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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风起东方：中国
第10章
风起东方：中国
如果说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给欧洲冷战的旧战场带来了不太确定的停火，那么2008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双方愿意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在莫斯科，人们不会忘记北约肆无忌惮的扩张企图和格鲁吉亚的冲突。俄罗斯的举动佐证了普京在慕尼黑发布的声明，那就是单极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人知道这是真的。但是，当人们谈到多极世界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普京的政权，而是中国。事实上，俄罗斯最杰出的分析师也是这样认为的。[1]对双方来说，中美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北大西洋金融体系中突如其来的风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2]但是，北京和华盛顿都在避免灾难的发生。任何一方都不想承担导致高加索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那种风险。
2008年，中国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珍视的美元资产组合不仅包括真实的美国国债，还包括政府资助企业的债券，这些债券是为了支持美国抵押贷款业务的扩张而发行的。与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公众舆论也非常愤怒。为什么中国要给美国的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北京失去了耐心，授意发言人做出了引人注目的、不同寻常的直白声明。中国要让大家知道，如果美国任由政府资助企业破产，那将是一场“灾难”。[3]2008年底，《大西洋月刊》（Atlantic）采访了一位能说会道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经理人高西庆。[4]这个访谈让我们对一个混乱的世界有了一些惊人的洞察。高西庆表示，近几个月来，全世界一直在看着美国“一个月接一个月地与自己的意识形态、骄傲和自以为是抗争”，最后用上了“美国人最伟大的天赋之一，那就是务实”。美联储和财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以便稳定金融经济，所以高西庆打趣说，当中国人看美国时，他们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而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高西庆的评论或许直截了当，但他的分析不够马克思主义。2008年9月和10月，不仅仅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和虚荣心阻挡了解决方案的出台，各方利益也受到了威胁。召开“资产阶级执行委员会”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高西庆并不是一个政党理论家。他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曾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然而，不管有没有这个理论，他都敏锐地感觉到了权力平衡的变化。“这一代美国人已经习惯了霸权。每个人都对你很好。好吧，但现在我们必须和其他人平起平坐了，一想到这些就感到很受伤。‘平起平坐’意味着，有时候你也得弯下腰，向其他人表现出谦逊……现在，最简单的事实是，你的经济构建在全球经济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许多国家的无偿支持之上。所以，为什么你不改变观念……我不会说你要叩头（高西庆大笑），但至少要对借钱给你的国家友好一点。和中国人谈谈！和中东国家谈谈！把你们的军队撤回来！”
奥巴马赢得了选举，这令人震惊，这表明许多美国人都认同高西庆的话。事实上，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已经在努力做到“友好”。中国人真正想要的，是美国政府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提供全面担保。这将对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产生真正巨大的影响，会一下子让美国政府增加5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美国在越战期间对房利美进行了私有化，这是有原因的。然而，接管政府资助企业是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做的第二好的事情。尽管这个做法激怒了共和党右翼人士，但是，管理阶层的精英们知道，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布什总统也放下身段，亲自给北京打电话，传达了这个信息。[5]
中国减持了政府资助企业的债券，但是没有像俄罗斯那样疯狂抛售，而是将其减持到2007年夏季时的水平；之后，高西庆和他的同事们着手进行不明智的外汇储备多样化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总量继续增加，从2007年6月的9220亿美元提高到了两年后的14640亿美元。[6]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恐慌和危机让美国国债成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资产。每个人都想要安全的资产。美国国债的价格在上涨，收益率激增[*]，美元价格飙升。如果中国想要实现除美元以外的储备资产的多样化，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全球对安全的美元资产的需求没有止境。但是，危机也揭示出中国的选择很有限。还有哪些安全资产可以购买？对中国来说，购买日本债券可能会引发一场更具爆炸性的纠葛。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不够兴旺。中国和美国被捆绑在一起，不管它们愿不愿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由于结构方面的因素，这不仅表现在外国投资上，也表现在贸易上。
一
鉴于中国的出口规模及其外国资产的累积，西方观察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增长必须“依赖出口”。然而，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折射出我们长久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态度。出口对中国很重要，而且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改变了全球贸易。但是，早在危机爆发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经非常庞大了，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远超海外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出口冠军，但同时也促进了进口，包括澳洲、中东、非洲、亚洲其他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大宗商品和零部件进口，以及西方国家的技术和先进机器的进口。在中国震撼世界的出口产品中，很大一部分的价值来自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因此，在2008年以前，净出口在中国GDP增长中所占的份额比人们想象的要小。事实上，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由出口拉动的，三分之二来自国内需求。[7]这与真正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体的配置截然不同。以德国为例，由于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2000年以后德国的经济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国外需求。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无疑是巨大的国内投资浪潮。随着中国的城市不断扩张，基础设施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实体重建带领着整个经济快速发展。
到了2008年，中国巨大的内需动力，以及中国作为东亚地区贸易枢纽的核心地位，让一些分析师认为亚洲可能即将与美国和欧洲“脱钩”。[8]2008年春天，当世界其他地区滑向衰退时，北京的主要担忧却是中国的经济扩张过快。年消费增长率超过了20%。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利率，政府也收紧了财政政策，希望能够遏制过于繁荣的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机构进行了重组，将促进国家经济更平衡增长的责任交给了掌握相关主导权的超级部委。[9]没有人考虑到全球贸易崩溃的纯粹力量。2008年7月，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25%，进口每年增长30%，外国直接投资每年增长65%，但6个月后，中国的出口即下降18%，进口下降40%以上，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0%。这是令人震惊的急转弯。即使净出口通常只占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这种程度的冲击也是非常严重的。2008年秋天，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突然开始关闭在中国大陆的业务。[10]与此同时，急缺现金的西方银行（包括美国银行、瑞银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纷纷变卖资产，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但是，与出口订单减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2008年冬天至2009年冬天，在中国激增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每年增加560万）中，有30%找不到工作。数千万农民工的日子更加难过。在2008年10月的中秋节，有7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只有5600万人在节后返回城市。据世界银行估算，其中1100万人没有工作。总体来说，至少有2000万到3600万名劳工失业。[11]
北京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社会的不安迹象，它知道必须做出反应。11月5日，中国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4万亿元（586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这个数字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的12.5%。这是对现有投资计划的补充，而且将在2010年底之前拨款。这是应对全球危机的第一个真正大规模的财政措施。2008年11月9日，星期天，在向媒体透露这个计划时，国务院宣布：“近两个月来，全球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在扩大投资方面，我们必须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12]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第18号中央文件”[†]，这给国务院的声明赋予了额外力量。“第18号中央文件”要求实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在提到危机应对措施时，使用的是过去时代的用词“计划”，而不是新词“规划”。“规划”在2006年之后开始广泛使用，用于较温和的政府项目或倡议。[13]政府指示要求媒体在报道中“保持乐观，避免恐慌，帮助消费者提高信心”。[14]
2008年11月，中国紧急推行了财政政策，就像西方国家紧急推出央行计划和银行援助一样。这是蒂姆·盖特纳描述的“最大力量”方法，但不是用在货币政策上，而是用在公共支出上。中国经济政策的领导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呼吁地方政府“分秒必争”。“第18号中央文件”推动地方党委快速采取行动。用一位美国知名分析人士的话来说，“第18号中央文件”“增强了紧迫感，传达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推翻常见障碍去花钱是没有问题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国各省的党委紧急召开会议，“抓住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的有利机会”，山东省委的一位委员如是说道。11月11日晚，陕西省武功县召开了“落实第18号中央文件的县领导小组”会议，以便充分利用“这个极其难得、弥足珍贵的机会”。县领导小组宣布了他们的目标：“集中力量，快速行动，加强与省级、市级领导部门的联系，确保更多的重点投资项目进入我县……获得更多的项目资金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不到一年，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动员工作使中国50%的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实施。
2008年5月，中国四川发生严重地震灾害，超过7万人遇难，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灾后重建工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地震发生后，公众批评和激进主义高涨，批评中国的许多公共建筑存在缺陷，要求进行整改。对于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来说，紧急的刺激支出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重申他们的权威。[1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科学开发主义”[‡]的承诺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纲领框架。[16]资金主要集中在十个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和西部地区）、新兴城市周边的低收入家庭、环境保护、科技创新、高速公路、城市电力、煤炭销售网络和铁路。在“非典”爆发后，胡锦涛主席领导的、注重民意的领导层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讨论医疗改革。农村和城市地区在医疗覆盖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需要采取一些措施。[17]经过数年的讨论，2008年的经济紧急情况有些突然地把决策推向了以中央政府支出为中心的系统。2009年4月7日，北京宣布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将从全国人口的30%提高到90%，而且中央的资金将被用于建设2000个县级医院和5000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这是全世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发展扩大项目，并且与“经济刺激计划密切联系在一起”。北京很乐意批准对医院、诊所和公共保险补贴的支出，“因为对短期赤字的担忧”已经“消失了……经济危机打开了一扇窗，让对社会政策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措施成为可能”。[18]
庞大的支出刺激措施还用在中国高速铁路网的建设上，这或许是当时全世界最壮观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优先发展的是汽车和公路建设。现在，铁路成为建设的重心。在“借鉴”了日本、德国和法国等高铁先驱的技术后，中国开始了一项让过去的所有努力都相形见绌的计划。2008年到2014年，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铁路网络从1000公里扩大到了1100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约1318公里的路程缩短到只需要4.5小时。相比之下，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一共约730公里，美国铁路公司引以为傲的阿西乐特快（Acela）需要花费7个小时。中国不仅有时速36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宏大的建设计划带来的规模经济也使中国成为铁路和高架桥建设的技术领先者。[19]庞大的蜗牛形状的机器可以在无数个标准化的、预先制造的混凝土支柱之间，一公里接着一公里地连续铺设铁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即使考虑到较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中国的建造成本也只是欧洲和北美的一小部分。
在举世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财政刺激计划的速度和规模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相比之下，许多西方国家行动迟缓，这很难避免人们进行招人嫉妒的比较。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初期，经常提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飞速发展。[20]这些称赞虽然实至名归，但不应该掩盖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紧张局势。在中国，刺激计划饱受争议。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在西方危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似乎正被引向错误的方向。经济刺激计划是对国家权力的展示，还是进一步证明当局对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的痴迷？[21]
二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令全世界羡慕。但是在国内，考虑到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评论意见颇为复杂。胡锦涛的领导团队在2002年11月上台时的目标是，重新考虑消费和家庭生活水平的优先顺序。经过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重工业发展。[22]但是，由投资驱动的重工业增长是一个很难打破的习惯。五年后的2007年3月，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份非常坦率的评估报告，警告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23]在宣布应对2008年危机的刺激措施时，北京一如既往地大力推动高科技铁路和医疗保健计划，因为它想摆脱重工业增长的老路。政府决心避免“轻率的或投机性的投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强调：“不会在扩大规模生产、高污染和高耗能产业上花一分钱。”刺激措施的所有努力都将指向“能够促进和巩固消费信贷扩张的目标领域”。[24]2008年12月，国务院在11月宣布刺激措施后，又公布了《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列举了促进消费的20项措施。中国政府向2.2亿农村家庭提供补贴，资助他们购买两个大型家用电器，例如电视、空调、洗衣机和冰箱。[25]200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不足16000元（虽然“人民币”可以和“元”互换使用，但人民币是中国的货币，元是计量单位），因此，购买一台价值7000元的计算机或彩色电视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但是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北京承诺的1400亿元的补贴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26]
因此，中国领导层的目标很明确，而且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国家会在全国推广这些优先事项。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中国的中央政府分身乏术。尽管税收的重任主要落在中央政府的身上，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直接控制的政府支出不超过GDP的4%—5%，与美国或欧洲政府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在中国，80%的政府支出是在地区和地方层面完成的，在1994年到2008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五倍，但消费支出只从占GDP的8%提高到了18%。[27]因此，政府通过权力下放和间接机制运作，放大了它的权力，延伸了它的影响范围，但也存在偏离和扩大北京的意图的可能。
2008年11月，北京宣布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其中只有1.18万亿元是直接从中央基金中划拨的。其他经费来自地方政府，比例为1∶3，大致相当于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比例。正是由于权力下放，才使得共产党中央及其全国各地党委的动员变得如此重要。“第18号中央文件”为连接共产党、地方政府和商业利益的网络提供了动力。正是这种联系将上一代人联结起来，推动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联结，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的特点。为了达到中央的目标或配额，总会有一些连接区域的高速公路、住宅区、桥梁或工业园区需要修建，并从中获得利润。当刺激计划启动时，正是这种连锁反应让那些主张更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人感到担忧。中央规定的刺激计划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结果证实出现了批评者最担心的情况。在人口5700万、2009年地方GDP为2250亿美元的湖北省，到2010年，在建项目的估算造价达到了3630亿美元。[28]此外，湖北计划在2011年和2012年再增加3900亿美元和4500亿美元的项目。按照表面价值计算，这意味着一个人口与英国相当、GDP与希腊相当的中国大省，正在进行一项比美国任何刺激计划都要大的投资计划。在国务院于11月提出计划后的一个月内，中国有18个省提出了总预算为25万亿元的项目，是最初刺激计划提议数额的6倍，占中国GDP的80%以上。[29]这不仅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且在企业界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一直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服务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减少冗员和精简这些企业。[30]如今，在经济刺激的旗号下，国有企业再次走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前沿。
显然，支出的动力是庞大的。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资金从何而来。这是任何财政政策的“刺激计划”的关键问题。如果通过增税来为支出买单，那么这将抵消购买力的增长。如果通过发行债券借钱，那么这将吸收私人储蓄，可能会分散私人财富持有者对其他投资的注意力。如果目标是立刻让未充分就业的经济复苏，那么创造信贷是万无一失的方法。北京的刺激计划之所以特别有效，正是因为它将庞大的政府支出和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结合在了一起。
在中国，不仅许多主要的工业企业是由国家控制的，而且银行业也受到中央银行的直接影响。[31]当政府想要控制信贷时，中国人民银行不仅会设定利率，还会对每家大型银行设定信贷发放额度。为了进一步控制信贷流动，它还可以提高或降低准备金率，以及加大外汇的“冲销”干预[¶]。所有这些机制过去在西方很常见，是二战时期的遗产。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逐渐放弃了对银行信贷的直接监管。面对2008年的危机，通过运用这些银行业管制工具，中国政府获得了重要筹码。2008年9月和11月，中国人民银行降息近5%，扭转了当年春季的紧缩政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2009年将把银行的放款目标提高一倍，从4.7万亿元提高到10万亿元。小型银行的准备金率下调了25%。正如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2009年4月宣布的那样，“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刺激计划中优先实施的政策。[32]
2007年至2013年中国的信贷刺激（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Yukon Huang and Canyon Bosler, “China's Debt Dilemma,” 2014, figure 1,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9/18/china-s-det-dilemma-deleveraging-while-generating-growth-pub-56579. Data: UBS.
银行做出了反应。仅中国银行就在2009年上半年发放了1万亿元的贷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不甘落后。2009年第一季度的放款总额达到了4.6万亿元，其中四大行发放了3.433万亿元。三个月内新发放的信贷超过了今后两年的财政刺激计划所提供的额度。与此同时，省政府和市政府积极与当地银行合作。为地方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主要机制是所谓的城投公司，它们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就是“刺激计划的突击部队”。这些特殊目的机构把地方政府的大片土地作为抵押，以此借钱，从而为开发项目融资。[33]在2008年到2010年间，地方政府的债务从1万亿元（1460亿美元）飙升至估算的10万亿元（1.7万亿美元）。[34]
2009年上半年，在刺激计划的高峰时期，新发放的贷款达到了7.37万亿元，较过去一年（也是经济活动蓬勃发展的一年）增长了50%。到了2009年底，放款总额达到了9.6万亿元。[35]如果结合各级政府的赤字和银行信贷增长（其超过了过去几年中国每年15%的正常增长率），那么我们就能衡量中国刺激计划的真正规模。2009年，刺激计划的规模令人瞩目：赤字为9500亿元，额外的债券融资为4670亿元，银行贷款（其超过了前几年的增长标准）为5万亿元[**]，刺激总额为64870亿元，占GDP的19.3%。[36]
这种庞大的额外增长动力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但是，这是国家自上而下指导的刺激政策，是对中国本已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补充。如果考量整个刺激计划，那么这次干预的规模比毛泽东时代或苏共时期的任何计划都要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只在战争时期才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中国经济的投资占比飙升至GDP的50%，即使在以前，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罕见的。这足以抵销最严重的全球贸易冲击。[37]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只比2008年略低一点，但远远高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考虑到中国经济扩张的规模，这个措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09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这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加上美联储提供的庞大的流动性刺激措施，中国将财政和金融刺激措施结合在一起，成为对抗全球危机的主要力量。虽然它们不是协调一致的政策，却让两国集团的愿景成了现实：中国和美国引领全世界。
大规模刺激计划：2008年至2010年中国银行的放款和财政刺激计划
资料来源：C. Wong, “The Fiscal Stimulus Program and Problems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2011), table 4, 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4b8af91e-89c7-4a25-be7c-2394cd3c4e9b. Data: China Data Online.
世界经济增长驱动力（百分点）
资料来源：S. Barnett, “China: Size Matters,” IMF (blog), https://blogs.imf.org/2014/03/26/china-size-matters/.
三
虽然人们很容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得出中国“超越”美国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动员并非任何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在面对来自外部世界无法预见的紧急情况时做出的高度积极反应。这种负面冲击的源头在西方。它在中国内部释放了一股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向了北京领导层一直努力抗衡的方向，这个方向在中国普遍不受欢迎。刺激计划产生的显著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和地缘政治上。
令人瞩目的政府行动与中国崛起的流行叙事非常相称。21世纪伊始，中国观众着迷于讲述大国崛起与衰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38]在网络上，关于“中国伟大”和“中国模式”的公众讨论变得日益激烈。[39]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由权威的美国民意调查中心皮尤慈善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所做的调查表明，对于全球重心，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在受访者中，认为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的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到了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40]而且，与历史上的其他大规模的增长不同，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不是由军事工业推动的。
与附属于美国全球网络的国家（例如日本或德国）不同，中国对于国家权力的看法比较传统。中国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自治意味着安全政策的自主。鉴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其他开支一样，国防开支也不断增加。早在1999年，军工业集团就进行了重组，以提高竞争力。在2005年至2006年，中国军队制定了重要的科技现代化建设计划。[41]但是，这个举动只是承认中国在这方面落后太多。军队的规模过于庞大，而且科技力量不足。中国军队需要的不是新兵，而是技术人员，但这些人稀缺且昂贵。中国的军事装备和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军队，也落后于中国蓬勃发展的商业部门制定的标准。尽管中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绝对比例增长迅速，但在整个危机期间，中国的军费开支仍保持在2%的水平，仅为美国自“9·11”以来所维持水平的一半。随着2008年至2009年以民用为中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军费开支占公共开支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从12%降低到了6%。[42]
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华盛顿的地震仪对任何挑战都反应灵敏。2009年3月，一支中国拖网渔船船队在海南岛附近干扰一艘美国海军侦察船，这个事件立刻被宣布为对峙升级的标志。[43]奥巴马政府在第一次接触中国时非常冷淡。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时，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宣称美国的债务“非常安全”，这遭到了北大学生的嘲笑。[44]正如一位美国分析人士所说：“人们将记住2009年至2010年，因为这几年中国成了让世界无法掉以轻心的国家。”[45]但是，对于华盛顿的战略家来说，这些都是附带的结果。[46]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华盛顿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军事潜力和雄心壮志将会增长。支撑这两者的是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而决定性的要素是北京控制经济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标志着一个转型时刻，对西方来说是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鉴于中国对2008年危机的反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决定性力量。正如世人在2008年看到的那样：如果中国不依赖出口，那么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相互依存。中国有办法进行控制，却没有办法完全隔离。自21世纪初以来，华盛顿一直雄心勃勃地想让中国发展成世界经济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现在问题反过来了。在危机爆发后，北京需要知道的是，能从美国那里期待什么。正如高西庆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时所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呢？如果中国有2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日本有将近2万亿美元，俄罗斯有一些，其他国家还有一些，那么，让我们抛弃意识形态的差别，共同思考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做法。我们可以把所有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想一想人们所说的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像第一次布雷顿森林协定所做的那样。”[47]
[*]原文为“Treasury prices were rising, yields soaring”，由于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是相反的，当国债价格上涨时，收益率应下跌，因此，这个描述似乎有误。——译注
[†]即《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译注
[‡]原文为“Scientific developmentalism”，与通行的“科学发展观”英译名不同。——编注
[§]原文如此。——编注
[¶]指中央银行在进行外汇买卖的同时，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对国内市场进行反向操作，达到本币供应量不变的目的。它是政府管理汇率的重要政策之一。——译注
[**]有误。据所引资料，这一数字为5.07万亿元。——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