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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未来的走向
第25章
未来的走向
2017年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召开，讨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了开幕致辞。这篇演讲被广泛认为是在宣布中国作为“全球化稳定之锚”的新角色。[1]八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消息登上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当时的介入举动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安格拉·默克尔不同的是，习近平不需要说服任何人相信他有能力和意愿采取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相称的行动。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经济体，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各地的许多人（特别是欧洲人）看来，中国已经是经济超级大国。
一
自2013年的“缩减恐慌”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一直处于困境之中。步入新千年以后，在经济上取得了伟大成功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南非——都已经崩溃。2014年秋，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沉重打击了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商。在制裁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俄罗斯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步履维艰。鉴于欧洲和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全球经济中唯一的支撑力量是中国的持续增长，而在2015年，就连这一点似乎也突然受到了质疑。
2015年6月12日，当西方因希腊和乌克兰事件而分散注意力时，中国股市开始下跌。三周内，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从5166点的高位下跌了30%。随着国家指导的“国家队”投资者——企业和基金——向市场注入数十亿元，股票价格暂时企稳。但在8月中旬，由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市场再次下跌，9月份跌至略高于3000点的新低。政府的干预措施暂时从这一水平推高了该指数。但在2016年1月4日，股市再度崩盘。到2月份，进一步的抛售浪潮将该指数拉低至2737点，仅略高于六个月前水平的一半。
2015年9月3日的胜利日阅兵将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它兑现了“永不忘记国耻”的口号，并以庆祝胜利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口号。普京是贵宾。与此同时，似乎为了呼应这一场合，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正在获得认可。2015年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达成这一进展的一个条件是，北京应允许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浮动。几十年来，人民币一直是单向押注。由于美元汇率被高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但是，当2015年8月初北京放开货币交易时，人民币迅速暴跌。
很显然，某些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在爆炸性增长的那些年里，受2008年以来信贷大规模激增的推动，中国重工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过剩。房地产行业因过度建设而不堪重负。股市被“非理性繁荣”和一波危险的保证金贷款浪潮推高。中国的影子银行业过度膨胀，让人想起2007年至2008年欧洲和美国出现的可怕的崩溃情景。[2]但是，最令研究中国的观察家感到担忧的是，为寻找避风港，一些投资者每月以数千亿美元的速度将巨额资金撤离中国。[3]他们是否知道一些世界上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2015年的人民币恐慌：中国的季度资金流入和流出（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Brad Setser, “Asia Is Adding to Its FX Reserves in 2017 (China Included?),” Follow the Money (blog), August 21, 2017, https://www.cfr.org/blog/asia-adding-its-fx-reserves-2017-china-included.
二十年来，人民币被低估一直是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常事。现在，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中国是否即将成为另一个由盛而衰的新兴市场，尽管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拥有强大贸易平衡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怎么会滑向货币危机呢？这让人联想起可怕的2008年，当时韩国和俄罗斯等出口大国发现自己的银行陷入困境，拼命地争取美元融资。而且，在2015年对情况的解释，与2008年如出一辙。全球化在不同层面上通过不同的渠道运行。韩国和中国等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形货物贸易渠道，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最具决定性的那个。一个拥有强劲的贸易顺差、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升值中的人民币的经济体，很可能会让银行、企业和个人以外币积累债务。2008年，韩国、俄罗斯和欧洲银行的一个共同点是都需要美元融资。这使它们极易受到利差变化或汇率走势逆转的影响。它们之所以脆弱，不在于贸易差额，而在于它们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国在2008年时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一逻辑。它的全球化仍然采用“经典”的做法——由其贸易账户主导。正是这种熟悉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以及美国的“双赤字”，分散了西方分析人士对北大西洋资产负债表上日益严重的金融紧张局势的注意力。但是，自2008年以来，随着中国速度惊人的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在金融领域与世界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当时，推动中国金融一体化的商业逻辑是合理的。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前所未有。中国的利率很低。但是，由于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区的利率甚至更低。人民币唯一可能的走势是升值。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具备了进行有利可图的“套利交易”的要素：借入美元；投资于人民币；用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收益，按照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来偿还美元贷款。[4]如果中国的外汇监管使得难以直接用美元投资，那么可以增加一两个步骤：借入美元；购买商品；将销售商品的预期收入作为抵押，借入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在中国进行投资。利润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中国的投资回报与美元融资成本之间的利差，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还有大宗商品价格受中国旺盛需求的推动而可能出现的上涨。
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到2014年底，虽然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达到了4万亿美元的峰值，但针对中国企业的跨境债权已飙升至1.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以美元计价，有8000多亿美元的债权由西方大型银行持有。[5]总计25%的中国企业债务是美元债务，但只有8%的企业收益是以美元计价。这种不匹配是有利可图的，但也有风险。如果任何一项基本条件——利率、汇率或大宗商品价格——发生变化，那么头寸就可能出现亏损。2015年，这三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预示着利差将很快转向错误的方向。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油价突然暴跌，扭转了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资金外流给人民币带来了下行压力。对于那些在11亿美元[*]的债务敞口中持有部分债权的投资者来说，这些因素的一齐发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而且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投资者竞相逃离。[6]
用《经济学人》的话来说，2015年冬至2016年冬，世界经济面临的威胁不亚于一场“灾难”。[7]长期以来，新兴市场的繁荣曾为全球化的故事注入了活力，但现在却停了下来，让人不寒而栗。俄罗斯、中亚、巴西和南非已经陷入衰退。中国经济的内爆，伴随着人民币暴跌和投资者竞相退出市场，很容易将世界经济推入衰退。《经济学人》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中国资金外流和巨大的产能过剩放大了全球通缩周期，而通缩的势头比2008年更加不可阻挡。工业和大宗商品生产商将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与此同时，如果人民币与美元脱钩，那么人民币将不是唯一贬值的货币。新兴市场的美元套利交易将会瓦解，由此引发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西方银行也无法幸免。
上述情景很可怕，哪怕它只是有可能发生也足以引发恐慌。大宗商品市场极度紧张。在2014年11月发生暴跌后，油价于2015年春稳定在每桶60美元。但是，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加上美国充足的页岩油供应以及沙特政府的顽固立场，再一次把市场推到了悬崖边。[8]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1月，油价从每桶60美元下跌了一半，至29美元。毫无疑问，正如沙特预料的那样，这对杠杆率很高的美国页岩油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并在美国金融市场掀起一阵焦虑的涟漪。即使在由量化宽松支撑的发达经济体，通缩压力也在逼近。2016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讨论的问题不是中国将如何领导，而是中国将如何应对。北京能否阻止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的内爆会不会让新兴市场不和谐的厄运转变为一场全面崩盘？但一年后，这场全球危机并没有延续到特朗普政府上台。问题是，为什么呢？
任何答案都必须从北京采取的行动入手。由于对2008年的危机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反应，中国政府在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方面令人钦佩。但在2015年，中国对这场危机的最初反应未能让人放心。[9]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取得成功。2015年8月的外汇交易自由化也处理不当。但是，北京方面保持了冷静。中国人民银行没有让人民币继续下滑，而是通过实施一种新的钉住汇率制[†]稳定了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资本管制，但在其他方面，该行允许解除美元暴露头寸。如果这是对资产负债表进行的调整，而不是一场普遍的恐慌，那么这是正确的做法。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夏天4万亿美元的峰值下降到2017年初的3万亿美元。眼睁睁地看着每月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流失，确实让人坐立不安，不过，外汇储备最终在较低水平稳定下来。为了在2016年初重振需求，北京启动了新一轮的信贷繁荣和财政刺激，同时着手清理扩张过度和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北京恢复了对局面的掌控，向来以倡导市场自由闻名的西方媒体也无法掩饰它们的欣慰之情。《经济学人》评论道：“随着资金外流被堵住，大部分资金都流入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房价飙升，先是在大城市，然后是其他地方。小型汽车的销售税降低了一半。由此可见，这些控制和刺激措施奏效了。”[10]受此影响，亚洲的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制造业大幅增长，将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全球通缩的威胁逐渐消退。
这就是必胜主义者的故事的来龙去脉。中国不只是又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北京在掌控着一切。中国遏制住了一场可能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危机。有人可能会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还不错。但是，2015年的形势不仅表明，中国既不是坚不可摧的，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更重要的是，它还证明了这一次中国并非完全自主。2008年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抛售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并破坏美国的稳定。八年后，由于中国金融融入世界的程度加深，这个问题发生了反转。在北京努力控制股市和外汇流失之际，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会抛售美元，而在于美联储是否会配合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
对珍妮特·耶伦和美联储委员会来说，这是一个深深的两难境地。2015年伊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将延续他们于2014年12月结束量化宽松时启动的进程。他们打算加息。问题是加息的幅度有多大，在多久后开始。在2013年的缩减恐慌之后，美联储敏锐地意识到了新兴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11]但是，随着美国经济慢慢走向充分就业，他们希望摆脱零利率，此举仅仅是为了在下一次挫折来临时给自己留出回旋余地。更普遍的是，人们强烈渴望回归“正常化”。尽管都在谈论长期停滞，但人们难以接受将零利率或美联储大幅膨胀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永久性特征。2013年，美联储曾标榜自己将全部的重点都放在美国的国民经济状况上。它们会转向中国吗？
2015年夏天，美联储仍然闪烁其词，但在9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多数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将把利率提高一个等级。但随后，人民币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贬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现了第二次下跌。无论美联储的授权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市场是全球性的。它们不能忽视这一威胁。8月24日，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000点，美联储退缩了。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被搁置，珍妮特·耶伦公开了美联储董事会这么做的理由。中国的不稳定是关键。在2015年9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耶伦解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时，记者们统计发现，耶伦6次提到了中国因素，10次提到了“全球”因素。与2013年印度和土耳其承受压力的情况不同，中国向美国回溢的风险过于重大，不容忽视。事实上，中国通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美联储没有必要继续加息。[12]
美联储放弃加息让北京松了一口气。中国乐见美联储承认相互依赖的说法。2015年10月，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大胆表示，美联储不能加息，因为中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说：“美联储的加息时点还没有到，美联储肩负对全球经济的责任，因此不能加息。”他认为，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应该承担全球责任”。[13]在美国，各方对此反应不一。正如不安的美国市场观察人士即刻指出的那样，耶伦基于中国的情况对美国的政策做出的调整，使解读美联储下一步举措的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市场已经能准确地对美联储做出预测。但在西方，没有人确切知道该如何读懂北京。[14]
2015年12月，基于美国自身就业市场的改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加息。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加息。[15]耶伦明确宣布，美联储打算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经济复苏已经得到了巩固。但是，美国政坛的两翼都对此举提出了强烈质疑。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外集会，要求告知“哪些方面复苏了？”数百万美国人远远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保守派对耶伦没有更早采取行动感到愤怒，唐纳德·特朗普最终也认同了保守派的观点。来自市场的信息也是喜忧参半。最初在2015年12月，投资者对美联储终于开始正常化感到欣慰。然后，中国和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油价暴跌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6年伊始，主要市场出现了抛售。到2月中旬，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下跌了11%。美联储又一次停了下来，该年夏天，市场因为英国脱欧出现了大规模抛售，这证明美联储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难以理解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11月大选中的落败的人来说，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局势感到极度紧张。自2008年起已经过去八年了，桑德斯、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在繁荣的背景下进行的。市场情绪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以至于美联储直到该年年底才认为加息是安全的，当时正值特朗普全面展开反击、全球通缩的幽灵终于消除之际。
二
2015年至2016年，世界经济躲过了全球危机的第三波浪潮。新兴市场的衰退仍然局限于个别经济体（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尤其局限于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经济衰退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没有蔓延到发达经济体。欧元区、英国和美国的缓慢复苏仍在继续。这一事实很容易被遗忘，但它应该成为我们了解自2013年以来非同寻常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动荡的一个框架。在乌克兰危机中，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甚至有利于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与此同时，2015年的希腊闹剧、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都是在看似平静、实则紧张不安的背景下发生的。2017年，我们没有遭遇保尔森提出的问题中描述的情况：如果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遇到了2009年奥巴马面临的那种挑战，美国和世界将如何应对？
尽管危机在2015年至2016年间得以避免，但风险正在上升。如果我们回到2008年以前，当时“中国危机”似乎很可能发生。然而，令观察人士担忧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可能会大规模抛售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当乌云密布时，稳住中国是保尔森领导的财政部的首要任务。保尔森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布拉德·塞策说了一句切中要害的俏皮话：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中国投资太多了，不会倒闭”。[16]将两房收归国有有助于防止大西洋和中国同时爆发危机，此类危机后果的可怕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保尔森的金融外交也突显出一个事实：2008年，管理中美金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府间关系的问题。相比而言，在2015年至2016年，不仅中国方面存在风险，而且私营企业和投资者也在转移资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一体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正如本书所述，这有着令人震惊的影响。
本书探讨了在私人金融深度一体化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以美元为基础的跨大西洋金融体系、欧元区和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国家——遏制这场危机的斗争。挑战是巨大的。经济内爆将公共和私人金融卷入了一个厄运循环。银行倒闭迫使颜面尽失的政府出手干预，以拯救私人寡头。美联储跨国采取行动，向其他国家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德国和希腊的关系、英国和欧元区的关系，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这些问题并不是在权力政治真空中提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一个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内，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命运问题而与俄罗斯发生的冲突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挑战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它们的规模很大，瞬息万变。在2007年到2012年间，压力是持续不断的。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做出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稳定付出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它们的目的是恢复银行的生存能力。它们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为以美元为基础的整个金融体系、欧洲和其他新兴市场提供了大规模的流动性和货币刺激。更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未能将以上努力转化为政治方面的资本，却要承担其不利后果。事实上，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纾困计划变成了令人生厌的字眼，美联储的合法性遭受了严重损失。在2008年记忆的阴影下，2016年的大选做出了一个严酷的裁决。随着特朗普担任总统、共和党控制国会，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否会支持全球化的基本机制，都成了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更不用说在国家或全球层面上开展对抗危机的任何冒险行动了。
面对美国的退位，有人可能曾经暗示欧元区可以取而代之。但是，由于欧洲央行、德国和法国未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欧元在2010年至2015年间成为给全球经济带来危险和不稳定的根源。如果欧元获救，那么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外界的压力和援助。让人不放心的是，长期以来，欧元区最强大的成员国德国一直都在强烈地抵制必要的措施。中国和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非但没有将欧洲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充满希望的合作伙伴，反而一再地想知道欧洲人究竟在搞什么鬼。[17]德国人可能会回答说，他们在传授纪律，迫使欧洲为未来的全球竞争做好准备。但是，如果不仅希腊，甚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也被眼前的危机压垮，那么传授纪律又有什么用呢？蒙蒂委婉地称之为“精神障碍”的问题最终在2012年被克服了。欧洲央行新近的积极行动稳定了债券市场。银行业联盟的成立需要一些配套的基础金融措施，但这方面的进展极其缓慢，而且柏林仍在阻止欧洲发行共同的安全资产，即欧元债券。[18]与以往一样，法德轴心是关键。2017年，投票支持马克龙，就是投票支持欧洲。不是为了现在的欧洲，而是为了一条新的道路。[19]这取决于德国。2017年5月，面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灾难，默克尔宣称欧洲需要开辟自己的道路。然而，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之后，柏林是否会成为上述欧洲新计划的合作伙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是个不祥之兆。该党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反移民、反难民的种族主义政党，但它的出现源于2013年右翼对德拉吉和欧洲央行的强烈不满。此外，对欧洲同样重要的还有大联合政府的终结。2010年至2012年，在默克尔处理欧元区危机方面，自民党发挥了恶劣影响，巴伐利亚的右翼基社盟也是如此。在撰写本书时，欧洲正在等待德国组建新的政府。[‡]
当然，跨大西洋关系并不仅仅建立在金钱上，它与深厚的文化、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交织在一起。而这种情况也延伸到了东欧国家（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它们在21世纪初急切地融入了欧盟和北约。在东亚，美国的同盟体系一直都是松散的。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还远未达到圆满的程度。与韩国、日本或欧洲不同，中国并不隶属于美国的全球网络。当美国在2008年扩大货币互换额度时，它行动的领域是经济活动的非政治化领域，而这个领域同时又由深层次的权力关系所框定。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的政治背景，以及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所扮演角色的怀疑，两国将更加难以实现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共享，就像美联储为欧洲提供互换额度那样的经济利益。而且，鉴于西方国家在东欧开拓方面的经验，华盛顿或欧洲在地缘政治真正紧张的地区进行金融外交的能力并不乐观。尽管在2008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几周，有关北约扩张的讨论导致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战争，但是坦率地说，在2008年至2009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西方忽视了东欧。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老布什政府的资深人士警告称，东欧和西欧再次面临分裂的风险。接着，在2013年，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梦游般地与普京发生了冲突。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奥巴马政府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际，在北京看来，该协议是一种咄咄逼人的遏制措施，而日本和中国也在中国东海的岩石岛屿问题上针锋相对。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是不可预测的，但正是在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奥巴马目睹了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升级到了这一程度。俄罗斯凭借其外汇储备而躲过了制裁。中国的资源要雄厚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需要设想一个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真正密切合作的世界。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金融监管和外汇管制体系的结果，这个体系长期以来遭到西方的批评。中国要想阻止外汇储备外流，就必须重新收紧这些控制措施。从经济角度来看，它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巨大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 Lerner）曾经语带挖苦地说过：“经济学通过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作为其研究领域，获得了社会科学女王的称号。”[20]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以及它与西方的关系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三
2015年至2016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让人想起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即使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有能力且信息掌握充分的政府来说，经济挫折也来得突然，令人措手不及。对此，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恐慌、危机、冻结、内爆、挤兑、突然抑制、突然停止和极端不确定性，所有这些说法描述了自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体系发生了什么或者将会发生什么的威胁，它们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除了全球一体化可能产生的结构性、缓慢变化的紧张局势，它还会造成突然的断裂，这些事件无法完全归结于结构性的关系，或者无法受到法律的规范。这些危机很难事先预测或定义。它们是预料不到的，往往非常复杂，而且还十分紧急。这样的时刻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需要采取行动。上述关于危机的诸种描述构成了本书的叙述框架：一方面是大型组织、结构和过程；另一方面是决定、辩论、论证和行动。
使用突发事件或消防救火之类的隐喻，是描述这种时刻的一种方法。在美国的危机斗士中，军事词汇是司空见惯的：最大力量、鲍威尔主义、震慑和大型火箭筒。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说，我们需要的是无形的、变化无常的东西，需要政治领导和行动。这取决于制定计划和方案、争取支持和抵御反对力量。
2008年，当金融危机在布什政府落幕的最后几天升级时，人们对美国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普遍怀疑。就共和党而言，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那个关键时刻，由于未能在维持民众基础和确保系统稳定之间充当支架，最终共和党以失败告终。正是这种经历让保尔森在2016年看到了以更加极端的形式重演的一幕：共和党精英被剥夺了权力，特朗普被选为总统候选人。2008年，显而易见，纾困计划存在影响全局的利害关系。它跨越了大西洋。但从政治本质的角度来讲，需要一个由共和党精英和民主党领导层组成的脆弱的跨党派联盟来团结美国，为美联储和财政部稳定全球的努力提供支撑。美国随后的政治两极化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再次凸显了这个联盟的历史意义。
这是美国在这出戏中的戏份。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情况具有全球意义。但是，全球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这在欧洲和亚洲也是如此。欧元区危机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为不受欢迎但至关重要的行动组建联盟？谁的意志、毅力、耐力、利益和妥协意愿将占上风？或许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不确定性竟然刻画了全球秩序最重要的支点之一。然而，在民主条件下，建立这种临时的、不平衡的政治联盟，是资本主义治理的必然要求。在20世纪，正是它使《凡尔赛和约》与马歇尔计划存在不同，或者使赫伯特·胡佛与罗斯福对大萧条的反应截然不同。“政治经济”中的政治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自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的规模使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治理要求之间的关系面临巨大压力。最重要的是，这种压力并没有表现在民众受到波及的危机中，也没有表现在民选领导人对政策的最终控制上，而是表现在历史上调解过这两者的政党的危机中。金融危机的压力考验了他们的方案、连贯性和动员支持的能力，结果发现存在不足。在许多国家，左翼温和派政党已经被扫地出门，这在希腊和法国表现尤甚。因为他们无力建设性地应对欧元区危机的压力，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德国（这个被普遍认为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在201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两大主要政党的支持率都跌至历史低点。在美国和英国，右翼的主流政党遭受了严重分裂，其造成的戏剧性后果是英国脱欧，而美国共和党人的分歧和冲突日渐加深，这可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共和党拥有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赢取选票的组织，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媒体机器，以及大量的筹款资源。但是，从过去十年的记录来看，它没有能力在政府中有效地立法或开展合作。
考虑到曾经流行的观点，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民主时代，甚至是后政治时代，这些严肃的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令人惊讶。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复杂的社会体系（例如金融市场），以及现代政府及其所在的政府间体系这样的机器，创造了一种稳固感。它们使我们怀疑它们是否可能服从政治机构、决定或辩论。我们往往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技术官僚的先发制人和篡权无处不在。有一些方法可以描述这些体系的运作，而它们却不考虑政治的存在。然而，如果说这样一段历史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表明这些描述的贫乏。政治选择、意识形态和专业行政机构在这段叙述中无处不在，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它们不仅是令人不安的因素，而且是对巨大的“体系”“机器”和金融工程设备失灵所产生的巨大波动性和偶然性做出的重要反应。成功与失败、稳定与危机，的确可以取决于特定的选择时刻。我们所说的“雷曼时刻”并非毫无意义。当然还有其他时刻：多维尔会见，2011年戛纳峰会，“不惜一切代价”，更不用说英国脱欧公投或令人瞠目结舌的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
追溯至16世纪，回到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同时诞生之际，做出决定的时刻、偶然事件发生的时刻、选择的时刻和伴随而来的戏剧性时刻，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现代历史感。尽管这种历史感在1989年之后可能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但随着一声巨响，它又回来了。这样的时刻是记忆和纪念的坐标。它们激励着人们采取行动：2008年9月15日之后，避免再次出现雷曼事件，成为全球危机管理者坚定不移的想法。它们构成了叙事和历史的时间轴。它们定义了周年纪念，引发了辩论和反省与审视。20世纪初充斥着动荡，而21世纪初充满了百年庆典。其中规模最大的庆典发生在2014年：1914年事件的百年纪念。世界各国对纪念和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浓厚的兴趣。历史学家们回顾了20世纪的创伤。[21]他们以乌克兰和东亚的冲突为参照，这使得1914年的教训显得尤为重要。从一种间接的角度来看，考察1914年的事件或许也是思考2008年金融危机所折射出的那种历史问题的好方法。
我们对1914年和2008年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2]大缓和是如何结束的？人们知之甚少且几乎无法控制的巨大风险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在突发的地震中，全球秩序是怎样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的？大型技术系统的“铁路时刻表”是如何参与进来并造成灾难的？不合时宜和过时的参照系如何让我们无法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在梦游中陷入危机，还是受到了黑暗力量的推动？谁应该为随之而来的人为灾难负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联动性是所有不稳定的驱动因素吗？民众参与政治的激情是如何塑造精英决策的？政客们又是如何利用这些激情的？还有方法去建立国际和国内秩序吗？我们能不能实现永久的稳定与和平？法律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还是我们必须依靠恐怖平衡以及技术人员和将军们的判断？
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就1914年提出的问题。我们针对2008年及其余波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是笼罩在现代性重大危机上空的问题。
[*]原文为“$1.1 billion”，似乎有误。结合前文内容“针对中国企业的跨境债权已飙升至1.1万亿美元”，应该为1.1万亿美元。——译注
[†]人民币不再紧盯美元，而是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这是2015年8月11日实施的汇改的内容。——译注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与社民党于2018年3月达成协议，组建联合政府。——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