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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厄运循环
第17章
厄运循环
2011年9月1日，葡萄牙新任总理佩德罗·帕索斯·科埃略（Pedro Passos Coelho）首次访问柏林。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三驾马车刚刚提交了有关葡萄牙结构调整计划的第一份报告，它们对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听到这些消息她很高兴。她也很乐于听到科埃略说将德国式的债务刹车纳入葡萄牙宪法不存在任何障碍。接着，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德国总理默克尔透露了一些信息。在被问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近授权议会批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的问题时，默克尔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们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这意味着，预算是议会的一项关键特权。因此，我们将设法组织议会共同决策制度，使之遵循市场的要求，这样市场上将会出现适当的信号。我从预算专家那里听说，他们意识到了这一责任。”[1]
遵循市场要求的共同决策制度——到2011年秋，欧洲的民主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这就是不仅强加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议会，还强加于德国联邦议院的“三驾马车”计划的幕后动机吗，为的就是使它们遵循市场要求？对参加了2011年抗议活动的许多人来说，默克尔的言论证实了他们对欧盟存有的偏见，他们认为欧盟只不过是市场规则的容器，或者不过是在演绎由于危机而产生的新流行语——“新自由主义”。[2]默克尔并没有对情况进行澄清。9月22日，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华盛顿召开会议前的几天，默克尔在总理府迎来了首位德国籍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ⅩⅥ）。在好奇的记者提问时，默克尔主动说道，欧洲危机一直都是他们谈话的核心：“我们谈到了金融市场，以及政治家应该有权为人民制定政策，而不是被市场所驱动……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这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3]
这番表述笼统的讲话折射出2011年秋危机达到的严重程度。在短短三周内，德国总理设法告诉媒体，政治家应对市场负责，接着告诉教皇，不管这些市场如何，政治家都应该为“人民”制定政策。这矛盾吗？或者她是在暗示某种结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要找到一种符合市场的表达方式，让政治家们偷偷摸摸地施加他们的权力？或者更不幸的，是要依照市场要求塑造民主，使任何市场都不需要担心议会可能制定的政策吗？在柏林，有人知道这些吗？难怪左翼党言辞犀利的发言人格雷戈尔·吉西（Gregor Gysi）会抨击默克尔处理欧元区危机的方式，称其是制造混乱和困惑的引擎。[4]
至少我们可以推断出，那种认为民主和市场是天然匹配并且相辅相成的乐观信条已经不复存在，它曾是冷战遗留下来的箴言。[5]取而代之的是，危机使人们更加现实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但这种概括性说法也有风险，特别是当它假定是金融市场，而不是政治推动了紧张局势时。当然，在欧元区危机中，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欧元区较为脆弱的成员国承受的压力，并非取决于人和市场之间，或者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6]首先，这取决于欧洲央行是否愿意购买债券。在市场上，许多银行和交易商不仅迫切要求欧盟采取稳定措施，而且还押注数十亿，认为欧盟最终会这样做。德国、法国和欧洲央行围绕欧元区的未来治理展开的斗争推迟了稳定进程，并使民主与市场之间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2010年一样，结果是危机不断升级，以至于无法再安全地将欧洲事务留给欧洲人处理。
一
7月21日就希腊新援助方案达成的妥协，本应通过欧洲央行的新一轮购债行动获得支持。至少，爱尔兰和葡萄牙被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的计划下取得了很大进展。因此，2011年8月4日，欧洲央行宣布再次进入欧洲债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迅速稳定下来。这是科埃略访问柏林时令人愉悦的背景。但就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特里谢并不想让它们轻轻松松摆脱困境。欧洲央行需要看到更多的证据，表明两国遵循了市场的要求。为了说明问题，8月5日，特里谢向萨帕特罗首相和贝卢斯科尼总理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详细说明了把欧洲央行债券购买计划的保护范围扩展至两国的必要条件。[7]就意大利而言，意大利央行行长、特里谢指定的欧洲央行行长的继任者马里奥·德拉吉在这封公函上签名，由此增加了其分量。
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没有申请三驾马车的计划，但这并没有阻止欧洲央行要求它们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就意大利的情况而言，特里谢和德拉吉呼吁对地方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这一提议最近在全国公投中遭到断然拒绝。[8]欧洲央行还呼吁大幅改革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侵犯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会组织的权利。欧洲央行坚持认为，为了降低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改革是必要的。此举公然企图通过货币政策改变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平衡，尽管欧洲央行规定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社会安全网完好无损，但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在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遭到反对的情况下，特里谢和德拉吉建议意大利政府应援引意大利宪法第七十七条赋予的颁布法令的权力，该条允许在“特别需要和紧急情况下”采取具有法律效力的措施。第七十七条最初是为了应对冷战期间共产主义起义而制定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被多次援引，成为颁布“紧急措施”的法律遮羞布。[9]其过度使用遭到了意大利法院的批评。于是，特里谢和德拉吉建议，如果贝卢斯科尼对这些程序的合法性感到担忧，那么应该追溯性地申请议会批准。贝卢斯科尼内阁中具有法律头脑的成员想知道，到底是他们的恶臭总理还是德拉吉和特里谢给法治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出现这一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西班牙政府选择对欧洲央行的信函保密。如果这是羞辱的话，它宁愿不把事实公之于众。为了提供一个平衡的预算修正案，西班牙最大的两个政党同意修改三十三年来未曾更改的西班牙宪法，以此显示它们符合市场要求。[10]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接受了特里谢的条款，但遭到公众抗议。他后来说欧洲央行的指示“让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被占领的政府”。[11]但是，来自罗马的劝告非但没有让欧洲央行难堪，反而提高了特里谢作为强硬派的声誉，讽刺的是，这让他得以采取行动。8月7日，欧洲央行根据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me, SMP）开始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12]
这足以平息市场，并避免灾难带来的直接风险。然而，贝卢斯科尼政府对自己愿意采取的全面紧缩措施含糊其词。意大利经济处于严重衰退的边缘。市场仍然跳动不定。每个人都意识到，事情在好转之前会变得更糟。在7月20日至21日的这个周末，就希腊问题达成的妥协从一开始就是不够充分的。希腊的整固计划非但没有实现可持续性，反而一直落后于进度。为了避免破产，希腊需要大幅减记债务，规模要远远超过当年夏天从银行家那里挤出的数值：不是21%，而是接近50%。如果这不会引起恐慌，那么就需要制定一份关于欧元区未来治理的坚实的法德协议，以此作为框架。法国确实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危机通过罗马蔓延到巴黎，那么游戏也就玩完了。不幸的是，在2011年秋，当欧洲央行出手干预以支撑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时，十年期法国国债与德国国债的息差扩大至89个基点。[13]为应对这一情况，默克尔和萨科齐加强了他们的联盟。萨科齐迫切需要的是资金涌入。随着欧洲央行采取紧张战略，真正能够平息市场的唯一方法，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或者同意对欧元区公共债务进行大规模相互化。柏林以令人苦恼的缓慢速度接受了这些基本事实，而这决定了危机的发展速度。
9月29日，德国联邦议院对7月21日商定的小幅扩大债券市场的稳定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进行投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默克尔联合政府的未来进行的决定性投票。[14]尽管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进行扩容得到了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支持，但在德国右翼看来，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行为引发了激烈反应。此前，在8月举行的至关重要的欧洲央行理事会会议上，默克尔新任命的强硬派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不仅投票反对购买债券，而且还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魏德曼曾是阿克赛尔·韦伯的得意门生，曾担任默克尔的个人经济顾问。[15]9月9日，欧洲央行董事会的德国成员、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于尔根·斯塔克辞职以示抗议，他被广泛认为是欧洲央行当年早些时候加息的幕后推手。为了阻止保守派的反叛势头，默克尔需要在联邦议院赢得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的投票，不是来自亲欧洲的社民党反对派的投票，而是来自她自己的“总理多数票”（Kanzlermehrheit）——她的联合政府合作伙伴的投票。最终，9月29日，默克尔获得了选票，以微弱优势险胜。在属于执政联盟的330名议员中，只有315人投票支持该议案，比所需的311票仅多了4票。尽管取得了胜利，但默克尔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无论如何，一旦联邦议院进行投票，很明显，这表明它已经被事态发展压倒了。正如市场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那样，夏季达成协议的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规模的幅度还太小。9月29日的联邦议院投票只是一个机会，以便开始讨论如何对该基金进行杠杆化，而这正是朔伊布勒在投票前明确排除的。[16]除非市场突然平静稳定下来，否则默克尔政府很快将再次在议会上掷骰子。
二
该年夏天，人们终于认识到，任何希腊债务重组都需要对希腊本国的银行进行全面救助。它们持有如此之多的希腊公共债务，以致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承受不起债务减记。欧洲各国政府仍然难以接受的是，问题远不止于此。“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政治策略或许有助于将注意力从作为债权人的银行转移到破产的政府借款人身上，但为此买单的正是受三驾马车监管的此类国家的公民。同时，该策略也让欧洲决策者避免触及金融稳定的根本问题。它的前提是银行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虽然欧洲的压力测试得出了童话般的数字，但很显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2011年秋，欧洲的银行正重新滑向悬崖边缘。它们正在努力同时应对来自六个方向的压力：它们的账面上仍有2007年至2008年遗留下来的损失；它们持有的欧洲主权债务日益受到影响；欧元区经济的麻烦对新的企业不利；《巴塞尔协议Ⅲ》新设的资本和流动性规定要求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这是令人不快的；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最有利可图的利基市场上，欧洲银行面临着来自复苏的美国和亚洲银行的激烈竞争；鉴于这一切，批发货币市场对提供资金越来越谨慎。资产负债表的缓慢收缩也是一个因素。如果融资市场关闭，2008年危机将会在欧洲重演。鉴于这一严重威胁，公开解决该行业的长期问题并非没有风险。但是，如果未能正确面对资本重组问题，那么银行将如何变得安全？
2011年8月，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接过了斯特劳斯—卡恩在被押往里克斯岛监狱时丢下的指挥棒。早在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师就已经强调欧洲银行资本重组的力度不足。[17]两年后的此刻，鉴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洲银行至少需要2670亿美元的新资本。[18]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没有这些资金，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的所有其他危机应对措施都将缺乏坚实的基础。欧洲政治上的混乱掩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基本教训：宏观经济政策和系统稳定性的问题与大型银行的运作是分不开的，后者更委婉的叫法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当然，银行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做了辩护。但是，在涉及银行监管的危言耸听面前，没有人会退缩。国际金融协会估计，《巴塞尔协议Ⅲ》加上各国的监管规定将迫使世界各地的银行在2015年之前筹集1.3万亿美元的资金。[19]这是一笔庞大的资金需求，许多银行可能只是更愿意收缩其资产负债表，从而使脆弱的复苏变缓。9月2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会议上，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展开了反击。他谴责新的资本规则，并向加拿大央行行长、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出质疑，言辞犀利，以至于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认为有必要亲自出面调解。[20]奇怪的是，戴蒙谴责《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则是反美的，而事实上，这些规则对欧洲施加的压力要严重得多。欧洲的主要银行并没有像它们的美国同行那样筹集资金，而是在大规模地去杠杆化，削减它们的贷款业务规模。根据银行自己公布的计划，分析师们预测收缩幅度在4800亿至2万亿欧元之间。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它们想要的。银行需要“化解风险”。但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战略问题。贷款需求的崩溃是导致经济萎缩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给欧元区经济带来了麻烦，并可能导致恶性循环：面对不断扩大的萧条，银行不得不为新一波不良贷款做出更大拨备，从而面临收紧其资产负债表的进一步压力。
面临压力的欧洲银行：2011年秋（单位：10亿欧元）
注：欧洲五国债务指各银行持有的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
资料来源：Bank of England,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30 (December 2011), and http://www.forecastsandtrends.com/article.php/770/.
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业的悲惨状况没能让欧元区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个世界在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所谓的“民粹主义危险”。2011年，欧洲银行业危机的状况引起了全球决策者的注意。如果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银行的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发生动荡，那么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将不再安全。而且，与2008年一样，这种影响也是双向的。如果美国的金融机构撤资使得欧洲银行承受过大的压力，那么它们将大幅削减在美国的业务。正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威廉·达德利后来向国会解释的那样：“［2011年］夏秋两季向欧洲银行提供美元融资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正在撤资。其他银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也从欧洲银行撤资。这导致这些银行开始退出它们的美元业务……在秋末冬初的这段时间里，这一切都在狂热地进行着。”[21]恐慌正在向美国的银行蔓延。2011年秋，美国银行的信贷违约掉期溢价开始不祥地上升。[22]
三
2011年9月16日上午，财政部部长盖特纳飞往华沙，首次出席欧洲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月度例会。在这场被广泛曝光的发言中，很显然，他是用谦逊的话语开场的。[23]他说：“我们的政治很糟糕，可能比欧洲许多地方还要糟糕。”债务上限之战六周前才在国会结束。“考虑到我们在金融危机初期给全球造成的破坏，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并未处在一个能够向所有人提供建议的特别有利的处境中。所以，我以谦卑的姿态来到这里。”但是，他随后坚称欧洲政府和欧洲央行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是“极具破坏性的”。“你们必须，政府和各国央行必须在市场中消除灾难性的风险。”奥地利直言不讳的财长玛丽亚·菲克特（Maria Fekter）后来评论说，美国财长的语气确实“非常戏剧性”。[24]盖特纳提出的建议是采用美国的常规做法，即集结最大力量灭火。“你建造的防火墙的规模必须要比问题的规模更大。缩减问题的规模以适应目前的财政承诺水平的做法是无法成功的……与使用大规模的火力先发制人相比，渐进、逐步提高火力的做法更为危险。”根据财政部自己的预测，欧元区需要至少1万亿欧元的资金，最好是1.5万亿。[25]盖特纳采纳了加拿大央行的马克·卡尼和瑞士央行的菲利普·希尔德布兰德（Philipp Hildebrand）提出的一个想法，认为应该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进行杠杆化，赋予它足够的火力，以便充当防火墙。[26]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可以利用欧洲各国政府投入其中的资金作担保来借钱。这是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但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此举引起了争议，因为它提高了基金的火力，也增加了基金对损失承担的责任。
邀请盖特纳来华沙的是欧洲人。但是，在2008年的华尔街大崩盘和2011年7月的国会预算危机之后，在人们的记忆中，欧洲人可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太愿意听取美国的财务建议。让—克洛德·容克断然拒绝与非欧元区成员国讨论盖特纳的救助资金提案。盖特纳昂首阔步走出会场，拒绝对媒体发表评论。一位纽约分析师评论说：“鉴于欧洲人对美国不满，我不确定财长盖特纳此番波兰之行是否卓有成效……我担心这可能会使欧洲人因一时气愤而做出损害自己的事情。”[27]欧洲人讳疾忌医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过，他们断然拒绝了美国，这是无法否认的。在盖特纳回国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耿直坦率的文章，将他受到的接待拿来与20世纪90年代的必胜主义比较，在那个年代，《时代》杂志将他的导师格林斯潘、萨默斯和鲁宾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2011年9月，盖特纳的老对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表示，如果财政部的建议是由美国和中国共同提出，那么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中国将在下一次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提出这一建议。[28]
2011年9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华盛顿召开，全球金融界领导人汇聚一堂，现场气氛严肃。他们宣称，全球的金融机构都在盯着这个“深渊”。[29]刚刚从白宫退休的拉里·萨默斯从旁观者的角度表示：“现在，当这些问题有可能破坏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时，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坚持要求欧洲找到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30]欧洲人不能继续假装所有利害攸关的问题都是欧元区治理的问题。二十国集团在会议前发布公告强调，面对持续的欧元区危机，“我们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便根据需要维持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盖特纳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联手要求结束欧洲的“政治危机”。强调政治是有其道理的。加拿大财长对自2010年1月以来的全球会议一直在谈论希腊问题表示怀疑。[31]盖特纳警告说，如果欧洲未能建立一个足够大的防火墙，将会出现“连环违约、银行挤兑和灾难性风险”。基于自己在华盛顿所处的有利地位，拉加德坚称仍有“通往复苏的道路”，但“比以前窄得多，而且越来越窄”。[32]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后的一周，默克尔竭力让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扩容计划，但扩容的规模较小，而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公开反对通过杠杆手段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进行扩容的任何方案。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仍然未能“认清形势”。
10月的第一周，好像就是为了证明华盛顿的悲观论调不仅仅是危言耸听，法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开始遭遇挤兑。德克夏银行是对2008年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务具有最大风险敞口的银行之一。[33]欧洲银行管理局再一次陷入尴尬境地。在整个夏天，德克夏银行顺利通过了第三次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事后调查显示，压力测试未能充分说明由希腊债务重组造成的损失。此外，他们完全忽视了流动性问题。2008年，正是要求提供额外的抵押品引发了雷曼和美国国际集团的灾难。2011年，他们对德克夏银行做了同样的事情。[34]德克夏银行签订大量的利率掉期组合产品合约，如今，根据这些合约，该银行被要求提供数百亿欧元的抵押品。比利时和法国政府被迫在最糟糕的时刻面临代价昂贵的救助。鉴于法国公共债务受到的潜在影响，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努瓦耶（Christian Noyer）不得不否认法国的信用评级可能处于危险中的说法。[35]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传来了高调的经纪公司全球曼氏金融陷入麻烦的消息。美国监管机构已命令全球曼氏金融增加其净资本，以弥补其在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主权债券中建立的数十亿美元的头寸。与投机者在2007年针对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建立传奇般的大空头头寸的情况相反，全球曼氏金融长期大量持有欧元区主权债券。当其他投资者都看低欧元区的稳定性和外围国家债券的价值时，全球曼氏金融的做法无异于赌博。当养老金、保险基金和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抛售其欧元区证券时，全球曼氏金融买下了它们。就像大空头的情况一样，市场情绪与逆势投资者保持流动性的能力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比赛。2011年10月，全球曼氏金融的时间用完了。监管机构要求增加资本，这引发了对全球曼氏金融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查，而且发现，为了在面临巨大市场压力的情况下渡过难关，该公司一直在动用客户的资金。10月底，押注欧元区未来真的会崩溃的最高调的一个投资公司倒闭了。[36]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全球曼氏金融申请破产保护之际，欧元区才终于开始采取措施，朝着更果断地解决危机的方向迈进。10月23日，欧洲领导人举行聚会，草拟了另一个稳定计划的大纲。计划内容涉及进行深度的债务重组、向希腊提供新贷款、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和进行银行资本重组。至此，解决方案的所有要素都摆上了桌面。实际上，这些问题开始变得单调乏味，却又让人觉得有些熟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前进的道路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在政治上不会遇到任何困难。10月26日，默克尔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讲话说，一个月前投票赞成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扩容力度还不够，归根结底该基金可能需要杠杆化。[37]默克尔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德国的债务上限都不会超过2110亿欧元，由此再次获得了她所需要的多数票。10月26日下午，在德国给予正式支持后，欧洲领导人再次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敲定了针对希腊的第三轮纾困方案。
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和估计债券持有量（单位：10亿欧元）
注：估计的债券持有量截至2011年6月，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截至2011年12月。
资料来源：Jeromin Zettelmeyer, Christoph Trebesch and Mitu Gulati, “The Greek Debt Restructuring: An Autopsy,” Economic Policy 28, no. 75 (2013): 513–563.
这次，私营部门参与将成为整个交易的基石。债务削减将是大幅度的。银行及其股东不得不担负数百亿欧元的损失。有传言说德国正在推动削减60%的债务。在贾斯特斯·利普休斯大厦[*]地下室的办公室内，债权人正在谈判，作为一个强大的群体，他们坚持要求削减较低幅度的债务。尽管外围国家的债券资产不断遭到抛售，但在2011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所有主要银行仍持有希腊债券。希腊自己的银行、主要保险基金和美国对冲基金也是如此。
为了让这个重要的金融利益联盟改变态度，不仅需要财政激励措施，还需要默克尔和萨科齐进行强有力的个人干预。10月27日凌晨4点4分，欧洲领导人和债权人宣布达成一项协议，债权人通过“自愿的债券转换”将希腊债务减记50%。[38]该计划承诺将希腊债务降至GDP的120%以下。为了渡过难关，希腊还将获得1300亿欧元资金，使该国自2010年以来获得的紧急贷款总额达到2400亿欧元，比GDP还要多。为了遏制这一重大决定造成的影响，欧元区的所有其他成员国郑重重申，“将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全面兑现各自的主权担保”。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通过杠杆化或利用其资源（此类资源不直接用于发放贷款，而是作为保险基金来弥补私人证券损失）的方式，将其资金规模提高到接近1.2万亿欧元。预计欧洲银行将进行1060亿欧元的资本重组，不过如何筹集资金将由它们自行决定。最后，欧洲制定了一个方案，至少在大纲中承认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债务削减、资本重组和资助是关键。至于谁将出资，以及如何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提供资金等问题，仍有待解决，但是，在讨论这些关键的技术问题之前，欧洲必须先应对政治后果。
四
到2011年10月底，在经历两年的经济灾难和金融恐慌后，希腊的政治体制正在分崩离析。失业率从2008年的8%上升到19.7%。公众的情绪很糟糕。自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派一直拒绝与政府共同面对外国债权人的要求。整个灾难性的紧缩计划都是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于2009年10月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基础上实施的。该党为此付出了代价。在10月的第三周，希腊各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最新一轮的削减计划。罢工规模可谓空前。“垃圾清理工、教师、退役军官、律师，甚至是法官都参加了罢工。”[39]一名共产党员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生。10月28日，就在全国抵抗运动纪念日的当天，备受尊敬的希腊共和国总统、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元老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在塞萨洛尼基遭到抗议者的怒轰。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10月31日晚，总理帕潘德里欧召开党内会议，宣布现在是时候号召大多数希腊人民采取行动了，要让反对派感到羞愧以便支持三驾马车规定的措施。[40]希腊将对欧盟最新的债务重组和紧缩计划举行全民公投。
对帕潘德里欧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政治举措，但希腊是否仍然拥有公投所隐含的那种自由？10月27日凌晨，欧盟宣布达成了一个复杂的交易，这是巴黎与柏林、欧盟、欧洲央行和代表世界各地债权人的国际金融协会历经数月激烈讨论得出的结果。为此，默克尔曾两次击败德国联邦议院。欧洲各国议会已经批准7月21日的计划。现在，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希腊总理却又增加了进一步的民主障碍。撇开市场不谈，其他国家的议会将做何反应？如果希腊选民拒绝该提议呢？至少默克尔事先获得了与帕潘德里欧的这场赌博有关的一些暗示。但是，巴黎在10月31日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萨科齐极其愤怒。希腊让整个稳定方案遭到质疑，法国知道该方案不再安全。11月2日，帕潘德里欧被传唤到在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做出解释，在平常，希腊是不会受邀参加这个论坛的。[41]
在戛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科齐和默克尔定下了规则：如果要举行全民公投，那么只有一个问题，即（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我们的希腊朋友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与我们同行……我们希望他们留在欧元区，但他们必须遵守规则。”否则，他们将得不到法国和德国纳税人的“一分钱”。事实上，大多数希腊政界人士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都认为，长达一个月的全民公投的提议风险太大。11月3日至4日，在戛纳举行的内部会议上，默克尔和萨科齐与希腊反对派以及帕潘德里欧雄心勃勃的财长埃万杰洛斯·维尼泽洛斯（Evangelos Venizelos）举行会谈，以便中止公投提议，并让帕潘德里欧下台。帕潘德里欧被一位有经验的技术专家型官僚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取代。新任希腊总理是一位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兼央行行长，曾担任欧洲央行副行长。[42]
不过，戛纳会议的真正目的是，一旦希腊被迫就范，就为意大利寻求解决方案。如果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那么欧元区可能会对希腊放任不管，但意大利必须保持稳定。为了占据主动以恢复意大利的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项800亿欧元的预警计划，该计划将附带严格的财政条款，这将剥夺贝卢斯科尼的任何回旋余地。[43]贝卢斯科尼拒绝接受分配给他的角色。在戛纳峰会上得出的唯一公开结果是，罗马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这是出于自尊心和自我辩护，而不是作为贷款的条件。然而，事实上，贝卢斯科尼公开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一笔资金。意大利因此成为全球最糟糕的国家：背负着曾被考虑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耻辱，以及在无法获得新资金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监督。
在当时来看，这似乎是戛纳会议取得的令人沮丧的结果：希腊总理被免职，谈判陷入僵局，意大利没有获得援助，贝卢斯科尼进一步出丑。三年后，人们将发现还会发生更加戏剧性的事情。拉加德的意大利提案只是一个插曲。真正的消息是，巴黎和柏林正在努力推翻这位意大利总理。盖特纳在为其回忆录编纂的手稿中写道：“实际上，在［戛纳峰会］之前，欧洲人就已经悄悄地、迂回间接地接近我们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你和我们一同将贝卢斯科尼赶出去。’他们希望在提出要求时，我们会回答说，如果贝卢斯科尼担任总理，那么我们不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意大利提供资金或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这很酷，也很有趣。”[44]盖特纳无法掩饰他对这一基本想法的认可：“实际上，我觉得，我认为萨科齐和默克尔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正确的：援助将会告吹。如果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当政，德国、德国公众都不会同意建立一个更大的金融防火墙，也不会支持向欧洲提供更多资金。”不幸的是，在另一页中，盖特纳的坦诚见解遭到了修改。盖特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向总统透露了来自欧洲的这一“令人吃惊的邀请”，但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参与这样的计划，‘我们的手上不能沾有［贝卢斯科尼的］鲜血’。”[45]
但是，不管白宫是否接受这一“令人吃惊的邀请”，贝卢斯科尼执政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的政府正在从内部瓦解。北方联盟拒绝合作，不愿遵照欧洲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改变养老金制度。财长特雷蒙蒂正在敦促贝卢斯科尼辞职。[46]10月中旬，安吉拉·默克尔直接打电话给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寻求替代方案。[47]纳波利塔诺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喜欢的欧洲共产主义者，长期担任意大利共产党党政官员的他同意：“核实意大利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状况……是他的职责。”11月12日，随着贝卢斯科尼的联盟摇摇欲坠，他没能通过议会的信任案表决并辞职。很显然，意大利“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状况”需要的是技术专家型官僚的统治。毛遂自荐的人是马里奥·蒙蒂教授。[48]与新任希腊总理一样，他是出身学术界的经济学家，曾与美国有过接触。1995年至2004年，他先后担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和竞争专员，并获得了“意大利普鲁士人”的绰号。在离开欧盟委员会后，蒙蒂担任可口可乐和高盛的国际顾问，创立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盖尔。[49]2011年，担任博科尼大学校长的蒙蒂被召去担任意大利总理。为了使这次政府首脑晋升成为可能，没有担任过民选职位的蒙蒂被纳波利塔诺授予“终身参议员”的荣誉职位。
11月中旬，两个欧元区成员国的政府被没有民主资历的人接管，他们的主要资格是无可否认地符合市场的要求。[50]批评人士抨击了将欧元区的关键决策者与高盛及其在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联系起来的关系网。[51]默克尔最喜欢的经济顾问蒙蒂、德拉吉和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都曾在高盛工作过，这绝非巧合。但是，至少可以说，把这简单地描述为民主因全球市场而遭遇失败是具有误导性的。已经有许多政府被市场压力击倒。但盖特纳是对的。在2011年秋，欧元区解决方案的推动力量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贝卢斯科尼必须下台，否则“德国公众”（至少是默克尔政府代表的德国公众）将不会同意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防火墙。2011年希腊和意大利的民主被摧毁，是大规模金融一体化和柏林顽固坚持政府间主义的致命结合的结果。由于缺乏能够弥补危机造成的不对称影响的总体结构，这迫使每次救助都有一个国家需要遵从柏林关于金融操守的愿景。在希腊和意大利的变动后，围绕在德国总理周围的人士并没有为市场的压迫性力量而哀叹。可以听到的是高级官员的吹嘘：“在政权更迭方面，我们做得比美国人好。”[52]
然而，危机的扭曲逻辑远未完全发挥出来。毫无疑问，在欧元区最危险的两个负债国的头上安插“普鲁士人”，无疑让默克尔和朔伊布勒感觉更加舒坦。但就市场而言，意大利和希腊国家政府的性质是次要问题。市场和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期待的是下一步：朝着更好水平的欧洲一体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现在需要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做出决定，而这并不取决于希腊或意大利，而是取决于能否战胜德国对扩大稳定基金的规模所持有的反对意见。
欧元区成员国不可能冒险与柏林直接摊牌，默克尔也知道这一点。11月4日晚上9点30分，萨科齐召集各国政府首脑就意大利问题召开会议，这对于参加戛纳峰会的德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因为主持会议的不是法国总统，而是奥巴马总统。正如德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的那样：“这很奇怪……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欧洲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软弱的迹象。”[53]如果说这是德国实力和固执的表现，那将会更接近事实。萨科齐将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奥巴马，希望借助美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压服德国，不再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反对欧元区迫切需要的解决方案。正如奥巴马所说：“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欧洲央行应该像美联储那样行事。”换句话说，欧洲央行应该通过购买债券来安抚市场。如果德意志联邦银行因为模糊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而否决了这一提议，那么欧洲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庞大的政府支持的债券购买基金，其实际购买力应超过1万亿欧元，更理想一点是超过1.5万亿。鉴于现有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种种限制，美国和法国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包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特别提款权来为该基金补充资金，然后对扩大的资金库进行杠杆化。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技术解决方案，但托词太过明显了。德意志联邦银行不会同意通过不受其直接影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转移巨额资金的计划。[54]即便奥巴马施压也是不够的。默克尔提出，如果意大利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她可以让德国联邦议院重新批准增加欧元区的救助资金。但是，她无法同意对利用特别提款权扩充的资金进行杠杆化这一解决方案。在二十国集团中，即使其余19个国家获得了全球所有金融当局的支持，并坚持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只要德意志联邦银行反对，那么默克尔宁愿对市场放任自流。
当时，二十国集团只记录了会议的负面结果，讨论的细节被谨慎地掩盖起来。对于障碍在哪里，没有人表示怀疑。仅仅几年后，调查报告揭露说，在奥巴马和萨科齐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默克尔的身体几近崩溃。她强忍着泪水脱口而出：“这不公平。我无法代替德意志联邦银行做出决定：Ich will mich nicht selbst umbringen［我不想自取灭亡］。要是不能从意大利那里获得任何东西，我真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55]在紧闭的大门后，人们不再谈论全球化、民主和市场，不再谈论默克尔与教皇讨论过的抽象概念。对于可以接受的欧元区危机的解决方案，起限定作用的，是德国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德国央行的自主权以及德国中右翼的政治利益。默克尔告诫说，如果美国人发现这令人沮丧，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正是他们在1948年创建了西德中央银行的雏形，为西德国家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11年11月，在戛纳峰会上，二战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和解情景似乎正在上演。
默克尔没有在演戏。她知道自己的联合政府在议会的多数优势有多微弱。如果她带着法美两国的建议回到柏林，她很可能会面临右翼势力的大规模叛变，并且可能需要提前进行选举。考虑到当时的民意调查，这对默克尔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随着她的联盟伙伴自民党获得的支持渐渐瓦解，2011年底的德国大选很可能会让红绿两党获得多数席位。[56]这并不是萨科齐希望为欧元区危机争取的结果。考虑到法国面临的压力，巴黎没有心情冒险。于是，法国和美国退缩了。
五
2011年11月在戛纳峰会上进行的最后较量表明，欧洲的压力已经变得多么沉重。但是，它让欧元区受困于德国的路障之中，并对未来的方向产生了分歧。强硬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家们已经摒弃了欧洲央行以示抗议，于尔格·阿斯穆森（Joerg Asmussen）获得德国在欧洲央行中的一个席位。阿斯穆森是一位以市场为导向但务实的公务员，具有社会民主倾向，十分推崇鲁宾—萨默斯—奥尔扎克模式，是21世纪初在德国红绿联盟领导下推动德国金融全球化的设计师之一。在近距离目睹欧洲央行和二十国集团的运作后，他对自己面临的残酷困境发表评论说：“如果你做了对欧洲有利的事情，你在德国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成为FAZ［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的英雄，你将摧毁整个欧洲。”[57]
即使在像德意志银行这样的重要金融机构中，也能感受到紧张局势。在金融博客社区中流传着一份幻灯片，其内容显示，德意志银行的一个以英语为工作语言、驻在伦敦的研究部门担心欧元区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只有欧洲央行采取紧急行动才能挽救它。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欧洲可能会面临公共和私人部门资不抵债以及流动性不足的厄运循环。[58]与希腊一样，糟糕的主权债务将拖垮银行。或者像爱尔兰一样，破产的银行会拉低该国的信用。只有欧洲央行才能打破这种循环。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欧洲所有危机管理行动中“缺失”的要素。与此同时，德国《明镜》周刊援引了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的一席话，阿克曼向来紧紧跟随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路线。[59]“如果我们开始将欧洲央行发展成为一家在维持价格稳定之外执行完全不同任务的银行，”这位德意志银行的掌门人说道，“那么我们将失去人们的信任。”他与自己的分析师以及英语圈中所有其他主要银行的分析师的意见相左，但在德国，阿克曼的意见是主流。保险业巨头安联的首席经济学家“强烈反对无限制地购买政府债券”。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让市场来决定”。德国商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格·克莱姆（Jörg Krämer）警告说，如果“不信任的病毒蔓延到欧洲央行，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行为永久地将财富从北欧转移到了南欧，“没有民主合法性，也没有解决债务问题”。与此同时，甚至德国也不再对这个不安全的病毒免疫。2011年11月23日，德国国债遭遇了一场被市场观察人士形容为“彻头彻尾的灾难”的债券拍卖，在价值60亿欧元的德国十年期债券中，只有36.44亿欧元找到了买家。[60]
很显然，欧元区需要一些指导，并且只能来自柏林。牛津大学毕业的前记者、波兰外长拉德克·西科尔斯基（Radek Sikorski）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这一点。2011年11月28日，西科尔斯基在柏林发表讲话，他选择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平台，要求“德国尤其是默克尔站出来并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她这样做，波兰就会站在她这一边”。[61]在他看来，今天波兰安全和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塔利班，当然也不是德国坦克，甚至不是俄罗斯的导弹”，尽管莫斯科刚刚威胁要沿着欧盟的东部边境部署导弹。在西科尔斯基看来，最不祥的情况是欧元区崩溃，这无疑会让欧元区外围较弱的国家跟着崩溃。西科尔斯基接着说：“我要求德国，为了你们自己和我们的利益，你们要帮助欧元区维持生存和繁荣。你们很清楚其他人都没法做到这一点。我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这样说的波兰外交部部长，但事实是：我对德国实力的恐惧，要小于对德国不作为的恐惧。你们已经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你们将会领导有方的。”
戛纳峰会过去一个月后，在2011年12月的第一周，关于欧洲未来的两种愿景在布鲁塞尔流传开来。[62]默克尔和萨科齐签署的是2010年在多维尔首次商定的议程的更新版本：将财政纪律写入国内法律和国际协议。对法国来说，这份更新的议程为与德国打交道提供了安全保障。对默克尔来说，她需要与萨科齐联手，以便反驳有关德国单边主义的指控。但鉴于2011年危机的不断扩大和升级，它只能被视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本质上消极的议程。在12月初提交给欧洲理事会的联名信中，默克尔和萨科齐没有就银行资本重组做出承诺，也没有提到主权债券市场正在酝酿的危机。对此，最乐观的解读是，默克尔和萨科齐达成的财政契约是德国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政治前提。然而，在布鲁塞尔，推动实际采取这些措施的工作已经开始了。12月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发表了他的“中期报告”。尽管欧洲理事会本应坚守《里斯本条约》所述的最低程度的政府间愿景，但在危机的压力下，范龙佩现在呼吁采取大胆的举动。他提议大幅增加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的财力。在极端情况下，应允许对欧洲境况不佳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从而打破厄运循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从“长期角度来看”，范龙佩呼吁欧盟认真考虑债务相互化的需要。在严格的标准和欧盟实施的所有必要监督的限制下，应允许存在一些欧洲信贷池，以便倚靠实力较强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来保护实力较弱的成员国，从而消除造成市场恐慌的因素，这种因素曾使意大利的局面难以维持。这些措施的某些版本正是二十国集团所呼吁的，也正是欧洲进步人士所倡导的。事实上，与欧洲债券有关的想法吸引了德国反对派社民党的谨慎支持。但对默克尔来说，特别是对她的联盟伙伴自民党来说，这些措施就是诅咒。而且，更令德国愤怒的是，尽管萨科齐和默克尔的财政契约是通过庄严地修正欧盟条约来制定的，但范龙佩提议，其影响更深远的措施可以通过所谓的次级立法[‡]和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有限协议来实施。对柏林来说，很显然，布鲁塞尔又在玩惯用的“伎俩”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另一股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使僵局更加恶化。除波兰外，还有一个不属于欧元区的欧盟主要成员国，它就是英国。伦敦曾带着幸灾乐祸和挫败感交织的情绪观看欧元区危机的爆发。[63]首相卡梅伦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对欧元区成员国发表演讲，阐述进行更深入一体化的必要性，同时又免除了伦敦的任何承诺。为了欧洲、英国和范围更广的全球经济的福祉，伦敦要求欧元区走向全面的经济联盟。与此同时，对于竭力遏制保守党内欧洲怀疑主义高涨的卡梅伦来说，欧洲危机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卡梅伦认为，通过利用欧元区内部的分歧，他可以为伦敦金融城获得某些明确的豁免，尤其是针对金融交易征税的要求。但任何此类特许权都遭到了萨科齐的强烈反对，而默克尔对法国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她对英国的需要。在意识到自己被孤立时，卡梅伦宣布，他不仅会否决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项集体协议[64]，他还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阻止欧元区成员国在欧盟框架内采取任何更深入一体化的措施。
对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时刻。很明显，至少对英国的保守派来说，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需要就是否继续作为欧盟的合作成员做出决定。对于欧元区而言，2011年12月初的冲突导致了需要在两种选择中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德国得到了它想要的财政契约，尽管不是通过默克尔所希望的变更条约的形式，而是通过在《里斯本条约》的框架之外达成政府间协议这一最低限度的法律形式。[65]财政契约的条款很苛刻。在将来，欧洲的预算要么保持平衡，要么有盈余。根据宪法修正案或类似法案，赤字将限制在GDP的0.5%以内。欧洲法院将监督成员国在国家层面转换这些规则的情况。除非有资格的多数国家表示反对，否则赤字超过GDP的3%的国家将自动受到制裁。债务水平超过GDP的60%的国家必须开始削减债务。这是德国债务刹车的愿景在欧洲层面的体现。在完成欧元区架构这个更加广泛的问题上，默克尔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将不会对欧洲借款承担共同的责任，不会支持欧元债券，不会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也不会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的规模。柏林的唯一让步是，从2012年7月开始，临时拼凑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被一个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取代，该机制有权干预二级债券市场，并将于2012年3月重新评估欧盟防火墙的充足性。柏林还同意将未来的私营部门参与限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标准之内，驱散盘旋在多维尔议程上空的幽灵。尽管意大利的危机十分严重，戛纳峰会也充满了戏剧性，但设定步调的仍然是德国。
政府间主义导致了此类最低限度且本质上消极的解决方案，欧元区的强大联邦机构欧洲央行是否会迎接挑战？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于2011年11月1日接任欧洲央行行长的马里奥·德拉吉身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罗马财政部，他一直是推动意大利加入欧元区的重要团队成员之一。自2006年以来，作为意大利银行（意大利央行）行长，他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在高盛担任副总裁。70年代，他与本·伯南克和卢卡斯·帕帕季莫斯（此时任希腊总理）于同时期在美国宏观经济学的摇篮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和伯南克曾是同事。在他们之间，央行联谊会至少为欧洲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解答机会。银行面临着批发融资撤出的巨大压力，美元资金短缺尤其严重。这让人想起2008年可怕的一幕。为了减轻因美国货币市场资金撤离而造成的融资压力，法国央行等机构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向法国的银行提供资金。[66]11月30日，全球主要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加拿大银行——重新启动2008年实施的互换额度，并降低了所支付的利率。这笔交易造成的全球影响“具有戏剧性”：日本和加拿大的银行没有承受任何压力，而欧元区又一次需要美元。[67]
2012年夏，马里奥·德拉吉将成为“欧元的救世主”。正因为如此，他将被德国右翼妖魔化为意大利的通货膨胀论者，但被英语世界赞誉为称职的央行行长。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点，德拉吉之所以能在2012年的夏天改变对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获得了柏林的支持。德拉吉与默克尔的关系牢固，这通常归因于德拉吉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技巧。[68]但是，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德国强硬派反对欧洲央行的一切激进主义，但在默克尔看来，欧洲央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她悄无声息地利用了这一点，不过有几次，她实际上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保持了距离，因为她认识到，对于将德国的“改革”愿景传递到欧洲其他国家这个长达十年的进程来说，欧洲央行的干预是一个必要补充手段。尽管德国右翼大声抗议，但默克尔知道她可以指望欧洲各国的央行行长。她根本不惧怕像特里谢这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守派，而德拉吉之所以适合作为合作伙伴，正是因为有迹象表明他同意德国关于修改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愿景。[69]事实上，这既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拉吉作为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和高盛员工的身份，也反映出他对央行政策的全面看法。
接手欧洲央行后不久，德拉吉的表现便让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回想起，在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稳定经济的艰巨任务中，他具有丰富的经验。[70]2011年8月，德拉吉联合特里谢向贝卢斯科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改革意大利的公共服务和劳动力市场。与他的前任一样，德拉吉也对罗马的闪烁其词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拖沓行为感到沮丧。2011年12月1日，德拉吉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支持默克尔—萨科齐的财政纪律计划，这标志着他的欧洲央行行长任期的开始。[71]他给予德国“改革”呼声的同情是真诚的。正如德拉吉2012年2月对《华尔街日报》所说，欧洲那种把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放在首位的社会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毕竟，当50%的西班牙青年失业时，谈论社会模式有什么意义呢？[72]必须重新改造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或许应该按照德国哈茨四号方案的议程进行。德拉吉回忆说，7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时，他的美国教授曾对欧洲愿意“为不工作的人发工资”而感到惊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位新上任的欧洲央行行长认为，劳动力市场改革与财政紧缩之间没有“可行的折中方案”。“财政目标的倒退将立刻引起市场的反应。”德拉吉明确表示他无意减弱该项纪律。2011年12月，在与英国《金融时报》的谈话中，他拒绝讨论让欧洲央行作为欧盟防火墙的最终担保人来支持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他也不会赞成关于欧洲量化宽松的言论。在上任之初，他就坚持认为特里谢的债券购买计划，即证券市场计划，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限期的”。[73]的确，鉴于德拉吉在随后年月的声誉，值得重申的是，从2012年（他上任的第一年）起，欧洲央行就停止了债券购买。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公民将重新彼此信任，政府在财政纪律和结构改革方面也将得到信任。”
德拉吉愿意即刻做的事情是向银行提供支持。[74]一个途径是互换额度，另一个是恢复熟悉的欧洲央行的廉价银行融资手段。由于信贷市场受到惊吓，在2009年和2010年，欧洲各银行被迫采用越来越多的短期资金来源，现在这些资金需要展期。如果找不到新的资金，欧元区将会受到严重信贷紧缩的威胁。[75]早在2011年10月欧洲央行就已宣布，将通过长期贷款，以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的形式，以非常优惠的利率，向欧洲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76]德拉吉打开水龙头，提供前所未有的三年期优惠利率，并接受了更低级别的抵押品。[77]2011年12月21日，523家银行获得了4890亿欧元的融资。2012年2月份，又有800家拿走了另外5000亿欧元。在长期再融资计划的首批贷款中，有65%流向了处于困境的外围国家，即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的银行。
虽然德拉吉急忙解释说，“很显然，这完全不能等同于欧洲央行加大债券购买力度的做法”，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长期再融资计划贷款中的1万亿欧元将回流到银行购买主权债券的行动中。[78]这使债券市场的需求增加，降低了收益率，并为主权债券市场提供了支持。银行在获得欧洲央行利息为1%的低息长期再融资计划贷款后，用于购买利息为5%的意大利政府债券，从而根据二者的利差轻松获利。[79]但与2009年一样，这是有代价的。欧洲央行没有像美国在量化宽松政策中那样，允许欧洲脆弱的银行以可疑资产换取安全的现金，而是增加了它们对外围国家政府债券的持有量。[80]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银行尤其积极主动。因此，银行和主权国家更加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双方都不安全。1月14日，标准普尔评估了欧洲主权信用评级，并下调其中7个国家的评级。法国和奥地利失去它们珍贵的AAA评级。葡萄牙沦为“垃圾级”。在欧元区内，只有德国、荷兰、芬兰和卢森堡保留了令人垂涎的AAA评级。甚至是欧元区自己的纾困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也面临着被降级的风险。欧洲人表示了抗议，就像华盛顿在标准普尔下调其评级后所做的那样，但这一次该评级机构态度坚决。几个月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突破”，不足以让人们对欧元区的未来感到乐观。[81]尽管经历了2011年秋季的风起云涌，但政治僵局并没有打破。控制住时间表，就是控制住了一切，而决定权在柏林手中。11月5日，在戛纳影节宫外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默克尔表示：“债务危机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而且］我们肯定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回到一个更好的状况。”[82]这揭示了德国等得起的时间范围，但问题是，欧洲其他国家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吗？
[*]贾斯特斯·利普休斯大厦（Justus Lipsius building）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2017年以前是欧盟总部办公大楼。——编注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美英法）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域建立了两级中央银行体系，包括独立的州银行和德意志诸州银行。1948年德意志诸州银行开始作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可见，德国的中央银行体系建立要早于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亦称“联邦德国”）这个国家的建立，其独立性也可以追溯至此。——编注
[‡]大致来说，欧洲理事会可以依据欧盟的基础条约而以欧盟的身份颁布一系列派生性的法律，这些立法即被称为次级立法。——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