，挤压私人投资；随时间推移，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预计今后会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可能导致市场预期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使国内外都丧失信心。”鲁宾和奥尔扎克冷酷地指出：“在对预算赤字的传统分析中，可能发生的不利动态影响完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这种做法对于规模较小的短期赤字来说可以理解，也较为合理；但是当财政赤字庞大且长期时，这种做法越来越经不起推敲。持续的巨额赤字会对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继而产生基础财政赤字、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三者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简言之，传统分析不够让人警醒，没有“严肃指出”美国可能正滑向“财政或金融混乱”。
提到“基础财政赤字、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曾在克林顿政府工作的人都了解其中深意。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他们从高支出的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手中接过来的。1993年，面对债券市场抛售，克林顿政府搁置了宏大的经济刺激计划。[12]在鲁宾和美联储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游说和鼓励下，克林顿政府总是将减少财政赤字挂在嘴边。当时的首席政治顾问詹姆士·卡维尔（James Carville）曾经认真思考说：“如果真的有来生，以前我希望转世成为美国总统、主教，或者击中率四成的棒球手。现在，我希望来生成为债券市场，所有人都害怕我。”[1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的债券义勇军也曾经光鲜亮丽。十年后，市场上依然有着他们的身影。实际上，债券资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正如奥巴马暗示的，最令鲁宾派人士担心的并不是国内投资者，而是外国投资者。布什政府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支柱是外国投资者购买的债券。奥尔扎克和鲁宾的文章指出，美国国债仍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不可能发生违约或通胀破裂的情况。“但是一旦这种预期改变，投资者认为未来政策无法避免极端措施，产生的后果将比以往所预计的情况严重得多。”忧心于此的不止克林顿及其同僚。2003年，无党派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应当提醒人们，外国投资者停止购买美国债券、美元暴跌、利率和通胀猛涨的极端情况均有发生的可能。“随着预期利润降低、通胀和利率升高等情况，股票市场可能崩盘，消费者可能突然减少消费。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并严重削弱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状况。”[14]
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如此之大，使其在债券市场的压力面前不堪一击。外国投资者可能突然抛售美国国债，从而使美国失衡的预算突然失去外来资金的支持，这将是一场噩梦。但是，真正让人恐惧的却是外国投资者的身份。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洲人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后来，日本凭借庞大的贸易顺差取而代之，并且在新世纪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国民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日本的竞争力已经降低。新世纪伊始，亚洲面孔出现在全球化舞台上。奥巴马在2006年4月的演讲中提到“不让其他国家控制美国的债务”，人人都知道他指的是中国。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基础。尼克松和基辛格把中国从苏联的怀抱中拉了出来，瓦解了冷战的前线。现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冷战时期的欧洲也归于平静。太平洋地区成为美国力量的新着眼点，而中国是其未来的对手。这是二战以来，美国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大国，它既是美国地缘政治潜在的竞争者，是对美不友好的政权类型，却又同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典范。奥巴马当初从与印度的核贸易谈判中抽身参加布鲁金斯的会议，这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正在亚洲寻找新盟友。但是，经济比核武器更重要，至少汉密尔顿项目的成员认为如此。
克林顿政府是中国参加全球化的中间人。1995年11月，华盛顿鼓励北京申请加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当然，美国也曾在1945年后这样鼓励西欧，在五六十年代这样鼓励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又在90年代鼓励过东欧。打开各国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美国投资者和美国消费者。美国的经济利益如此广泛，可以说它就是全球资本主义。[1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华盛顿不再就人权、法治和民主等问题与中国政府做任何正面对抗。相反，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全球化主义者相信，商业融合带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最终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秩序中的顺从和意气相投的“利益相关者”。[16]
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它将给美国投资者创造巨大利润。通用集团等美国制造商将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中国。[17]经过1995年至1996年台湾海峡的短暂风波后，中美外交关系归于平静。但是中国的巨大体量使其被美国视为竞争者。1989年后，中国共产党表明不会改变党领导的体制。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广泛宣传一种既是民族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8]如果说美国政府寄希望于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逐渐“西化”中国，那么中国共产党看到的则是双刃剑的另一面。[19]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其执政地位不仅不会随中国的飞速发展而削弱，反而会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舵手而更加牢固。北京充分利用了贸易机遇，但是从未承诺会完全开放市场。中国政府决定着投资方以及投资条件，控制着资金流动。这种做法让中国人民银行得以固定汇率，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与美元挂钩。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选择法定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尽管市场自由化占据着舆论高地，金融世界却并非一马平川。全球货币体系是分等级的，美元作为重要货币高居金字塔顶端。[20]21世纪初，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占全球经济的约65%（按GDP计算）。[21]未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大部分与欧元挂钩。一般来说，挂钩是弱势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汇率往往设定得较为理想，也较为高估。这会产生短期优势，进口较为便宜，国内寡头能以优惠的价格抢购外国房产。但是其中也蕴藏着巨大风险。货币挂钩随时可能破裂，而且往往来得突然。固定汇率较为稳定，有利于鼓励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刺激国内经济活动，产生有外国资本支撑的贸易逆差。银行作为外国资本通道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危机则随之而来。[22]一旦国际投资者丧失信心，投资将突然停止，由此产生毁灭性后果。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将会耗尽，除了让货币脱钩别无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将被货币贬值取而代之。唯有及时撤出的人才幸免于难，借入外币的人则只能破产。
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景一再上演：1994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马来西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1998年在俄罗斯，1999年是巴西。正是在应对重重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财政部部长鲁宾、鲁宾的副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被誉为“拯救世界委员会”。[23]2001年，当这几位美国超级英雄早已离场时候，过往发生的事才显露出来。布什政府完全忙于应对“9·11”恐怖袭击，针对阿根廷的金融投机逐渐抬头。阿根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220亿美元贷款，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持，阿根廷变得岌岌可危；在阿根廷，有80%的个人债务是以美元标价的，然而整个经济中仅有25%是以出口为导向的。[24]2001年12月，随着美元逃离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决定冻结银行账户。随着24人在暴乱中丧生，阿根廷政府倒台。2001年12月24日，阿根廷宣布暂停支付高达144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其中包括930亿美元外债。阿根廷的货币比索兑美元的汇率从1∶1暴跌到3∶1，背负美元债务的负债者纷纷破产。阿根廷经济倒退回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21世纪伊始，阿根廷总人口中超过半数跌落到贫困线以下。[25]
中国既不愿遭受外来投资突然停止的打击，也不愿向美国寻求帮助。[26]为了抵御风险，北京在选择挂钩美元时，汇率没有定得过高，反而很低。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德国的做法如出一辙。[27]这种选择有利于出口导向型增长，但是也有自身的问题。对人民币估值过低，将使进口价格过高，降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当中国对美国形成贸易顺差，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时，资本正从贫穷的中国流入富裕的美国，资助美国人购买中国国内新的大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如此，要维持人为制定的低汇率，这本身就是一场战争。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830亿美元猛增至2270亿美元，为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低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不断购买美元和出售人民币。为此只能增印人民币。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国内通胀，失去竞争优势，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为了“消除”人为干预市场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要求中国的所有银行持有大规模的、不断增加的防御性储备金，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这种应对方式只有凭借中国政府和商业精英之间相当紧密的关系才能维持，这种关系建立在商业精英对中国政府的依靠、后者对其的领导以及双方共赢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家及其所有者，从以出口为主导的蓬勃发展热潮中获得了巨大利益。[28]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向往着美好繁华的城市生活。与此同时，政府手中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即使经济危机爆发，依然足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中为其提供有力保证，使中国主权免受侵犯。
多种货币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因此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或升值调整出口竞争力，难怪世界经济会分化为出口顺差国家和进口逆差国家。仅2005年1月至3月，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就高达近2000亿美元，可以简单理解为对外支付的货物和服务金额超过国外对内投资的金额。到2005年底，这一数值达到了7920亿美元，并且有迹象表明，这一状况将在2006年继续恶化。在“全球不平衡”中，主权财富基金（SWF）成为出口顺差国家巨大的资本储存池。据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到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持有至少2万亿美元的资产，而且其国家央行还另外持有数万亿的美元储备。[29]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现金无数，挪威和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亦如是。有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了股票风险投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注重安全和可预测的回报，因此主要购买美国的长期国债和美国政府担保的证券。
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单位：10亿美元）
注：估计数据按比利时控股和英国的流动有所调整。
资料来源：Brad Setser, “How Many Treasuries Does China Still Own?” Follow the Money (blo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9, 2016, https://www.cfr.org/blog/how-many-treasuries-does-china-still-own.
这种失衡令人担忧，但是至少就顺差国家来说情况不算太糟，政府承诺即使脱钩，首当其冲的也是进口逆差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赤字经济体，一旦外国投资者抛弃美国资产，美国将第一个受到货币贬值和利率飙升的冲击。这正是奥尔扎克、鲁宾和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所担心的情况。除了他们几个，还有其他人忧心忡忡。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黑石集团总裁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在对外关系委员会著名的内部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指出，美国应对自己的双赤字保持警觉。[30]经济学家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和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警告说，一旦投资者失去信心，美国将面临美元暴跌和利率飙升的困境。[31]这可能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32]美国不仅会遭受打击，甚至会沦落到对亚洲新兴力量低声下气的地步。当然，如果美国遭遇危机，中国也会受到伤害。[33]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提出了一个新词，“Chimerica”，意思是中美共同体，或者中美国，用以描述中美经济综合体。[34]卸任财政部部长、开启命运多舛的哈佛校长任期的拉里·萨默斯，因时局回想起冷战时期的相互保证毁灭。他告诉华盛顿的听众，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于“金融恐怖平衡”。[35]不同的是，在冷战时期，经济是美国的强项，而现在，美国只能寄希望于美国经济体量之庞大，大到中国无法袖手旁观让美国失败。这个结论实在难以令人安心。
三
要缓解失衡现状，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汉密尔顿项目提出的财政紧缩。减少政府赤字，缩减国内需求，减少中国商品和人民币的流入。但是布什政府似乎毫不在意。2004年，两年前从内阁解职的前财政部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披露了布什政府初期的内情，包括困扰经济政策圈有价值的信息。2002年11月，奥尼尔曾试图警告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激增的“预算赤字对经济的威胁”。然而，切尼没等他说完就打断说，“你懂的，里根政府已经证明赤字并不重要”。共和党人赢得了国会中期选举，减税是共和党应当完成的“任务”。就在当月，奥尼尔被解职。[36]从鲁宾等民主党人的角度来看，此举不仅缺乏经济常识，还是一场政治丑闻。老布什政府过后，他们多年以来费尽心力才解决了里根政府的赤字。如果切尼的那种共和主义想法盛行，美国两党轮流执政体系的基础将被削弱。如果共和党只把国家经济看作维护其特权支持者利益的养料，民主党又怎能施行负责任的“国家”经济政策呢？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经济政策副助理部长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伤感地说：“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鲁宾和我们其他人尽了一切努力重建美国政府的财政平衡。但是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却让小布什发动了右翼阶层战争：他的举措促使税后收入更加不平等了。”[37]
在2006年11月重要的中期选举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易手，问题因此更加紧迫。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当美国资本主义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时，将会由民主党执掌国会。但那是以后要担心的事了。2006年的关键在于民主党作为国会山的新力量，会不会再一次以降低赤字为己任。很多民主党人，特别是左派人士，对此犹豫不决。[38]正如一位中间人士所说：“财政重任就像跳探戈，需要两方共同努力，现在看来共和党不想跳舞，民主党单方面承担不了全部责任。”[39]或许，要想阻止共和党国会再次发起“财富两极分化进攻”，最好的办法是大规模投资公共事业、福利和创造就业等方面，迫使共和党无法进一步减税。德隆无奈地说：“如果接任克林顿政府的是正常人，由罗伯特·鲁宾和他克林顿政府的同事们制定的创造盈余的财政政策会对美国非常有利。但是如果无法保证共和党继任者会‘正常’，未来的民主党政府要采取的正确财政政策该是怎样的？”[40]
鉴于这样的两难境地，奥尔扎克和鲁宾警示的灾难有了不同含义。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党外竞争方面赢过共和党，也要把握民主党内部的方向。在与赤字的斗争中，如果说所面对的危险境地不过是这里或那里的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如果面对的危险是魏玛共和国式的灾难，那么民主党的左派人士自然会加入战线，把削减预算放在首位。
面对财政政策方面的僵局和美国经济的明显失衡，另外可能采取行动的，是美联储委员会里的强大守护者。先是保罗·沃尔克，随后是艾伦·格林斯潘，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个美国的中央银行的权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其在美国政府架构内的专家权威和不容置疑的地位而言，美联储都足以与美国的安全部门相提并论。[41]然而，讽刺的是，随着美联储声誉和权威的提高，其关键政策工具却似乎开始失效。美联储规定的短期利率似乎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设定节奏。
互联网危机后，格林斯潘将利率降低到了3.5%。“9·11”恐怖袭击后，利率进一步降低，2003年夏季降至1%。从2004年起，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面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是标准的应对办法。美联储应当增加个人储蓄并限制投资。[42]但是让美联储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最让人震惊的是，尽管短期利率迅速提高，长期债券市场的利率却没有发生相应变化。长期债券的大量买家导致价格升高，收益降低。这其实在意料之中。[43]美国的许多贸易伙伴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他们不仅想要避免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会增强美国的竞争力，还想避免美元升值，而美元升值通常因利率提高而起。实际上，在这种固定汇率下，利率上升不会减少信贷供给，因此无助于提高美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吸收更多的外国基金。
美联储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中国决定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而国会不同意降低美国的预算赤字。中国选择了不平衡的发展途径，产生了大量需要向外投资的储蓄。美国国债评级为AAA级别，正是外汇储备的最佳选择。作为新任命的美联储委员会成员，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本·伯南克对政策讨论做出了第一个贡献，用“全球储蓄过剩”的概念来描述美联储的主要政策工具对经济杠杆作用的失灵。[44]源源不断的外资使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努力毫无作用，并且让国会没有了收紧财政政策的压力。随着资本蜂拥而至，美国利率进一步降低，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回升，吸入进口商品，尤其是从中国的进口。但是除非国会改变主意，或者外汇汇率全面自由化，否则美联储也无计可施。2006年2月1日伯南克赴任美联储主席时，就面临着这样扑朔迷离的局面。
个子不高、性情温和的伯南克很快就将在全球经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将成为与众不同但是极其重要的代表，证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可能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被奉为货币主义的圣经。2002年11月，在两位作家的生日宴会上，伯南克承诺：“我想对米尔顿和安娜说，你们关于大萧条的观点是对的，这是我们的错。我们深感抱歉。但是谢谢你们，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45]鉴于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和抗击通胀的关系，人们很容易混淆伯南克的承诺和传统央行领导人保持价格稳定的承诺。事实上，伯南克确实承诺保持价格稳定，但他指的是防止紧缩，而不是通胀。20世纪30年代留下的教训告诉我们，美联储必须快速反应，不仅要防止货币供应扩张过大，还要防止银行破产造成货币崩溃。[46]伯南克的任期内不会发生紧缩。新任美联储主席展现的这个决心，也存在于美国政策制定层，它将决定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伯南克将重新定义央行作为现代政府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当人们面对他后来发挥的重要作用时，很容易忘记他的任命在当时是多么平淡无奇。他行事稳健、得力，又十分内敛，是可靠的中间派共和党人。他最著名的政策是认为，如果想要让大缓和时代延续下去，这一时期失业率和通胀率比此前任何时候都低，最好的方式是基于规则去制定政策，他称其为“受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47]
作为潜心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汇兑本位制灾难性历史的经济学家，伯南克深知不平衡的固定汇率体系带来的危险。他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深刻批评。[48]但是各国央行领导人的关系是客气的。美联储不能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指手画脚。但是美国财政部或国会就不同了。21世纪初，美国国会收到数十项议案，指责中国操纵货币，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制裁中国。这些提案引起了类似汉密尔顿项目这类圈子对“民粹保护主义”的担忧。2005年7月，为减轻对美国经济的压力，中国开始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假以时日，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达到23%，但是这个过程漫长得令人痛苦。
为加快人民币升值，华盛顿的一些人支持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为什么全球货币体系的监督机构不呼吁中国解决其收支失衡问题？2005年9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蒂姆·亚当斯（Tim Adams）在一次被广泛报道的演讲中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在“开车时睡着了”。[49]但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调解员会产生严重后果。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尚未获得与其经济体量相匹配的地位，在此之前，中国恐怕不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再者说，中国政府将督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实行同样的监督。这不可能对共和党执掌的美国政府有吸引力。[50]市场驱动调节和国际监管都走不通，就只能用冷战时期那种高层外交处理“金融恐怖”平衡了。因此，总统布什选择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担任最后一届财政部部长就并非巧合。与鲁宾一样，保尔森入主财政部之前曾是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但是除了在投资银行的资历，保尔森能够成为财政部部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非常熟悉中国。他常常自豪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他已访问中国70次。[51]保尔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不怎么热情，反而更倾向于双边对话，有人称其为“G2”形式。[52]保尔森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发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亲自担任美方负责人。[53]
四
2007年秋季，危机已山雨欲来，但是世界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美元身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警告说“美元恐慌”即将到来。[54]德国的《明镜》周刊（Spiegel）称其为“没有战争的珍珠港”。有传言说证券交易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重要人物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正在出售美元资产，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是如此。2007年11月，彭博社报道称，全球出场费最高的巴西超模吉赛尔·邦辰（Gisele Bündchen）在为宝洁公司宣传潘婷品牌时，要求宝洁用欧元支付代言费。吉赛尔·邦辰的净身价超过3亿美元，不可能不重视货币市场的变化。同时，美国嘻哈明星Jay Z在MTV中数着成沓的欧元。
如果说欧元才是新宠，那么美元真的要退出舞台了吗？2007年夏天，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获得诺贝尔奖前一年，他简要描述了他称之为“歪心狼时刻”（Wile E. Coyote moment）的逻辑，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会突然意识到，除了自己不断购买美元，没有实在的东西支持着美元的价值。[55]就像快速奔跑的卡通形象仅凭飞速旋转的双腿悬浮在半空中一样，美元已命悬一线。克鲁格曼安慰读者说，好在美国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用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崩溃的冲击会得到缓冲。美国不会是另一个阿根廷。但是如果美联储不得不突然大幅度提高利率，美国将面临严重紧缩。克鲁格曼总结说，“这种经历不会好过的”。
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士担心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一旦失衡情况破裂，将会引发一场灾难。十年过去，世界经济仍然处于这样的阴影中。危机的威胁在2008年得到遏制，是因为双方有很深的利益关系，而且华盛顿和北京也都把此次危机视为头等大事。从一开始，中美金融关系就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被看作大国外交事件。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市场关系或普通的商业关系。保尔森担心中国抛售美元，他知道该联系北京的什么人。拉里·萨默斯把时局与冷战相类比，事实证明这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贴切。金融恐怖平衡仍在持续。[56]但是与此同时，愈加明显的是，正如布拉德·德隆所说，美国政策制定精英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错误的危机”上。[57]将永远与2008年联系起来的这场危机，不是由中国抛售美元引起的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有毒的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毁掉了华尔街，并且有可能把欧洲一起推向深渊。
[*]美国著名非营利性智库，主要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