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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不惜一切代价
第18章
不惜一切代价
2012年上半年，墨西哥成为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12年1月20日，星期五，在标准普尔下调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一周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财政官员齐聚墨西哥城。他们的议程上有一项引人注目的要求。二十国集团的欧元区成员国呼吁全球其他国家提供3000亿至4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支持对抗危机，但不是在新兴市场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欠发达国家，而是在欧洲。以美国、中国和巴西为首的二十国集团的非欧元区成员国经过考虑，拒绝了欧洲的要求。正如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对媒体所说：“我们认可欧洲采取的措施。但很明显，欧洲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1]
在全球各种大事的喧嚣声中，这一事件几乎没有必要成为头条新闻。但是，会议的地点、请求的性质以及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回应，共同构成了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结局。这也表明欧元区因2011年的惨烈斗争而处于危险的境地。二十国集团和标准普尔一致认为：欧洲人做得还不够。他们没有正视主权债券市场和银行资本重组方面的基本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卷入欧洲事务。他们最终承认希腊资不抵债，并且正在推动进行债务重组。这是必要的，但希腊的债权人削减债务只会增加债券市场的压力。从政治角度来看，欧洲已经满足了德国对紧缩政策的坚持，柏林承诺将为进一步走向一体化打开大门。但2011年12月的情况表明，柏林在实际采取下一步措施时是多么不情愿。与此同时，围绕2010年的紧缩政策达成的共识开始瓦解。
2011年12月的欧洲财政契约是由法德联手强制实施的。但是，萨科齐将于2012年5月谋求连任，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反对这项协议。这是可以预见的。更不妙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求重新考虑该项协议。2012年2月25日至26日，在墨西哥城召开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为会议作简报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全球经济的“首要风险”是一种强化了的全球性“节俭悖论”[*]。由于世界各地的家庭、企业和政府都试图立刻削减赤字，全球经济面临着严重的衰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指出：“脆弱的金融体系、高企的公共赤字和债务以及已经很低的利率，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风险，使得当前环境成为多重均衡（由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导致的自我延续的结果）的沃土，尤其是在欧元区。”[2]节俭悖论在希腊表现尤为明显。
一
在为达成2011年10月的希腊债务协议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整个讨论都围绕着希腊预算和债权人将要做出的让步进行。为了使希腊的债务水平达到GDP的120%，债权人被迫削减50%的债务。在此基础上，根据萨科齐和默克尔的财政契约规定的强制性财政调整程序，有可能将希腊债务占GDP的比值降到60%，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初规定的目标。这个财政算法令人满意，但它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的反馈回路。实现债务可持续性时存在的问题是，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下滑，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到2012年初，在墨西哥的会议进行讨论时，很明显，三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已不再可行，不是因为希腊政府或债权人没有兑现承诺，而是因为希腊经济收缩太快。[3]
对于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已经是适而可止的时候了。他们不可能再要求自己国家的议会考虑向希腊提供救助。是时候考虑更激进的选择了。与其试图通过谈判来进行重组，或许让希腊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可能会更好。直接违约可能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但希腊至少可以摆脱债务。如果新的借款被切断，为求生存，雅典将被迫实施严厉的财政纪律。2012年初，针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一项绝密的计划开始了。[4]与所谓“Z计划”有关的工作持续到了2012年8月，直到最终被柏林叫停。该计划之所以被停止，是因为计划演习的结果总是一样的。这对希腊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希腊退欧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则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因为，欧洲仍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屏障，以保护其他脆弱的欧元区成员国免受希腊破产的影响。正是为了加强和扩大这个不充分的安全网，欧洲人才向二十国集团提出申请，要求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资金规模。但是，二十国集团的回答很明确。全球其他国家都认为，希腊退欧不仅仅是希腊的失败，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自称具有国际声望的欧洲大国的失败。2012年2月19日，日本和中国表现出罕见的团结，宣称它们愿意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资金规模的呼吁，但前提是欧洲人应提高欧洲稳定机制的放贷上限，而德国联邦议院一直在死守这个上限。[5]欧洲人必须先学会自救。
3月底，欧洲稳定机制的资金规模将进行扩大。[6]柏林阻止了真正有效的任何举动。但是，如果把已经拨给希腊的资金计算在内，允许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继续提供贷款，并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合起来的放贷上限提高到7000亿欧元，那么欧洲就可以宣称，欧元区金融防火墙的资金总额为8000亿欧元，“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折中方案，但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可以签署协议，继续支持欧洲的稳定措施。可是，在2012年初，欧洲人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对2011年10月达成的希腊协议重新展开谈判。[7]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承诺投入1300亿欧元，这是极限。如果希腊进一步远离债务可持续性的轨道，那么就得靠希腊政府进一步节省开支，也得靠债权人继续让步。2月，与国际金融协会的新一轮谈判开始，谈判结果是将减记幅度从50%提高到53.5%。剩下的希腊债务将被置换成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支持的两年期票据和长期低息债券。为了在10月的计划上取得适度进展，以便为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希望，雅典需要非常严格的财政纪律，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在中止帕潘德里欧的公投提案后，三驾马车在一次幕后政变中将帕潘德里欧赶下台，由此在雅典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合作政府。但出于同样的原因，由央行行长变成总理的帕帕季莫斯缺乏执政合法性。选举定于2012年4月举行，他肯定会失败。主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执政，自2010年以来，该党一直拒绝支持帕潘德里欧政府的谈判，这使与雅典达成的任何新协议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那么希腊人又是怎样达成协议的呢？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以一贯的直率态度建议说，希腊不举行选举也许会更好。[8]在选民们有机会发表意见之前，中止希腊民主将使关键措施得以通过。然而，这一建议激起了雅典的愤怒。因此，三驾马车转而设法从始终闪烁其词的新民主党领袖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那里得到一个承诺，即如果他上任，他将遵守前任通过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财政计划都将被优先考虑。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和其债权人参与了最新一轮的“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
2012年重组前后的希腊公共债务（单位：10亿欧元）
资料来源：Jeromin Zettelmeyer, Christoph Trebesch and Mitu Gulati, “The Greek Debt Restructuring: An Autopsy,” Economic Policy 28, no. 75 (2013): 513–563.
如果说2012年的债务重组“不过是从一开始就成为希腊债务危机一大特征的权宜之计的延续”，那么这种说法有失公允，过于轻蔑了。因为在2012年2月至4月间，希腊债权人被迫进行的债务重组，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按通胀调整后的数值计算，规模超过俄国革命后的违约[†]和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违约。[9]截至2012年4月26日，有1992亿欧元的希腊政府债券被置换成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的297亿欧元的短期现金等值票据，624亿欧元以优惠利率发行的新长期债券。总而言之，希腊的私人债权人已经同意削减1070亿欧元的债务。鉴于新长期债券的还款时间要晚得多，这意味着希腊债务的净现值被削减65%。2012年12月，通过希腊政府从私人债权人手中回购最近发行的长期债券，私人债权人的债权被进一步减记[‡]。
问题在于，让这笔交易变得更有吸引力，并且诱使债权人参与“自愿”减记的资金，并非凭空而来。用于债务重组后对希腊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资金，用于2012年12月的国债回购的资金，也都不是凭空而来。所有资金都是由三驾马车的新借款资助的。此外，欧洲央行持有的56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被豁免进行2012年的重组。因此，希腊债务负担的整体削减程度远远低于宣传的水平。由于2012年的债务重组，希腊的公共债务从3500亿欧元减少到2850亿欧元，减少19%。真正具有戏剧性的转变不是债务的数量，而是欠谁的债：目前，80%的债务是向公共债权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央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欠付的。实际上，希腊将其对私人债权人的债务减少了1616亿欧元，而对公共债权人的债务增加了988亿欧元。
在不断变化的希腊债务政治中，这种取代却是唯一不变的：公共债务取代了私人债务。如果我们观察的不是债务存量，而是资金流量，那么这一点更加明显。[10]从2010年5月到2014年夏天，希腊从欧元区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了2267亿欧元，其中绝大部分在希腊偿还债务时直接回流。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债权人收到了813亿欧元的本金偿还。那些债权人足够幸运，因为他们在重组之日前到期的债务都得到了全额偿还。正是这种结果的随意性，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正常的情况下反对向资不抵债的债务人提供紧急贷款。不过，对于希腊，他们以“系统性”为由给予了例外。除此之外，有406亿欧元被用于定期支付利息，支付给希腊和全球其他国家的债权人。为了使2012年的债务置换更有诱惑力，346亿欧元被用来激励那些持有债券的人。希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重组而受损，对这些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共耗资482亿欧元。这意味着，在希腊获得的2267亿欧元的援助贷款中，用于满足希腊政府在赤字方面的需求，以及直接有利于希腊纳税人的只有11%。
债券市场不再是决定希腊金融命运的主要裁决者，但它接替了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及欧洲各国政府的全部重担。现在，雅典必须就其财政未来与三驾马车进行谈判。这有两个方面。[11]一方面，作为非市场贷款人，希腊贷款工具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可以通过政治法令来决定贷款的条款。2010年，这些条款一直都是具有惩罚性的。到2012年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以优惠条款向雅典提供长期贷款。尽管总体债务数字仍然过高，但每年的偿债费用比较适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营部门参与作为缓冲”，那么现在，希腊债务的政治形势将变得十分严峻。对希腊的让步会直接由三驾马车付出代价，而这意味着做出牺牲的主要是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税人。谈判将是艰难的，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是无法避免的。由于2012年的重组没能解决希腊偿付能力的问题，因此，重组问题将卷土重来。
2009年危机爆发时，希腊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2990亿欧元。[12]由于危机，该数字飙升至3500亿欧元。2012年的协议将公共债务削减至2850亿欧元。但在此期间，由于经济衰退、欧元区危机以及债权人要求的政策，希腊经济陷入崩溃。虽然2009年希腊的GDP约为2400亿欧元，但在2012年下滑至1911亿欧元。[13]如果在2009年希腊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即便考虑到官方债权人的让步，很显然，希腊的债务到2012年也将是不可持续的。在此期间，希腊社会遭到重创，已变得面目全非。
2008年，希腊的失业率为8%。四年后，该数字无情地飙升到了25%。一半的希腊年轻人没有工作。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里，每天有25万人在教会经营的食品库和施粥所领取食物。与此同时，希腊议会已沦为一个容纳三驾马车法令的工厂。在2010年5月的纾困计划实施后的18个月里，雅典议会已经通过248项法律，每三天就有一项法律通过。到2012年，发出强烈抗议的不仅是工会会员和希腊左翼人士，就连法官、军人和公务员也日益开始反抗希腊政府的从属地位。还有其他表达不满和不信任的方式。2012年春，希腊银行的资金以惊人的速度流失。随着定于2012年5月举行的大选临近，欧元体系正在谨慎地向希腊注入数十亿欧元的现金，以维持表面上的正常。总计有285亿欧元被悄悄空运到希腊，用于应对银行挤兑。[14]
5月6日，希腊人民最终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这场壮观选举的结果显示了人们的幻灭之深。[1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希腊的民主转型中得到的支持比任何其他政党都多，并且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不幸上台执政，现在，它的得票率从43.9%降至13.2%。新的左翼运动党（激进左翼联盟）与希腊共产党合计获得的票数几乎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两倍。在右翼，新民主党的得票率从34%暴跌至18%，而法西斯主义派别金色黎明党的得票率为7%。新民主党在大选中领先于其他政党，在议会中获得了50个席位，但仍无法组建政府。新的选举定于6月17日举行。在此期间，希腊仍悬在半空中。对于欧元集团坚称的对希腊留在欧元区至关重要的措施来说，希腊政府愿意为之承担责任，但没有获得授权。正如朔伊布勒和其他许多欧洲政界人士明确表示的那样，6月份的希腊选举将是对希腊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的一次全民公投。[16]
二
2012年5月6日，希腊人并不是唯一在深思熟虑后对欧洲历史进程做出抉择的选民。同一天，在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选民们拒绝了萨科齐，支持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17]萨科齐承诺让法国与德国保持一致，这并不是选民们想要的。奥朗德的竞选纲领是反特权、反银行，提议对高收入者和金融交易征税。[18]他承诺，将对萨科齐于2011年12月达成的财政契约进行重新谈判。新一届法国政府看到，为健全财政，关键不在于适得其反的紧缩，而在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是，奥朗德不仅赢得了法国总统竞选，社会党也赢得了6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19]在法国，似乎有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赞同萨科齐的愿景，而是支持变革。
德国左翼也体会到同样的情绪。尽管他们共同制定了德国自己的“债务刹车”，但社民党对欧元区的灾难性事态发展感到震惊。民调显示，社民党的支持率飙升，2012年，社民党要求的是关注经济增长，而非债务和财政的可持续性。这个呼吁得到来自意想不到的一方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作简报时强调了节俭悖论，这是其在财政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的第一个迹象。[20]2012年夏天，该机构的工作人员重新审视了他们在2010年春欧元区危机爆发时的预测，发现他们系统性地低估了预算削减的负面影响。尽管他们在危机开始时认为乘数的平均值在0.5左右，但现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2010年开始乘数就超过了1。[21]这意味着，按照紧缩计划的要求，每削减1欧元的政府支出，将使经济活动减少1欧元以上。因此，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是增加了，而不是如像计划中预先假定的那样减少了。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供认。糟糕的经济学和错误的经验假设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一项政策，该政策摧毁了南欧一代年轻人的经济前景。
柏林的保守派联合政府正在丧失对局势的掌控。在法国总统大选中，默克尔毫不掩饰地站在萨科齐一边。对于公开质疑财政契约的奥朗德，她甚至拒绝与他有象征性会面。这可能对奥朗德有利。现在，由于在欧洲没有主要的合作伙伴，柏林不得不坚持这条阵线。[22]默克尔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莱茵河两岸。在国内，由基民盟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支持率正在下降。这个联合政府是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和不受欢迎的银行救助之后，在倡导市场自由主义的疑欧派自民党获得很大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而成。到了2012年，这种支持正在消退。5月13日，基民盟面临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举行的重要的地方选举。[23]北威州拥有1700万人口，GDP几乎是希腊的三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州。作为鲁尔区[§]的所在地，北威州曾是一个重工业区，努力在一个由中国（而非德国）主宰钢铁制造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北威州的选举之所以很早就进行，是因为其地方政府没能力起草出符合大联合政府于2009年对德国施加的债务刹车的预算。[24]对默克尔来说，选举结果是毁灭性的。社民党的支持率飙升。一个新的抗议党派海盗党[¶]进入地区议会，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的支持率下降到26%。这是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她的政党在这个关键州取得的最差战绩。[25]
接着，似乎是为了加剧五月的政治动荡，房地产危机的最后一次余震袭击西班牙。与爱尔兰一样，西班牙也经历了全球最极端的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裂时，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西班牙是一个大国，人口超过4500万，而爱尔兰只有450万。在危机发生前，西班牙的经济规模与得克萨斯州的相当。因此，西班牙的泡沫破灭是一个宏观事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西班牙的失业率飙升。在2007年至2012年间，欧元区的失业人数增加660万，其中，西班牙的新增失业人数为390万，占总数的60%。尽管希腊的情况很糟糕，但相比之下它的数字比较小，仅占欧元区新增失业人数的12%。最具灾难性的是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到2012年夏天，该数字已经飙升到了55%。[26]即使算上大量的黑市经济，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感沮丧的统计数据。
与都柏林不同的是，西班牙的社会民主派政府设法将其抵押贷款银行即地区性储蓄银行的阵痛，遏制在了全球危机的第一阶段。[27]救助基金将许多最糟糕的贷款从其账面上抹去。2010年，最弱的储蓄银行（其中许多与西班牙的两个主要政党有牵连）被合并为一家坏账银行，班基亚银行／BFA。储蓄银行的数量从45家减少到17家，但代价是创造了一个更大、更危险的实体。班基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达到3280亿欧元，是西班牙GDP的30%。尽管班基亚得到了全球投资银行的认可，但它在向全球投资者出售股票时却遭遇令人尴尬的失败，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2011年11月，随着危机达到顶峰，社会党人[**]宣布提前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将权力移交给了由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的人民党领导的新保守派政府。尚不清楚拉霍伊的内阁是否了解局势的严重性。西班牙人民党也许希望获得柏林的声援。如果是这样的话，拉霍伊的内阁会感到失望，而马德里对欧盟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好战。[28]西班牙银行要求的新的损失准备金不足以安抚市场。到2012年春，只有欧洲央行大量注入的流动资金才使西班牙的金融体系得以维持。但是，保持流动性并不等同于恢复偿付能力。2012年5月9日，班基亚银行宣布濒临破产，迫切需要进行资本重组。5月25日，随着班基亚银行被接管，新的资本缺口已经上升到190亿欧元。[29]由于经济已经陷入萧条，西班牙最不想要的就是新一轮的银行业危机，如果像爱尔兰那样对银行实施紧急救助，使其陷入丧失银行主权的恶性循环，那么情况将会更糟。在班基亚银行发布声明后，西班牙公共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6%，然后开始向7%缓慢攀升，若超过这一水平，随着不断上升的偿债成本进一步推高赤字，西班牙的债务负担将开始像滚雪球般增加。
到2012年5月，很明显，欧洲再次滑向悬崖边缘。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正在上升。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仅2012年一年，欧洲各国政府和银行需要展期和再融资的债务就高达GDP的23%。[30]它们根本无法承受由西班牙国内恐慌造成的失控的利率飙升。
三
正是西班牙迫在眉睫的危机，迫使欧元区全面改革的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默克尔曾在2011年冬至2012年冬阻止了这项改革。2012年4月底，德拉吉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呼吁制定一份政治路线图，为进一步走向财政联盟制定框架。与此同时，法国新任总统和马里奥·蒙蒂领导的四面楚歌的罗马政府正在协调各自的立场。由于意大利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不祥的小幅上涨，蒙蒂需要一个欧洲范围内的解决方案。西班牙危机将导致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还是只是德国拖延战术的重演？如果默克尔继续否决关于主权债务共担的任何讨论，那么她在银行资本重组的问题上会更加灵活吗？一个对银行业监管和纾困负有集体责任的银行业联盟，最终会打开欧元区解决方案的大门吗？
2012年6月9日，欧元区各国财长一致认为，西班牙局势十分紧迫，应该动用欧盟资源向马德里提供1000亿欧元用于资本重组。[31]但是，为了阻止厄运循环，所需要的是一个单独的全欧洲的银行纾困基金，该基金拥有资源，能直接干预银行，并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相反，如果向西班牙银行注入的资金被记入西班牙政府的账户，则有助推危机的风险。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2012年6月14日，穆迪将西班牙的评级下调至Baa3，仅比垃圾级别高出一档。西班牙外长宣称，欧盟的未来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见分晓。而且，他提醒柏林，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所有人都跟着沉没了，即使是头等舱的乘客也不例外”。[32]事实上，伤亡名单可能会延伸到欧洲以外。虽然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但这场危机很容易从西班牙蔓延开来。正如自2010年以来一再发生的那样，欧盟未能解决其内部问题，致使欧洲成为全世界的问题。
2012年5月，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的电话日志显示，他给布鲁塞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的财长们打了几十个电话，这表明情况出现了不祥的急剧变化。[33]在5月18日至19日举行的八国集团戴维营峰会上，奥巴马把默克尔和蒙蒂拉到一边，进行了令人吃惊的两个半小时的双边小组会。2011年11月，在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谈话主题以欧元区为主。九个月后[††]，当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墨西哥度假胜地洛斯卡沃斯的耀眼阳光下召开时，欧洲仍然是会议首要议题。全球政策专家、政治家和媒体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欧元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日益恶化。显而易见，各方都已经不耐烦了。在6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提出的问题过于咄咄逼人，使他失去了冷静。当一位加拿大记者问及欧元区给北美带来的风险时，巴罗佐迅速做出回应：“坦率地说，我们汇聚于此不是来接受与民主或如何处理经济有关的教训的……危机并非源于欧洲……鉴于你提到北美，这场危机起源于北美，怎么说呢，我们的大部分金融业，都受到了来自金融市场某些行业的非正统做法的污染。”[34]巴罗佐以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继续说道，欧洲是一个民主国家共同体，找到正确的策略需要时间；二十国集团中有几个国家甚至不是民主国家，欧洲必须向它们学习什么呢？
很显然，旧的等级制度很难消亡。但同样明显的是，欧洲需要帮助。在戛纳，奥巴马曾试图通过萨科齐来改变德国的立场，但他失败了，因为萨科齐不会冒险与默克尔决裂。到2012年夏天，华盛顿有了更多的手段来施加压力。2012年初，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访问白宫，他被《时代》杂志誉为欧洲的潜在救世主。[35]尽管蒙蒂是博科尼大学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教父，是信奉经典的意大利自由市场理论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确信欧元区债券市场不再可信。投机者在评估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的价格时，考虑的是系统性崩溃的可能性，而非这些国家的特定财政状况。此次会晤讨论的是“重新确定”风险，因此只能制定集体解决方案。但是，为了让欧元区做出改变并采取行动，蒙蒂需要盟友。华盛顿表示支持。不过，2012年5月默科齐阵线的破裂才是决定性。不仅新当选的奥朗德迫切要求将重点放在刺激和增长上，法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也开始接受建立银行业联盟的想法。2011年秋，他们看到投机压力被释放出来，当时德克夏银行倒闭，法国自身的信用评级也遭到质疑，这让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风险分担，那么没有人会是安全的。[36]对于第三个人选，蒙蒂和奥朗德可以指望西班牙基督教民主党人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拉霍伊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事实上，他经常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几乎并不了解西班牙局势的极端状况。但是，毫无疑问，马德里迫切需要结束与欧元区解体有关的讨论。
在洛斯卡沃斯的第二天，奥巴马和蒙蒂设了一个圈套。在与默克尔的一对一会晤中，美国总统向德国总理提交了一份由意大利人起草的计划。[37]该计划提出，对于实施适当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的国家，欧洲央行或欧洲稳定机制应对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设定上限。如果收益率升至可持续性的阈值以上，这将引发干预，以便恢复到更加正常的利率水平。这将是一种准自动化的机制，不需要三驾马车介入检查或监督。默克尔甚至愤怒地拒绝讨论这个想法，理由是，从程序上来讲，还没有事先和她的团队审核、理清这个想法。她不会接受模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界限的任何建议，无论这些建议由谁提出。对于德国人来说，欧洲央行的“自主权”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谈的气氛很紧张，人们认为，最好还是取消应奥巴马请求而安排的餐后全体会议，因为在私下交谈中已经说得够多了，没人想要重演戛纳的一幕。
默克尔再一次阻止了跨大西洋的紧急行动。然而，此刻大西洋两岸的压力都在增加。6月17日，令所有人松了一口气的是，希腊大选让政治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新政府得以组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下台。现在，选民们聚集在右翼的新民主党和左翼的激进左翼联盟周围。[38]对于那些反对三驾马车的人来说，激进左翼联盟目前是他们的主要选择。6月20日，萨马拉斯组建政府。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但鉴于当时萨马拉斯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很难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他会遵守承诺履行帕帕季莫斯政府达成的协议吗？答案并不明朗，而且与希腊退欧的可能性有关的计划仍在继续。不管怎么样，到2012年6月，希腊已不再是主要的担忧对象。如果未能采取一些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计划，那么西班牙将面临致命的危险，意大利很快也会步其后尘。
为了争夺筹码，6月22日，蒙蒂和奥朗德在罗马召开会议，就“欧洲增长公约”达成一致意见，这次救助计划理论上包括价值1300亿欧元的投资和税赋减免。他们知道默克尔是脆弱的，因为她的联盟伙伴自民党试图通过争取欧洲怀疑论者的投票、退出默克尔的欧洲政策来挽回颜面。这导致默克尔只能依靠反对派社民党，后者正在与法国社会党协调立场。[39]社民党要求德国支持一项增长议程，以换取他们在德国联邦议院的支持。默克尔必须对抗的战线进一步扩大，6月26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所谓的四巨头，重提去年12月在柏林被否决的愿景。他们提议建立一个由欧元区内的存款保险和联合危机基金支持的银行业联盟。他们也没有对发行欧元债券的必要性避而不谈。[40]很快，默克尔便做出了答复。在24小时内，她利用联盟伙伴自民党的会议宣布：“只要我还活着，欧盟就不可能出现债务集体化的情况。”[41]在德国，反对向欧元区提供额外救助的呼声越来越高。6月21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政府同意法国提出的要求，将欧洲稳定机制的成立时间提前至2012年夏季，此举侵犯了德国联邦议院进行事先磋商的权利，让默克尔的回旋余地进一步收窄。为此，默克尔明确表态，任何纾困都绝不能走后门。
2012年6月28日，在“危机四伏”的气氛中，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42]显然，西班牙正在滑向深渊。三天前，马德里正式申请了1000亿欧元的外部援助，以对其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和结构调整。为了阻止这场即将爆发的灾难，理事会除了批准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别无他法。一旦建立了有效的全面监督制度，银行就可以独立于本国政府，直接进行资本重组。最后，一个足以应对危机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浮出水面。短期内，德国同意立即向西班牙银行提供救助，前提是须进行严格的压力测试。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步。自2008年以来的四年中，欧洲终于认识到，欧元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联盟，还需要对其金融业承担共同责任。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政府债券市场高涨的不确定性。意大利和西班牙面临利率升至7%甚至更高的危险，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除非债券市场恢复平静，否则他们不可能指望其公共财政稳定。6月28日晚，蒙蒂和拉霍伊强行摊牌。[43]就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即将向媒体宣布欧洲令人欣喜的新增长公约时，他们宣称，除非就解决主权债券市场的新危机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否决该公约。这是一次伏击。因为如果默克尔失去增长公约，那么她在联邦议院将处于弱势。可是，她也曾承诺在银行救助和债券购买方面保持立场，现在，她面临着在这两个方面都让步的风险。直到6月29日凌晨4点20分，德国总理才最终让步。经过长达15个小时的谈判会议后，巴罗佐和范龙佩向媒体宣布，他们不仅就增长公约达成了协议，还同意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将允许欧洲稳定机制向遵守2011年12月商定的财政治理规则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债券提供支持。这将是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权利，而不是通过向三驾马车提出羞辱性的申请才获得的紧急援助。在离开会场时，喜气洋洋的蒙蒂喊道，欧洲的“精神障碍”已经被克服了！[44]
这确实是一个突破。但在政治和金融方面，2012年7月，欧元区仍处于动荡之中。默克尔的退让并没能安抚德国的保守派。新的希腊政府仍被视为一种负担。与此同时，西班牙正在加速走向灾难。为了启动债券市场支持机制，欧元区成员国必须遵守3%的赤字规则。西班牙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2年夏，它正努力将其预算赤字从GDP的11.2%降至5.4%。欧元集团仍在研究西班牙银行资本重组的细节。由于西班牙的银行体系遭遇了无声的挤兑，以及银行间拆借市场关闭，西班牙银行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了376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45]西班牙的地方政府陷入困境。7月，瓦伦西亚向马德里申请援助。加泰罗尼亚可能是下一个。7月23日，西班牙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7.5%，其信用违约掉期上升至633个基点。就在同一天，西班牙经济部部长路易斯·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飞往柏林，希望能得到朔伊布勒的支持，这或许能安抚市场，并为欧洲央行购买债券打开大门。德·金多斯警告说，西班牙正面临“迫在眉睫的金融崩溃”。[46]但是，对于支持同为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拉霍伊政府，朔伊布勒并不情愿。为了让德国批准即刻进行债券购买，马德里需要改革养老金体系，并兑现保持预算平衡的承诺。符合德国的欧洲社会交易理念，是获得柏林支持需付出的代价。欧元区仍安危未定。
三天后，也就是7月26日星期四，马里奥·德拉吉在奥运会开幕前飞往伦敦，参加旨在推动英国成为商业中心的全球投资会议。伦敦的气氛并不友好。[47]先于德拉吉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默文·金表示，他并不认为欧洲政治联盟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德拉吉后来向一位朋友吐露：“我真的受够了！那些关于欧元瓦解的所有故事都非常糟糕。”他在意大利语中使用的表达方式显然更加富有色彩。[48]因此，德拉吉决定改变剧本。市场需要了解欧洲正在经历的质变。欧元区成立之初也许存在缺陷，但在危机的压力下，它正在快速发展。全球市场需要认识到正在重塑欧洲的那些根本变化。继2011年12月的财政契约后，2012年6月的峰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自2008年以来，所有领导人第一次以强有力的声音重申：“摆脱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需要更多的欧洲一体化，而不是更少的欧洲一体化。”[49]欧盟一体化机器的前进运动已经恢复。德拉吉想要全球市场明白，这一点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他告诉伦敦金融城持怀疑态度的人群：“当人们谈论欧元的脆弱性以及欧元的日益脆弱，也许还有欧元的危机时，非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或领导人往往低估了投入欧元的政治资本。”这些不是空话，因为“已经采取了行动，并且目前仍在采取行动，以使欧元不可逆转”。德拉吉还希望投资者听到“另一个消息”：“在我们的授权范围内，欧洲央行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欧元。”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相信我，这就够了。”
四
回顾一下即可发现，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的演讲已被视为欧元区危机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市场立刻平静下来。最脆弱借款国的债券收益率下降。关于欧元区解体的讨论日渐沉寂。该演讲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解释。欧洲央行一直掌握着稳定局势的钥匙。最终，德拉吉扭转了局面。然而，这是一种后见之明式的叙述。在2010年围绕欧洲央行的政策方向展开的公开斗争，或多或少并没有因为德拉吉7月26日的演讲而结束。他最初的干预极其脆弱，可能很容易就会失败。德拉吉的演讲经历了很多周折才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即使在那个时候，它也是极其不完整的。
在德拉吉发表演讲后的几个小时里，随着其重要性逐渐被人们领会，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的总部一片混乱。欧洲央行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评论道：“没有人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没有人。”[50]欧洲央行的媒体部门和网页编辑没有向媒体提供讲稿的预印本。德拉吉曾与执行董事会的几位同事含糊地讨论过他的计划。但是，考虑到这一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他显然认为最好还是把这个决定压在心里，把既成事实告诉全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是通过新闻得知德拉吉这一信息的人士之一。欧洲各国首都事先都没有收到通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其将在德拉吉的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负责人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也没有收到。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总部的一名官员说道，德拉吉“脑子里根本就没谱”，“这是一场轻率鲁莽的演讲”。正如路透社所说，德拉吉的话“是一场赌博……他的演讲仅仅是个开始”。
不惜一切代价：2012年1月至10月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权债券收益率
资料来源：Thomson Reuters, from Marcus Miller and Lei Zhang, “Saving the Euro: Self Fulfilling Crisis and the ‘Draghi Put,’” in Life After Debt (Basingstoken,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27–241.
如果德拉吉的演讲是一个号召，那么重要的是谁会紧随其后。前一周周末，欧元集团首席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力挺德拉吉，他宣称，“全世界都在谈论几个月后欧元区是否还会存在”，欧洲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51]容克警告德国政府，不要任由自己“在欧元问题上卷入国内政治”。与此同时，默克尔、蒙蒂和奥朗德发表联合声明，坚称他们决心保持欧元区的完整。为了凑成欧元区黄金四角，蒙蒂宣布他将飞往马德里与拉霍伊会面。
很快，华盛顿便加入德拉吉的行列。7月30日星期一上午，美国财长盖特纳飞往欧洲，与在叙尔特度假的朔伊布勒会面。媒体对发生的事情口径不一。一些报道称他们之间已达成协议，另一些则说德国顽固地拒绝妥协。[52]盖特纳担心德国仍在玩将希腊赶出欧元区的把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认为，让希腊焚毁，将使建立一个有着更可靠的防火墙的更强大的欧洲变得很容易。我觉得这个论点很可怕。”让希腊离开欧元区可能会造成“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资金逃离欧洲“可能会变得无法逆转”。盖特纳也不清楚“为什么德国选民觉得拯救西班牙、葡萄牙或其他国家要好得多”。[53]在会见朔伊布勒之后，盖特纳在法兰克福顺道拜访了德拉吉。正如盖特纳后来回忆的那样，结果远未达到令人放心的程度。德拉吉告诉盖特纳，他在对冲基金经理等受众中感受到深深的怀疑，促使他在伦敦发表上述演讲。他意识到他需要撼动市场。正如盖特纳所言：“他只是，他对此感到震惊，并决定在发言中增加一些内容，然后即兴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比如‘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这太荒谬了……完全是即兴的……德拉吉当时没有任何计划。他说了这些赤裸裸的话。”[54]回到华盛顿后，盖特纳非常悲观：“我告诉总统，我非常担心，他也一样……欧洲的内爆可能会使我们重新陷入衰退，甚至是另一场金融危机。正如无数权威人士指出的，我们不希望在大选年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也不希望在任何一年发生这种情况。”[55]
事实上，德国强烈反对德拉吉的提议。[56]一些内部人士确信，直到8月30日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时，默克尔和朔伊布勒才最终承诺支持欧洲央行的提议，将希腊留在欧元区。[57]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他认为欧洲主要国家德国和法国对欧元区的命运负有责任，中国是否继续购买欧洲债券将取决于它们是否采取了有效行动。[58]也许在这一点上，奥巴马政府的立场已经让人耳熟能详，而且战线过于清晰，因而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像往常一样，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通胀鹰派人士对欧洲央行购买债券的想法感到震惊。但在默克尔看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西班牙获得来自欧洲稳定机制的资金支持，那么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和法律问题。[59]9月6日，德意志联邦银行对德拉吉的计划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以此表示不满。事实上，魏德曼非常愤慨，他要求与德拉吉面谈，好让德拉吉明白，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应仅仅被视为支持欧洲央行理事会的另一张投票。它必须拥有否决权。[60]但是，在默克尔和朔伊布勒的支持下，一切已成定局。欧洲央行以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 OMT）的名义，正式确立了其附条件的最后贷款人的新角色。[61]但是，这是一个严格的附条件承诺。只有在相关国家同意欧洲稳定机制批准的紧缩和援助计划后，欧洲央行才能采取行动。与欧洲央行在特里谢的领导下参与的无条件购买债券相比，此举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
即使在德拉吉发表“不惜一切代价”的演讲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仍受到极大限制。而在美国，情况就并非如此了。2012年，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放缓。曾在2011年反对进一步推行货币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风潮已经结束。2012年9月1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通过了第三轮量化宽松。[62]这将是美联储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最初，美联储承诺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机构债券。不同的是，美联储承诺，在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出现实质改善”之前，其将继续购买债券。此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只要失业率仍在6.5%以上，只要美联储的通胀预测不超过2.5%，那么联邦基金利率有可能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2012年12月12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将债券购买规模从每月400亿美元增加到850亿美元。由于其无限制性，第三轮量化宽松获得了“无限量化宽松”的绰号。
2004年至2015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美联储、欧洲央行。
在回忆录中，伯南克评论道：“与马里奥·德拉吉一样，我们也在宣称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63]但是，这种说法显得对欧洲人过于宽容。德拉吉在2012年9月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是一项附条件的信任建立措施。它通过平息市场和阻止恐慌来发挥作用。但除此之外，它没有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任何刺激。事实上，欧洲央行的潜力是有限的。面对怒气冲冲的德国保守派，欧洲的量化宽松是不可想象的。[64]随着欧元区经济停滞以及银行纷纷去杠杆化，长期再融资计划的贷款逐步得到偿还。与美联储（伯南克正在积极扩张资产负债表）不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回了2011年危机重重的秋季时的水平。欧洲正进一步滑向第二次衰退。
五
如果有人问，欧元区危机的严重阶段最终是如何停止的，德拉吉在7月26日的演讲中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德拉吉本人给出的，即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投入巨大政治资本，欧元区危机得以停止。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运作方式而使危机停止：希腊重组、财政契约、银行业联盟、欧洲稳定机制和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那些看空欧元区未来的人错判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投资规模。这正是德拉吉想要传达的信息。正如德拉吉所说，这是一个与欧洲国家建设的严肃性有关的政治信息。拖延可能会给公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欧洲一如既往地像螃蟹一般爬行着，再次朝着“更加紧密的联盟”迈进。
然而，那天在伦敦金融城听到德拉吉演讲的大多数人得出了相当不同的回答。他们仍对欧盟持怀疑态度，对其政治细节不感兴趣。他们从德拉吉的演讲中了解到的不是它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使之成为可能的欧元区的政治巨变。他们只听到了一条简单的信息。这个信息来自一位有权势的央行行长，他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有欧洲政策制定者意识到需要什么了。他在伦敦金融城用英语对一群投资者大谈金融鲍威尔主义的理论。德拉吉发出的信号是，欧洲终于“明白了”。
在对201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的铺陈描述中，隐含着另一种说法，与德拉吉的本意相左。这种说法认为，“不惜一切代价”实际上是一种投降。欧元区最终屈服于英语世界的经济评论人士一直以来的呼吁。如果欧洲央行早一点采取美联储的模式，就像奥巴马在戛纳峰会阐明的那样，那么欧元区危机最糟糕的情况本可以避免。德拉吉现在承诺的，正是盖特纳、伯南克和奥巴马自2010年以来一直向欧洲人宣扬的：“按我们的方式行事。”作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高盛的副总裁，德拉吉积极活跃于国际金融界，是“本·伯南克的朋友”，一位国际化、彬彬有礼的意大利人而非鄙俗的德国人，他在欧元区危机的痛苦故事中得出这一结论，并非巧合。德拉吉的处方，即美国的处方应验了。他说了那些神奇的话。市场稳定下来。欧元区因迟来的美国化而得以拯救。
回顾自2007年以来的事件发展，如果我们让历史的时钟停在2012年秋季，那么北大西洋金融危机的故事可能会因此被扭回熟悉的形状。面对一场历史性危机，奥巴马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了21世纪的霸权领导。虽然不像马歇尔计划时代那样紧迫、喧闹，但结果具有决定性。美国不仅率先实施了国内刺激计划和货币政策，还通过谨慎的外交和美联储的大规模流动性计划，帮助欧洲度过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化就是答案。美国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也不会羞于宣扬自己的成就。《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是伯南克回忆录的书名。这些惊险的事件让他那些比较羞怯的欧洲同行战栗畏缩。这本书的语言与众不同，不会让人想到是一位担任央行行长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回忆。在2012年经济趋于稳定后，更多学术书籍问世，这些书籍与普遍的乐观情绪相呼应，例如《现状危机》（Status Quo Crisis）[65]和《体系运转》（The System Worked）[66]。全球经济幸免于难，美国重申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霸权。欧洲恢复1947年在美国指导下开始的迈向欧洲合众国的前进步伐。在大西洋两岸，学术评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研究，以美国历史为参照评估欧洲最近在一体化方面的努力。欧洲仍处于费城阶段，还是汉密尔顿[‡‡]时代即将到来？[67]
应该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合理的评估，当然，前提是有人在2012年11月停止了时钟，以及有人忽略了2010年美国在支持第一轮“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时扮演的不幸角色。即便就美国而言，这种叙述也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正如盖特纳承认的那样，2012年是选举年。如果金融危机及其在欧洲引发的余震最终得到控制，那么民主党应得到该有的赞誉。自2008年以来，只要不会造成彻底的危险，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便一直横加阻挠。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总统并成功连任。在布什于执政期间陷入尴尬之后，奥巴马在2008年至2009年的演讲始终谦逊克制。现在这些都已不复存在，奥巴马毫无保留地鼓吹美国例外主义[§§]：“无论我走到哪里，从伦敦和布拉格，到东京和首尔，再到里约和雅加达，我都能感受到。”2012年夏，他对一群空军学员说道：“人们对我们的领导能力有了新的信心……［美国仍然］是全球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国家……我看到了一个美国世纪，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寻求施展我们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施展我们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68]就国际经济政策而言，奥巴马在2012年11月的胜利、伯南克的第三轮量化宽松和德拉吉的演讲，共同为上述说法打上了印记。中间派自由主义的危机管理占了上风。在美国领导的新世纪，多元化、世界开放和技术官僚的实用主义将携手并进。
但是，这种危机解决方案的调和式叙述模糊了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局势。在欧洲，欧元区幸免于难。德拉吉是正确的。从危机中涌现出一个重要的国家建设阶段，但它付出了令人震惊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意大利和希腊政府已被推翻，爱尔兰和葡萄牙被置于三驾马车的监护之下，西班牙侥幸脱险。尽管严重的主权债券危机已经结束，但在经历两年紧张的焦虑之后，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都受到了打击。失业对欧元区的需求造成巨大损失。德国推动预算平衡的努力限制了财政政策。反常的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总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德国的贸易顺差却在飙升。那是一个推行积极货币政策的时期（如果曾有过这样的时期）。然而，阻止债券市场恐慌是一回事，重振欧元区经济又是另一回事。与美联储不同，德拉吉没有任何授权。随着社会苦难的加深，随着羞辱感的产生，整个欧洲会做何反应？不满意的不仅仅是“受害者”，德国保守派对默克尔没完没了的妥协感到愤怒。在德国媒体上，欧元区的救星德拉吉面临敌意和质疑。除非德国能够克服这种欧洲怀疑主义，否则，德拉吉在其伦敦演讲中鼓吹的雄心勃勃的一体化和制度建设议程，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在美国，奥巴马的连任可能会激励他的追随者。但他的新美国世纪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的优先事项又是什么呢？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一直专注于克服因布什的错误而留下的后遗症，同时应对危机。但是，危机真的结束了吗？即使结束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可以没有负担地面对未来？或者，在从危机中幸存下来之后，美国现在是否面临奥巴马在2006年启动汉密尔顿项目时曾面临的挑战？当时奥巴马还是一名资历较浅的参议员，自那以后，挑战只会不断扩大和加剧。在外交政策领域，从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伊始，人们就美国的收缩战略及其国际力量基础展开了激烈争论。[69]在经济政策领域，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是否真的发生了足够大的变化，从而降低了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金融体系内的紧张局势是否已经解决，还是仅仅得到控制？如果已避免另一场大萧条，那么这是否产生了一种反常的效果，消除了对进行真正深入改革的刺激？[70]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卡珊德拉们[¶¶]中，最响亮和最引人注目的声音之一正是克林顿的财政部部长、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一直担任到2010年12月）拉里·萨默斯。奥巴马赢得第二次大选的12个月后，在2013年11月举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中，萨默斯警告说：“我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教训，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我认为危机还没有结束，而且结束的时间肯定不是现在。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教训。”[71]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么正确。
[*]由凯恩斯推广而流行的一种理论。简言之，节俭导致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减速，经济发展减速又导致贫穷，结果是节俭的手段与节俭的目的相悖。——译注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废除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欠的一切内债外债。——译注
[‡]这是新的债务置换计划，希腊政府可以用仅占原始发行标价成本四分之一的价格，从私人债权持有人手中回购超过一半的在证券市场售出的希腊国债。——译注
[§]鲁尔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之一。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发端，一直以采煤、钢铁、化学和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为核心。——译注
[¶]于2006年9月10日在柏林成立的德国政党，成员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对互联网感兴趣年轻人。基本目标是要求政府行政透明、保障个人隐私、倡导网络自由，还有改革现有版权和专利制度等。——译注
[**]即指西班牙中左翼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该党在2011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人民党。——编注
[††]这次会议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召开时间是2012年6月18日到19日，这里说九个月后，有误。——编注
[‡‡]费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地。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开国元勋、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美国政党制度的创建者之一。他在任财政部部长期间提出了关于整顿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纲领，建立和健全了美国的财政管理制度和金融体系。——译注
[§§]21世纪以来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美国例外论”主要带有美国的爱国主义色彩，强调美国的优越性、独特性。——译注
[¶¶]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的公主，因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受到诅咒，预言不再被人相信。指代不为人所信的吉凶预言者，在有的地方也被用来指代批判现代性的知识分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