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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解决方式与真正的症结所在
托马斯·索威尔
2009年3月7日
有人曾说过，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是上一代人的自由主义偶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存在多过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休伯特·汉弗莱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当下我们的经济危机已经训练出一些政治家，可以为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结果就是，他们的存在是一切痛苦的真实根源。
什么是不存在的问题呢？无法负担住房压力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的政治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高速发展，导致按揭贷款业务领域全然转变；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房产热，而房产泡沫破灭之后，就把我们留在一个烂摊子中，现在我们正试图挖一个通道，走出这个烂摊子。
通常来说，房地产支付能力是按照支付公寓租金或是按揭贷款月供的人均收入来测度的。
各处都有那种仅仅是头上的一片屋顶，就要花费整个家庭一半收入的情况。许多这样的家庭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沿海，也有少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其他各地。
但是，与经济适用房政治改革开始10年之前相比，居住在美国广阔的中部地区的人们（对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精英人士来说是“飞越之区”）[1]面临的房价并没有占人均收入的更大比例。
为何当时华盛顿的官员在这一局部地区问题上推行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呢？可能最好的答案就是“这在当时看上去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政府官员不一直忙于解决各种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公众选举出来的官员是多么富有同情心、多么重要？
房价飞涨的问题，对于存在这一问题的地区来说，实在是太现实了。如果你只能靠收入的一半来过活，因为另一半要供房，那就太令人沮丧了。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几个地区问题都有相应的原因，因为通常当地对于住房建设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一系列颇具政治吸引力的名称，如从《开放空间法》和“精明增长”政策到“环境保护”和“耕地保护”。
就像大多数听起来精彩的政治标语一样，这些崇高的目的没有一个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在彬彬有礼的政治社会中，人们是不会用到这两个字的。
举个例子，《开放空间法》会为每间住房的平均价格带来几十万美元的涨幅吗？没有人质疑。然而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在全国数十个地区，用地限制至少为每间住房的价格增加10万美元。
在一些地区，比如加利福尼亚沿海，这些限制带来的平均房价增长达到几十万美元。
换句话说，问题存在于哪里，哪里的政策就是根源所在。而全国的政治家却试图将此描述成一个他们会解决的全国性问题。
他们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通过向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施压，降低按揭贷款的门槛限制，这样就会有更多人买得起房了。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限制了国有企业之一的房利美公司对于为中低收入人群发布的按揭贷款的收购额度。
就像大多数政治性的“解决方法”一样，经济适用房“问题”的解决极少考虑，或者说根本没有考虑到可能会承受更广泛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士一再警告说，放低借贷标准意味着按揭贷款变得更加危险。他们给出了银行和其他财经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许多华尔街的大公司。一旦债务人违约，拖欠贷款，之后所有经济、金融方面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开始倒下。
政治家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没有工夫解决这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全国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制造出一些真正的问题。而现在，他们正出台更多的解决方法，而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更大的问题。
[1]飞越之区，即flyover country，指的是美国中部，因为美国的富人、名人或是追逐时尚的人们都居住在东海岸或西海岸，他们不会到中部区，而只是常常在旅行之中飞越该地区。—译者注