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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2010年的希腊：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
第14章
2010年的希腊：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
2009年夏天，随着银行业的严重危机得到控制，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危机的余震仍在持续。由于美联储和财政部采取了阻隔措施，在美国，余震不再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剧烈重压，而是蔓延到陷入痛苦之中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这些家庭正在艰难地应对负担不起的抵押贷款和不再值得他们用于担保债务的住房。美国房屋的止赎浪潮直到2010年初才达到高潮。换句话说，债务人继续违约，但他们的灾难并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他们是弱势群体，因为奥巴马政府或其他人几乎没有向他们提供什么支持。经济的主要支柱不是美联储提供的宽裕的流动性，而是财政工具的自动稳定器。它们不仅对美国的公共财政，也对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公共财政造成了重大影响。在2010年，这将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强烈反应，各国纷纷要求进行财政整固，以及重新回到危机前被广泛吹捧的财政可持续性的议程上来。控制债务占GDP的比值将成为一句口头禅。在2008年对银行提供慷慨救助之后，紧缩政策出台了，不过针对的当然不是同一群人。然而，货币是可以互换的。最终，医疗保健、教育和地方政府服务都被列入用于负担危机成本的预算条目之中。
在欧元区，危机在三个较小的成员国中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影响，因此，从对银行业危机给予慷慨解囊的救助政策到随后紧缩政策的转换，是以一种特别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陷入了预算日益难以为继的局面。在这三个国家中，希腊和爱尔兰的情况最为严重。希腊的公共债务过于庞大，需要进行重组。2008年9月30日，爱尔兰惊慌失措地宣布，需要银行提供担保的债务已高达4400亿欧元，这压垮了爱尔兰。考虑到希腊和爱尔兰在2009年之前承受的重担，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债务重组，也称为债券持有人债务削减，或者更委婉地称为私营部门参与（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PSI）。在希腊，此举涉及向该国提供贷款的机构。在爱尔兰，这表现为银行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合理偿付。与任何破产一样，这涉及侵犯财产权，并将产生不确定性。这一举措存在着严重的传染风险。如果希腊或爱尔兰进行债务重组，谁将成为下一个？考虑到欧洲银行的疲软状况，让它们蒙受进一步的损失可能是危险的。此外，鉴于它们与美国金融体系的相互关联程度，这种担忧不会仅仅局限于欧洲。因此，假如希腊和爱尔兰的局势，以及随后葡萄牙的困境都给自身造成了政治和财政压力，并且蔓延至大西洋两岸，这也不足为奇。但是，从2010年起，欧元区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情况。
2008年9月至10月初，欧洲首次对银行业危机做出回应，具体表现为予以否认、缺乏主动性和各自为政，这也预示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2008年秋，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压力仍可以在国家层面得到控制。到了2010年，危机却演变成一场关乎欧洲未来的全面斗争。欧洲的单一货币几乎分崩离析。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萧条之中。意大利也遭受了间接损害。法国的主权信用受到威胁，总理被罢免，政党垮台，民族主义的情绪被煽动到了沸点。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情况是欧洲的新危机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回溢效应。2009年春，法国和德国就金融稳定问题指责了英国和美国。一年后，它们被迫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只救助希腊，还应帮助整个欧元区。但这还不够。两年后，欧元区危机仍然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一
纵观从华尔街延伸到首尔的全球危机，希腊和爱尔兰的麻烦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参考欧元区治理的特殊特征来解释它们。[1]爱尔兰是一个过度发展的离岸银行中心。都柏林背负的纾困成本之高，足以让财政状况最稳健的国家陷入危险。2008年10月，拉加德的噩梦变为现实：欧洲高度一体化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其规模之大，让当事国无法独自解决。因受恐慌驱使，加之他们与当地银行的密切关系，都柏林的政客们要求采取措施应对，但默克尔否决了欧洲的任何集体解决方案，这使爱尔兰的局势难以为继。当2009年1月15日都柏林被迫对盎格鲁爱尔兰银行进行国有化时，已有传言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进行干预。爱尔兰的主权债券被大量抛售，其违约风险甚至超过希腊。[2]
如果希腊在2008年处于匈牙利（欧盟成员国，但未加入欧元区）的境况，那么它极有可能与东欧国家一同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轮援助计划。[3]这并不是说希腊直接卷入了跨大西洋的金融危机。它的银行最多只在欧元区内享有利益。危机是通过其出口和旅游业蔓延到了希腊。之后，自动财政稳定器开始工作。税收收入减少。这些情况在2008年至2009年都很常见。希腊的不同之处在于，危机爆发时，该国的财政状况不稳定。值得重申的是，希腊并没有利用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来大举借债。其大部分债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堆积起来的，当时它的两个主要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社会民主党）和新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利用西欧的现代化和富裕生活的承诺来吸引选民。[4]2006年，希腊债务占GDP的比值低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的水平。但债务并没有减少多少，要不是因为财政调整，情况会更糟。雅典的失败在于未能利用快速增长和低利率的特殊时期来大幅减轻其债务负担。赤字的骤增，利率的上调，都有可能使它从勉强维持陷入资不抵债。这正是2008年发生的事情。为了应对危机，保守的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放弃了所有财政限制，与此同时，希腊这个实力较弱的主权债务国出现了利率飙升。
2009年7月，雅典向欧元集团发出警告，称其赤字可能会达到GDP的10%甚至更高，但当时双方都认为这些数据并不适合公之于众。10月4日，希腊选民赶走了中右翼的新民主党，将绝大多数选票投给具有改革意识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情况出现转机。两周后，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领导的政府打破了沉默。[5]雅典向欧洲统计机构即欧盟统计局宣布，其赤字将超过GDP的12.7%。2009年的预算修订一下子将希腊的债务负担从GDP的99%提高到了115%。赤字达到数百亿美元，不断增加现有债务存量，再加上不断飙升的利率，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无法控制。仅在2010年，希腊就需要偿还总计53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这对任何借款人来说都会感到压力重重。但希腊的问题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造成的，而是资不抵债。根据一项计算，为了真正稳定其债务，希腊需要将税收收入提高到GDP的14%，并削减相同数额的支出。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希腊需要做的是债务重组，就减记债务与其债权人达成一致。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在已经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上再增加新的贷款，都可以推迟问题的爆发，但代价是增加债务规模。
当然，对于债权人来说，重组是个不受欢迎的选项。就在2007年，希腊国债的收益率[†]几乎与德国的持平。这些国债被广泛持有。截至2009年底，在希腊2930亿欧元的未偿公共债务中，有2060亿欧元被外国投资人持有，有900亿欧元由欧洲银行持有，而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机构持有大约900亿欧元。如果这些债务被减记，那么希腊的负担将减轻。但是，这也会使希腊被逐出体面的欧洲借款人俱乐部。在早期阶段，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可能会将国家破产转变成为要求免除债务，甚至不惜与债权人决裂。[6]到了2009年，它已不再是那种政党，因为重组将使雅典与其债权人进行羞辱性的谈判。这极有可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扯进来。实际上，重组不仅不受欢迎，而且难以启齿。如果你希望以某种方式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并勉强渡过难关，那么保持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即便提到重组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引起恐慌，导致短期融资途径被切断，立即违约将不可避免。然而，无论你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何种策略，数字都是无情的。希腊的债务太沉重，而且越来越多。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战斗，而是一场旷日持久、令人痛苦的后卫行动，被令人困惑又无休止地重复“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笼罩。
这条曲折的道路是从哪里开始的？2010年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访问巴黎，与萨科齐总统及其政府会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法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希望出现危机，也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债务重组的讨论。他们想要筹集资金来救助希腊。2008年秋，布达佩斯被迫投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怀抱，自那场动荡以来，一个由欧洲大国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一直在开会，讨论如果成员国之一陷入匈牙利式的危机，欧元区将如何应对。[7]巴黎和欧盟委员会一致希望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达成解决方案。对希腊来说，这无疑让人感到安慰。在欧元区危机中，法国的确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出现反对救助的歇斯底里的情绪。[8]尽管法国对每一项欧元区纾困措施的人均贡献几乎与德国相当，而且总体贡献仅略低于德国，但这个问题从未像德国那样政治化。然而，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希腊的债务危机之后，巴黎仍愿意考虑投入大笔资金救助希腊？
萨科齐总统从不错过借助牺牲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模式来提高声誉和获得好感的机会。然而，颇为尴尬的是，法国银行在希腊的风险敞口最大。巴黎银行是希腊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人。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因为其希腊子公司而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敞口。最脆弱的是德克夏银行。[9]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巴黎如此关注希腊问题？法国巴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十分稳健，足以吸收希腊的亏损。德克夏银行在希腊的直接风险敞口只有30亿欧元。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数额不足以危及银行的生存发展。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担忧，首先是由于德克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十分糟糕。这确实是一个薄弱环节，在2010年没有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公众不会支持另一场银行救助行动。人们所担忧的远不止德克夏银行及其同类机构。欧洲最大银行的整个商业模式，甚至像法国巴黎银行这样的国家领军银行，都令人忧虑。它们继续依赖批发融资。如果它们的信用开始出现问题，就会受制于商业票据和回购市场。融资市场的信心还没有从2007年以来遭受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而对欧元区信心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全面撤资。这不仅仅关系到希腊，而且关系到更大的跨境债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法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贷款人一样持有很高的份额。
总而言之，外国银行向欧元区外围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放贷达到了2.5万亿美元。其中，法国银行的贷款数额高达5000亿美元，与德国银行的数额大致相同。大多数贷款和借款都不是针对政府的。西班牙和爱尔兰已被卷入房地产引发的巨大通胀之中，而如今，它们又面临着痛苦的通缩。特别是在西班牙，人们有理由担心当地抵押贷款机构的稳定性，而不是政府财政的稳定性。除了外围国家，更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的公共债务。与希腊相比，意大利的预算情况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事实上，在危机之前，意大利一直保持着基本盈余（在偿还债务利息之前）。但其债务水平高得令人担忧，2008年5月，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就任意大利总理，尽管具有商业资历并与其保守党联盟伙伴关系密切，但他仍被视为危险的机会主义者。没有人希望让恐慌的火焰蔓延到意大利。意大利之后就会是比利时，然后就是法国自己。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三级债务结构推动了欧元区危机的政治进程：处于底部的是破产的小主权债务国希腊和葡萄牙；然后是房地产繁荣的受害者爱尔兰及随后的西班牙，它们背负着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巨额债务；最后是以意大利为首的真正庞大的公共债务国。在巴黎看来，希腊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不如稳固这个巨大的金字塔重要。
在巴黎受到充满同情心的欢迎，这无疑使雅典感到宽慰。但这本应让希腊敲响警钟。希腊希望自身成为法国为欧元区的金融稳定而战的地方吗？救助计划的目的是否旨在将欧洲过度扩张的银行面临的风险降至最低，并避免让那些可能最符合希腊纳税人利益的政客们陷入尴尬境地？希腊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从法国方面来讲，人们可能也想知道，如果目标是巩固欧元区，那么拖延实施直接、彻底解决希腊巨额债务负担的计划是否为最佳策略。如果这是一个选择防线的问题，那么希腊真的是人们用于表明其立场的地方吗？用一个很快会在欧元区广泛流传的不恰当的比喻来讲，截去生了坏疽的肢体，积极推动希腊进行债务重组，难道不是更好的方法吗？[10]无论怎样做，双方都有风险，但巴黎选择了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
欧元区债务金字塔（单位：十亿美元）
注： （1）其他风险敞口包括衍生合约、保证担保和信贷承诺。 （2）2010年第一季度意大利的行业风险敞口数额按照2010年第四季度报告的比例计算。 （3）德国、西班牙和法国对意大利的其他风险敞口数额按照占2010年第四季度外国债权总额的比例计算。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合并银行统计数据和BIS Quarterly Review，2010年9月，见http://www.bis.org/publ/qtrpdf/r_qt1009.pdf。
起初，德国方面似乎也持类似的态度。与法国的银行一样，德国银行也对这个欧元区较弱的借款人存在巨大的风险敞口。柏林并没有丧失保持系统稳定性的逻辑。[11]2009年2月，当希腊和爱尔兰首次面临压力时，德国财政部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的一席话让市场平静下来：“如果欧元区的某个国家陷入困境，那么我们必须共同提供帮助。虽然欧元区条约并没有就向那些资不抵债的国家提供帮助做出规定，但实际上，其他国家将不得不拯救陷入困境的国家。”[12]一年后，当帕潘德里欧政府寻求帮助时，德意志银行精力充沛的首席执行官兼国际金融协会主席约瑟夫·阿克曼伸出了援手。他于2010年初前往雅典，提供了300亿欧元的公私贷款。[13]可想而知，随着柏林和巴黎都给予支持，使用创伤膏药修修补补可能会让市场平静下来，并将收益率降至让希腊能够苟延残喘的水平。然而，此举却让债务无情地堆积起来。当欧元区遭受来自爱尔兰或葡萄牙的下一次冲击时，将会发生什么呢？对于无力偿债的借款人来说，举借新债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解决方案。
无论如何，到2010年春，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已经没有意义。2009年9月27日，经过激烈的竞选，德国人投票将施泰因布吕克和社民党赶下台。安格拉·默克尔继续担任总理，此时，她与提倡自由市场、主张减税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结盟。[14]他们更符合这位总理的意识形态品味，但她目前的政治基础十分薄弱，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令保守派满意的是，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接替施泰因布吕克担任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是20世纪80年代赫尔穆特·科尔一辈人中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作为冷战时代的基督教保守派，他有着广阔的战略眼光，支持欧盟在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文明的维护者。[15]对于朔伊布勒来说，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是他西方观念的支柱；而作为财政部部长，基于宪法的债务刹车是他特别关注的法律问题。基民盟的新联盟伙伴自民党是一个亲企业、倡导减税的政党，这让朔伊布勒在税收收入方面受到限制。朔伊布勒认为，德国和欧洲需要的是财政纪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朔伊布勒就一直坚定拥护“多速欧洲”[‡]愿景，在这个愿景中，由一个核心国家集团来确定步调，而竞争力较弱、纪律较差的国家将走在后面。如果希腊达不到标准，那么希腊将走在后面。2010年2月11日，默克尔政府与其联盟伙伴同意采取紧急措施支持欧元，但否决了向希腊提供任何具体援助的提议，此举震惊了市场。一位欧盟官员告诉记者：“基于法律、宪法和原则，德国正竭尽全力猛踩金融援助的刹车。”[16]
柏林拒绝遵循纾困方案，这让法国人担忧，也让希腊人感到震惊。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25条禁止相互救助。2009年12月，就在希腊危机爆发之际，《里斯本条约》最终生效，强化了民族国家责任的首要地位，并阻止向债务相互化迈进。债务相互化可能会让欧洲财团分担为希腊部分债务提供援助的重担。在2009年6月30日对《里斯本条约》做出的一项关键性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设置了进一步的障碍。[17]该法院坚持在将更多的权力移交给布鲁塞尔之前，需要严格审查民主问责制。在2010年2月11日，柏林将会同意的是最后的权宜之计，例如支持欧元。这对希腊这样的“害群之马”来说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诚然，希腊应该削减赤字，并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便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德国没有心情参与救助。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和公众舆论似乎都愿意让市场在希腊及其债权人面前为所欲为。如果有必要减记债务，那就减记吧。如果雅典无法偿还债务，那么德国的整个政界都支持以银行为代价对债务进行重组。[18]民意调查显示，在支持援助希腊的人中，有三分之二要求银行为救助计划提供资金。[19]这些呼吁得到了游说团体（例如德国纳税人联盟）的支持，它们要求私营部门参与。[20]这是一种苛刻且具有高风险的做法，它之所以对德国公众具有吸引力，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公众倾向于指责“其他国家的”银行，而低估了本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
这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基本困境。希腊需要减记债务。德国并不反对，并且支持扣减债权人债务。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希腊政府并不愿意为很大程度上由其前任制造的问题付出代价。因为这不仅仅会导致国家债务必须进行重组，希腊的银行体系也需要重组。整个希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处于危险之中。法国反对减记债务，而巴黎不仅得到了其他欧洲债务国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央行的支持。欧洲央行对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感到震惊。债务违约是否存在传染的风险？无疑，希腊需要的是一剂良药：财政纪律。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答案。财政紧缩是希腊在今后的几年里被迫接受的良药。但是，所需的预算调整是不切实际的，其对希腊经济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由于重组最终无法避免，那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重组安全进行，如何建立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可以在不引起普遍恐慌的情况下减记债务并让债权人承担损失。但问题是，甚至连大声这么说，都可能在安全保障就绪之前引发挤兑。在采取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以及否认重组的必要性时，很难为欧洲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任何集体行动创造动力。而且，没有德国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德国在重组希腊及其债务方面没有退缩，但它对建立必要的机制以确保重组安全一点儿也不热心。
德国的不情愿表明其目光短浅，但这可以理解。到2010年春的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为全面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需要：（1）对欧洲银行进行积极的资本重组，使其能够承受损失，2009年欧洲在该举措上已经落后于美国；（2）建立欧洲基金支持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否则可能会扰乱较小国家脆弱的财政状况，但柏林已于2008年10月否决了这一提议；（3）欧洲央行需要稳定债券市场，要么向欧洲各银行提供流动性，要么借鉴美联储的计划积极购买债券，尽管欧洲央行的条约禁止直接将债务货币化，德国的保守派也痛恨此类的任何干预；（4）需要一个由各国政府预算支持的欧洲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以购买欧洲最弱国家的主权债券，但这一提议受到《里斯本条约》禁止债务相互化的阻挠，正是为了让这一切在政治层面上可以想象，人们才重新回到了财政纪律上来；（5）在有偿付能力的北方国家，如荷兰和芬兰，尤其是德国，纳税人需要知道他们没有吃亏上当。在能够进行债务相互化之前，需要就财政规则达成一致。2009年5月，德国的“债务刹车”宪法修正案设定了门槛。对柏林来说，低于这一门槛的任何举动都是一种妥协。由于要逐步解决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遏制危机的道路异常痛苦，更不用说解决希腊债务危机了。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一直以一种混杂着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观望着，并留意着不确定性交易带来的投机性利润。
二
2010年初，朔伊布勒领导的德国财政部开始寻求解决方案。显然，在事先没有与安格拉·默克尔的内阁进行协调的情况下，朔伊布勒提议欧盟应建立一个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以便能够在欧元区内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舞台上起到的重组、稳定和约束的作用。[21]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梅耶（Thomas Mayer）等人推出的一个版本的EMF理念是，当一国债务不超过GDP的60%时，该基金组织为此类债务托盘。超过这一水平的债务将导致重组，债券持有人将一律按比例削减债务。[22]
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提议，反映了朔伊布勒根深蒂固的欧洲联邦主义[§]信念。他热衷于利用这场危机来推动1992年在马斯特里赫特未完成的欧洲一体化议程。如果柏林全力支持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并且其预算已经设定为合适的规模（所需资金为数千亿欧元），那么危机的走向可能会不同。如果柏林奋起应对挑战，很难想象欧元区的其他政府如何抵制。这正是他们在2012年热切希望实现的。然而，德国在这场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已变得渺茫。2010年春，朔伊布勒的计划遭到自己人的否决。[23]默克尔总理不是欧洲联邦主义者。她不想重新讨论《里斯本条约》的条款，她曾经为这些条款努力奋斗过，而且刚刚开始实施。她不打算支持布鲁塞尔建立一个欧洲自己的货币基金组织。她非常怀疑欧洲的自律能力，并且不得不考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里斯本条约》的裁决。她明白，激进措施是必要的，但她自己的提议只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管理欧元区，而不是创建一个欧洲货币基金组织。
迫使希腊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起了德国保守派的兴趣。[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满怀抱负的总裁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渴望参与其中，但也有一些犹豫。它已经向东欧投入数百亿欧元，欧元区可能需要更多。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深度参与欧洲事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确方向吗？在与理事会中具有权威代表权的欧洲国家打交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能否确定他们的专业知识会占据上风？具体而言，欧洲人是否会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重组问题的建议？他们是否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推行的政策？在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灾难性经历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新的规则。[25]该基金组织将仅向具有偿付能力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否则这些借款人就必须进行重组。如果它要放贷，则必须坚持在恐慌开始之前尽早放贷。因为考虑到杠杆金融市场可以调动的投机性资源的规模，一旦挤兑开始，放贷可能既昂贵又无效。鉴于希腊危机在2010年初的几个月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要说希腊符合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时，人们再次看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柏林是否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立刻进行重组的主张？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行开展的回顾性分析表明，这将是一条更好的道路。[26]但是，默克尔否决了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她的态度成为任何此类策略的主要障碍。她不愿意考虑进行安全重组所需的额外迂回措施，而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的提议也让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她。事实上，默克尔自己的财长朔伊布勒曾公开表示，他将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视为欧洲的“耻辱”。[27]对于萨科齐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其中是不可想象的。2010年3月初，他告诉希腊政府：“忘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吧。它不适合欧洲。它是非洲的——它是布基纳法索的！”[28]同样，欧洲央行坚决反对任何引起债务重组的措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美国的抵押贷款担保债券引发了银行业危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在让—克罗德·特里谢看来，欧元区公共债务的主权担保得不到全面兑现，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欧洲内部事务无异于雪上加霜。特里谢提出反对意见，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针对非洲的，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29]
特里谢对外部世界的担忧是有理有据的，因为一谈到欧元区，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欧洲央行。如果欧洲央行是一家中央银行，就像美联储或英格兰银行那样，那么根本不会让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希腊没有借入美元。它借入的是欧元，并将印制本国货币的主权委托给欧洲央行。它的命运和整个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命运都握在了特里谢的手中。为了阻止希腊利率发生破坏经济稳定的大幅飙升，欧洲央行所要做的就是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做的事情：购买主权债券。当然，购买债券并非长久之计。希腊需要重组、整顿财政纪律和实现经济增长。但这关系到一个庞大经济区的金融稳定。希腊的公共债务只是欧洲金融体系的一小部分。与成立欧洲央行有关的条约对欧洲央行购买新发行的希腊国债的权利施加了限制。但作为稳定市场手段的一部分，它可以购买流通在外的国债。如果欧洲央行不干预，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在2009年冬至2010年冬，欧洲各国的央行行长似乎决心采取强硬立场。欧洲央行没有延续2009年提供的慷慨流动性的做法，而是允许长期再融资计划到期。[30]2010年4月，它开始讨论一种新的制度，根据该制度，它将对评级较低的主权债券实行逐步的折价回购，由此限制它们对银行的吸引力。[31]特里谢参与了一场高风险的赌博，试图用债券市场的压力来替代欧元区缺失的联邦式财政和经济治理结构。由于欧洲央行的袖手旁观，债券收益率飙升将迫使希腊认真对待财政纪律和经济改革。在采取这条路线时，特里谢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他还安抚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首领阿克赛尔·韦伯教授，他是强硬的货币主义者。欧洲央行的任何债券购买行为在德国都被视为一种通胀威胁，更确切地说，它们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债务相互化。借由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德国纳税人最终将成为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债权人。[32]当然，欧洲央行的其他股东也是如此。然而，德国的欧洲怀疑论者担心的正是德国持有的那部分债权。
在2010年初的几个月里，争论陷入了僵局。希腊面临的市场压力加剧。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他们所能出售的希腊国债。欧洲的强硬派或许将此看作一种整顿纪律的合法方式，但对投资者来说，缺乏解决方案令人不安。下一个会是谁？爱尔兰？意大利？坦率地说，这对希腊政府来说是可怕的。到2010年5月19日，雅典需要支付89亿欧元。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哪里找到这笔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政府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向大西洋彼岸寻求帮助。
2010年春，报忧不报喜的欧洲访问者并不受白宫的欢迎。奥巴马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并呼吁欧洲人迅速采取行动。[33]但它自身却陷入了国内政治泥潭。由于在泰迪·肯尼迪（Teddy Kennedy）[¶]去世后于1月份在马萨诸塞州举行的特别选举中一败涂地，民主党失去了参议院可避免对手拖延表决的多数席位。医改法案的通过已经成为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多德—弗兰克法案》似乎搁浅了。财政部和美联储最不想要的就是一场新的危机。但到了2010年春，欧洲人在处理希腊问题上的失败恰恰产生了这种威胁。
六十三年前，希腊的一场政治危机引发了美国政策的转变。1947年3月12日，在英国宣布无法在希腊内战中击败共产党叛乱后，杜鲁门总统宣布了遏制共产主义的策略，这是冷战的开端之一。同年夏天，杜鲁门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做出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传奇承诺，以此支持遏制策略。而在2010年，没有出现像苏联这样能迫使奥巴马政府采取行动的对手。希腊之所以能让美国头疼，并不是全球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因为资金在跨大西洋的流通系统中流动。美国的共同基金持有欧洲银行（尤其是法国银行）数千亿美元的债券，正是这些银行在希腊具有风险敞口。而这些欧洲银行的美国分行也是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主要贷款机构。欧元区的任何金融危机都会对美国造成冲击。
2010年3月9日，也就是在德国阻止向希腊提供快速救助的一个月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高级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及蒂姆·盖特纳抽时间会见了希腊总理及其代表团。奥巴马传达的信息令人鼓舞。拥有17%投票权的华盛顿政府[**]投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希腊，并将支持与默克尔接洽，以便请求欧盟提供援助。[34]法国和欧洲央行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援助的呼声将被推翻。但白宫明确表明了一件事：不可能谈论债务重组。“我们不能再出现一个雷曼兄弟了。”奥巴马强调说。希腊的债务是否可以持续不是美国关注的问题。华盛顿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金融危机的传染。除非欧洲人找到稳定债券市场的方法，并准备推动欧洲银行的大规模资本重组，否则无法考虑进行债务重组。鉴于法德之间的僵局，这样的协议似乎不太可能达成。
正是在这个利益场中出现了“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首次交织。欧洲进入了一种紧急状态，界定这种状态的不是单个主权国家，而是主权缺失。[35]在2010年3月25日的欧盟峰会上，默克尔不顾法国和欧洲央行的反对，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强行决定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36]这将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行动，就像前一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不过，这一次欧洲央行将全面参与。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很快将成为臭名昭著的“三驾马车”，对希腊和援助计划涉及的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债务重组计划被不予考虑。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站在法国和欧洲央行的一边。无论结果是否可持续，希腊的现有债务都将通过三驾马车提供的新贷款来偿还。在此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得不改变其运作程序。为了满足默克尔对《里斯本条约》的坚持，援助计划的“欧洲”方面将不包括通过布鲁塞尔的欧盟中央机构集体采取的措施，或者成员国共同资助的措施。因为采取这些措施需要修改条约，并可能违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划定的界线。相反，它将包括在双边和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有影响力但非正式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即欧元集团协调，由个别国家为雅典提供贷款。为避免出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禁止的救助计划，不会按照优惠条件发放贷款。利率将会很严苛，并且将会有一笔手续费来对贷方的麻烦给予补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会为了防止市场失去信心而预先提供救助贷款。只有当希腊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时，救助贷款才会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发放。这将取决于希腊能否通过紧缩政策尽可能久地阻止这一刻的到来。
对普通希腊人来说，这意味着公共部门需要削减薪酬，合同工无法续签，私营部门的解雇人数上限被取消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上调。本已承受压力的经济受到紧缩政策的进一步挤压。本就已经处于欧洲较低生活水平的人口进一步陷入困境。希腊劳工运动进行了激烈的抗议。然而，这至少足以满足债券市场的需求。在2010年3月的最后几天，雅典得以发行最后一笔长期债券：50亿欧元，期限7年，利率不到6%。毫不意外，投资者对此的反应不温不火。[37]欧洲正在准备一张安全网。唯一的问题是希腊何时会跌下悬崖。
三
3月30日，来自爱尔兰而非希腊的消息震动了市场。对爱尔兰的破产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费用正在飙升。仅仅针对盎格鲁爱尔兰银行一家，都柏林目前制定的预算就达到340亿欧元，超过爱尔兰2010年的税收收入。很快，爱尔兰的赤字将比希腊的还要糟。[38]在爱尔兰，是银行减轻了主权债务。在希腊，情况正好相反。精明的希腊银行储户意识到，他们的存款被投资于雅典正在苦苦挣扎的政府债券之中。在2010年的前几个月，有140亿欧元被从希腊银行中取出来，并被转移到了欧元区其他国家。首先行动的是那些通过塞浦路斯转移巨额资金的寡头们，但很快便有中产阶级储户紧随其后，一次取出几千欧元。[39]由于缺乏资金来源，希腊各银行求助于欧洲央行的当地分支机构希腊央行，而特里谢继续允许该央行回购被下调了信用评级的希腊政府债券。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它不仅使该央行对希腊政府，而且对整个希腊社会和经济拥有控制权。如果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不批准，那么自动取款机里就不会有钱，但希腊无法承受的债务也不会进行重组。
4月，当三驾马车对谁将提供多少资金，希腊救助计划的规模有多大争论不休时，时间已所剩无几。[40]在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的信用评级后，希腊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7.4%。4月22日上午，欧盟统计局宣布，该组织在2009年对希腊赤字做出的估计现已升至GDP的13.6%。爱尔兰的更高，达到14.3%。希腊债券息差飙升至600个基点，将借贷利率推高至9%，希腊被市场拒之门外。是时候采用最后手段了。在朔伊布勒和盖特纳的敦促下，希腊政府启动了应急机制。希腊需要大量资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这是一个巧合，但具有象征性意义。4月22日晚上，在欧盟统计局的数据震撼市场数小时后，全球金融精英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会议。晚上的娱乐活动在加拿大大使馆举行，现在是时候坦率地谈一谈了。危机已经蔓延出了欧洲舞台。如今，欧元区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自3月份以来，中国一直要求采取行动，以捍卫欧元计价资产的全球投资价值。[41]正如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回忆的那样，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毫不夸大的一个事实是，随着怀疑越来越多、焦虑越来越大，美国正眼巴巴地看着欧洲无力采取行动……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你不能采取行动？你知道你必须做点什么。’”[42]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欧元区未能以自己的方式恢复稳定，这意味着到2010年4月，“拯救”欧元这一“欧洲一体化的最终体现，取决于国际机构和美国政府等外部人士”。
但是，在华盛顿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三驾马车刚刚开始就纾困贷款的条款与雅典讨价还价。市场仍然悬而未决。2010年4月28日，市场行情急转直下。不出人们所料，德国财政部的官方纪事是一份严肃的文件。它对那天欧洲主权债券和银行间货币市场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如下描述：
危机变得异常严重。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迅速上升，达到了4月阻止希腊进入金融市场的水平。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引人注目的最后阶段遥相呼应，欧洲各银行之间几乎没有银行间贷款。总体而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即将爆发严重系统性危机的迹象。[43]
这种官方叙事掩盖的，是柏林在促成这场“即将爆发的严重系统性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在5月初的重要地区选举之前，德国公众强烈反对向希腊提供援助。默克尔的联盟合作伙伴自民党，目睹其在自由市场民族主义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毫无忌惮地打出反希腊牌，使默克尔回旋的余地变小。为了提醒默克尔注意全球利害关系，4月28日，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和让—克劳德·特里谢都飞到了柏林。[44]但是，尽管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柏林仍没有偏离在3月25日定下的最低限度原则。事实上，默克尔告诉新闻界，允许希腊加入欧元区是一个错误，德国对任何救济的出资都将根据柏林确定的条款自愿做出决定，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45]这不是那种安抚市场的言论。希腊的息差随即飙升到1000个基点，在当天结束时，华盛顿对此十分警惕，奥巴马亲自致电德国总理官邸。[46]不过，接到电话的不止默克尔一人。盖特纳和他的工作人员的日志显示，华盛顿几乎每天都与柏林、法兰克福和巴黎联系。[47]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敦促欧盟采取行动。
最后，在5月的最初几天，协议达成了。希腊与三驾马车约定，不仅要削减希腊财政赤字，而且要实现盈余。希腊承诺扭转预算余额，使其达到一个令人惊愕的比值——占GDP的18%。[48]仅在2010年，希腊的赤字就将削减至GDP的7.5%。希腊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将受到影响，从部长的合同保洁员到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涉及所有民众和方方面面。作为交换，希腊将获得远超之前设想的救助：1100亿欧元，其中800亿欧元来自欧盟，300亿欧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在三年内按季度分期偿还。贷款利率很低，很明显，偿还这些贷款将在2013年造成还款冲击。但这是愿意提供贷款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救助。默克尔承诺联邦议院将在5月7日投赞成票。问题是，市场是否会给欧洲这么长的时间。
5月5日，星期三，默克尔向德国联邦议院提交了救助方案。她称其为“alternativlos”——别无选择的选择。[49]默克尔改写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著名说法“没有别的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让这个词变得臭名昭著。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天，一场动员了希腊劳工运动两大派别的大罢工震动了希腊，导致交通和公共服务瘫痪。在雅典，抗议者与防暴警察进行了持续的暴力对抗。正当议员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就紧缩计划进行辩论时，一枚燃烧弹穿过玛芬银行一家分行的窗户坠落，导致大楼起火，三名工作人员丧生。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Karolos Papoulias），这位头发花白的希腊共和国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抵抗运动的老兵宣称：“我们国家已处在深渊边缘。”[50]5月6日，希腊议会召开会议，投票通过了有史以来对现代民主国家提出的最严厉的紧缩计划。当天上午，欧洲央行理事会在里斯本召开会议，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消息称，专横的让—克罗德·特里谢甚至拒绝讨论介入购买希腊债券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在新的财政计划的支持下，欧洲央行勉强同意继续回购希腊国债，但积极购买债券的做法有些过头。[51]这不是市场需要听到的。
在欧洲时间下午，当美国股市开盘时，股价暴跌。下午1点，股市下跌4%。由于欧洲央行拒绝提供支持，希腊政府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的成交量变得相当大。在一天内，衡量市场不确定性的波动率指数（Volatility Index, VIX）飙升了31.7%。欧元暴跌，下午早些时候下跌了2.5美分。[52]那天下午大西洋两岸的交易终端之间发生的事情，后来成为美国法庭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下午2点32分，市场开始痉挛。[53]半小时后，也就是下午3点5分，美国主要股票市场的市值蒸发了6%，有1万亿美元被从投资组合中抹去。由于恐慌的交易者纷纷转向优质债券，美国国债的需求激增，导致其收益率在几分钟内从3.6%降至3.25%。
由于大西洋两岸的时差，当欧洲央行理事会的成员们在里斯本享用晚饭时，他们的黑莓手机收到了“闪崩”的消息。雷曼危机已经过去了18个月，在救助希腊方面的拖延似乎将导致第二次金融灾难。就连措辞强硬的德国央行行长阿克赛尔·韦伯也意识到，欧洲央行无法维持特里谢于该日上午采取的强硬立场。“欧洲央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他在餐桌上大声说道。[54]对于欧洲央行行长的保守派团队来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他们明白他们需要采取行动。全世界都在看着。雅典真的在燃烧。很快就会轮到罗马。但欧洲央行并不想成为市场上唯一的买家。它决心不让欧洲各国政府逃脱责任。它想要的是全面紧缩。此外，尽管欧洲央行可能会购买债券以提供暂时的支持，但需要的是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庞大基金，以便为债券市场提供信心，这宜早不宜迟。让欧洲各国政府和纳税人为彼此的债务负责，将会造成一场噩梦般的政治纠葛，但这至少会恢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清晰界限，欧洲央行正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其宝贵的独立主张。
第二天，即2010年5月7日，欧洲理事会会议传达了一个启示录般的基调。雷恩（Olli Rehn）专员和特里谢行长发出了严重警告。“这是欧洲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目前的形势正以极端的速度和强度恶化。”特里谢坚称。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这一消息让有些守旧的欧洲理事会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尚未完全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欧元区小国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然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也表现出了震惊。”“［尼古拉］萨科齐吓得脸色发白，”一位大使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脸色这么苍白。”[55]尽管存在危机意识，而且已就希腊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为整个欧元区建立一个通用的安全保护伞的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萨科齐将矛头指向欧洲央行。当欧洲各国政府的信用被毁时，欧洲央行怎能袖手旁观呢？为什么欧洲央行不像美联储或英格兰银行那样作为呢？“萨科齐吼道：‘快快快，别犹豫了！’”一位欧盟政策制定者回忆道。萨科齐获得了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葡萄牙总理若泽·索克拉特斯（José Sócrates）的支持，这两人都有理由担心会爆发一场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但默克尔、荷兰人和芬兰人都退缩了。欧洲央行是独立的。它必须自由地采取其认为合适的行动。5月7日星期五，会议结束了，协议没有达成。但在华尔街事件后，很明显，在5月10日星期一亚洲股市恢复交易之前，必须采取一些重大措施。欧洲人将不得不从向希腊提供国家救助转向为整个欧元区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他们不能指望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双边协议来逐个国家地解决问题。几个星期前，数百亿欧元他们都不愿意拿出，而现在，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更大的数额。
在世界各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欧洲的领导人们于5月9日（星期日）下午再次召开会议。[56]奥巴马已经给默克尔和欧洲其他主要领导人打过电话。本·伯南克召集了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临时电话会议，批准续签向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加拿大银行设立的互换额度。[57]而且，就在欧洲各国财长召开会议期间，七国集团召开了电话会议。日本、加拿大和美国也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朔伊布勒因药物过敏而住院治疗。因此，西班牙财长担任主席，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发现自己成为两个组织之间的联络人。她同时拿着两部手机，一只耳朵听着欧盟27国的会议发言，另一只耳朵听着七国集团的会议讲话。商定的救助资金规模巨大：欧盟委员会拨款600亿欧元，欧洲各国政府拨款4400亿欧元。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提出按照去年夏天拉脱维亚采用的相同比例，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来支持该笔资金。但是，小国拉脱维亚只需要几十亿欧元，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了2500亿欧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为止对任何计划做出的最大承诺。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提供1万亿美元，以用于拯救欧洲，这标志着全球救火新时代的到来。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救援资金将如何构成和筹措。这是迈向主权债务相互化的第一步吗，是超出《里斯本条约》范畴的激进举措吗？柏林不会做出任何类似的让步。[58]在一位具有影子银行专业知识的荷兰参与者建议，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EFSF）作为在避税天堂卢森堡登记的私人特殊目的机构纳入救助计划之前，整个协议都悬而未决。欧元区各国政府将在不承担任何政府间“欧洲”总体承诺的基础上，以国家为单位提供资金。
即使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落实。在周一上午恢复交易时，所需要的是对欧洲债券市场提供即刻支持。这只能来自欧洲央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协议让特里谢感到满意。现在，各国政府认真了。但问题是特里谢能否让欧洲央行理事会通过该协议，特别是能否说服德国央行。在5月6日恐慌时刻转变态度同意购买债券后，阿克赛尔·韦伯接着就改了主意。他不想冒险与德国公众舆论相左，也不想与他在欧洲央行董事会的德国同人、首席经济学家于尔根·斯塔克（Juergen Stark）分道扬镳。在从葡萄牙返回法兰克福的途中，韦伯撤回了他的协议。然而，5月9日星期日，特里谢将提案付诸表决，获得多数赞成票。之后，他一直等到5月10日清晨，直到欧洲各国政府终于准备拿出七拼八凑的纾困资金时，才发表公开声明。[59]欧洲央行不会率先采取行动。
在随后的几天里，市场平静下来。尽管遭到德国的反对，欧洲央行的购债承诺还是起到了助力作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最后的买家，持有人都不会急着出售债券。但是，为了使欧洲央行能够实现承诺，协议中还有一个未公开的内容。那就是，即便没有立刻对希腊债务进行重组，也不得允许银行出售其持有的全部不良债券。默克尔和朔伊布勒力挺欧洲央行购买债券，伴随着购债行动而来的是，欧元区所有国家的财长都将向其主要银行施压，要求它们不要出售所持有的希腊债券和其他问题债券。不过，这样的要求从未完成。在德国，德意志银行牵头的一个小组同意持有债券三年。[60]但是，许多小银行拒绝接受这一承诺。很快就有传言称，欧洲央行购买的最初250亿欧元的债券，绝大部分来自法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5月9日（星期日）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了该协议。由于斯特劳斯—卡恩身在欧洲，在华盛顿召开的这场会议由布什任命的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主持，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摩根大通任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会议桌上，没有人对形势感到满意。[61]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行动。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在欧盟的要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着手处理希腊这个相对富裕的欧洲国家的危机。希腊获得的贷款远远超过了该国的配额，国家配额通常受到该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额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要求与三驾马车的其他成员分享该计划的控制权，并且它自己的专家也还不确信希腊的债务是可持续的。正如他们谨慎提出的那样：不可否认的是，该计划“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使得它“难以明确表明”希腊有能力偿还债务。按理说，这将是一个危险信号。毕竟，如果希腊从官方贷款机构获得新的贷款，以偿还其无力偿还的现有私人债务，那么谁将会从中受益？一名来自巴西的理事会成员一向直言不讳，他坚称，该计划并非“救助不得不进行痛苦调整的希腊，而是救助希腊的私人债券持有人，主要是欧洲的金融机构”。[62]
对于“诱饵调包”[††]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人们几乎不需要更清楚的解释了。通过这种做法，银行过度放贷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公共借款危机。[63]但这种做法不是由巧妙的意识形态魔术造成的，而是希腊债务大戏的主要表演者德国、法国、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奥巴马政府，根据最低限度的共识妥协的产物。当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们对正在达成的妥协几乎不抱任何幻想。5月9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会议室内，气氛非常消极，以至于利普斯基认为有必要提出相反的做法。利普斯基完全忠于白宫的路线，他是盖特纳最大力量逻辑的狂热信徒。[64]事实上，利普斯基倾向于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采用鲍威尔主义，而是采用“震慑”，以便让他的同僚们难堪。2003年，美军对巴格达发动的毁灭性空袭即以“震慑”为代号。[65]在5月9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重要会议上，作为主持，利普斯基意识到了同事们的担忧和批评，但宣称自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显然应该包括重组，甚至是违约的建议感到有些不安”。重组“将对希腊的银行体系产生直接和毁灭性的影响，更不用说更广泛的外溢效应了”。这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批准了这一不成比例且风险较大的希腊救助计划，不是因为它本身有意义，或者对希腊有利，而是因为从迄今为止的记录来看，如果欧洲无法遏制希腊危机，则意味着存在“较高的发生国际系统性外溢效应的风险”。[66]与其重组希腊不可持续的债务，倒不如重组整个公共部门及其岌岌可危的经济。有关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大胆假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良心改进希腊救助计划的途径。也许，如果对希腊进行足够彻底的改革，那么“僵化”和“信奉庇护主义”的希腊可能会被迫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毕竟这将使其债务可持续。紧缩和“改革”是议程中唯一可以达成协议的项目，而对于其他方面，各方意见不一。这些措施是否具有经济效益或政治可持续性，它们对欧洲民主政治意味着什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简言之，社会民主党泛指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的社民党），而基督教民主党泛指把基督教的社会正义、经济公平等观点与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立场偏温和保守的政党（如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作者在本书中偶尔会用这两个词来代指某一具体的政党。——编注
[†]国债收益率是指国债投资每年所获得的收益占资本金的比率，它是投资者进行国债投资的重要依据。国债收益率是全面衡量国债投资回报大小的指标。国债价格下跌说明市场投资者看低国家信用，或者说担心国家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风险。——译注
[‡]1994年，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发布了《朔伊布勒—拉莫斯报告》，其目的就是向欧盟内部关于一体化未来的讨论灌输“多速欧洲”的理念。——译注
[§]欧洲联邦主义，指将欧洲组成类似于美国的一个大型联邦制国家的政治主张。——译注
[¶]泰迪·肯尼迪，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美国左派雄狮，也是主导美国政治多年的肯尼迪兄弟的最后一人。他是民主党的元老，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译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个成员国都被分配有一定的份额，份额大致基于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其出资的最高限额和投票权，并关系到其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的贷款的限额。——译注
[††]诱饵调包（bait-and-switch），是一种商家常用的销售手段，指利用低价优惠的商品诱使顾客前来消费，可是当顾客前来买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样东西已经卖完，或者告诉顾客该商品存在缺陷，然后建议顾客购买别的价钱更高的商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