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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特朗普
第24章
特朗普
2016年7月21日，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大步走过讲台，他的着装似乎是为了唤起人们对《美国队长》《公民凯恩》或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分子集会的回忆。聚光灯下的这个人是来发表演讲的，他想用这场演讲来改变美国历史。[1]他的演讲强烈谴责了奥巴马政府。他让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美国被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所困扰的骇人画面。他告诉听众，就在当晚，18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自由游荡”，恐吓和谋害无辜的美国人。与此同时，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自2000年以来，家庭收入减少超过4000美元。我们制造业的贸易赤字在一年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将近8000亿美元。预算也好不到哪里去。奥巴马总统将我们国家的债务翻了一番……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对此进行证明呢？我们的道路和桥梁在坍塌，我们的机场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4300万美国人正在领取食品券。”为什么事情变得如此糟糕？因为几十年来，“大企业、精英媒体和主要捐赠者”都在密谋操纵整个体系。此刻，他的对手身后也站着同样的队伍。“她是他们的提线木偶，他们在幕后进行操纵。”就在这时，人群齐声欢呼，要求将她投进监狱。针对精英阶层操纵的阴谋，聚光灯下的这个男人承诺为“被忽略、忽视和抛弃的人……下岗的工人、被我们可怕和不公平的贸易协议压垮的社区……我们国家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而战，为努力工作但不再有发言权的人而战……历史在看着我们”。“等着看我们是否会迎难而上，是否能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仍然是自由、独立和强大的。”他的回答响彻大厅。他承诺一件事：“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我们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
如果有人写了一个剧本，说经济危机和民主衰落将如何在美国引发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应，那么这个结局看起来可能有点滑稽。然而，这不是剧本，这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现实”。发表演讲的人正是一个月前乘直升机来到苏格兰特恩贝里高尔夫球场庆祝英国脱欧的地产大亨和电视名人唐纳德·特朗普，他正在以共和党人的身份与希拉里·克林顿角逐美国总统。特朗普最亲密的知己是他的女儿伊万卡（Ivanka Trump）。如果你喜欢她的会议着装，梅西百货公司正在推特上推销她的服装系列。[2]
第二天，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试图为人们找回正常生活的感觉。“美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到处都是暴力和混乱的景象，”总统告诉媒体，“这种看法与大多数人的经历并不一致。我希望第二天早上人们出去散步时，鸟儿啁啾，阳光灿烂。下午，人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运动队中玩耍、去游泳池游泳。大家都会去工作，为周末做准备。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我要明确说清楚的是，本周某位人士表达的一些担忧与事实不符。”[3]
在许多人看来，奥巴马在2016年7月的回击从普通生活经验的角度来看似乎很受欢迎。但事后看来，总统的台词中提到了“啁啾”的小鸟和享受着漫长而炎热的美国夏天的孩子们，这些台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提醒我们，自满会让民主党人为选举付出代价。希拉里的团队没有认真对待其对手提出的对于现代美国的看法。11月8日，特朗普迫使他们接受现实。尽管希拉里在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获得大量选票，赢得了普选，但特朗普在选举人团中以微弱的多数票胜出，并将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
这是美国政界不同代际的人经历的最令人困惑的事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民主党建制派对2016年充满信心。诚然，自2008年以来，他们在国会的选举并不顺利，但2012年的形势坚定了民主党人的信念，即总统宝座已是囊中之物。[4]在他们的管理下，美国安然度过了危机。随着美国人在危机后回归正常生活，更加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民主党感觉到自己必然占据主导地位。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并没有按照他们希望的速度发展。但是，一旦希拉里和最新一代民主党的技术官僚重新走上正轨，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都是第一步。美国需要的是更多的此类措施。对此，共和党人又能提供什么呢？不仅特朗普本人不适合担任要职，而且他对美国危机的悲观看法也与现实脱节。
事实证明，2012年的形势一直都具有误导性。奥巴马作为一个比较受欢迎的现任总统参选，他的共和党对手米特·罗姆尼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是一个摩门教徒，在风险投资方面有着备受赞誉的履历。在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方面，罗姆尼再合适不过了。四年后，奥巴马卸任，共和党的竞选领域也变得十分宽阔。然而，与2012年相比，2016年的总统大选更多地涉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因此，其结局是爆炸性的，也是出人意料的。
一
对于2016年的大选，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最显著的标志事件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力竞争者。桑德斯甚至不是民主党成员。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他是华尔街的死敌。2008年，他曾投票反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他呼吁拆分大银行，希望银行家入狱，并回归罗斯福新政时代的银行业监管。占领运动的精神鼓舞了他的队伍。在独立人士和年轻选民中，他广受欢迎。[5]桑德斯能够成为候选人反映了民意调查专家的调查结果，即在30岁以下的美国选民中，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的人要多于对资本主义持积极看法的人。[6]人们仍然对2008年怀有强烈的愤怒，桑德斯煽动了这种愤怒。几乎每一场集会都会有人群对救助计划表示愤慨。普通美国人仍在努力摆脱经济衰退。针对2015年9月出现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股市繁荣，桑德斯称赞美联储不加息的决定：“在实际失业率超过10%的时候，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岗位，提高美国人民的工资。现在，是美联储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像七年前救助华尔街银行那样，以同样的紧迫感重建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7]
喋喋不休地谈论2008年历史性的不公事件，不仅迎合了伯尼的基层选民的喜好，也是击败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的绝佳武器。希拉里是一位老练的局内人。她是前国务卿和纽约州参议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华尔街纠缠在一起。[8]到2016年春，希拉里和桑德斯围绕《多德—弗兰克法案》展开争论。桑德斯希望回到2009年的决定性时刻，做正确的事情——拆分银行。希拉里的回答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应得到严格执行。这让桑德斯忍不住问道，希拉里的沉默是否与她为高盛演讲收取的60万美元有关。她会公布演讲的文字稿吗？[9]
对左翼来说，希拉里的高盛演讲就像她的利比亚电子邮件[*]给右翼对手造成的印象一样：进一步表明她不可信。希拉里与这家如今以“吸血乌贼”闻名的银行之间到底有多深的纠葛？[10]甚至《纽约时报》也呼吁希拉里公布演讲的文本。在权衡这个问题后，她的竞选经理认为，希拉里的话实际上并不适合公众消费。她对银行太友好了。[11]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从7月份开始，当她接近赢得党内提名时，希拉里竞选团队的内部备忘录开始大量出现在维基解密的文件夹中。究竟是谁破坏了民主党设备的安全，这成为一个复杂的技术和法律纠纷。[12]但在当时，人们很快就认定，这是与俄罗斯有关的黑客所为。[13]与普京的对抗不断升级，使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对美国的报复，尤其是对希拉里的报复吗？美国情报机构争先恐后地秘密揭露俄罗斯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干预程度。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消息来源促使它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众所周知，希拉里对普京政权怀有敌意，因此，莫斯科正在尽一切努力破坏她的竞选活动。即使俄罗斯无法改变结果，他们也会竭尽全力破坏美国本已脆弱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莫斯科发出通知说，二人可以玩政权更迭的游戏。到了秋天，奥巴马开始认真权衡他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制裁，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来说，这些制裁将“摧毁”俄罗斯经济。[14]由于普京退缩，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但是，很明显这将不是一次普通的选举。共和党一方也正意识到这次大选有多么非同寻常。
民主党的内部斗争有着明显的左右翼之争的特点，并且建制派仍在掌权，而发生在共和党人身上的事情却更加令人困惑了。共和党已经失控了。事实上，该党从未从布什总统任期末的灾难、2008年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引发的茶党运动中恢复过来。导致2011年和2013年国会预算危机的党内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2013年，随着违约的迫近，政府停摆得以终止，但右翼已经尝到了血腥的滋味。首先，在2014年6月，他们在初选中击败了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埃里克·坎特。随后，在2015年10月，在右翼自由党团[†]的动员下，不幸的约翰·博纳被赶下了众议院议长的宝座。[15]随着共和党陷入动荡，原本被认为将在总统初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建制派候选人，比如杰布·布什（Jeb Bush），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脱颖而出的正是右翼的宠儿们。以科赫兄弟为首的亿万富翁捐赠者提供的“黑钱”，成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的大后方。[16]但是，特朗普以近2比1的多数票赢得了共和党选民的支持。[17]
杰米·戴蒙打趣道，如果为了弄明白《多德—弗兰克法案》需要律师和精神病学家的服务，那么对唐纳德·特朗普进行解密的工作无疑也是如此。不过，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出力。[18]特朗普带来的是一份让人迷惑不解的礼物，这需要追溯到更早的年月。特朗普生于1946年，与比尔·克林顿同年，他将在70岁时就任总统，重复婴儿潮一代令人作呕的陈词滥调。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陈词滥调似乎还很新鲜。特朗普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反映了以民权、取消种族隔离和70年代的纽约为特征的那个时代的仇恨。他粗野的举止和性别歧视与80年代曼哈顿的派对场景遥相呼应，当时，债券交易员们互相敬酒，称对方为“大老二”[‡]。推动特朗普参与竞选的民族危机感来自一股逆流，这股逆流与其说是近期才出现的，还不如说是在现代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周围世界变化的时刻就已出现了，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战争失败的创伤、美国的城市危机和对日本的愤怒打压——三十年过去了，特朗普仍在喋喋不休地重提这些担忧，但现在却转向了新的敌人：中国、伊斯兰国家和拉美裔非法移民。
他的主要特点是，他是一个商人，一个做交易的人。因为他的生意是房地产，特朗普近距离体验了美国的商业周期。金融危机的传奇分析师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早在1990年就已经观察到，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庞氏骗局资本家的缩影，做着预期资产升值的投机买卖，靠借贷度日。[19]结果，危机打断了特朗普的职业生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中遭到重创，几乎失去了他的生意。到2008年，他已经不那么脆弱了，他的业务多元，开始涉足媒体和品牌运作。但是，他在房地产方面的风险敞口仍然很大。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求增加这一领域的投资额。2006年，他创办了一家抵押贷款经纪公司，并宣布了开设抵押贷款业务的计划。对特朗普来说，幸运的是这两项都没有成功。到2008年，他的赌场生意再次失败，最终关门大吉。然而，特朗普真正的弱点是芝加哥的一个巨大的共管公寓开发项目。[20]这是一个宏大的项目，是自西尔斯大厦[§]以来美国将要建造的最高建筑，而且最初的销售情况非常好。但在2008年，芝加哥的公寓销售突然停止不前。到了秋天，特朗普和他的商业伙伴显然陷入了困境。自90年代破产以来，特朗普与美国各大银行的关系不再融洽，因此芝加哥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德意志银行的北美房地产部门。2008年11月的第一周，当巴拉克·奥巴马在他钟爱的芝加哥基地庆祝自己赢得大选时，德意志银行和特朗普开战了。德意志银行提起诉讼，要求特朗普偿还银行担保的4000万美元的贷款。特朗普对此采取了令人吃惊的大胆的法律行动。他声称，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构成了类似于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事件。因此，他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来偿还这个项目。德意志银行的诉讼带有掠夺特征，它也是危险贷款人，这进一步促成了这场危机。特朗普在反诉中要求赔偿30亿美元，以弥补其声誉受到的损害。这纯粹是法律上的唇枪舌剑，但却为他赢得了所需的时间。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特朗普极其务实，而且他肯定不是那种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缩手缩脚的人。面对2008年的危机，他知道美国企业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在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方面，他拥有几十年的经验。他喜欢奥巴马的仪表；2009年，他还没有加入反对奥巴马的阵营。在评论奥巴马的早期亮相时，他对福克斯新闻一位困惑的主持人说：“我认为他［奥巴马］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坚强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看起来我们有了一位终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总统了，他确实继承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他真的陷入了困境。”在谈到奥巴马的刺激计划时，特朗普同样毫不掩饰地说：“是的，必须做点什么，不管它是否完美，也没有什么会是完美的。这是一个反复尝试和犯错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正在……我们正在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年，最糟糕的几年。你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认为，80年代初的情况与这桩交易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你看看银行，如果没有将数万亿美元注入银行，就会出现一个资不抵债的银行体系，那么1929年的一幕肯定会重演。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21]尽管在支持银行救助计划方面，特朗普显得很不情愿，但当谈及帮助底特律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我认为政府应该百分之百地支持它们。你不能失去汽车公司。它们很棒。它们生产出了非常棒的产品。”当保守派采访者试图把话题转向减税时，很容易就为特朗普所接受。特朗普不喜欢纳税。但他在刺激支出方面坚持己见。“建造基础设施，建设伟大的工程，让人们得到工作”是正确的做法。[22]
危机过去六年后，特朗普对这个积极、忙碌和“强势”的总统职位的热情依旧不减。改变的是他对奥巴马的态度，从赞赏变成了充斥着谩骂的憎恶。促使特朗普走向右翼的，不是纲领或者智识上的相似性，而是《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爆料的荒谬行为和“出生地”阴谋。尽管在早期的电视生涯中特朗普培养了少数族裔观众，但现在他打出了种族牌。[23]2013年，在罗姆尼的失败使右翼激进化之后，特朗普把自己定位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进的、共和党反移民派的发言人。到2014年，他已经在打造和鼓吹建造一堵“墙”的想法，并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口号注册为商标。仇外情绪、民族主义和对美国形势的末日诊断架起了一座桥梁。右翼喜欢特朗普的口号，不仅是因为它是对现状的认识，也因为它是对未来的承诺：美国，他们的美国，陷入了困境。
如果说在共和党初选中，正是特朗普对白人男性选民的公然讨好和吸引改变了选举结果，那么让共和党建制派感到担忧的，是这种吸引力与他对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吸引力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领导层就明确宣示了其支持全球化的立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是由里根政府提出的。它是老布什精心设计的，但在1993年，克林顿让这份协定越线了。在90年代，“全球化”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鲁宾派的一个两党合作项目。他们的努力不仅延伸到了商品和资本，也延伸到了劳动力。商业游说团体支持移民改革，这将把居住权给予大量廉价的非法移民劳动力。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为劳动力、商品和资本提供“自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支架，从小型承包商到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那类企业，它将美国的商业利益纳入了一个整体。然而，在某些行业，或许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这种一致性并不成立。在化石燃料等污染行业，反对全球主义、抵制气候变化政治，以及美国民族主义蓝领阶层的诉求，都过于巧妙地组合在一起。[24]不过，这些都是特例。总的来说，共和党在民族主义阵营和全球主义领导人之间维持了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20世纪9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活动人士帕特·布坎南曾两次威胁要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但是，真正让它分崩离析的，是2008年后共和党内凝聚力的逐步瓦解。2015年，特朗普开始亮相，另类右翼人士鼎力支持，改变了辩论的格局。他丝毫没有受到经济理论问题的影响，重演了70年代对日本的打压，这激励了共和党，他还承诺将“非法移民”拒之门外，并将蓝领工作归还给美国。共和党人跟随着他们新的部落领袖的步伐，集体放弃了自由贸易。在共和党人中，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不利的比例从2014年的36%飙升至两年后的68%。到了这个时候，只有24%的共和党人仍然愿意支持和拥护自由贸易。[25]
对于共和党精英来说，特朗普力争提名，这令人困惑。“共和党经济议程的支柱已经完全坍塌，化为尘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名成员承认，“他们已经无望了，至少在这次选举中是这样。”[26]美国商会没有俯首称臣，它们在贸易问题上公开挑战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徒劳无果。[27]特朗普和保护主义议程取得了胜利。
2016年夏天的结果是一个惊人的反转。尽管寡头政治大腕们在幕后努力煽动右翼激进主义的火焰，但美国的知名企业并不希望与共和党人再有任何联系。2012年罗姆尼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有钱人纷纷涌向了共和党。美国企业排队为在坦帕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供赞助。2016年，美国金融界的大人物都不愿意与让特朗普发表末日警告般提名演讲的平台扯上关系。即使忠于共和党的一些华尔街高层也无法容忍特朗普，他们也不想冒损害客户或员工的风险。这是商业文化的问题。正如一位公关顾问评论的那样：“任何企业都会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那就是，它们是否希望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达沃斯、阿斯彭或太阳谷同台亮相。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克利夫兰[¶]。”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顾问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在大会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暴力事件的风险是次要的，因为周边的安保措施会很严密”。与美国刚刚发端的内战氛围相比，人们更担心的是“特朗普以及他的……想法是否与公司的品牌和业务计划相吻合”等问题。[28]没有人想要看到“邦联旗[**]在企业品牌上飘扬”的景象。[29]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仅盘旋在桑德斯支持者的脑海中。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也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撰文问道：“如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总统的是像特朗普这样的分裂人物，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我们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唯一的原因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联手投票支持不良资产救助计划。”[30]事实上，正如保尔森通过亲身经历了解的那样，2008年的两党合作来之不易。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几乎破坏了布什政府遏制全球银行挤兑的努力，因此，被迫实施这项不受欢迎的危机应对措施的，是布什政府和民主党，而不是国会中的共和党同僚。现在，保尔森警告说：“我们正在目睹民粹主义者劫持美国伟大的政党之一。通过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共和党正在支持一种植根于无知、偏见、恐惧和孤立主义的民粹主义。”[31]美国执政党之一的脱轨所造成的威胁不亚于系统性威胁。在保尔森看来，只剩下一个选择了。他呼吁他的美国同胞们支持希拉里。
公平地说，特朗普可能会通过他的过往经历进行反驳。2008年，他曾对救助计划大加赞赏。但在2016年，特朗普无意提醒他的支持者，他曾支持过救助计划。“候选人特朗普”已不再是2008年肆意挥霍的纽约投机钻营者，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阴暗的人物。负责总统竞选活动的是史蒂夫·班农，他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经理，脾气火爆，在2013年的政府停摆事件中自称是“列宁主义者”。他非常乐意接受保尔森的挑战。在班农对美国历史的黑暗叙述中，2008年9月18日上午，保尔森和伯南克向布什总统提出了大规模纾困的必要性，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班农将其称为“第四次转折”，一场战斗的灾难性阶段由此开启。[32]2008年9月18日上午，美国几乎要失去它的灵魂了。在班农看来，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的使命是从支持全球主义的精英手中夺回控制权。特朗普竞选团队制作的最后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视宣传片宣称：“这是一个全球权力结构，它要对经济决策负责，这些经济决策掠夺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剥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把钱放进少数几家大公司和政治实体的口袋里。”[33]这些配有画外音的图像展示了全球权力结构的面貌：乔治·索罗斯、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和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商人竞选总统，很明显，它传达的是反商业的信息。这也是近代以来上最明显的反犹活动。无论人们是否同意班农的观点，不可否认的是，自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里，美国政治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早在2007年，苏黎世《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就曾问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支持哪位候选人。他的回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格林斯潘宣称，他如何投票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很幸运，得益于全球化，美国的政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全球市场力量所取代。撇开国家安全不谈，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世界是由市场力量支配的”。[34]这是一个没有其他替代方案的全球化时代的颂歌。当然，格林斯潘不仅仅赞同建立一个由市场力量支配的世界，与其他人一样，他也为创造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作为美联储主席，他让市场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最终仲裁者。在克林顿执政初期，他曾帮助引导民主党人与华尔街结成新的伙伴关系，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可供选择的政治方案。全球化不是一个与政治对立的自然过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美国政治家、商界精英和诸如格林斯潘这样的政策专家组成的联盟塑造了全球化。2016年的大选表明，2008年的危机严重动摇了这个联盟及其孕育的世界。最根本的是，这场危机暴露出格林斯潘关于市场支配世界的设想是非常不符合现实的。从这场危机中可以看到，市场力量主导的政府充其量只是一个脆弱的政府。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市场本身需要政府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来治理。这意味着，谁执政以及他们在哪里获得政治支持都不是偶然的。选举和政党政治确实非常重要。的确，在2016年面临这些选择时，就连艾伦·格林斯潘也不再漠不关心。与保尔森不同，他无法让自己支持希拉里。但面对记者，他确实警告说，“经济和政治环境”已处于他“从未接触过的”最糟糕的状况。他深信“疯子”有破坏美国的危险。与他十年前的自信相反，此时，他承认“从政治上讲，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35]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可能看起来很疯狂，但它并没有心不在焉。网络媒体立即予以回击。“格林斯潘说谁疯了？”支持特朗普的网站要求知道格林斯潘说的是谁。然后，他们对这位美联储前主席和他的继任者进行了反击。特朗普的政策立场“比负利率还要疯狂吗？比付钱给银行，让它们把可贷资金存在美联储的无息储蓄账户里还要疯狂吗？比让美联储购买数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将利息汇回财政部，然后将其计入联邦预算收入还要疯狂吗？”[36]如果所有这些现在都被认为是正常的货币政策，那么他们的候选人谴责美联储助长了“虚假经济”和“人为股市”，这也是疯狂的举动吗？为了实现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时代通过的立法规定的充分就业目标，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到了4.4万亿美元，有人敢郑重否认经济被政治化了吗？[37]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是疯了，还是仅仅陈述了本来就显而易见的事实：格林斯潘那一代人的计划失败了？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们如此努力地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种准自然的过程，但这种金融全球化却暴露出来，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和法制建设的产物，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产生了明显的后果。
二
尽管他们对现状感到不安，但在2016年的夏天，对于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最常见的反应是把它们当作路过的幽灵而不予理会。一旦希拉里击败了桑德斯，她将以压倒性优势战胜特朗普。在另类右翼继续高举旗帜的同时，共和党捐款人把他们的钱从总统竞选转向了参众两院的竞选，目的是确保届时当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国会。只有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核心人物和福克斯新闻的观众仍然相信他们会取得胜利，他们被主流媒体谴责为“另类现实”。在大选之夜，随着结果倒向特朗普的一边，主流媒体难以掩饰它们的怀疑和沮丧。[38]几个小时内，相互揭丑和指责开始了。支持特朗普的是白人工人阶级和种族主义者。女性和少数族裔未能投票支持希拉里。或许，这是由于俄罗斯的干预，使得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在全球结成了联盟。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一样，都是对全球化的抗议。[39]
事实上，对民调数据的深入研究表明，特朗普的选民比普通美国人更富有。[40]收入最低的选民继续投票给民主党，他们绝大多数是少数族裔。但是，一份详细的选举统计数字显示，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选民中，共和党人的支持率发生了重大转变。促使他们投票给特朗普的，不是迫在眉睫的痛苦，而是对未来的担忧，白人的担忧与对拉美裔和美国黑人的敌意有关，而男性的担忧则与对社会地位上升的女性的敌意有关。[41]特朗普在位于“铁锈地带”[††]的几个州的支持率超过了罗姆尼。他利用狗哨政治煽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巩固了这些选区。甚至像贸易这样的问题也充斥着种族的标记。[42]在一个又一个的广告中，展现了一张张戴着安全帽的魁梧白人男子的脸，他们是因外国进口而失业的美国工人。竞选活动很重要。共和党人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地方，在民主党人认为按理说应是他们地盘的中西部关键州孜孜不倦地跑腿和宣传。民主党人极度自满，拒绝接受特朗普具有吸引力这一现实。他们未能对特朗普的制造业“货物崇拜”[‡‡]提出任何反对方案。[43]在回应特朗普向白人男性民族主义者发出的粗野呼吁时，希拉里提供的回应相当乏味，无非是遵循企业全球主义的场面上的惯例。但是，这并没有对曾投票给奥巴马、现在转向特朗普的700万美国人起作用。他们正在寻找一位似乎不代表建制派的候选人。尽管他们只占选民总数的4%，但他们的选票足以让共和党赢得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使得希拉里在纽约州和加州获得的巨大选票领先优势变得无关紧要。民主党成员不明白，这场竞选是他们要赢的，不该输。[44]希拉里是在竞选接替两届民主党总统任期。改变是有必要的。经济或许不是特朗普所表明的那种灾难，但是也没有蓬勃发展。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希拉里需要激励民主党的支持者。可是，她完全没有做到。
之后，特朗普竞选总统带来的冲击引发了混乱局面，令人困惑，让人联想到英国脱欧。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真正统治美国的是谁？建制派的某些分支肯定会介入，以限制或重新引导这一反常的民众选择。[45]“深层政府”[§§]的概念不再属于边缘化的阴谋论或激进批判的范畴；这是主流媒体的言论，也影响了特朗普的团队，他们分发了备忘录，上面写着他们首先要与哪些深层政府做斗争。[46]由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正在筛查俄罗斯干预的证据，而且特朗普似乎执意要挑起一场战斗，因此，特朗普遭到安全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抵制也是预料之中的。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建制派已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这位当选总统。2016年8月，《华尔街日报》联系了自尼克松（Richard Nixon）时代以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所有在世成员，总共45人。尽管有23人是共和党任命的，但没有人支持特朗普。[47]
特朗普没有打退堂鼓。如果说选他当总统就是为了做一件事，那就是挑起事端。这意味着冲突越多、越吵闹，效果也就越好。他决心要把经济民族主义提上议程，这甚至不是一个选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任何别的事情。2016年12月，他干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冷暖空调制造商开利公司，说服他们在美国保留1000个工作岗位。特朗普的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曾在印第安纳州担任州长，该州拿出了数百万美元的退税。公司发言人非常得力地宣布，他们对特朗普改革公司税法、改善美国商业环境的承诺有信心。随后，这位当选总统飞往印第安纳波利斯，赞颂自己的第一项经济政策成就，并透露了开利公司的母公司联合技术公司可能希望合作的另一个原因。“企业不可能在不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下离开美国，”特朗普用威胁的口吻宣称，“离开美国的情况将来不会发生……离开这个国家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48]或者正如他那个周末晚些时候在推特上所说：“任何企业离开我们的国家，搬迁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雇用员工、建造新工厂或厂房，然后认为它可以把产品卖回美国，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或承担任何后果，这样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在传统的评论家看来，这种做法令人瞠目结舌。难道这位当选总统不明白，美国企业的成功恰恰取决于它们在全球部署劳动力和资本的能力吗？正如一些评论人士所说，他的威胁口吻“更像是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那样的民粹主义者，而不像是伯尼·桑德斯会说的话。这种威胁最终将在货币管制（这是全球经济独裁者青睐的工具）中得到体现”。[49]如果左翼分子参与了这样的挑衅，除非财政部和美联储进行干预，否则市场肯定会暴跌。但是，在特朗普当选后，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特朗普是一位挑战者，但并不是所有挑战者都一样。深切的政治悲痛和伴随而来的经济低迷冲击着民主党选民。不过，另一边的反应同样引人注意。从普通选民到小企业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员，各种各样的共和党支持者都爆发了新的乐观情绪。[50]银行类股成为涨幅最大的股票之一，这让华尔街的权贵们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认为新总统与他们的“品牌价值”不相容。特朗普喜欢大谈特谈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至少在短期内对银行是有利的。由于市场预期奥巴马医改及其削减成本的项目将会被取消，医疗保健类股大幅上涨。基础设施类股也大幅上涨。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通胀[¶¶]的前景使得美联储更有可能加息，债券遭到了抛售。[51]
而这种“特朗普冲击”只是在总统开始招募团队时才被证实。他把忠实的拥护者和理论家留在身边。他在政策的实质内容上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通过在内阁中安排富有的企业经理和将军，他扩大了自己的联盟。虽然他在最后一个充满攻击性的竞选广告中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辞，但华尔街仍然回归了，这是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情。据称，特朗普先是游说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担任财政部部长，之后才选择了来自高盛的人人皆知的替代人选。财政部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都将由出身高盛的人担任——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吉姆·多诺万（Jim Donovan）。迪娜·鲍威尔（Dina Powell）被调到白宫担任有影响力的助理职位，此前她负责高盛这家投行的慈善工作。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曾是高盛的总裁。与此同时，为了领导证券交易委员会，特朗普的团队提名了高盛的主要律师事务所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白宫办公厅主任对这种安排有些担忧，但在多诺万退出时，这种担忧得到了缓解。[52]
在遵循传统的程序化政治思维的人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矛盾，并表明建制派正在重新主张控制权。但是，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了解传统意义上的程序化政策辩论。特朗普真正了解的，或者至少说他身处的地方，是一个更原始的权力世界，一个由单一逻辑主导的世界：要么恃强凌弱，要么受尽欺凌。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说，特朗普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被放大了的曼哈顿房地产市场，一个弱肉强食的恶毒蛇坑”。[53]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曾批评华尔街的领导人，然后把他们雇为自己的下属，但这并不表示自相矛盾或自我颠覆。这象征着他取得了胜利。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围绕着政策旋转，不如说是围绕着纯粹的权力实现而旋转。他，特朗普，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很有名气，拥有很高的电视收视率。他可以在竞选活动中挑战建制派，嘲弄美联储主席，妖魔化高盛的首席执行官，然后获胜。在获胜后，他可以让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参加财政部部长的面试，然后拒绝他，转而选择一位更符合他喜好的资历较浅的高盛职员。如果你能做到所有这些事情，很显然你就是山中之王，当然，成为众人鼓掌欢呼的国王就更好了。这就是特朗普所需要的一切，这是一个令他着迷的故事。
供养美国政府的旋转门经常在公共服务部门和企业界之间旋转。在高盛等公司，高管人员轮换是一种惯例。对于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来说，拒绝白宫的服务邀请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一位高级商业人士愿意与这样的政府打交道？答案很简单，特朗普的胜利改变了一切。即使他的个性令人反感、政策建议稀奇古怪，但现在，这些人士不得不在更基本的政治问题上进行权衡，那就是谁会为谁做什么。
三
说到执政，要从这样一个混合的联盟中制定出一个连贯的计划并非易事。但是，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可以就一件事达成共识：推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2008年危机的余震塑造了竞选活动之后，2008年的遗产也塑造了特朗普执政的第一阶段，但都是负面的。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最初12个月，自危机以来民主党人推行的国家建设项目的稳健性遭到了审核。面对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国会的猛烈抨击，它能经受住多大的检验？2008年，在思考乔治·W.布什政府的财政记录时，布拉德·德隆曾想知道，对民主党人来说，“在不能保证共和党的继任者将永远是‘正常’的时候”，什么才是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路线。[54]九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自2009年以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一直在发动无情的政治战争，先是反对经济刺激计划，然后是《平价医疗法案》（也称为“奥巴马医改”）。2011年和2013年，他们两次将债务上限作为筹码。现在，他们控制了总统和国会，他们将会做什么呢？
取消奥巴马医改是他们最想要的战利品，而且应该很容易。2010年3月，当《平价医疗法案》在经历国会的折磨后问世时，它是残破的，有缺陷的。然而，尽管共和党人有着斩钉截铁的决心，但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关键的最初6个月里，他们既不能取代它，也不能废除它。阻碍他们前进的是这个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和党内的深刻分歧。不过，他们的失败也反映出，就像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或经济立法一样，《平价医疗法案》已经在社会上引来了自己的支持者。即使是像《平价医疗法案》这样令人深感失望的制度，一旦数千万人开始依赖它，数千亿美元开始通过它的渠道流动，要更改也是很难的。事实上，根据奥巴马医改，从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中获益最大的州是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两个州都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55]特朗普上任后，最重要的选民群体（独立选民）对《平价医疗法案》的支持率从2010年的36%上升到了53%。[56]到了夏季，当绝望的共和党国会领导人最后一次争取废除而不是取代奥巴马医改时，他们只得到了13%的美国人的支持。[57]毫不奇怪，有足够多的共和党温和派人士拒绝同意。
如果他们不能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那他们能做什么呢？到了2017年夏天，面对现代政府的复杂现实，共和党人的前后矛盾似乎可能会妨碍他们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58]在立法议程上，《平价医疗法案》的争斗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特朗普承诺的基础设施项目只是一堆空话。税改问题讨论得很多，但没有明显行动。与此同时，基本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回避。债务上限仍然存在，当2017年春美国财政部达到债务上限时，它被迫诉诸人们熟悉的权宜之计。[59]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徒劳地呼吁国会提高债务上限。但在夏天，众议院没有表决就休会了。在此期间，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的新任主任是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他是自由党团的创始成员之一。2011年和2013年，自由党团曾冒险以违约相赌。[60]马尔瓦尼不想向中间派或民主党人让步。他在自由党团中的老朋友们提出的极端削减开支的要求没有得到多数支持。在特朗普的预算主管看来，政府关门并不是最糟糕的选择。如果美国突然撞到债务上限，并被迫清偿优先债权，也就是发生未公开声明的违约，那就关门吧。[61]令人吃惊的是，总统似乎同意这一观点。2017年5月，特朗普在推特上愉快地说，这是一次“不错的关门”。[62]
随着夏天的结束，尽管共和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他们似乎无法解决预算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民主党人是否会允许他们将美国推下财政悬崖。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民主党人曾抨击共和党人没有承担起他们应负的政府责任。他们会拒绝支持总统吗，即使总统是特朗普？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真正产生影响之前，自然灾害降临了。飓风“哈维”摧毁了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另一场飓风呼啸着冲进佛罗里达州，特朗普和民主党人都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作为。[63]9月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做出了彻底的大转变。他不仅抛弃了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层，还在中途打断他自己的财政部部长，与民主党人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令人昏乱的转变，导致专家们争相寻找美国历史上超越政党制度的“独立”总统的例子。[64]然而，现实要比这残酷多了。由于查尔斯·舒默和南希·佩洛西使政府免遭关门，特朗普非常高兴地为共和党人重新发起攻击而欢呼。[65]废除奥巴马医改可能不会被作为一个政治主张兜售，但减税肯定可以。于是，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税改”工作。
2017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由此产生的税收法案，该法案引起了巨大争议。其中，那些不过如此的“糖衣”包括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取消个人免税额的减免额度，主要针对的是投票支持民主党的那些州的高收入本地纳税人。但这些措施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几年内，许多低收入的美国人将缴纳更高的税。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更持久的一项好处是将遗产税的起征点提高到了1100万美元。真正重要的是企业税率降低了40%，这意味着利润可以保留用于企业增长，也可以用于支付给股东。考虑到财富持有上的巨大不平等，尤其是在股权方面的巨大不平等——美国收入最高的那20%的人群拥有90%的公司股票——这些好处都流向了更富裕的人。作为额外的补充措施，参议院还取消了要求所有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规定。据大多数人估计，如果没有这项规定，1300万美国人将退出医保。随着许多低风险的个人退出保险计划，那些留下来的人的保费将会飙升。德隆的担心得到了充分证实。2017年税改的再分配影响和税收减免规模，可以与1981年里根的大幅减税以及2001年和2003年布什的减税相提并论。[66]
为了使他们的税收措施能够更容易地在国会通过，同时缓和共和党财政保守派的紧张情绪，财政部和一起共事的共和党经济学家淡化了赤字的影响。[67]他们诉诸里根时代的旧论点，即降低税率将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增加政府收入。甚至臭名昭著的“拉菲尔曲线”也被重新提了出来。该曲线声称，较低的税率与政府收入之间存在积极关系。[68]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回避行为都不屑一顾。毫无疑问，减税将会增加赤字。曾领导奥巴马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的辛普森和鲍尔斯谴责这项税收计划是回到了“否认赤字”的时代。[69]事实上，与其说是否认，不如说是政治上的精明考量。虽然没有办法在不产生赤字的情况下将企业税率降至21%[70]，但这并没有吓到激进的共和党人。在他们看来，赤字越大，就越迫切需要进入计划的第二阶段。[71]由于减税有可能使国家债务增加1.5万亿美元，因此必须削减开支。除了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削减医疗补助，联邦政府的其他开支也会被削减到最低限度。这些不是共和党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策略，而是90年代的策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在让野兽挨饿。
自由主义者对这项税收提案的严重不公平感到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恰巧在美国访问的联合国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拜访了生活在极度贫困条件下的4000万美国人中的一部分，他谴责这项税收计划是“为了让美国成为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冠军”。[72]但是，即使抛开对公平的担忧，让这头野兽挨饿也是一个失败的财政策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本应在减税之后进行的削减开支并没有落实。反对减税比废除减税要容易得多。甚至在共和党的队伍中，也有人反对削减关键领域的福利支出。与此同时，共和党计划在到2027年的十年中把陆军的规模扩大10%，将海军的舰队规模增至355艘战舰，这将使军费开支（可自由支配支出中的大头）增加6830亿美元，增幅12%。[73]共和党财政策略的主要影响不是缩减大政府，而是很可能进一步削减了美国本已严重不足的税基。减税之后，联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值将下降到17%，与这个数字更加相称的是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发达经济体的政府。[74]
2009年，当美国经济陷入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时，一位民主党人在白宫呼吁国会为美国经济提供刺激方案，这时，共和党人已经把投票给了一男一女[***]，反对经济刺激。他们谴责奥巴马的《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是财政不负责任的表现，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现在，失业率处于自2007年繁荣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他们正努力实施一项为期十年的1.4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在他们的辩护中，人们可能会说，考虑到复苏乏力以及危机期间大量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有理由让经济升温。[75]但是，即使是那些主张这种冒险政策的人，也发现很难证明共和党的税收计划是正确的。[76]美国最富有的人不需要进一步的福利。投资确实受到了抑制，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资金。美国企业的手里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现金。很显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是出台一项公共投资计划，以弥补美国基础设施方面令人尴尬的赤字。然而，国会对此没有多少热情。共和党人需要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一年结束时获得成功的快感，需要为捐赠者谋取好处[77]，而2017年的“税收改革”做到了这两点。
当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内部的预算鹰派担忧赤字时，他们脑海中盘旋的是市场信心。市场对共和党最新一轮挥霍无度的政策将做何反应？在未来十年里，债务可能会增加多达1.5万亿美元，这肯定会引起反应。在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公布后，债券市场一直动荡不安。[78]由于预期特朗普政府将启动一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通过税改进一步刺激经济，因此，市场预计美联储将提前加息。在2016年冬至2017年冬，这促使债券遭到抛售，收益率上升。由于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都在实施量化宽松，美元大幅升值，给全球美元借款人带来了一波不确定性。他们的偿债成本在增加。但后来，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混乱不堪，以及国会中共和党人继续自我麻痹的情况日益明显，市场的焦躁开始消退。在科技股强烈反弹的推动下，股市继续繁荣。美联储坚称，其将继续逐步加息。但是，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出现恐慌的迹象。[79]共和党人以减税政策结束了这一年，但债券市场对此却不屑一顾。一位分析师评论道：“无论你对最终结果给予何种评级，债券市场和经济学家都会给这个评级加上一个额外的‘-’号。因此，如果你认为这是‘B’，那么市场的评级将是‘-B’。”[80]市场没有欢呼，不过，特朗普政府也没有跟着有所警觉。
全球安全资产供应：从发行区域和持有人看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存量的变化（自2010年以来的累计变化，单位：1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ober 2017, 19, figure 1.13, panel 4.
国会在奥巴马医改和共和党减税问题上的混战折射的是残酷的美国政治。但是，美国国债市场保持相对平静的一个线索可以从一系列相同的影响因素中找到，这些因素使市场在20世纪初布什时代的赤字面前也保持了平静，那就是全球安全资产的需求和供应。2017年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的表格，反映了自2010年以来的债券发行情况。[81]这些数据显示，紧缩和量化宽松导致证券投资组合出现重大调整。鉴于欧洲采取预算控制措施、欧洲央行积极购买债券，以及日本银行也实施了更为激进的举措，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不会是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安全资产的主要力量。欧洲央行不仅在吸收欧元区债券，而且欧洲安全资产的主要供应国德国也出现了预算盈余。未来五年，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将是全球投资者获得安全、国债级资产的唯一来源。无论你对特朗普政府有何看法，如果你需要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安全的政府债券，那么除了美国国债，你没有其他选择。
四
共和党人取消奥巴马医改和削减税负的运动由来已久。特朗普在竞选中把矛头对准华尔街的做法非常新奇，但这样做在选举中是有意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十年，银行仍然极度不受欢迎。2017年夏天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仍然认为华尔街“对我们的经济构成威胁”，只有27%的人认为监管力度已经足够，或者监管“给创新或经济增长带来威胁”。在特朗普的选民中，足足有47%的人希望“保留或扩大”《多德—弗兰克法案》，而只有27%的人支持废除或缩减该法案。在谈到金融产品和服务时，87%的共和党人和90%的独立人士支持监管。[82]虽然华尔街的说客们可能会抱怨《多德—弗兰克法案》，但正如奥巴马政府的内部人士所知，正是这些说客阻止了大众反对银行的浪潮。事实证明，特朗普并没有什么不同。
特朗普在竞选中攻击华尔街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华尔街的领导人从来都不喜欢特朗普。很显然，他们更喜欢希拉里这块招牌。特朗普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结果他赢了。谁是老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上任后，特朗普的大转变是完全不加掩饰的。他会做一个称职的老板兼总统，他将会烧毁一堆法规，尤其是前任总统的法规。一想到要“大规模”修改《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位美国总统就非常高兴。另外，他也乐于向强大的利益集团给予恩惠，并得到他们的掌声，甚至是那些他此前曾对他们摆出攻击姿态的人。正如他在2017年4月的一次首席执行官会议上所说：“对于在座的银行家来说，他们将会非常高兴。”[83]之前在做巡回演说时曾嘲笑他们的人，现在向他们提供慷慨的恩惠，这似乎有些颠倒错乱。但是，银行家们并没有抱怨。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想象自己去参加选举，将98%的赌注押在最受欢迎的［希拉里］（她在最后阶段输了）身上，而后带着巨额奖金回家。”[84]事实证明，就华尔街而言，政治游戏的结果就像掷硬币：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对于实际上让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愤怒选民，无论是政界人士还是华尔街，都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为了就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获得支持，找到银行游说者和对商业友好的经济学家实在是太容易了。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对此也充满了热情。杰布·亨萨林曾在2008年带头反对救助计划，现在，他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的领导下，众议院迅速通过了所谓的《金融选择法案》——其中，“CHOICE”[†††]是指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家创造希望和机会。该法案不仅削弱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它还是自由主义的纯粹体现。它将废除沃尔克规则，将压力测试改为一年两次，而不是一年一次。它取消了有序清算机制，坚持认为对于倒闭的银行，只需将它们提交给破产法庭即可。[85]令人吃惊的是，《金融选择法案》甚至以自由选择的名义，承诺要废除伊丽莎白·沃伦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86]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向来被斥为民粹派的政府来说，这样的立法将会多么不受欢迎。就像废除《平价医疗法案》一样，《金融选择法案》几乎或根本不可能在民主党持阻挠立场的参议院中获得通过。与反对奥巴马医改的斗争一样，这场斗争最好是在聚光灯之外进行。虽然《多德—弗兰克法案》继续生效，但监管制度被当作了理所当然的抨击对象。这个制度是构成《多德—弗兰克法案》框架的金融治理自由裁量权理念的遗产。为最大限度地避免国会干预，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为相关机构在监管方面争取了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如今，这种自由裁量权可以被用来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监管体制，而不需要颁布立法。姆努钦领导的财政部开始编写一系列有关金融监管方式的报告，为银行游说团体打开了大门。[87]根据一项统计，在银行家们的建议中，有75%被纳入了财政部新的监管蓝图。[88],[89]沃尔克规则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制定出来，要想对它进行调整，首先需要问银行，它们希望如何改变该规则。[90]2017年11月，美国财政部没有像《金融选择法案》所提议的那样废除有序清算机制、恢复破产法院的作用，而是倾向于保留对陷入危机的大型银行的清算控制权。[91]即使不会再有更多的救助，出现另一个雷曼的可能性也不是众人想要的。特朗普政府暴露了盖特纳监管设计的基本弱点。它依赖于那些执行法律的人对系统稳定做出有计划的承诺。没有这一点，立法本身基本上是空洞的。
可以说，《金融选择法案》中最激进的部分是与美联储有关的条款。它们全面攻击了本·伯南克践行的美联储激进主义。《金融选择法案》要求，在将来，美联储的所有会议都要近乎完全透明。该法案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一项数学般精确的政策规则，以证明其利率选择的合理性。该法案默认了所谓的泰勒规则，该规则以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John B. Taylor）的名字命名。泰勒是右翼人士的最爱，也是本·伯南克在学术上的老对手。他的规则要求将利率设定为以下数值之和：
过去4个季度的通货膨胀率；
实际GDP与潜在GDP估值之差的二分之一；
过去4个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与2%之差的二分之一；
假设实际利率为2%。
这是一个机械的公式，要求在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低的情况下上调利率，反之，则下调利率。《金融选择法案》规定，如果美联储倾向于不同的规则，那么它必须用同样机械的术语阐明自己的公式，并在计量经济学上证明其规则要优于泰勒模型。
该法案的作者心知肚明，将这一公式写入法律，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的整个交替历史要回到危机期间和之前。泰勒和他的信徒们将此次危机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21世纪初，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维持了过低的利率。[92]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如果采用泰勒公式，利率应该会被推到负值。因此，假如在2008年秋严格实施泰勒规则，那么需要利率低于零，此举实际上是在对储蓄存款征税。正是因为他认为伯南克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金融选择法案》将禁止任何此类一时兴起的行为。一旦严重危机过去，根据泰勒的公式，此时就需要加息，而不是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无须担心缩减恐慌。事实上，除非美联储敢于将其更广泛的全球担忧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其自身的利率方程，否则，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都不会受到关注。
《金融选择法案》首先是一个政治姿态。在承诺限制美联储的自由裁量权方面，共和党人下了一招好棋。但就政策的实质而言，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不管是否采用泰勒规则，2017年显然是收紧政策、提高利率，开始试探性地解除量化宽松时期积累的巨额资产负债表的大好时候。[93]在2014年10月结束根据第三轮量化宽松进行的购债活动后，美联储于2015年12月首次加息。之后它停了下来，直到2016年12月、2017年3月和2017年6月才恢复小幅加息。在2017年结束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铺设了一条在2018年至少再加息三次的道路。
像往常一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市场之间进行了一场微妙的博弈。珍妮特·耶伦证明了自己是这场游戏的高手，她设法在不引发恐慌的情况下，将加息的想法推向社会大众。但是，她的任期几乎没有可能延长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94]有传言称，约翰·泰勒可能会接替耶伦的位置。特朗普喜欢凯文·沃什（Kevin Warsh）的仪表。沃什是一名不够格的纽约权贵子弟，2006年被布什政府空降到美联储委员会。不过，特朗普最后选择了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惯例的选择。鲍威尔是共和党人，也是像米特·罗姆尼、汉克·保尔森那样的投资银行家。2011年，他在共和党内部发起反对政府关门的运动，赢得了奥巴马政府的信任。[95]这使他在2011年12月被提名进入美联储委员会，在那里，他以忠于伯南克和耶伦而扬名。他还被认为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框架的支持者。[96]但是，鲍威尔之所以受到特朗普的青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的个人特质。他不是一个学院派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富有的商人。鲍威尔的个人净资产估计超过1亿美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人中最富有的一位。与泰勒教授不同，鲍威尔在政策问题上并不教条。在他的领导下，白宫将不必担心让人极其痛苦的加息。
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泰勒规则指示利率
资料来源：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五
组建新政府和制定国内政策议程是一项旷日持久且复杂的工作，特朗普和他的小集团对此准备不足。在白宫和行政部门拥有更大回旋余地的外交关系上，他们的做法更加强硬。在于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宣誓就职后的48小时内，特朗普就宣布有意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两天后，也就是1月23日星期一，他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多年来与欧盟艰苦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也被束之高阁。
这是对奥巴马时代外交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的一次惊人颠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多极时代美国宏大战略的一个重头戏。美国的退出对其盟友来说是一个打击。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付出了沉重的政治资本。它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大的区域联盟，奥巴马和希拉里重返亚洲的战略，以及遏制中国的实质性政策将何去何从？事实上，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不仅是与奥巴马时代的一次决裂，也彻底改变了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支持多边贸易政策的做法。[97]2008年3月[‡‡‡]，姆努钦首次作为美国财长参加了在巴登巴登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这次会议上，即使是仅仅承诺“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各方也无法达成协议。[98]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以他一贯的毫不妥协的方式指出，这次会议陷入了“僵局”。[99]姆努钦需要澄清的是，新政府“对贸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建议他的同僚们，最好给特朗普政府更多时间：“如果我们现在要求一个强硬的答案，我敢肯定我们不会喜欢所得到的答案。”[100]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一场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在特朗普看来，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交易之一”。[101]正如他在上任三个月后对记者所说，他“真的准备好了，而且很想终止”这项协定。[102]他的兴奋溢于言表。班农和经济顾问、民族主义贸易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敦促他跟随自己的直觉。为了宣布这一消息，2017年4月29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举行集会，庆祝他上任100天。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这将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它们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迅速协调了各自的立场。数百名美国商界领袖不顾一切地向白宫游说，希望能阻止突然终止协定的做法。农业部部长、商务部部长和国务卿都请求暂缓终止协定。最后，决定性的论据似乎是一幅地图，显示了退出协定将在多大程度上对“特朗普统治的国家”造成伤害。总统真的想让得克萨斯州参与其中吗？特朗普后来告诉记者，这张地图“显示我确实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农民群体，这很好”，“他们喜欢特朗普，而我也喜欢他们，我会帮助他们的”。[103]这是否意味着不会取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恰恰相反，华盛顿将重新进行谈判。但是，它将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多年来，奥巴马政府一直在为增加进入加拿大农业市场的机会、金融服务的跨境许可和改善与墨西哥的劳工标准讨价还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谈判时没有使用粗野的威胁手段，而是以达成更大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诱饵。2012年，美国曾在洛斯卡沃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诱骗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所有让步都会被扔进历史垃圾箱。[104]特朗普的重新谈判将使一切从头开始，除了造成威胁，什么好处也没带来。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都是地区性条约。真正的全球贸易政策论坛是世贸组织。它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全球主义创立时期的产物。[105]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是世贸组织最强劲有力的支持者。特朗普总统没有出席2017年11月在华盛顿特区罗纳德·里根大厦举行的世贸组织成立七十周年庆祝活动，但他通过福克斯新闻传达了恶言恶语的祝福：“世贸组织是为了所有人（除了我们以外）的利益而设立……他们以你无法相信的方式利用了这个国家。”[106]特朗普任命经验丰富的贸易斗士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担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80年代曾负责推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达成协议，自愿限制它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莱特希泽猛烈抨击世贸组织。他反对世贸组织贸易仲裁小组的司法能动主义，反对它迎合像印度这样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请求，质疑它未能解决钢铁等长期产能过剩领域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无力应对中国的崛起给经济自由主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107]华盛顿认为，世贸组织应将自身限定为供主要贸易大国进行谈判的论坛。对于那些对美国采取歧视举动的经济体，美国进行报复的能力曾经受到限制，现在美国应该摆脱这些限制。但是，特朗普政府没有将这一愿景转化为针对世贸组织的积极建议，而是采用了共和党人在国会上为达到这一效果而使用的策略。美国拒绝向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任命新的仲裁员，这有可能使世贸组织空心化，使其越来越无法正常运作，也越来越缺乏正当性。要是没能在2017年12月的世贸组织会议上取得实际成果，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任何领域的停滞不前都会令人沮丧。[108]莱特希泽甚至不屑于等到会议结束。
新政府给全球经济机构带来的冲击是强烈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欧洲感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超过其他地方。早些时候，欧洲还不太清楚特朗普团队是否真的承认欧盟是合作伙伴，或者是否了解美国不再与单个欧洲国家维持双边贸易关系。在上任前几天接受采访时，特朗普将欧盟斥责为“德国的工具”。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他的随从正在给欧洲领导人打电话，以探明哪些国家可能是“下一个离开欧盟的国家”。[109]特朗普团队的成员认为英国脱欧是一种炒作。在欧洲，人们担心特朗普的胡话会传播开来。伦敦即将启动《里斯本条约》的第五十条，并开启正式的退出程序。奥地利、荷兰和法国的选举都在进行中。白宫的一些势力不仅公开支持英国脱欧，而且还公开支持玛丽娜·勒庞和国民阵线。[110]
在最初的冲击过去后，国际力量开始团结起来。墨西哥和加拿大密切合作，尽一切可能挽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其他缔约方决定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到了5月底，当特朗普首次访问欧洲时，“民粹主义”恐慌已经过去。马克龙已在巴黎掌权。当美国总统公开拒绝重申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承诺，并宣布有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默克尔已经看够了这种情况。当时德国正处于大选阶段，欧洲公众舆论对特朗普的强烈反对让默克尔有充分理由采取行动。2017年5月28日，也就是特朗普离开欧洲后的第二天，德国总理在慕尼黑向热情的人群发表讲话，宣布欧洲必须适应一个新的现实。[111]在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之后，很明显，欧洲再也不能完全依赖其长期盟友美国和英国了。“正如我在过去几天所经历的那样，我们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我们需要与美国、英国以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而战。”[112]
这无疑是一个非凡的时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推特上说：“默克尔说，欧洲不能依赖其他国家，需要靠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分水岭——是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试图避免的。”[113]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在危机过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似乎陷入了停滞。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欧洲的未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114]但是，这个设想是向谁提出的呢？在2017年9月德国尚无定论的大选之后，柏林只有一个看守政府。意大利在多年经济衰退的重压下摇摇欲坠。西班牙因加泰罗尼亚争取独立而陷入了混乱。此外，欧洲大陆为进一步一体化和自决权采取的任何行动必然会引起抵制。如果英国要离开，那么难应付的东欧人就会留下来。2017年7月，特朗普第二次前往欧洲，参加在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中途在波兰停留。面对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政府的支持者，特朗普找到了一群喜爱他的欧洲观众。当他宣布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时，人们挥舞着旗帜。他承诺，北约是文明的堡垒，是“仍然呼喊着‘我们需要上帝’的西方人民”的阵地。[115]特朗普已经从“美国优先”转向了“文明的冲突”，但对于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候美国的多元文化的人群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会受到欢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指出：在要求特朗普政府澄清立场时，有时候，最好不要向其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有理由担心，得到的答案可能不是人们喜欢的。
很显然，默克尔提出的缔造一个团结的欧洲、为自己的未来而战的愿景，其实现的前提是必须解决欧洲内部的深层分歧。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欧洲唯一的分歧。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不仅针对亚洲竞争对手，德国也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一如既往地迅速做出回应。他不会接受来自特朗普和姆努钦的批评，就像他不会接受来自奥巴马、盖特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一样。[116]在德国看来，贸易顺差是对出口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奖励。但是，美国的巨额赤字也表明，宏观经济的失衡在加剧。考虑到德国的预算盈余和美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政府赤字，两国的贸易账户本就应该存在差异，这并不令人意外。在就跨大西洋贸易展开争论时，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论据。不过，这一次，朔伊布勒增加了一招。他承认，德国的出口确实享有竞争优势。欧元被低估了。但是，设定利率或欧元价值的不是德国，而是欧洲央行。令德国储户感到恐惧的是，马里奥·德拉吉的扩张性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将欧洲债券的收益率推至负值，并在压低欧元的价值。2017年4月，朔伊布勒在访问华盛顿时告诉美国听众，他曾警告德拉吉，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会使德国的贸易顺差膨胀。[117]它造成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这也是可以预见的。虽然欧洲央行立场坚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支持继续在欧洲实施量化宽松，但是，朔伊布勒已经告诫过，在围绕欧元区经济政策开展的长期争论中，特朗普的攻击可能会被利用。对特朗普产生的愤怒不应让人们忘记，在“美好”的奥巴马时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经济政策上争吵得多么激烈。
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时，欧洲央行姗姗来迟的货币扩张是大西洋两岸失衡的真正根源，它提醒人们，自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在货币政策上出现了不协调；而德国保守派的呼声对造成这一不协调出力很大，不亚于任何人。[118]德国、荷兰和中国的长期盈余也不是特朗普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表明，全球经济存在着真实且持续的不平衡。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在全球贸易政策中，特朗普政府粗野的好战态度引发的愤怒，很容易掩盖它所指向的问题的真相。一种自鸣得意的气氛弥漫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世贸组织赢得了掌声，因为它帮助全球经济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体系的表现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要好得多。在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没有带来灾难性后果。[119]没有重演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21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或许不受欢迎，但它确实发挥了作用，至少故事是这样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在危机后的十年里，民粹主义者极度不负责，他们沉溺于在背后诽谤的经济民族主义。对于维持现状的人来说，特朗普成了一个特别滑稽可笑的敌人，人们要对这个敌人重申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但是，这转移了人们对更为复杂和模棱两可的现实的注意力。有人认为，特朗普突然而又令人震惊地打破了当时盛行的自由派的成功故事，这一认识来自对全球背景过于乐观的看法。就贸易而言，这是事实；就货币政策而言，这也是事实。实际上，为谈判达成全球贸易协议而做出的最后一项重大努力，即多哈回合，已于2008年的夏天戛然而止。全球贸易已从2008年至2009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是自2010年以来，贸易额一直停滞不前，并在2015年出现了下降。[120]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商业周期的推动，“缩减恐慌”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了新兴市场。然而，它也反映出世界各国采取了一波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的重点不是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121]没有人能预料到，特朗普个人对贸易的看法反映了他对新型保护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认知。他在重现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形成的观点。但是，如果莱特希泽周围的专家找到了美国出口受到歧视的证据，那么他们已准备好采取行动。通过税收减免、补贴和出口信贷体系，世界贸易不仅日益受到企业价值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归因于中国的贸易歧视，而且还归因于通过位于加勒比海和欧盟的离岸避税天堂流失的出口收入。[122]在这方面，曾一度强有力的假设（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也正在失去说服力。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鹰派人士不主张回到20世纪30年代，但他们也不愿继续假装1989年那种天真的必胜主义，及其民主资本主义必然会胜利的简单假设是“符合事实的”。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悲观地宣称：“历史的弧线不能确保美国自由的政治经济体系能够自动获胜。”[123]
六
毫无疑问，这样的言论暗示着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智慧。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种大胆或连贯的全新世界观，不如说这反映了华盛顿相当绝望的情绪。政府中尤其充斥着这种绝望情绪，这个政府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以上帝赋予的美国价值观的名义，多次试图破坏抗击危机的努力，现在他们要求美联储遵循一条不可自由裁量的、自动的政策规则，以确保实现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当然，特朗普的安全政策鹰派强烈反对曾被奥巴马总统援引过的“历史的弧线”这一说法。[124]但是，在使用这一修辞时，他引用的不是宿命论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哲学，而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由斗争之一的预言。确实没有宿命论。问题是如何击败“弧线”说法。即使有人接受特朗普阵营对世界经济幻灭的描述，问题也在于如何回应。即便对美国来说，“美国优先”也是一个恰当的回答吗？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全球其他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美国选民已经让一个反复无常、自恋的民族主义者上台，他不再承诺维护国际秩序，除非这个秩序直接并即刻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关，不管这些国家利益如何界定。考虑到美国民族国家及其经济的规模和影响，这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8年，美国一直都处于这场危机的震中。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曾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自动机制。为了稳定“美国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全球经济，美国和二十国集团的其他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2017年，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这一次，美国反复无常的新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了关键。[125]一旦美国以这种方式发展，那么保尔森在2016年夏天提出的问题就无法回避。在未来的金融危机中，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将如何应对？他能召集众人得到一个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吗？如果2017年需要围绕债务上限讨价还价，那么这将再次归为务实的中间派共和党人和国会中民主党人之间的讨价还价。
当然，我们只能模糊地窥视未来。那么，我们可以从过去中学到什么呢？如果说有一个问题可能会给我们未来的前景带来一些启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不是特朗普在2008年可能如何应对危机，也不是他可能如何应对未来的一些突发事件，而是为什么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时没有面临全球经济内爆。这似乎是个有悖常理的问题。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平稳，失业率下降到危机前的水平，市场一片繁荣。在欧洲，经济终于开始反弹。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似乎不会发生了。因此，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美欧这个旧的跨大西洋的全球化中心，而是集中在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中国和新兴市场，那么这个问题折射出的真实力量就会变得明显起来。在2017年之前的几年里，那些地区一点儿也不平静。
[*]希拉里任职国务卿期间曾使用私人信箱发送大量电子邮件，后被曝光，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涉及策划推翻利比亚卡扎菲的邮件，透露美国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以及相关内情。——编注
[†]自由党团是共和党在国会内立场偏向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议员团体。——编注
[‡]华尔街经典行话，指经手大手笔交易的业内人士。——译注
[§]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是芝加哥的摩天大楼，2009年已改名为威利斯大厦（Willis Tower）。——编注
[¶]共和党于2016年7月18日到21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举行代表大会，正式确定角逐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译注
[**]美利坚联盟国（内战期间由南方蓄奴州宣布建立的政权）的国旗。在南方白人心目中，尤其是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群体而言，邦联旗已成为一种文化认同的标志，而蓝领群体正是共和党的关键票仓。——译注
[††]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译注
[‡‡]简言之，货物崇拜（cargo cult）指太平洋原始部落把外来的先进科技和器物当作神祇崇拜，期待获得渴望之物的行为，起源于二战时期美军的物资投送。这里大意指绝望的白人工人阶级对特朗普一系列许诺（驱逐墨西哥人、夺回流往海外的工作机会和精英腐败论等）的崇拜和幻想。——编注
[§§]指非经民选，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界、财团和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幕后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译注
[¶¶]不少交易员将特朗普当选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称为“特朗普通胀”。——译注
[***]这里应该指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和佩林。——编注
[†††]CHOICE是“Creating Hope and Opportunity for Investors, Consumers and Entrepreneurs”的英文缩写。——译注
[‡‡‡]原文为“in March 2008”，似乎有误。这次会议于2017年3月17日至18日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译注
[§§§]主要涉及对受到攻击的缔约国的援助义务。——译注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在1930年签署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众多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举动引发了贸易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