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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欧元区
第4章
欧元区
假如欧洲不想强调它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的角色，那么掩盖它的踪迹是很容易的，因为从2010年开始，欧洲就被“真正”属于自己的欧洲危机所吞噬了。在华尔街和美国抵押贷款的泡沫破灭后，欧元区的危机接踵而至。但是，按照传统的理解，华尔街危机和欧元区灾难似乎属于不同的世界。美国危机涉及的是过度扩张的银行，以及受贪婪和金融过度扩张驱使的抵押贷款的借款人，而欧元区危机却是围绕公共财政和国家主权等典型的欧洲主题展开。这将导致希腊与德国对立，并重新唤起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这两种危机的描述方式都很老套，无非是唯利是图的美国人和争吵不休的欧洲民族主义。但是，这两场危机相继发生，难道仅仅是运气不好？卷入这两场危机的都是相同的银行，难道也是因为运气不好？如果说导致美国危机的原因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全都是美国人造成的，那么欧元区的问题又有多“欧洲化”呢？
一
当21世纪开始时，欧洲人全神贯注于政治和制度建设等问题，这当然是情有可原的。随着在1999年至2002年欧元成为欧洲的单一货币，欧盟在2004年将东欧大部分国家纳入，欧洲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试验，这些试验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推动，也受到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的推动。[1]
关于欧元，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1945年至1971年间，欧洲人不需要担心欧洲内部的货币问题。与诺克斯堡（Fort Knox）[*]黄金储备挂钩的美元是全球体系的锚货币。然而，在尼克松于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欧洲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波动的汇率将破坏紧密整合的贸易网络，而正是这些贸易网络将欧洲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欧洲试图通过让各国的货币相互挂钩来建立一个汇率稳定区域，由此重新开启了关于权力的基本问题，即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哪个国家的货币将取代美元的锚货币地位成为“主要货币”？如果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由此抑制了投机性资金的攻击，那么压力也许是可控的。然而，在80年代初，欧洲的美元不受约束已成为全球常态。货币之间的热钱激增给财政状况较为脆弱的国家带来了极大压力，并对保守的德国央行产生了无法容忍的影响。从70年代早期开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反通胀立场以及由此产生的德国马克升值，不仅限制了西德波恩政府的行动，也对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造成了限制。到1983年，甚至是在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社会党政府也被迫屈服。在1981年至1983年经历了一系列混乱不堪的贬值后，巴黎放弃了在该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而采取了严厉的货币政策——“强势法郎政策”。这个政策要求为了让法郎紧盯德国马克，必要时可将利率设定在任何水平，即使这意味着借款人需要支付18%或更高的利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欧洲官员并没有寻求限制资本流动，反而推动了进一步的自由化。资本在欧洲的固定汇率体系下自由流动，产生的压力反过来又为那些支持欧洲走向更紧密一体化的人士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2]欧洲货币体系中实力较弱的成员国要怎样做，才能重新获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控制权来实施货币政策呢？到了80年代末，在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及其法国社会党支持者的推动下，开启了有关货币一体化的新一轮谈判。由于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要不是冷战的突然结束，这些努力很可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义无反顾地推动国家统一，这可能更强化了德国的主导地位。在科尔和密特朗看来，货币联盟和不可逆转的经济统一，似乎是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大陆上保卫领土更大的德国的最佳途径。[3]作为放弃德国马克的回报，德国人要求新的欧洲央行承诺将继续保留德国央行的保守传统。然而，联合筹备成立的欧洲央行理事会[†]将让所有成员国都有发言权，并且货币联盟将结束金融市场所施加的毁灭性的跨国压力。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2001年，货币联盟全面生效。当时只设立了一个欧洲央行，并制定了财政规则来限制赤字和设定债务上限（这个规则被称为《稳定与增长公约》）。但是，欧元大业显然没有完成。[4]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对银行业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框架。然而，欧洲在进一步一体化方面也没有多少紧迫感。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个新的货币区表现相当不错。欧洲经济增长加速。在采用单一货币经历了最初的物价上涨后，通货膨胀趋于缓和。资本市场风平浪静。
尽管氛围良好，但欧元区内外的专家都在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前存在的欧洲内部贸易失衡是会缩小还是会扩大。[5]人们担心的是，缺乏货币调整可能会导致累积性差距，因为竞争力较弱的地区会越来越落后。第二个问题是，存在发生不对称性外部冲击[‡]的风险。[6]旅游业的萧条对希腊的伤害要比对德国的伤害大得多。中国进口需求的崩溃将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德国，而不会损害爱尔兰。美国的批评人士尤其警告说，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不具备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7]如果人们在面临危机时不愿迁移，那么欧洲将需要一个共同的福利、税收和支出体系，以便使资金从更繁荣的地区流向受到更严重打击的地区。以美国为例，除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还有社会保障、残疾和失业福利等支柱，它们维系着从亚拉巴马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经济的巨大多样性。令人担忧的是，在21世纪初，布鲁塞尔有很多人沉浸在自我满足之中，对于建立一个覆盖全局的财政再分配和责任分担机制却没有什么紧迫感。这个机制对于帮助欧元区度过衰退而言是必要的，更不用说应对重大金融危机了。
为了实现一体化，需要欧元区的许多成员国付出巨大努力。特别是意大利，它必须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8]20世纪90年代为稳定意大利财政所做的集体努力造就了一代意大利技术官僚和政治家，他们将在欧洲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学家、欧盟委员会委员、未来的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以及未来的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9]另一位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新货币的引入。但是，在成功应对了1992年至1993年意大利的严重金融政治危机并加入欧元区后，罗马已经没有多少精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在2001年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然而，欧洲一体化非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就连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定的预算标准都成问题。2003年，法国和德国的预算赤字都超过了3%的规定上限，但欧盟却不敢制裁这些重量级国家。这给那些主张财政纪律的人敲响了警钟。欧盟的中央机构是否有政治勇气去处罚更大的成员国？对其他人来说，更紧迫的问题是德国出了什么状况。
德国加入欧元区的过程并不顺利。其他成员国决心确保自己的货币与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具有竞争力，这导致德国的出口受到了打击。德国制定了违反规则的预算赤字，这反映出它的增长乏力。国际媒体将德国称为“欧洲病夫”。[10]德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封锁的社会”（blockierte Gesellschaft）。[11]1998年至2005年，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领导的“红绿联盟”[§]统治德国，他们的反应出人意料地积极。多年来，由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突然去工业化，德国人遭受了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痛苦。2005年，失业率达到了10.6%的峰值。为了应对这个灾难，施罗德政府在2003年至2005年间宣布了一项名为“2010议程”的国家重建计划。它的重点主要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削减福利的多阶段计划，由大众汽车的人力资源主管彼得·哈茨（Peter Hartz）领导的委员会设计。[12]削减计划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哈茨四号”，成为德国新“改革”的代名词。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工资限制恢复了德国的竞争力。这项改革的回报在2003年到来，当时德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世界出口冠军。
“2010议程”定义了两党对德国政治阶层的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13]在完成了统一的艰巨任务后，德国克服了内部困难，通过“改革”让经济重回健康的轨道。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并将对柏林如何应对欧元区危机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其实经不起仔细推敲。“哈茨四号”确实或多或少地迫使数百万人放弃了长期失业救济，从事一些没有保障的工作。但是，它也压低了非技术工人例如收银员和清洁工的工资。在欧元诞生的头十年里，尽管生产力突飞猛进，但德国有一半家庭的工资没有增长。“哈茨四号”降低了失业率，加剧了税前工资的不平等，德国相对于欧洲邻国的工资水平也相应降低。但是，就德国出口商的竞争力而言，“哈茨四号”的影响远没有那么明显。[14]德国企业获得出口订单，靠的不是削减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它具有一个更重要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把生产外包给东欧和南欧。此外，还有21世纪初全球经济复苏的推动。
尽管“哈茨四号”的经济影响被夸大了，但它确实改变了德国的政治。蓝领选民和社民党左翼对施罗德推出“哈茨四号”方案一直耿耿于怀。[15]于是，左翼从社民党分裂出来，与前东德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名为“左翼党”的新政党，这个政党集结了近10%的选民。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联合起来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个“红红绿联盟”本来有能力赢得多数席位。然而，他们在“2010议程”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中左翼联盟。最终，他们把政治主动权交给了对手，使得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及其领导人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成为未来十几年欧洲政治的决定性力量。
默克尔被视为欧洲政治中心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她在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保守立场和文化现代化之间摇摆不定。[16]当她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犀利、冷酷。在给她带来权力的2005年的大选中，她凭借强有力的亲市场立场上台。由于这个立场不受欢迎，她随后即作出妥协。但毫无疑问，“2005议程”传达了这位总理的基本个人愿景。这个愿景可以被归纳为三个数字：7、25和50。正如默克尔喜欢强调的那样，欧洲拥有全球7%的人口，占全球GDP的25%，却承担了全球50%的社会福利支出。[17]在默克尔看来，这种情况是难以持续的。德国的增长稳定，但却缓慢。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口都在老龄化，必须由政府承担福利支出。为此，默克尔政府始终坚持进行财政整固。2006年1月，她首次在达沃斯发表演讲，她说：“为了把社会市场经济理解为21世纪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市场经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安排政治的优先事项，以便从面向前方、面向未来几代人的角度理解政治。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意味着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的财政状况、我们的预算。我们有人口问题。我们知道年轻人太少，但我们的债务却越来越高，并且正在以牺牲未来作为代价。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抢夺未来几代人的投资和发展空间，这是不道德的。”[18]
毋庸置疑，对于那些希望减免税收和约束政府开支的商业游说人士来说，这太合他们的胃口了。但是，安格拉·默克尔的第一届政府是与落败的社民党组成的大联盟。[19]像“哈茨四号”这样的财政整固措施需要在德国中间派中达成一致。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出任财政部部长，他曾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奇的社民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助手。[20]施泰因布吕克坚定地致力于执行关注供给侧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他来说，重建“财政空间”不仅仅关乎金融稳定。在准自动化的社会福利支出和利息支付的影响下，政府预算的僵化凸显了一个影响发达国家的更广泛的问题：民主政治和民主参与的危机。如果预算的回旋空间以某种方式受到“福利支出”、偿债和低税率（降低至GDP的1%）的限制，那么政党能向选民提供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你可以走共和党切尼派的路线，简单地扩大赤字。但是，如果你不愿冒这个风险，那么你就只能选择中间派。在德国这种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政治体系中，这导致了选民的不满和政党政治格局的分裂，使得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基民盟和社民党纷纷向中间派靠拢。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正显示了这种僵局。21世纪初，“后民主”成为德国政治讨论的热点话题，这并非没有原因。[21]矛盾的是，在施泰因布吕克看来，现在的纪律是对未来自由的承诺。
除了这些高尚的考量因素，德国的财政战略还受到更基本因素的推动，那就是选民利益。在两德统一后的二十年里，西德用于重建东德和补贴地方的资金就超过1万亿欧元。[22]2005年至2006年，当默克尔的大联盟执政时，西德各州，尤其是富裕的南部各州，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他们被征召参加了一场与东德团结一致的庞大行动。现在，他们已经受够了。对富裕的南部各州来说，对赤字设定上限，是政府的公开承诺，这是为了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将重心从需要帮助、负债累累的东部和北部各州移开。财政控制问题对欧元区的未来至关重要，早在21世纪初，这个问题就在联邦转账联盟内被德国政界视为一个关乎公平性的问题。早在希腊危机爆发之前，原西德最繁荣的地区就明确表示，它们拒绝为其他人的债务承担责任，无论是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有人认为，东德的消费支出为西德企业带来了巨额订单，也就是说产品从西德出口到了东德，西德因此应当承担东德产生的债务，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2010年以后，同样的说法在欧洲层面也不会具有说服力。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选民和公众舆论想要的很简单：普遍全面的纪律。2006年，德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设计新的联邦财政解决方案。这个想法是在仿效2001年瑞士的做法，想用“债务刹车”阻止联邦、各州或地方的债务进一步扩大。敲定这项多层次的政治协议是一项缓慢的工作。但是，施泰因布吕克和联邦财政部持乐观态度。随着全球经济前景在2007年至2008年开始变得黯淡，德国财政部预计，德国将在2011年出现预算盈余。[23]
当然，国家政治和统一大戏给德国的讨论话题增添了特别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德国历史的特殊性构建一种新叙述，也没有必要寻找德国的某种特殊创伤，来解释柏林最近对财政纪律的执着。事实上，德国内部的辩论与美国的鲁宾主义者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大西洋两岸，全球化、竞争力和财政可持续性都是关键问题。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中国的崛起和现代福利国家的资金问题是共同的挑战。布什政府可能是欧洲的政治毒药，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一直是格哈德·施罗德的红绿联盟的灵感来源。[24]默克尔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西洋主义者。然而，如果说各国有共同的议程，那么也会有共同的盲点。由于欧元区的所有焦点都集中在让劳动力应对全球竞争需求上，以及所有国家都呼吁实行共同的财政纪律，因此大家几乎没有意识到全球金融动荡所释放出来的不稳定力量。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人们都认为政客、工人和福利领取者是问题所在，而不是银行或金融市场。
二
虽然欧洲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或劳动力市场政策，但它至少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政策。负责维护这项政策的是从2003年11月由让—克罗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领导的欧洲央行。[25]这正是密特朗所希望达成的交涉结果：由法国人掌管欧洲货币。但是，这项交涉的另一面是，欧洲央行的运作基因承袭自德国央行。特里谢非常适合扮演这个双重角色。他非常保守，曾担任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的行长。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是他的最高价值，他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这种独立性。欧洲央行的章程提供了大量的保障措施。由于制定了最低的透明度要求，它的审议工作不受公众监督。为了防止被用作财政政策的工具，它被禁止将新发行的政府债务货币化。美联储肩负着稳定物价和确保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而欧洲央行只有稳定物价这一个目标。
所有这些使欧洲央行最不像现代央行。[26]如果说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机构，这很不恰当，因为事实上，它固守对通货膨胀的保守偏见，使之成为欧洲不容置疑的信条。如果说实施反通胀政策是欧洲央行唯一的野心，这也不公平，因为它还希望推动欧洲成为金融中心，推动欧元成为储备货币，这意味着要积极发展欧洲债务市场。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向欧洲引进美国的政府债务回购市场模式。回购政府债券，使其作为更具吸引力的资产，这是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学到的一课。面对德国施加的财政压力，法国提供美国式的回购安排，由此积极推动本国债务市场。[27]法国债务越能容易地进行即时的流动性交易，它的买卖就会更活跃，市场也就越容易接受法国的借款要求。欧洲央行不顾德国央行的反对，将回购作为核心运营模式。与英格兰银行或美联储等更为传统的央行不同，欧洲央行并未持有大量政府债务。它通过回购包括私人债券和公共债券在内的广泛债券来管理欧洲的金融体系。[28]购买了本国政府债务的不是欧洲央行，而是欧洲各国的银行。但是，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们知道如果急需现金，它们可以通过回购交易，利用这些债券换取欧洲央行的现金。回购条款和欧洲央行“估值折扣”的规模，是欧元区统一金融体系的基本监管变量。在这方面，市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央行运作的一部分，而美联储或英格兰银行都不是这样。
如果欧洲央行希望最大限度地向欧洲政府施压，要求它们保持财政纪律，那么它可以针对各个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回购估值折扣制度，对可信度较低的欧元区外围借款人施加更严格的条件。在美国的双边回购市场上，不同类型债券的估值折扣差别很大。更高的“估值折扣”要求银行根据其持有的债券持有更多的资本，并且需要缩减债务的投资组合。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欧洲，希腊曾经不得不以远高于德国的利率来吸引贷款人。但是，欧洲央行没有区别对待，而是认为单一货币意味着单一利率。它将按照同样的条件回购所有欧洲主权国家的债券。[29]不出所料，随着投资者哄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高收益债务的价格，收益率出现戏剧性的趋同。在欧洲央行看来，这些债券现在等同于德国绝对可靠的政府债券——德国国债。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自我反射性回路：欧洲央行依赖市场去让公共借款人执行纪律；而市场开始认为，欧洲央行的“单一债券”政策意味着，即便是最弱的借款人，也可以得到欧洲的隐性担保。
结果，希腊和葡萄牙可以按照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好的条件借款，人们预计这会导致新的公共借款大幅增加。在读到一些有关欧元区危机的评论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是确实发生的事情。[30]然而，尽管利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但2001年之后公共债务事实上并未出现激增。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借了更多的钱。但总的来说，尤其是在考虑到收益趋同产生的借款诱惑的情况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制赤字的规定发挥了有效的抑制作用。尽管这个制度的架构极为模糊，但没有一个大型公共借款人大肆滥用当时的情况，平静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长加速，欧元区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值下降了7%。[31]
无法达到欧元区预算限制的国家各式各样。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比值上升最快，其预算编制无疑很宽松。可是，在它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它的债务水平还是很低的。不幸的是，里斯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它以一种没有竞争力的汇率加入欧元区。由于不负责任的借贷和经济增长放缓，它的债务占GDP的比值急剧恶化。[32]希腊是另一个无赖。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获得欧元区的成员资格，希腊和意大利一样勉强实现了基本盈余（不包括偿债成本）。即使利息成本占GDP的11.5%，赤字还是被控制住了。在欧元区成立后，希腊的借款成本和偿债费用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本来是一个进行大规模财政整固的好机会。然而，雅典任由税收收入下降。结果，基本盈余蒸发，赤字扩大到了5.5%，这个数字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上限的两倍。希腊之所以尚能承受，只是因为名义收入增长得非常快。[33]然而，让希腊处境危险的不是2001年后的借款速度，而是80年代和90年代累积的债务。当时，在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和借贷成本高昂的背景下，现代希腊民主制度得以建立。[34]2000年，希腊的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104%。
尽管人们未能充分意识到希腊问题的严重性，但它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无足轻重的。在21世纪初，法国和德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这才是更具政治意义的事件。这无疑削弱了财政纪律的权威。但是，这造成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呢？金融市场对德国国债和法国国债（也称为“OATs”）依然有着很大的需求。利率仍然很低。法国保持着贸易平衡。虽然德国政府增加了债务，但是消费和投资支出受到抑制，使得经常账户盈余不断扩大。从欧元区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如果德国更彻底地打破财政规则，情况反而会更好。
欧元区在缺少无懈可击的财政宪法的情况下形成了，并且没有导致主权国家无节制的借款狂欢，这可能与“民主赤字”[**]的保守假设和不负责任的政客挥霍无度的习惯背道而驰。然而，实际上，欧元区危机的背景是债务大幅飙升，但那是私人债务，不是公共债务。欧元区同样迎来了失控的、由市场驱动的信贷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各银行为北大西洋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0年至2009年欧元区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的增长情况（同比）
资料来源：Richard Baldwin and Daniel Gros, “The Euro in Crisis: What to Do?” Completing the Eurozone Rescue: What More Needs to Be Done (2010), 1-24, figure 3, http://voxeu.org/sites/default/files/file/Eurozone_rescue.pdf.
三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经济评论家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所说，欧元的“最大不幸”是诞生于“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信贷泡沫”。[35]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并不完全是运气不好的问题。让欧洲拥有必要的资金规模，以应对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资本的剧烈波动，一直都是欧洲货币联盟存在的主要理由。但是，21世纪初的全球信贷扩张令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都相形见绌，而欧洲的银行正处于繁荣大潮的潮头。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和比荷卢三国的银行向可以获利的热点地区大量放贷。欧元区允许它们在不考虑边界或汇率风险的情况下这么做。于是，欧元区内部的跨境贷款出现爆炸式增长，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全球跨境融资。[36]欧洲银行家在欧元区使用大量现代银行技术，这与他们在伦敦和纽约用于获利的技术相同。长期以来，证券化一直都是欧洲抵押贷款融资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德国，Pfandbrief债券[††]自18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主要的工具。但是，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式的证券化也开始在欧洲兴起。2007年，超过5000亿美元的贷款在欧洲完成了证券化。2008年，欧洲资产担保证券的发行总额达到了7500亿美元，其中英国和西班牙的银行尤其活跃。[37]
就像美国的国际金融一样，人们很容易再次对欧洲内部资金的流动方向自欺欺人。我们的脑海中有一张清晰的欧洲经济层次结构图。我们知道这些贷款去了哪里——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我们知道，德国是主要的“盈余国”和“债权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德国为信贷繁荣提供了融资？诚然，德国拥有最大的贸易顺差，也是最大的资本净出口国。但是，就欧洲内部的整体资金流动而言，这种简单的思维地图就像在全球化的视角上只关注中美金融关系一样具有误导性。
得益于欧盟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我们可以将欧洲内部的资金流动描绘成全球经济中更广泛的资金流动的一部分。在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前几章中描绘的世界经济的轮廓。如果我们关注欧洲内部的流动，就会清楚地看到，尽管德国拥有强大的出口能力，但它并没有主导欧洲金融体系。德国是最大的净放款国。它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然而，与世界经济中的资金流动一样，欧洲境内的资金流动也没有映射到贸易领域。德国曾是汽车和机械出口冠军，但在银行业和金融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则是其他国家。英国、法国、比荷卢三国和爱尔兰（后者被归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是资金流动的关键枢纽。世界各地的银行将总部设在了伦敦金融城，其中包括所有主要的德国银行。伦敦金融城是每个欧元区成员国的主要金融合作伙伴，尽管它不是货币联盟的成员。法国和比荷卢三国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外部资金流入欧元区的渠道。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放款机构显然更喜欢与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知名同行做生意，然后，这些放款机构将资金输送到欧洲外围国家。法国是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不是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是因为它拥有规模庞大、雄心勃勃且愿意借钱放贷的银行：有4450亿欧元流出法国，有4470亿欧元流入法国，净失衡只有20亿欧元。与此同时，有6020亿欧元从比荷卢三国的银行中心流出，流入金额为5590亿欧元，差额由荷兰的贸易顺差来弥补。
与全球各地的经济一样，驱动欧洲各地资金流动的不是贸易流动，而是银行家的商业逻辑，他们寻求最便宜的融资和最佳的回报。推动美国经济繁荣的资产价格和资产负债表呈螺旋式上升，这在欧洲表现得更为明显。从2001年到2006年，希腊、芬兰、瑞典、比利时、丹麦、英国、法国、爱尔兰和西班牙都经历了房地产繁荣，而且比美国更加疯狂。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信贷增长和房价通胀的结合确实是爆炸性的。
2004年至2006年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的跨境资金流动：均值（单位：10亿欧元）
注：直接投资、投资组合和“其他”投资（不包括金融衍生品）的估算总流量（净资产取得）。
资料来源：A. Hoza and S. zeugner, “The ‘Imbalanced Balance’ and Its Unravelling: Current Accounts and Bilateral Financial Flows in the Euro Area,” European Commission Economic Papers 520 (2014): table A.2.
正是这些由信贷推动的繁荣导致了欧元区的贸易和财政失衡，而不是倒过来。大量信贷从世界各地涌入像西班牙这样的热点地区，刺激了那里的经济活动。这为马德里带来了健全的税收收入，该国曾自豪地宣称拥有财政盈余。它还为德国带来了出口订单，国外需求提振了萎靡不振的德国经济，提高了收入和利润。[38]但是，德国家庭和企业不想在德国花掉增加的收入，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投资。于是德国政府就借钱，但是仍不足以吸收差额。通过银行间市场，北欧国家盈余的流动性有助于为欧洲各地的商业企业提供资金。不出意料，其中一些资金去了西班牙。最后，账户平衡了。德国的储蓄似乎填补了西班牙的贸易逆差。然而，会计等式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不是德国的超额储蓄，也不是它的出口，造就了西班牙的繁荣，而是失衡的信贷推动了经济繁荣，造成了需求失衡、贸易流动和储蓄失衡。欧洲的银行体系发挥了灵活的中介功能。如果德国的国内经济更加强劲，德国对进口的需求就会更大，欧元区内部的贸易失衡可能会更小。西班牙经济中可能会有较大的一部分资源被用于生产出口到德国的商品，而不是服务于国内繁荣。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更快的德国减少净储蓄的流出，就会减缓由信贷推动的爱尔兰或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在现代金融中，信贷不是受“实体经济”的“基本面”限制的固定金额。它是一个弹性数字，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它很容易在跨国规模的基础上自我扩张。
后来成为欧元区危机震中的希腊在这幅图景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它在这幅图景中并不显眼。2004年至2006年，欧元区跨境融资的年平均资金流量大约为1.8万亿欧元，其中希腊仅占330亿欧元，比例不到2%，与希腊在欧元区GDP的占比相当。在这笔资金流中，较之于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占比要大很多。但是，希腊也经历了与美国一样的房地产繁荣。希腊的危险信号并不是2001年以后每年的资本流动，而是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巨额债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借款。如果资金的流通被突然切断，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鉴于希腊的规模很小，这很难成为吸引眼球的头条新闻。
实际房价和名义信贷占GDP比例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Prakash Kannan, Pau Rabanal and Alasdair M. Scott, “Macroeconomic Pattern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Run-up to Asset Price Busts,” IMF Working Papers (November 2009), figure 2.
人们在事后或许会说，欧洲央行当时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以便抑制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信贷繁荣。但是，在欧洲央行为整个欧元区设定单一利率的情况下，这样做显然很困难。实际上，通过设定低利率，欧洲央行优先考虑的是刺激德国经济，而不是抑制外围国家的信贷繁荣。这是一个合理的决定，因为德国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此外，鉴于欧洲经济的热点地区具有诱人的回报率，认为欧洲央行可以通过加息来遏制繁荣只是一厢情愿。如果欧盟的商业统计数据可信的话，那么投资西班牙旅游业和房地产可以带来30%甚至更高的回报率。难怪投资蜂拥而至。[39]在金融全球化的世界里，欧洲央行无法限制资金流向那些热点地区，就像美联储无法阻止资金流入美国一样。爱尔兰的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在欧洲央行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外，在伦敦金融城获取批发融资。[40]
要让信贷繁荣减慢下来，需要的不是欧洲央行对利率进行温和的调整，而是信贷繁荣国家的政府采取全面的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可以包括制定更严格的放款规定、抑制银行体系的成长，甚至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事实上，以西班牙为例，政府应当严格控制规模较大的国际化银行，外国投资者期望出台较高的监管标准，这样才能让它们很好地度过危机。[41]但是，当地抵押贷款的放款机构就不一样了，西班牙的储蓄银行占据信贷市场50%的份额。[42]它们与当地政治关系密切，深深沉浸在房地产的繁荣之中。在2002年至2009年间，这些银行的业务增长了2.5倍，使其资产负债表的总额达到4830亿欧元，相当于西班牙GDP的40%。[43]然而，限制这些银行放贷的举措，很容易被视为马德里政府在争夺权力。为什么西班牙的政客们要采取这种不受欢迎的行动呢？泡沫的一个副作用是，它让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很美好。严厉的监管改革似乎没有必要，而且具有惩罚性。[44]西班牙人正在享受他们姗姗来迟的重返聚光灯下的风光。西班牙电信公司、法罗里奥集团和桑坦德银行等公司正在成为全球玩家。时尚巨头Zara的老板阿曼西奥·奥尔特加（Amancio Ortega）成了欧洲最富有的亿万富翁。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正在游说，希望西班牙能被邀请加入扩大后的八国集团。凭借精简的社会服务和激增的税收收入，西班牙的公共预算比法国和德国要好得多。那么，为什么要给私人贷款领域这种看起来很健康的爆发性增长踩刹车呢？
2000年至2007年欧元区的债务增长（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alculated from Eurostat and OECD data (for the real home price index) from S. T. H. Storm and C. W. M. Naastepad, “Myths, Mix-ups and Mishandlings: What Caused the Eurozone Crisis?” Annual Conferenc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Liberté, Égalité, Fragilité,” Paris, France, April 2015, https://www.ineteconomics.org/uploads/papers/The-Eurozone-Crisis.pdf.
同样的乐观情绪也在爱尔兰的少数政治精英中弥漫开来。由于欧盟投资的溺爱，加上与银行家和开发商过于亲密的关系，政客们吹嘘都柏林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在全球具有吸引力。爱尔兰的税收制度让外国公司能够使数千亿美元的利润悄悄避开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税务机关。尽管爱尔兰是欧元区成员国，并从欧盟那里获得大量补贴，但它喜欢将自己视为“美国（或英美）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在欧洲大陆遥远边缘的一个前哨，而在欧洲大陆，各种社会民主制度仍然是政治标准”。[45]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全世界都见识了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发出的不协调论调，他吹捧爱尔兰是低税收经济的理想典范。他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经济顾问，20世纪90年代，他曾在国会中带头要求放松管制。丧失了权势的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Bertie Ahern）在全球巡回演讲，向观众推销“极端的经济全球化、较低的个人和企业税率、‘企业友好型’政府和宽松监管”的好处。
四
组建货币联盟涉及许多风险，毫无疑问，欧洲应该制定财政宪法。但是，欧洲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缺乏财政“消防”法规，它的问题是缺少一个金融业的消防部门。[46]在国家构建中，最大的失败不是没能建立财政联盟，而是没能形成应对银行业危机的能力。为了应对高度一体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政府必须有纪律、有行动能力和行动意愿。为了应对欧洲正在酝酿的大规模银行业危机，政府确实需要具备强大的能力。
只有当我们把欧洲各银行的地方和全球活动整合起来，以便全面了解它们惊人的过度增长时，才能明白欧洲到底有多需要这个机制。美国的银行规模非常大，对全球金融非常重要。但是，欧洲才是银行融资不成比例增长最严重的地方。[47]欧洲的银行一直都很庞大。不同于美国的银行，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而欧洲经济长期以来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但是，欧洲的银行遍布整个欧盟，依靠跨大西洋的金融渠道，它们的规模已经变得相当大。2007年，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三家银行都是欧洲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合计占全球GDP的17%。这些银行的资产与其母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GDP不相上下，英法德三国正是欧盟的三大经济体。[48]在小国爱尔兰，情况要极端得多。其银行的负债总计达到GDP的七倍。法国和荷兰的银行不分伯仲，负债是GDP的四倍。德国和西班牙的银行负债是GDP的三倍。按照这个标准，欧元区每个成员国的“银行泛滥”程度至少是美国的三倍。此外，与美国银行相比，欧洲银行对根据市场波动的“批发”融资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
鉴于欧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业务的复杂性，可以预见，只有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挽救可能蔓延至整个欧元区的危机。呼吁采取共同行动，抑制和规范商业活动的特定领域，并确保它们的安全，这个做法在欧洲历史上早已有之。事实上，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欧洲的煤炭和钢铁工业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才有了欧洲一体化。出于这个逻辑，欧洲煤钢共同体应运而生，成为“欧洲拯救民族国家”的第一步。[49]同样，为了控制国家在维护农产品价格政策上的外溢成本，《共同农业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直到80年代，欧盟的这种某个具体领域的愿景才开始过时，才被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的单一市场所取代。这才是欧元区真正的缺陷，它是一个统一了金融市场的货币联盟，却没有提供银行业联盟所需的任何监管机构。如果说有什么迫切的原因让欧洲确实需要一部财政宪法，那就是为庞大的存款保险和救助基金提供金融支持。
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欧洲货币联盟成立在即，拉里·萨默斯在国际金融专家的会议上大胆地问道：“这里的欧洲人能否向我解释一下，如果西班牙的一家银行陷入严重困境，将会发生什么？西班牙的监管当局、西班牙央行、欧洲央行和布鲁塞尔各自应承担怎样的责任？”问题一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在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后，萨默斯接着说：“欧洲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混乱的争论，没有得出解决方案，而是让我们觉得，他们不想在其他人面前将家丑公之于众。”[50]回顾这个事件，萨默斯将混乱和尴尬的沉默归因于欧洲政治一贯的分歧。但事实上，美国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美国，也没有人思考银行倒闭将会发生什么，无论是在1997年还是在2007年。事实上，正如2005年8月在杰克逊霍尔召开的会议上，萨默斯对拉詹的无礼言论做出的明确反应一样，他是实施这个禁忌的“非常严肃的人士”之一。拒不承认的情况很常见。不同之处在于，当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时，美国有一个联邦政府结构，可以随机应变。欧盟的不幸之处在于，当危机袭来时，它不仅缺乏这样的架构，而且它试图建立一个更健全的宪法框架的努力也遭到了基本政治限制的阻碍。
2008年欧洲的银行负债占本国GDP的比例
注：截至2008年。
资料来源：https://qz.com/19386/europe-is-still-massively-overbanked-by-the-way/，数据来自Barclays Research。
直到21世纪初，欧盟都是在政治学家所谓的“宽容共识”[‡‡]的背景下运作的。[51]欧洲人接受了朝更紧密的联盟推进的努力，但他们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抗议。欧盟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存在。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看法相反，欧盟绝不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欧盟雇用的人数比大多数中等城市的政府都要少。然而，欧盟是一个杂乱无章、不连贯的宪法架构，缺乏民主责任，这显然并不令人满意。2004年，欧盟东扩，纳入了新的东欧成员国，这种不满就更加严重了。2001年12月，欧洲理事会要求欧洲制宪大会起草一份宪法文件，以确保效率、明确责任范围，为欧洲的扩张铺平道路。大会由一个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由欧洲主义的老将、前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领导。[52]这份草案[§§]在通过多数票做出集中决策和欧洲民族国家不可削弱的角色之间确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它把构成欧洲一体化支柱的各种机构和条约置于一个支配一切的欧盟之下。欧洲的雄心是建立一个以充分就业、“社会公正”和“世代团结”以及反对“社会排斥和歧视”为首要任务的“社会市场经济”，同时承诺要保持“高度竞争力”。[53]
《欧盟宪法草案》合意地混合了21世纪初所有善治的秘方。欧洲工会联合会对此表示赞同。托尼·布莱尔和英国的新工党政府对此非常热情。在华盛顿特区，汉密尔顿项目可能会很高兴地挂名推荐这个草案。但是在2005年5月29日，法国举行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草案》。6月，荷兰的公投也给予了否决。左翼对欧盟的亲市场特性怀有敌意，民族主义者对布鲁塞尔怀有敌意，这共同促成了多数人的坚定反对。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宽容共识已经终结。撇开宪法的是非曲直不谈，大众民主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欧洲的精英们陷入了混乱。[54]鉴于经济和财政一体化日益密切，以及欧盟扩大到东欧的现实，改组欧洲的计划不能就这样简单放弃掉，必须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如果出台真正的宪法不再可行，那么欧洲将不得不转向政府间条约这个经过验证的模式。这让德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从2005年11月起，这意味着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将扮演重要角色。
默克尔与欧洲的关系与她的导师赫尔穆特·科尔截然不同。[55]由于在冷战时期的东德长大，她早年对外部世界非常着迷，先是俄罗斯，然后是英国和美国。这与她拥护全球主义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包括环境政治和气候变化）的做法相一致。德国的统一塑造了她。除此之外，默克尔的世界不局限于欧洲。这一点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在欧洲事务中，默克尔没有向布鲁塞尔寻求解决方案。她不是联邦主义者。她主张政府间主义，她没有预见到欧洲的未来是构建一个由布鲁塞尔指导的欧洲共同机构和机制。她在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寻求开展一些广泛的谈判。有人怀疑，这种做法只是在为德国寻求主宰地位打掩护。[56]对处于德国政治边缘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事情可能确实如此，但默克尔并非其中的一员，基民盟领导层的其他关键人物也不在其中，例如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他后来在2009年接替施泰因布吕克，担任默克尔第二届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与默克尔不同，朔伊布勒是一个联邦主义者，渴望将欧洲的核心力量推往更高阶段的一体化。他们的共同愿望并不是主宰欧洲。在21世纪初的柏林，没有什么宏大的霸权计划。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相信，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自信的否决者，这不仅是德国的权利，也是它的适当历史角色。德国的糟糕历史禁止它采取统治战略，甚至禁止它追求过于独断的领导。但是，联邦共和国的成功向它赋予了权利，使它坚持让欧洲的解决方案符合其标准，而且柏林将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应用这些标准。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苛刻的，有时甚至是武断和自私自利的姿态。在欧洲事务中，默克尔非常乐意采取“说不夫人”的立场，这得到了国内选民的强烈支持。如果这是一个盲点，那么它不是一种被压抑的统治欲望，而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低估了德国的成功和国际地位在事实上与欧洲相互依存的程度。它还让德国僭取了起领头作用的权利。否决耗费了时间，而在紧急的危机中，无论是在金融还是在外交事务上，任时间白白流走都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危机越严重，行使否决权的人对时间的控制就越发具有决定性。随着欧洲进入可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对“德国统治”的恐惧和要求德国领导的呼声都会加剧。柏林控制事态发展速度的决心也会更加坚定。
在2005年的《欧盟宪法草案》失败后，德国成为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巧合。这时正好是默克尔担任总理的初期阶段，她承担起了重新起草并推动通过替代宪法的责任。经过几个月细致谨慎的高压准备，柏林最终在2007年12月推出了《里斯本条约》。与被取代的宪法一样，《里斯本条约》将欧洲一体化项目的多个支柱合并为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单一欧盟。它为欧盟制定了新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它精简了委员会，确立了多数表决原则，这是使大幅扩张的机构易于管理的关键。但最重要的是，它将欧洲理事会制度化，使之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代表，并设立了轮值主席作为其常务代表。它结束了欧盟委员会及其主席在执行领导方面的任何意图。[57]因此，原来宪法的许多关键条款得以保留。但是，2005年的失败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印记，那就是重申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地位至高无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举措来推动联邦一体化。欧洲的政策将不会由布鲁塞尔制定，而是通过政府间的谈判来决定。
2007年，当21世纪的第一次金融繁荣开始瓦解时，欧洲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它在经济上已经深度一体化了，欧洲央行从远处管理着一个将欧元区与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联系在一起的极度活跃的金融体系。然而，欧洲更广泛的政治一体化却在倒退。《里斯本条约》信奉的是政府间主义，而且欧洲的选民已经表明他们愿意对超越这个界限的举措行使否决权。面对这种不平衡，欧盟将如何应对一场不可预见的危机，谁也不知道。对这个问题的审视已经超越了金融领域。
五
比较21世纪初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讨论，人们会发现二者存在许多共同的关注事项。两大洲的政策专家都专注于财政纪律和国际竞争力、供给侧激励、高效的政府支出、赤字、基于实证的福利政策、教育改革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些都是从里根、撒切尔和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继承下来的、观念过时的供给侧市场经济学。大西洋两岸的政策团体也有共同的盲点。他们都深信市场，但都没有意识到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银行业模式带来的威胁。在大西洋两岸，他们都忽视了依赖大量的批发融资、过度杠杆化的银行所积累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双方都很难认识到他们共同面临的风险呢？为什么自2008年以来，大西洋两岸对危机的描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异？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主要的差异，那么肯定是这个：从2001年9月11日早晨起，美国就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超级大国。不仅如此，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它还是一个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国家。欧洲对“9·11”袭击的最初反应是团结一致，普遍支持将塔利班赶出喀布尔。但是，在2002年冬至2003年冬，随着华盛顿和伦敦推动实施入侵伊拉克的举措，这种致力于共同目标的感觉消失了。德国和法国政府站出来反对战争，数百万欧洲公民走上街头，举行了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一。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提出了著名的说法：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58]欧洲的顶尖知识分子也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不太可能成为搭档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一起发起了猛烈反击。对他们来说，大西洋两岸的分歧远远超出了外交政策的范畴，它扩展到了社会政策和政治文化。在21世纪初，它相当于一个文明鸿沟，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内部分歧，发生在经历了磨难的后帝国主义欧洲世界和广阔的、咄咄逼人的盎格鲁圈之间。[59]
传统上，在“9·11”之后，全球地缘政治的叙述与我们对金融危机起源的叙述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清楚地发现，21世纪初的伊拉克泥潭困扰着华盛顿的决策精英，唤醒了人们对越战的噩梦般记忆，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强权和权威遭遇的危机的记忆。中国的崛起加剧了威胁感。拉里·萨默斯将中美贸易平衡描述为金融恐怖平衡，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德国和荷兰不是这样看待它们的贸易顺差的。一旦危机开始，美国的国家领导层将会更加倾向于普遍使用军事化言论。无论在措辞上，还是在自我意识上，这都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存在着根本分歧。
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是不可否认的。21世纪初大西洋两岸高调宣称关系疏远，但如果把这种表象认定为对经济或地缘政治现实的描述，那么这将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自欺欺人。[60]认为“社会欧洲”[¶¶]的理念已经在本质上偏离了美国所代表的由“金融资本主义”驱动的逻辑，则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欧洲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过度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与美国经济繁荣的深深纠葛。此外，无论在伊拉克问题上存在怎样的分歧，欧洲在地缘政治上的天真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尽管法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它仍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后殖民战争斗士。欧洲打的战争也不都是“小型战争”。就在20世纪80年代，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积极参与了旨在赢得冷战的行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鉴于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急剧升级，这个赌注可以说是高得不能再高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硬实力的承诺。在其鼎盛时期，德国联邦国防军有50万的常备兵力，可以动员的兵力达到130万人。1983年，欧洲部署了核武装巡洋舰和潘兴导弹（Pershing missiles），这是大西洋两岸的努力，把一代大西洋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来自欧洲和美国左翼的一致反对。[61]当然，在21世纪，欧洲崇拜天真的信徒非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莫属。尽管欧盟可能会否认这个事实，但在后冷战时代，它仍然没有远离地缘政治。它与地中海和东欧邻国的关系复杂，不可能轻易地从北约联盟或强制的边境治安行动中解脱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尽管欧盟与中东的错综复杂的纠葛保持距离，并拒绝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地缘政治威胁，但是，一场激烈的大国对抗将在欧洲的家门口发生，而且就在世界银行体系开始瓦解之际，这种对抗的确爆发了。2008年8月，当金融市场迅速走向灾难时，俄罗斯与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开战了。
[*]位于美国肯塔基州，美联储的金库所在地。——编注
[†]欧洲央行主要机构有二，行长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和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前者是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由19个欧元区成员国的央行行长和执行董事会的6名成员组成，后者由欧洲央行的正副行长和其他4名成员组成，负责政策的组织实施。书中出现了ECB's council和ECB's board和Governing Council三种，根据语境，作者主要说的是欧洲央行的理事会，故对“board”的译法做了灵活处理。此处，“理事会”更符合文意。——编注
[‡]指那些发生于外部的、一国政府无法控制但对国内不同部门经济产生差别性影响的事件。——译注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红）和绿党（绿）组成的政治联盟。——译注
[¶]该制度按照各政党所获选票数在总票数中所占比例分配议员席位。——译注
[**]该词从“财政赤字”这个概念引申而来。“民主赤字”最初在欧洲使用，指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主的相对落后和缺失状态。在欧盟，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拥有决策权，但它们不直接对民众负责，决策过程也不透明。民选的议会则在欧盟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译注
[††]Pfandbrief，指为抵押贷款或公共项目融资而发行的德国债券。这种债券只能由获特别准许的银行发行，需有充足的抵押，由抵押贷款或公共部门贷款担保。这种债券是德国债市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其市场流动性较高的部分，称为Jumbo Pfandbriefe。——译注
[‡‡]宽容共识（permissive consensus），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虽然明显是由精英主导，但未曾遭遇来自一般人民的负面评价或反对声浪。丹麦选民在1992年公投拒绝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被认为是“宽容共识”终结的征兆。——译注
[§§]也就是《欧盟宪法草案》。——译注
[¶¶]概言之，是实现经济与货币一体化，重视社会福利的欧洲经济模式。2017年欧盟签署的《罗马宣言》重申了“社会欧洲”的愿景，涉及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进步、社会公平正义、自由流动、欧洲一体化和制度与文化多样性等。——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