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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债务时代
第15章
债务时代
“好吧，格伦，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情况和‘欧猪五国’一样……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在和希腊类似的境况之中。”[1]在2010年2月11日格伦·贝克（Glenn Beck）主持的福克斯新闻电视节目中，当时还在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如是说。弗格森提到的“我们”是指美国公民和纳税人。“欧猪五国”是指欧元区问题最严重的五个国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贝克和他的嘉宾向观众详细描述了混乱、罢工、街头骚乱和焚烧汽车等场景。正如希腊所展示的，市场信心一旦崩溃，问题就不会轻易解决。弗格森措辞严厉地说：“你要么不得不拖欠大部分债务，要么就只有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债务。对于有着如此大规模债务的美国来说，真的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且过程真的不怎么有趣。”如果利率飙升，美国可能会在一年内便面临上述困境。弗格森解释说：“对于今天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二十年前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经济崩溃可能会悄无声息地向你袭来，并且令人猝不及防［原文如此］。”鉴于这种情形，弗格森对美国正在抬头的反对大政府的民粹主义反弹表示欢迎。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但它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在某个政治领袖有勇气向美国人清楚表明‘我们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彻底改革我们的制度’之前，我担心，我们不仅会朝着欧洲经济的方向下滑，也会朝着拉美经济的方向滑下去。”
弗格森是常春藤盟校的学者，贝克是美国保守主义最狂热的吹捧者之一。但是，在2010年，对债务及其潜在的灾难性影响的担忧无处不在。在危机爆发前，这些就已经存在于鲁宾派的整固呼吁以及德国的债务刹车行动中。如今，2008年至2009年的冲击将上述担忧大幅放大了。这次危机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造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打击。2010年希腊的命运似乎清楚地说明了任何陷入破产边缘的国家会有怎样的下场。各类人士都发出了警告，从贝克等人的粗暴咆哮和危言耸听，到非常受人尊敬的学术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
继他们意外畅销的著作《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之后，2010年1月，莱因哈特和罗戈夫发表了一篇题为《债务时代的经济增长》（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的研究论文。[2]该论文旨在表明，当公共债务超过GDP的90%这一阈值时，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这是一个滑向悬崖的斜坡。因为过度负债拖累了经济增长，债务更加不可持续，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为了避免这种命运，尽早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莱因哈特和罗戈夫的分析结果漏洞百出。[*]一旦对他们计算结果使用的Excel电子表格进行正确编辑，即可发现在90%这个关口处并没有不连续性，并且他们对采取紧急行动给出的理由也站不住脚。[3]但在2010年初，他们的论点占了舆论上风。他们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意见说：“政客们越早认清现实并进行调整，那么债务问题真正陷入瘫痪的风险就越低……虽然大多数政府仍然能够以极低的利率强有力地进入金融市场，但市场纪律可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出现。”一旦债券市场充分意识到银行业危机引发的“财政海啸”，那它们做出的判断将是无情的。“还没有为调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的国家将会抱憾后悔。”[4]没有人是安全的。正如罗戈夫在德国右翼报纸《星期日世界报》（一份几乎不需要激励的报纸）中所说的：“德国的公共财政并没有走上可持续的道路……很快，德国自身将会出现与希腊类似的问题……它不会像希腊那样糟糕，但会很痛苦。”[5]
像弗格森、莱因哈特和罗戈夫那样知识渊博的评论家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欧元区表现出来的市场纪律并不是“毫无征兆地出现”的。欧洲央行和德国政府是蜂拥着抛售希腊国债的债券市场义勇军的后盾。如果想要帮助希腊缓解压力，那么欧洲央行需要做的就是购买希腊国债，就像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或日本银行在解决问题时采取的策略那样。但是，欧洲央行无意这样做，或者它打算等到最后一刻才这样做。欧洲央行的本意是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采取紧缩政策，否则后果自负！欧洲央行一定对全球的反应感到高兴。2010年将是经济复苏的转折点。以希腊为例，右翼恐惧制造者、保守的政治企业家和中立的财政鹰派人士的利益联盟改变了政治平衡。尽管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产出正在蹒跚回升，但刺激产出与就业的措施却被放弃了。财政的螺丝被拧紧了，与近代史上的任何其他衰退相比，这一次更早，也更急促剧烈。结果就是，在大西洋两岸，经济复苏都被阻碍了。
一
英国是紧缩政策传染蔓延最显著的例子。2010年5月6日，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落下帷幕，结束了新工党的长期统治，同一天，雅典的银行被烧，闪崩导致美国金融市场暴跌。财政政策对于选举以及后续的联合政府谈判而言都至关重要。英国是受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欧洲央行不同，尽管英格兰银行坚定不移地支持英国国债，英国也维持住了其信用评级，但英镑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仍大幅下跌。只要英格兰银行稳定了债券市场，这就不会成为引发担忧的直接原因。但是，这让行长默文·金成为关键人物，正如他于2009年春在伦敦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展现的那样，他很乐意发挥自己的影响力。[6]
2009年12月21日，“影子”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宣称，除非英国拿出一个可信的财政整固计划，否则将很快重蹈希腊的覆辙，该言论由此为反对党保守党的竞选活动打响了第一枪。“工党的经济举措是在考验国际投资者的耐心，”奥斯本声称，“这是在玩火。”希望维持AAA评级的国家，“应当尽早采取行动，不可能奢望等经济复苏后再宣布可信的财政整固计划”。[7]奥斯本引述了巴黎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的话来佐证他的观点。债券市场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比尔·格罗斯也在一边帮腔，他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目前他已经将英国债券纳入“必须避免持有”的类别。格罗斯以其特有的浮夸风格宣称，英国的公共债务正“躺在一张洒有硝化甘油的床上”，而且被放在了一个有英国、希腊和爱尔兰，还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巨大的“火圈”之中。[8]2010年2月14日，包括肯尼思·罗戈夫在内的二十位高级经济学家致函《星期日泰晤士报》，重申奥斯本的指责，即工党政府在控制预算方面做得不够。[9]他们收到了一封回信，是由一群人数更多且同样身份显赫的人士投给英国《金融时报》的，这些人士反对财政紧缩的呼吁，认为此举为时过早，并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以安抚金融市场为由，敦促政府以更快的速度削减赤字之举，恰恰迎合了金融市场的意见。但是，正是当初金融市场的错误判断，才引发了这场危机！”[10]
5月6日选举的结果是工党失败，但是，保守党未能赢得多数席位，并且需要得到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于是，为组建联合政府而就未来的财政政策进行的谈判，成为一场高风险的斗争。[11]自由民主党的谈判代表大卫·劳斯（David Laws）写道：“赤字，是笼罩在我们谈判上空的幽灵。”[12]保守党将削减支出作为谈判的核心议题。保守党的债务鹰派人士知道他们可以指望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2010年5月12日，默文·金告知新政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应对财政赤字的挑战……我认为，在过去的两周我们已经看到了，尤其就希腊的情况而言，过去的三个月里冒着市场负面反应的风险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13]
2010年6月，借助所谓的“紧急预算”，财政大臣奥斯本削减了开支，并提高了增值税，目标是通过承诺在2015年前消除赤字来稳定市场。[14]2010年的争论是“有必要的”。但是，正如尼尔·欧文后来评论的：“英国……正在着手一些很少尝试的事情……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以便先发制人，应对未来债务危机的风险。”[15]就像来自纽约的保罗·克鲁格曼所说：“被债券市场义勇军吓坏了是一回事，因担心可能会出现债券市场义勇军而被吓坏又是另一回事。”[16]随着财政紧缩的继续，其他动机也显露出来。事实证明，缩减政府规模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最终的目标，正如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三年后在市长晚宴上所说，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使政府“更加精简……不只是现在，而是永远”。[17]
财政大臣奥斯本声称，到2015年，政府将从预算中削减980亿英镑的年度开支。英国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将从2009年9月的最多644万人减少到2016年7月的543万人。[18]因此，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将被裁减、私有化或外包。这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撒切尔政府或梅杰政府实施的削减幅度还要大。如果在美国发生与此规模相当的裁减，那么这意味着削减330万个工作岗位。由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的改动受到限制，削减开支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主管此事的大臣坦率地说道：“地方政府支出占据了公共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多年来，它一直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增长、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人们责怪银行家，但我认为大政府应受到的指责不该比大银行少。”[19]在2010年至2016年间，地方议会将老年人日托中心、公共汽车服务、公园和图书馆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削减超过三分之一。英国变成了一个更黑暗、更肮脏、更危险和更不文明的地方。成千上万曾经还能靠残障和失业救济勉强度日的人陷入了真正的绝望。[20]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只有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经历了比英国更严重的紧缩。[21]
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July 2015), and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istorical Data on Federal Debt Held by the Public” (July 2010), www.cbo.gov/publication/21728.
美国的自由派之所以如此密切地关注英国政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支持落败的戈登·布朗，他们还担心，2010年在英国发生的事件可能预示着美国国内也会出现类似转变。压力不仅来自危言耸听的专家和福克斯新闻的另类事实，也来自奥巴马政府内部。早在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就在白宫举办了财政责任峰会。一年后，政府面临着对财政赤字的现状感到担忧的民主党中间派人士的压力，在提高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上限方面，政府需要他们的支持。[22]令凯恩斯主义评论家恐惧的是，2010年1月27日，在奥巴马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削减赤字，而不是促进就业。[23]奥巴马承诺，从2011年起，除国防以外的所有可自由支配支出将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做出艰难的决定，”奥巴马说，“联邦政府也应该这么做。”[24]正是这种简单的家庭类比让经济学家们陷入了绝望。[25]但是奥巴马的说法与当时主导华盛顿的“财政责任”的观点完全一致。正如一位保守派评论员所说：“如果未来几年的争论是在冻结开支和削减开支之间进行，那么我们已经赢了。”[26]2010年2月18日，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任命了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也称为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提出建议，以期在2015年之前实现基本预算平衡。但辛普森—鲍尔斯报告将在12月国会中期选举后才提交。在此期间，奥巴马政府内部在财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27]诸如彼得·奥尔扎克等鹰派人士正在推动加税，包括对那些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人。这将违反奥巴马的一项基本竞选承诺，并且还因为政治原因遭到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的强烈反对，因经济原因遭到拉里·萨默斯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新近被再次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了危言耸听的债务危机的替代方案。伯南克没有否认赤字的规模，也没有否认债务负担加大造成的长期严重影响。但是，他警告不要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美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可能无法承受剧烈的财政冲击。将短期措施和中期措施区分开来是至关重要的。在继续实施短期刺激措施的同时，应制定一个关于如何在中期内消除赤字的切实可行的计划。[28]二者的结合既可以为经济提供急需的支撑，还可以令人欣慰地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在诸如奥尔扎克等预算鹰派人士看来，这些措施是不够的，奥尔扎克于2010年夏天离开奥巴马政府。[29]对于奥巴马上任头两年的表现，选民们的评价更加负面。由于失业率接近10%，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将经济形势评为“糟糕”或“相当糟糕”。茶党正在集结反对华盛顿精英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30]甚至在民主党人中，也有多数人将2008年的救市行动归咎于民主党一方。[31]他们错看了奥巴马，不过考虑到国会中支持该项措施的人，这种联系并非完全牵强。11月2日，愤怒的选民们给了共和党人历史性的胜利。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得了63个席位，这是自1948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民意转向。这一转变将重新定义美国政治。
为了竭尽全力不让经济复苏慢慢陷入停滞，在旧一届国会议员任期将尽前[‡]，奥巴马政府孤注一掷，通过了第二轮刺激计划。据估计，2010年12月出台的《税负减免、失业保险再授权和就业创造法案》提振了高达8580亿美元的需求。[32]然而，该计划完全由减少税收来提供经济刺激，这反映了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也延续了从布什时代继承而来的对高收入者给予的极不公平的减税。在执政的头两年通过的这项法案，将是奥巴马政府八年任期里能通过的最后一项重大经济政策法案。在新的一年里，由于共和党把持着国会，民主党政府将处于守势。由于包含了适度增加税收的内容，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的中间路线的建议一经提出即遭否决，尽管其高度倾向于削减福利。在有魄力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的领导下，“少壮派”共和党人将不会支持增加税收。[33]他们的目标是立即削减1000亿美元的开支，如果削减集中在可自由支配的开支上，将会打乱包括食品安全、救灾和空中交通管制在内的一系列联邦计划。通过“让野兽挨饿”，他们将解除“大政府”的诅咒，重振美国梦。
二
美国和英国都因为金融危机遭受了严重的财政损失。因此，它们面临削减开支的呼声并不令人意外。还有其他经济体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吗？很明显，除了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作为全球平衡力量的候选人就是德国了。安格拉·默克尔在2010年夏天承认：“其他欧盟成员国和美国政府已经敦促德国加大支出，以便维持目前的经济复苏，减少出口顺差。”[34]但是，德国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角色。德国人普遍认为危机是由于过度负债而导致。在引导经济复苏方面，世界对德国的期待，不是成为实施扩张性政策的平衡力量，而是成为经济紧缩的榜样。
鉴于当时的主导情绪，提出这一论点是很容易的。德国每年的赤字为500亿欧元。其债务急剧上升，已超过GDP的80%。莱因哈特和罗戈夫的理论已经在欧洲传播。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援引90%危险阈值的理论，呼吁有必要立即采取应对措施。[35]6月7日，星期一，默克尔总理宣布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她表示，恢复德国的预算平衡将成为一次“独特的实力展示……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有责任树立一个好榜样”。[36]，[37]2011年，德国将削减112亿欧元（134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到2014年将总共削减800亿欧元。在德国，采取这些措施也需要对国家未来的走向做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政府提出的开支削减的大头落在了国防方面，要求到2014年将国防开支削减25%。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兵力将被削减，征兵制将被逐步取消。对于柏林而言，恪守欧元区《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3%的财政赤字上限，要比履行对北约的承诺，即至少将GDP的2%用于国防更为重要。[38]
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大西洋两岸围绕财政政策展开了新一轮的辩论。在会议召开前，奥巴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国错开财政整固的时间，以避免危及经济复苏。[39]对此，朔伊布勒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为德国独特的长期经济方针辩护，驳斥了美国的短期经济方针。他支持将债务刹车作为欧洲的“定海神针”。[40]他获得了首相卡梅伦和东道主加拿大的支持。在奥巴马政府的坚持下，二十国集团公报的最终文本提到需要对各国的财政整固进行排序，以确保“私营部门复苏的势头”不会受到损害。[41]但是，这被要求进行财政整固的呼声给压倒了。[42]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有4700万人失业，未充分就业和就业意愿丧失者的总人数接近8000万），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承诺将在未来三年内同时将赤字减半。[43]这是“家庭类比谬误”扩展到全球范围的表现，让这场危机的复苏变得更加痛苦、旷日持久且不全面。
对德国来说，即使是这样都还不够。柏林从希腊危机吸取的教训是，欧元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已经失败。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2003年统治德国的红绿联盟，不得不承担一定的责任。现在，在默克尔和朔伊布勒的领导下，柏林将带头重新致力实现欧元区的财政自律。在他们看来，这不仅对恢复经济健康极其重要，而且对欧元区的政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希腊危机表明，欧洲各国政府必须携手合作。像朔伊布勒这样的联邦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将是“更加欧洲化”。但是，为了让北欧的纳税人接受这一点，必须向他们保证每个国家都将依照相同的规则行事。
政府实际支出总额：欧元区和美国，2006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2季度=第3季度
注：欧盟统计局对欧洲的统计，2014年11月29日下载。欧元区政府支出包括当时的18个欧元区成员国。
资料来源：BEA for US, downloaded November 29, 2014.
随着欧元区的危机愈演愈烈、德国的关键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的言辞也变得愈发激烈。抗议者挥舞着标语牌，上面画着留有希特勒式胡子的默克尔。这不仅无礼，而且极度不公正。这也表明人们对德国的立场存在最基本的误解。当德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时，德国政治阶层可以诚实地回答说，它并没有企图统治欧洲大陆的野心。不过，柏林确实有经济和财政纪律方面的愿景，在德国同意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走向一体化之前，该愿景必须获得普遍接受。[44]出于对全球竞争力的考虑，控制政府支出和债务是至关重要的。欧洲的人口压力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至于劳动力市场和失业问题，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吸取德国“哈茨四号改革”的教训。当凯恩斯主义者对内需忧心忡忡时，德国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出口。一个老龄化的欧洲大陆应该向全球出口产品，并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上建立金融债权储备金。在这一点上，默克尔与亲商业的德国自民党合作伙伴组成的新联盟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德国通过了“债务刹车”宪法修正案。如果要德国同意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共同承担金融债务，那么必须坚持要求其伙伴国也担负起同样的责任。虽然位于基民盟核心州的纳税人和选民曾经生活富裕并从欧洲一体化中受益，但他们根本不会接受将欧盟转变为欧洲“拨款联盟”的任何政策。只有当欧洲其他国家能够保证遵守一套共同的规则，柏林才考虑共储和共享主权[§]。问题是必须确定、维护和实施这些规则。这就是事情变得棘手的地方。
2010年夏，分别效力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Durao Barroso）和欧洲理事会第一任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的团队拟定了欧洲经济治理新体制的竞争计划。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是根据《里斯本条约》设立的职位，旨在加强欧盟决策的政府间性质。[45]柏林的最终目标是让债务刹车法则（如德国在2009年通过的债务刹车法则）写入适用于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法律。违反法则的国家将受到自动制裁，包括暂停投票权。对于那些真正陷入财政困境的国家，制裁将更加严厉。如特里谢所说：“当你启动一个支持机制时，一个国家便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失去了其财政自主权。”[46]法国反对自动制裁。毫不意外，一些小国有理由担心法则对自己可能会更严格，因此联合反对关于暂停投票权的任何讨论。
对于欧洲的未来而言，这些都是重大问题。但它们是如何与金融稳定的短期问题相关联的呢？到该年夏天，已经清楚的是，2010年5月制定的旨在遏制希腊危机的应急措施难以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师更加悲观，他们担忧的最坏情况正在迅速得到证实。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政府不仅在推动实施三驾马车要求的改革方面行动迟缓，而且当他们真正实施时结果却适得其反。根据凯恩斯主义学说中经典的螺旋式下降理论，当需求下降时，失业率进一步飙升，收入将减少。2010年希腊的GDP下降了4.5%。2011年的情况将更加糟糕。[47]雅典的税收收入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也不是很充裕，由于工资、利润和消费支出萎缩，税收收入已减缓为涓涓细流。2010年5月的计划是以假设希腊能够在两年内重返资本市场为前提的。但随着赤字的扩大和债务负担的增加，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到2010年8月底，希腊的十年期国债和德国国债的收益率息差已经飙升至937点，甚至高于春季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48]然而，面对希腊的种种不合格，三驾马车仍然坚持对希腊实施2010年5月的计划。
如果说对希腊的长期折磨有什么正当理由，那就是担心立刻进行债务重组将会使危机传染至整个欧元区的其他主权债务人，并破坏欧洲银行的稳定，从而引发更广泛的危机。因此，欧洲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应是利用通过“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换来的时间，增强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复原力，恢复银行的健康状况。如果要效仿美国的做法，很明显下一步就是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可能的损失，然后利用公共或私人资金进行积极的资本重组。
在2009年和2010年，欧洲进行了勉强称得上“压力测试”的测试。在指定需接受测试的银行时，2010年的做法要比2009年更进一步。但这也是一场闹剧。2010年7月23日公布的结果显示，在91家欧洲主要银行中，只有7家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将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而被下调至危险水平。[49]欧盟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估计，欧洲银行总共需要筹集的新资本不超过35亿欧元。但是，如持怀疑态度的分析人士指出的，这个乐观的结果取决于以下假设：银行持有的绝大多数主权债务不存在违约风险，或者受到欧盟金融稳定基金的充分保护。[50]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推算，如果基于不太乐观的假设，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券危机给欧洲银行带来的潜在损失并不是官方结果估计的264亿欧元，而是1650亿欧元。这些损失将集中在脆弱国家的国家银行体系，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将遭到灾难性破坏。如果危机蔓延到西班牙或意大利，那么也将使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体系陷入危险境地。最严重的风险一如既往地集中在少数几家危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德克夏银行和富通银行位居榜首，还包括陷入困境的德国裕宝地产银行。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裕宝的资本总额相当匮乏，以致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或希腊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都会使其生存成为一大问题。
欧洲机构没有权力干预各国的国家银行政策。于2008年至2009年设立的资本重组资金的使用是断断续续的和任意的，而非强制性的。[51]各国政府过于自满，不愿意打破舒适的现状。而欧洲采取了双重假装的态度。一方面，只要雅典采取充分的紧缩措施，那么三驾马车将继续假装希腊债务是可持续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情况逐月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希腊确实被逼到了绝境。另一方面，压力测试是为了表明欧洲银行是稳健的，但很显然，它们并非如此。事实上，它们的弱点应该成为拒绝冒险对希腊进行债务重组的最佳理由。然而，由于害怕引发恐慌，欧洲央行只能讳莫如深。此外，这还需要在资本重组方面采取严肃的行动，而银行和各国政府都反对这样做。在陷入这种两难境地后，三驾马车不得不假装各方面都很好。与此同时，希腊的失业率从2008年夏季的8%升至2010年的12%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30%。
如果希腊是“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的受害者，那么谁会是受益者？根据2010年5月的救助计划提供的第一笔数十亿欧元的款项已经支付给了雅典，后者又将这笔款项支付给了其债权人。那些幸运地持有于2010年或2011年到期的希腊债券的债权人都按时、足额得到了偿付。那些决定削减损失并抛售债券的银行可以在对冲基金中找到买家，这些对冲基金以低至36欧分的价格收购债券，它们打赌事情只会变得更好，就算出现最坏的情况，它们也会从最终解决方案中分得一杯羹。[52]在打破对抛售希腊债券颁布的非正式禁令方面，法国和荷兰的银行似乎最为积极。2010年3月至12月，法国银行持有的希腊债券从270亿美元下降至150亿美元，荷兰银行持有的希腊债券从229亿美元下降至77亿美元。[53]不过，抛售希腊债券的情况并没有扩展到整个外围国家。在抛售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券时，欧洲银行通过将资金转投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券来获得收益。[54]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自身生存和繁荣发展格外关注的欧洲银行将会积极地进行资本重组，并为危机过后的未来发展重新调整业务方向。然而，此类迹象似乎并没有出现。美国的大银行在年度“资本计划”的约束下运作，为了重建储备金，它们被要求保留没有作为红利分配的利润，而欧洲的银行却在为所欲为。为了让股东们高兴，它们不顾一切地将微薄的利润作为股息支付出去，以期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它们能够筹集到新的资金。[55]然而，那一刻并没有到来。
三
在探讨希腊时，债务重组和迫使银行承认损失的问题并不在议程之中。但是，爱尔兰的局势迫使将这些问题重新摆上了桌面。令人惊讶的是，2010年夏，爱尔兰的所有银行都通过了欧洲的压力测试，甚至包括在2008年还需要一揽子救助的最臭名昭著的银行——盎格鲁爱尔兰银行。此时，爱尔兰银行通过特殊工具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的借款已经高达600亿欧元，爱尔兰的整个银行体系距离“融资悬崖”仅剩几周时间，当2008年9月发行的政府担保到期时，它们将无法进入融资市场。此后，它们将完全依赖爱尔兰央行和欧洲央行。9月30日，爱尔兰政府宣布，鉴于其有义务为银行提供支持，2010年爱尔兰的公共借款需求将从GDP的14%飙升到令人瞠目结舌的32%。这将使爱尔兰的公共债务从2007年占GDP的25%这一较为适度的比重上升至2010年的98.6%。曾是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之典范的爱尔兰政府，将被迫退出债券市场。[56]
如果爱尔兰继续偿还其银行的全部债务负担（大部分是向外国投资者欠付的），那么结局将是惨烈的。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爱尔兰人的收入一直被征收各种紧急税目，年轻求职者的补助遭到削减，7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想获得健康福利需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公共部门的薪酬削减了5%至10%，接受福利救助的人数减少了4%，儿童补助金也有所下降。[57]9月份披露的银行救助成本意味着政府需要进一步削减支出和增加税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都柏林开始非正式地探索其道路。[5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有一个直言不讳的派系，他们从来都不甘心在希腊债务重组问题上退却。对于那些从爱尔兰的经济繁荣中获益的投资者，爱尔兰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参与救助的机会。如果只有深陷困难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债权人减记债务，那么节省的资金估计将达到24亿欧元。如果四家受保护银行的投资者都减记债务，那么由此节省的预算可能会高达125亿欧元。与320亿欧元的税收总额相比，可谓节省了一笔巨额资金。在这一点上，欧洲央行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它将尽全力避免债务重组。但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德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地反对欧元区提出的那些不要求银行和投资者做出贡献的任何进一步的计划。[59]
2010年10月18日，萨科齐和默克尔在诺曼底海滨度假小镇多维尔接待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他们宣布的会议议程是讨论今后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领域，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60]来自多维尔的消息将成为头条新闻。然而，处于险境的并非这个大西洋联盟，而是欧元区。默克尔和萨科齐（很快将被称为“默科齐”）在没有与他们的欧元区合作伙伴、欧洲央行或美国协商的情况下，敲定了一个新的议程。它融合了法国和德国的思想。1997年首次达成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将通过德国式的债务刹车法则得到加强。但是，法国迫使德国同意，在对违反规则采取惩戒措施时，各国必须在政治方面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赤字超过GDP的3%或者债务超过GDP的60%，那么只有在达到特定多数票时才能启动制裁。制裁将是严厉的，甚至包括剥夺投票权。但采取纪律措施还不是制裁的全部。此外，最迟将在2013年之前，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通过修改条约的方式构建一个制度化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它将为陷入困境的任何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不过，希腊协议将不会重演。默克尔和萨科齐同意，从2013年起，在任何未来的危机中，债权人都将参与纾困救助。不仅仅通过纳税人提供新的资金来偿还债务，债权人减记债务也将有助于降低债务。这是公平的，并将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如果债权人知道他们在游戏中存在切身利益，他们将会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责任。在2010年10月18日下午晚些时候发布的新闻稿中，德法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宣布了一揽子计划。
说多维尔会见令人震惊一点也不为过。法国和德国单独行动，它带有旧时代的味道，带有欧洲六国[¶]时期的味道，而非后冷战时代的新欧洲。它们不仅单独行动，而且还在市场或其合作伙伴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单方面解决了众所周知的危机热点问题——私营部门参与和债务重组。对特里谢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昔日无法言说的重组的可能性，现在已经从人们的口中脱口而出。当默克尔和萨科齐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到各国财长齐聚的卢森堡时，欧洲央行行长非常愤怒。“你们将摧毁欧元。”特里谢隔着会议桌对法国代表团喊道。十天后，特里谢与萨科齐当面对质，他斥责法国总统，“你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但萨科齐马上反驳道：“也许你们正在与银行家协商……而我们需要对法国公民负责。”[61]特里谢可以把金融市场的信心放在首位，但默克尔和萨科齐不得不考虑欧洲选民的愤慨。在德国联邦议院，默克尔清楚，如果不把减记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那么支持她欧洲政策的大多数选票也会摇摆不定。[62]正如特里谢的继任人马里奥·德拉吉后来承认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谈论私营部门参与可能为时尚早，但“公平地说，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某些国家缺乏财政纪律被其他国家（例如德国）视为破坏了作为欧元根基的信任。因此，私营部门参与是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法，目的是重新获得这些国家公民的信任”。[63]
多维尔公告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自那以后，“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的拥护者始终坚持认为，正是默克尔和萨科齐把爱尔兰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特里谢是正确的，这是欧洲的“雷曼时刻”：这是他们在未受强迫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动机犯下的错误。但是，正如雷曼的情况一样，政治判断和技术判断混杂在一起。考虑到爱尔兰庞大的预算赤字和2008年对银行的担保到期，无论是否有多维尔公告，爱尔兰都将陷入波涛汹涌的困境。在默克尔和萨科齐突然发布公告之前，爱尔兰政府债券的息差已经大幅飙升。在这一点上，多维尔公告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该公告并没有引起市场恐慌。市场已经开始考虑内部纾困的风险。[64]多维尔公告的主要影响是坚定了欧洲央行的态度。特里谢认为，都柏林不应将默克尔和萨科齐的公告作为一个借口来烧银行债券持有人的钱。相反，爱尔兰必须像希腊那样接受欧洲央行强加的计划。而且，就像希腊的情况一样，由于爱尔兰银行的日常生存完全依赖欧洲央行的资金，实际上，特里谢掌握了主导权。[65]
都柏林没有不战而降。当它发现自己与希腊一同被推入金融急诊室时，它将此视为一个令人羞辱的打击。为此，欧洲央行开始动真格了。11月12日，欧洲央行行长理事会威胁要撤回对爱尔兰银行体系的支持，同时向媒体透露爱尔兰即将申请救助。11月18日，刚参加完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欧洲央行会议的爱尔兰央行行长帕特里克·霍诺汉（Patrick Honohan）与爱尔兰广播电视台（RTÉ）联系，称距离达成国家救助计划只剩下几天时间。[66]11月19日，特里谢向爱尔兰总理发送了一封密信，阐明了欧洲央行愿意向爱尔兰的银行提供援助的条件：都柏林必须立即申请援助，并服从三驾马车的指示；它必须同意一个开展进一步的财政整固、结构改革和金融部门重组的紧急方案；银行必须全面进行资本重组，充分保证偿还欧洲央行向爱尔兰银行体系提供的短期融资。[67]
尽管欧洲央行的要求过于苛刻，但在11月21日，都柏林别无选择，只能遵守。《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对此做出回应，发表了一篇吸引眼球的社论，表达了国家蒙羞的情绪。其中引述叶芝写给浪漫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挽歌《1913年9月》中的一句诗——“就是为了这个结果吗？”文章问道，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奋斗挣扎了数百年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果吗：“德国总理的救助加上英国财政大臣的几先令同情。这一切都是可耻的。我们从英国那里争取到政治独立，自己当家做主，如今，我们却把主权交给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爱尔兰时报》没有自怜自悯，而是继续说道：“在当前处境下，真正的耻辱并不是我们的主权被夺走，而是我们自己将其挥霍浪费掉了。我们千万不要试图在欧洲强国正密谋成为我们的主人这一幻想中寻求安慰，以此减轻自己的羞耻感。毕竟，对于想成为霸主的人来说，我们都算不上是什么大奖赏。任何理性的欧洲人都不愿意承担清理我们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的责任。正是我们自己选出的政府的无能，严重损害了我们做出决定的能力。”[68]
这篇社论精彩绝伦，不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它将责任归咎于谁。承担历史罪责的是“我们自己选出的政府”，而不是爱尔兰的银行家、投资者以及遍布欧洲和全世界的商业伙伴，也不是金融专家、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失去政治主权无疑是痛苦的。但是，为“清理这些烂摊子”付出代价的实际上会是谁呢？是选民和纳税人，还是那些从信贷泡沫的膨胀中获益的人？就希腊的情况而言，至少债务是公共债务。而在爱尔兰，纳税人需要为极不负责的银行及其欧洲各地投资者所遭受的巨额损失买单。12月7日，都柏林宣布了新一轮60亿欧元的预算削减计划，如果银行的债券持有人全面减记债务，那么可以节省一半预算。可是，爱尔兰却选择对低收入工人增税，削减儿童保育津贴，提高大学学费，大幅降低失业者、护理人员和残障人士的福利。
撇开三驾马车要求的严重不公平性不说，爱尔兰带来的危机传染风险能否与雷曼危机相提并论？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桑德布一针见血地指出：“雷曼是一家全球性银行。”它的业务“是全球金融领域的核心”。事实证明，未能拯救雷曼酿成了一场灾难。相比之下，爱尔兰的银行“只在欧元区的外围国家做点小生意，欣喜若狂地忙着把投资者的钱亏损殆尽……采用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方式——以超过其实际价值的额度为房屋提供借款”。它们的债权人能否获得全额偿付，并不会产生“系统性”问题。[69]当然，也存在一些外溢风险。但是，如果法国和德国的银行遭受了附带损害，那是因为它们如此热情、积极地参与爱尔兰的房地产热潮。鉴于责任牵连的范围如此之广，将遏制危机的全部成本都转嫁给爱尔兰的纳税人是否合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阿贾·乔普拉（Ajai Chopra）后来所说：“是的，会有外溢效应。但是……欧洲央行本可以介入……央行的职责就是处理这类外溢效应。”[70]
然而，欧洲央行并不这么认为。11月26日，欧洲央行的代表在都柏林明确表示，如果爱尔兰减记债务，欧洲央行将不会为其提供救助。一天后，驻都柏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收到了华盛顿的直接指示，要求停止增加其将要救助的银行数量。七国集团的财长们向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表态，说他们都不欢迎关于减记债务的讨论，美国尤其如此。蒂姆·盖特纳后来说：“我正在［科德］角过感恩节，我记得自己……在酒店的小房间里给七国集团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如果你们［减记债务］，那么你们将来就等着赶快逃离欧洲吧……除非你有能力有效地保护或保证欧洲其他地区不会受到随后而来的危机传染的影响，否则这只是我们2008年秋天爆发的那场危机的一个隐喻。’”[71]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异议人士保持沉默，爱尔兰别无选择。爱尔兰财政部部长勒尼汉（Brian Joseph Lenihan）无奈地承认：“我不能反对整个七国集团。”对爱尔兰而言，单方面减记债务在“政治上、国际上都是不可想象的”。[72]11月28日，爱尔兰同意接受850亿欧元的紧急贷款：635亿欧元来自三驾马车；其余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支持，尤其是英国，其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场灾难。
银行信用违约掉期息差
资料来源：William A. Allen and Richhild Moessner, “The Liquidity Consequences of the Euro Area Sovereign Debt Crisis,” World Economics 14, no.1 (2013): 103–126, graph 2.3.
另一笔交易达成了。债务将得到偿还。爱尔兰民众为此付出了代价。雷曼的前车之鉴得以避免。但市场的信心并没有恢复。即便逐个国家地将成本转嫁到纳税人身上，欧洲金融危机也是无法遏制的。由此产生的救助虽然维持了形式上的稳定，但其实质内容并不可信。欧洲银行信用违约掉期（银行债券违约保险的价格）的息差出现了两次飙升，一次发生在2010年春，另一次发生在2010年秋，这两次都超过美国银行的息差。第一次由希腊引发，第二次是爱尔兰。欧洲的金融危机规模过于庞大，互联互通，环环相扣，无法在单个国家的层面进行处理。这些损失，要么需要转嫁给从银行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中获利的欧洲投资者，要么就让它大到需要经过协调的欧洲救助计划才能担负的水平。逐个国家地采取“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只不过是把银行业危机变成了财政危机，这使不确定性增加，同时分散了人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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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欧洲央行的做法进行辩护时，法学家们辩称，欧洲央行的使命只赋予它一个目标，那就是保持价格稳定。他们为此有责任维持欧洲金融市场和欧洲银行的运转。因此，特里谢有理由干涉希腊和爱尔兰的事务，而且日后有理由采取更多的行动。欧洲央行没有义务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操心欧元区或其成员国的经济福祉。这种解释故意把问题简单化，并且偏于保守。[73]这对欧元区来说是毁灭性的。只有当欧洲央行超越既有认识，它才会开始走上克服危机的道路。
美联储从未持有如此狭隘的观点。它的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内容广泛的经济政策辩论留下的遗产。但让这些认识深深扎根于美联储机构的DNA中的，却是人们对大萧条的记忆。20世纪30年代的通缩灾难是美联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伯南克曾承诺不会重蹈覆辙。2010年，美国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但它远未完全恢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震荡之中。在止赎诉讼中，未偿还抵押贷款的比例在2010年冬至2011年冬达到4.64%，换言之，超过200万套房被法院拍卖，创下了一个糟糕的纪录。自2010年初以来，伯南克一直在对过度收紧的财政政策拉响警报。11月3日下午，就在戏剧性的国会中期选举后的第二天，美联储宣布了它的应对措施。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每月使用750亿美元购买国债。第二轮量化宽松已经到来。
量化宽松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74]以短期债券为主的大规模国债购买推高了国债的价格，降低了收益率。降低短期利率也许有助于拉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投资。但是，这取决于是否有企业愿意投资，而身在危机之中，这是不能想当然的。量化宽松通过金融市场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随着中央银行大举买入国债，量化宽松拉低了收益率，迫使资产管理公司到其他类别资产中寻求收益。从债券转向股票会推高股市，增加那些拥有股票投资组合的人士的财富，使他们更愿意进行投资和消费。至少可以说量化宽松是刺激经济的一种不确定的、间接的方法。此外，它增加了已富家庭的财富，注定会加剧不平等，因为低收入家庭是无法参与资本收益的。
量化宽松只是美联储面对国会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僵局而采取的一种紧急的权宜之计。但是，美联储本身仍然会受到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影响。[75]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投票结果出现了三种不同声音。少数直言不讳的人认为，刺激措施的规模本应更大。在第二轮量化宽松中，每月采购额已经达到750亿美元。为了产生实质影响，美联储需要出其不意。伯南克表示反对。他不想偏离正常的轨道太远，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可能会引发焦虑情绪，进而适得其反。[76]伯南克在委员会会议上告诉批评人士：“没有什么事情是安全的……我想把我们今天的决定视为一种非常保守的折中办法，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不采取任何行动将带来严重的风险，反通货膨胀会更进一步，经济复苏缓慢，无法达到摆脱危机所需的速度。”[77]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两票反对第二轮量化宽松，理由不是因为它力度不够，而是因为它过于具有扩张性。
在美联储的高墙外，人们的反应更加激烈。2010年11月11日，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在热烈的政治氛围中，美联储正着手实施每月“印刷”数百亿美元的计划占据了新闻头条。在右翼阴谋论者看来，伯南克的干预强化了人们的信念，即黑暗势力正在发挥作用。格伦·贝克在福克斯电视节目上警告他的数百万共和党观众，不要被他们在国会取得的胜利蒙骗；实际权力掌握在倡导通货膨胀的自由主义者手中。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是“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78]与此同时，包括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阿米蒂·什莱斯（Amity Shlaes）在内的一批知名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萨拉·佩林的行列，呼吁美联储发布停止令。[79]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指出，美联储的国债购买计划也遭到了全球其他央行的一致反对。这毫不夸张。在二十国集团围绕财政政策争吵了18个月之后，第二轮量化宽松在货币政策上引发了公开分歧。
这些分歧是可以预见的，而且事情并非一定要发展到这个地步。2010年10月和11月的两项议程设置的创新，即“默科齐”在多维尔达成的私营部门参与和伯南克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本来是可以互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乔普拉指出，最适合与爱尔兰的积极债务重组相伴进行的，应该是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该计划旨在使欧元区的其他脆弱成员国免受危机影响。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和债券市场干预，都是对2010年5月针对希腊启动的救助不充分做出的回应。但在欧元区，这两项举措从未联合进行。相反，柏林的保守派并没有将量化宽松视为更可持续地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必要手段，反而领导国际阵线反对这场货币实验。
在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团队前往首尔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前几天，美联储宣布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在首尔，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用一位遭到抨击的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话来说，首尔是一场“狗屎秀”。巴西作为由左翼政党领导的新兴市场的公认领袖，猛烈抨击热钱的风险，指责伯南克以邻为壑的美元贬值措施。他们警告说这可能爆发“货币战争”。[80]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对中国来说，美联储的行动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美国不承认……它自己有责任稳定资本市场”，“它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过度流动性对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81]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说的话更重。他认为，美国再一次表明自己是全球经济混乱的代理人。首先，它造成了雷曼的惨败。其次，它曾支持刺激计划。现在，美联储正在将公共债务货币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之际，这位德国财长谴责美国的经济政策“毫无章法”，而且可能“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安全”。[82]美联储的政策使得“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合理平衡更加困难，并且破坏了美国在金融决策方面的信誉”。相比之下，德国一直坚持不需要玩弄“汇率把戏”的成功出口模式，而“美国的增长模式”，根据朔伊布勒的说法，“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美国人长期依赖信贷，夸大了他们的金融业，忽视了工业基础”。[83]
美国人当然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蒂姆·盖特纳反驳道，全球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不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而是中国和德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美联储并没有刻意让美元贬值。它的目标是国内形势，而不是汇率。[84]如果其他国家想要阻止本国货币升值，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配合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扩大本国货币的规模。因此，批评人士所称的“货币战争”本可以转变为全面的货币扩张计划，以对抗美国乃至欧洲滑向双谷衰退[**]的趋势。如果它们选择不加入刺激计划，那么它们所要做的只是允许本国货币升值，正如华盛顿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鼓吹的那样，这将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平衡。正是德国对出口的依赖，中国决定让人民币盯住美元，才让美国不得不挑起大梁。如果它们想要搭乘美国总需求的便车，那么它们至少应该有风度从容不迫地这样做。如果有不满，盖特纳建议，为什么不同意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启在危机前开始的项目，监控并监督国际失衡，其中不仅包括美国的赤字，还包括中国和德国的盈余。[85]但那是不可能的。德国人宣称，德国的贸易顺差归功于其杰出的竞争力和德国工人的敬业美德。如此反反复复的争论结果只是制造了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虚幻时刻。在数千万人没有工作，欧洲福利国家在三驾马车的命令下被掏空的时候，福克斯新闻播放了一幅让观众恐惧的画面：伯南克是巫师学徒，释放出了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财长谴责美国财长的一项提议，称其令人回想起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糟糕往昔。[86]
小型／大型国内外银行现金与美联储银行储备金（单位：100万美元）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H.8,”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8/current/default.htm. Accessed 1 March 2018. 访问时间为2018年3月1日。
虽然柏林谴责量化宽松是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但欧洲银行对此持不同看法。美联储每购买十亿美元的证券，都会将相应数额记入一个账户。但是，谁和美联储一同持有这些美元账户，并由此为量化宽松“提供资金”呢？美联储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一些美国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确实向美联储出售了债券，但美国的银行并没有利用量化宽松乘机抛售大量债券组合产品以换取现金。最积极参与第二轮量化宽松的银行不是美国的银行，而是欧洲的银行，它们削减了在美国的证券投资组合，把现金余额囤积至美联储的账户。[87]从2010年11月起，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与非美国银行在美联储持有的美元现金余额的扩张几乎是一对一的。这表明，美联储非但没有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安全”，实际上，它充当了全球的“储蓄罐”。随着欧元区踉踉跄跄地重新陷入危机，欧洲银行放弃了2010年5月达成的暂停还款协议。它们将资金转移出欧洲，缩减在美国的业务，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去杠杆化，积累了巨额现金。多亏了第二轮量化宽松，它们才没有把流动资金储备留给欧洲央行，而是留给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最终担保人——美联储。量化宽松并非经济扩张的良方。但是，在欧元区危机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它确实至少为保障稳定提供了缓冲。
[*]后来莱因哈特和罗戈夫同意让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查看他们的原始电子数据表，结果发现：首先他们遗漏了一些数据；其次他们用了非常规的、非常不可取的统计程序；最后，他们的Excel代码出了错。把这些怪异和错误的地方改正后得出：高债务和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看不出谁是因谁是果，至于90%这个“阈值”就完全看不出来了。——译注
[†]“影子”财政大臣，在野党内部建立的影子内阁的财政部部长。影子内阁是在野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设的预备内阁班子。——译注
[‡]俗称“跛脚鸭”时期，大意指中期选举后国会控制权易手但新一届国会尚未就任的过渡期。这一阶段旧一届国会尚未解散，民主党还掌握着国会权力。——编注
[§]欧盟成员国将主权“共储”在“欧盟”这个超国家统合机构中，而该超国家统合机构可以“共享”主权。——译注
[¶]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建立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于1957年3月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译注
[**]双谷衰退指国内生产总值经过一两个季度的增长后再次出现负增长。换言之，就是首次经济衰退后出现一次短暂的复苏，然后再度衰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