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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零国集团主导的世界
第16章
零国集团主导的世界
各国在2010年对紧缩政策做出的承诺让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感到不耐烦和愤怒。为什么这个世界开始走上一条很明显会适得其反，会使全球数千万失业者的前景变得更为黯淡的道路？维护这个政策符合谁的利益？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问道。[1]在一场用小幅增税来换取大幅削减福利的不平衡的赤字辩论中，谁的利益得到了维护？需要什么样的冲击才能打破这种僵局？历史经验未能让人感到鼓舞。罗斯福新政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由于政策本身的缩手缩脚和来自右翼的无情反对，新政举步维艰。[2]为了充分发挥美国的实力，它还让全国进入了战争紧急状态。克鲁格曼坚称：“事实是，大萧条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人。他制造了一场人类灾难，也导致了大量政府支出。”[3]这不意味着克鲁格曼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忍不住告诉《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如果宣布我们面临来自外星人的威胁，需要加强防御来保护自己，那么我们将在一年半内实现充分就业。”鉴于2011年发生的事件，人们不禁怀疑克鲁格曼是否在21世纪的政治中假设了太多的共识和一致性。
事实上，这一年始于一场地缘政治地震：阿拉伯之春。正如克鲁格曼的剧本所说，这次事件引发了军事干预，有人还呼吁为中东制定马歇尔计划。[4]但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国家都没有兴趣在海外建立国家。保守派评论人士对推翻亲西方的阿拉伯独裁者感到震惊，同时对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政策感到失望，多重焦虑困扰他们，可以说五味杂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将该事件与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比较，当时的全球通胀引发了伊朗国王的倒台和霍梅尼（Khomeini）领导的伊斯兰革命。[5]现在，通过“印钞”和推高商品价格，正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破坏了世界的稳定。随着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保守派社交媒体活动人士敦促他们的追随者在推特上发文说“伯南克的双手沾满了鲜血”。[6]与此同时，自由派媒体反驳道：造成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粮食骚乱的，不是货币政策，而是全球变暖。依据这个回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保守派反对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否认气候变化。[7]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阿拉伯之春的严肃辩论，倒不如说是美国的政治话语越来越错乱不堪的表现。
欧洲离北非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更近，但它的反应并没有那么一致。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北约干预利比亚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德国站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一边，就像它在首尔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所做的那样。默克尔政府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票支持空袭卡扎菲（Gaddafi）。与此同时，欧盟在谁应该接纳通过利比亚涌入意大利的绝望难民和移民的问题上丢人现眼地吵个没完。对于欧元区不断上演的危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伴奏。在2011年夏，不仅中东政权的稳定令人忧心，就连意大利和美国的信誉也将遭到质疑。难怪两位敏锐的当代观察人士将2011年的世界称为由零国集团（G-Zero）[*]，而非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或两国集团治理的世界。[8]
一
到2011年春，紧缩政策正在对欧洲的社会结构造成严重影响。削减开支和增加税负降低了需求，并挤压了经济活动。在整个欧元区，1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在15岁至24岁的人群中，失业率达到20%。在陷入困境的外围国家，这些数字的量值令人麻木。在爱尔兰，一般性失业率达到15%，青年失业率达到30%，希腊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4%和37%。截至2011年夏，在西班牙，成年人的失业率为20%，44%的年轻人失业。半代人[†]放弃了他们完成学业进入职场的计划。然而，进一步紧缩的要求却没有减弱的迹象。在爱尔兰和希腊于2011年3月23日服从三驾马车的计划后，葡萄牙总理若泽·索克拉特斯因未能就削减预算获得支持辞职。一周后，即4月2日，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人首相萨帕特罗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并将优先考虑稳定西班牙的财政状况。4月7日，葡萄牙成为第三个加入三驾马车计划的国家。[9]
受银行家和债券市场的需求推动，欧洲福利国家正遭受无情的缩减计划，这引发了愤怒。前法国抵抗运动人士和生态活动家，布痕瓦尔德、多拉和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凭借其正合时宜的宣言《请愤怒吧》（Indignez-Vous!），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作家。[10]为了反对全球财政紧缩的要求，黑塞尔呼吁拿出抵抗运动烈士让·穆兰（Jean Moulin）的精神，穆兰1943年死于盖世太保之手。2011年5月15日，在地方选举前夕，两万名西班牙抗议者高举黑塞尔的口号，占领了马德里最具象征意义的广场——太阳门广场。愤怒的人们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月，无视警察和法院的驱逐。[11]他们搭起一个帐篷城，宣称“我们不是政治家和银行家手中的商品”。[12]在他们原来的营地被驱散后，“5·15运动”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11年6月19日，发生了西班牙动荡的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浪潮，大约有300万人（占西班牙人口的7%）走上街头。[13]如果在美国发生与此规模相当的示威游行，这意味着将涉及1900万抗议者。在幽默的西班牙圣歌中，有一首是针对实施紧缩政策的伙伴希腊的：“嘘！希腊人正在睡觉。”2010年，希腊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但在该年秋季以后，希腊国内的抵抗已有所减弱。2011年5月28日，希腊民众占领了宪法广场，雅典以这种方式回应了西班牙的挑战以及三驾马车要求的最新一轮削减。一周后的6月5日，希腊首都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有二三十万人参加。6月28日至29日，革命武装分子与防暴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其中许多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希腊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的认同。在这场冲突后，宪法广场的暴力活动才被清除。
民族主义复兴，捍卫主权不受危机的影响，是对危机做出的最有力的政治回应之一。其中既有左翼势力的变体，也有右翼势力的变体。在希腊，三驾马车的命令唤醒了人们对占领、内战和独裁统治的记忆，为此，这两个势力都积极发声。在2010年和2011年的示威活动中，左翼势力普遍将德国对欧元区经济政策的否决与纳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希腊本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在街头公开游行。[14]金色黎明党的成员在点燃火把的游行中狂欢，火把上装饰着符文旗帜，由肌肉发达的冲锋队员担任护卫。金色黎明党的成员骚扰并攻击左翼分子和非欧洲移民，同时还搭起了流动厨房，当然只为饥肠辘辘的希腊人提供食物。这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教科书中的一幕，一场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为国家种族共同体计划铺垫了背景。
因危机而产生的抵抗运动，其模式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游行、示威和罢工与营地相结合，旨在要求捍卫主权。繁荣时期整修得难以辨认的现代化公共空间被改造用于另一种生活。[15]在希腊，对三驾马车的蔑视表现为不缴税款和罚款。在西班牙，50万个家庭面临被驱逐，生活被无法偿还的债务压垮（根据西班牙法律，抵押贷款的债务人没有破产保护），抗议者采用了非暴力、直接对抗的新形式。[16]所谓的“门前抗议”（escraches）[‡]运动通过社交媒体将快闪族[§]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站到政客面前”，迫使反应迟钝的精英阶层承认这场紧急事件的规模和强度。[17]如果市场有权恐慌，那为什么要期望公民保持适当的行为举止呢？为什么只有投资者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呢？[18]
为应对欧元区危机而开始形成的新左派将在适当的时候改变欧洲政治。[19]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最初于十年前成立，由反全球化运动和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派别联合组成。在富有魅力的年轻领袖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领导下，激进左翼联盟将自身定位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激进替代者，一个愿意领导希腊人民与国内寡头和布鲁塞尔的三驾马车斗争的政党。[20]在西班牙，2011年的抗议者中有能言善辩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左翼脱口秀主持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他后来成为2014年成立的“我们能”党的主要幕后推动者。[21]与激进左翼联盟一样，“我们能”党的活动人士大量地援引“人民”的语言，将一个反对政府紧缩路线、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团结在了一起。[22]“我们能”党支持“人民”的事业，反对“阶层”，即“一心想从人民那里窃取民主”的腐败团体。[23]
希腊和西班牙的政治将不复从前。危机已从金融领域蔓延到了政治领域。但在2011年春，抗议活动与现任政府之间仍保持着一定距离。无论抗议多么激昂、多么有创意，迫使政策发生改变的并不是抗议，而是人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2010年拼凑起来的“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根本没有奏效。
二
希腊的情况正在恶化。它正在实施紧缩政策，但债务占GDP的比重不降反升。削减政府支出并没有像扩张性紧缩政策的倡导者想象的那样对私人部门企业活动产生激励作用，而是恰恰相反。[24]消费者支出和投资大幅下降。需求的崩溃导致了更多的失业和税收收入减少。截至2011年夏初，很明显，就像人们此前设想的那样，希腊将无法在2012年进入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在2013年的截止日期之前，欧洲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贷款，或者找到某种方式削减希腊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继续向一个没有获得足够经费支持的项目提供资金。距离2010年春天的危机已经过去一年，柏林正逐渐失去耐心。在4月14日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在斯特劳斯—卡恩阐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后，朔伊布勒即加入辩论。他警告说：“我们不能用公共资金收购私人投资者的债券。”[25]然而，默克尔的联合政府却是脆弱易碎的。坦率地说，自民党是欧洲怀疑论者。社民党声称，如果需要与默克尔就欧洲问题投票，那么其将要求债券持有人必须承担损失。[¶]但欧盟委员会和法国政府表示反对，特里谢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讨论重组。4月6日，当希腊正式要求讨论债务重组时——通过延长款项和所欠利息的偿还期限来进行债务重组，而不是通过削减欠款——特里谢威胁要切断与希腊银行的联系，迫使希腊重新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26]
欧洲央行的立场并不是完全消极的。特里谢想要的，是让各国政府接管欧洲央行自2010年5月以来承担的稳定债券市场的任务。欧洲各国政府在2010年5月10日同意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经开始运作。它是向爱尔兰和葡萄牙提供救助贷款的工具。但它的法律地位很脆弱。其资金是在自愿和双边的基础上提供的。而且，它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被用来购买那些被资本市场拒之门外的国家发行的新债券。它没有被授权从事欧洲央行所开展的工作，即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以稳定价格和收益率。对于默克尔来说，为确保债券市场稳定而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基金是一剂政治毒药，因为它带有债务相互化的味道，会带来所有的政治和法律后果。虽然德意志联邦银行可能不喜欢欧洲央行购买债券，但购债可以被视为央行的例行干预措施。在默克尔看来，较之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采取购债行动、让特里谢扛起重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是德国立场的基本矛盾。柏林不仅仅是紧缩政策的坚定倡导者，在重组和私营部门参与问题上，它也是最始终如一、最清醒的。但是，当涉及伴随出现的必要情况（刚开始是为其余债券市场提供支持）时，柏林的表现却前后不一、毫不连贯。在对其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方面，柏林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兴致，从而使得裕宝地产银行和实力较弱的州立银行成为脖子上的沉重负担。德国既不为债券市场提供支持，也不提升银行实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债权人参与救助，很难说是一项负责任的政策，更像是让欧洲央行、法国和美国都感到恐惧的走钢丝行为。这是对柏林动机的善意解读。苛刻一些的解读是，德国采取了一种紧张战略，故意制造市场不确定性，以胁迫欧元区其他国家屈服。[27]同时，德国享有避风港特权。当“欧猪五国”抱怨收益率上升时，德国的利率正在不可阻挡地滑向零利率下限[**]。欧元区的不确定性对出口业务不利，但德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正在迅速增长，并且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趋紧。从慕尼黑或法兰克福的富裕和自满，到马德里和雅典骚乱的街头，这些国家的情况天差地别。柏林自然有实力等到危机结束。
特里谢和他在欧洲央行的同事们认为这种现状是不可接受的。经过数月的债券购买，到2011年春，他们发现自己“自豪地”拥有了15%的垃圾级希腊国债。当有关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永久替代品）的进一步谈判没有对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做出规定时，欧洲央行的耐心耗尽了。是时候让欧洲央行划定最后界限了。在欧洲央行新近表现出来的更强硬的立场中，其公开涉及的内容是利率政策。随着欧元区危机在2011年4月和7月再度加剧，欧洲央行上调了利率，这是货币政策史上最具误导性的决定之一。[28]欧洲央行辩解说，德国和欧元区其他经济热点国家的通胀正在抬头，这是千真万确的。北欧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对繁荣之间存在着不对称，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欧洲央行此举显然是一个政治信号，它在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将由它们决定是否对债务市场承担责任。[29]当然，传递信息的途径并非只有利率。实际上，欧洲央行在不大张旗鼓、没有发布任何公开声明的情况下，于3月中旬停止购买欧元区主权债券，并对评级较低的债券的回购实行了差异化削减。[30]
几周后，市场才意识到信贷严重收紧。于是，它们开始抛售债券。欧元区最安全债券和风险最高债券之间的息差大幅上升。希腊国债的息差达到1200基点，这一次的担忧与以往不同。2010年，市场开始对单个国家不利，先是希腊，然后是爱尔兰。现在，大量资金涌入，对整个欧元区不利。衡量这种情况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它们是现金池（这些现金池是欧洲银行的资金来源）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像贝莱德这样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大量流动资金的来源。虽然在2011年初它们仍然向欧洲银行提供高达6000亿美元的资金，但从春天开始，它们即大幅削减风险敞口。[31]在这一年中，它们会把对欧洲银行的承诺额削减45%。法国银行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即使像法国巴黎银行这样的巨头也不能幸免。在华尔街，人们不仅把大笔赌注押在最弱借款者的违约上——截至春季，标准普尔预计希腊债务将削减50%至70%，直接无序违约的概率为三分之一——还越来越多地将赌注押在欧元的崩溃上。最积极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先是将资金投资于一种产品，然后转投另一种产品，在欧洲央行加息的背景下押注美元下跌，之后再转投另一种产品，大举做空欧洲主权债券、银行和其他易受冲击的股票。[32]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和2008年的对冲基金英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等华尔街知名人士公开表示，他们看空欧洲。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一直对欧元区持怀疑态度，但在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欧洲人似乎执意要自我毁灭，而这给了他们赚钱盈利的机会。
显示出缺乏信心的不只有美国的资金。欧元区内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资金内部流动。这些资金流动以“TARGET2余额”[††]的形式进行了登记，TARGET2之前不为人知，但不久后成了欧元体系臭名昭著的附属品。[33]为了寻求安全，这些资金从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银行账户中流出，进入德国和欧元区的其他核心国家。如果融资市场正常运转，压力重重的外围国家银行将会在银行间市场找到替代资金，而不会给它们的央行带来麻烦。毕竟，接受资金流入的北欧国家的银行资金充足，而且它们的希腊同行们也愿意提供较高的利率。但是，欧洲银行间贷款从未从2007年和2008年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还在2010年4月的恐慌中遭受了进一步打击。因此，外围国家的银行转而从本国央行获得资金，由于不再是本国货币的主权发行人，这些央行只能从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总部提取欧元，与此同时，德意志联邦银行和其他外流资金的接收方积累了大量信贷。2011年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学家汉斯—沃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教授的新闻创业家精神，德国公众突然对一个令人震惊且相当具有误导性的消息有所警惕：他们正在暗中向外围国家提供巨额“贷款”。[34]如果货币体系崩溃，数千亿欧元将被“没收”。
选取的欧元区国家的TARGET2结余（单位：10亿欧元）
资料来源：Bruegel, National Central Banks.
对会计数据的危言耸听的解读，不应被视为一种经济分析，而应被视为欧元体系的合法性日益丧失的一个征兆。登记在案的TARGET2余额并非德国向欧元区的其余国家提供的“贷款”。TARGET2余额对应的是资金流动情况，反映的是私人资金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大量流入德国银行账户。其中一些流动资金来自富有的希腊或西班牙商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己的投资者把欧元带回家的。多亏了货币统一和欧洲央行的清算系统，他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会有货币损失或德国马克大幅升值的风险，这种风险将损害德国的出口企业。辛恩喜欢用一些黑暗的场景来点燃读者的情绪，其中一个场景是这样的：欧元的解体导致德国丧失了对欧洲央行的簿记债权。这是一个严峻而不确定的情况。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些焦虑的投资者已经转移到德国避险的资金不太可能撤离。德国从中获得的益处，类似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享有的过度特权。在经济困难时期，全球资金转变为美元；在欧元区，资金流入德国。[35]这是一种通过收益率息差衡量的特权。随着危机国家债券的收益率飙升，德国国债的收益率有所下降。这是助长德国繁荣泡沫的因素之一。流入德国的资金应该被视为一种负担，这反映出人们对这场危机的极度焦虑和狂躁。
三
到2011年5月，市场信心已摇摇欲坠，欧元集团匆忙在卢森堡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原定于5月6日星期五召开，旨在恢复欧洲的团结一致，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公关灾难。当朔伊布勒坚称谈话必须从讨论重组和私营部门参与开始时，特里谢愤而离场。他不会支持这样的谈话。然而，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开会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要让希腊银行存活下来，只有靠欧洲央行的支持。[36]也没有人喜欢必须对银行进行重组的想法。当《明镜》周刊获悉这场会议的消息，以及美国市场开始做出反应时，经验丰富的卢森堡首相兼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的发言人断然否认正在召开任何会议。[37]几个小时后，这位发言人被迫承认领导人确实会过面。“之所以否认会议正在进行，是因为一个非常敏感的原因，”他告诉聚集的记者，“华尔街在那个时间点开盘。”欧元暴跌。说谎是为了“自我保护”。当《华尔街日报》询问这种欺骗行为是否会损害“市场对欧元区未来发布的声明的信心”时，容克的发言人反驳说，市场似乎都已经对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法国财长拉加德的任何言论不以为然了。无论他们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说了什么，“似乎都没有人相信”。那么，一个适宜的谎言怎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呢？容克本人也得出了类似的明确结论，他在4月对观众说道：“货币政策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欧元集团秘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透露可能做出的决定，那么我们将助长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会让我们试图保护的人民陷入痛苦，我们想要他们免受伤害……我支持进行秘密的、不公开的争辩……我已经准备好被你们辱骂为不够民主，但我还是希望谨慎些……当事态变得严重时，你不得不说谎。”[38]到2011年5月，为站不住脚的理论辩解，为坚持“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做出的努力，反而导致围绕欧元区经济政策展开的可信和连贯的沟通彻底破裂。容克仅仅因为其觉得不需要大张旗鼓，而让自己的做法不同寻常，对于像卢森堡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资产阶级避税天堂来说，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将容克的“现实主义”思想投射到欧盟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其影响将会更加令人不安。
随着欧洲的信誉逐渐丧失，现在需要的是“重设”，是能澄清问题的干预，以便恢复信誉，阻止信任危机扩大。这似乎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预定于2011年5月中旬首先与安吉拉·默克尔会晤，之后再与欧元集团会晤时要考虑的内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回忆说，斯特劳斯—卡恩“打算推动建立一个大型的防火墙，我们对这些会议的结果寄予了相当大的期望”。[3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反对“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新浪潮正在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爱尔兰团队一直对2010年11月欧洲央行和七国集团强迫都柏林接受的不公平交易不满。阿贾·乔普拉坚称，爱尔兰的问题不仅仅是爱尔兰一国的问题，“它是欧洲共同的问题”，需要欧洲采取联合行动。[40]需要做的是加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向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更广泛的干预权力。此外，爱尔兰的情况表明，欧洲银行的规模太大，除了几个大国，其他国家都无力纾困。因此，乔普拉坚持认为，如果银行无法从私人机构那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那么应该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协调资本重组。[41]早在一年前，也就是2010年3月，斯特劳斯—卡恩曾向欧洲人提出了挑战，要求建立一个共同出资支持的银行清算机构。[42]没有这个机构，迈向重大债务重组的任何步伐都是危险的。
到2011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超越“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的范畴，明确制定了欧元区解决方案的基本逻辑，斯特劳斯—卡恩似乎一直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在5月14日离开肯尼迪国际机场前的几分钟，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被纽约警察局的警官拖下飞机，面临性侵和非法监禁的指控。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转变。看到这样一位著名人物沦落到在纽约街头被人耻笑的地步，欧洲的许多舆论一片哗然。难道无罪推定在美国不成立吗？[43]在法国，那些没有责怪美国的人士纷纷将矛头转向萨科齐，人们普遍怀疑是萨科齐谋划了这步棋，以便除去斯特劳斯—卡恩这个总统职位的竞争对手。[44]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来有可能让欧元区摆脱瘫痪状态，现在希望破灭了，并且该基金组织失去了一位总裁。继任问题撕开了一道疼痛的伤口。2007年，新兴市场曾获得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下一任总裁将是它们中的一员。现在，面对欧元区危机，有人辩称，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此深入地参与欧洲事务，让欧洲人掌舵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拉美人、亚洲人或非洲人贸然提出类似的要求，可想而知会有怎样的反应。欧洲人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这个职务的欧洲候选人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作为萨科齐的财政部部长，她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度和能力。她得到了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支持。与此同时，随着欧元区滑向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采取果断行动的努力宣告流产。在拉加德为自己的新角色做准备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由二号人物约翰·利普斯基执掌。利普斯基完全赞同为了确保体系稳定而采取大规模的支持行动。另一方面，如果要私营部门参与，就必须是自愿的，而且规模要适当。体系稳定和防止危机传染这些优先考虑事项得到重申。现在没有时间冒着危险谈论债务重组或银行资本重组。重要的是遏制危机，防止不确定性从欧洲蔓延开来。
四
斯特劳斯—卡恩没有与默克尔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6月5日，德国总理前往华盛顿。[45]从倾向来看，默克尔是一名大西洋主义[‡‡]者。但自2003年以来，两国关系从未如此紧张。自危机爆发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德国和美国的步调一直不一致。第二轮量化宽松引发的风暴始终令人尴尬。在利比亚问题上德国的态度是什么？柏林的欧洲计划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默克尔与奥巴马的讨论非常激烈。6月8日，默克尔带着一枚总统自由勋章[§§]和新的协议回国。不会再有关于希腊违约或希腊退欧的讨论了。为了换取希腊同意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德国将会出台另一套援助计划。正如德国从一开始就希望的那样，私营部门参与（例如债务重组）将成为交易的一部分。但这是自愿的。这将是由债权人主导的重组，银行对债务减记的方式和规模拥有否决权。不过，柏林的声明中仍缺少与欧洲债券基金或资本重组有关的大胆计划。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加剧了紧张。市场获悉了私营部门参与的消息，但是没有听到与构建充足的安全网有关的信息。
6月29日，饱受打击的希腊政府通过议会推动了第四轮紧缩政策，包括私有化、增税和削减退休金。希腊政府是在占领宪法广场的暴力活动被清除，为期两天的总罢工结束之后这样做的，也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表明，为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希腊需要出售多达500亿欧元的公共资产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7月4日发布的进一步评估，即使这样做也还是不够的。[46]为了让希腊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紧缩和私有化，还需要债券持有人真正地大幅削减债务。然而，与国际金融协会举行的会谈从6月27日开始，这次会谈的基调表明，这样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银行和其他债券持有人只做出了适度的让步。这符合欧洲央行的要求，欧洲央行迫切希望不会发生“违约事件”，但这与雅典对其公民施加的削减数百亿欧元开支的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希腊来说，默克尔—奥巴马的新政策暴露出它是另一种“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换汤不换药。
截至6月，由于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将希腊的评级下调至CCC，这是主权借款人能够获得的最低分数，同时息差飙升至1300基点，市场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欧元区无法处理希腊问题，那么它遇到更严重的麻烦时将会怎样？如果它必须应对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危机，那又会怎样？二十年前，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陷入困境。从那时起，意大利的债务稳定下来。罗马管理着基本的财政盈余。但是，其债务与GDP的比值仍然处于危险的高位。考虑到意大利的经济规模（按名义GDP计算，意大利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其债务规模相当大：1.8万亿欧元。令人担忧的是，在2011年6月的最后几天，在决定对希腊实施私营部门参与后，已经有1000亿欧元的意大利国债被抛售。欧洲各银行纷纷撤出，领头的是法国的银行。几周内，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意大利国债比例从50%降至45%。[47]这足以使意大利的借贷成本在2011年6月至8月从4.25%上升至5.54%。这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考虑到意大利巨大的再融资需求，这意味着灾难。在2011年下半年到2014年年底，罗马计算出其需要以再融资和新贷款的形式借入8130亿欧元。偿还如此巨额债务的成本增加了25%，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意大利发生挤兑，那么欧元区很可能就玩完了。
与北欧人的偏见恰恰相反，意大利的政治阶层绝对没有忽视形势的严重性。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以位于米兰的著名商学院命名的“博科尼小伙子们”[¶¶]，和其他人一样，为达成削减支出和“扩张性紧缩”的新共识做出了很大贡献。[48]面对2008年至2010年的紧急情况，意大利几乎不允许自己采取任何刺激措施。问题是，罗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应对债券市场的新恐慌。特别是贝卢斯科尼总理将如何反应。
贝卢斯科尼丑闻缠身。[49]他曾面临犯罪指控，包括敲诈勒索、大规模逃税和腐败。但在2011年2月15日，在所有指控中，最令人难堪的一个是，他被控与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以及滥用职权，试图掩盖他与一位名叫“偷心露比”的脱衣舞娘兼应召女郎的关系。贝卢斯科尼没有辞职，反而继续担任总理。2011年4月6日，当金融市场正在焦虑地观望时，意大利总理接受了审判。诉讼程序立即中止，但听证会将于5月底恢复。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被游移不定又名誉扫地的阴云笼罩。5月底，当贝卢斯科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力量党和北方联盟[***]组成）失去对其个人领地米兰的控制权时，他遭到了进一步的质疑。[50]即使在形势最好的时候，贝卢斯科尼的本能也是迎合大众的。既然他正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而战，那么是否可以指望他推行其财政部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要求的紧缩措施呢？
在7月9日至10日的那个周末，默克尔亲自出面干预，敦促贝卢斯科尼认清形势的严重性。欧洲的未来系于意大利。但意大利和德国，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薄弱环节？对于欧洲的许多人来说，目前尚不清楚默克尔本人是否真的致力于维护欧元区的统一。丑陋的流言开始四处传播，说德国前总理、欧元之父和德国统一之父赫尔穆特·科尔质疑他的欧洲遗产在默克尔的手中是否安全。有报道称，科尔曾这样告诉一名记者：“这个女孩［默克尔］正在摧毁我的欧洲。”[51]默克尔和朔伊布勒被勉强说服推迟夏季出行计划，并于7月21日召开欧洲理事会紧急会议，以讨论欧元区稳定问题。议题是可以预测得到的：财政调整和紧缩、私营部门参与、重组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欧洲央行购买债券。只有欧洲范围内的银行资本重组还没有被提上日程，这是连贯的危机遏制战略的最后要素。但柏林打的是什么牌？默克尔和朔伊布勒是否真的在实施令人毛骨悚然的边缘政策[†††]？或者，由于生活在一个相对繁荣的环境中，德国的政治阶层根本不了解欧元区其他国家面临的压力？
2011年7月14日，为了应对市场压力，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一项700亿欧元的严厉紧缩计划，该计划可以与德国2010年的计划相提并论。[52]但是，只要贝卢斯科尼仍在掌权，人们的疑虑就不会消失。希腊的私营部门参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特里谢坚持己见，如果希腊债务出现临近全面重组的任何迹象，那么欧洲央行将不允许把希腊债券作为合格抵押品。恐慌再次蔓延到欧元区的债务市场。原本是希腊和爱尔兰这些小国的问题，正迅速演变为南欧（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大型经济体）的全面危机。2007年，欧元区债券投资者曾认为希腊的债务与德国提供的债务规模相当，但到了2011年9月，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信用违约掉期息差超过了处于革命阵痛中的埃及[‡‡‡]的息差。[53]全球被认为最有可能违约的三个国家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位于欧元区，远超过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54]革命情绪似乎已经跃过了地中海。雅典的暴力场面助长了人们对在欧洲蔓延的社会混乱的想象。据称，严肃的金融分析师们正在谈论“恶性通货膨胀、军事政变和可能的内战”。[55]然而，这已经不再是个别掠夺性对冲基金关注的问题，也不是谈论欧元下跌的一两个过度兴奋的分析师关注的问题；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商业银行和养老基金正在将数百亿欧元从意大利和救助计划涉及的国家中撤出。[56]一旦欧元区主权国家丧失其作为安全资产发行人的地位，机构投资者将别无选择，只能重新分配它们的投资组合。这也会对欧洲的银行造成影响。2011年的夏季，批发性融资正在枯竭。[57]
距离7月21日的峰会只剩几天时间了，巴黎开始意识到默克尔可能愿意让即将到来的谈判失败。[58]到目前为止，与银行游说者达成的债务削减幅度过低，无法令柏林满意。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资源和授权不足以让法国放心，也不足以安抚市场或说服特里谢恢复债券购买。如果谈判失败，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法国。为了打破僵局，萨科齐意识到他不得不与默克尔进行一对一的谈判。法国总统于7月20日下午5点30分抵达柏林，随即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问题上遇到了绊脚石。很快，事情变得清楚起来：如果不让特里谢参与，柏林和巴黎无法解决问题。特里谢被从法兰克福召来，于晚上10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抵达柏林。这场交易不是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而是在德国、法国和欧洲央行之间进行。7月21日凌晨，萨科齐和默克尔轮流使用一部手机向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宣读了他们的协议条款。下午，在布鲁塞尔，一揽子计划被正式提交给其他国家政府，并由其他国家政府投票。
希腊将获得额外的1090亿欧元，以满足其到2014年的融资需求，并且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继续作为三驾马车的一员。希腊支付的贷款利息将降至3.5%，还款期限被延长，通过私营部门自愿参与救助方案，希腊的债权人将出资援助，但具体数额仍有待确定。欧洲央行将因其遭受的任何损失获得赔偿。如果希腊银行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它们将使用三驾马车的资金进行资本重组。[59]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强调私营部门参与仅适用于希腊，因为它是欧元区唯一一个资不抵债的主权国家。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履行各自的义务。为了遏制危机传染，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得到加强，并且应欧洲央行的要求，它将获得授权进入二级市场，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等非救助计划国家确定信贷额度。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不再像默克尔自2010年3月以来坚称的那样只是一个最后的手段，而是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机构，先发制人，帮助稳定市场，以防止任何威胁的出现。最后，这些都成为可行的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如回购希腊债券、进行债务重组、提供进一步贷款和与欧洲央行合作，并且由获得新授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提供支持，甚至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必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承认。总体结构是良好的。但这是计算出来的总额吗？这笔钱又由谁来掏腰包呢？
私营部门参与的规模成为一个痛点。在与国际金融协会的礼貌谈判中，最初确定的数字仅为20%。银行家们未获准参加7月21日的政府间会议，但他们聚集在外面的走廊里。当政府宣布20%不够时，国际金融协会给出了21%。通过这种象征性让步，各方都对已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没人做过数学计算。这是一个姿态问题，而不是算术问题。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根据这种适度的重组假设对希腊债务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时，国际金融协会的查尔斯·达拉拉对会议进行了强烈谴责。[60]他的愤怒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私下里，达拉拉非常高兴地夸耀说自己的游说为客户（大银行）签下了一笔惊人的慷慨交易。[61]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希腊将为重组债务付出名誉上的代价，但它几乎得不到什么财政救助。它背负债务负担将达到GDP的143%，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正如高盛的一位分析师所评论的：“欧洲政策常见的一个特点是，它存在着‘低估’原本良好政策举措的倾向。”瑞银集团经济团队的一名成员就不那么客气了：“这种做法只是在边缘徘徊……债务需要减半。”对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提供的新支持工具，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告诉彭博电视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经从单管机枪变成了加特林机枪，但弹药数量相同……它迫切需要增加规模。”[62]如果意大利的情况变得危急，那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需要的不是2000亿至4000亿欧元，而是一两万亿欧元。否则，只有拥有无限的欧元供应的欧洲央行才能为这一体系提供支持。
在此期间，投资者紧张不安。截至7月底，德意志银行已从年初开始将其意大利国债的持有量减少了88%。[63]对于贝卢斯科尼阵营的意大利人来说，这显然是一起讹诈。在财政部部长特雷蒙蒂的圈子里，有传言说这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64]该年早些时候，罗马曾冒失地提议，欧洲的联合救助资金不应根据债务占GDP的比值提供，而是应当与被救助银行的债权规模挂钩。毫无疑问，这个提议在柏林不受欢迎。特雷蒙蒂确信德意志银行的突然抛售是得到了来自默克尔和朔伊布勒的消息。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怀疑都是有迹可循的。信任正在瓦解。
五
如果资金逃离欧洲，接着将会流向何处？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金反而流向了美国。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美元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担心的恐慌性抛售。相反，投资者转向美国国债，这是全球货币金字塔的顶端。在2008年的时候，美元飙升，利率下跌。然而，连续的量化宽松浪潮扭转了这一趋势，导致美元兑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下跌。这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使美国债券的吸引力略有下降。到了2011年夏天，更加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该年年初，随着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开始展现实力，制定一个两党合作的长期财政整固方案的努力宣告失败。[65]由于缺乏预算，2011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差点关门。5月16日，联邦债务达到了14.3万亿美元的上限。由于税收收入只能负担当前支出的60%，华盛顿已经达到了合法借款权的上限。财政部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包括从政府现金储备中借款以及出售公务员退休基金中的资产。[66]这可以使财政部撑到8月2日。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将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支付工资，要么偿还债权人。美国正在滑向比协调一致的财政紧缩更为糟糕的局面，一场混乱的政府关门可能导致其对国内外债权人的债务违约。
2011年7月下旬，当萨科齐、默克尔和特里谢在对欧元区的未来掷骰子时，美国距离悬崖边已经很近了。华盛顿对实施紧急财政整固的必要性已不再有任何分歧。[67]然而，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前者坚持以平衡的方式削减赤字，这涉及增税和削减福利，而后者则专注于削减开支。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希望通过与白宫达成协议，在未来十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的赤字，以此维护其对茶党的控制。但在7月22日，博纳和奥巴马政府之间的谈判破裂，因为共和党要求大幅削减医疗支出，而白宫坚持要求增加1.2万亿美元的税收。[68]记者们开始编制日历，以确定美国政府应首先支付8月份到期的哪些账单。宪法专家们正在就动用行政特权的利弊展开辩论，或者盘算着铸造数万亿美元的铂币来偿还国债。[69]如果说希腊是一个大问题，意大利是一个太大的经济体而不能倒下，那么对于美国违约可能造成的后果，那简直是没法预测的。仅在8月份，财政部就不得不延长近5000亿美元债务的期限。[70]随着欧元区的动荡不定，撤出欧洲银行债券的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继续转向美国国债。不过，这种表象具有欺骗性。虽然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保持不变，但他们最看重的是风险较低的短期债券。货币市场基金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平均到期期限从2010年1月的90天下降到2011年7月底的70天。[71]与此同时，金融工程师开始考虑是否需要一些之前没有人考虑过的东西：美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72]
在2008年之前，美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并不存在。那么对整个全球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无风险资产类别进行投保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极不可能发生的美国违约发生了，那么市场将会存在普遍的不稳定，以至于不清楚任何私营金融实体是否仍能作为一个可靠的对手方。谁将会留下来为应对世界末日而支付保险呢？在2008年的动荡期间，当房利美和房地美似乎可能倒闭时，美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利基市场首次出现，并在2011年重新活跃起来。在7月的最后几天，有超过1000份合约未清偿，息差达到82个基点。这只是希腊债券的投资者所支付款项中的一小部分，但令人惊讶的是，市场依然存在。
2011年7月31日，华盛顿得以从深渊中抽身。两党达成了一项预算妥协方案，如果两党在今年年底前不能就削减开支达成一致，那么将会自动实施财政紧缩。足够多的茶党激进分子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被争取到了共和党领导层的一边，从而使该协议获得通过。信用评级专家和布什政府的前官员进行大量游说，发表了数小时危言耸听的演讲，来说服共和党的反叛分子相信违约的严重后果。但损失已经造成。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愉快地告诉媒体：“我认为，我们的一些成员可能将违约问题视为一个你可以冒险开枪的人质。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那么认为。我们学到的就是，它是一个值得赎回的人质。”[73]就像强硬派茶党的新人贾森·查菲茨（Jason Chaffetz）所说，威胁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会消除威胁的”。[74]
8月3日，中国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率先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它将美国的评级从A+下调为A。正如大公所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争取自己的党派利益时都没能考虑大局；他们很难及时做出正确选择，从而让世界陷入了恐怖，这凸显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基础起到的负面作用。”[75]中国分析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法通过增加实际财富创造来解决经济增长缓慢、赤字高和债务日益增加对偿债能力造成的根本影响，而美国偿债能力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诚然，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在下一步得以实施，这将让全球经济陷入一场全面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美元的地位将发生根本动摇”。这是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的看法意见变成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措辞表述。去年年底，北京大举抛售美国国债，但没有造成股市暴跌。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纳税人积累债权、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已经结束，不过，持有量稳定在1.2万亿美元至1.3万亿美元之间。
中国给予批评是意料之中的，但更令人惊讶的美国国内的余震。8月5日，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美国的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将美国国债的评级从AAA下调至AA+。标普援引“近几个月的政治冒险政策”并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治理和政策制定”并非“认为的那样稳定、有效和可以预见”。[76]它还强调，美国债务水平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的速度非常快，到2021年，美国债务将超过GDP的90%，这是莱因哈特和罗戈夫设定的臭名昭著的阈值。但是很明显，在将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告知美国财政部时，这家评级机构犯了一个基本错误。通过把债务增长数据应用于错误的基准情景，它过分夸大了对未来十年赤字的预期。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个错误被指出时，标普并没有撤销决定。它维持了降级并保留了解释性文本，但减去了建模错误。这导致财政部发出正式谴责。“标普仍然坚持有缺陷的判断，只是简单地将它们做出信用评级决定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原理改为政治原理……这个错误的严重程度，以及标普改变其基本原理的匆忙速度……唤起了人们对标普评级行动的可信度和完整性的质疑。”[77]没有人怀疑美国政治制度的弱点。而标普只是再一次展示了评级机构有多糟。正是它们向数千亿次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发放AAA认证，帮助引发了2008年的危机。正是它们的连续降级决定了欧元区危机的进展速度。但事实证明，它们甚至无法准确计算出美国的预算。
六
数万亿美元的债务正在失去其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德国财政部部长指责美国财政部具有干涉主义倾向。北约在利比亚问题上争吵不休。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被斥责为在中东煽动叛乱。欧盟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其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方式不痛不痒，当它没有采取“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时，它就公开地、厚颜无耻地撒谎。意大利总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都因性侵指控而被起诉。华盛顿故意不认真对待破产。评级机构无法进行算术运算。数百万人在街头抗议，要求“毁约”，因为他们无力或不愿偿还他们签下的或以他们的名义签下的债务。
在8月6日至7日的周末，当全世界都在消化美国的主权债务降级消息时，政府首脑、央行行长和财政部官员中断他们的暑假，召开了一轮疯狂的电话会议。但是，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都是蹩脚的公报，无助于激发人们的信心。8月8日，星期一，受大西洋两岸坏消息的影响，股市大跌。奥巴马总统不得不谈道：“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互联互通，这意味着，当你在欧洲，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遇到问题时，这些问题也会蔓延到我们国家。”[78]
在2010年至2011年有关合法性的全面危机中，不存在“阿基米德支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置身事外。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抗议者与政府官员“直接对峙”。他们想要打破将决策者和受其决定影响的人们隔离开来的不可战胜的权威和距离，迫使决策者们面对一个不同的现实。2011年夏，一小群美国社会活动人士决定在纽约这个全球金融经济的中心采取同样的行动。
2011年8月1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会晤，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79]联邦调查局在网上搜寻可疑活动时，听闻了一个叫作“占领华尔街”的“无政府主义”网络，其目的是将欧洲已具规模的抗议运动扩展到美国。他们原定于9月17日占领华尔街旁边的祖科蒂公园。刚开始，美国媒体忽视了这个事件。首先报道此事的是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和《卫报》。[80]但在几周之内，这个距离华尔街仅几步之遥的小型营地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81]
考虑到“占领华尔街”引发的社交媒体风暴的规模，正确看待它是至关重要的。与欧洲大规模的反紧缩运动相比，这场运动微不足道。2011年10月15日发生了全球性的占领示威活动，在西班牙大概吸引了100万名示威者，在罗马大约有20万至40万人参加，葡萄牙的参加者达数万人。在纽约，3.5万至5万名抗议者举行游行。但是，占领纽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这场活动的适度规模。它在美国资本主义心脏地带明确表达了激进反对。美国费城、奥克兰、波士顿、西雅图、亚特兰大、洛杉矶、丹佛、图森、新奥尔良、盐湖城和其他许多城市纷纷出现类似营地。此外，伦敦、首尔、罗马、马尼拉、柏林、孟买、阿姆斯特丹和巴黎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团结营地。估计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全球各地至少有900个城市的抗议者举行了声援示威。[82]在美国各地，无论占领营地在哪里萌芽，都可以预料到其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是美国反恐当局的密切关注。尽管它们的规模很小，并且似乎是草草拼凑而成的，但很显然，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激进少数派的愤怒得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广泛认同。
2011年10月，《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畏惧的“无政府主义阵营”的抗议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83]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财富应该更平均地分配——90%的民主党人、三分之二的无党派人士，甚至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都同意这种观点。然而，只有11%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84%的人不赞成国会威胁要让美国联邦政府屈服的做法，74%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自2009年1月以来，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竭尽全力遏制民众的不满情绪。它没有试图鼓动和利用美国社会积怨已久的愤慨，而是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两年后，结果是左翼和右翼的合法性都惊人地遭到了削弱。
[*]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和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在2011年撰文阐述的概念。大体上说，这一概念与经济危机和全球治理密切相关，所描述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的世界格局。布雷默在2012年出版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一书，对“零国集团”做了进一步阐述。——编注
[†]半代人，85后，生于1985年至1989年的人士。——译注
[‡]西班牙语词汇，指为表示对某位被指控犯罪或腐败的公众人物的抗议，民众自发组织前往其住所或办公场所游行示威。这个词最初源于阿根廷的独裁统治期间，被阿根廷人权组织HIJOS广泛使用，大意为找出施害者和凶手，然后羞辱他们；这种行为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和示威。——编注
[§]快闪族是指一群通过互联网联系，但现实生活中互不认识的人，在特定地点和时间聚集后，在同一时间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行为”，然后迅速分散。——译注
[¶]社民党支持债务重组，自民党认为希腊的债务重组必须与该国暂时离开欧元区捆绑在一起。——译注
[**]通常情况下，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央行会下调利率以激励公司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但当利率降至零时，央行就失去了这一对抗经济衰退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所谓的“零利率下限”。在现有金融体系下，突破“零利率下限”，意味着意愿投资和意愿储蓄会失衡。——译注
[††]TARGET2的全称是第二代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rans-European Automated 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Express Transfer system），用于为欧元体系各国提供大额交易清算服务。TARGET余额反映了欧洲各国TARGET会员央行资金在欧元体系内部的跨境支付情况。对某个国家来说，正值表示净债权，负值表示净债务，各国的TARGET余额加起来为0。TARGET正余额总额规模越大，说明欧元体系内资金流动越不平衡。——译注
[‡‡]一种西欧和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卫等议题上互相合作的哲学。与大西洋主义立场相对的是亲欧洲主义，即亲欧盟。——译注
[§§]由美国总统一年一度颁发，与国会金质奖章并列为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受奖者不需要是美国公民。——译注
[¶¶]指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意大利最好的商学院、世界顶尖商学院。——译注
[***]现已改名为联盟党。——编注
[†††]“边缘政策”是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一种对外政策，也称“战争边缘政策”。大意指以战争（核战争）作为威胁和恐吓手段引起危机，迫使对手让步。一般来讲，也可以理解为使对手走到危险边缘，达到向对手施压的目的。——编注
[‡‡‡]指2011年埃及革命。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发动一系列街头示威、集会和罢工等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不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