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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恐惧计划
第23章
恐惧计划
2016年伊始，华沙的民族主义政府与布鲁塞尔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堕胎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在向欧盟发起挑战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指望从在匈牙利宣称“非自由民主”[*]的维克托·欧尔班那里获得掌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要求就退出欧盟进行谈判。英国首相让布鲁塞尔知道，他很乐意采取亲欧洲的立场。但是，从一开始，卡梅伦的做法就具有令人不安的交易性质。如果得不到他所要求的让步，他就将在2016年夏天举行的全民公投中领导一场反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运动。
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是右翼挑战者的共同特征。但是，与法律与公正党的领导人不同，卡梅伦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正在努力挣扎，既不能忽视保守党宣传机器煽动起来的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又要顾及更大范围的受商业驱动的全球主义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成员国身份塑造了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的英国经济。与任何政党一样，保守党也参与了这一进程。21世纪的伦敦金融城已成为英欧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英国与欧元区的离岸关系，不仅定义了英国和欧洲在金融全球化网络中的地位，也定义了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如今，引导和管理民粹性民族主义政治的企图具有极高的风险，保守党领导的政府正在使伦敦发挥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作用。
一
不到十年前，伦敦金融城还是形势一片大好。它是镶嵌在新工党经济皇冠上的珍贵宝石，是英国获取全球影响力的门票，是华尔街的放松管制者向往的标准，也是快速发展的全球高端金融公司的首选之地。然而，2008年的冲击令人震惊。伦敦金融城变成了危机和失败之地。[1]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英国最具抗逆能力的两家银行——巴克莱和汇丰——躲过了布朗大肆宣扬的资本重组计划，但危机使政府不仅将北岩银行收归国有，还将劳埃德——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国有化。危机过后，“再平衡”成为工党和取代它的联合政府的共同议程。[2]英国银行业的立法远远超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范畴。曾经广受吹捧的金融服务管理局被废除了。银行监管部门重新并入英格兰银行。依照宏观审慎主义的新概念，在监管职能和经济政策职能之间不允许有明确划分。2013年的《银行业改革法案》将划分银行职能，限制零售活动。金融服务不再是英国成功故事的一部分。
但与华尔街不同的是，收紧对英国银行的监管并不等同于限制伦敦金融城。金融城首先不是一个国家金融中心。它的主要业务是全球业务。2012年7月26日，伦敦举行了一场会议，这是一场面向全球投资者的活动，旨在展示和推销金融城，德拉吉在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讲。在奥运会前夕，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他说，伦敦金融城就像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的举办方——全英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3]虽然背景是典型的英国风，但赛事却是全球锦标赛。尽管默文·金没有详细说明，但他的言外之意是，英国的银行支持配合伦敦金融城，就像英国一直在苦苦努力的国家网球项目支持温网一样。英国的银行或网球项目是国家层面的主要关注点。它们可能会偶尔产生优胜者，但无论是它们，还是英国其他地区的经济，都不是最引人关注的地方。
现代伦敦金融城建立在欧洲美元体系之上。多亏了美联储，它才在危机中幸存下来。但是，美国的监管机构明白，对于美国银行积累的一些最极端的风险，伦敦提供了一个平台。2012年，美国的一位高级监管人员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道，美国允许将其风险转移到伦敦，结果它们“又回到这里，撞上了我们的海岸”。[4]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庞大框架内，美国的监管机构目前正在大幅收紧对在美外资银行和美国海外银行业务的监管。[5]体现了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之间联系的欧洲银行，如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到2015年，在曾经挑战过华尔街顶级银行排名榜的所有欧洲银行中，只有德意志银行仍在争夺全球投行业务的头把交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孤注一掷。[6]德意志银行没有其他可靠的业务线可以依靠。总体上，交易路线是从美国通向欧洲。所有美国大银行仍然在伦敦维持着重要业务。但是，2014年，在广受关注的Z/Yen集团发布的报告中，华尔街首次超越伦敦金融城，成为全球银行的中心，这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征兆。[7]
伦敦如何才能重获优势？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全球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欧洲的银行，而是亚洲的银行。在化险为夷方面表现最好的“英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伦敦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21世纪的赌博。正如伦敦金融城之前为美国所做的那样，它将自己重塑为中国通往世界的金融门户。[8]它避开了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因素，与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这将恢复伦敦的竞争优势。2012年春，伦敦金融城政府启动了一个项目，将金融城打造成人民币交易的重要中心。结果创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第一。早在2012年，汇丰银行就发行了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伦敦同时声称，中国境外人民币支付业务的62%都是在伦敦完成的。2013年6月，为支持不断扩大的人民币业务，英格兰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了互换协议。北京向总部位于伦敦的资产管理公司授予特权，使它们成为首批获准直接投资人民币计价股票的西方公司。2014年10月，英国财政部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债券。[9]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在向中国借钱。现在，英国也将借入人民币。
在采取这些行动时，英格兰银行明确引用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模式。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在推动欧洲美元市场出现的过程中，伦敦使全球金融得以逃脱政府监管。与之相对的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伦敦金融城和英国政府正与北京当局携手合作。伦敦坚持要使这种关系正常化。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兴市场，在实现国际化后，随之而来的会是自由化。美国和中国都在争夺地缘经济地位，伦敦对此视而不见。中国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让中美之间的争夺公开化。华盛顿对伦敦渴望加入这家由中国牵头的银行的愤怒反应，就很能说明问题。
考虑到伦敦身处的更广阔舞台，它的大胆之举变得更加引人注意。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将自己定位为日本投资（无论是银行投资，还是制造商投资）的转口港。作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户，英国在欧盟内部发出了市场自由化的呼声。进入21世纪，在金融服务领域，英国分别与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这也许会被拿来与德国高科技制造业全球出口国的市场定位进行类比。2013年，在卡梅伦访问北京时，这似乎是他的愿景。他提出让英国作为“在深化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拥有独特地位”的合作伙伴，并提出了在中欧之间促成一项“雄心勃勃、综合全面的欧盟—中国自由贸易协议”的设想。[10]然而，此举让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英国在欧盟的地位有多稳固？
2008年的危机标志着英国与欧盟关系破裂。随着英国经济陷入衰退，民众对欧洲感到失望。反对党保守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这种不满。受到布莱尔和布朗政府欢迎的东欧移民大量涌入，成为打击工党的绝佳把柄。一旦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开始强行通过其紧缩议程，移民对国民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服务造成的压力就成了一根导火索。英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挫败感。尽管英国经济的生产领域如制造业、建筑业等停滞不前，但在2010年至2014年间，金融服务业飞速增长了12.4%。[11]在伦敦及其近郊，受金融城财富的推动，从2013年至2016年，伦敦房价飙升了50%，远远超过英国其他地区的增速。伦敦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寡头们的首选之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再平衡”是一个神话。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伦敦因国际化产生的富裕引起了深深的反感。在对英国独立党友好的保守派评论员看来，“‘伦敦’已经变成了对英国问题一无所知的陌生人的简称”[12]。伦敦是精英阶层的首都，布鲁塞尔则是另一个。民粹主义小报《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于2010年11月开始为英国脱欧造势，并成为第一家与英国独立党结盟的报纸。[13]2011年10月，随着欧元区危机达到高峰，80名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与政府决裂，要求就《里斯本条约》和进一步的欧盟宪法修改进行公投。[14]2011年秋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英国选民赞成继续留在欧盟，超过50%的人反对。[15]
如果保守党中主张发展现代化大企业的一翼想要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很显然，它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问题，而压力来自两个方面——英国内部和外部。[16]欧洲对这场危机做出的反应，对伦敦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与往常一样，法国是敌人。萨科齐和特里谢似乎执意要取代伦敦金融城作为以欧元计价的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伦敦金融城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欧洲各国政府竭力遏制欧元区危机之际，多数欧元交易和多数以欧元计价的衍生品交易都发生在伦敦，这不禁显得有些反常。许多成员国都喜欢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想法。在反对派中，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都在推动实现这一想法。考虑到联盟伙伴在政治上的弱点，默克尔无法承受忽视这一想法的代价。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任何此类税收都会在伦敦金融城产生62%或更多的收入。
2011年12月，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围绕财政契约爆发的灾难性冲突使这一紧张局势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护伦敦金融城，卡梅伦带着一个关键的议程来到布鲁塞尔，参加了欧元区生死攸关的谈判。[17]范龙佩鼓吹的深度一体化计划，甚至是欧元债券计划，对于柏林和伦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卡梅伦相信他有达成协议的基础。为换取卡梅伦对阻止联邦主义者的议程给予支持，默克尔将向卡梅伦承诺使伦敦金融城免受任何烦琐的监管。事实证明，那是一个误会。为了应对欧元区危机，默克尔需要萨科齐和德国联邦议院中的社民党的支持，这远远超过了她对卡梅伦的需要。卡梅伦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于是否决了这项协议，使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狭隘的伦敦金融城游说者。[18]与此同时，默克尔和萨科齐的宏伟财政契约被简化为一项政府间协议。
卡梅伦对这场冲突的处理糟糕得令人震惊，但是，这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为了控制欧元区危机，很显然，柏林和巴黎确实需要朝着进一步的财政和金融一体化迈进。在欧洲理事会、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公开和私下举行的每次会议上，英国政府都在敦促欧元区遵循这种逻辑。[19]对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欧元区各国的职责所在，无法推卸。德拉吉的“不惜一切代价”让人松了一口气。可是，尽管对欧元区进行整固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对英国保守党领导人来说，这具有严重的政治影响。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不被接受——不仅仅仇视欧盟分子反对，英国的大批人士也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更深层次的欧元区一体化不是要不要进行而是何时进行的问题，那么伦敦将必须迫使布鲁塞尔公开接受一个多速度和多层次的欧洲一体化模式。
然而，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可能很容易就会忘记，英国脱欧公投并不是“按现状”对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做出的决定，也不仅仅是获取微小让步的一种手段。伦敦的运作来自英国可以改变欧盟的进程这一傲慢假设。当欧元区国家继续朝着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迈进时，英国将迫使布鲁塞尔正式承认这种一体化不仅是一个多速度的，而且是一个多方向的模式。英国迈向更紧密联盟的步伐并没有放缓。如果保守党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它根本就不会往这个方向迈进。必须让布鲁塞尔接受这一事实及其对欧洲政治经济的影响。作为国内外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的离岸交易枢纽地位必须得到永久性的承认。这种对抗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在也到了伦敦强迫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了从2010年至2012年的危机中走出来，巩固欧元区的制度结构，其成员国将不得不面对修改条约的艰巨任务。一旦欧元区稳定下来，这些复杂的谈判就必须在2013年开始，并且最迟在2016年完成。正是在这些微妙的谈判中，英国才会拥有最大的筹码。欧元区为进行整固做出的令人痛苦的努力，将为卡梅伦开启一扇战略机遇之窗，让他通过谈判就一个新的管理体制达成协议。
2013年1月23日，保守党中主张都市化的领导人为维护对其政党基础的控制做出的努力，伦敦有足够的影响力把结构性问题强加给欧盟这一傲慢假设，认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机的判断，这三方面考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卡梅伦在彭博社伦敦金融城新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中。[20]这并不是公开反对欧洲的言论，但卡梅伦坚持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欧盟在欧元区范围外的目标。他曾承诺将控制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为此，他希望限制欧盟公民在英国获取福利的权利。他希望为欧盟的非欧元区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防止欧元区核心国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做出进一步决定。他希望，至少就英国而言，与对欧洲建立更紧密联盟的基本承诺划清界限。他呼吁进行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承诺最迟在2017年举行公投。
这是一个连贯的策略，但也是一个有风险的策略。2013年，随着春去夏来，英国人想象着欧元区将从2010年至2012年的危机转向对条约进行全面的重新谈判，很显然，这个想象过于乐观。从经济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合理的，但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都非常清楚，条约谈判将使它们变得多么脆弱。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得出令人震惊的结果后，重新开始条约谈判的时间被推迟到不久的将来。卡梅伦的机会之窗从未打开。关于在英国、荷兰和德国之间进行重大谈判，以便就共同市场的新的自由愿景进行协商的想法胎死腹中。[21]2014年夏，面对英国反对派的激烈运动，容克被选为新一届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这表明伦敦的筹码正在迅速减少。[22]在2014年至2015年，欧洲受到乌克兰危机的打击，在希腊危机和难民危机上苦苦挣扎，这一切都让欧盟看起来很糟糕，而英国看起来极其不合作，卡梅伦的改革议程又显得微不足道。卡梅伦堂而皇之地谈论他对欧洲未来的新设想。但是，这一切不都归结于不负责任和一味仇外的迎合举措，以及伦敦金融城的自私自利吗？[23]
可是，卡梅伦没有退路，尤其是在2015年5月保守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的时候。承诺的全民公投已经进入倒计时。即使没有条约谈判，卡梅伦也能通过协商从布鲁塞尔获得任何重大让步吗？柏林想帮忙。默克尔迫切地希望避免因英国脱欧而给欧洲权力平衡造成突如其来的动荡。但是，在2011年12月的溃败和伦敦发起反对容克的粗俗运动之后，英国已被打上了有毒的烙印。[24]即使是华沙的民族主义者，也很难说服波兰民众赞同限制迁徙自由的要求。毕竟，它针对的是波兰人。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能够向卡梅伦提供的帮助并不多。欧盟不允许让英国主导未来的一体化进程。迁徙自由和欧盟公民的平等待遇是不容谈判的。卡梅伦不顾一切地想要向英国选民展示某种协议，2016年2月20日，他同意了“紧急刹车”令[§]，使得英国可以在七年的期限内限制向移民支付福利。[25]此外，图斯克同意，欧盟应该承认“英国……并不致力于进一步推进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凡提及日益紧密联盟的，都不适用于英国”。欧洲议会中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议员评论道：“尽管如此，这些话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事实上，一切都不会改变。所有条约条款都可以继续适用于英国。”[26]这将取决于伦敦如何维护自己的地位。“紧急刹车”令与卡梅伦在2013年1月的承诺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卡梅伦承诺英国可以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欧盟的宗旨。为了团结保守党，英国首相做得还远远不够。紧接着，在定于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公投中，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与卡梅伦分道扬镳，这两位保守党的重量级人物发起成立了英国脱欧运动的“主流”保守党阵营。
二
一年前，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对抗激进左翼联盟时曾宣称，他不允许选举对经济政策的基本面进行干预。希腊的经济体量占欧盟GDP的1%。而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这个经济体量占欧盟经济总量17%的国家的未来，将通过简单多数的原则决定。对英国来说，风险是巨大的。英国贸易的一半，也就是大约2000亿美元，流向了欧盟。在英国1.2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有一半来自欧盟。欧洲和非欧洲投资者都青睐英国，因为它是欧盟成员国。日本汽车业已将英国作为其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口汽车的主要基地。到2015年，320万欧盟公民生活在英国，其中230万人有工作，占劳动力总数的7%；120万英国公民在其他欧盟国家获得永久居留权。当然，无论英国是不是欧盟成员国，英国与欧洲之间都会有贸易、投资和移民往来。但数量是多少？根据经济学家的最适当的猜测，英国同其他欧盟成员国实现的贸易额预计比退出欧盟后高出55%。[27]对于伦敦金融城来说，问题更加尖锐。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和数十亿英镑的业务都依赖于所谓的通行证安排，这种安排使得伦敦的银行能够像在欧元区内部一样运作。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美国和亚洲国家的金融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方便之举。如果英国不再是欧盟成员国，那么它也无法指望维持这种特权。
民众是否支持欧盟，目前尚不确定。对于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布鲁塞尔是一块斗牛用的红布。银行家和伦敦的“精英阶层”不受欢迎。“留欧”阵营的回应则是更加努力，继续坚持和重申自己的主张。它在伦敦金融城建立了大本营。它的策略从来都不是为欧盟赢得选民的支持。策略分析师们认为，以欧盟为噱头并无吸引力。欧洲政界人士被要求不要在英国露面。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在自由党和工党的支持下，由保守党的顶级公关团队领导的留欧阵营发出了一个信息：“英国选民永远都不会喜欢欧盟。但是，也许他们可能因为恐惧而投票支持留欧。”[28]该策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恐惧计划”——这个词最早用于描述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它的设计师是澳大利亚公关大师林顿·克罗斯比（Lynton Crosby）和受雇于奥巴马政府的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梅西纳表示，其中的利害关系显而易见：“鉴于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英国和欧盟经济冒险采取［退出欧盟］这一危险举措。”[29]梅西纳及其同僚所说的“经济”指的是企业。因此，他们的团队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无须解释的主张，即如果欧盟对英国企业有利，那么留欧对英国是有利的，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50家英国龙头企业被说服签署一份声明，表明在“改革后的欧盟”中，英国将“更强大、更安全和更富裕”。[30]英国工业联合会在幕后努力说服其主要成员在年度报告中对英国脱欧提出警告。[31]伦敦金融城政府顶住了英国脱欧阵营的反对，公开表示支持留欧。[32]一些企业领导人过于拘谨，担心如果详细阐明英国脱欧后可能会出现的失业和投资项目取消，会有要挟的意味。相比之下，至少工会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工党国会议员帕特·麦克法登（Pat McFadden）曾是前政府部长，也是工党留欧派的联合主席，他坚称：“我认为企业在辩论中拥有合法的发言权，如果它们想让外界知道它们的观点，它们完全有权这么做。”[33]联合工会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也是工党的主要捐款人，拥有大约50万名成员。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向我们的成员宝马、空客等公司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工作、权利和留欧。”[34]
全球各地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4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如果英国投票脱欧，“对地区和全球造成的严重损害”可能会接踵而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仅仅举行公投就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极大损害，以致该基金组织不得不把对英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2%下调至1.9%，下跌15%。拉加德警告称，英国实际脱欧的影响将介于“相当糟糕与极其糟糕”之间。[35]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意图表明：“英国退出欧盟将扭转全球贸易和投资扩大的趋势，以及由此创造的就业机会，对经济增长构成进一步的严重威胁。”正如安格拉·默克尔所说，七国集团峰会想要发出“一个信号，即在座的所有人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36]而在英国国内，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声称每个家庭每年的损失将在2600英镑至5200英镑之间。到2030年，英国的GDP可能会下降多达6%，给政府造成200亿至450亿英镑的税收损失，对公共服务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将迫使税率大幅提高。[37]
留欧阵营使用了克林顿时代的传奇口号“问题在于经济，笨蛋”，该口号以最直白和最宏大的形式出现。这与撒切尔和默克尔“别无选择”的决定相呼应。从这一口号可以看出，留欧阵营的关注点和专业判断完全一致，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不安，这种不安许多人都感受到了，但多数人没有公开表达。他告诉记者，留欧派背后的权威意见完全一致，“不是一个阴谋。这叫作共识……经济论据是毋庸置疑的”。[38]
然而，各方意见从来都不像留欧阵营希望的那样铁板一块。鉴于结果不确定，而且很大一部分人明显倾向于脱欧，因此，对于那些过于公开认同留欧的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39]在伦敦金融城内，各方的意见也不一致。与布鲁塞尔决裂的想法吸引了自由派。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伦敦金融城中主要外国投资者的立场。其中最响亮的，对留欧事业最坚定的，是美国的投资银行。考虑到它们在伦敦金融城的角色，英国在欧盟的地位与它们休戚相关，而且它们不惮表明自己的看法。伦敦是它们进入欧洲经济和开展欧元区业务的门户。高盛的经济学家指出，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美国银行对英国借款人持有的债权（资产）为4240亿美元，其中包括向英国银行发放的460亿美元的贷款。加上衍生品、担保和信贷承诺，总额达到了9190亿美元。英国银行对美国的风险敞口更大，其对美国的债权达到1.4万亿美元。[40]因此，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在早期活动中为留欧阵营提供了大量捐款，这也就不足为奇了。[41]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公开表示与奥斯本一同支持留欧。[42]
应卡梅伦个人的请求，奥巴马总统前往伦敦访问。他在2016年4月22日亲自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对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并非漠不关心。奥巴马在英国公众中非常受欢迎，他没有退缩。用BBC的话来说，美国总统做出了“充分、不顾一切的努力来劝说英国留在欧盟”。两国的特殊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当前的挑战都需要英国仍然作为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3]奥巴马明白，一个局外人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向英国发表讲话可能是敏感的，但是“我要像朋友一样坦诚地说，美国高度关注你们的决定的结果”。此外，英国公众需要知道的是，脱欧阵营希望能够迅速在“独立”的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但这种希望的前提是错误的。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关注重点是大型的区域国家集团。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在亚洲对应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未来的关键。“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英国和美国可能会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但“这不会很快发生……英国将排在队伍的最后”。[44]
美国的实力和资金都清楚地表明了它希望英国站在哪一边。华尔街通过伦敦金融城向欧洲延伸，界定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现在华尔街的这一操作正处于危险之中。难怪一份杰出且理智的左翼杂志对这一选择做出了如下描述：“投票留欧，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在这种背景下都将起到投票支持英国建制派的作用，长期以来，英国建制派一直在将华盛顿的要求传达至布鲁塞尔的谈判大厅，从而扼杀了自1986年通过《单一欧洲法案》以来建立一个‘社会欧洲’的希望。”[45]
三
留欧阵营共同关注的核心目标，不仅是“拥有经济，拥有企业，并［通过投票留欧］拥有更好的生活”；在这样做时，他们开始在合理和不合理的政治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不对经济问题进行争论，那么脱欧派将被引至更加边缘的话题，尤其是移民和“将英国与世界隔绝起来”。[46]留欧阵营希望，借此能使脱欧阵营中更古怪、更令人不安的因素浮出水面，尤其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和英国独立党，他们的煽动性言论会赶跑那些犹豫不决的中间派选民。作为一种策略，它达到了预期效果。脱欧阵营确实把移民问题摆到了显著位置。然而，留欧阵营低估了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没有意识到，移民和仇外情绪，连同对建制派的指责，实际上是增加了脱欧派的胜算。
即使是在美国总统个人身上，种族政治也没有停止。鲍里斯·约翰逊想要知道，奥巴马有什么权利向英国提出美国自己永远不会接受的主权让步？为什么英国要相信一位把丘吉尔半身像从椭圆形办公室[¶]移走的总统？“有人说这是对英国的冷落。一些人说，这象征着这位有着一半肯尼亚血统的总统祖祖辈辈对大英帝国的厌恶——丘吉尔一直都是大英帝国的狂热捍卫者。有些人说，也许丘吉尔被认为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或许他的想法守旧过时了。”约翰逊巧妙地围绕“有一半肯尼亚血统的总统”采取的狗哨政治[**]起了作用。约翰逊吹了一声口哨，法拉奇走了过来。当约翰逊还在支支吾吾的时候，法拉奇的种族主义咆哮却毫不含糊。很明显，在这位英国独立党的领袖看来，“因为他的祖辈、肯尼亚和殖民统治，奥巴马对这个国家怀有怨恨”。[47]
5月，随着英国的脱欧阵营加快步伐，移民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卡梅伦自己已经听天由命。五年前，他曾承诺削减“数万”移民。[48]2016年5月下旬，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去年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实际上达到了33.3万人，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数字。6月16日，英国脱欧阵营的法拉奇派发布了最引人注目的海报，标题是“崩溃临界点”；海报中，一群衣衫褴褛的叙利亚难民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涌来。它与英国脱欧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它向“取回控制权”这一口号赋予了新的含义。欧洲的混乱是英国必须防范的。[49]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一名支持英国脱欧的疯狂的新纳粹拥护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刺杀了留欧派议员乔·考克斯（Jo Cox）。留欧阵营的恐惧计划遇到了对手。
公投当天，留欧派还比较自信。不过，到了6月24日凌晨，很显然，脱欧派已经以微弱优势获胜。回过头来看，一段时间以来，民意调查都表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英国脱欧派的获胜领域与2014年英国独立党的获胜领域相同，也赢得了同一批人的支持。保守党的核心选民——老年人、地方中产阶级——集体投票支持英国脱欧。他们可能会一直这么做。不过，也有一大批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选民一直在向右翼靠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上阶层和中产阶级等社会经济群体（那些从事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人群）中，有60%的人支持英国留欧；而在失业和非技术工人中，这一比例正好相反。[50]有60%的工党选民支持留欧。但是，这只是表明，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工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除了教育之外，另一个对平衡产生很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量是自2010年以来财政紧缩造成的痛苦，在经济长期下滑的地方，这种痛苦最为严重。[51]然而，脱欧公投与威权主义的关联，甚至超过了较低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收入等因素。在营销专家绘制的文化地图上，脱欧公投与强调安全、支持死刑和支持公开鞭打性犯罪者等价值观很密切。[52]
不管动机如何，脱欧公投都助长了民族主义者的气焰。现在还不太清楚的是，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是否就是投票反对全球化。这是全世界评论家的假设。[53]基于对英国脱欧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常规理解，做出这样的假设也有道理。但是，这误解了脱欧派人士的心态。事实上，他们认为退出欧盟是恢复英国伟大和自由的一种方式。作为一场民族主义者就反对欧洲进行的投票，脱欧公投并不是为了让英国在全球扮演更小的角色。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诉求，希望英国能够在独立于欧盟的基础上在全球发挥作用，而不是淹没在欧盟的洪流中。正如保守党内政大臣、未来的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所说，英国在6月23日投票支持的是“脱离欧盟，拥抱世界……这是我们选择建设一个真正全球化的英国的时刻”。[54]脱欧公投是一次针对自治权的投票。或者用一种不那么婉转但更真实地体现了投票精神的话来说，这是针对国家冒险主义的一次投票，而英国也确实是在冒险。
四
随着公投结果的宣布，英镑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55]房地产投资基金出现了短暂的恐慌。英镑暴跌会使伦敦的国际投资崩溃吗？6月24日星期五，全球股市市值蒸发了2万亿美元。[56]到下周一，损失已经增加到3万亿美元。尽管投资者此前一直预计利率会随着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而小幅提升，因此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减少了对固定收益债券的投资，但现在，资金大量涌入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推低了收益率。[57]这是2008年危机重演的前奏吗？
对经济数据进行研判，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留欧派曾预测，英国脱欧将是一场灾难。他们展示了一个世界末日的场景。在此之后，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便按照这个剧本在走。7月，他对记者表示，经济正在遭受“家庭和企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58]英格兰银行已经准备好重新激活互换额度。虽然英镑暴跌，但不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可是，在8月4日，卡尼强迫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通过了一项紧急刺激方案，即购买债券。从一个失败的留欧倡导者的悲观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卡尼正在尽最大努力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现在掌握主导权的是英国脱欧的倡导者，而卡尼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对于英格兰银行来说，启动互换额度和蹒跚进入另一轮量化宽松，预示着一场危机的到来，而最顽固的脱欧支持者并不承认这一现实。在他们看来，英格兰银行的过度反应非但没有安抚市场，反而加剧了不确定性，引发了留欧派曾预言要发生却没有出现的恐慌。[59]对于阿索卡·莫迪（Ashoka Mody）来说，这种做法再熟悉不过了。莫迪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不墨守成规的经济学家，他曾近距离目睹了2010年的爱尔兰危机。尽管卡尼的手段不同——实施量化宽松，而不是予以拒绝——但这是一种紧张战略，类似于欧洲央行在欧元区危机期间的做法。如果英格兰银行保持冷静，允许英镑贬值，并让英国经济实现再平衡，那么就没有理由担心会发生危机。支持英国脱欧的经济学家露丝·李（Ruth Lea）宣称：“英格兰银行于8月4日出台的一揽子计划为时过早，如果此举并非多余的话，那么实际上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倒希望它能保持沉默，直到它获得一些确凿的数据时再出台。”[60]因为一旦最初的冲击消退，无论物价上涨的趋势如何，英国家庭都试图抢在前面，所以消费需求非但不会崩溃，反而会在一波廉价信贷浪潮的推动下飙升。[61]支持英国脱欧的少数经济学家要求留欧派经济学家向公众道歉，因为他们错误估计了脱欧后果，误导了公众。[62]
没有发生内爆，这是真的。但是，英国也没有脱欧。事实证明，英国脱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某个决定时刻。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旷日持久的过程。脱欧派曾承诺自由和取回控制权，他们还承诺了政权更迭。亚当·波森（Adam Posen）是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曾任职于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如他所说：“政权更迭不是中立的。宪法反映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人的利益。”[63]但是，谁在脱欧后的英国占据支配地位呢？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英国近代史上，很难想象还有哪个时刻会像英国脱欧后这样，权力的中心更加不明显。留欧联盟包括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层，还有大多数人认为的建制派。他们以微弱劣势输掉了一场关键公投，并将权力拱手让给了对手；很显然，他们的对手对胜利毫无准备。左翼曾经多少次幻想能有这样一个剥夺权力的时刻？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黎明。在保守党阵营经历了几周的混乱之后，特雷莎·梅成为新首相。这符合逻辑。她因推行限制移民的保护性议程而享有严厉的内政大臣的美誉。[64]尽管特雷莎·梅谨慎地争取留欧，但她却很适合代表这个被孤立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她勇敢地面对一切。英国民众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这就是她将要实现的结果。
对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大企业来说，投票结果令人震惊。而对一些评论人士来说，正是这一重大打击提供了实现大规模再平衡的可能。现在是打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伦敦金融城巩固起来的权力和财富结构的时刻吗？莫迪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因为它打破了“规模越来越大的金融业与强势英镑之间的联系……因英镑贬值而真正蒙受损失的，只有那些借入短期美元、投资于长期房地产资产的人。这个‘精英’群体继续掌握着决策的话语权，他们的言论在金融媒体上引起了反响”。[65]长期以来，英国其他地区的经济都受到伦敦财富的排挤；现在，随着英镑贬值，或许英国的制造业可以恢复其竞争力。[66]当然，英国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商们事实上已经坚定地支持留欧运动，而且具有充分的理由。鉴于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多年来市场准入的不确定性。像大型汽车工业这样的产业都是外国所有——主要是德国和日本。这些投资者很可能将英国脱欧视为一个退出市场的信号。货币贬值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大，因为英国大多数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都比较低，而进口材料成本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竞争力的提升。[67]
不可否认，英国的现状遭到了打击。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是否会让位于更平衡、更繁荣的局面，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几十年来，反欧盟情绪的海啸一直在积聚力量。不过，这是一种充满怨恨和抗议的政治斗争。它没有提出一种积极的可替代愿景。现在，特雷莎·梅和她的私人顾问不得不拿出一个议程。令许多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决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向。一夜之间，他们将用夹杂着软威权主义[‡‡]的国家福利主义，来取代戴维·卡梅伦提出的上层阶级现代化议程。[68]梅在2016年10月保守党会议上的一次定调演讲中说：“今天，太多有权有势的人表现得好像他们与国际精英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与普通民众……但是，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么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你不明白公民身份意味着什么。”[69]梅跳过了保守党自2010年以来的政策，将话题转到2008年的危机。“在金融危机后，牺牲最大的群体不是富人，而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如果你是那些丢掉了工作、继续工作但工作时间减少、在家庭账单猛增的情况下减薪，或者发现自己因为低技能移民的涌入而失业或收入减少的人群中的一员，那么你会觉得生活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尽管梅以第三人称谈论了2008年的受害者和保守党的紧缩政策，但回顾雷曼时刻却为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故此，她将让“政府的权力完全为普通工人阶级服务”。她嘲弄了那些冷漠的老板、逃税的国际公司、拒绝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互联网公司，以及“明知公司养老金即将耗尽，却拿着巨额股息”的公司董事。用更像是普京或拉美煽动者使用的语言，她警告说：“我是在警告你：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70]
取回控制权、限制移民和实现公平将优先于绝对增长。这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愿景。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调控机制。一位批评人士指出，梅将外国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做法，需要“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即便是最忠实的社会主义者也会为此感到羞愧。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九泉之下也无法安宁”。[71]对于梅这样一个具有内政部（可以委婉地称之为政府的“保护部门”）工作背景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但是，它回避了以下问题：梅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大企业的过度行为？对外国工人和不受欢迎的难民设置壁垒是一回事，与外国主要投资者打交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日产汽车威胁要重新考虑在桑德兰的投资时，“强势的英国”迅速邀请这家汽车公司到唐宁街谈判。[72]政府后来否认曾承诺补偿日产汽车公司因糟糕的脱欧协议蒙受的损失。然而，日产汽车的事件是一个早期征兆，表明“取回控制权”可能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为了获得自治权而采取的大胆行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相当昂贵和屈辱的谈判过程。
那么伦敦金融城呢？在英国脱欧后，它能否继续充当全球金融和欧元区之间的枢纽？它能否继续作为欧元结算和欧元衍生品的主要中心？银行家们不会轻易放弃的。伦敦金融城曾大力游说政府优先考虑现有的通行证协议，根据该协议，在伦敦运营的银行实际上被视为在欧元区运营。[73]伦敦金融城委托进行的研究威胁称，如果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与欧元区的业务的崩溃可能导致高达320亿至380亿英镑的收入损失，6.5万到7.5万个工作岗位流失，每年损失的税收申报数额可能高达100亿英镑。[74]当然，这些正是留欧派先前鼓吹的估计数字，但收效甚微。它们现在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公投刚刚结束，唐宁街似乎就乐于达成一项妥协协议。但是，到了2017年1月，英国的态度已经变得强硬起来。英国坚称其有权限制迁徙自由，拥有司法主权，这意味着伦敦并没有指望布鲁塞尔会让步。英国脱欧不仅意味着英国退出欧盟，而且意味着英国可能会“硬脱欧”[§§]。这是梅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传达的信息，也是她在与主要国家财长的直接对话中传达的信息。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是留欧阵营最大的企业捐赠者之一，当他要求将伦敦金融城列为英国政府的优先考虑事项时，梅回避了这个问题。[75]银行家们满怀疑虑地意识到，在梅的名单上，他们不再排在优先位置了。与重新获得对波兰管道工[¶¶]的“控制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通行证安排就没那么重要了。[76]
然而，实际上，谁将决定英国脱欧的结果呢？在2016年冬至2017年冬，人们开始意识到，为自己争取的自由和取回的控制权也适用于其所脱离的组织。英国以怎样的代价获得什么样的自由，将取决于欧盟在摆脱麻烦不断的英国时，愿意提供什么样的谈判条件。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士坚称，考虑到出口利益，德国和其他国家将被迫向英国提供一笔不错的交易。英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将是其主要的谈判筹码。但是，依据这种简单化的逻辑远远无法理解欧盟这样一个复杂组织的运作，在这个组织中，各种利益和担忧交织在一起，对英国脱欧问题造成了影响。[77]
在柏林的明确领导下，欧盟其他成员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达成了一个强硬的谈判立场。它们坚称，在确定“离婚”协议的条款之前，不会与英国进行贸易谈判。英国将不得不同意履行其对欧盟的财政义务，支付数百亿欧元的费用。如果没有迁徙自由，那么英国不得进入共同市场。只要涉及欧盟公民，那么欧洲法院的令状将继续有效。一旦英国触发《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启动英国脱欧进程，那么就会有一个两年的谈判期。无协议脱欧意味着英国将退出欧盟，陷入前途未卜的境地。英国甚至必须重新就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进行谈判。2017年5月，容克在伦敦与梅共进晚餐时解释，如果英国人认为脱欧会有“好结果”，那他们是在自欺欺人。[78]
与以往一样，随着伦敦开始明白局势的真正复杂性和艰难，梅的政府发出了激烈、粗暴和相互矛盾的威胁。2016年10月，在保守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梅将对主权的要求与国家团结的愿景联系起来。但是，随着谈判立场变得强硬，英国很明显还有另一种选择。次年1月中旬，一次精心安排的会议在兰开斯特宫举行，梅在会上对欧盟的大使们说：如果英国不能从欧盟那里获得一项可接受的贸易协议，那么英国将无协议脱欧；如果欧盟采取“惩罚性”措施，那么英国将放弃“欧洲模式”，制定“具有竞争力的税率和政策，吸引全球最好的公司和最大的投资者”。据记者报道，英国将把自己重新塑造成“西方低税负的新加坡”。[79]几天后，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重申了这一威胁。他个人希望英国能够“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和社会思想的主流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被迫变得不同，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做出改变”。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英国可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经济模式……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80]留欧阵营一直坚称，英国脱欧的决定会让整个经济都牵扯进来。2017年1月，在即将与欧盟进行谈判时，哈蒙德和梅发出的威胁，实际上明确承认了留欧立场的说服力。这个强势的国家非但不会抑制英国资本主义，反而会把伦敦金融城和英国的离岸地位变成一个“攻城利器”。
这种虚张声势可能有助于温暖脱欧支持者的心。但是，这让全球商界的重要参与者感到困惑。伦敦金融城并没有要求英国放弃“主流的欧洲经济和社会思想”。欧洲主流正好符合银行家的利益，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定义主流。曾在2011年让保守党担忧的提议，尤其是金融交易税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欧洲央行或法国很可能会就欧元计价业务向伦敦金融城发起挑战。然而，这不是脱欧的理由，这是维护自己利益的理由。伦敦的跨国商业界在欧盟最高层建立了关系网。欧洲央行行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81]2016年夏，当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四处寻找新工作时，结果表明，他的“欧洲模式”是加入高盛的伦敦业务。[82]认为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总部设在英国的全球企业的运作，属于已故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所怀有的胡思乱想。另一方面，英国通过脱欧获得的“自由”意味着极端的不确定性。没有一家美国主要银行愿意制定应急计划，将其欧元业务迁出伦敦，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尽管伦敦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英国的国家政治已变得反应迟钝。巴黎、都柏林和法兰克福在挥手召唤，它们是跨大西洋金融网络的次要节点。如果不这样，这或许表明跨大西洋离岸美元的时代已经时日无多了。伦敦金融城已经感觉到了风在吹向何方。亚洲是新的金融前沿。
五
面对英国脱欧公投，欧盟以惊人的速度协调了其立场。虽然布鲁塞尔擅长谈判复杂的条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塞尔对此感到震惊。欧盟在其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危机。“对欧洲来说，这是变相前进”，富有传奇色彩的单一市场和欧元之父雅克·德洛尔喜欢这样说。然而，这种乐观的目标论遭到连续不断的挫折的挑战，挑战最终演变成了英国脱欧。芬兰财长亚历克斯·斯塔布（Alex Stubb）想知道，这是欧洲的“雷曼兄弟时刻”吗？[83]在遏制激进左翼联盟的过程中，欧元集团中保守派的主要担忧是政治危机的传染，而英国脱欧再次引发了这种担忧。穆迪的一位女发言人评论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不是来自英国经济发生衰退的可能性，而是来自英国的事态发展可能导致欧盟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增加。”[84]玛丽娜·勒庞称赞英国脱欧公投是“在民主方面给人上了印象至深的一课”。[85]荷兰右翼民族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呼吁进行“荷兰脱欧”公投。民族主义和仇视欧盟的浪潮会从英国、波兰和匈牙利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吗？在英国脱欧公投近一年后，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似乎很大，而且风险也很高。欧洲经济的稳定有赖于债券市场的平静。一位分析师评论道：“如果政治危机从英国传染至欧洲大陆的迹象变得愈发明显，那么我们无法保证投资者的情绪不会再次失控。”[86]
欧洲各国的选举来得又快又密集。2016年12月，意大利一项宪法修正案遭到否决，导致中左翼总理伦齐辞职。在奥地利，极右翼人士激烈地争夺总统选举。在荷兰，基尔特·威尔德斯和他的右翼政党正在崛起。在英国，特雷莎·梅宣布将举行大选，以期确保英国脱欧获得多数支持。不过，真正的问题与法国有关。鉴于玛丽娜·勒庞积累的选民基础，以及国民阵线在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毫无疑问，在2017年5月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中，勒庞将进入最后一轮决选。问题是谁会与她竞争：是传统的保守派？是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为代表的中间派现代主义者？还是建制派真正令人恐怖的人士——左翼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如果勒庞与梅朗雄对决，那将是市场的噩梦。[87]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他们对德国的反感却是一致的。
2017年春，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元大幅波动。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是基金经理面临的关键“尾部风险”[***]。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是一个主要的稳定源。如果勒庞在法国取得突破（不管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低），那么即便是欧洲央行规模最大的计划也很难避免另一场主权债务危机。最后的结果是中间派掌控了大局。在欧洲各国，选民都选择反对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法国，奥朗德政府中颇具魅力的前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赢得了中右翼和中左翼的选票，他先是赢得了总统选举，然后又赢得了国民议会选举。这限制了民粹主义的恐慌。[88]2017年6月，欧洲领导人带着一种乐观情绪出席了欧洲理事会会议。欧盟幸存了下来。它驯服了希腊和葡萄牙的左翼，也击退了右翼势力的崛起。与英国的谈判尽管将是痛苦的，但却是一边倒的谈判。欧洲回来了。然而，到了2017年夏天，欧洲的身份认同和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一年前，就在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二天，在苏格兰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这个挑战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阳光明媚的周五早晨，在艾尔郡的特恩贝里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外，摄像机对准了一名美国商人，他热情地对公投结果发表了看法，他对持怀疑态度的苏格兰观众宣称：“他们基本上夺回了自己的国家。”他认为奥巴马不应该插手此事：“这不是他的国家，也不是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不应该这样做，实际上，我认为，他的建议可能导致了英国留欧失败。”这位发表演说的人毫无保留地赞同英国脱欧。“英国人想要夺回自己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想要独立，你可以在欧洲、整个欧洲看到这一点……你将会遇到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况，例如，人们想要夺回他们的边界，想要夺回他们的货币［原文如此］，想要夺回很多东西，想要能够再次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人们很愤怒，全世界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对边界感到愤怒，他们对进入这个国家并接管这个国家的人感到愤怒，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对很多很多事情都感到很愤怒。”[89]
这个演讲者不善于表达，而且非常不了解情况。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苏格兰听众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留欧。在令人震惊的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欧盟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担心。但是，需要关注的是，这番话之所以有新闻价值，是因为这名男子是共和党将提名出来，去取代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人。
[*]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是由美国记者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于1997年在学术期刊《外交事务》上提出。——译注
[†]欧洲美元市场是经营美国以外美元存款交易的国际资金借贷市场，其优势在于不受任何国家法令限制。“欧洲美元”的清算中心在英国伦敦。——译注
[‡]英国下议院中的普通议员。后座议员按惯例在后排议席就坐，并非执政党内阁成员，亦不是政党议会党团的领袖或影子内阁成员。——译注
[§]简言之，即暂停为新到来的欧盟移民签发社会保险卡。此举会限制其他欧盟国家移民在英国工作和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编注
[¶]椭圆形办公室是指坐落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是美国总统权力的象征。奥巴马上台后，换上了马丁·路德·金的半身胸像，这让许多英国人很不满。——译注
[**]“狗哨”是澳大利亚牧羊人呼唤和指挥牧羊犬时使用的口哨，它能发出只有牧羊犬能听到的高频率声音。因此，引申出“狗哨政治”一词，指政客用特定的政治口号或隐语表达极端诉求，引起目标选民的共鸣；这些言词的含义往往不易被一般听众察觉。——译注
[††]马克·卡尼曾于2008—2013年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2013年接替默文·金担英国央行行长，任期至2020年3月。他拥有加拿大、英国和爱尔兰三国国籍。——编注
[‡‡]简言之，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控制，它允许竞争，但又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确保某一政党或统治集团占据主导地位或优势。学术界一般以新加坡为软威权主义的典型。——编注
[§§]即彻底退出欧盟，在边界、移民和司法等政策方面完全独立自主。详细阐述见下文。——编注
[¶¶]在2004年后不久，有很多波兰管道工涌入英国。脱欧支持者的一大理由是，脱欧就是为了保证英国人的就业环境。——译注
[***]尾部风险（tail risk）指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则代价相当高的风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