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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这是一场政变
第22章
这是一场政变
在2013年冬至2014年冬的独立广场示威活动中，乌克兰人民热情地挥舞着欧盟的蓝色旗帜。在欧元区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的歌颂，对欧洲来说都是一种宽慰。基辅亲欧盟的示威者将欧洲赞誉为他们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欧盟提供了民主、自由、繁荣、法治和“美好欧洲”的承诺。这个形象源自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当时欧洲正在庆祝冷战结束、经济增长和“更紧密联盟”的前景。对于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来说，与普京的冲突是重申反对外部威胁这一愿景的绝佳机会。[1]然而，在2008年至2012年的欧元区危机之后，问题在于对美好欧洲的主要威胁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在全世界焦虑不安的关切下，由于担心危机升级将相继摧毁西班牙和意大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妥协，2012年欧元区的稳定即以此为基础。一年后，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随着欧洲在短时间内接连遭遇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开始充分显现出来，欧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斥着不满的时期。
一
2012年，继续往前迈进的期望是欧元区稳定的条件。这就是6月28日至29日欧洲理事会处理西班牙危机的计划，也正是德拉吉在伦敦传递出的信息。财政契约、银行业联盟、欧洲稳定机制的发展和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是整固欧元区的重要步骤。与以往一样，问题在于这些措施是否足够，以及欧盟是否有意愿以必要的速度采取行动。在银行业联盟问题上，所有的工作仍有待完成，而且在南欧受到的损害完全暴露之前，德国政府并不急于签署一项共同解决基金。[2]对于2013年塞浦路斯爆发的银行业危机，德国和法国存在巨大分歧。[3]与此同时，默克尔也制定了自己的改革议程。她并不满足于将债务刹车推广到欧洲，她还想在欧洲层面推动实现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愿景。[4]2013年，她总把竞争力和单位劳动力成本挂在嘴边。为此，在预算纪律方面，德国也需要契约和规则。
默克尔的权威在欧元区危机后水涨船高，而且德国是欧洲经济体中境况最宽裕的国家。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趋紧，全球对德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激增。[5]虽然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出口不景气，但德国人没有理由怀疑自己国家的成功叙事。然而，即便是包裹在繁荣之下，德国政治也仍然面临压力，而薄弱环节是自2009年以来默克尔选择的联盟伙伴自民党。[6]在德国情况最好的时候，自民党的亲商和减税议程在国内的吸引力也很有限。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德国自民党的国家主权立场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为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一个不断被迫做出妥协以保持欧元区完整的政府内部，自民党正在玩一场没有胜算的游戏。2012年，与欧洲债券有关的讨论、对希腊的新一轮援助和德拉吉的行动主义在德国激起了愤怒，加剧了该党的政治困境。2013年春，随着德国现代政治中第一个公开的欧洲怀疑论政党的出现，这些情况变得尖锐起来。这个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7]虽然德国选择党在2015年继续领导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运动，聚集了一批排外主义选民，但该党最初是由一群保守派教授创立的，他们反对默克尔对欧元区采取的妥协政策。在2013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让主流社会感到宽慰的是，德国选择党未能突破进入联邦议院所需的5%门槛[*]。但它分走了大量自民党的选票，足以让自民党自1949年以来首次退出议会。由于基民盟的选票大幅增加，默克尔将第三次担任总理，再次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尽管得票率位居第二，社民党还是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在关键的内阁组合中占据了相当可观的席位。但是，大联合政府让默克尔在议会中取得了广泛支持，而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继续担任财长，这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至为关键。2014年9月，朔伊布勒向德国联邦议院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自1969年以来，他将首次为零新债编制预算。他宣称，在一个因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暴力事件而动荡不安，被埃博拉疫情吓坏的世界里，德国强劲的财政状况将给大家带来信心。[8]德国于2009年启动的债务刹车计划正在提前实现。
然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忧虑近在眼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压力都在持续。2012年应对危机的努力阻止了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但是，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市场信心受到冲击，拖累了欧元区经济，财政整固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严重衰退直到2013年下半年才开始得到缓解。那时，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6%至27%的峰值。当复苏到来时，速度缓慢得令人痛苦，而且因来自新兴市场日益令人担忧的消息而蒙上了一层阴影。2014年，随着全球各地的物价下跌，欧盟被通缩的恐惧所困扰。欧盟是否正滑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曾深陷其中的经济流沙？这种经济流沙表现为坏账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需求不足导致恶性循环。[9]欧洲将如何应对？财政契约甚至限制了政府在急需的投资上的支出。西班牙正在经历最严厉的调整，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大幅削减。[10]但除去货币贬值，德国是欧洲公共投资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欧洲央行最终会兑现“不惜一切代价”的承诺吗？德拉吉下调了利率，但欧洲央行会不会更进一步，开始实行量化宽松？[11]随着通胀滑向零，预期值变为负值，欧洲央行采取行动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变得严峻。但是，随着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高涨，以及德意志联邦银行仍然为2012年的失败感到痛心，因而政治风险同样很大。
当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围绕着政策选择争论不休时，欧洲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受够了。民意调查显示，在欧洲各国，即使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欧盟的国家，对欧盟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12]接着是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选举结果震惊了欧洲政界。持欧洲怀疑论的民族主义政党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英国，英国独立党获胜。更重要的是，国民阵线在法国取得胜利，获得了25%的选票，相比之下，走中间路线的保守派人民运动联盟党[†]的得票率为20%，执政的社会党仅获得14.7%的选票。国民阵线利用了法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后殖民种族主义。但是，自2011年1月以来，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发起了一场为该党“去妖魔化”的运动，将其重新塑造为反对全球化和反对欧盟的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工具。在其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国民阵线增加了很大一部分原本被认为是左翼支持者的选民——蓝领阶层和失业人群。[13]在2014年5月的大选之前，当国民阵线的选民被问及什么对他们重要时，他们提到了三件事。63%的人认为移民问题是头等大事，同样比例的人提到了经济问题。不过，排在首位的是对欧盟的敌意：83%的国民阵线的选民认为，从属于欧盟加剧了经济危机对法国的影响；81%的选民认为，当前政府遵循紧缩要求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失败。鉴于欧洲自2008年以来的经验，很难说这些观点没有道理。三分之二的国民阵线的选民认为法国应该退出欧元区。
由于各国对危机处理不当且造成了惨重损失，右翼民族主义者获得了新的追随者和更大的可信度，但是它们在欧洲政坛边缘堆积起来怨愤情绪却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左翼的组成群体发生了变化。与国民阵线中愤怒、阶层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的新政党充满活力，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欧洲反复出现的进步的社会运动力量的更新。在西班牙，“我们能”党是“5·15”运动的产物。“5·15”运动是一场由一名大学老师领导的、具有想象力和基础相当广泛的社会运动，选民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高于西班牙的任何其他政治力量。[14]在希腊的任何一个党派中，激进左翼联盟的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的比例是最均衡的。自2008年以来，推动左翼支持率飙升的原因，与其说是原教旨主义的反对，不如说是人们认识到欧盟背叛了自己的承诺。
主流媒体对2014年5月的选举结果的直接反应是，将批判现状的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斥为“民粹主义者”。[15]抗议党派表现出来的不耐烦和非理性，将使2010年以来整固财政的各项努力付诸东流。当欧洲需要团结起来对抗边境上的新威胁时，他们却在分裂欧洲。[16]一直以来都有关于俄罗斯渗透的邪恶传言，这无疑让人感到惊慌。不过，在2014年，一场新的冷战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更令人放心的场景。如果欧洲不是回到20世纪50年代，而是回到30年代，那将会怎样？这个剧本是不是具有挥之不去的熟悉感？一场金融危机遭遇了顽固的财政紧缩，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和政治激进化。当对普京干涉的担心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恐怖袭击交织在一起时，欧洲黑暗历史的记忆很容易变成一个新的黑暗大陆的可怕景象。2015年3月，广受读者欢迎的美国《大西洋月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或许是此类末日警告式的欧洲怀疑论最具戏剧性的表现：“现在是犹太人离开欧洲的时候了吗？”[17]有影响力的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为他的美国听众创作了这样一个故事：失业伊斯兰青年在欧洲破旧的住房项目和内城区中苦苦挣扎，他的愤愤不平与欧洲大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历史和新右翼势力的崛起交织在一起。在附随的视频中，当被问及最后一个欧洲犹太人在离开“旧世界”时应该做些什么时，莱昂·维塞尔蒂尔（Leon Wieseltier）简单地说：“吐口水！”话中的恐惧和刻薄使人们回想起大屠杀和很久以前的记忆。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本应在其出现时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2012年明显摆脱危机的两年后，欧洲再次陷入僵局。为了确保其职能得以为继，欧元区需要朝着进一步的一体化迈出大胆的步伐。然而，考虑到民众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持续的经济不确定性，政治动力从何而来？2014年5月，经由欧洲选民做出裁决后，谁会愿意为了批准条约变更而甘冒引发全民公投的风险呢？与此同时，除了繁荣的北欧核心国家，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艰难地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长。假以时日，德国的紧缩和改革方案会奏效吗？西班牙和爱尔兰正在艰难缓慢地回归。但是，在南欧大部分地区，失业危机仍然严重。2014年，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针对欧盟的日益高涨的政治反弹会压倒欧洲停滞不前的经济复苏吗？这种复苏还会继续吗？到2014年，通缩的风险是不可否认的。德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新兴市场正在摇摇欲坠。如果德国受到经济停滞的威胁，那么政治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欧洲央行会被迫放弃防御姿态，转而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吗？与以往一样，欧元区内局势最严峻的地方仍是希腊。
二
在经历了六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希腊的社会危机显露无遗。2014年，失业率接近27%。希腊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尽管他们曾经可能依靠家人来维持生计，但养家糊口的主要人群也常常失去收入来源。到2015年，半数人口依靠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过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因为支付给老年人的养老金有一半低于贫困水平。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如果贫困标准稳定在危机前的水平，那么到2015年，几乎一半的希腊人口将处于危险之中。[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称，六分之一的希腊人每天都在挨饿。[19]雅典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那些有幸保住了工作的人，实际工资下降了25%。与此同时，税收急剧增加。这个由小业主组成的国家对新的土地税感到愤怒。最贫困的人群负担着最大的增值税，税率从13%上升到24%。与北欧的人们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希腊的福利安全网远远谈不上财力雄厚，医疗体系在削减开支的压力下崩溃。为了逃离劳动力市场危机，自2008年以来，每1000万希腊人中就有40万移居国外。离开的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包括成千上万的医生。[20]
希腊不仅经历着一场社会危机，而且是在三驾马车的要求下发生的。由于大多数希腊人非常希望保住希腊在欧洲的地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别无选择，只能先后服从债权人三驾马车的要求。但是，毫不奇怪的是，这场危机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情绪，这种情绪由对社会团结和民族自强的渴望所推动。在右翼，受益者是种族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一个真正具有新法西斯主义运动色彩的政党。不过，到目前为止，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更广泛的响应。在2014年5月的欧洲选举中，该党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执政的新民主党。
意识到自己的支持率正在下降，萨马拉斯的联合政府呼吁欧盟和柏林让步。如果希腊能够效仿爱尔兰和葡萄牙，提前退出三驾马车的救助计划，这将是欧洲的伟大胜利，并可能给欧元集团的合作者在选举中提供可能性。但柏林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从来都不相信萨马拉斯，也不会让步。萨马拉斯希望获得新的授权，于是要求进行选举。就像现在司空见惯的那样，亲紧缩的欧洲各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参与进来。希腊选民相信，就“欧洲”而言，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中间派的河流党都是可以接受的选择。西班牙保守派首相拉霍伊在雅典为萨马拉斯助选。鉴于“我们能”党的崛起，西班牙保守派不顾一切地避免让左翼取得胜利。然而，在2015年1月25日，希腊选民做出的裁决就是让左翼获胜。由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组建了一个政府，并回绝了柏林和布鲁塞尔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期望，选择信奉极端民族主义的独立希腊人党（而非亲欧洲的中间派河流党）作为联盟伙伴。虽然两党的宗教观和文化价值观念并不一致，但在与欧盟的对抗中，激进左翼联盟可以自始至终信赖独立希腊人党。[21]
对抗将会很艰难。激进左翼联盟面临的挑战是，迫使开启希腊偿债能力这个痛苦且尚未解决的问题。通过买下私人债券持有人的债券，2012年的债务重组消除了雅典方面的市场压力。但是，考虑到希腊经济的衰退，希腊的债务负担仍然过大。2012年的协议使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共贷款来取代私人债务，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政治风险。让那些押注希腊高收益债券的私人债权人烧钱是一回事；向保守的欧洲北部国家纳税人提议说，他们应该对希腊反叛的左翼政府做出更大的让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15年的事态发展导致了一场新的政治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战线出现了令人昏乱的反转，至少在希腊新任财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对希腊局势的描述中是如此。[22]
瓦鲁法克斯是一名非正统的左翼人士，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希腊境外的英语世界院校中度过，他从来都不是激进左翼联盟的圈内人。他与旧的左翼政客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利害关系。由于希腊的债务不再是市场贷款，而是欠三驾马车的债务，他的策略变成了动员市场的实用精神，以反对欧元区的金融正统学说。他得到了伦敦金融城、英国《金融时报》和拉里·萨默斯等权威人物的支持，也得到了包括被证明是左翼分子的加尔布雷斯（Jamie K. Galbraith）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内的一群美国经济顾问的支持。萨克斯一度倡导对后共产主义国家采用“休克疗法”。瓦鲁法克斯认为，希腊债务问题的空想家不是那些坚称债务还不了就是还不了的人士，而是欧元集团中严格遵循纪律的保守人士，他们坚称，无论代价如何，原则上都必须偿还债务。瓦鲁法克斯抨击的“体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欧洲停滞不前、功能失调的紧缩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在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者。
在瓦鲁法克斯看来，将理性的经济学与保守意识形态相提并论，是一个有效的政治论点。这将为他赢得相当多的国际追随者。但是，此举低估了他的对手。在德国领导下强加给欧洲的财政整固计划，其目的无疑是政治性的。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长期规划欧洲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愿景。默克尔喜欢用“欧洲如果不改革，就会走上印加文明的道路”这句话来吓唬毫无戒心的访德人士。[23]为了在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柏林不惜在短期内付出沉重代价。这正是对失败的社会和经济模式进行改革所需承担的，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结束、为推动德国统一实行的经济计划，以及东欧国家并入欧盟所带来的教训。在推行这项工程时，人们既不能向市场的短期前景让步，也不能对激进左翼联盟式的抗议政治妥协。为了确保欧洲继续走下去，遏制“政治传染”至关重要。在危机期间，东欧、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府并没有获得让步，如果现在向希腊妥协，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无论希腊人民有多痛苦，这对在欧元区实现更广泛的经济平衡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这场斗争关乎更广泛的政治纪律和权威问题，正如柏林的保守派全球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它是取得长期经济成功的基础。
这场斗争愈发激烈，因为欧元集团中支持紧缩的鹰派知道，法国和意大利的中间派政府很容易受到影响。2012年，法国的奥朗德政府曾希望推行一项更广泛的政策。在奥朗德当选后，对政治运作能力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议程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由深受欢迎的中间派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领导的罗马新政府也受到了类似的诱惑。[24]这让坚持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的立场变得更加重要。德国是主力军，但在最关键的谈判中，财长朔伊布勒几乎不需要说话。荷兰人杰伦·迪塞尔布洛姆（Jeroen Dijsselbloem）主持了欧元集团会议，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的主张将由西班牙的路易斯·德·金多斯和葡萄牙的玛丽亚·路易斯·阿尔武凯克（Maria Luis Albuquerque）等支持紧缩的坚定分子提出。他们知道，在阻止激进左翼联盟时，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以及他们在2011年签署紧缩议程时自己国家献身的项目而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表达对希腊建制派政党的偏爱时，欧元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与那些造成希腊可悲财政状况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致。这些纠葛并不局限于政治。商业寡头集团及其载体网络的核心是希腊的银行。作为重组协议的一部分，希腊银行在2012年进行了资本重组，为此买单的是希腊的纳税人。但是，它们仍然严重依赖希腊央行和欧洲央行的资金。自2014年6月以来，希腊央行一直由扬尼斯·斯托纳拉斯（Yannis Stournaras）领导，他是一位颇具说服力的希腊经济学教授，是希腊最初加入欧元区的设计师之一，也是任期即将结束的萨马拉斯政府的财政部部长。[25]2014年12月，当激进左翼联盟在民调中领先、可能很快就会执政的形势变得明朗时，斯托纳拉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缓慢流血的银行挤兑。在选举之前，较为富裕的希腊人已经从银行中取出了160亿欧元。在齐普拉斯上任后，仅在短短三周内，又有80亿欧元被取出来。[26]这场资本大战的结果是，银行对欧洲央行的依赖越来越深。
如果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拒绝与三驾马车合作，那么欧洲央行可能会像之前在爱尔兰和希腊做的那样，威胁削减向银行提供的紧急贷款。这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三驾马车真的想冒欧元区再次爆发危机的风险吗？金融危机的传染威胁是希腊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主要筹码。如果欧盟、欧洲央行和德国把希腊推向悬崖边缘，那么希腊可能把其他国家也带上。然而，在这方面，就在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前的三天，形势发生了决定性变化。2015年1月22日，马里奥·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最终将采取全面量化宽松政策。在德拉吉发表“不惜一切代价”演讲两年半之后，欧洲央行并没有满怀热情地兑现这个承诺。在2012年至2014年间，德拉吉曾允许欧洲央行收缩资产负债表。迫使他在2015年出手的，是通缩的严重威胁。为了对抗物价下跌，德拉吉尝试了所有的替代方案。这一次，新一轮的长期再融资计划没有找到买家。欧洲的银行正专注于去杠杆化。直到2014年9月，德拉吉才开始通过购买私人资产担保的证券来启动“简化的量化宽松”。[27]不出所料，此举即刻引发了德国的愤怒。促使德拉吉采取更大胆行动的导火索，是欧洲法院在2015年1月14日发表的初步意见，欧洲法院在德国最高法院向其提交的案件中裁定，德拉吉2012年的债券购买计划并没有初步违反货币融资禁令。[28]欧洲央行没有等待最终裁决，它采取了行动。2015年1月22日，德拉吉宣布，在欧元区的通胀稳定在安全的正区间之前，欧洲央行将以每月600亿欧元的速度购买主权债券。[29]
在欧洲央行转向积极的货币政策时，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1月的大选中获胜，在这样一个巧合中，欧元区危机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最终交织在一起。这一结合将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后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欧洲保守派能够不受约束地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为进行政治遏制而战的，正是他们长期反对的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然而，有了欧洲央行的参与，就不存在希腊危机将像金融危机那样传染的危险。随着欧洲央行开始购债行动，从市场上吸走主权债券，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债券的收益率随之下降。这正是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做法，以便让爱尔兰的银行业危机以公平的方式——通过私营部门参与，而不是完全牺牲纳税人——得到解决。当时，特里谢拒绝这么做。如今，德拉吉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欧元集团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得以围攻希腊左翼政府，而不必担心会引发一场全面危机。
这是否意味着结局是预先注定的？激进左翼联盟是否了解自己所处困境的危急程度？从当时的资料来源和可公开获得的信息来看，形势并不明朗。不过，瓦鲁法克斯的回忆录揭示，在齐普拉斯的内阁中，至少有一些人了解挑战的规模。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家，瓦鲁法克斯的专长是博弈论。他知道德拉吉转向量化宽松是将希腊给困住了。如果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希望在债务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那么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再次引燃金融危机传染风险的威胁。瓦鲁法克斯认为，2012年救助协议出现的小问题，加上德国民族主义者高涨的不满情绪，给了希腊所需的筹码。[30]在欧洲央行的账面上，有300亿欧元的债券是根据特里谢的证券市场计划购买的。2012年的债务重组没有触及这些债券，它们是根据希腊法律发行的。如果希腊就这些债券单方面违约，这将给欧洲央行带来严重损失，凸显出购买债券的风险，并且将或多或少迫使德国右翼重新讨论量化宽松的合法性。如果量化宽松的法律基础受到质疑，市场信心将会崩溃。防火墙将倒塌。整个欧元区外围国家会再次陷入危险，欧元集团将不得不认真对待希腊的要求，以免恐慌情绪在市场上蔓延。
鉴于希腊自身也存在弱点，如果将此举描述为核武器，未免会有些夸张。但是，瓦鲁法克斯准备的肯定是一枚脏弹。为了迫使欧元集团认真谈判，希腊将威胁破坏德拉吉稳定整个欧元区所依赖的脆弱的政治平衡。它将故意在欧元区引发内战。由于法律层面的技术性细节问题，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希腊违约将会直接冲击欧洲央行，还是仅仅冲击希腊自己的央行。但是，这一威胁无疑在法兰克福和布鲁塞尔引起了警觉。瓦鲁法克斯为违约起草了法律命令，并将其保存在财政部。问题是，齐普拉斯政府是否有勇气在关键时刻部署威慑力量。
三
希腊新政府与其债权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轮会议非常不顺利，差点儿导致谈判即刻“破裂”。2015年2月12日，在刚刚结束就“明斯克2号停火协议”与普京在顿巴斯进行的艰苦谈判后，默克尔、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和法国同行乘专机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排在议程首位的是乌克兰，而不是希腊，新任希腊外长威胁要否决针对普京的进一步制裁，此举使他未能赢得与会同行们的欢迎。[31]瓦鲁法克斯于2月11日首次参加了欧元集团会议，他的语气和缓，坚持主张激进左翼联盟在欧洲的合法性，承诺真诚合作。他坚称，他们不是“民粹主义者，并未向所有人承诺一切”。但朔伊布勒的回答很干脆：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参与2012年与希腊各政党达成的协议。不过，就欧元区的基本原则而言，瓦鲁法克斯必须明白，“不允许进行改变经济政策的选举”。[32]乍看之下，这是一份令人震惊的声明，但它概括了欧元区所处的困境。由于这场危机，国家经济政策日益成为国际协议的议题。就欧元集团而言，希腊债务备忘录是路线图。无论希腊政府的情况如何，人们都希望希腊能坚持这份备忘录。尽管备忘录的形式得以保留，但仍激起了怒火，有传言称，瓦鲁法克斯和迪塞尔布洛姆几乎要打起来了。[33]毫无疑问，朔伊布勒很乐意看到希腊当场遭到抛弃。但是，2月20日，默克尔进行了个人干预，同意延缓执行备忘录，允许希腊新政府在获得债权人的批准后，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清单，以取代备忘录。[34]尚未偿还的72亿欧元债务，偿还时间被推迟到协议达成和实施改革之后。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双方在极其熟悉的问题上痛苦地来回折腾。雅典能否通过其紧缩方案让债权人满意？债权人是否愿意讨论激进左翼联盟要求的第二轮债务重组？这是消耗战。随着谈判的拖延，希腊的银行耗尽了储备，变得越来越依赖欧洲央行，而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也失去了动力。在激进左翼联盟中的许多左翼人士看来，2月20日达成的让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妥协，似乎是个错误。齐普拉斯的政府白白浪费了取得胜利的政治势头，错失了与布鲁塞尔决裂的机会，而决裂广受民众欢迎，从此以后，谈判就处于弱势地位。可是，齐普拉斯并不想在谈判开始之前就挑起分歧。而瓦鲁法克斯倒是挺想看看筹码是否有效。他知道，每当他提到证券市场计划涉及的债券有可能发生违约时，欧洲央行立时就会心惊胆战。[35]
有没有可能达成妥协？就债务而言，希腊的资不抵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债权人曾经愿意让步。瓦鲁法克斯身边的团队奉行大西洋主义战略，他们希望谈判中的摇摆因素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的多数分析师都对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第一轮的“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策略感到遗憾。自2010年以来的五年，希腊的债务仍然是不可持续的。重组必不可少。然而，拉加德不愿与其欧洲伙伴决裂。考虑到她自己的政治背景，她对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多少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希腊团队与三驾马车关系密切，致力于实施其艰难的计划。似乎是为了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其驻希腊代表团的前负责人保尔·汤姆森（Poul Thomsen）被提拔为欧洲部门主管。[36]私下里，汤姆森与该基金组织的大多数同事一致认为，希腊债务是不可持续的。但是，雅典很快会发现，喋喋不休地谈论可持续性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债务水平，还取决于希腊未来的增长道路。尽管在财政乘数等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转为更加“自由”的观点，但在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该基金组织仍坚持旧的观点。它们认为，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希腊必须解除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放开限制性的商业许可。这需要详细和高度介入的“供给侧改革”。[37]此外，希腊政府可以不断地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出售来筹集资金。实施这些措施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痛苦的。对于像激进左翼联盟这样的左翼联盟来说，这无异于政治自杀。
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犹豫不决，它的主要股东美国会改变这一平衡吗？五年前，当危机爆发时，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四面楚歌的帕潘德里欧政府在华盛顿找到了慰藉。在激进左翼联盟获胜后不久，奥巴马再次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声音。[38]这位美国总统认为，对一个已经屈膝的民族不应该要求太多。他说：“你不能继续压榨那些正处于经济萧条中的国家。”[39]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中间偏左派经济学家们，为首的是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支持瓦鲁法克斯提出的为希腊制定一个“理性”债务计划的呼吁。但是，在柏林，这一切都进展得不太顺利。雅典也没有从奥巴马的新财长杰克·卢（Jack Lew）那里得到多少同情。卢曾是一名律师、对冲基金经理，也曾在花旗集团任职，属于奥巴马政府的鹰派。卢指出，新的希腊危机“对刚刚从深度衰退中复苏的全球经济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希腊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赢得债权人的信任。[40]4月，随着紧张局势升级，奥巴马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贾森·弗曼发表了评论，称希腊危机不是“我们想进行的实验”。但当他被要求“以雷曼破产为10分，从1到10”为希腊无序退出欧元区的情况打分时，弗曼认为，“希腊违约很可能被打为6分，这一数字低于2012年的8分”。[41]在风险变高时，华盛顿曾毫不犹豫地介入了欧元区的政治事务。然而，为了一场在满分10分中高达6分的危机，华盛顿并不打算破坏与柏林的关系。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瓦鲁法克斯：“在我们看来，你们属于柏林的势力范围，这一点毫无疑问。”[42]
如果不能指望华盛顿提供任何帮助，那么作为全球经济新力量的中国呢？北京将东地中海视为欧亚“一带一路”物流网络的自然延伸。中国已经高调收购了比雷埃夫斯港颇有争议的股份。[43]瓦鲁法克斯急切地探讨过吸引更多中国资本，甚至是中国介入希腊国债市场的可能性。北京似乎很感兴趣，但北京承诺的债券购买从未兑现。当瓦鲁法克斯询问原因时，他从北京方面收到了直截了当的答复。北京之所以没有介入，是因为柏林让中国人知道，它不欢迎他们干预希腊危机。[44]
把中国和美国视为合作伙伴，吸引了像瓦鲁法克斯这样的希腊人，这些人自认为是“现代化主义者”，在希腊的共产主义环境中没有很深的根基。对于激进左翼联盟的保守势力来说，很显然，俄罗斯是不二之选。[45]2015年，默克尔和奥朗德仍在努力控制乌克兰危机。普京对叙利亚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干预行动。希腊能否利用其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获得筹码？4月8日，齐普拉斯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他听到了同样的回答。普京的意思很简单：“你必须与德国人达成协议。”[46]
但是，希腊应该与德国的哪位人士打交道呢？金融政策方面的权力由财长朔伊布勒掌握，但他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腊在欧元区没有未来。[47]默克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吗？她是一位比朔伊布勒更务实的政治家，当然不会希望看到欧元崩溃。齐普拉斯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个人外交说服她。另一方面，瓦鲁法克斯认为，默克尔需要知道的是希腊可能会对德拉吉为稳定欧元区做出的努力构成威胁。默克尔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为了离间这位希腊总理与他的左翼内阁成员的关系，她和齐普拉斯进行了一系列私人会晤，让他相信她最终会达成妥协。问题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条件。默克尔耽搁的时间越长，希腊就变得越绝望。
4月，由于有传闻说希腊将违约，少数仍在公开市场交易的流通在外的希腊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26.2%。[48]回到2012年，这可能会在罗马、马德里和里斯本引发焦虑。但现在情况没有蔓延开来。欧洲央行对此并不担心。正如德拉吉所说：“目前我们拥有足够的工具……尽管它们是为其他目的设计的，但如果有必要，肯定会在危机时刻使用……我们的准备比2012年、2011年和2010年都要好。”[49]由于欧洲央行的购债行动不仅吸收了欧元区所有新发行的政府债券，而且还使私人投资者可获得的主权债券的总存量减少了2650亿欧元，因此欧洲央行没有什么理由担心债券市场义勇军的涌入。瓦鲁法克斯计划的对欧洲央行持有的债券的故意违约，本来可以挫败这种自满情绪。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齐普拉斯不敢使用这一威胁。
如果无法达成妥协，并且齐普拉斯不愿使用希腊唯一的真正武器，那么有没有办法打破僵局？对债权人来说，如果齐普拉斯和他那群古怪的团队成员干脆从现场消失，事情可能会变得简单些。但是，他们不久前才在选举中打了漂亮的胜仗，这时让他们下台简直是一个奢望。欧盟曾被2011年的幽灵所困扰。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布鲁塞尔对“欧盟共谋参与了结束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和贝卢斯科尼的任期”的指控“很敏感”。[50]但是，欧元集团毫不掩饰地说，他们希望齐普拉斯抛弃瓦鲁法克斯及其党内的左翼人士。[51]这样的历史先例比比皆是。欧洲在遏制激进的左翼政府方面一直很有成绩。1998年秋，在经历了几个“疯狂的月份”后，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红绿政府撤销了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的财政部部长一职。[52]1983年，密特朗转向严厉的货币政策，这预示着共产党将被驱逐出他的联合政府。再往前看，英国《金融时报》也热心地建议将“1931年的英国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先例。[53]齐普拉斯会成为希腊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吗？在欧元集团的又一次恃强凌弱后，在4月25日的里加峰会上，得到默克尔积极鼓励的齐普拉斯将瓦鲁法克斯晾到了一边。瓦鲁法克斯仍然担任财长，但国际经济关系部部长欧几里得·察卡洛托斯（Euclid Tsakalotos）将担任首席债务谈判代表。部署希腊威慑力量的另一个机会被浪费掉了。
2015年欧洲央行购买债券的影响（单元：10亿欧元）
资料来源：Morgan Stanley Research, National Treasuries.
雅典屈服了。但数月的围攻战让双方都付出了代价。或许默克尔和朔伊布勒很容易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布鲁塞尔对“美好欧洲”的理念投入了更多。5月，三驾马车似乎在摇摆不定。该委员会对勇敢的齐普拉斯有了好感。法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希腊蒙羞受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债权人的要求的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6月1日，柏林召开了会议，以便让三驾马车坚定决心，并最终把激进左翼联盟逼至绝境。[5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弥合了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强行对其劳动力市场和商业法规进行艰难的改革，由此缓解了对可持续性的担忧。这将使债权人能够对未来的增长持乐观假设，并使他们不必立刻承诺免除未来的债务。[55]对雅典来说，这是最糟糕的结果。[56]伦敦金融城的经济学家估计，根据债权人的计划，到2019年，希腊经济将进一步下滑12.6%，希腊债务比率将飙升至惊人的200%。正如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说，如果说“不”的话，希腊并不会有什么损失。“接受三驾马车的计划将会是双重自杀——对希腊经济和希腊总理的政治生涯来说都是如此。”[57]
是自杀还是暗杀？当雅典拒绝屈服时，欧洲公开试图让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在民众中失去权威和合法性。让—克洛德·容克和斯洛伐克财长佩特尔·卡日米尔（Peter Kažimír）公开宣称，他们只是与齐普拉斯的政府有分歧，而不是与希腊人民。[58]在心领神会后，6月18日，亲欧洲的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的希腊人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场集会。政府下令防暴警察撤离，避免与亲欧派人群发生公开对抗。但是，激进左翼联盟的信心受到了冲击。这次示威表明，能够动员议会权力以外力量的，并非只有左翼。当激进左翼联盟在执政的头几个月里经历了令人沮丧的重击后，哪一方可以指望得到更积极的民众支持，目前已不再明显。[59]6月初，齐普拉斯和察卡洛托斯再次寻求妥协。雅典将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大幅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来实现债权人的紧缩目标。谈判持续了48小时，燃起了达成协议的希望，但也存在一些症结。尽管同意维持巨额的基本预算盈余，但激进左翼联盟仍坚持“政治要义”，调整重点主要是对希腊富人增税而非福利削减。这满足了对社会公平的需求，但债权人坚称，此举“最终可能扼杀经济”。[60]此外，激进左翼联盟想要的回报是欧元集团对债务重组做出预先承诺。在这一点上，德国不会让步。
由于无法获得2012年纾困计划的最后一笔资金，雅典距离违约仅剩几天的时间。为了不顾一切地争取支持，齐普拉斯突然发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消息。[61]6月27日凌晨1点，他在电视上宣布将举行全民公投，将由希腊人民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债权人的备忘录。齐普拉斯宣布，他将发起反对接受备忘录的运动，呼吁希腊人民拒绝“勒索的最后通牒”。[62]欧元集团感到震惊。默克尔明确表示，由于雅典政府反对达成协议，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协。[63]第二天，也就是6月28日星期天，欧洲央行扣动了扳机，它把为希腊银行提供的紧急流动性支持冻结在当前的水平。这将在次日引发灾难性的银行挤兑。欧洲央行本可以走得更远。它本可以完全终止紧急流动性援助，并要求偿还贷款。在欧洲央行理事会的危机会议上，肯定会有人投票赞成如此极端的做法。而欧洲央行拥有压倒性的权力，这将德拉吉推到了一个棘手的位置。[64]作为三驾马车的成员和为希腊银行体系的金融生命提供支持的主要机构，欧洲央行是“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65]但德拉吉不想表现得好像是他在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或者“故意恶化希腊的财政困境”[66]。限制希腊获得流动性援助的力度已经够大了。为了避免立即出现崩溃，希腊政府率先关闭了希腊银行，将每天提取的现金限制在60欧元以内，并实行资本管制，以限制资本外逃。为了取钱，中产阶级储户不耐烦地排起了长队。希腊的私营媒体一片哗然。它们告诉听众，激进左翼联盟中不负责任的激进分子已经把这个国家逼到了悬崖边缘。
由于债权人拒绝在公投结果公布前谈判或让步，6月30日，雅典宣布将推迟偿还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的款项。这就不仅仅是行政问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公认为国际贷款方面的超级优先债权人。由于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希腊被列入了一份名单，其中曾包括苏丹、索马里、津巴布韦、阿富汗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67]希腊的债务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未来十年里，希腊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的债务高达260亿美元。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在2015年的夏天，该组织内部对欧洲应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做法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了。从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于6月中旬发表第一篇博客文章，到7月中旬正式发布一篇关于希腊债务可持续性的论文，这家全球重要的金融权威机构宣布，自2010年以来实行的“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毫无疑问，希腊将不得不做出更艰难的决定，但三驾马车和欧元集团需要停止装聋作哑，以为它们提供的援助已经足够了。债务重组必须提上日程。[68]在美国董事会成员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顾欧洲代表的反对，于7月2日发布初步报告，概述了迄今为止这些计划的全部荒谬之处。按原定计划，希腊应在2012年获得500亿欧元的私有化资金，但现在只获得了32亿欧元。自激进左翼联盟上台以来，当前的计划安排和所有争论不休的替代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任何一个严谨的人都不会以4%的基本盈余、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和每年2%的GDP增长为基准推进工作的开展，这是很现实的。[69]自希腊经历了2010年以来的一切之后，不可能指望希腊的政党会“出台”如此严厉的政策组合。而不出台此类政策组合，人们就不能期望承诺得到兑现。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至少减免500亿欧元的债务，将偿还时间延长一倍，并提供360亿欧元的短期融资，以使希腊能够撑到2018年。[70]
美国人竟然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让欧洲人又惊又恼。早在6月初，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气氛友好，奥巴马扮演的是一个忠实盟友的角色。但是，让冲突公开化可以衡量欧洲目前实现的稳定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在2010年5月参与希腊纾困，唯一的理由是担心系统性传染的风险。多亏了马里奥·德拉吉的债券购买计划，这种风险已不复存在。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不用担心实际后果的情况下，有原则地发表反对意见。面对着欧元区的自欺欺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会做出新的承诺。不过，它也没有做让柏林面临严重压力的事情：退出三驾马车。
对于希腊民众来说，该如何选择更是不言自明了。他们敢挑战债权人吗？投反对票是否意味着希腊退出欧元区，甚至退出欧盟？尽管遭到了公开和大规模的恐吓，7月5日，仍有61.31%的人投票反对接受三驾马车的提议。鉴于该计划在当时就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斥为不可持续，此次投票与其说是一种因政治绝望而产生的疯狂行为，不如说是对常识的主张，这一主张勇敢且迫切。但是，来自债权方的反应也很坚决。在7月12日之前，雅典必须拿出一项更加紧缩、更加不可持续的提议，否则将面临被逐出欧元区的风险。7月9日，在法国财政部的帮助下，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拼凑出了一项新计划，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削减福利和增加税收达成妥协，并呼吁适度减记债务和新增530亿欧元的贷款。对激进左翼联盟中的左翼人士来说，这是可耻的投降。瓦鲁法克斯在公投后辞职，加入了党内反对派。与此同时，齐普拉斯启程前往斯特拉斯堡[§]，以期争取到整个欧洲的支持。7月10日，他在欧洲议会露面，左翼和极右翼都向他发出了赞许的口哨声，但中间派那里却嘘声一片。[71]欧洲政见存在分歧，一些人拥护维持现状，另一些背景各异的人则谴责欧元区是德国的监狱。
7月11日星期六，由于各国首脑定于第二天会晤，欧洲各国财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前会议。很快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柏林的立场非但没有软化，反而变得强硬起来。朔伊布勒坚称，如果希腊想留在欧元区，就必须同意设立一个由债权人直接控制、由希腊国家资产组成的500亿欧元的担保基金，以此证明自己的信誉。倘若落实了这些措施，那么希腊可以获得更多贷款，并且欧盟可以开展另一项努力，以便使“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的策略可行。另外，如果希腊更愿意走主权之路，那么朔伊布勒提出让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五年，这可能伴随着债务重组和“人道主义”救助。[72]会议讨论了向希腊医院提供紧急药品的问题。不过，谈判桌上没有讨论的是重演2012年的一幕，即让希腊留在欧元区，并进行深度的债务重组。银行减记债务是一回事，德国纳税人减记债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希腊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呢？如果希腊选择暂时退出，又该怎么办？这将意味着欧元区成员国的资格授予将会有附加条件。朔伊布勒又会在此后多久提出让意大利或西班牙暂时退出欧元区呢？对法国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73]德国人摆出一副欧洲出纳负责人的姿态，但一旦欧元区因希腊出现分裂，法国也将背上沉重的负担。法国曾与雅典密切合作，起草了最新的妥协方案，而朔伊布勒对此干脆置之不理。
为了澄清事实，法国财政部部长米歇尔·萨潘（Michel Sapin）提议，他们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告诉对方真相，以便宣泄不满”。[74]然而，集体治疗进展不顺。随后的对话被一位参与者描述为“极其艰难，甚至出现了暴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斗已经超越了国家利益。用法国年轻的经济部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话来说，希腊正在挑起一场名副其实的欧洲内战，一场“宗教之战”，北欧、东欧、德国和荷兰属于一个阵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则属于另一个阵营。[75]朔伊布勒和德拉吉争吵不休，德国财长最终愤怒地辩称自己“不是白痴”，这让会议达到了一个痛苦的高潮。在这个节骨眼上，迪塞尔布洛姆认为最好叫停会议，这笔交易不得不在第二天由政府首脑们达成。
2015年7月12日（星期日）下午，进入讨论高潮的峰会开始，虽然欧盟的全体成员国都出席了会议，但谈判只涉及四个角色：默克尔、齐普拉斯（由新任财长为他提供意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以及有效地代表了其他成员国更广泛利益的奥朗德。谈判是艰苦的，也是痛苦的。默克尔放弃了朔伊布勒令人担忧的暂时退欧建议，但仍坚持让希腊设立担保基金。齐普拉斯同意设立基金，但不能接受由布鲁塞尔或卢森堡来运行该基金。该基金将控制希腊的资产，其总部必须设在雅典。正如奥朗德所坚称的那样，“这是一个‘主权’问题”。[76]默克尔让步了。该基金将设在希腊，必要时可用于对希腊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并用于其他国内投资目的。但是，即使达成了妥协，一直到7月13日星期一凌晨，各方仍未达成任何协议。上午7点，在经过一整晚的谈判后，默克尔和齐普拉斯的分歧数额达到了25亿欧元。两人似乎想要带着筋疲力尽的沮丧离开。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图斯克介入了。双方可以放弃谈判，但如果他们放弃，他将毫不犹豫地告诉全世界，他们让“欧洲失败”了，而这归根结底只是因为微不足道的一笔钱。让默克尔清醒过来的，不是经济灾难的景象，而是放任希腊不管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在做决定的那一刻，她觉得没有义务受到金融逻辑的约束。她不想成为“破坏欧洲”的总理。这比最终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更为重要。对于分歧，她采取了折中做法。德国将同意另一项救助计划。希腊将从欧洲获得总计860亿欧元的新贷款。作为交换，雅典接受了对其主权的严重侵犯。它必须在48小时内迅速完成更多的削减。议会主权[¶]沦为了橡皮图章。
欧元区没有分裂。希腊仍然留在欧元区。欧洲已经恢复了采取相当严酷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欧洲央行已经展示了央行干预措施的安抚力量。希腊走上了三驾马车要求的“改革”道路。但是，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方针表明的那样，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金融危机管理问题。欧洲债权人固执地拒绝讨论债务重组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成败的关键不是宏观经济表现，而是对一个任性的欧元区成员国实施纪律。由于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传染，一项保守的财政解决方案被明显强加给了一个具有强大民主授权的左翼政府。欧洲央行“释放”量化宽松的举措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那就是它允许“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情紧缩继续进行。
四
7月12日至13日晚，激进左翼联盟的同情者在巴塞罗那发起了“#这是一场政变”的话题，该话题在Twitter上迅速散播，短短几个小时内，全球就有37.7万名用户疯传，几天内就产生了10亿次点击量。[77]在距离事件更近的雅典，由前能源与环境部部长帕纳约蒂斯·拉法扎尼斯（Panagiotis Lafazanis）领导的“左翼平台”的成员于7月14日晚在奥斯卡酒店会面，讨论他们能如何应对朔伊布勒提出的，但默克尔、图斯克、奥朗德和齐普拉斯都竭尽全力避免的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他们认为，希腊政府到了2月还没有与布鲁塞尔决裂，那真是大错特错了。现在，在监狱的大门再次关闭之前，他们应该造成决裂，必要的话还须采取激进手段。他们的目标是国家造币厂，他们相信那里有220亿欧元的储备，在他们推出一种新的本国货币之前，这些储备足以支付养老金和其他必要的政府支出。如果央行行长扬尼斯·斯托纳拉斯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抗拒，他们就会逮捕他。这次会面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酒店外面挤满了记者。对于他们会如何认真地对待这次会谈，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是，一位参与者回忆：“很显然，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时刻……你意识到房间里有一种真正的革命精神。”[78]不过，事态最终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齐普拉斯和激进左翼联盟的主流迫使议会通过了必要措施。虽然这些左派从激进左翼联盟中分离出来，但在9月的大选中蒙羞受辱，这证明和维护了齐普拉斯的领导地位，因此，齐普拉斯依旧赢得了多数票，新的贷款协议也落实了。事实证明，大多数希腊人希望留在欧元区，即使代价是继续受到三驾马车的监督。
在整个欧洲，让中间派感到震惊的是7月的暴力冲突事件。唐纳德·图斯克曾近距离目睹了最后一轮谈判，他同意希腊激进分子的观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耐烦的革命情绪。图斯克是一个经历过冷战的自由派和团结工会的资深成员，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他对一群困惑的金融记者说道：“卢梭太多，孟德斯鸠却不够。”[79]于尔根·哈贝马斯是最有资格成为21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人物，他对此感到惊诧不已。他告诉《卫报》，默克尔对希腊左翼政府“采取了惩罚行动”。“我担心，德国政府，包括它的社会民主派，在一夜之间就把一个更好的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所有政治资本都赌光了。”德国“厚颜无耻地表明自己是欧洲主要的维持纪律者，并首次公开宣称德国在欧洲拥有霸权”。[80]
毫无疑问，默克尔和朔伊布勒的确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但他们究竟要展示什么呢？让德国右翼人士感到烦乱的，不是与希腊冲突的激烈性质，而是德国几乎没有获得多少好处。那么，在2015年7月12日至13日的决定性一战中，究竟谁才是胜利者？当然不是朔伊布勒，他被自己的总理抛弃了。当时占据上风的是“保护欧洲”的决心，而代价是另一项不可持续的纾困协议。在德国右翼看来，默克尔在希腊危机中的背叛，是她在该年秋季叙利亚难民危机中对德意志民族的灾难性背叛的前奏。受益的是右翼且亲市场的政党德国选择党，该党最初于2013年4月公开亮相，旨在抗议柏林在欧元区危机中无休止的让步。正如朔伊布勒可能会恶毒嘲讽的那样，德国选择党的崛起，一半要拜德拉吉所赐，而另一半原因可能归功于他的老板总理默克尔和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姿态。[81]朔伊布勒不是仇外主义者。历来仇外都具有很高的风险。默克尔犹豫不决的让步危及的是基民盟的历史使命：驯服德国的民族主义，并让德国与欧洲紧密结合。
德国右翼看清楚了一些事情。他们明白，尽管德国很强大，但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2012年稳定了欧元区的，是心不在焉地朝着更深层次一体化迈进的趋势，不过，市场上盛传的德拉吉最终要让欧洲央行“美国化”的看法掩盖了这种趋势。2015年欧元区再次实现了稳定，这不仅仅归因于获得了胜利的德国保守主义，还在于对激进左翼联盟的紧缩政策进行了必要补充的量化宽松。正如美国的量化宽松那样，这是一个反常的互补方案。如果没有量化宽松，那么紧缩政策将使经济陷入瘫痪。如果没有紧缩，那么量化宽松在政治上将让保守派无法接受。[82]2015年下半年，随着欧元区危机遗留下来的紧张局势继续折磨着欧洲政治，二者将更加紧密地耦合在一起。欧元集团中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的阵营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首先在2015年10月的葡萄牙，然后在2015年12月的西班牙，选举都给保守派和中间派政党带来了沉重打击。自2010年以来，这些政党一直在走紧缩的道路。
在2015年12月的西班牙大选中，以保守政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工社党）为基础的两党制瓦解了。自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以来，这种两党制一直在推动西班牙向民主过渡。随着人民党和工社党的支持率分别跌至28%和22%，他们只赢得了半数选民的忠诚。[83]多数席位的剩余部分将由两个全新的政党——“我们能”党和公民党——分享。“我们能”党的得票率为20.7%，与它在2014年成立后不久的民调中超过30%的得票率相比，这令人失望。2015年，该党失去了支持，部分原因是激进左翼联盟遭受了打击，另外的原因是新兴政党公民党的崛起。公民党自称是一个支持社会、文化和经济自由主义计划的“进步”政党。“我们能”党和公民党都承诺要用一双干净的手来解决腐败问题。这两个政党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选举结果并不具有决定性。任何一个政党都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工社党和“我们能”党之间的分歧太大，无法成立左翼政府。2016年，在第二轮投票之后，顽固的保守派政治家拉霍伊再度出任西班牙首相。随着经济蹒跚着走出死胡同，与爱尔兰一样，西班牙也将被誉为紧缩调整政策的典范。
葡萄牙的经济复苏较慢。与西班牙不同，它承受了全面的“三驾马车”计划的冲击。2015年，葡萄牙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60%，长期失业率徘徊在40%左右。2011年6月上任的佩德罗·帕索斯·科埃略领导的中右翼联盟——葡萄牙阵线[††]——为欧元区的稳定进行了长期斗争。当竞选活动开始时，葡萄牙阵线看上去有可能会被彻底击败。但是，希腊的动荡和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提供的保护，使结果发生了逆转。2015年10月4日，科埃略和葡萄牙阵线的选票相对于2011年的结果下降了12%。但是，他们获得了38.6%的支持率，这仍然远高于社会党获得的32.3%的支持率。令人宽慰的是，保守派金融经济学家、总统卡瓦科·席尔瓦（Cavaco Silva）求助于科埃略，首次尝试组建一个新政府。可是，尽管葡萄牙阵线获得了最高的支持率，但距离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仍然有很大差距。虽然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但他们仍有其他选择。如果他们愿意与激进的左翼集团（相当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和前共产主义的团结民主联盟[‡‡]联合，那么他们将获得多数席位。要实现这一结盟，就需要打破冷战的禁忌，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独裁统治结束以来葡萄牙民主的传统。正如德国社民党和左翼党一样，迄今为止，葡萄牙社会党都拒绝与前共产主义政党打交道。但是，经过多年的财政紧缩，葡萄牙社会党的领导人安东尼奥·科斯塔（António Costa）决定冒险尝试，并进行谈判，成立一个由三党组成的左翼政府。[84]
总统席尔瓦将如何回应？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困境。他非常坦率地指出，“在四十年的民主进程中”，葡萄牙政府从来没有依赖过激进的左翼政党，而它们质疑《里斯本条约》、欧盟预算条约、银行业联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和欧元区与北约的成员国资格。[85]在他看来，葡萄牙的执政合法性取决于对这些机构及其体现的价值观所做出的承诺。在2015年，又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关联。葡萄牙必须具备加入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计划的资格。正是德拉吉的债券购买让葡萄牙免受希腊风暴的冲击。反过来，欧洲央行的法令规定，是否有资格被纳入欧洲央行的计划，取决于国际信贷机构的评级。2011年，最著名的评级机构——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都将葡萄牙的债券评级降至垃圾级。唯一的例外是多美年债券评级服务机构，它是国际评级机构中知名度最低的。葡萄牙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受人尊敬的俱乐部”的成员，靠的就是DBRS的债券评级。[86]如果葡萄牙退出欧洲央行的计划，其财政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对总统席尔瓦来说，影响显而易见。席尔瓦认为：“现在是彻底变革我们民主基础的最糟糕时刻……在我们执行了一项繁重的财政援助方案，做出了巨大牺牲之后，我有责任在宪法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向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市场发出错误信号。”[87]而允许获得多数席位的左翼政党联盟掌权本身将是一个错误信号。
在希腊事件过后，安格拉·默克尔毫不顾忌让外界知道她的赞成态度，这并不令人吃惊。在里斯本，这个反紧缩的左翼联盟的前景“不容乐观”。[88]但是，总统席尔瓦又有什么选择呢？在这个替代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蓄势待发的情况下，他无法要求进行新的选举。11月24日，面对不可避免的命运，席尔瓦任命科斯塔为葡萄牙总理。不过，他也没有轻易地以多数决定原则为准。相反，在一项根据宪法来看不太可靠的安排中，席尔瓦对科斯塔的任命是有条件的。[89]政府必须遵守葡萄牙对欧盟稳定公约的承诺，该公约要求欧元区的所有成员国将预算赤字降到GDP的3%以下，必须坚持对北约的承诺，必须按照原计划继续对葡萄牙境况不佳的银行体系进行重组，必须限制工会在决定政府政策方面的作用，并维持雇主和劳工之间现有的平衡。朔伊布勒曾宣布，选举不应当改变经济政策。葡萄牙总统明确表示同意。在总统、欧盟债权国政府、欧洲央行、债券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的监督下，左翼联盟上台了。它能利用政治力量做什么？在欧元区的框架内，葡萄牙的民主是否不仅仅是“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取决于它有没有能力改变强加给它的限制。至少，与希腊不同，对葡萄牙债务的计算和评估，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宣告其民主无效。
五
在实力较弱、依赖性较强的欧元区成员国中，针对左翼政府的财政压力策略奏效了。欧元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纪律计划占了上风。尽管齐普拉斯和科斯塔领导的政府虚张声势，并在国内外激起了真正的骚动，但他们并没有承诺要进行革命。他们承诺的是民族自治和自尊，尤其是社会进步。这使他们容易受到即刻发生的经济窒息的威胁。毕竟，如果对欧洲央行的流动性援助设定上限，导致你无法从银行取出现金，那么即便是小幅增加你的养老金，或者缩短你获得保障性住房的等待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对欧盟现状的挑战不仅仅来自左翼。在与希腊的斗争中被掩盖的、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让人感受到的民族主义浪潮正在积聚力量。2014年，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和丹麦人民党都成了头条新闻。第二年，英国保守党出人意料地在2015年5月的大选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英国的保守派阵营是一个很宽泛的组织。沿着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戴维·卡梅伦带领保守党走出了反对党的荒野。但是，该党的右翼完全属于民族主义阵营——专注于主权和移民问题，并挥舞着传统主义的大旗。[90]在极右翼政党中，潜藏着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的特立独行者，他们虽然被排除在英国议会之外，却赢得了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就在英国保守党获胜几周后，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凭借公开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赢得了波兰总统大选。[91]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对布鲁塞尔的干涉和德国“支配地位”的威胁怀有敌意。2015年夏秋两季，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戏剧性场面，以及安格拉·默克尔善意但笨拙的回应，助长了民族主义者的气焰。德国不仅傲慢，它还为外族涌入打开了大门。对民族主义的煽动者来说，这是一份双重大礼。到2015年秋，法律与公正党不仅占据了波兰议会和政府，还赢得了总统选举。
波兰和英国的欧盟公民加起来总共1亿人，占欧盟总人口的20%，两国政府都在迎合那些持强烈怀疑态度的仇视欧盟分子。这让布鲁塞尔感到不安，但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北约，还是作为跨大西洋欧洲美元体系的支柱，英国都是美国在欧洲最卓越的盟友。自21世纪初以来，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新欧洲”中，波兰一直是前锋，这个东欧国家与美国的地缘政治计划的关联最为密切。2015年早些时候，激进左翼联盟曾试图在困境中吸引全球参与者，以此在欧洲获得筹码，但没有成功。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拒绝了。它们不会干涉德国的势力范围。如此一来，波兰和英国对欧盟的现状就构成了更加难以遏制的挑战。
[*]在德国，政党必须至少获得5%的选票（或3个直选议席）才可以进入联邦议院。——译注
[†]国民阵线在2018年6月更名为国民联盟，人民运动联盟党在2015年更名为共和国人党。——编注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英国工党创始人之一。在大萧条期间，由于内阁在经济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他在1931年8月提出辞呈，并获乔治五世授意与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组阁，成立国民政府。这一举动被工党视为背叛，麦克唐纳也随即被开除出工党。——译注
[§]法国西北部城市，欧洲议会所在地，与布鲁塞尔一样驻有众多欧盟重要机构和组织。——编注
[¶]议会主权是一些议会制国家宪法中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认为，立法机构拥有绝对主权，地位凌驾于行政、司法等其他所有政府机构之上。——译注
[**]即人民党。——译注
[††]科埃略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与人民党的组成的执政联盟。——编注
[‡‡]“团结民主联盟”即葡萄牙共产党与葡萄牙的绿党联合组成的竞选联盟。——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