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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被遗忘的欧洲危机：东欧
第9章
被遗忘的欧洲危机：东欧
到了2008年10月，美联储的互换额度工具确定了美国央行和专属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拥有特权的央行的交易对手组成）之间的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谁不可以加入？互换额度俱乐部的会员甄选标准是什么？[1]2008年10月28日，美联储国际金融部的主任内森·希茨（Nathan Sheets）简单列出了三个甄选标准。[2]能够获得互换额度的央行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拥有庞大的经济和金融规模，能够对美国产生影响。
2. 管理良好，制定了“审慎”的政策，所遭遇的困难明显是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传染所致，因此美国的援助是有必要的。
3. 当地银行面临的困难是美元融资压力，这样互换额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最终，美联储不得不从对美国经济有利的角度来证明其考量标准的合理性。一些经济体的规模太小，没有必要采取行动。一些国家面临的压力是由贸易或商品价格崩溃造成的，因此互换额度无法发挥作用。但是，第二个条件强调的是“审慎的政策”，这为政治上的区别对待提供了空间。那么什么才是审慎的政策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旁观者的看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两名美国分析师在2009年底指出：“人为划分‘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将互换额度扩展到谁，既是一项外交政策，也是一项经济决策。”[3]美联储很清楚，通过互换额度，它正踏入地缘政治的领地。互换额度网络包含的14个欧洲、拉美和亚洲的央行，都得到了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批准。很显然，它们是非常安全的。美联储尽一切可能阻止更多的申请。尽管如此，还是有两个国家申请了，但遭到了拒绝。具体是哪两个国家，我们无从得知。然而，很明显，还有一些国家永远都不可能进入美联储的名单，不论危机对它们造成了多么重大或严重的影响。
一
2008年11月14日，萨科齐接待了前往华盛顿出席第一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萨科齐和梅德韦杰夫就格鲁吉亚和平协议互致祝贺，这个协议由萨科齐于8月斡旋达成。不过，这并非法俄首脑互相庆贺的唯一话题。对于莫斯科近期在货币问题上提出的倡议，萨科齐表示赞同。[4]在夏天的时候，随着石油价格涨到了历史最高点，梅德韦杰夫一直在推动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和卢布的广泛使用。在抵达法国的前几天，梅德韦杰夫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把格鲁吉亚的危机和金融危机进行了比较。梅德韦杰夫说，“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和“共同的起源”：推定美国政府“拒绝接受批评，喜欢单边决策”。[5]这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欧洲方面也没有多少异议。在尼斯举行的俄欧峰会上，梅德韦杰夫表示，在货币问题上，“俄罗斯和欧洲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他没有提到的是，法国的银行可以仰仗美联储提供无限制的美元流动性，但俄罗斯的银行却只能靠自己。
如果说莫斯科日益增加的自信是受到了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的鼓舞，那么危机则使莫斯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到2008年底，油价暴跌，12月21日跌至每桶34美元的最低点。由于自然资源的收入占俄罗斯GDP的20%，大宗商品价格的猛跌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每吨石油的税收减少了80%。[6]不过，俄罗斯政府拥有资源来应对危机。不同于1998年，在2008年的时候，莫斯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金融储备，足以抵御全球危机的压力。据估计，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在峰值时达到了6000亿美元。陷入困境的不是俄罗斯政府，而是俄罗斯全球化的商业部门。
随着油价暴跌，俄罗斯的股市也出现了暴跌。截至9月15日，俄罗斯股市已经从2008年5月的峰值下跌了54%。在雷曼破产后，交易急剧变化，莫斯科的监管机构决定暂停交易。9月19日，当市场重新开盘时，恐慌仍在继续。10月6日的单日跌幅达到了18%。[7]根据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估算，俄罗斯的寡头们眼看着财富总额从2008年初的5200亿美元减少到了2009年初的1480亿美元。[8]除了石油外，还有一个因素吓退了投资者，那就是卢布大幅贬值可能对俄罗斯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影响。处于危险境地的不是公共部门，而是私人部门。
2008年俄罗斯股市和石油价格
资料来源：World Bank in Russia,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7 (November 2008), figure 2.1. Data: RTS, Thomson Data stream.
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俄罗斯的银行、原材料生产商和工业寡头的外债达到了5400亿美元，有一半是俄罗斯的工业企业欠下的，另一半则是银行欠下的。这座债务高山赶上了俄罗斯的官方外汇储备，几乎与雷曼的资产负债表相当，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短期债务。由于采用了基于市场的银行业模式，俄罗斯的银行面临着尤其严峻的风险，到2008年底，需要再融资的金额达到720亿美元。[9]除了银行，面临美元融资压力的借款人还包括俄罗斯所有主要的寡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550亿美元）、俄罗斯石油公司（230亿美元）、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112亿美元）、俄罗斯秋明英国石油控股公司（75亿美元）、俄罗斯耶弗拉兹集团（64亿美元）、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63亿美元）和卢克石油公司（60亿美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削减了它们的收入，卢布的贬值将给那些以当地货币而非美元计价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对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重大问题。
就像在西方一样，危机和救助条款引出了权力平衡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克里姆林宫似乎一心只想牺牲俄罗斯纳税人的利益，以保全权贵和裙带的利益。[10]这样看来，俄罗斯的故事比美国的闹剧更加腐败和残酷。[11]与华尔街的巨头一样，俄罗斯的寡头也需要政府的援助，而政府确实伸出了援手。毫无疑问，俄罗斯避免了大规模的破产事件，并且动用了大量的政府资源来确保这一点。但是，把俄罗斯的情况与美国或欧洲的情况并排来看，让人震惊的不是俄罗斯在危机管理中的假公济私，而是俄罗斯在权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直白，以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显然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天平拉向自己一边。自从2003年石油巨头尤科斯被拆分后，再没有哪个寡头敢挑战克里姆林宫。现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开始施压，他们同意提供金融保护，但是要收取高昂的回报。
克里姆林宫的危机应对策略的基石是防止卢布贬值和企业破产的死亡螺旋。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俄罗斯央行动用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以阻止卢布贬值。正因如此，在2008年10月至12月间，石油价格暴跌了64%，而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只下跌了6%。[12]直到次年1月，俄罗斯政府才放开对卢布的控制，允许卢布贬值34%，并在2月让卢布重新稳定下来。与任何成功的全力一搏一样，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俄罗斯央行动用了21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外汇储备总额的35%，才减缓了贬值的速度。但是，这样做也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让面临风险的美元借款人可以缩减支出，政府也有时间来推出自己的应对措施。[13]
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克里姆林宫要求寡头们拿出大部分财富来稳定股票市场。有传言称，9月16日，也就是美国国际集团获得救助的那天，“克里姆林宫彻夜召开了一场强制性的会议”，在会上，“寡头们被命令将现金投入自家摇摇欲坠的股票中，直接收购崩溃的金融机构，或者干脆交出现金及／或股票”。[14]在寡头们的“自救”后，政府把目光投向了收购、援助最小和最弱的俄罗斯银行。归政府所有的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发挥了协调作用，俄罗斯总理普京亲自担任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政府以50亿美元收购了俄罗斯通信银行、全球商业银行和索宾银行。然后，政府对储蓄保险基金进行资本重组，最高保额提高到28000美元。借助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工具，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得以充当后盾，同时，还有354亿美元次级贷款可供陷入困境的寡头企业使用，利率相当苛刻。这些贷款应在一年内偿还，否则可以转换为控股股份。[15]这不是政府收购，而是一种有条件的威胁，明目张胆地显示了权力的存在。
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向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一家由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拥有多数股权的铝业公司）注入了45亿美元，以便让该公司解锁外汇融资，而该公司曾利用外国融资收购了矿业巨头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25%的股份。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还向米哈伊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的阿尔法集团注资20亿美元，帮助后者偿还欠德意志银行的债务，并拯救了阿尔法在俄罗斯的第二大移动电话公司维佩尔通讯的大部分股权，否则维佩尔通讯的股票可能会被当作抵押品没收。随着投资锐减，国内的经济活动开始如螺旋般下滑，失业率加倍。所谓的单一产业城市，也就是在斯大林的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市尤其让人担忧。[16]2008年10月16日，普京的得力助手伊戈尔·谢欣（Igor Sechin）在陶里亚蒂召开了一次关于汽车行业的头脑风暴会议。陶里亚蒂的支柱企业是破产的苏联汽车工业的继承者伏尔加汽车公司，城市和汽车公司密不可分。他宣布，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将立刻向伏尔加汽车公司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便让工厂继续运作，让10万名工人继续工作。[17]截至危机结束时，俄罗斯总共投入了17亿美元用于救助汽车行业。
在石油价格受到冲击后，俄罗斯联邦预算根据每桶41美元的平均油价这一假设进行了重新设定，而2008年6月的估计是每桶95美元。随着税收锐减，俄罗斯总理普京因为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而居功至伟。在政府9.7万亿卢布的预算中，有四分之一被用于应对危机，主要包括创造就业、行业补贴和税收减免。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与西班牙不相上下，也与得克萨斯州大体相当，然而俄罗斯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举措之一，令西欧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相形见绌。[18]俄罗斯政府的援助明显倾向于规模最大、与之关系最密切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名单包括295家国家级重要企业和1148家地方级重要企业。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统合式的刺激措施，莫斯科明确表示，它希望寡头们给予回报。事实上，俄罗斯政府毫不畏惧指名道姓。在一个重要场合，普京特别点到了其中的四个寡头：“俄罗斯国际控股集团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俄罗斯辛特斯能源集团的列昂尼德·列别杰夫（Leonid Lebedev）、奥纳西姆集团的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Mikhail Prokhorov）和列诺瓦集团的维克多·维克赛尔伯格（Viktor Vekselberg）……我和各位相识多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请允许我重申，在危机的困难时期，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为各位的企业提供各方面支持。现在，危机正在消退。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正在结束的路上。”此刻，普京希望他们信守承诺。“我们也同意在这方面做些让步。我们推迟了投资的截止日期，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调整。请各位竭尽全力履行你们的承诺。”[19]如果有哪个寡头没能负起自己的责任，将会发生什么呢？2009年6月，普京访问了位于圣彼得堡南部的小镇皮卡列沃，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的冶金帝国盘踞在这个小镇上。德里帕斯卡曾是俄罗斯首富，身家估计有280亿美元，现在减少到了35亿美元。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不支付工资的借口。[20]愤怒的工人封堵了莫斯科的高速公路，造成了长达约400公里的交通瘫痪。在电视镜头前，普京责骂了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普京扔给他一支笔，要求这位寡头当场在支票上签字。这是通过电视镜头前咄咄逼人的恐吓来进行经济管理。[21]信息非常明确。距离1998年的耻辱已经过去了十年，身在高位的人保证会“搞定”事情。
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它充分彰显了领导者的权威，让寡头们颜面尽失。它把俄罗斯的社会利益集结在为其服务的国家周围，让总理普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这是实现增长的长期战略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在2008年接替普京成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也是如此。即使在危机爆发前，聚集在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专家顾问就已经提出，应该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22]在危机爆发后，他们的声音更加响亮。俄罗斯在2008年变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它以不均衡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一方面，俄罗斯过分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俄罗斯存在资本外逃文化，寡头们的资金通过境外银行体系进出俄罗斯。小小的塞浦路斯竟然成为俄罗斯外国投资的主要来源，对于这个异常现象，除了上述缘由，人们还能如何解释？俄罗斯需要的是现代化。正如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9月10日所说：“一个建立在原材料和经济腐败之上的原始经济能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吗？”[23]强有力的危机对抗是不够的。仅仅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改革经济来摆脱危机”。[24]俄罗斯需要的是经济转型，为此，它需要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尤其是与科技领导者互动。这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2008年8月，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发生令人震惊的对抗后，莫斯科需要改变路线。在压制格鲁吉亚后，克里姆林宫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梅德韦杰夫断言，未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成败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评判：“是否有助于改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标准。”俄罗斯应该集中精力吸引外国技术和资本，而不是“鼓起腮帮子、气势汹汹地”威胁他人。[25]这表明了俄罗斯走向现代化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态度，欧洲各国政府和华盛顿的新政府都热切地接受了这个信息。
二
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驯服俄罗斯，危机将起到缓和国际关系的作用。从短期来看，的确如此。但是，在国际领域，衡量力量的标准是相对的。如果俄罗斯在2008年的危机中遭受重创，那么东欧受到的影响就更加严重了。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是高度杠杆化的转型国家，受到的冲击尤其剧烈。拿我们在2007年10月对2010年做出的预测来与两年后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将会发现，这场危机是如何极大地改变了该地区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的前景。
最极端的例子是拉脱维亚。2009年10月，在危机爆发一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拉脱维亚的GDP将比2007年10月减少39%。同样是在这两年中，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GDP预期被下调了三分之一。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全都经历了15%到18%的下调冲击，是美国所遭受冲击的两倍多。在邻近的后苏联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中，增长预期的下调幅度从俄罗斯的18%到亚美尼亚的32%，差别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基本上安然无恙。[26]但是，在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中，最严重的受害者都是前东欧集团的转型经济体。
单独来看，东欧国家并不是大型经济体。但是放在一起，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体量上与法国或加州相当的重要实体。它们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骄傲，是2007年至2008年间形成的与俄罗斯对峙的新战场。它们是市场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狂热信徒。因此，在全球金融市场崩溃之际，它们也面临着最严重的风险。然而，推动它们增长的资金来源于杠杆率过高的西欧银行，这让情况变得更糟。总的来说，西欧银行和它们在新兴东欧的地方分支机构拥有1.3万亿美元的风险敞口，除去俄罗斯外有1.08万亿美元。[27]当欧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大西洋彼岸受到冲击时，这些国家的风险在于，欧洲银行将大幅减少在东欧的运营。
冲击：2009年10月预测的2010年的GDP与2007年10月 预测的GDP比较（百分比差距）
资料来源：Zsolt Darvas, “The EU's Role in Supporting Crisis-Hit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2009/17 (December 2009), figure 1.
在危机爆发前，平均每个季度通常有500亿美元流入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新兴市场。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情况突然发生逆转，有1000亿美元流出；到了2009年的第一季度，又有500亿美元流出。[28]此前十五年建立起来的信贷金字塔正在摇摇欲坠。在“自然”调整的过程中，东欧货币的浮动汇率大幅下跌。结果就是，为国际贷款服务的当地货币成本出现了灾难性的上升。[29]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立陶宛，外国贷款占全部信贷的一半以上。随着福林贬值，匈牙利家庭的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在几周内飙升了20%。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债务以日元计价的匈牙利家庭，随着日元快速升值，他们的债务负担增加了40%。[30]
俄罗斯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耻辱后，增加了大量货币储备，但东欧国家却没有这样的防备。对它们来说，安全取决于与西方的融合，至少它们是这样认为的。随着美联储使用互换额度稳定了一系列核心经济体（美国在这些经济体有着不可否认的利益），人们可能会认为欧洲央行将向欧元区的东欧邻国提供类似的支持。当然，美联储也是这样期望的。如果将内森·希茨制定的三条标准应用于东欧，那么欧洲央行会援助哪些国家就一目了然了。[31]东欧国家是欧盟的成员国，并且希望成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因此，它们经济政策的审慎程度总体来说是有保证的。东欧的危机是由外国信贷供给的突然中止直接导致的。此外，欧元区的银行也深陷其中，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存在非常严重的回爆风险。希茨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我认为，应该让欧洲所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欧洲央行报告它们的流动性需求，这是非常恰当的做法。”[32]但是，尽管美联储实际上已经授权欧洲央行发行美元，但后者却无意将同等的特权扩展到波兰或罗马尼亚。欧洲央行公开宣布与瑞典和丹麦建立了互换额度。它们的银行将向东欧提供流动性。与此同时，波兰和匈牙利的央行却被搪塞了一个回购协议，这个协议的条件并不比向需要更多流动性、面临压力的商业银行给出的条件好多少。欧洲央行唯一愿意提供的援助，是向它们提供短期融资，以换取欧元计价的优质证券。但是，在欧元融资短缺时，这个就算不上什么援助了。它们需要的是针对匈牙利福林或波兰兹罗提的互换工具。多亏了奥地利和法国央行紧急施压，它们才能从欧洲央行提供的有限贷款中获得资金，因为奥地利和法国有特别的理由担心本国银行在东欧的投资组合遭受损失。[33]奥地利银行的处境尤其艰难，因为它们用瑞士法郎发放贷款，并在利率很低的瑞士借款来进行融资。现在，瑞士法郎飙升，资金短缺。为了帮助奥地利银行渡过难关，瑞士央行提供全额货币互换额度，用于交换欧元，但是不交换波兰兹罗提或匈牙利福林。[34]
加入欧盟和北约，本应推动东欧国家改善它们在全球排序中的劣势地位。原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的成员迫切地把自己重塑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描绘的新欧洲的倡导者。现在，它们发现，经济增长的前景破灭了，政府又回到后共产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刻，它们再次成为无足轻重的主权国家，成为或多或少心怀不满地请求国际金融援助的求助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它们最后的求助对象。这是痛苦的。因为东欧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再次经历共产主义崩溃后的痛苦，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恰恰与之有着难以剥离的联系。
在欧盟中，匈牙利央行是第一个申请援助的，也是最绝望的一个。[35]2008年10月27日，布达佩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而不是欧洲央行）达成了一项25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这个数字相当于危机前匈牙利GDP的20%，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承诺数额，数倍于匈牙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配额。[3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个计划异常优厚。不出所料，匈牙利并不这么认为。随着紧缩计划的开始，匈牙利政界出现了两极分化。民族主义日报《匈牙利新闻报》（Magyar Hírlap）称，匈牙利正在被“缠绕在我们脖子上的信贷套索”缓缓勒死。[37]匈牙利的极右翼主义者认为，这个协议让匈牙利距离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殖民主义”只有一小步，让匈牙利倒退回《特里亚农条约》[†]，该条约使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2010年，右翼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青民盟）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匈牙利从此走上了自诩的非自由民主的道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应对计划（截至2009年8月，单位：100万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view of Recent Crisis Programs (September 14, 2009), Appendix I,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91409.pd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10月向匈牙利提供援助后，接着又向冰岛、拉脱维亚、乌克兰和巴基斯坦提供了援助。[38]2009年，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蒙古也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在举办备受争议的北约峰会后不到一年，布加勒斯特[‡]发现自己正在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援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供预防性贷款。此外，在华盛顿的敦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向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提供一项新的、攻击性最低的灵活信贷工具，总计超过800亿美元现金。这使得墨西哥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因为它既获得了互换额度，又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工具。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干预，在2008年秋季，东欧外围国家避免了一场即刻的崩溃。[39]但是，形势仍然极其不稳定。这不仅对借款人来说是危险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地利敢于冒险的银行对东欧累积的债权超过了奥地利GDP的55%。奥地利银行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风险敞口达到了奥地利GDP的20%，这两个国家采用弹性汇率，似乎最有可能遭受还贷冲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都对东欧拥有大量债权，但相对于国内资源而言，这些债权还是可控的。另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放款人是瑞典，该国的银行几乎完全垄断了波罗的海国家的银行市场，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国际机构非常焦虑，如果一个或多个处于压力之下的西欧银行突然收回贷款，那么这将引发连锁反应，并会压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提供的适当资源。西欧的银行迫切想要全方位地降低杠杆，它们将大量撤出东欧，这将导致一场毁灭性的退出风潮。布什提名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对欧盟的未来深感担忧。“欧洲在1989年才团结起来，现在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佐利克在2009年初提醒《金融时报》的读者，“如果放任欧洲再次分裂，那将是一场悲剧。”[40]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尤其是在布什总统的两个任期里）培育的新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维也纳媒体唤起人们注意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不同篇章，并警告说，“货币方面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威胁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41]
情况非常严峻。但是，中欧国家的警告也反映出，西欧国家并没有认真倾听。柏林对东欧的集体解决方案并不热情，就像对欧元区的集体解决方案没有多大的热情一样。德国否决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关于共同支持基金的提议。[42]“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施泰因布吕克宣布。东欧人注意到，作为欧元区成员国，希腊似乎比匈牙利更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尽管它的金融基本面并不比匈牙利的好。[43]2009年初，有人呼吁将波兰和其他东欧成员国送上加入欧元区的快车道，从而让它们处于欧洲央行的保护伞下。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提议非常讽刺。[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员工在机密报告中提到支持这个提议，声称：“对欧盟国家来说，在解决外币债务累积的问题上，欧元化能够提供最大的好处，并能消除不确定性，重建信心。如果没有欧元化，那么在解决外币债务问题时，需要部分国家大幅度削减国内开支，以抵御日益增长的政治阻力。”[45]尽管如此，人们不要指望欧洲央行会出手相助，它没有兴趣卷入东欧的事情。
2008年12月，风险敞口最大的意大利和奥地利银行开始呼吁实施一个协调一致的国际援助计划。它们发现欧洲央行的大门已经关闭，于是转向维也纳。考虑到奥地利的卷入程度，维也纳不可能放任事态自然恶化。于是，奥地利政府绕过欧洲央行，宣布实施所谓的“维也纳倡议”（Vienna Initiative）。这个多边计划承诺，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将提供245亿欧元的新贷款和注资。至关重要的是，奥地利政府还与一些主要的私人银行达成了另一个协议。“维也纳倡议”从主要的放款机构那里逐个获得了承诺，它们将保持自己对该地区的信贷额度，从而防止更严重的授信中止。[46]意大利的裕信银行和联合商业银行、奥地利的瑞福森银行和瑞典银行都加入了这个倡议。德国商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则没有参加。[47]
事实证明，维也纳远非稳定东欧的最重要的战场。在21世纪之初，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似乎属于幸运的国家。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或白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它们成功转型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此外，与匈牙利或波兰不同，波罗的海国家更加迫切地想要尽快加入欧元区。出于这样的期望，它们把自己的货币与欧元挂钩。2008年，尽管外资流入突然停止，它们仍然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向欧元区靠拢。但是，随着外国信贷逐渐枯竭，维持固定汇率变得更加痛苦。2008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想了宏观经济失衡引发危机的可能性，拉脱维亚因为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被单独列为最脆弱的国家。[48]然后又被单独视为问题国家。如今，一场广泛的全球危机迫使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区域竞争对手的货币贬值，在此背景下，拉脱维亚面临消除巨额赤字的问题。如果波罗的海国家没有跟风照做，那么它们要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落后？它们要怎样才能在没有外国融资的情况下应对危机？如果它们无法调整本国货币兑欧元的汇率，那么怎样才能重获出口竞争力和减少进口呢？如果不能贬值，那么恢复贸易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平衡国内需求，削减工资，提高税收，减少政府开支。这个做法非常痛苦。但是，鉴于波罗的海国家已经达到金融一体化的高级阶段，贬值也是非常危险的。由于80%的未偿还信贷来自欧洲邻国，任何大幅贬值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违约。用欧元偿还债务的成本将变得让人无法承受。尽管波罗的海国家还不是欧元区的成员国，但是，在2009年初，它们面临的困境只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前奏。
由于债务规模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银行的深度参与，拉脱维亚被普遍认为是维持波罗的海国家稳定的关键。[49]如果它放弃盯住欧元，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蔓延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再从那里蔓延到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后两个国家也在努力保持本国货币与欧元的汇率。[50]一旦出现进一步贬值的趋势，那么将无法维持“维也纳倡议”所建立的防御。减价销售将席卷东欧。一些银行可能会幸存下来，但是，对瑞典最重要的两家银行即瑞典银行和北欧联合银行来说，与波罗的海国家的纠缠关乎它们的生死存亡。[51]如果它们提供的贷款无法收回，那么这两家银行的资产将被彻底抹除。正如法国巴黎银行的一位分析师所说：“拉脱维亚也许只是一个小国，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52]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欧国家的财政部部长预测，席卷中欧和东欧的连锁反应将导致至少6家欧洲银行破产。拉脱维亚将扮演雷曼的角色，甚至是1931年金融危机中臭名昭著的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角色，该银行的破产加速了魏玛德国滑向灾难深渊的步伐。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处于拉脱维亚的境况，那么标准的做法是一次性贬值，然后进行债务重组或重新制定债务偿付计划。但是，欧盟委员会坚持己见。拉脱维亚正走在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道路上，它必须坚持这条道路。如果拉脱维亚需要重新平衡其经常账户，那么它必须通过通货紧缩和削减支出来实现。对拉脱维亚来说，结果将是非常痛苦的。到了2009年夏天，拉脱维亚的房价下跌了50%。公务员（包括全国三分之一的教师）被解雇，薪资也减少了35%，失业率从5%飙升到了20%。[53]值得注意的是拉脱维亚还在坚持着，它的邻国也是如此。为了加强防御，拉脱维亚获得了相当于其危机前GDP的32%的援助：欧盟委员会提供了31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17亿欧元，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了8亿欧元，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爱沙尼亚提供了19亿欧元。[54]它们更乐意在拉脱维亚对抗危机，而不是救助本国的银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却没有加入这个对抗危机的联盟。
财政紧缩给波罗的海的新民主国家造成了巨大压力。[55]在拉脱维亚，新的紧缩政策引发普遍不满，人们对政治阶层的腐败提出指控，这导致了两次公投，要求保护养老金和获得公民权利，以便通过全民公投解散议会。2009年1月，首都里加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后升级为骚乱，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持续了一晚上。2月，在欧洲议会的著名议员瓦尔基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的领导下，一个保守的联合政府上台了。新政府的目标是继续坚持紧缩政策。东布罗夫斯基斯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正面临国家破产，这将是艰难的。”[56]毕竟，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苏联时期的遗留问题仍然笼罩着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的情况就是一个提醒。对于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只能在西方或东方的霸权中选一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们已经奇迹般地在欧盟和北约的保护伞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它们打算留在那里，至少拉脱维亚的政治阶层是这样认为的。
三
面对2008年的双重危机，东欧国家的反应并不一致。波罗的海国家选择坚持以前的道路，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选择了反叛。但是，在双重危机中，没有哪个国家比乌克兰更令人不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恰好又赶上金融危机的冲击，这给乌克兰原本就很脆弱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沉重打击。乌克兰朝着2013年危机的扭曲道路奔去。但是，早在五年前，这条道路就已经规划好了。
2008年春天，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决定申请加入北约，这个决定受到布什政府、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热烈欢迎，却导致了乌克兰政界的分裂。尽管总统尤先科把自己的命运和西方国家拴在一起，但是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更倾向于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保持平衡，这是基辅自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这也让她成为天然气贸易中的关键角色。2008年8月发生在格鲁吉亚的战争，分割了2004年革命的政治遗产。[57]然后，在高加索的停火协议达成前的几周，基辅遭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自2004年革命以来，乌克兰的经济增长一直依赖外国借款。截至2008年初，外资占全部企业融资的45%，占家庭贷款的65%。[58]欧洲银行总共借给乌克兰至少400亿美元，其中奥地利和法国的银行几乎占了一半。危机的爆发阻止了信贷流动，这严重打击了乌克兰的出口。作为苏联时代的遗产之一，钢铁占乌克兰外汇收入的42%。在全球投资支出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行业受到的打击会比钢铁行业还要严重。到了2009年1月，价格暴跌，工业产出以每年34%的速度下降。[59]随着乌克兰的经济滑向衰退，数百万人即便没有失业，也失去了收入。在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只有拉脱维亚遭受了比这更严重的收缩。
2008年10月，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匈牙利的脚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基辅签订了一项高达16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常标准来看，援助条件并不苛刻。它要求乌克兰为其预算提供充足的资金，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汇率，并确保其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基辅连这样的要求也达不到。汇率被允许从高估的5格里夫纳兑1美元贬值到了7.7格里夫纳兑1美元，可是非官方交易的汇率已经低到了10格里夫纳兑1美元。为了平衡预算，政府决定增税和减少补贴，这个做法极度不受欢迎。[60]2009年，如果问“谁应该对乌克兰困难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最大的责任”，有69%的人会指责2004年革命的英雄们，47%的人选择尤先科，22%的人点名季莫申科。季莫申科的个人支持率徘徊在2.5%和5%之间。[61]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乌克兰在冷战后的发展陷入了僵局，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而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于与西方的进一步融合，哪怕要以痛苦的结构调整作为代价。另一方面，到了2009年秋天，乌克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是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他代表亲俄罗斯的“地区党”，这个政党的总部位于乌克兰的东部。这个过渡时期蛮横的顽固守旧派通过操纵选举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由此引发了橙色革命。
2009年，能让乌克兰松口气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似乎正在消退。随着梅德韦杰夫入主克里姆林宫，西方国家争相“重新设定”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2009年1月的事件痛苦地暴露出局势的脆弱性，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未付账单和天然气价格发生争执，导致乌克兰在严冬没有供暖，俄罗斯还中断了经由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供应。[62]最终，依靠欧盟的调解，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高价格，这才解决了争端，而该事件也成为缠绕在总理季莫申科脖颈上的枷锁。尽管没有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在2008年至2009年间，乌克兰已经陷入了极易引爆的状态。奥地利外交部部长约瑟夫·普勒尔（Josef Proell）在2009年2月预言：“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国家，如果这样一个庞大的邻国发生经济和政治灾难，那么我们必须避免在欧盟内部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现在看不到这种情况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密切关注乌克兰。”[63]
[*]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俄罗斯铝业大王，他的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是俄罗斯第一大铝公司。——译注
[†]该条约是1920年协约国和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签订的一项划定匈牙利边界的条约。条约签定后，原匈牙利王国丧失了大量的国土和人口，被肢解为多个新国家。——译注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首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