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致谢
这本书是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撰写的，因此我非常感谢促成本书的诸位。与萨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和Wylie Agency的合作一如既往地顺利。我的编辑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温迪·沃尔夫（Wendy Wolf）在这个项目中与我进行了热情的合作。梅来涅·托尔托洛里（Melanie Tortoroli）给早期草稿提出了无比宝贵的建议。正是各位的努力工作，以及Viking and Penguin出版团队的努力，才让这本书成功完成。
在草稿成形的过程中，我很依赖尼克·莫纳科（Nick Monaco）、凯文·詹姆斯·席林（Kevin James Schilling）和埃拉·普劳特·塔兰托（Ella Plaut Taranto）细致入微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来自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课程，教授这门课程的同事有特德·费蒂克（Ted Fertik）、盖布·温纳特（Gabe Winnant）、尼克·马尔德（Nick Mulder）、马德琳·沃克尔（Madeline Woker）、大卫·莱雷尔（David Lerer）和诺埃尔·图图尔（Noelle Tutur）。非常感谢各位。
此外，项目早期，特德·费蒂克、盖瑞·安德森（Grey Anderson）、斯特凡·艾希（Stefan Eich）、阿努沙尔·法鲁基（Anusar Farooqui）、尼克·马尔德、汉斯·克努恩丹尼（Hans Knundani）和尼古拉斯·莫纳科（Nicholas Monaco）阅读手稿并给出了建议。沃尔夫冈·普罗伊塞尔（Wolfgang Proissel）、巴纳比·雷恩（Barnaby Raine）和达娜·康利（Dana Conley）给特定章节增加了他们的观点。我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和谈话对象。
我与斯特凡·艾希和达尼洛·肖尔茨（Danilo Scholz）合作的部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讨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与多位同事、金融危机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对话，受益匪浅。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非常荣幸地采访了马里奥·蒙蒂、朱利亚诺·阿马托（Giuliano Amato）、蒂姆·盖特纳和朱利奥·特雷蒙蒂。非常感谢他们拿出宝贵的时间参与对话。
得益于我本人担任哥伦比亚的欧洲研究院主任，我有幸与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皮埃尔·维蒙（Pierre Vimont）、马尔科·布蒂（Marco Buti）和莫雷诺·贝托尔迪（Moreno Bertoldi）尝试了新的论点。
弗朗索瓦·卡雷尔—比亚尔（François Carrel-Billiard）是我在研究院不可或缺的协调者，非常荣幸能够与他共事。
内森·希茨和帕特里夏·莫瑟（Patricia Mosser）是美联储的资深成员，他们慷慨地为本书付出了大量时间。
埃里克·贝格尔沃夫（Erik Berglof）帮助我深入思考了东欧危机。
彼得·加伯（Peter Garber）安排了我与默文·金共进晚餐，对于本书颇有助益。
佩里·梅赫林（Perry Mehrling）、布拉德·塞策、迈克·派尔（Mike Pyle）、克拉拉·马泰（Clara Mattei）、马丁·桑德布、尼古拉·韦龙（Nicolas Véron）、科尔内尔·班恩（Cornel Ban）、加布里埃拉·加博尔（Gabriella Gabor）、沙欣·瓦莱（Shahin Vallée）和埃里克·蒙内特（Eric Monnet）都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见解。
我的老朋友大卫·埃杰顿（David Edgerton）和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我非常有幸在多个座谈会、会议和研讨会上阐述了本书的一些观点，包括德国柏林（承汉堡社会历史基金会好意）、海德堡美国研究中心、柏林美国学院、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艾森伯格研究院、欧洲大学学院、纽约大学佛罗伦萨校区、新学院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MaxPo会议、巴黎德国历史研究院、伦敦FPLH研讨会、巴黎政治大学公共债务项目和纽约大学坎德斯泰格研讨会等。感谢各主办方和其他参会方。
在伯明翰举行的弗兰切斯卡·卡尔内瓦利（Francesca Carnevali）纪念会议上，我听到了有关欧洲银行的争论。
在克努特·博尔夏特（Knut Borchardt）主持和于尔根·哈贝马斯参加的西门子基金会座谈会上陈述观点，荣幸之至。
除了正式学术活动，我格外有幸在Twitter和Facebook上结识了一群才华横溢、睿智渊博的人，他们改变了我对21世纪当下的激烈讨论走向的理解。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本书让我进行了两种旅行，一方面，我前进到了当代历史的领域，另一方面，我回顾了年轻时代的经济学知识。在这两方面，我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
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杰出而且严格的人物。就我而言，与他的交流是高风险的。但是我坚持了下来，他仍然是现代欧洲历史领域的重要人物。我不确定他是否同意我对欧元区危机的看法，但是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是与众不同的导师和老师。他和蔼、慷慨，我在国王学院的第一年里，他一直照顾我，使我和同学们认识了当时自成一派的经济学家。他让我体会了智识的温暖和活力。他肯定我心中对IS-LM模型的疑惑，让我对经济学燃起最初的热情。韦恩让我了解到“跳出流动”和坚持宏观模型的流动关系一致性的重要。我相信，如果没有近三十年前韦恩对我的影响，现在这本书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写书是一项情感、智力和体力工作。这本书在家中完成，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伴侣达娜·康利，她的爱和支持自始至终支撑我完成这本书。她如此投入，聪颖、勇敢、活泼和深情，始终对我敞开胸怀，接纳我的世界，拥有她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幸福。
小狗Ruby是达娜给我的神奇礼物，它给我带来了快乐与温暖，还有散步和享受不尽的消遣。
在家庭的餐桌谈话中，我的女儿伊迪（Edie）也发表了很多激进的政治观点和尖锐的见解。当我在当前的事件中感官钝化时，她为我带来了超出她年纪的成熟智慧。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充满活力，又有理有据，我从中获得了灵感和鼓励。
毫无疑问，这三种支持是我现在情感稳定的关键。事实上，本书没有让我们产生分歧，反而让我们更亲近，还给我们提供了共同的话题，这也是最让我满意的。
事实上，我能在本书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师的帮助。他希望匿名。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和我一样幸运。
正如一天傍晚尼古拉·韦龙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对我说的，弄清楚2008年以来的事情，这需要共同努力。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能够参与其中，我倍感荣幸。我希望这本书能对得起我在此过程中得到的帮助。
2018年1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